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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現狀；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成因；縮小居民收入差距的對策建議等進行講述，包括了居民收入差距呈擴大趨勢、城鄉、地區、行業及部門之間的收入差距繼續擴大、就業機會的不均等、收入高低和勞動者受教育程度、技能水平密切相關等，具體資料請見：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國民經濟總體水平的提高,居民收入狀況和生活質量也有了明顯的改善和提高。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高度平均主義的收入分配格局被打破。但是,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和社會結構的轉型,我國居民收入差距呈現出不斷擴大趨勢。分配差距擴大趨勢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的,如何理順收入分配關系和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縮小收入差距,實現真正的共同富裕,這就是本文所要論述的主要問題。

一、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現狀

洛倫茨(M.Lorenz)在研究居民收入分配程度時,創造了所謂的洛倫茨曲線。意大利經濟學家基尼依據洛倫茨曲線,提出了計算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統計指標,稱為基尼系數。它是最常用的反映收入差距的指標?；嵯禂翟酱?收入差距越大。按照國際通用標準,該系數在0.2以下表示收入分配絕對單平均,在0.2~0.3之間表示收入分配較為合理,在0.3～0.4之間表示收入差距擴大,在0.4以上則表示收入差距相當懸殊。對當前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現狀應給予高度關注。

1.居民收入差距呈擴大趨勢。據國家統計局統計,1978年我國的基尼系數是0.16,1988年為0.386,2001年為0.395,現在已達0.45左右,居民收入差距呈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據測算,在我國現有80000億元左右的居民儲蓄存款中,20%的高收入者擁有了80%,即64000億元,人均近25000元;而80%的人口只有20%,即16000億元,人均約1500元。另據資料顯示,中國目前最富裕的20%家庭的收入占有社會全部家庭收入的50.24%;而最貧窮的20%家庭的收入僅占有社會全部家庭收入的4.27%。

2.城鄉、地區、行業及部門之間的收入差距繼續擴大。具體表現為:(1)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據統計,按可支配收入計算,城鄉差距為3∶1;若按貨幣收入計算,差距為4∶1;若加入各種有利補貼,差距為6∶1。朱光磊認為,1979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為1.75∶1,1995年為2.47∶1,1998年為2.54∶1,1999年為2.65∶1。如考慮住房、醫療、物價等補貼,城市居民收入要比農村居民收入至少要高出4倍。陳益龍認為,農村居民人均在1000元以下的有12%左右,與城市居民10%最高收入戶的收入相比,比例為1∶12[1]。(2)地區之間收入呈東高西低的特征,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據國家統計局按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劃分來看,東、中、西地區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系數在1978年分別為1.20∶1.09∶1,1998年則提高到1.94∶1.35∶1。另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調查,北京、廣東、江蘇1988—1995年期間人均收入實際增長率分別是81.9%、78.9%和64.7%,而同期甘肅僅為0.6%。(3)不同階層、行業、職業之間的居民收入差距擴大。據國家統計局城調總隊2000年初對全國15萬戶城鎮居民進行的抽樣調查,全國城鎮居民不同階層、不同行業差距明顯拉大。如果按戶人均收入由低到高分線,計算各組戶人均收入及其在全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其中,20%的高收入戶占總收入戶的42.2%,戶人均收入達992元,20%的低收入戶僅占總收入的6.5%,戶人均收入124元,高收入組與低收入組的戶人均收入比為8∶1,差距相當大。行業之間的差距亦呈擴大趨勢。1978年,我國最高行業與最低行業的工資之比是1.38∶1,1998年則升為2.35∶1。一些壟斷行業、新興行業部門,金融、煙草、電信、電力部門收入增長很快,各類獎金、福利很多。而一些傳統部門如冶金、煤炭、紡織等行業的職工收入增長就相對緩慢[2]。而私營企業主、外企中的中方雇員、項目經理、明星的收入與下崗工人、失業人員和落后地區的農民收入對比鮮明。

二、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成因

我國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現實,不是單一原因所致,而是諸多因素綜合的結果。其中,既有合理合法的原因,也有不合理不合法的原因。

1.就業機會的不均等

收入分配不平等既有產業結構變動引起的原因,也有體制改革和宏觀經濟政策調整帶來的后果。產業結構的調整和不斷升級給“富者”帶來了增收的機會,卻減少了“窮者”的就業和收入機會。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推行的一些體制改革帶來了就業機會的不均等,引起了收入分配在不同階層之間的分化;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我國所實行的一些宏觀經濟政策有利于“富者”增加收入,但“窮者”增收的環境沒有大的變化。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我國在三方面的政策安排上對收入分配的平等性帶來了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一是全國各地興起的城市化浪潮給低收入者,特別是農民的積極影響不大;二是在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過程中,政府為“窮者”和“富者”帶來的機會不平等;三是我國金融制度和政策的不當安排,也是“窮者”和“富者”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3]。

2.收入高低和勞動者受教育程度、技能水平密切相關

就勞動者自身而言,較高的工資收入是和熟練地掌握較高的勞動技能密切相關的,而熟練的技能又和受教育程度密切相連。因此,從受教育程度和收入高低的關系看,勞動者由于接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勞動技能不同而形成收入差距。一些西方發展經濟學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教育收益進行了經驗研究,得到的結論是:一個人所受的教育年限與他所獲得的收入成正比變動關系。就是說,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比只受過中學教育的人在收入上要高得多,而中學畢業的勞動者的收入要比小學畢業的勞動者的收入高得多。而在同一年齡組內,文盲的收入水平是最低的,西方經濟學家認為,收入水平基本上反映了勞動生產率水平,這樣,從教育與收入之間的關系中又一次看到人力資源是促進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當前,在我國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熟練勞動和復雜勞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要多倍于簡單勞動和非熟練勞動。能從事復雜勞動的人才短缺和不足,從事簡單勞動的人力大量過剩,使收入拉開差距。

3.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優勝劣汰法則必然導致一定程度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我國改革開放的梯度推進戰略也會使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4.由于人們占有生產要素的質量和數量不同,承認按生產要素分配,客觀上也會造成人們收入水平和富裕程度的差距。

著名經濟學家樊綱教授在2003年就指出:“我國的土地和自然資源這兩類最值錢的生產要素的價值,在國有資產的統計中根本沒有數據,而是分布在各個企業里,由各個企業小集團利用,成為企業資產甚至個人資產。結果這一塊造成了嚴重的收入分配不公,造成了國有資產流失,也造成企業盈虧的模糊。一些資源性的、壟斷性的企業,如果不是占有著自然資源又不交資源稅(所謂利潤留歸企業),占著土地又不交地租,也許早就虧損了。隨著我國經濟越來越多元化,越來越開放,如果我們再不重視土地和自然資源及收益的分配,將會有越來越多的私人資本(包括外資)無償分享這些資源,國有資產將更加大規模地流失?？梢?土地和自然資源配置不當是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原因?！盵4]

5.農民收入增長趨緩,甚至負增長,是形成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因素。

近年來,我國城市國有企業戰略性結構調整,下崗職工增多,城市安排自身失業人口壓力很大,不可能大量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農村剩余勞動力不容易轉移出去,企盼農民收入增加就將是艱難和緩慢的。其原因就在于農業的投入和產出都很低。

一是耕地銳減,每年以三四百萬畝的速度遞增,而人口以每年1500萬的數量遞增。我國人均耕地比建國初期的2.7畝下降了近一半。滯留在有限耕地上的勞動力愈來愈多,不僅難以實現規模經營,而且土地經營規模反而愈來愈小,勞動生產率不能提高,成為農民收入提高的巨大障礙。

二是農用生產資料價格飛漲,農產品生產成本增加,使農民投入相同經費的收入大幅度下降。

三是由于農業生產結構、農業產品結構的調整落后于食品消費結構的變化,以及流通體制與市場發育的不完善,致使一些地方、特別是其主產區,出現農產品賣難的問題,農民的實物產出不能轉化為貨幣。

四是農村勞動力剩余,沒有活干,當然也就增加不了收入。這一方面是由于鄉鎮企業中資本代替勞動的趨勢愈來愈明顯,鄉鎮企業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愈來愈小。另一方面,由于城市企業大量職工下崗,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受阻。

五是我國發展市場經濟以來,由于國家計劃配置資源比重下降,資源市場配置的趨利性和農業天生的弱質性特點,使以農業為主的農民在資源占有的競爭中處于弱勢,資源占有份額小,當然經濟產出也就相對要少,收入就相對少。

六是農民增收緩慢,除了農產品市場制約,以及非農就業困難加大表層原因制約外,還有更深層次的制度因素制約。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體制及其經濟政策,造成就業機會的不平等,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制度障礙,如戶籍制度和相關的就業政策嚴重地限制著勞動力流動,使農村居民的就業機會相對城市居民而言少得多。

6.非公有經濟內部分配機制決定的內部收入差距、非公有經濟和公有經濟之間的工資懸殊,造成不同經濟成分之間的收入差距。這個趨勢的發展,將成為中國城鎮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

7.經濟體制改革的不到位和政治體制改革滯后導致大量不合理收入。在部分領域,對于有限的社會資源的調配,仍取決于權力關系而不是市場因素,即依靠行政權力,以國家的名義占有和瓜分本屬于全社會的經濟資源,由此造成壟斷部門的從業人員與所占有的資源比例極不協調,盡管其從業人員不多,但所占有的經濟資源極為驚人。由于它們長時間壟斷行業資源,使從業人員待遇極為優厚。由于對統一市場的不合理分割和地方行政干預導致的人力資源和物資資源不能正常、合理地優化配置和整合,從而形成人們在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異。除此之外,形成收入差距不合法的原因主要有:個體私營業主的偷稅漏稅收入;由于權力市場化、商品化而導致的各級黨政官員的腐敗賄賂收入;走私販假等其他的非法、非正常收入。這正是人們常說的收入分配不公,這種分配不公很容易引起人們的不滿,進而對社會的穩定發展帶來負面影響。實際上,收入差距擴大并不必然會引起人們對收入分配的不滿。如果收入差距擴大來自于人們認可的原因,如勞動貢獻、知識技能,甚至個人機遇等原因不僅不會引起不滿,反而會成為提高生產率的激勵因素,這也是改革的初衷和目標。相反,通過利用一些非法手段,借助權力和壟斷力量來獲取個人私利的行為,將會引起人們巨大的不滿。如處理的不好,就會影響到社會的穩定。

三、縮小居民收入差距的對策建議

分配是社會再生產的一個必要環節,是由相互聯結的若干部分構成的一個有機整體,收入分配問題是一項相當復雜的系統工程。當前,我國收入分配中出現的問題,涉及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方面面,既涉及到分配過程,又涉及到分配結果;既包括初次分配問題,又包括再分配問題;既牽扯到收入分配政策調整問題,又牽扯到稅收體制改革問題。因此,必須全方位地分析、比較、探索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案。即正確理順分配關系,逐步縮小收入分配差距,解決分配領域的諸多矛盾,防止兩極分化,把收入分配差距控制在一個合理的、社會可承受的范圍。同志曾在《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干重大關系》一文中指出:“如果差距懸殊,而且任其擴大,就會造成各方面的嚴重后果?！彼?我們必須采取切實措施,加強宏觀調控,調節收入分配,防止貧富差距的無限擴大而影響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

1.發展教育和經濟,擴大就業,提高勞動生產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財富的分配取決于財產所有權和財富積累的分布狀況,而收入的分配取決于知識技能、職業培訓和這些技能的市場價格。當前,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關鍵是發展教育和經濟,擴大就業,提高勞動生產率,而不是搞平均主義。我國現階段居民收入差距是經濟發展中的差距,必須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來解決。只有經濟發展了,生產率提高了,才能減輕和消除貧困,縮小貧富差距,為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奠定物質基礎。同時,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經濟增長速度越快,吸收的就業人員就越多。隨著勞動力市場的建立,勞動力的就業狀況不可避免地與經濟波動相聯系。當經濟運行轉向不景氣時,不可避免地有大量的企業陷入困境,程度不同的減員是他們可能采取的措施之一。這就會造成失業人數大量增加。相反,當經濟開始回升時,景氣預期將促使企業紛紛擴大經營規模,紛紛雇傭勞動力,新企業也不斷涌現,這些都急劇地擴大了社會就業量。就業越充分不僅為解決收入分配差距問題提供經濟基礎,而且也解決了勞動力的就業問題。

2.堅持效率優先與兼顧公平相結合的分配原則。在收入分配調節中,把勞動者的勞動報酬與勞動貢獻緊密結合起來,打破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高度平均主義的收入分配格局。在初次分配中,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注重效率,機會均等,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鼓勵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在再次分配中注重公平,統籌安排,加強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職能。加強對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提高社會再分配能力。完善個人所得稅制,開征遺產稅、大額財產稅、特別消費稅;適時開征社會保障稅。通過多方面的收入分配政策,縮小收入差距,防止兩極分化。

3.切實增加農民收入,從根本上消除農村居民的貧困問題。農村居民的收入來源主要包括工資性收入(即勞務收入)、家庭經營純收入、轉移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增加農民收入應主要從工資性收入入手,尤其是外出就業的現金收入。農民外出就業的主要渠道是當前和今后農民收入的主要增長點。除此之外,以市場為導向調整和優化農業結構,積極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大力開拓農產品的國內外市場,減輕農民負擔,加強農村基礎建設等,都是增加農民收入和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徑。

4.規范市場競爭秩序,嚴厲打擊以各種方式獲取非法收入和不正當收入的競爭行為,對壟斷企業建立資格審查及事后監督機制;加強對壟斷企業的股份制改造力度,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結構,通過內部監督和約束機制規范收入分配行為。從而實現生產要素在全社會范圍內的合理配置,為市場競爭主體提供比較公平的競爭環境。保護一切合法的勞動收入和合法的非勞動收入,積極營造一種使人們通過知識、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來致富的社會環境。

5.強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實行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在此基礎上,必須深化國有企事業單位和公務員工資制度改革,建立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建立以崗位工資制為主的基本工資制度,以崗定薪,適當拉開不同崗位的收入差距,對于企業要提高關鍵崗位和有突出貢獻人員的收入水平,對于機關事業單位,要在繼續增加公務員和教師工資水平的基礎上,進一步拉大職務、職稱之間的收入差距[5]。

6.為了實現共同富裕,我們還要完善最低工資保障制度,正確處理工資和就業之間的關系。既要隨著經濟增長和生產率的提高而逐步提高工資,又要防止工資增長過高過快,就業崗位減少而增加就業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