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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計準則的經濟后果

會計準則“經濟后果觀”的出現始于20世紀70年代，是一門討論利益各方進退的學說。目前被廣泛引用的會計準則經濟后果含義來自于美國學者StephenA．Zeff。1978年，Zeff在其《“經濟后果”學說的興起》一文中指出，從20世紀60年代起，美國會計界開始意識到會計信息的經濟影響。所謂經濟后果，按照Zeff的理解，是指“會計報告對企業、政府、工會、投資人和債權人決策行為的影響。這些個體或團體行為的后果被認為可能影響其他團體的利益。”此外，美國其他學者如WilliamR．Scott（2000）將經濟后果定義為“經濟后果是指無論有效證券市場的理論含義如何，會計政策的選擇會影響公司的價值。”

WilliamH．Beaver（1981）指出，財務呈報有許多潛在的經濟后果，并將其歸納為：財務分配、所招致的累計風險與風險分布、累計消費和累計生產、資源配置、公開提供信息的資源、民間搜集信息的資源。

從表面上看，會計所生產、提供的只是一些不同數字和文字的排列與組合，從而會計準則似乎是一種純粹的技術規范。但深入到數字的背后，它還代表了一定的經濟利益，表現為會計信息體現并調整著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關系，不同的會計信息將對各利益集團產生不同的影響。由于會計信息是根據會計準則生產與提供的，不同的準則規定會使會計信息的內容有所不同，從而進一步影響到各利益集團的利益分配格局，因此會計準則是有經濟后果的。因此，在經濟后果觀看來，會計準則不再是一種純粹的技術規范，而是財富分配的游戲規則，它界定了財富分配的金額和流向。有鑒于此，各利益集團必將極力利用其影響力紛紛介入會計準則的制定和修改，從而使得會計準則的制定和修改類似于國家的其他法規、政策的制定一樣，成為一個政治過程，討價還價與強勢集團將對最終的準則有著相當程度的影響。最終頒布的會計準則既要遵循會計本身的基本原則，又要考慮經濟后果，最終出臺的會計準則將是各方力量博弈的結果。

二、金融危機下的公允價值會計準則經濟后果

1.公允價值的內涵及其特點

20世紀70年代開始，源于歷史成本、權責發生制和實現原則的傳統財務會計難以為投資者提供決策有用的信息，從而備受懷疑。20世紀80年代美國發生的儲蓄和貸款危機更加深了人們對歷史成本會計的指責。與此同時，隨著金融衍生工具產品的大量產生以及隨之而來的金融風險，西方特別是美國會計界開始在歷史成本之外探討其他的計量屬性，由此公允價值會計在學術界和實務界都得到了迅速發展，已逐步成為經濟發達國家一種重要的會計計量模式。

公允價值計量具有顯著的“順周期”效應。

與歷史成本計量相比較，公允價值計量面向現在和未來，更加注重會計要素價值的動態變化過程，公允價值變化反映了經濟情況發生變化對資產或負債價值的影響。因此，當金融市場運行比較平穩時，采用公允價值計量不僅能真實、公允地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充分揭示金融機構面臨的風險，而且還不會引起資產及收益等賬面價值的大幅波動。因此在本次金融危機爆發以前，公允價值計量得到了廣泛應用甚至青睞。然而當市場處于極端情況時，公允價值的“順周期”效應卻會把問題嚴重放大，尤其是對銀行業來說將使其賬面數字螺旋式地減少，企業資產嚴重縮水，從而損害其利益。因此，公允價值會計準則被認為是此次金融危機的“幫兇”而成為銀行業等相關利益集團指責的對象，公允價值存在與否成為各方爭論的焦點。會計準則經濟后果在本次金融危機中得到了強有力的體現和驗證。

2.美國公允價值會計準則經濟后果

從美國來看，首先對公允價值進行指責的是在危機中遭受重創的美國金融業。以美國投資銀行等大型金融機構為代表的金融界，將批評的矛頭直指美國會計準則，認為FASB在2007年11月實施的157號準則《公允價值計量》（以下簡稱SFAS157）是導致金融危機進一步深化和無法控制的根本原因。

美國銀行家協會認為，在市場大跌和市場定價功能缺失的情況下，按照SFAS157對金融產品計量將導致金融機構過分對資產按市價減計，造成虧損和資本充足率下降，進而促使金融機構加大資產拋售力度，從而使市場陷入交易價格下跌———資產減計———核減資本金———恐慌性拋售———價格進一步下跌的惡性循環之中，對加重金融危機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前主席威廉·伊薩克公開宣稱，正是由于公允價值會計準則導致眾多銀行不得不過多地和不合理地減計資產，從而壓縮了銀行的放貸，進一步使經濟震動。為此，他們曾先后致信相關管理層要求修改公允價值會計準則。其次，金融危機爆發后，平時并不關心會計專業問題的美國政治家們也開始紛紛表達對會計準則的觀點，其中眾議院共和黨領袖約翰·博波納的聲明尤其具有代表性：“對那些沒有市場價值的金融資產而言，繁重的公允價值計量規則已經惡化了信貸危機，改變這些規則已經成為眾議院共和黨的首要任務。”2008年9月26日,在美國眾議院否決國會提出的救助法案后，對會計準則的指責達到了頂點。由60多名議員組成的兩黨聯立團體在9月下旬寫信給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敦促暫停公允價值會計準則。2008年10月3日，在美國眾議院通過的救助法案最終稿中，專門有兩條針對會計準則，其中第132條授權美國證監會可以在其認為必要的情況下，有權停止執行SFAS157號準則等規則；第133號要求證監會調查SFAS157號準則中提出的公允價值計量對美國金融機構的影響以及修改該準則的可行性，并要求證監會在法案生效90日內向國會提交研究報告。

美國財政部、聯邦儲備委員會和一些經濟界人士指出，資產價值背離它們的真實市場價格將導致公司財務狀況“健康”的人為假象，最終會導致儲蓄和貸款市場的崩潰，并將像日本20世紀90年代一樣出現長達十多年的經濟衰退。許多業內人士也撰文指出，抵押資產估值方面的問題不是導致危機的原因，通過放松會計計量的規則而“創造”的利益是一種幻覺，只能延遲問題的解決；改變公允價值會計準則，將會剝奪投資者在最需要關鍵財務信息的時候獲取這些信息的權利。美國消費者組織對此也持反對態度。他們認為，允許企業欺騙投資者又欺騙自己并不是解決問題的好辦法，這本身就是一個問題。這會讓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按幻想定價”，肆意虛定高價。

不過，面對來自美國國會和金融界的巨大壓力，會計界雖仍然繼續堅持公允價值計量規則，卻也不得不改變一向強硬的不妥協立場。2008年9月30日，美國證監會和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針對非活躍與非理性市場情況下采用公允價值的會計處理方式了指導意見。該指導意見仍然堅持第157號準則的原則，并未暫停公允價值的使用，但是允許企業在為資產確定其公允價值時，如果該類資產缺乏活躍的公開市場交易，管理層可以采用自己的金融模型和判斷進行計量。

顯然，這一指導意見是多方妥協的結果，在沒有放棄公允價值計量目標的同時，也滿足了銀行家和一些政治家的要求。2009年4月2日，FASB以3票贊成、2票反對的方式正式通過了極具爭議的放松對公允價值運用和資產減值準備的要求。

根據新的規定，對于缺乏活躍市場的特定金融產品（如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如果金融機構管理層認為市價不能代表其真實價值，可采用內部模型，即通過折現現金流量對這些金融產品進行估值和計價。這一規定與SFAS157要求優先運用市場參數確定公允價值的做法相去甚遠，為金融機構管理層利用主觀判斷調節利潤大開了方便之門。

3.國際會計準則公允價值經濟后果

同樣，國際公允價值會計準則在金融危機中也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在歐洲，2008年9月，法國總統薩科奇首先對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提出質疑，指責IASB不允許對金融資產重新分類從而導致歐盟銀行處于不利的競爭地位。之后，在法國財政部的牽頭下，歐盟的財政部長們也紛紛向IASB提出最后通牒，聲稱IASB在2008年10月底前如果不允許對金融資產重新分類，歐盟將宣布不再遵循IASB的與金融資產和公允價值相關的財務報告準則。迫于歐盟的巨大政治壓力，IASB在沒有遵循允當程序的情況下，于2008年10月13日對第39號國際準則《金融工具：確認與計量》和第七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金融工具：

披露》進行修改，允許某些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FVTPL）和可供出售（AFS）的金融資產在特定情況下可以重新分類。具體修訂要點包括：在極少數情況下，允許將FVTPL的金融資產重新劃分至其他類別的金融資產；預計未來仍將持有且有能力持有的AFS金融資產可重新分類至貸款及應收款；已經計入損益表的金融資產不得再轉回。IASB允許將按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資產重新分類為按攤余價值計量的金融資產，可以說正是會計技術性讓步于政治現實性的無奈之舉，它迎合了金融機構管理層的機會主義傾向，為后者進行盈余管理提供了更大的自由裁量權。例如，德意志銀行通過將按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資產重新分類為按攤余價值計量的金融資產，該行2008年第三季度報告一舉扭虧為盈。而這種通過改變會計準則而實現的虛盈實虧手段使德意志銀行的股價在季報公布當天猛升了17.5%。

三、金融危機的根源和公允價值會計修訂的影響

1.金融危機的根源大多數學者認為,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根本原因是投資銀行等機構對金融產品的過度創新和監管機構的疏于監管。

首先，金融危機起源于克林頓時期的低利率政策，使得大規模借貸資金進入房市。銀行為了追求更高的利潤，不顧風險控制，向信用不良或資金不足的貸款人提供住房貸款，然后將次級抵押貸款以及次債衍生產品以債券形式打包予以出售，風險由此被轉移給市場上的投資者。同時，再加上美國投資銀行的過度營銷，金融工程師的“大膽創新”以及信用評級機構的推波助瀾，創造出更長鏈條的各種形式的金融衍生產品，并向全世界出售。但隨之而來的利率變動導致美國房價急劇下跌，買房者大量違約，使銀行的房屋次級貸款質量急速下降，而以次貸衍生出的各類債券也就無一能幸免。這是美國金融危機的完整鏈條，在這個鏈條中，公允價值并沒有充當任何“幫兇”的角色，它只是忠實地記錄和反映了危機中各類金融資產價格的真實變化。德勤亞太地區金融服務領導人菲利普·哥特認為，金融危機原則上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不是會計問題。

其次，美國當前對金融市場的監管機制導致監管不利。此次金融危機爆發前，美國對金融市場的監管機制采用的是“雙重多頭”的傘形監管體制，“雙重”是指聯邦和各州均有金融監管的權力；“多頭”是指有多個部門負有監管職責，如美聯儲(FRB)、財政部(OCC)、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等近十個機構。由于不同機構監管標準不統一，不協調，一些風險極高的金融衍生產品得以繞開所有監管而成為漏網之魚，例如，像CDO(債務擔保證券)、CDS(信用違約掉期)這樣的金融衍生產品，到底該由美聯儲、儲管局，還是證監會來監管沒有明確，以至于誰都沒去監管。與此同時，這種監管機制為了加強監管準確性而以犧牲監管效率為代價，以致于沒有任何一個機構能夠得到足夠的法律授權來負責整個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的風險，導致對市場的反應速度愈來愈慢，很多時候因需要多方協調而錯過了最佳監管時機。

危機過后，美國現任和前任金融監管機構領導人在美國眾議院監管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上，都對金融監管發表了看法。其中，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克里斯托弗·考克斯指出：“沒有授權任何機構和人員監督投資銀行而任其放任自流是一個致命的錯誤。我們的教訓是，依賴金融機構自律是行不通的。”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也不得不承認:“我原來想當然地認為銀行和金融機構的自利性能夠在最大程度上保護股東利益和公司資產安全。現在看來錯了，必須加強政府對金融體系的統一監管力度。”

2.公允價值會計修訂帶來的影響FASB和IASB對公允價值會計準則都進行了修訂，這既是在壓力的制約下做出的決定，也是基于各方利益妥協的結果。修訂后的準則給市場帶來的影響有利有弊。

（1）正面影響首先，允許銀行在處理不良資產問題上保留更大的靈活性，有助于銀行平滑當期業績。由于允許金融機構在證明市場失靈導致價格不正常的情況下，可以用其他合理價格估算資產價格，這對于那些有價無市甚至是無價無市的金融資產來說，使得這部分資產不至于因為估價模型導致的價格偏低而造成過多的資產減記。這必將對銀行的當期損益產生直接影響，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和利潤表的賬面數據將得到加強，而投資者對這些機構業績的預測也將隨之發生改變。

其次，有助于對金融公司不良資產的收購。

美國財政部長蓋納特之前提出了一項公私合營計劃來收購金融公司的不良資產，而會計準則的修訂使得金融公司可以對持有的證券重新評估，以獲得更好的交易價格。這樣金融公司很可能并不需要財政部的資金支持就會有交易者愿意以相對公平的價格來獲得這些資產。

（2）負面影響首先，降低了會計信息的透明度。在當前各類財務報告的計量基礎中，公允價值是惟一能提高金融機構財務報告透明度的計量基礎。全面有效的公允價值會計可以透明地反映金融機構的內在經濟情況，降低市場信息的不對稱性，便于投資者正確評價管理層的管理水平和經營業績。許多投資者都指出，他們不會使用排斥公允價值的金融機構財務報告，公允價值會計能提供最透明的投資工具財務信息（SEC，2008）。

如前所述，面對來自政界和產業界的巨大壓力，不管是美國會計界還是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都做出了一定的讓步，但這無形中卻必然削弱了財務會計信息的透明度。在FASB對SFAS157的修訂中，最重要的一條修訂就是允許金融機構在證明市場不流動，價格不正常的情況下，可以采用其他合理的模型估價方法。但是，就如何證明某個市場是不流動的以及價格是不正常的，判斷的標準是不一樣的，同時每個模型的假設也是不一樣的。這樣，在缺乏統一標準的情況下，金融機構必然會選擇對自己有利的估值模型對其金融資產進行估值，這樣不僅大大削減了同行業間財務信息的可比性，而且也大大增強了金融機構利潤操縱的空間。此外，這次修訂會造成以后市場定價體系的標準不一。同樣一個產品，可能任何一家公司的定價都不相同，而這些價格又都是被會計準則認可的。對于投資者來說，究竟選擇哪家公司的定價比較適合將變得難以判斷，財務會計信息的透明度由此將大為下降。

其次，對銀行改善實際盈利能力可能并沒有幫助。準則修訂后，金融機構可以合理合法地隱藏自己已經浮虧的資產品，等待兩年到期之后再結算，使銀行的賬面盈利能力增加。但是如果未來沒有買家，市場價格就不能根據購買的凈資產來折算，其市場價格為零，這對于它們未來的現金流就沒有任何影響，對其改善實際盈利能力也就沒有任何意義。超級秘書網

四、結論和啟示

當經濟后果觀成為會計準則制定者實質性政策框架的堅定組成部分時，會計準則從某種角度而言就成為眾多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協調工具，會計準則從來都是復雜的政治和各方利益的妥協產物。事實上，歷史上每次重大的金融事件或經濟危機的發生，公允價值幾乎都會成為被指責的對象。劉峰曾指出，會計信息的廣泛經濟后果和會計信息生成過程的大量主觀因素，導致會計坦然具有了這種“替罪羊”的身份特征，以及會計方法選擇不當可能造成的負面經濟后果，也增加了事后會計被指責的風險。會計并不具有純粹的技術性，經濟后果已成為影響會計準則制定的重要因素。因此，作為準則制定者來說，在制定準則時若能充分考慮相關利益集團的影響，會計準則在面臨突發事件時承擔的責任可能要小得多。事實上，現有的公允價值會計準則也并非盡善盡美，此次金融危機也暴露出了公允價值計量存在的一些缺陷，如在出現金融危機等特殊市場條件下，公允價值更容易加劇經營業績的波動性；在市場不活躍的情況下，針對同一金融產品，不同機構會給出不同的評級標準，從而極易引發市場定價體系混亂。2008年10月，在美國SEC向國會提交的公允價值對此次金融危機影響的報告中指出，公允價值并非引發金融危機的因素，但公允價值的計量方法確實有待完善。公允價值計量一方面應當反映經濟實質，另一方面也應當考慮到市場狀況，避免財務報表中的數字大起大落的情形。同時在運用公允價值計量的時候，市場中各種各樣的風險也應當被考慮進計價方式當中。目前，FASB和IASB已加強合作，共同采取措施，在改進和簡化金融工具會計、公允價值度量等方面取得了一定進展，以回應金融危機對會計提出的挑戰。

此外，對于我國會計準則來講，這場金融危機也讓我國對公允價值體系的采用有所警醒。目前，我國的金融工具偏少，公允價值應用還不夠廣泛，銀行業在此次危機中損失也較小。但是隨著我國銀行業開放程度的逐步加大，金融工具的運用勢必會大量增加。與此同時，我國的會計準則已實現與國際趨同，公允價值計量在我國已開始審慎運用。因此，我們也應該“未雨綢繆”，充分考慮公允價值會計運用給銀行業等利益集團帶來的影響，采取有效措施，完善公允價值在我國的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