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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實現“中國制造2025”提供了具體思路和策略支撐.本文對“中國制造2025”背景下體育用品制造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行研究,認為: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是伴隨著體育全球化以及中國制造業的背景衍生出來的,存在著價格低、數量大、處于產業鏈低端、品牌創新與特色不足、消費者忠誠度低等弊端.破局之策在于從勞動力、資本、技術和制度等供給要素入手,從生產領域加強優質供給、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推進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去產能、降成本;解決好“僵尸企業”帶來的產能過剩問題.最大的阻礙就是解決由此而過剩的人力資源的出路,要以科技創新和人力資本投入為先導,推進體育用品制造業補短板;通過轉變增長方式多管齊下去產能,推動體育用品制造業去杠桿.

關鍵詞:品牌影響力;制造業資本;產業結構;貿易競爭力;補短板;去杠桿

“中國制造2025”是伴隨著第四次工業化浪潮而衍生出來的戰略部署,是新時期國家對中國工業化的頂層設計和具體規劃,更是實現中國產業結構升級轉型的具體措施.中國制造的基本方針是“創新驅動、質量為先、綠色發展、結構優化、人才為本”.供給側結構改革為“中國制造2025”提供了新的發展思路,2016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就已經明確提出“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破除體制和機制障礙,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在體育用品制造領域,中國憑借著勞動力和資源低廉的優勢在全球范圍內占據了該行業的主流市場.進而成為“世界工廠”和體育用品制造大國.然而憑借數量擴張、低附加值、低效益和處于產業鏈低端的粗放型增長方式具有明顯的不可持續性.因此,從現行的體育用品制造產業結構和我國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來看迫切需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1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發展的總體邏輯與狀況

1．1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發展背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推進和全球產業結構改革進程的不斷深入,各國之間的貿易往來聯系日益密切,各國之間按照要素稟賦進行生產分工成為趨勢,世界成為一個大工廠,在不同的商品之間形成了全球性的產業鏈,各國之間生產優勢的不同也造就了不同的生產結構,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不斷落實產業結構升級,利用資源數量龐大、道路交通等基礎設施良好、廉價勞動力等要素稟賦優勢形成了諸如制造業、高鐵、互聯網等優勢產業,這些產業不僅對我國的GDP的推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時也促進了外匯增長以及提供了大量的勞動崗位.體育產業作為上層建筑范疇的一項產業同樣面臨產業結構升級的難題.

1．2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出口產業結構制造業是我國經濟的根基所在,也是推動經濟發展體制增效升級的主戰場[1].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體育用品制造也隨之發展壯大,2008年北京奧運會對體育用品制造業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并使我國最終成為了體育用品制造業的中心.其中,運動鞋、運動器材等在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中最具規模,占到了總數的近75％.在總體制造業中,我國的體育用品制造業以其強有力的競爭力和活力成為其中的拳頭產業,為我國增加出口、提高制造業技術水平以及促進就業做出了極大地貢獻.從出口量上來看,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出口量已經占據世界出口總量的半壁江山.20世紀末,中國已經擁有全球65％以上的體育用品生產份額[2].北京奧運會的順利舉行使我國的體育產品出口總額在這一年有了一個小飛躍,即便是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我國的體育產業制造業出口量依然增速穩健.到2011年為止,我國體育用品出口量達到了162．52億美元,自2011年起,我國體育產品出口量增速開始逐漸放緩,甚至出現了負增長的趨勢.這與部分市場容量的飽和、經濟危機對其他國家的沖擊以及目標國家出臺了相關的貿易保護政策有關.出口產業結構是衡量一國貿易水平的重要因素,通過對該項指標的分析可以了解該國三大產業的發展狀況、優勢產業以及現有的對外貿易政策.從2003年我國體育用品出口總額來看,競賽性自行車出口額8．66億美元,占體育用品出口總額的23．11％,位居榜首[3].我國充足的橡膠及塑料資源也使得以該項資源導向型的產品優勢明顯.有關滑雪服裝、用具等方面的體育產品生產數量較低,除了資源等方面的因素外,還可能與滑雪在我國的需求不高,大多數以租賃為主有關,因此沒有生產動力.從生產出口體育用品的地域上來看,主要集中在東部較發達地區,占全國生產體育產品的97％以上(像是廣州、福建等地區由于其優越的地理環境優勢,占據沿海主要港口,進出通非常方便;浙江、江蘇、上海等地區憑借其區域經濟優勢,進行大量的生產;而山東、河北等地區擁有充足的廉價勞動力和自然資源,較低的生產成本使其成為體育產品的生產大戶).體育用品生產的結構也反映了我國的區域經濟發展狀況.而我國的體育產品出口活動涉及100多個國家和地區,主要貿易伙伴仍集中在美國、日本、德國等國家.

1．3我國體育用品出口貿易競爭力我國制造業在國際貿易中所占地位一直以來比較穩定,由于比較優勢明顯,表現出價格低廉、數量龐大等特點,這些優勢既可以保證我國資源流動和人員就業之外,也保證了我國的制造業產品的需求量.貿易競爭力(TradeCompetition),即各國在出口某類商品的相對競爭優勢,體育用品的出口量在體育用品制造業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大,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的發展程度.我國體育用品比較優勢明顯,首先,我國擁有豐富的資源,石油、鋼鐵、煤炭、水力、生物資源等儲備豐富,種類多樣;其次,我國現階段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目前仍以第一、第二產業為主,以北方部分省份高耗能、高污染的企業為代表,雖然面臨能源開發進入萎縮期、急需促進產業結構升級,但是由于我國目前對工業制造業有很大的依賴,因此對體育用品制造業的包容性較大.我國素來有“世界工廠”的稱號,多個省份形成了大規模的生產園區,形成了集群生產的現象,由于這些體育用品制造商的聚集,從而在一定的區域內形成了規模效應,這使得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的成本進一步下降,加上我國對出口方的補貼、退稅等促進政策,使得我國的體育用品在國際上更具有價格優勢,僅福建就囊括了安踏、361°、匹克、鴻星爾克、特步、喬丹這六大運動品牌,而李寧及雙星則被福建的鄰居廣東搶占.除此之外,我國擁有大量的人力資源,充足的廉價勞動力,使我國可以以較低廉的成本開展大規模的人工生產,人力資源作為制造業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源源不斷的職位需求在解決了大量就業的同時,大量的勞動力也為我國的體育用品制造業創造了生機.另外,人民幣匯率的下降也使我國的出口商品在國際上更具有價格優勢和競爭力.我國體育用品出口規模總體穩定,但仍然存在出口商品內部發展不均衡的現象,球類、器材機械等商品的競爭力相比之下不足,雪上運動的器材生產更是呈現出數量較低的現狀.促進各種體育用品的出口份額保持均衡,能為體育用品制造業的健康有序發展提供保障.同時,保證各種體育用品的生產量除了能促進出口,增加外匯之外,還能提高我國體育產品的品牌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和知名度,形成產業鏈條,有利于推動我國體育事業的全民化進程.

1．4我國體育用品品牌影響力我國的體育用品品牌繁多,其中,品牌影響力較大的有李寧(LI－NING)、安踏(ANTA)、特步(XTEP)、361°以及喬丹等品牌,這些品牌的生產重點均是以服裝為主,但隨著品牌數量的增加和國外體育品牌進入市場,他們形成了多樣的品牌特色.李寧成立于1990年,是由著名運動員李寧創辦,是我國最為成功的體育用品之一,多次成為各大體育賽事的指定品牌,而李寧的經營范圍也早不止于運動服的生產設計,鞋類、服裝類以及運動器械等都有了穩定的受眾,發展勢頭良好.安踏在國內各大城市之中建立了最全面的國內銷售網絡.361°是亞奧理事會全球官方贊助商品牌,除了在國內擁有很高的知名度外,同時出口亞、非、歐各大洲的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雖然我國有大量的體育品牌,但在國內最受歡迎的國產品牌的優勢不明顯,耐克NIKE(美國)、阿迪達斯(德國)、匡威(美國)、銳步(英國)銷量位居前列,在國內深受歡迎,但這些品牌僅僅只有設計是在品牌所在地完成,主要的生產制造流程仍然在國內進行,并出口到世界各地.本土品牌普遍存在品牌創新不足、難以形成品牌特色的問題,同時,由于國內品牌的受眾定位不高,難以進入高端體育品牌的行列,這因此造成了我國的體育用品品牌的消費者忠誠度相對較低,很少會出現有新款出現需要排隊哄搶的現象.除了傳統的銷售模式之外,隨著互聯網電商的不斷發展,越來越多的產業開始將目光投向互聯網銷售,體育用品也不例外,但由于大宗商品的進出口貿易現如今難以實現通過互聯網電商解決,因此,網上銷售主要集中在品牌的官方網站或依托第三方網站上.

2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供給側結構問題的形成機制

2．1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的勞動力、技術我國作為第一人口大國,擁有充足的勞動力,由于我國的義務教育水平和程度仍有待提高,地區之間教育水平差異過大,勞動力相對廉價,這為我國發展制造業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因此,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憑借此項條件吸引了大量外資企業入駐.為了控制人口數量,自1979年實施獨生子女政策以來,將人口出生率由60－70年代的30％左右控制到1996年以來的低于16％,“二孩”政策為我國人口增長帶來的效果并不明顯,我國開始面臨老齡化社會的問題,適齡勞動力的數量有所下降,同時由于高等教育的普及,越來越多文化水平較高的就業者走向社會,他們對工作環境、薪資水平、職業發展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這讓工業從業者的工資持續上漲,漲幅早已超過由此帶來的生產力增長,這讓大量的生產企業覺得勞動力越來越“貴”了.我國還面臨較高的通貨膨脹水平,許多涉及民生的日常用品物價增加迅速,備受熱議的房地產業和股市瘋漲,為居民的生活帶來了巨大的壓力,這也推高了從業者的工資,此外,我國高級技術從業者的數量較為短缺,買方市場使他們享有更多的選擇和更高的工資期待,加之從業者對生活質量和工作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也使部分從業者的薪酬水漲船高,企業為了適應人力市場需求的變化,開始進行調整以適應市場現狀,但部分體育用品制造業從業者的生產率不能及時提高,從而使我國體育用品出口產品的價格優勢不再明顯.在我國除了本土的體育用品品牌制造之外,還有大量的貼牌加工生產,像耐克、阿迪達斯等體育品牌在國內均有生產加工工廠,這些工廠大多從事技術含量較低的生產環節,由于該品牌產品的研發設計、銷售服務等環節等均在國外,貼牌生產作為一條生產鏈的最底層,使這些工廠只能以相較于最終成品售價低很多的價格出口.我們的體育用品出口外貿業目前主要以貼牌生產為主,國產體育品牌縱橫國際市場的只是少數,這會影響我國體育品牌在國際市場的話語權和對國際市場需求的敏感度.

此外,運費價格上漲、人民幣升值、勞動力價格上漲、資源價格上漲等現實條件的限制,使貼牌生產的工廠處境愈發艱難.除了貼牌生產之外,我國還有很多生產仿冒體育用品的外貿工廠,這些體育用品雖然質量劣質但是價格低廉,除了在國內有很大的銷路,還以各種渠道流向其他欠發達國家.現如今,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了知識產權的重要性,因此國外的體育用品品牌開始打擊限制這種現象(即使是國內自主建立的體育品牌也可能會有模仿現象),這種限制對我國體育用品出口企業在技術創新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企業的經營者面臨巨大的壓力,對生產者的生產能力、生產技術以及創新能力等方面提出了要求.勞動成本的不斷上升使企業竭盡所能的提高生產者的勞動積極性和生產能力,像體育用品生產制造業這樣勞動密集型產業,大多數工作的技術含量不高,因此提高員工的生產效率是降低成本最好的辦法.國內體育用品品牌在國際市場上提高自身的品牌影響力,面臨著提高自身創新能力的問題,企業需要提高創新意識,尤其需要大量專業的、具有創新能力的技術人員來建設體育用品品牌文化,提高消費者的品牌忠誠度,提高國產體育用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雖然過多的貼牌生產對我國的產業結構轉型不利,但不可否認的是,貼牌生產工廠促進了我國的出口事業的發展,解決了大量的廉價勞動力的就業,同時為我國的財政收入做出了貢獻,不能將貼牌生產的企業全盤否定.但當前階段,重視體育用品出口企業將資源優勢轉化為創新生產的能力才是當務之急.

2．2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資本、制度我國自1999年進入老齡化社會,而且老齡化速度高于世界水平,這給社會帶來了不小的養老壓力和醫療壓力,老齡化的加劇使步入老年的人口比例增多,我國的儲蓄率上升,消費量會下降,從而最終影響投資水平.資金作為一個企業發展的重要因素,一旦得不到跟進,將影響企業的投融資問題,體育用品出口企業的資金鏈出現問題將影響企業的生產數量和質量,這些問題將可能會影響“中國制造”在世界市場的品牌形象,從而對整個體育產品出口市場造成很大的影響.除了老齡化問題對投資的影響之外,由于我國的房地產市場一直以來面臨價格虛高的狀況,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也似乎奏效不大,自古以來中國人以“房”為“家”,房子是安全、穩定的象征,而房價的上漲讓越來越多的人以買房為目標而非其他類型的投資,這就使各大企業的融資更加困難,有的企業管理者也可能會選擇投身房地產事業而非努力創業.當前,以制造業為主的實體經濟部門處于“高債務－高稅負－通縮”三重因素的疊加效應所造成的發展困局之中,這已成為當前制約中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以及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最難以解決的系統性障礙因素[4].

“融資難”、“融資貴”的現狀使體育用品制造業企業的生存現狀更加困難,加之我國面臨的產能過剩、資產短缺的問題使制造商的成本進一步提高,商品的買方市場使其價格難以有所提升,從而進一步縮短了利潤空間.制造業在我國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很高,制造業的萎縮會使政府的財政收入減少,從而影響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并最終導致資產價格進一步提升,融資更加困難.改革開放以來,為了促進生產,我國出臺了大量的政策,利用低廉的土地煤礦資源、充足的勞動力和稅收減免等,保證了大量的生產得以進行,最終導致現如今的產能過剩局面,政府通過宏觀調控貸款利率和增加政府的投資沒有實現持續顯著的效果,為了促進制造業的發展進程,我國還進口了大量的高端機械設備和核心部件,去生產較為低級的如鞋子、衣服、運動器具等初級產品的產能,這大大削弱了企業的創新動力,并將“中國制造”的企業定位在生產鏈條的底層.我國體育產品制造業核心生產能力較差,而這種低端的、缺乏創新性的制造企業的融資能力較差,難以吸引到更多的投資.產能過剩影響了許多體育用品制造企業的產品的銷路,這給我國宏觀經濟帶來了巨大風險.產能過剩行業的“僵尸企業”長期依賴政府補貼和救助,造成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如果任其發展,極有可能引發金融動蕩[5].毫無疑問,削減這類“僵尸企業”的數量將會緩解“產能過剩”提高政府財政支出的利用效率,但是這類“僵尸企業”以改革開放初期由政府投資補助發展起來的國有企業為主,這類企業一旦出現大量的倒閉現象,將對國有資產造成不利的影響,同時造成大量工人的失業,而這類工人往往在其他行業難以實現就業,這對社會的穩定會造成不利的影響.但如果任由這些“僵尸企業”發展下去,國家又會背上沉重的負擔.因此,促進體育產品的出口數量,提高海外需求量能夠幫助解決產能過剩的問題,幫助“僵尸企業”的產品“走出去”.這就需要幫助企業優化資源配置結構,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在加強國家的宏觀調控之助力下,最終實現提高體育用品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的目標.此外,將目光投向欠發達國家,將過剩的產能引入欠發達地區,通過并構重組等辦法解決根本問題.

3以供給側結構改革推進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發展策略

“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是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所有制形式使我國政府對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插手較多,宏觀經濟調控能更有效地解決很多問題,但也使市場經濟的運行效率下降.其實,中國語境下的供給側結構改革,雖然發力點是供給側,但是其著力點卻是結構性改革;市場取向的改革是主基調,但政府職能轉變卻是基本前提[6].政府對市場經濟保持適當的干預,保證“宏觀經濟穩定”的同時,放松對各大企業的過分管制,使我國的市場經濟更具有活力,以實現“放活微觀經濟”的結果.

3．1從生產領域加強優質供給、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推進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去產能、降成本隨著越來越多的企業得到國家的資助,大量的制造業企業開始發展起來,企業生產數量的提升超過了人民消費水平的提高,體育用品制造業出現了供過于求的買方市場.產能過剩使企業失去了在市場中的話語權,體育用品制造業成本的不斷提高使企業所獲得的利潤越來越低.無論是社會福利還是產業結構調整,增加投入(比如“增加政府投資”、“增加養老保險”等政策的實施)往往更加容易落實,而去產能所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消滅“僵尸企業”.但這些僵尸企業的倒閉往往會使政府前期投入無法收回、低技能勞動力的員工大量失業、形成大量資產泡沫.然而過多的“僵尸企業”的過剩生產會使越來越多的優秀企業的產品銷路受阻.?人民日報?在2016年這樣評價“僵尸企業”:“當務之急是斬釘截鐵處置僵尸企業,堅定不移減少過剩產能,讓僵尸入土為安,騰出寶貴的實物資源、信貸資源和市場空間.”政府去產能的本質是最終解決資源配置的問題,以更加合理地配置資源,提高利用效率,從而使這些競爭力較差的企業減少產出或者退出市場,抑或是被其他企業收購.政府通過調整資源的配置將資源集中到經營狀況良好的體育產品制造企業里去,促使生產者和工廠主根據市場規律進行產業內結構的調整.政府除了通過政策來鼓勵企業之間的充足競爭之外,還應該利用市場出清規律,將原來補貼產能過剩的企業轉為補貼消費者和生產的產品,一方面促進出口事業的推進,另一方面促進這些商品在國內的銷售.促進體育用品出口商之間信息鏈的發展更新,完善體育用品出口企業之間的供應鏈,實現信息的高效傳播和流通,實現信息的共享,從而增強體育用品出口企業應對體育用品市場變化和挑戰的能力.

我國體育用品生產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原有的優勢逐漸降低,成本的上升和價格迫于市場壓力難以提升使體育用品生產商的利潤進一步壓縮.降低成本,增加利潤首先是要去庫存,緩解市場產品數量過多,增加賣方對價格的話語權,減少企業的破產,防止惡性競爭的出現,鼓勵合并企業,減少市場上的體育用品生產企業的數量,體育用品生產企業數量的減少能使國家更好地配置資源并給予更多的福利補貼,以減緩這些優質體育用品生產商的壓力.我國的同類企業特別是在國際市場上,經常會出現互相競爭,互相壓價的情況,無視市場規律進行價格競爭,最終造成兩敗俱傷或將另一個質量更優質的企業擠出市場,這樣的競爭經常會帶來使用劣質原材料生產以取得的競爭優勢的情況,因此,國家應該規范體育用品生產商的行業規范,建立更健全的體育用品出口競爭秩序,鼓勵正當競爭,保持企業的競爭性和市場的活力,遏制惡性競爭.盡快建立產品的出口檢測系統,及時幫助各類體育用品企業和各級政府部門準確了解并掌握國際市場變化,防范和減少貿易糾紛,并加快在戰略領域和貿易摩擦較多的國家建立雙邊技術磋商協調機制,加強雙方在技術標準法規和評定程序等方面的交流和互信,爭取更多相互認可的技術標準[7].為體育用品生產提供質量保障,防止體育用品生產行業“劣幣驅逐良幣”現象的出現,保證體育用品生產商的質量,將“僵尸企業”擠出,而防止他們通過價格戰的方式占領市場.除了人力成本上升之外,我國體育用品企業同樣面臨著資源價格的上升,由于近幾年的過度開采和對環境的過度利用,造成我國的環境污染嚴重,資源過度開發的現象,同時,土地價格的攀升使體育用品制造商的進入壁壘越來越高,控制體育用品制造商的數量可以降低資源的價格,將更多優質的資源集中到優秀的企業之中,從而達到降低體育用品生產產品成本的目的.

3．2以科技創新和人力資本投入為先導推進體育用品制造業補短板要解決好“僵尸企業”帶來的產能過剩問題,最大的阻礙就是解決過剩的人力資源的出路問題,工資是人力資源的價格,不同的工種對應不同的工作價值.在體育用品制造業中,對應的人力資本以工人和技術人員為主,而倒閉這些企業勢必會使“去庫存”成為解雇員工或者拖欠薪資的理由,為了彌補這一影響,企業應選取更具有競爭、技術能力更強的員工作為雇員,提高生產能力.同時,隨著社會的發展,大量新興行業面臨著缺乏人才和勞動者的現象,政府應投入在這些企業之中,開發更多的用人崗位,解決這些下崗工人的就業問題.除此之外,我國的居民消費能力如今略顯薄弱,而且隨著網絡的發展,各種各樣的消費穿搭攻略盛行,人們對運動品牌的服裝鞋帽的消費熱情降低,尤其是對國有體育用品品牌的產品,很少有消費者會追求最新一季的李寧或安踏的新品,而各大健身房的興起也使大家對國產體育器具的需求減少,這使得體育用品的消費需求更加不容樂觀.為了促進居民的消費需求,國家通過補貼工資、增加居民的生活福利、降低貸款利率和存款利率加以刺激,從而緩解“庫存過剩”的狀況,還能提高居民的生活條件.但應注意調控的范圍,防止此項政策加劇通貨膨脹的影響.而我國各大知名體育用品生產商應該重視品牌的定位,努力建設自己的品牌文化和品牌特色,適當減少生產,扭轉“買方市場”的不利局面,從而提高價格,實現更多的獲利.

3．3通過轉變增長方式,多管齊下去產能,推動體育用品制造業去杠桿2008年以來,我國政府推出的“4萬億”政策使我國的傳統行業產生了大量的過剩產能,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基本完成,我國的人口紅利拐點和房地產行業增長的拐點的到來,制造業的迅速發展已不能適應我國轉型的需要,反而使我國的杠桿率持續上升,資金大量沉積在低層產業,面臨著無法收回沉淀成本的尷尬局面.同時,居民的貸款率越來越高,看似繁華的經濟現狀背后,隱藏著大量的泡沫,尤其房地產行業隱患最大.以杠桿率不斷攀升為特征的舊增長模式拒絕出清,形成房地產、地方融資平臺產能過剩和國有企業三大資金黑洞[8].通過加印貨幣的方式實現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去杠桿效應會加劇我國的通貨膨脹,由于曾經過度增發貨幣而帶來的負面影響尚未消除,因此現階段并不適合此種方式.緊縮的貨幣政策可以通過削減政府對“僵尸企業”的投資來實現,這一政策可以將配置資源的權利交給市場,提高經濟效率.從本質來看,體育用品制造業的供需失衡是造成高杠桿的原因之一,產能過剩所引起的債務規模的上升成為主要問題.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5?信息顯示,“2014年我國實體經濟的杠桿率已經上升到了217．3％”[9].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表明,“截止2005年在我國從事體育用品制造的企業就已經超過了5000家”[10].2011年開始,過去粗放型的增長方式以及創新滯后所暴露的弊端開始顯現,由于無序競爭和產能過剩引發了“關店的潮流”.有數據顯示,“僅在2010年我國的體育用品制造企業的關店數量就已經超過了1000家”[11].體育用品制造業產品的大量積壓從表面上看是需求不足,但是實際上是供給結構不適應市場需求變化,因此就要利用資本市場的平臺效應消化過剩產能,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換代.

4結語

供給側結構改革為“中國制造2025”提供了新的發展思路,過去單憑數量擴張、低附加值、低效益和處于產業鏈低端的粗放型增長方式已經具有明顯的不可持續性.為此,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契機、轉變發展方式,建立新的產業結構尤為重要.筆者認為,解決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價格低、數量大、處于產業鏈低端、品牌創新與特色不足、消費者忠誠度低等弊端的破局之策在于以勞動力、資本、技術和制度等供給要素入手,從生產領域加強優質供給、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以推進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去產能、降成本.另外,解決好“僵尸企業”帶來的產能過剩問題,最大的阻礙就是解決過剩的人力資源的出路.要以科技創新和人力資本投入為先導,推進體育用品制造業補短板;通過轉變增長方式多管齊下去產能,推動體育用品制造業去杠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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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燕中1,李江2,王靜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