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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和諧社會視閾中遺產稅開征的“正當其時”性

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依然是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貧富分化逐步發展，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問題日益凸顯并成為影響社會和諧的關鍵因素。

（一）社會財富不斷集中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實踐中確實實現了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設想。到“2012年底，中國城鄉居民儲蓄余額高達近40萬億元人民幣，然而這些存款中75%屬于占人口比例10%的富人”。然而更嚴重的是財富在分化的同時還在加速集中。據統計，100萬最富裕人口的財富每年以15%左右的速度增長，中間階層的收入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長，而低收入階層人口的收入僅以4%—5%左右的速度增長。2010年全國有875000個千萬富豪和55000個億萬富豪，分別比2009年增長6.1%和7.8%。面對這種現實國情，為了抑制財富的過快集中，確保經濟的良性運行，遺產稅作為一種有效的調控手段，應盡早出臺。

（二）財富開始代際傳承并趨固化媒體資料顯示，我國的第一代富裕人士已經開始進入財產代際轉移時期，此時征收遺產稅可以說是恰當其時。《2011胡潤少壯派富豪榜》發表的數據顯示，上榜的門檻為財富至少10億，年齡在40以下。根據這個門檻，中國共有56名少壯派富豪上榜，其中44人是白手起家，另外12人是富二代。不過，在前十名的排名中，有四名是富二代。胡潤百富指出，新二代的個人財富很難計算，因此有些富二代沒有上榜，例如宗慶后的女兒宗馥莉、梁穩根的兒子梁在中、左宗申的女兒左穎等。他們已經開始接班，但相信他們的父親還在一線，富二代還沒有繼承財富。楊惠妍是個例外，她的父親楊國強在碧桂園上市時，將股權轉移到她的名下。如果在財富開始代際傳承之時開征遺產稅，政府就應擲地有聲地向全體社會成員聲明：政府支持勞動致富，不提倡依靠遺產度日。反之，如果放任巨額財富順利地實現代際轉移，且不說對繼承者有可能帶來的傷害，僅對社會公平的創傷也是不容小覷的。財富順利繼承讓同代人處在不同的起跑線上，讓“富二代”、“窮二代”這種優劣勢固化，社會競爭變了味道，社會公平無從談起。

（三）貧富分化已顯鴻溝2010年5月，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叢亞平和李長久在《經濟參考報》發表的文章則稱：我國基尼系數已從改革開放之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兩年不斷上升，實際已超過了0.5———這大概是到目前為止對中國基尼系數最為嚴重的估計。按照聯合國有關組織規定：基尼系數若低于0.2表示收入絕對平均；0.2—0.3表示比較平均；0.3—0.4表示相對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懸殊。這就說明我國的貧富差距已經觸到了人們忍耐力的警戒線而亮起紅燈。中國貧困人口已經具備了“剝奪感強烈、群體意識強、隱含著不安定因素”的群體特征，而貧富差距的代際傳承和趨于固化問題，更加重了這種不穩定，改變這種狀況已迫在眉睫。當此富人的財富已經積聚起來并不斷膨脹之際，社會財富已趨固化還未完全固化之時，貧富懸殊開始危及社會和諧之機，開征遺產稅可以最大程度地發揮遺產稅對財富分配的調節作用，可謂是一個佳機。反之，如果錯失這一良機，優劣勢固化，顯現在我們面前的畫面就會是富人在九天，窮人在九地，這與和諧社會的建設目標可謂背道而馳。

二、遺產稅的開征對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作用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人類孜孜以求的一種美好社會，馬克思主義政黨不懈追求的一種社會理想。十六大報告第一次將“社會更加和諧”作為重要目標提出。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任務。其指導思想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而遺產稅的開征恰與這些思想不謀而合。遺產稅的開征有利于縮小貧富差距，實現社會的安定有序，有利于彰顯社會的公平正義，有利于社會活力的迸發。

（一）有利于維護安定有序的社會秩序改革開放后，我國打破了人民深惡痛絕的平均主義大鍋飯，在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號召下，人民大眾創造財富的積極性大漲經濟高速發展，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三十多年來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確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的“奇跡”，但是奇跡并不等于經濟公平的增長。貧富差距的日益擴大有違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既是社會主義的本質，也是社會主義的目標和原則，社會主義之所以優于資本主義，就在于它能更快地發展生產力，創造的財富屬于人民，全體人民能夠共同富裕。“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只是手段，共同富裕才是最終的目的。“盡管中國目前還未發生全局性的重大政治事件……社會不穩定有可能成為當前中國最突出的問題。社會不穩定的表現主要是民眾不滿情緒增加，包括社會治安狀況惡化，各種勞動爭議案件大幅上升，各種突發性、群體性事件（集體上訪、請愿、游行、靜坐等）明顯增多；對全國56名地、縣級市長進行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認為影響我國社會不穩定的因素包括：下崗人員增加；腐敗現象嚴重；農民負擔過重；居民收入差距過大；低收入群體不斷擴大。”上述的每個問題幾乎都與貧富差距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現時課征遺產稅，一方面，由遺產稅開征而籌集到的稅款可以提高國家向貧困地區和弱勢群體進行轉移支付的實際能力實現先富幫后富；另一方面，遺產稅對于慈善捐贈的引導，不但彰顯了社會的人文關懷，有益于逐步實現社會穩定，而且可以改善社會財富分配不公的不良循環，建立起社會公正所需要的價值體系。

（二）有利于打擊非法收入，彰現社會公平正義目前，我國富人“合法”避稅的方式五花八門，“非法”逃稅的辦法更是數不勝數。從工資薪金所得稅的管理方式看，我國實行源泉扣繳，但富人并不靠工資薪金過日子。高薪并不等于高收入，二者不能混為一談。財政部2010年3月的數據顯示，2009年國內65%的個人所得稅來自工薪階層。反觀新加坡，同期，占人口總數20%的新加坡富人貢獻了93%的個人所得稅。當前的征管之手難以探測到隱性收入和灰色收入。而中國當前偷漏稅、走私販私、股市欺詐、侵吞國有資產、官員腐敗等非法收入還比較活躍，這些財富終究會轉化為各種形式的私人持有財產，在當前無力全部追究的情況下，遺產稅的開征可起到“關門稅”的效應。我國開征遺產稅將會起到一個更為積極的效果，即解決目前我國稅收分不清窮人與富人的尷尬局面。在美國，你可能對自己的收入搞不清楚，但稅務部門一定是清清楚楚的，你有幾個賬號，有多少筆進賬，哪些是收入，哪些是借款都有記錄。中國目前雖沒有這樣一個征管體系，但個人財產登記和管理工作制度（這是遺產稅課征的技術前提）建設將填補這一空白。它能有效發揮稅收公平原則的效用，在政府更有效地保護個人合法財產的同時，打擊遏止非法收入的取得和活動，體現政府致力于公平的決心和勇氣，增強我黨執政的合法性基礎。（本文來自于《安康學院學報》雜志。《安康學院學報》雜志簡介詳見）

（三）有利于鼓勵勤勞致富，使社會充滿活力開征遺產稅與贈與稅，不僅有利于減緩資本、財產集中的趨勢，倡導勤勞致富的社會風尚，而且會有利于社會階層的合理流動。如前所述，我國第一代富裕人士已經開始進入財富代際轉移時期，此時開征遺產稅不但可以最大程度地發揮其對財產分布的調節作用，而且還有利于形成人人自力更生、勤勞致富的良好社會習氣，充分推動每一個人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在為自己謀利益的過程中讓一切社會財富涌流，促進社會進步。另一方面，通過對遺產繼承權的限制，能夠充分保證社會成員在機會平等的基礎上展開競爭。從代際發展的角度看，如果“前代”既存的結構不合理，就需要通過為后代提供更加公平合理的資源和機會分配，改變結構生成機制，避免不合理社會結構的固化，阻斷其在代際之間的傳遞。如果錯過這一機遇期，原有的不合理結構就將通過代際傳承進一步自我強化，造成社會越來越不平衡，最終導致社會系統的崩潰。

（四）有利于縮小貧富差距，激活國內消費市場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張平曾表示：“中國將把擴大消費需求作為擴大內需的戰略重點，在建立擴大消費需求長效機制上下更大的功夫，充分挖掘和釋放國內需求的潛力。”可以說中國經濟長期的發展目標是“消費社會”和內需經濟，但隨著國民收入、財富和資源不斷向少數富人和政府機構集中，越來越多的資源會被導向投資、腐敗和財富轉移，也就是“錢生錢，錢生權和權生錢”的“內部自循環”當中，而真正建立在勞動和創新基礎上的經濟增長卻難以得到當今分配體系的充分支持，必須依靠廣大中產階級才可能強大的國內消費市場必然進一步萎縮。雖然提高居民消費已成為確保經濟增長的不二法門，但是由于富裕人群的消費已趨于飽和，而貧困人群有購買的欲望卻沒有實際購買能力，收入差距過大是我國儲蓄過高，消費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課征遺產稅促使貧富差距縮小能有效地從整體上提高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符合“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的指導方針。另一方面，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必然導致要素分配偏向于資本、偏向于企業、偏向于政府(因為政府通常是資源的最終所有者)，而勞動要素的比重低下，勞動收入部分的比重低，會促使分配的兩極分化；進而使全社會邊際消費傾向降低，消費增長低于投資增長，由此而陷入一個“高投資、高儲蓄”的循環。如果通過開征遺產稅和贈與稅能夠起到刺激富裕人士進行即期消費促進高收入人群的邊際消費傾向，那將是我們所期待的結果。

三、結語

三十多年過去了，中國的經濟和社會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中國當前迫切需要社會公正”的大背景下，開征遺產稅已經成為一個必然的選擇。然而，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即便遺產稅的開征具備了許多有利條件，其面臨的困難仍不容忽視。我們需要未雨綢繆，通過加大宣傳力度，明晰財產產權，完善與財產有關的法律制度、評估與監管制度等措施，為遺產稅的順利出臺做好準備。

作者：楊小麗單位：寶雞文理學院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