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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劉柳1崔永康2作者單位：1南京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系2香港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行政學系

受訪者基本情況

被訪者的基本信息構成情況如下表（表1）。如上表可見，被訪者的年齡基本上分布于18-50歲之間（占84.1%），其中30-40歲的受訪者最多，占到總樣本的33.7%。已婚的被訪者占到全部樣本的44.4%。且超過80%的被訪者表示和家人的關系較好。總的來說，被訪者的文化程度是偏低的，74%的受訪者僅擁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擁有大學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受訪者僅占8.1%。從犯罪類型上看，財產型犯罪和暴力型犯罪均占了相當的比例，此外，亦有相當多的被訪者因涉及制造、運輸、販賣或非法持有或組織、容留而獲罪。刑期方面則分布比較平均，由3年以下的短刑期直至無期死緩等長刑期的犯人都有參與本次研究。不過，大部分的被訪者在獄中的日子并不長，服刑時間3年及以下的犯人占到了被訪者總數的69.2%。

量表的實測信度與描述性統計信息

根據統計分析顯示，本研究中使用到的四份量表及其分支維度的實測信度是基本令人滿意的（見表2）。其中，只有羅森伯格自信心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alpha）指數偏低（<0.70），筆者翻看了一些問卷，發現很多被訪者都出現兩個相似的項目選擇卻完全不一樣。筆者認為，這在一定程度上從側面反映出女犯的自信心不足，以至于缺乏完全肯定自己的底氣和勇氣，造成選擇是搖擺不定，從而導致了統計上的內部一致性信度指數偏低。表3描述了量表所測得的各個因素的均值和方差。其中，女犯的自信心程度和對當前生活的滿意度均處于較低的水平。而通過情緒量表測出的她們的正負面情緒表現亦沒有十分突出的顯示，統計結果表明女犯既沒有很強烈的正向情緒表現，亦沒有很嚴重的負面情緒問題。而從女犯獲得的社會支持來看，她們普遍認為自己在獄中得到了來自于家庭、朋友以及其他重要他人的幫助，其中，來自家庭的幫助最被女犯所認可和接受。

女犯的個人背景及其獲取社會支持之間的相關分析

筆者嘗試用各種辦法（如交叉分析、相關分析、單因素方差分析等）分析了被訪者的個人背景與其獲取社會支持（即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重要他人支持）之間的關系，發現只有被訪者與家庭的關系這一項與其獲取社會支持的意愿及行為有顯著關系，其他的諸如年齡、婚姻狀況、受教育程度等與獲取社會支持的關系都不顯著。在問卷中，被訪者與家庭的關系一項原本有五個選項，分別是：很好、良好、一般、不好和很不好。由于頻數統計的結果顯示（見表1），選擇很好和良好的被訪者占了絕大多數（分別為45.9%和36.3%），而選擇后三項的被訪者則較少，筆者在分析其與獲取社會支持之間的關系時將后三個選項的選擇人數進行了合并計算（即合并為很好、良好以及普通及不好三項）。表4則是合并之后的被訪者的家庭關系與其獲取社會支持的單因素方差分析，可以很明顯的看出，被訪者家庭關系很好與良好的這兩組與家庭關系普通或者不好的被訪者在獲取社會支持的意愿與行為上有較大差別，而這兩組之間的差別則較為小。總的來說，被訪者與家人的關系越好，她們獲取各種類型的社會支持的意愿就越高，也越多嘗試這樣做。

女犯的心理健康狀況及其獲取社會支持之間的相關分析

在本研究中，女犯的心理健康狀況由自信心、生活滿意度以及情緒（又分正向情緒和負向情緒兩個分支）這三個方面構成。表5即顯示了這三個方面與女犯獲取社會各個方面支持的關系狀況。其中，女犯的自信心程度與其獲取朋友支持以及重要他人的支持有顯著關系，尤其是和獲取重要他人的支持相關，但是和是否積極的獲取來自家庭的支持則關系不大。被訪者的生活滿意度狀況亦與獲取各方面社會支持的關系甚密。而在情緒方面，統計顯示，被訪者的正向情緒和其獲取社會支持有顯著關系，而負向情緒怎沒有特別顯著的聯系。總的來說，被訪者的自信心程度越高，對目前生活的滿意度越高，以及正向的情緒越顯著，其獲取各方面社會支持的意愿和行為也就越強烈。

討論與思考

通過分析可以清楚的看到，女犯在監獄生活中獲取社會支持的意愿與行為與其個體的差異性是有很大關系的，尤其是與其心理健康狀況關系密切。這也印證了筆者之前的假設，影響女犯監獄生活和改造質量的兩個因素（個體因素和社會因素）是相輔相成的。我們知道，尋求和獲得社會支持被認為是非常有利于犯人改造和適應監獄生活的。因此，增加社會支持在女犯生活中的地位是十分有益的。那么如何促進女犯獲取社會支持的意愿與行為呢？通過之前的統計分析顯示，我們可以預期，如果促進女犯個體因素的改善，會正向的導致其尋求社會支持的意愿與行為也跟著改善。首先，從女犯個人背景角度入手，幫助其改善與家人的關系。女性通常被認為對家庭的關注超過男性。因此，和家人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女犯在獄中的生活質量和心理狀態。雖然調查顯示，有逾八成的被訪者表示其與家人的關系是比較好的，不過由于監獄的隔離使得其與家人無法生活在一起，甚至不能夠經常聯系。這在一定程度上會造成親人間的疏離和冷漠。西方的研究者曾經強調要關注“在服刑的母親”這一群體，指出應幫助這些女犯建立更緊密的親子關系[17]。之前筆者進行的另一項研究中，亦發現很多女犯有著或多或少的擔憂，擔心自己的父母、配偶和子女逐漸的拋棄自己。因此，在筆者看來，正確的引導女犯和家人的聯系是很有必要的。可以通過鼓勵女犯在和家人聯系的時候（無論是通過接見、電話或者是信件任何一種方式）多表達自己內心的想法，并且尋求家人的理解與支持。其次，幫助女犯建立良好的心態和健康的人格是更加有效的辦法。統計顯示，女犯的自信心程度越高，其獲得朋友及重要他人的支持的意愿和行為越明顯，而本次的調查顯示被訪者的自信心水平還普遍處在一個較低的水平。被訪者常常因為坐牢而認為自己是一個失敗者，認為自己是毫無優點的，甚至一無是處。在此方面，西方有研究證明，女犯相對于男犯而言自信心明顯處于偏低的狀態[18]。筆者認為，針對這種情況，應該通過增加心理疏導服務讓女犯們相信，每一個人都是有優點的，盡管之前做錯了一些事情而導致身陷囹圄，但這并不代表其就是一個一無是處的人。筆者相信，通過鼓勵女犯發掘自身的優點能夠較好的激發其自信心，并且重新樹立起健康的積極向上的心態。第三，增加女犯的生活滿意度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雖然說女犯生活在監獄中，失去了自由，生活滿意度一定不會很高（本次調查統計的結果也證明了這一點），但是，讓其在現有的狀態下建立起好心態來面對坐牢這個事實還是有可能的。可以通過幫助女犯樹立在監獄中生活和努力的目標（如學習某種技能，發展自己的某種興趣愛好，或者是通過努力而早日回家等等）來讓她們對監獄的生活有正確的規劃，在她們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而努力時能得到家里的鼓勵和贊揚。這些都能夠令她們以較好的心態來認識監獄生活。第四，幫助女犯調整情緒也是十分重要的。雖然統計表明，被訪者的正向情緒（如堅強、自豪、興奮、專注等）和其獲取社會支持的關系較為顯著，而負向情緒（如苦惱、害怕、恐懼、焦慮等）則表現的不那么明顯；然而，正負向情緒狀態有時候是相互作用的，正向情緒表現越多，負向的相對而言就會越少，反之亦然。因此，通過定期的心理疏導和心理治療，幫助女犯消除負面情緒，鼓勵其積極情緒是很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