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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性別；女性人類學；中國人類學；本土化

摘要：女性人類學就是將女性主義研究理論與人類學研究有機地結合起來，以彌補傳統人類學研究和女性主義研究理論的不足和偏頗。同時，女性人類學不局限于對女性的研究，其研究范圍是也包括男性在內的社會性別研究、性別關系研究，力圖建立一種由女性視角和男性視角交錯共視的人文視野。本文簡明介紹了女性人類學的發展及學科特點、研究方法，對女性人類學在中國的本土化實踐進行了嘗試性的探討。

女性人類學(FeminismAnthropology)就是將女性主義研究理論與人類學研究有機地結合起來，以彌補傳統人類學研究和女性主義研究理論的不足和偏頗。同時，女性人類學不局限于對女性的研究，其研究范圍是也包括男性在內的社會性別研究、性別關系研究。

女性人類學在西方已漸趨成熟。然而在國內人類學界，這方面的研究還剛剛起步。本人擬簡明介紹女性人類學的發展及學科特點、研究方法，對女性人類學在中國的本土化實踐進行探討。

一、婦女人類學(AnthropologyofWomen)與女性人類學

傳統的人類學從一開始就有對婦女的研究，只是散見于對親屬關系、婚姻、禮儀的研究之中及各民族的民族志中，女性作為非主流文化群體，只是研究者用以說明其他問題的構件與材料。

自20世紀60年代起，在女性主義影響下人類學對自身進行反思。人類學家對以往民族志反思，開始了以女性作為研究主體和本體的研究。首先引起部分人類學家注意的是民族志中所表現出來的男性意識偏見。大多數西方人類學家在遙遠的民族中做田野調查時，仍然本民族中男性文化帶著主導的意念，認為他文化中也是男性掌握最主要的知識。因此，男性調查對象提供的情況便代表了全社區、全文化，而婦女的存在以及她們的觀點和經歷常常被置之不顧，其結果是所謂“真實地”再現文化的民族志每每只表述男性的活動和世界觀。

因此，第一件事就是開展以女性為調查對象的田野工作。這一時期，開始了以女性作為研究主體和本體的研究，把注意力集中于婦女身上，研究和描述婦女真正的所作所為，記錄和分析她們本人的陳述與態度。一批描寫各種文化和社會結構中女性生活的民族志問世了。就此產生了與以往傳統人類學不同的婦女人類學。在把女性帶回人類學研究視野中，婦女人類學是十分成功的。但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只注重對女性的研究，明確地把研究的焦點集中于“女性”及“女性的觀點”而與男性生活的研究相分離，會造成與主流相隔離而被邊緣化。

亨瑞塔·摩爾認為：“婦女人類學中大量描寫婦女生活的民族志，成功地把女性帶回到人類學研究人類社會的整個畫面里來，是女性人類學的前奏。而女性人類學不僅僅研究婦女，更側重研究性別，研究男性與女性之間的關系，研究性別在構成人類社會歷史、思想意識、經濟制度和政治結構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女性人類學力圖建立一種由女性視角和男性視角交錯共視的人文視野。因此，它既是一門嚴格意義上的學科，同時也是一種獨特的思考方式。它力圖通過對女性生存格局的綜合考察和哲學反思來描述“完整的女性”，進而描述“完整的人類”。

1974年出版的美國人類學會年會和斯坦福大學“跨文化觀點看女性”研討會論文集《女性、文化與社會》、1975年出版的密西根大學人類學系關于婦女研究的討論會論文集《邁向婦女人類學》兩本書的問世，標志著女性人類學的成熟。

二、女性人類學研究的核心概念“社會性別”

早在20世紀30年代，美國女性人類學家即開始了關于性別特性的研究，米德(MargaretMead)的一系列有關文化如何塑造性別特征的著述，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關于文化與人格的分析，都表達了文化對性別人格形成的作用，她們的研究開創了人類學女性研究的先河。

米德在《三個原始部落的性別與氣質》中，以她對原始部落的研究表明：某種性格特質被認為是男性氣質還是女性氣質是因文化而各異的，是人為的，并不是什么與生俱來“自然秩序”。米德的研究給予了生物決定論有力的質疑。

在生物決定論與文化決定論之間進行激烈的學術交鋒后，文化決定論最終為大多數學者贊同，構成人類學女性研究最基本的理論。基于性別文化決定論的共識，提出了不同于生物性別的概念“社會性別”。至20世紀70年代中期，“社會性別”是文化建構成的觀點已被普遍接受并成為女性人類學研究的最核心概念。而熟練地運用社會性別這一概念去觀察我們周圍早已熟悉的日常生活的各種現象則是人類學入門的標志之一，“社會性別”概念的提出，也使原有的以婦女為關注點的理論，轉移成以社會性別為關注點。至90年代，美國學者提出了“社會性別人類學(TheAnthropologyofGender)”的概念，強調社會性別與權力的關系問題，分析勞動大軍中的社會性別分化、社會性別關系以及社會性別與民族主義、婦女與國家的關系問題，研究的重點已從社會性別差異研究過渡到對社會性別關系的研究。

三、二元對立的分析模式與多元的視角

自人類學開創以來，基于列維·斯特勞斯(ClaudeLeviStrauss)結構功能理論的二元分析，一直作為有效的分析框架和工具，用來探究社會結構的功能，發現文化的深層結構以總結人類社會文化的規律等。qLQrGsjS7WN0EAl9

奧特娜(SherryOrtner)從自然與文化二元結構入手思考了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探討不平等的文化象征意義及其導致不平等的原因，分析了社會性別關系的建構與婦女處于從屬地位的直接聯系。她將男女兩性關系比作文化與自然的關系，認為由于男性從事的生產勞動創造了超自然的文化，即控制自然、征服自然的工具，所以創造文化的男性比與自然聯系的女性價值高。羅薩多(MichelleRosaldo)則從政治權力的角度，運用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來解釋婦女處于從屬地位的原因。

她們都采用結構人類學二元對立的方法和女性主義的社會性別概念，對性別不平等的原因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使我們對性別不平等有了深刻的認識。

然而，在人類學家運用二元對立結構分析范式研究了許多非西方文化后，發現二元對立結構存在兩方面的缺陷：許多非西方文化中要么并不存在上述二元對立結構，要么呈現出與西方(上述)模式不同的二元結構。二元對立并不是普遍存在的。

20世紀后期，二元論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質疑，把二元對立作為唯一的分析框架，存在著男性中心主義和西方中心主義的缺陷。女性人類學開始拋棄二元對立的結構主義分析框架，轉而接受后結構主義的理論，步入后結構女性人類學階段。

后結構女性人類學首先對“女性”范疇進行解構，認為“女性”視角其實隱含著一個“同一性”。在對待其他種族的女性時，“女性”視角意味著性別優先于種族、階級、民族、宗教等其他因素。而事實上不同種族、階級、民族、宗教的女性有不同的文化、利益觀念，性別的生理基礎并不具優先性。因此“女性”的含義也必須放到具體的情境中加以考查，這一階段對女性身份的多重與差異性研究，構成了女性人類學的多種聲音。

女性人類學的發展趨勢提倡差異、強調多元，反對普遍性。后結構女性人類學的目標，不是為全球女性尋找改變性別不平等的統一模式，而是在具體的社會文化中尋找多樣性的解決方式，即“在差異中尋找平等”。

四、女性人類學的學科特點及研究方法

同人類學的其他分支不同，女性人類學并不側重對女性作純粹的實證性考察，而側重于對女性進行哲學上的抽象研究和探索，對女性之迷做出解答。

1．女性人類學的特點

(1)女性人類學以“人”的存在作為自己思考的出發點和回歸點。認為對女性存在之謎的解答，有賴于對人類存在之謎的解答，因為女性是作為人的女性，女性存在是作為人的存在；人的存在具有無限豐富的內涵，它既是一種現實狀態，也是一個歷史過程。因此，女性人類學首先立足于從哲學意義上論證人的存在的基本構成，即人的存在的結構、人存在的本質和人的存在的終極價值。

(2)女性人類學以“女性”作為自己思考的聚焦點，既注重女性存在與人的存在的同一性，也著力于探討女性存在的特殊性，力圖在女性存在的現實及歷史的考察中，揭示出女性存在作為一種特殊存在的生成過程及其特殊規律，描述女性為改變自己的生存狀態而奮斗的歷程。

(3)女性人類學以“男性”作為思考的參照點。人的存在并不是一種抽象的存在，是由具體的男性和女性組成。女性存在和人的存在的相互關系，就是女性存在和男性存在的相互關系。因此，女性人類學始終把男性作為思考的參照點。

2．女性人類學的主要研究方法

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是人類學家研究的基礎。田野調查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實踐，深入實地進行參與式觀察、深入訪談等調查研究。田野工作要求觀察的準確性，研究者需要與其研究的人們生活在一起，學講他們的語言，親自觀察他們的習俗。通常要求受過專門訓練的人類學家在所研究的民族或地區生活1年(或1年以上)的時間，用參與觀察和親身體驗來獲取充分、翔實的民族志資料。

一大批女人類學家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實踐，借鑒人類學傳統的田野調查、主位與客位研究相結合、個案研究等研究方法，以女性主義的視角，提出以往人類學僅僅是“男人學”的觀點，倡導撰寫“女性主義民族志”。麗拉·艾布—廬古德(LilaAbu-Lughod)在《存在女性主義民族志嗎?》一文中認為，“只有逐漸認識到在相同中存在差異，自我身份可能包含有多種認同，而他者身份也可能是自我身份的一部分，我們才可能超脫僵死的本者身份與他者身份、主觀與客觀的約束”。卡麻拉·維斯衛斯瓦朗(KamalaVisweswaran)是目前女性主義民族志研究中最有成果的女性主義人類學家之一，在其代表作《虛構的女性主義民族志》中，不是從正面討論怎樣建構女性主義民族志，而是首先否定主體性的基礎，認為不可能建立單一的女性主體，如果女性主義民族志只表現單一的女性主體就是一種失敗。她結合自己的研究，討論了怎樣寫超越女性主義的女性主義民族志。

女性人類學發展運用了人類學傳統研究方法“比較分析法”。比較分析法被廣泛應用于對婦女在社會地位、社會角色和權力的掌握等方面同男性差異的分析中，以及揭示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條件下婦女生活意義的研究。如在婦女生育研究中，對現時的育齡婦女和歷史上某一年代育齡婦女生育率的比較：有關婦女地位的研究中，對同時間內男女地位的差異的比較等。

女性人類學借用哲學人類學中“思辨”方法，對“社會性別”、“男女兩性之間的關系”及“性別在構成人類社會歷史、思想意識、經濟制度和政治結構過程中的作用”都進行了綜合研究和哲學探索。

五、中國女性人類學的理論建構

中國女性人類學研究剛剛起步，處于初創階段。禹燕的《女性人類學》，是國內學者所著的第一部系統地介紹女性人類學的著作。作者力圖在各學科綜合研究的基礎上對女性進行“哲學抽象”。全書環繞著“女性存在與人的存在”、“女性歷史與人的歷史”、“女性解放與人的解放”三方面展開，試圖說明：“無論是女性的自然存在、社會存在和精神存在，都是一種文化存在；無論是女性存在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是女性作為一種文化存在在不同文化時序中的不同形態：而女性解放從其實質來講，也是女性從文化中的解放，是女性對自身的文化現實的不斷否定和不斷超越。因此，女性人類學實際上始終是在描述作為一種文化存在的女性存在，是在描述女性存在的文化格局與文化時態”。這種從人類文化的角度探求女性文化的研究，實際上也正是女性人類學的著眼點和重要的研究內容。

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編的女性研究文集《主流與邊緣》，其中收入的論文既包括歷史民俗、女性心理研究，也包括對當代影視、傳媒、文學中性別文化的探討，特別是有關中國少數民族女性文化的闡述多建立在田野調查基礎上，以第一手材料為依據而行文，為讀者展示了中國多元文化的色彩及少數民族文化對于中國文化學研究的獨特價值。從該書的序言中可以了解到，編輯者的初衷是希望出版一本人類學女性問題研究專輯，“期待著來自田野的氣息、來自生活的樸實信息”。但結果與其預期目標之間仍有距離：“想做的是人類學方面的專題，卻無奈于我們目前人類學研究仍然滯后。專門的人類學稿件很難拿到，囿于專門的人類學家眼下十分有限。遵照人類學的要求，即使有了專門人才，能夠去做性別上的專門研究，也必須有一年的時間‘在田野上’作業。根據這樣的國情，我們不得不‘順手牽羊’，在已經‘做著’相關研究的學者中尋覓，在他們各不相同的專業中尋找與性別有關的角度，取所謂‘田野’一域‘邊緣’，因此有了我們手中的這本集子”。編輯者的“無奈”真實地道出了目前中國女性人類學研究的困境。與西方女性人類學發展的現狀相比，中國的研究處于初始階段，需要借鑒西方女性人類學理論并結合中國實際進行有中國特色的研究。

1997年，當代西方女權主義理論精選《婦女：漫長的革命》一書出版。和前一部著作均由中國學者評述西方理論不同，此書完全是從西方當代著名女權主義理論家和學者最具代表性、最為深刻、影響最大的論述中精選出來的。在中國女性學研究走向世界之際，無論是以西方研究經驗為借鑒，創建具有本土特色的婦女學研究體系，還是以批判西方中心主義的婦女學為動力，開創自己的道路，研究西方的經驗已成為一個重要課題。

婦女口述史方面的代表作是張曉的《西江苗族婦女口述史研究》、定宜莊的《最后的記憶——十六名旗人婦女的口述歷史》，可謂開創之作。2002年又出版了“20世紀中國婦女口述史叢書”《讓女人自己說話》共三部。

六、女性人類學在中國的實踐

從文化多元的角度來看，中國有56個民族，若從各民族特有文化的歷史動態發展中去研究婦女，展示文化是如何限制和塑造婦女而婦女又是如何創造文化的雙向運動過程，不僅對于進一步了解中國社會及文化的多元性有重要價值，而且也將為世界婦女人類學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具有填補空白的性質。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有經正規訓練的女性民族學家王同惠深入到廣西瑤族山區調查家庭和親屬制度，建國之后訓練的一批女性民族學家并沒有以性別為自己的研究中心，而是重點研究不同民族的社會發展模式并出版了許多重要的文獻。不同的專家和學者在中國各民族地區進行深入實際的田野調查也留下了寶貴的社會調查報告，如陳乃文教授反映藏族和門巴族的報告：何青教授所撰寫的少數民族音樂舞蹈研究報告：龔佩華教授所撰寫的景頗族調查報告；黃淑娉教授所撰寫的廣東地區不同族群的報告和人類學理論書籍。

自20世紀90年代后，中國對少數民族婦女問題進行了多視角、多層次的研究。1994出版的論文集《華南婚姻制度與婦女地位》，為從事人類學和民族學研究的學者深入華南地區田野調查之作。書中著重探討了“不落夫家”婚俗的名稱及類型，從不同歷史背景出發闡釋了該婚俗的成因及其文化上的差異性。此外，一些作者還在個案分析的基礎上對香港、閩南僑鄉、湖南及廣東地區的當代婚俗進行了論述。

李泳集的《性別與文化：客家婦女研究的新視野》一書運用宏觀和微觀、點與面結合的分析方法，對粵東客家村落進行調查，探討了客家文化對婦女地位的影響和她們在現代社會中的地位變化以及各種變化所蘊含的社會文化意義。最可貴的是作者提出：“客家婦女地位的低下并不能從她們所從事的勞動進行解釋，而應該從制約她們地位的文化的深層意義去研究”，探究了中國傳統“男主外，女主內”模式在不同族群的變異，此類研究是重建中國女性人類學的基礎。

20世紀60年代在摩梭人中發現的“母系家庭”和“走訪制”(以前國內研究者通稱“阿注婚”)一直吸引國內外人類學家關注，并展開了調查和理論探討。早期進行民族學人類學探索的有王承權的母系家庭和嚴汝嫻的摩梭母系制寫作，后有和鐘華的專著《生存和文化的選擇——摩梭母系制及其現代變遷》，都是基于長期田野調查對云南納西族摩梭人的探討。還有翁乃群的文章《女源男流：從象征意義論川滇邊境納西文化中社會性別的結構體系》等舉不勝舉的篇章從不同角度在探討摩梭人的婚姻和家庭。

1997年，法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蔡華博士的《一個無父無夫的社會：中國的納人》，2001年紐約ZoneBooks出版社出版了該書英文版。該書詳細描述了納人社會獨特的母系制度，歸納了該社會的建構原則和運行機制，并得出結論：一個社會在沒有婚姻制度和家庭組織的情況下不僅可以存在，而且和其他社會一樣運行正常。2002年法國科學院授予蔡華教授2002年度“法語國家大獎”金獎，以表彰他在人類學領域做出的貢獻。美國著名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Geertz)的長篇書評《走訪》(Visit)對蔡華教授的著作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這項研究成果證偽了二戰以來西方占主導地位的關于社會結構的兩種基本理論：即“單系繼嗣理論”和“集團聯姻理論”，并說蔡華關于納人的精確細致的著述將會被人們記住。著名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在蔡華著作的薦言中稱“蔡華博士對西方人類學做出了重大貢獻……納人由此在人類學文獻中獲得了一席之地”。由于人類學研究范圍的廣泛性，所以中國女性人類學研究的角度也應該是多方面的，既可以論析文化多變性與社會因素對性別行為和觀念的影響，也可以從需要出發，研究一些人類學與女性有關的傳統課題，如從親屬制度和婚姻家庭人手了解女性與各種由于生育和婚姻而發生關系的親屬關系，從中研究婦女的社會地位，進而探討婦女作為一種性別與其他性別的關系。在中華民族豐富的文化百花園中，各民族在生育觀念、家庭居住模式、對待男女后代的態度不盡相同，如果從應用人類學的角度對其進行深入研究，對于解決部分地區的人口問題或許會有所幫助。隨著整個社會對女性問題的重視，女性理論研究的崛起，以及人類學自身發展的需要，女性人類學將成為學術理論界和婦女界普遍關心的問題，特別是在人類學的研究隊伍中，將逐漸凝聚一支側重于研究女性問題的力量，把過去分散的、沒有系統的涉及女性問題的人類學研究，從整體分離出來，形成獨立的女性人類學。從另一個方面來講，即在女性學的研究隊伍中，除目前已有的婦女理論研究、婦女史研究和婦女現實問題研究外，將出現從人類學角度探討婦女史和婦女理論的勢頭，并從人類自身發展的長河中，攝取女性特有的種種問題加以專題研究。在中國女性人類學的研究剛剛開始，亟需學科的規范和本土化的實踐：中國正處于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交接碰撞的社會轉型期，中國的女性人類學發展的空間極其廣闊，時代賦予學者的使命，不僅在理論上做新的探索，也要做應用性研究，參與實際工作，協助政府解決現實問題。

中國女性民族學人類學學會于2006年11月成立，2008年將于云南昆明召開的第16屆國際人類學與民族學大會為我們提供一個全新的富有前景的機遇。女性人類學在中國的實踐必將為整個人類學的發展做出不可或缺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