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婦女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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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三峽庫區移民工程已經進入到后期扶持階段，早期移民的生產生活狀況日益成為移民研究的重點。結合實地調查的經驗感受，從社會性別的視角，運用社會認同理論，分析移民婦女這一特殊群體的身份認同，有著極為深刻的社會意義。移民婦女在搬遷地的身份關系及其背后的規則認同已經多元化，婦女身份認同的顯著性程度與經濟利益、社會關系網絡結構、家庭出身等因素相關，這決定了她們是采取參與還是依賴策略，去尋求自己的存在點，籌劃自己的生活。
一、背景和問題
三峽工程從硬性的角度而言是一項技術性的工程，而從軟性角度來說則是一項移民工程，實際上就是關于人的工程。人與技術的最大區別在于人有人性、有心理活動，生活場景的改變必然導致人心理的變化。筆者在“三峽庫區婦女兒童生存與發展狀態”項目的基線調查中發現：截至到2006年底，三峽庫區已經完成近99萬移民搬遷安置工作，按照“搬得出，穩得住，逐步能致富”的搬遷安置目標，絕大部分移民已經進入到了“穩得住”和“逐步致富”的階段。但在調查的過程中，筆者深切的感受到多數移民身在搬遷地，心卻系原住地，尤其是婦女移民。按照經濟學利益主義原則解釋，移民們得到相應的經濟補償后，就應該安下心來搞建設，可為什么她們仍然念念不忘那些已經沉沒在江底的生活？經濟學解釋的有限性使我們把視野投向了文化解釋的框架，她們依戀的是過去生活的場景、規則、習俗、人情等等。這在更深層次上，其實就影射了她們在搬遷地的身份認同問題。
社會認同（socialidentity）理論是由Taifel和Turner提出，用于解釋群體行為的一種新理論。理論背景是20世紀60年代，女性主義、黑人民權、少數族群爭權、宗教復興等一系列幾乎席卷了西方世界的社會運動。這場運動顯然不同于以往民族國家框架內，以階級利益和公民權為核心的政治斗爭，而是圍繞著特殊群體和個人展開的。西方不少學者把這場運動視為，各種邊緣的文化群體要求政治承認和對他們各自的身份認可。〔1〕（P62）由此，性別、種族、性取向等身份認同問題開始進入學術分析的中心視野，不管學者們以何種視角、框架、表述來解釋這些新的景象，其面臨的問題是一樣的，即鮑曼所言的“陌生的異類者與現代秩序建構的沖突之間凸現的不可化約的緊張”。〔2〕（P18～19）Taifel把社會認同定義為，個體認識到他（她）屬于特定的社會群體，同時也認識到作為群體成員帶給他（她）的情感和價值意義。社會認同理論的基本觀點包括：個體通過社會分類，對自己的群體產生認同，并產主內群體偏好和外群體偏見；個體通過實現或維持積極的社會認同來提高自尊，積極的自尊來源于內群體和外群體的有利比較；當社會認同受到威脅時，個體會采取各種策略來提高自尊，如，社會流動（socialmobility）、社會競爭（socialcompetition）、社會創造（socialcreativity）。〔3〕本文在具體描述庫區婦女移民兩個特定生活鏡像的基礎上，試圖運用社會認同理論，分析這一邊緣性群體在遷移地如何尋求自己的存在點、籌劃自己的生活、對自己的確認和理解，即作為非自愿性移民，她們怎樣認同自我身份？這些認同與政府設置的整套機制之間存在緊張嗎？她們是否真的可能在給定的框架中去尋找并籌劃自己的生活？
二、多樣的差異性：婦女移民日常生活中的身份認同
鏡像一：陌生人社會
（宜昌市伍家崗南灣村王大姐，41歲初中文化）
自搬遷下來后明顯感覺到累，身體不如從前。從前家里種臍橙，一年360天，我只做一個月就完了，主要是打點藥、修修枝、上上肥、鋤鋤草，就這些事。丈夫外出打工，我在家務農，孩子還小，開支也不大，一年下來有些結余。現在，種地沒收入，也不懂咋弄。剛來時我買了些花生種種上，出苗了就給它按個栽上，大部分死了，后來聽說是直接種的。第二年，又想種些油菜，打油吃，還是搞不成。現在種了些菜豌豆什么的，也長不好。眼看孩子都上初高中了，每天都要用錢，一年得四五千，沒得法子，我夫妻兩都在外打工。我在宜昌職業學校干活，一天工作14～15小時，一月只有一天假，工資是400元，剛去，還不知能否領到工資，她們好多人出去打工都兩三年都沒拿到錢，這是我最擔心的。看到學校的一些孩子真可憐，老想到自己的娃。我做面的，做大了，老板罵；小了，孩子吃不飽，真造孽。我們移到這里來，也不懂的這里的農作物咋待弄，我也向政府要求過讓我們繼續管著以前的樹（有些沒有淹，可以坐車去打理），說真的，那樹可都是我們的啞巴兒子，心里真是舍不得走啊。來到這里，補的錢都用來蓋屋了，沒錢干別的事，也沒有個熟人，找不到事干，一天到晚就愁娃讀書的錢。我們這些移民，大部分都是婦女在家干農活，照顧老人小孩。以前可不是這樣，以前男的出去打工的很少，婦女只干干家務什么的，有空閑幫著干點農活，玩兒牌什么的。身體也好，累不著。現在，男人大部分都出去了，婦女干這么多的活，還不給累跨啊，平常也沒個人關心。剛來時，跟當地人不熟，沒什么交往，移民們現在事都多了，也沒時間閑聊，反正就不如以前過的自由。現在，家里也老是吵架，壓力大，心理煩，有個事也沒法商量，只能吵。
對王大姐的訪談正好趕上她一個月一休，因為她讀過些書，現在又在外面打工，也算是農村婦女中稍有點見識的，這對我們了解庫區婦女移民的心理狀況有不少的幫助，至少有些東西不用因為她們不清晰的表述去猜想。從她的敘述中，可以看到一個“陌生人社會”的景象。
移民婦女對搬遷地的農業生產活動是陌生的。由于地質差異，農作物種植也有差異，而以前不是農業勞動主力的家庭主婦，現在不僅要變成勞動主力，還要掌握必要的農作技術。顯然，有些農作技術的掌握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實現的，也不是政府派幾個技術人員講講課就能解決的，它必須依賴于足夠時間的輪作經驗的積累。婦女們對于往常被她們視為簡單的農業勞動技能，突然變得深奧而不知所措。最為重要的是，日益增加的家庭支出（孩子的教育支出、家庭成員因為一時難以適應搬遷地的生活而增加的醫療衛生支出等等），不容許婦女有足夠的農業實踐去積累經驗。這時，移民婦女就業就出現了分化：一是專門在家務農；二是農忙務農，閑暇時外出務短工；三是拋荒，純粹外出務工。我們分析的對象顯然屬于第三種，但是不管那種形式的就業，對于大部分長期在家做家務的婦女而言，都會感覺到極度的不適應，這種內心的感受也加深了她們對自我身份認同的矛盾：我是個農民，還是個城市工人？如果說是農民的話，連基本的農作物都侍弄不好，甚至有時候還遭到原住地居民的取笑，失去了傳統意義上作為農民的根本；如果說是城市工人，又不能在城市找到應有的尊嚴。她們感性的認識到，她們不僅生存在城市的邊緣，而且往日熟悉的鄉村生活突然變得陌生。
移民婦女對于現在的家庭生活感覺是陌生的。以前，大部分三峽庫區家庭過的是非常傳統的家居生活，男外務農，女內持家，夫妻相安無事。現在，男的大部分外出務工，對于這些沒有技能又沒有外出務工經驗的男人而言，勞動力市場的競爭是殘酷的，而生活的壓力迫使他們又不能遠離這種殘酷。于是，他們往往把憤怒、不滿撒在妻子身上。作為妻子，她們比以前更加勞累，甚至無助，她們也想有個發泄的對象。這樣，一來，難得的夫妻相聚就變成了相互泄憤的爭吵，夫妻關系由此也變得緊張，家庭生活對于婦女來說變得陌生而不可預測。
移民婦女對于原住地的鄉村社會感覺是陌生的。三峽庫區經濟一直比較落后，交通十分的閉塞，人口的文化素質較低，傳統觀念濃厚，同時又是土家、苗、漢等民族的雜居地，三峽人可以說是中國大陸十分典型的傳統中國人。這些背井離鄉的女人們，明顯感覺到她們原來寧靜有序的生活方式被打亂了。原來祖祖輩輩摸索出來的一套半年辛苦半年閑的山村田園式自給自足的封閉、半封閉生活發生了變化；以前知根知底的熟人社會變成了陌生人社會；緊密的社會關系網絡被打破；以前村莊生活中的規則、習俗、習慣等在現在的村莊生活中不能適用。而且，三峽庫區移民的搬遷，大部分采取的是一步到位方式，也就是說今天和昨天的生活場景完全不一樣，沒有過渡階段，這就難免在人的內心產生急速斷裂帶來的陌生感、隔閡感。
總體而言，婦女對于“陌主人社會”的感受明顯強于男性，她們甚至有里外不是人的認同危機。在家庭內部，常年的勞作，使得她們沒有以前那么多的時間、精力、豐裕的物質條件去滿足孩子、老人的需要，她們覺得自己不是合格的母親、孝順的晚輩；對于在外務工的丈夫，她們感覺自己微薄的農業勞動收入或務工收入沒有給予丈夫更大的經濟支援，也因為常年無奈的分居生活，難以滿足雙方身體、精神上的需要，她們感覺自己不是合格的妻子。在家庭外部，村莊社會層面上來說，她們并沒有找到一種搬遷地村民應有的歸屬感。她們很少和原住地居民乃至女居民交流內心的感受，一般僅限于禮節性的交往。對原住地女性居民的訪談也顯示，她們在談及對移民婦女看法時，言詞中帶有一些漠視，她們認為移民對原住地居民的抱怨是沒有理由的，是由于移民懶惰而導致移民和原住民的差距。可見，短短幾年的移民生活還不足以讓外來移民扎根于搬遷地居民的生活中。這樣，部分移民婦女選擇了強化在搬遷地移民群體內的活動來尋求獲得對自我的尊重；有部分婦女選擇向外流動，通過社會競爭來創造更為廣闊的社會尊重；還有部分婦女消極地選擇回流到舊有的熟人社會去獲得原有的尊重。綜合以上分析，移民婦女在家庭生活中對母親身份、兒女身份、妻子身份的消極化認同，不利于家庭穩定和社會穩定；而移民婦女在村莊社會層面的多樣化選擇，受制于經濟條件、社會關系網絡、所受教育、年齡、個性等因素的影響，也產生了不同的社會效果。移民群體內偏好選擇和回流，容易引起原住居民群體和移民群體間的偏見、沖突和敵意；外流選擇，近期來看，可以消除原住居民和移民間的矛盾，但長遠來看，就不利于中國農村現代化路徑的選擇和實施。
鏡像二：建構身份政治
（宜昌市興山縣古夫鎮豐邑坪村九隊張大姐，文盲）
我有一兒一女，都因家庭困難而輟學打工，丈夫在家附近打臨工掙錢養家糊口并照顧我看病。我得膽結石14年了，藥罐子沒丟過。1996年政府占用我家耕地，發了一萬補償金，并轉為非農業人口。我沒有工作能力，也沒給安排工作。因為討要那一萬塊錢，被移民干部打壞了，村里干部把我弄到醫院，打了一天針，想著孩子還要上學，沒人做飯就回家了。村里干部不讓說壞話，申請困難補助也沒人管。按規定，我家有一棟兩百平米的住房，搬遷補助都用來建房了，還不夠，自己也沒錢墊，建房老板給墊的。現在，二樓房屋就租給建房老板住，以抵債。他是個好人，還幫我在樓煩上蓋了個小棚子，就是我家現在住的。一樓，給了一個親戚住，他得了癌癥，為了治病賣了自家的三層樓。他有病，行動不便，不能讓人住頂樓小棚，見死不救啊。我自己申請了殘疾證，但每年什么也補不到，去找民政局，他們說要村里干部報名單，村里干部說我自己辦的殘疾證，他們不管。想去掃地都不行，你去找他，他就躲起來不見你。婦女干部哪里敢替婦女說話，婦女問題反映多了，她的紅利拿的就越少。村里有個醫生，懂法律和政策，為移民搬遷的事，告到中央，才發齊我一萬元的補貼款，以前只發了我6000元。找上級婦聯和民政干部沒用，找過很多次了，等你到了政府，干部早溜了。有時聽說，上面有人來檢查，我們就去，可政府看門的根本不讓進。政府安排得有人，說他們好話的每次獎勵4000元，我們這里的窮人是不讓說話的。村里喪偶的孩子都可以辦低保，上面民政發現我家確實困難，就讓我們以困難戶名義為子女辦了低保，每月30元。殘聯去年還到我家給了200元現金，村里和鎮里什么也沒給。
這個案例給我們展示了“家庭——村社——基層政府”秩序生長和維持的一幅具體化圖景。在這幅圖景中，我們看到了各種社會身份、角色、規則認同是如何擴展、發揮作用的，人們又是如何闡釋自己行為的合法性、有效性，婦女的日常活動是如何構造并生產著權利秩序，其主體性、行為策略、主觀反應和行為選擇，對于日常生活規則形成，對社會身份的生成、承認和鞏固發揮了什么作用？對這些問題的解答，我們是通過觀察張某與丈夫、與村干部、與移民干部、與基層政府的交往與沖突來完成的。
在家庭關系中，張某因為自己需要錢治病，就獨自去向移民干部要回應得的補償款，沒有要求丈夫出面。她的理由是：丈夫要外出做事，不能耽擱，而她自己沒能力干活，有時間和他們周旋；再說，女的找男的辦事，說錯話，人家也不會把你怎么的，從這種解釋中，我們看到，在日常生活中，女性出于利益考慮，她們會理性的采取一定的政治策略去改變傳統的存在于家庭、私人領域中丈夫和妻子的權力關系，從而改變既定的家庭權力格局，使得家庭規則按照有利于女性利益的方向發展。女性的這些行動無疑和婦女主體性意識強弱有關，但是突破婦女主體性意識的動力往往來源于家庭面臨的境遇。盡管如此，婦女主體性的行動策略，在客觀上還是得到了家庭和社會不同程度的認可，也因此形塑了女性新的身份認同機制。
在村莊社會關系中，張某深知村莊社會的潛規則，即你和村干部沒有特別的關系，村干部就不會特別的關注你的利益。于是，她就越過村干部，自己到縣殘聯申請了殘疾人證。這里就涉及到誰來認可她殘疾人身份的問題。從法律角度而言，她是通過法律程序，向法定的部門申請的合法證件，即法律認可她是殘疾人，她有權利得到應有的補助。從村干部角度而言，他們認為，外來援助資金、物資等，一般都要求由村里再分配，為體現公正原則，村里要求貧困證或殘疾證等都應該由村里幫助辦理，否則不予承認。即，這個證件在村干部眼中是無效的，因而不構成她能夠獲得村莊中各種外來資助的條件，但是這個證件的確是合法的。這時，就產主了國家法律和地方規則適用上的沖突。事實證明，村干部處于權力的優勢地位，選擇了地方性規則，而張某只能在這種規則的影響下，采取其它的策略補救自己的利益，構建自己的生活。由此可知，對村民某些身份的認同，不僅僅是法律認同能給予解決的，因為有些認同，必須在村莊社會層面得到踐行，因此就必然摻雜著村莊利益的再分配，這時法權政治模式便演化為利益政治模式。而利益政治模式的潛在影響，就在于它在利益各方中，因權力和勢力的不均等造成身份不平等，這種不平等是通過主觀認知差異影響規則來實現的。而選擇規則的競爭，又通過力量的對比、較量作出取舍。〔4〕
在與地方政府的關系中，張某認識到自己的移民行為為國家作出了貢獻，作為合法公民就應該得到國家規定的相應補償。于是，她選擇了直接和國家正式機構——移民官員和當地政府交涉，以便自己的權利得到實現。盡管在事件中正規結構并沒有完全積極地主張張某的權利，部分權利是由私人（村醫生）通過正式渠道得以主張的，但是張某的直接交涉行為造成了一個客觀結果，使她的私人利益成為公共關注的對象，從而使其他人包括正規機構，意識到這是一個共同的問題，這樣婦女私人的日常生活向公共領域政治化轉變。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正式制度在不同的社會成員中分配權利、責任、義務的同時，會受到社會成員主動選擇的影響，這既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以強制途徑達成秩序的目的，又有助于社會成員自我身份的建構和選擇。
三、余論
從以上案例的分析中，我們基本可以回答前面提出的問題，移民婦女對新的身份關系及其背后的規則認同已經多元化；婦女身份認同的顯著性程度與經濟利益、網絡結構、家庭出身等因素相關，這決定了她們是采取參與還是依賴策略。部分婦女能夠在搬遷地通過自己的積極策略尋求自己的存在點、籌劃自己的生活，盡管她們對自己身份的認同有時候與政府設置的整套機制之間存在不同程度的緊張，但她們能夠在既定的框架內去尋找并籌劃自己的生活，在這個過程中，還能對正規機構、制度產生影響，從而使社會中的權威資源出現有利于她們的重新配置；而有些婦女仍然處于家庭、社會權力的邊緣地帶，在搬遷地的生活表現出極強的依賴性。
〔參考文獻〕
〔1〕Habermas1992,AutonomyandSolidarity:InterviewswithJurgenHabermas,(eds)byPeterDews.London:Verso.David,Miller2000,CitizenshipandNationgalIdentity,Cambridge:PolityPress.
〔2〕鮑曼.后現代性及其缺憾［M］.郇建立,李建韜譯，上海：學林出版社,2002.
〔3〕TafelH,TurnerJC.TheSocialIdentityTheoryofIntergroupBehavior,PsychologyofIntergroupRelations.Chicago:NelsonHall,1986.
〔4〕J.M.布坎南、R.D.康格爾頓.原則政治而非利益政治［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