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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社會資本的涵義；高科技企業戰略聯盟的信任；高科技企業戰略聯盟信任的構建途徑等進行講述，包括了高科技企業戰略聯盟的特征、高科技企業戰略聯盟信任的演化、建立成員企業間學習的正式與非正式機制、設計聯盟內部信任的評審規范、培育共同的價值觀等。具體資料請見：

［摘要］信任關系作為企業間的社會資本有利于戰略聯盟的維持和運轉。建立高科技企業聯盟間信任關系提升信任水平，需建立成員企業間學習的正式與非正式機制，組建廣泛的商業關系網絡，設計聯盟內部信任的評審規范，培育共同的價值觀。

［關鍵詞］高科技企業；戰略聯盟；社會資本；信任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戰略聯盟這種網絡組織形態對于化解自身資源的匱乏、組織柔性的不足起到了主要作用。同時作為維持企業聯盟持久性的信任機制也成為理論界的研究熱點。不少學者根據不同的聯盟特點提出不同的信任建立途徑。筆者在結合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社會資本角度針對高科技企業戰略聯盟間的信任關系建立提出自己的觀點和想法。

一、社會資本的涵義

20世紀70年代以來，學術界從不同的視角對社會資本進行大量研究，對社會資本的定義有多種表述，比較有代表性的定義包括社會規范觀、社會資源觀和攝取能力觀。

科爾曼（1990）認為社會資本是社會結構的一個方面，在結構內便利了個體的某些行動。普特南（1993）把社會資本看作對社區生產能力有影響的人們之間所構成的一系列“橫向聯系”，這些聯系包括公民約束網和社會準則。林南（1982）將社會資本定義為行動者在行動中獲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會網絡中的資源。波茨（1993）對社會資本進行了較深入的研究，將社會資本看作是個人通過他們的成員身份在網絡中或者在更寬泛的社會結構中獲取稀缺資源的能力。

Adler&Kwon（2002）認為社會資本是指社會聯系結構中能夠促進行動的良好的意愿，它源于組織內外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網絡。除了資本的特征，它有自己的特征：第一，它是一種公共財產；第二，社會資本的效用離不開社會聯系的維持；第三，社會資本是無形的，使得它難以量化和測量。他們將社會資本區分為橋梁型社會資本和聯系型社會資本兩種形式。橋梁型社會資本著眼于個體的外部網絡分析，而聯系型社會資本強調集體成員的內部聯系特征。NahapietandGhoshal（1998）將社會資本定義為個體或社會團體中嵌入的、可以利用的、實際的和潛在的資源。他們將社會資本分為關系性、結構性和認知性社會資本三種維度。關系性主要關注個人在與他人的關系網絡中交換和獲取顯性和隱性知識，加強對他人的合作與管理。結構性社會資本從個人嵌入的社會關系結構出發來研究個人擁有的社會資本對其獲取外部資源的作用。認知性指網絡成員間共享的信念、規則和范式、彼此的信任與合作，這些都有力地促進了共同目標的實現。

二、高科技企業戰略聯盟的信任

Collis&Montgomery（1995）指出，從根本上來說，企業持續競爭優勢最終取決于企業對內、外部資源的整合能力。組織所處的環境具有不確定性，并且所包含的資源有限，需要依賴其他組織提供資源來維持生存并獲得競爭優勢。

（一）高科技企業戰略聯盟的特征

戰略聯盟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有著共同戰略利益的企業（或特定事業部門）為了達到共同擁有市場、共同使用資源等戰略目標，通過各種協議、契約而結成的優勢互補、風險共擔、生產要素水平式雙向或多向流動的一種松散的網絡組織。成員企業間缺少相互的信任就會嚴重地阻礙聯盟的成功。戰略聯盟各方都要不斷協調和控制商業關系，有效整合社會資本來提高績效。

高科技企業戰略聯盟具有兩個重要特征：第一，知識技術性投資為主導。由于知識具有無形性的特點,擁有知識的聯盟成員必須揭露其知識資產的主要內容才能使聯盟其他成員判斷其知識的價值，但是,一旦知識的主要內容被揭露之后,知識接受者就沒有必要再執行知識轉移的交易。第二，合作風險性較高。這導致在合作中必然存在兩種矛盾：一是各合作方竭力保護和減少自身知識資產付出而希望最大化地共享和其他成員的知識資產；二是聯盟成員充分展露知識與合作成員可能存在的機會主義行為之間的矛盾。

聯盟潛在的風險越大，越需要聯盟成員之間的相互信任。約翰·庫倫等認為，企業相互間的信任和承諾是戰略聯盟存在的基礎。Spector&Jones（2004）在研究中發現信任關系有利于聯盟成員間互相學習和創新，有利于顯性和隱性知識的擴散。

（二）高科技企業戰略聯盟信任的演化

Deutsch（1958）&Hosmer（1995）把信任定義為個體面臨一個預期的損失可能大于預期收益的不可預料事件時所作出的非理性的選擇行為。Sable（1993）認為，信任就是合作各方相信任何一方都不會去利用另一方的易受攻擊的弱點去獲取利益。總的說來，信任的涵義包含以下三個共同之處：第一，相互信任是合作各方在面對不確定的未來時所表現出的彼此間的信賴。第二，信任是放棄對對方的控制約束，意味著承擔風險。第三，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礎上的聯盟體現了聯盟的脆弱性。

1.信任的分類及特征。Levicki&Bunker（1995）按照信任的演進將其劃分為三種類型：計算型信任、了解型信任、認同型信任，隨著彼此間交往頻率和關系強度的深化而向前推進。Barney&Hansen（1994）根據機會主義的強弱程度將信任分為低度信任、中度信任和高度信任。

信任是加強關系，確保成功的前提（Tung&Worm，2001）。一些學者將信任視為社會資本的結果（Woolcock，2001），一些學者將其視為社會資本中共享價值觀的組成部分，而還有學者將其歸納為兩者的結合（Cote&Healy，2001），它存在于社會性相互作用之中，降低了交易成本，而在重復交易中得到強化。信任關系網絡的建立通常是長期、復雜和耗時的（Thorelli，1990）。

對于高科技企業戰略聯盟來說，信任是有邊界的，正如庫瑪所指出的，很少有全方位的信任關系，企業對信任的方向和程度應有所把握。信任具有經驗性，即企業會在以往直接或間接的經驗基礎上來選擇可信任對象。另外，信任是可以不斷強化的。

2.戰略聯盟的信任強化模型。在戰略聯盟各成員的合作過程中，信任是一個循序漸進和不斷強化的過程，筆者在總結學者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各企業之間的信任強化模型（如圖1所示）。

首先，各企業在相互了解獲取信息的基礎上決定與誰進行合作，即將資源投入何方，其次是在資源的實際生產運作過程及成員企業合作過程中增進了解，逐步建立信任關系。在初步信任基礎上進行不斷地磨進而合達成共識，從而在認同中得到信任的強化，進入下一部的合作環節，就是說信任是隨著相互交往的頻率和交往的時間增加而逐漸發展的，隨著聯盟企業交往頻度和強度的增加，將有可能逐步從以合約信任為基礎的弱連帶聯結逐漸過渡到以認同信任為基礎的強連帶聯結。

影響聯盟成員相互信任度的因素可分為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兩大類。內部因素主要有聯盟經營績效、聯盟利益分配的公平程度、聯盟成員相互了解交流的次數、聯盟成員特定關系型資產的投入、聯盟成員的聲譽；外部因素主要有行業整體信用水平、市場發育程度、法律管制力度。總之，信任給予的多少應與聯盟進化所處的不同階段和自身具體情況相適應。

三、高科技企業戰略聯盟信任的構建途徑

Dyer&Singh（1998））指出，具有信任的關系品質可以減少花費在契約監視和交易上的成本，相互信任、及時溝通是解決沖突的關鍵。Saxenian（2000）指出開放式的網絡架構和強調分享的價值觀使硅谷在創新合作上具有高度活躍性及信息的共享性，促進了彼此信任，取得了良好的組織績效。在成員企業的合作往來過程中，加強社會資本建設，提升信任水平至關重要。

（一）建立成員企業間學習的正式與非正式機制

從長期來看，企業的可持續競爭優勢來自于企業比競爭對手更強的學習能力。這里的學習不僅包括知識的傳輸，還包括知識的創造。對于高科技聯盟來說，學習的意義更大，聯盟內部成員企業在締結高科技企業聯盟時就應該清晰地認識到締結聯盟是學習過程的開始，要積極地通過學習活動來提高企業績效。

學習的途徑有正式與非正式途徑，正式途徑包括相互的參觀訪問、共同的研發團隊、共同的技術培訓等等，成員企業之間的正式合作形成了成員之間對經營理念的認同、對制度和規范的遵守，促進了組織信任的產生，這種信任是以制度、理性為特征的，成員企業由于害怕受到制度的懲罰而恪守承諾，保持其行為的一致性；非正式途徑通常是自發的，成員之間的聚會沒有明確的目的，多以溝通感情為主，這有助于提高行為和策略的透明度，消除彼此的隔閡和陌生感。這種溝通渠道能有效促進知識的創造和共享，成員間的社會交往有利于維持良好的私人關系，在交往中產生信任，這種信任是以品德為基礎的。

（二）組建廣泛的商業關系網絡

廣泛的商業網絡是指除了本聯盟之外的其他商業合作。擴展自己的商業網絡可以占據較多的“結構洞位置”，擁有廣泛而通暢的信息流，有利于克服信息不對稱帶來的弊端，有利于擴大自己的影響力，擁有更強的商談能力，也便于了解合作伙伴的相關信息，對合作伙伴的信譽紀錄和合作關系進行考察，測試其風險偏好，從而產生信任的、較強的控制力。同時，成員企業在商業網絡中創建自己的商譽，在交易過程中體現自己獨特的價值，使合作伙伴認同自己，意識到合作的益處，從而取得并鞏固信任。

（三）設計聯盟內部信任的評審規范

依靠評審規范可以建立和維護高科技聯盟相互之間的信任關系。評審規范包括激勵和約束機制。社會資本中包含的互惠的規則意味著聯盟關系方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取得一定的經濟收益，激勵成員企業將一次性博弈轉化為重復博弈，為了長遠利益而放棄不履行合約、欺詐、賴賬等失信行為，是信任形成的關鍵（徐淑芳，2005）。在合作、投資下取得的經濟效益和無形資產能有效地激勵聯盟成員，有利于信任的維持和提升。同時，高科技戰略聯盟成員企業間能否實現收益的公平合理分配是鞏固信任的保證。

除了通過法律手段對違約行為進行約束以外，成員企業要提高合作的欺騙成本，提高退出壁壘，即如果企業放棄聯盟關系，那么其某些資產，如場所資產、人力資本資產和商譽資產都將受到很大的損失，企業會因自己的機會主義行為受到懲罰，這將促使聯盟間長期合作關系的建立。

（四）培育共同的價值觀

與市場不同，組織所遵循的是一種協作適應機制（Williamson，1985），對于聯盟組織而言，共同目標是協作體系的基礎。合作伙伴的社會背景和公司理念越接近，他們的思維和行為模式的一致性也就越高，從而形成共有價值觀的可能性也就越大，這種共同的價值觀能減少成員企業間的矛盾和沖突，強化成員企業行為的連續性和一貫性，保證相互間的信任受到最小的干擾和破壞。要建立這種特征型的合作文化需要跨文化的管理培訓，加強高層管理人員的合作。

四、結論

信任源于人與人交往中的心理現象，也是組織間社會關系的產物，它是聯盟和諧運作的行為規范。由于中國傳統的文化特征和信任缺失的影響，社會中的信任度較低，而高科技企業戰略聯盟由于知識揭露悖論等原因決定了聯盟間的信任更加難以把握，筆者在研究高科技企業聯盟信任特點的基礎上從社會資本的視角提出了對聯盟各成員間建立有效信任的一些途徑，聯盟社會資本的建立對于戰略聯盟共享利益的擴大、機會主義的防范和信任的培育起著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