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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人為載體的人力資本隨著城市化的發展而流動，通過人口遷移，積累到宏觀層面就形成了城市的人力資本存量。城市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能夠增加城市住房的有效需求，推動房價上漲，并且城市人力資本水平對房價的正向影響存在異質性。為探究城市化進程中城市人力資本水平與城市住房價格之間的關系，對中國255個地級市的面板數據采用動態面板分位數回歸的方法進行了實證檢驗，實證結果表明城市人力資本水平與城市住房價格之間存在正向關系，高人力資本水平對高房價地區房價的正向影響程度更大。

關鍵詞：人力資本；城市化；住房價格

一、引言

早在1960年舒爾茨(Schultz)就提出了人力資本的概念，多數學者將人力資本定義為存在于人體中，通過教育、培訓、流動等方式獲得具有經濟價值的知識、技術、和能力等因素的綜合體現。明瑟(Mincer)在勞動力遷移理論的基礎上加入人力資本理論，認為遷移者的遷移行為并不是完全的隨機過程，“認為那些年輕且受過較好教育的、回返風險較低、更有成就以及在遷入地有較多聯系的人更容易發生遷移”[1]。毋庸置疑，教育是個體人力資本積累的重要途徑，中國高等教育經過“”式的擴張，為創新驅動奠定了一定規模的人力資本基礎。2007年全國高等教育人口規模為0.81億，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為6.15%，到2019年，高等教育人口增加至約1.90億，占全國總人口的13.47%中國各地區城市化發展存在明顯差異，以人為載體的人力資本隨著城市化的發展而流動，通過人口遷移，積累到宏觀層面，形成城市間人力資本存量的差異。城市外部人力資本的流入成為了城市人力資本積累的重要渠道。其中，城市吸引外部人力資本流入的基礎是人力資本的外部性，即一個人的教育水平提高不僅提高了自己的私人收入，還在與其他人的社會互動中產生了知識外溢，個人能夠從其他人的教育水平的提高中獲得收益，包括收入提高、就業機會增加、生活質量改善等。近年來，各城市為了實現未來高質量的經濟發展，紛紛出臺了人才引進政策來吸引大學生落戶，中國城市間上演了“搶人”大戰。由此，深圳、西安、成都等熱點城市新增落戶人數大幅度增加，同時帶來了房價的大幅度上漲。在城市化進程中，通過群體間知識和技術的交流共享以及人力資本的空間聚集效應，使得高等教育人群向城市集聚，將會產生更多的商品需求和更高服務需求，從而帶來城市生產和消費的繁榮，推動城市經濟發展。城市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帶動城市經濟發展，城市人均收入將會提高，進而通過收入渠道，促使人口向城市集中，從而導致城市人口增加，推動城市住房價格上漲。但是，過高的房價水平可能阻礙城市化的發展，人口遷入高房價的城市難度增大。由于房價高企，造成包含住房成本在內的生活成本提高，“逃離北上廣”成為社會熱點關鍵詞，往往具有較高人力資本的個體才能夠獲得較高的收入，從而才能成為高房價城市住房的有效需求；而那些人力資本水平較低的個體，由于收入水平較低，負擔不起城市的成活成本，將會遠離高房價城市。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高增長，城市化的發展、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住房價格的上升這三方面幾乎是同步發生的。那么在城市化的進程中，厘清城鄉之間的勞動力流動與高房價之間的關系，尤其是人力資本對房價的影響對于加快建設現代市場體系尤其是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勞動力市場，破除阻礙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各種壁壘，也都具有十分關鍵和重要的政策意義。

二、文獻理論與研究假設

在城市化進程中，城市層面的諸多因素，如工資水平、房價水平、就業機會、公共服務水平等都會對勞動力的流動產生影響[2]。中國不斷開放的戶籍制度促進了農村勞動力向其他非農業部門、鄉鎮企業以及跨地區的流動。人口遷移導致遷入城市人口規模增加，從而影響城市房價，并且形成了各城市間的房價差異。由于地區收入差異引發了人口流動，人口對遷入城市住房資源的競爭導致了房價上漲[3]。人力資本的遷移流動是以人口為載體，隨人口遷移流動而發生的。中國各區域城市化發展存在明顯差異，從而導致各區域的人力資本水平存在明顯差異。陳斌開從人力資本增長視角分析中國城市住房價格的動態演變和區域差異，研究發現高等教育人口占比對于城市房價上漲具有明顯的正向拉動作用[4]。駱永民認為高校畢業生擇業傾向于大中城市，從而導致人力資本向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聚集，進而推動了房價上升[5]。實際上，即使有戶籍制度的限制，中國勞動力流動依然表現出向少數大城市集聚的特點，而且向大城市的勞動力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尤其是大專及以上教育水平的流動人口，可見超大城市明顯占有人才優勢。據此，文章提出以下假設：假設H1：人力資本水平越高，工資水平越高，個體能夠承擔更高的房價水平，從而導致城市房價水平上升。另一方面，高房價對于人口遷移也存在著反向的作用機制，當城市住房價格過高時，由于遷移者需要承擔更高的住房成本，從而阻礙了城市化進程，導致勞動力在城市間的流動性降低。在中國，這種抑制作用對東部地區的城市而言更加明顯[6]。也有學者將住房因素納入新經濟地理學的框架中，同樣發現某地區的住房價格會影響勞動者的相對效用，從而抑制勞動力在該地區的集聚。由于住房支出在居民生活消費性支出中占有相當份額，住房價格持續上漲（甚至超過工資上漲幅度）將對勞動力集聚構成阻力[7]。一些學者的研究表明，房價對勞動力流入存在先吸引后抑制的倒U型關系，而且由于高人力資本個體的購房需求更強，對房價更為敏感，因而其拐點更小。城市房價的提高會誘使勞動力流出，并且房價的抑制作用更多體現在農村勞動力身上[8]。據此，文章提出以下設假設：假設H2：房價升高增加了農業轉移人口的城市化成本，往往具有較高人力資本的個體才能成為較高房價城市住房的有效需求者，進而在不同房價地區，城市人力資本對城市房價的影響效應存在差異，即城市人力資本對房價的影響存在異質性。

三、實證研究及結果分析

1.數據說明

文章選取了255個地級市2009—2016年間的統計數據。樣本城市分布于中國東部、中部、西部各地區，在地理位置和經濟發展水平等方面均具有較為廣泛的代表性。數據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關于城市人力資本的選擇。教育層次是人力資本異質性的特征之一，教育也是人力資本形成的重要途徑之一。中國人力資本的提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高校的大規模招生，高校招生與就業人數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城市房價的上升。一般而言，高校數目較多的地方，高等院校在校學生人數越多，新增就業人口中的大學畢業生人數就越多。即使是外地生源，由于畢業后工作信息、社會關系以及生活習慣等因素，往往也會選擇留在畢業地工作，從而導致這些城市常住人口中高人力資本人口比重的提升[9]。陳斌開指出對于那些高校數目較少的地區高等院校在校人數越少，也鮮有外地生源來此求學定居，大學學歷人口的增加僅限于少量外來高學歷人口。高校畢業生的大幅上升直接導致了人力資本的規模擴張，加速了城市化進程。此外，很多學者將高校在校人口占比作為城市人力資本的變量[10，11]?；诖?，為探討城市人力資本水平對于城市住房價格的影響，考慮到數據的可及性，文章用城市高等院校在校學生人數占總人口的比重來衡量城市人均人力資本水平。

2.計量模型及回歸結果

首先，對GDP、房價數據進行平減處理，剔除通貨膨脹等因素。對全國所有地區樣本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分別用固定效應、系統GMM、動態面板分位數回歸三種回歸方法對數據進行實證回歸，具體估計見如下方程：lnhpit=α0+α1hrit+α2urit+α3Xit+fi+yt+εit其中，i代表不同地區，t代表不同年份。被解釋變量城市住房價格(lnhouseprice)用城市商品住宅平均銷售價格(對數)表示。解釋變量包括高等教育院校在校學生比重(punipop)；城市化率(ur)，用非農業人口占比總人口的比重來衡量；Xit表示其他控制變量。固定效應用f表示，年份固定效應用y表示，隨機擾動項為ε。影響房地產價格變動的因素很多，不可能窮盡，在已有文獻的基礎上，根據文章的研究主題遵循可行性以及科學性原則設置。控制變量具體包括以下城市層面的宏觀因素：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用人均生產總值(pergdp)表示；城市產業結構，用第一產業生產總值占比表示(fgdp)；城市人口密度(mpop)；城市土地供應情況，用新增住宅土地供應面積(hland)表示；房地產投資需求，用房地產開發投資占GDP的比重(hinvest)表示。從固定效應模型回歸結果來看，人力資本水平與房價和城市化率均呈現正相關關系，驗證了假設H1。具體而言，城市人力資本水平每增加1%，城市住房價格水平（對數）上漲約2.79%，城市化率上升0.62%。雖然城市人力資本增長和房價上漲存在顯著的正相關，但是依然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和遺漏變量的問題。高人力資本人口向某一個城市集中，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該城市經濟較為發達、城市化水平較高，能夠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而企業集中很可能會通過擠占住宅用地和提高當地人收入等其他渠道，導致城市住房價格上升。另一方面，根據前面的分析，高房價在一定程度上會抑制城市人力資本的積累，房價和人力資本、城市化水平之間可能存在反向的因果關系的內生性問題。系統GMM方法包含被解釋變量的滯后項，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解決內生性問題，因此文章研究使用系統GMM方法作為參數估計方法。估計結果如表2模型3和模型4所示，考慮上一期房價后，高等院校在校學生人數占比與房價和城市化率之間依然存在正向的相關關系。具體而言，人力資本水平每增加1%，房價水平上漲約1.46%，城市化率增加約0.13%?？梢姡鞘腥肆Y本水平對城市房價和城市化率正向作用的結果具備一定程度的穩健性。在農業轉移人口的遷移決策過程中，住房是影響農村流動人口落戶城市的主要因素之一，對于農業轉移人口而言，要在城市落戶，首要考慮的是穩定的住所。相對于農村來說，城市購房具有花費數額大、付款集中且彈性小等特點，高房價升高意味著農村流動人口為落戶而購房需要一大筆開支，并且未來多年可能需要不停償還銀行貸款，這對于農業轉移人口來說是巨大的負擔，因此，城市房價升高會抑制農村流動人口的戶籍遷移意愿。城市人力資本規模提高是促進住房價格上漲的一個重要因素，但同時房價上漲又對異質性勞動力流動產生顯著影響。在城市化的進程中，房價的快速增長不斷篩選著進城定居的遷移者，由于高人力資本個體能夠獲得較高的收入，進而能夠承擔更高的房價，成為城市住房的有效需求者，城市人力資本水平對于城市房價存在異質性影響，尤其在高等教育資源豐裕的地區（如北京、上海、廣州等）擁有更多的高校畢業生，他們往往更傾向于留在本地工作和定居，構成了城市住房的“剛性需求”，推高了本地住房價格。文章嘗試利用動態面板分位數回歸法，探討在不同分位數的房價水平下人力資本對房價的影響程度。Galvao(2011)提出的動態面板分位數回歸法可以考慮在解決一定程度內生性問題的基礎上，探討被解釋變量在不同分位數水平下受到解釋變量影響因素的差異[12]。文章利用動態面板分位數回歸的方法能夠更為準確地探究城市人力資本水平對于房價的異質性影響。人力資本對房價的正向影響作用依然顯著，并且系數大小存在明顯差異。具體地，在低房價樣本中（房價30%的分位數水平），人力資本每增加1%，房價上漲約0.96%；在中等房價樣本中（房價60%的分位數水平），人力資本每增加1%，房價上漲約1.73%；在高房價樣本中（房價90%的分位數水平），人力資本每增加1%，房價上漲約2.35%。可見，以高等院校在校學生為代表的較高人力資本水平對高房價地區的房價影響程度更大。文章以高等院校在校學生人數占城市總人口的比重作為衡量城市人力資本的指標，其實是反映了城市層面較高水平人力資本的情況。在房價較低的地區，更多的人能夠承擔相應的住房成本，即使不具備較高人力資本的個體，也能夠成為這些地區的有效需求者。而在高房價地區，高企的房價意味著更高的住房成本，只有那些具備較高人力資本的遷移者，由于其能夠獲得的收入也較高，從而能夠在高房價的城市買房定居，成為住房的有效需求者，對房價的正向促進作用更大。綜上，較高的人力資本水平對低房價地區的房價影響程度小于對高房價地區的房價影響程度。文章還考慮了城市人力資本提升對房價影響的區域異質性。由于中國區域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異，所以將樣本數據分為東部、中部、西部三個地區，在考慮房價滯后一期的影響的基礎上，使用系統GMM方法做回歸分析，來探究不同區域城市人力資本提升對于城市住房價格影響的差異，具體結果見表3的模型8~模型10。根據回歸結果可知，城市人力資本的提升對于城市房價的影響存在顯著的區域異質性。在東部和西部地區，城市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與城市住房價格上漲之間存在顯著的正向關關系，并且東部地區城市人力資本每增加1%，城市住房價格上漲1.87%，西部地區城市人力資本每增加1%，城市住房價格上漲0.53%，遠小于東部地區人力資本對于房價的影響程度；在中部地區城市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對于城市住房價格沒有顯著影響，而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對于房價上漲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在城市化的進程中，中國東部地區吸引了大量高素質勞動者的遷入，對中西部地區的勞動力產生人才“撇脂效應”，引發中西部地區出現了“智力外流”現象，從而滿足了東部地區不同行業對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因此在東部地區，高人力資本個體占比的增加對城市住房價格的上漲的影響程度較大。中部地區較低的住房成本和生活成本使得相對較低的人力資本個體也可以遷入，并且中部城市承接了東部城市的工業轉移，低技能勞動力就業崗位增加，這些現狀成為農民工遷移就業的強大動力，因此，高人力資本個體占比與城市住房價格之間的關系并不顯著。另外，近年來西部地區人才培養和建設的力度加大，實施了各種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的措施，因此高人力資本個體占比的增加可能是西部地區城市住房價格明顯上漲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結論

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是宏觀經濟平穩運行的重要基礎，解決高房價問題是促使勞動力要素在城鄉之間的自由流動并形成全國統一勞動力市場的關鍵所在。伴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城市的住房價格水平也在不斷上漲，于此同時，城市化水平以及人力資本水平也在不斷提升。以人為載體的人力資本隨著城市化的發展而流動，通過人口遷移，積累到宏觀層面就形成了城市的人力資本存量。城市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能夠增加城市住房的有效需求，推動房價上漲；反過來，高房價意味著高昂的生活成本，可能會擠出低人力資本水平個體，只有高人力資本水平個體能夠遷移至城市，城市人力資本水平對于城市住房價格的影響存在異質性。文章通過對中國255個地級市2009—2016年的面板數據的實證檢驗，結果表明，城市人力資本水平與城市住房價格和城市化率之間均存在顯著的正向關系，并且人力資本對房價的影響程度具有異質性：其一，以高等院校人口占比為代表的較高的人力資本對高房價地區的房價水平正向促進的影響程度更大；其二，在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人力資本對房價的正向影響是顯著的，在中部地區不顯著。據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議：第一，注重教育的均衡發展，一方面政府應加大力度對農村或經濟欠發達地區的教育投資力度，縮短城鄉之間的教育不公，進而縮減城鄉人力資本差異；另一方面，要注重城市非戶籍人口子女的教育問題，促進教育資源均等化，進而縮減不同人群的人力資本差異。第二，進一步加大戶籍制度改革，破除城鄉壁壘，著力引導勞動力要素合理暢通有序流動，為轉移至城市的農村勞動力提供保障性住房，同時完善促進創業就業的長效機制，確保勞動者享有公平的待遇和良好的發展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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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田盛丹  單位：中國人民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