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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史，克羅斯曼和克魯格（1991）提出一個假說，環境破壞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一個倒U型關系：在經濟發展初期，由于經濟活動規模不斷擴大，廢棄物的排放量不斷增加，導致環境惡化；到達一定的發展水平（人均4000～5000美元）以后，各種綜合因素將導致環境質量逐漸好轉。但這一假說具有一定局限性，且容易給發展中國家造成誤導，使之走上“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博弈論常被用來分析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環境保護問題上的策略選擇和利益關系，如錢箭星、肖巍（1998），陳洪波、蔣天文（2005）等，這些研究發現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環境問題博弈存在囚徒困境，即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從個體（國家）理性角度出發最終導致集體非理性，雙方均不愿犧牲自己的利益，承擔節能減排等保護環境的義務，使環境問題愈發惡化。而如何導向集體理性的合作，使各國承擔“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成為一個重要課題。

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關于環境問題的沖突

對于環境問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正在上演一場以環保名義的政治經濟南北博弈。具體來說，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環境問題上的沖突存在于責任分攤、國際貿易及合作模式等方面。

（一）沖突一：責任分攤在責任分攤上，發達國家認為發展中國家以發展為借口逃避責任，而發展中國家則認為發達國家對自己過于苛刻，有轉嫁責任之嫌。以全球氣候變暖問題為例，幾乎所有的發達國家都是通過早起工業化中高密度的碳排放而實現經濟起飛的。因此，許多發展中國家認為對于全球氣候變暖問題，發達國家要負主要責任。在20世紀90年代初，發展中國家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只有發達國家人均的1/10。南亞次大陸和非洲的人均排放只有美國的1/20。但由于人口基數大，增長速度快，發展中國家的排放占全球二氧化碳總排放的1/4，且仍以高速增長。這也使得不少發達國家更推崇以二氧化碳總排放量作為擔責依據，而不是發展中國家更贊成的人均排放量與歷史排放量。從人均排放上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差距還是比較大的。發達國人均排放2.6噸溫室氣體，發展國人均排放僅為1.44噸。另一方面，從生理需要層面上看，發展中國家的排放大多屬于與農業與土地利用相關的生存排放的范疇。而發達國家的排放則更多的屬于奢侈排放的范疇，因此各國所承擔的責任自然也應有所區別，發展中國家的生存排放無可厚非，而發達國家更應當節制奢侈排放。事實上根據歷史經驗而言，諸如高密度碳排放此類經濟發展的副產品是難以避免的，絕大多數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都無法逾越環境惡化這一個階段，目前發展中國家正在經歷這一階段。而發達國家通過早期的高污染、高消耗階段實現本國的資本積累，進入集約化生產的后工業化時代之后，再以自己目前嚴格的碳排放標準來要求發展中國家，似乎難逃遏制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嫌疑。

（二）沖突二：國際貿易對于處在工業化進程中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對外貿易是推動本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在現實中，環境與貿易的沖突表現為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需求與發達國家的環境政策之間的沖突，換句話說，也就是發達國家貿易保護主義與發展中國家自由貿易主張的沖突。一方面，部分發達國家的企業為了逃避本國嚴苛的環境標準而將高污染、高能耗的技術和生產線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從而加劇了發展中國家的環境惡化。另一方面，發達國家利用“綠色貿易壁壘”，以保護環境和人民健康為由，通過制定嚴格的環保和技術法規，限制外國商品進口。在這種情況下，發達國家的“綠色貿易壁壘”披上保護環境的外衣，掩蓋了其遏制發展中國家貿易和經濟發展的真實目的。

（三）沖突三：合作模式為了維護人類的整體利益與長遠利益，國際社會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途徑實際上只有一條，那就是“合作”。國際環境保護合作必須遵循“共同的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原則，發達國家有義務在率先采取有關環境保護措施的同時，為國際合作做出更多的切實的貢獻。主要包括：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援助或補償；以優惠的、非商業性的條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治理污染所需的先進技術。然而現實是雙方雖然均呼吁展開合作，但幾十年來因各方利益難調和雙方所謂合作難獲突破，雙方彼此仍顯孤立。在節能減排合作中，發達國家在達成《京都議定書》時即承諾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等援助，但長期以來美國等國卻言大于行，表現消極。在哥本哈根氣候峰會上，發達國家承諾未來3年每年提供100億美元的應對氣候變化資金，以及2020年前達到每年提供1000億美元的水平，這對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而言只是杯水車薪，據估計，發展中國家每年將需要高達2000億至3000億美元以應對這些氣候變化的挑戰。此外，一些發達國家的資金援助還附加了一個減排透明與接受國際監督的條件。借助這個援助條件和它們在減排審評上的話語權，發達國家就可以極隱蔽地干涉發展中國家在消除貧困、發展經濟上的優先安排，并以此說三道四，而讓發展中國家的自主減排承擔著更多的溫室氣體減排壓力。這自然引起了發展中國家對“發展自主權”的一種捍衛。一旦喪失了這個自主發展權利，消除貧困、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各種優先安排，就無法再由發展中國家自己掌控了。

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關于環境問題沖突的實質

（一）不公正的國際經濟秩序長期以來，不合理的垂直貿易分工體系、國際貿易中的不平等交換、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以及發展中國家在貿易、資金、技術轉讓方面受到的種種不公正待遇，使得發展中國家資本外流、人才流失、科技落后。而發達國家卻通過這種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迫使發展中國家不得不通過廉價出售本國寶貴的自然資源來實現經濟增長，更加劇了發展中國家環境惡化的程度。這種不公正的國際經濟秩序使得發展中國家謀求發展的外部環境日益惡化，在經濟上無法充分發揮潛力，也無法有效地參與全球環境保護。盡管發展中國家并不是全然對全球環境的日益退化無動于衷，但畢竟其現階段的當務之急仍然是發展經濟和緩解貧困，因此自然會與發達國家的高標準的環保要求存在沖突。

（二）發達國家遏制發展中國家工業化近年的環保熱點話題氣候問題更是被斥為陰謀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認為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是導致了全球氣候變暖的罪魁禍首，因此要求世界各國承擔相應的碳減排任務。而根據BBC的紀錄片《全球變暖的大騙局》，參與拍攝的數位科學家指出全球變暖從很大程度上來說是太陽活動的結果，并非由人為因素導致。無獨有偶，中國時政作家白海軍的《碳客帝國》也旨在揭示氣候問題實質及其背后隱藏的巨大經濟變革、利益及陰謀：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企圖以“低碳經濟”這一新游戲規則對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加以限制，從而控制發展中國家，以維持其全球經濟優勢，這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又一次霸權主義行為。

（三）環保產業蘊含無限商機環保產業背后蘊含著巨大的利益，因此發達國家也格外熱衷于拿環保問題說事。環保產業是當今世界的朝陽產業，據估計，全球環保產業的市場規模已從1992年的2500億美元增至2011年的6000億美元，同比增速遠高于全球經濟發展。環境保護問題本身已發展成為一個蘊含無限商機的產業。目前環保產業對發達國家經濟貢獻巨大。環保產業的人均產值較高，OECD國家環保產業人均產值一般為該國就業人員人均產值的2倍左右。同時，環保產業吸納就業人口多，向社會提供了大量就業崗位，為拉動需求作出了重要貢獻。據聯合國環境署的新聞公報稱，2005年美國環境產業創造了530萬個新的就業機會；到2020年，德國環境技術方面的就業機會將超過這個國家的汽車產業。

中國面臨的問題及應對策略

在節能減排方面，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碳排放第一大國，成為世界節能減排的最大關注點，國際壓力巨大。“中國制造”是物美價廉的代名詞，但歸根結底的實質內核卻是“高消耗、高污染、低價格”。2009年中國的碳排放量接近600萬千噸，碳均GDP僅為450美元/噸，而第一大碳排放國美國的碳均GDP為1936美元/噸，是中國的4.3倍，日本、德國的碳均GDP分別為中國的9倍和7.5倍，甚至連巴西都是中國的4倍中國的高消耗和高污染，換來的是全球約10%的出口份額和貿易保護主義的圍剿。以犧牲國內環境和基礎資源的中國制造廉價生產貿易全球化，終究是不可持續的。環境問題是全人類共同的問題，中國自然也應當負起應盡的責任。但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消除貧困、發展經濟仍然是首要的任務。忽視環境成本固然不好，但是要求我國過早采用發達國家嚴格的環境標準，是不切實際的，更為合適的政策是采用與自身經濟發展相適應的環境標準。同時，逐步引入國際環境標準，通過經濟手段引導外資，使本國的經濟結構發生轉變，減少高耗能、高污染產業，發展更有益于環境的農業、工業和服務業。在中國的對外貿易方面，應當致力于通過自主創新生產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的產品,降低資源型產品在出口中的比重,實現貿易產品多元化，改善貿易結構。最后，中國在發揮稟賦優勢的同時，也應當把握住全球經濟的新增長點，大力培育綠色環保產業。目前，對環保的需求已不再局限與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綠色環保產業也呈現出巨大的增長潛力。因此，中國也應當建立促進環境保護市場化、產業化的扶植政策，并利用市場機制，激勵環境技術創新。

作者：陳燕婷單位：復旦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