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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題】安徽南部的徽州地區是中國傳統村落保存面積最大、最完整的區域。這些古村落的基本特點大致可概括為：組團的家族性、布局的整體性、民居的藝術性、建筑的歷史性和景觀的獨特性。其保護性開發的主要方向是利用其獨特的旅游觀賞資源，發展旅游觀光業。并以呈坎村為例作了保護性規劃的實證研究。

【關鍵詞】徽州古村落開發規劃呈坎村

一、徽州古村落的基本特點

安徽南部的徽州地區，歷史上就經濟繁榮、文化發達。程朱理學的發展、皖派樸學的繁榮，都標志著徽州文化向多層次、全方位化的歷史邁進。明清時代的徽州文化呈現出一派百花爭艷的興盛景象，哲學、文學、史學、數學、醫學、軍事學、法學、商學、天文、地理、音樂、繪畫、雕篆、徽墨歙硯、印箋刻書、居宅祠宇、村第、園林、佛寺道觀、石坊牌樓、茶道、徽菜、徽劇以及各類工藝等，應有盡有，自成系統，而且多數領域均涌現出不少名家巨匠。徽州文化的發展，有賴于徽州商品經濟的發達。明中葉至清中葉，徽商臻于鼎盛。徽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①］，足布“滇、黔、閩、粵、豫、晉、燕、秦……淮、浙、楚、漢”［②］，甚至“詭而海島，罕而沙漠”［③］。俗有“無徽不成鎮”之稱。大部分徽州人屬歷史上的中原名族世家遷徙而來，“賈而好儒”的遺風猶存，因而導致了自兩宋以來享有文獻之邦“人物之多，文風之盛，稱于天下”［④］之譽的徽州文化的形成。加之徽州“山水奇秀，稱于天下”［⑤］，使徽州文化更富地域特色。僅從徽州各地保存下來的古村落的狀況，即可窺視徽州地方文化的面貌。這里僅從村落形成的基本組成要素出發，談談徽州古村落的基本特點。

1．組團的家族性

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家族社會，“地緣不過是血緣的投影”［⑥］。中國古代村落，主要是以血緣關系為紐帶以宗族制為基礎而形成的，因此許多村落從起源到布局，均表現出較強的宗族性。新石器時代的半坡村的房屋排列，由周圍46個小房子環繞著中心的大屋，就是這種宗族性的早期表現。宗族的核心表現是宗祠，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有著重要的意念場（或稱心理場）作用，許多村鎮的建筑均以宗祠為物質中心和心理中心展開布局，形成聚合狀的村落組團空間，如皖南黟縣西遞村中心祠堂，就起到了心理中心的作用［⑦］。許多村落中心均設有祠堂、戲臺等公共活動場所，影響著周圍民居的布局，安徽黟縣的宏村、呈村、降村等，均是以中心的宗祠月塘或戲臺為核心展開布局的。

2．布局的整體性

中國古代村落雖然不如古代城市那樣有著嚴格的規劃標準，但多數村落仍表現出布局上的整體性。比如說皖南徽州地區的古村落，興建之初就重視村頭組景，在進村口的地方，通常利用不同的山勢、崗巒、溪流、湖塘，配置以牌樓、亭榭、寶塔、橋梁，形成優美的風水園林景觀，當地人稱之為“水口”。水口園林的出現，是明清徽州經濟文化發達的產物，是《五雜俎》所言“新安人近雅”的結果。徽商對中國古代詩歌、園林、繪畫藝術的追求和理解，推進了徽州“水口園林”的發展，是中國古代有規劃理念的村落規劃思想的一種表現。

3．民居的藝術性

中國古代民居，既講究外型上的藝術效果，又注重內部空間的合理組合。如徽州古民居的青瓦、白墻，給人以淡雅明快的美感。徽州古民居以天井為中心的內向院落，為封閉空間發揮采光、通風、排水等功能，不僅成為具有導向作用的樞紐空間，而且天井可用來設置盆景、魚池等，起裝飾美化作用。由于采光多為二次折射光線，很少天然眩光，故能給人以靜謐舒適之感。

許多民居，還精于雕鏤裝飾，通過宅門的門罩、窗楣、柱礎等予以體現，其精美的雕琢，從工藝、構造到構圖圖案，均呈現出獨特的藝術色彩。

4．建筑的歷史性

古村落的識別標志，首先是它的歷史建筑。一個古村落，一條古街道，一棟古民居，代表著不同歷史時期的建筑風格和文化，向人們述說著曾經發生在它身上的歷史和所反映的文化。如徽派古建筑，就以它精美的新安雕刻、淡雅的青瓦白墻、變化豐富的馬頭山墻和大量的樓閣牌坊為特色，反映出古徽州商人在明清時代，靠經營鹽業致富后，為家族思想和鄉土觀念所支配，“即回家修祠堂，建園第，重樓宏麗”［⑧］的歷史與文化背景。黃山市棠樾村的牌坊群，向人們敘述著封建時代忠孝節義的倫理和徽商的豪富；沙溪村的古井向人們提示著古代釀酒技術的高超和優美的民間傳說；屯溪老街被譽為“清明上河圖”；黟縣西遞村向人們展示著中原望族南遷的歷史；斗山街比比皆是的高墻大院揭示了明清時期徽商集聚的熱鬧場景。

5．景觀的獨特性

中國古代村落，從形成之初就注重選擇一種良好的“人居環境”，這種人居環境除了通常的良田美宅外，還與周圍地勢山林等物質構成要素有關。中國位居北半球，為了采光和防御冬季寒冷的偏北風，房屋多向南而建；為了耕作和取水，房屋多建在河之北岸，且北有靠山，即建在南向的緩坡階地上。緩坡階地上的村落排布呈現階梯狀，從山坡往下看，村落錯落有致，構成良好的俯視景觀，同時也構成理想的生態景觀。

許多古村落選址一開始就考慮了景觀的特色［⑨］。安徽黟縣《尚書方氏族譜》對其村基選址經過的記述是“慕山水之勝而卜居焉……阡陌縱橫，山川靈秀，……左右河水回環，綠林陰翳”。徽州《灣里裴氏宗譜》對其村基的描述是：“面亭子而朝印山，美景勝致，目不賞給。前有溪，清波環其室；后有樹，蔥籠陰其居。”湖南衡陽《劉氏族譜》對其先祖選擇王江一帶為村基的景觀描述是：“翠屏百尺”、“蜿蜒聳峙”、“卉木蔥倩”、“土衍草肥”……，概括為“王江八景”。福建莆田《陳氏族譜》，也記述了陳氏村居地的“淇陽八景”。徽州的“水口園林”，融山水、村舍、田野及必要的點景建筑為一體，確實有“宛自天成”的景觀效果。

此外，徽州馬頭山墻以臺階式的外輪廓線，給人以穩重厚實之感（不同于福建以起伏的波浪式曲線為特征的馬頭山墻），也是村落建構中一種難得的人文景觀。

二、徽州古村落保護性開發的主要方向

徽州古村落數量多，分布地域廣，歷史文化價值高，古樸的民俗民風與美麗如畫的鄉村田園風光交織在一起，表現出獨特的旅游觀賞價值。因此，在交通條件和景點結合較好的情況下，徽州古村落開發的方向，應該以旅游觀光為主。這既起到了發揮古村落文物古跡的社會效益的作用，也為搞好古村落保護提供了經濟保障。

近年來，隨著新聞媒介的宣傳介紹，許多名不見經傳的古村鎮，突然變為人們向往游覽的地方，這也為古村落的開發昭示了方向。特別是皖南徽州的古村落群，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建筑學者、文化學者、歷史學者、地理學者及廣大游客紛至沓來。徽州古村落群的旅游開發也因此而形成氣候。

“潛口明代民居”將十余幢散處的明代民居建筑按原樣集中搬遷到徽州區潛口鄉，集中保護，成為“徽派民居博物館”，也因此而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成為旅游觀光的主要景點。

黟縣西遞村，古民居集中，文物古跡眾多且保存良好，成為黃山市和黟縣共同開發的古民居參觀游覽點。

黟縣宏村，山青水秀，有九曲十八彎的人工溪流，村中開挖的月塘，村頭的南湖，如同明鏡一般，把宏村粉墻灰瓦的民居，濃蔭的古樹，浮游的鵝鴨，映襯得如同圖畫，顯示出寧靜村居的幽美，有的國外旅游者稱贊此地是世界最美的村莊之一。

隸屬黃山市的唐模村，入村口即見三疊樓閣的路亭聳立道上，亭旁有小橋橫臥，“開門”即成組景。前有“小西湖”，湖后山巒起伏，湖中有亭榭曲橋，是一組極好的“水口園林”。為了發展旅游業，村中的“檀干園”也已著手恢復。

黃山市屯溪老街素有“清明上河圖”般的熱鬧景象，為了加強老街的保護，特請清華大學專家組制訂了“屯溪老街的保護規劃”，使一條漸于破殘的街道變成了一條保持歷史風貌和徽派建筑風格、經濟繁榮、每年吸收大量海內外游客的游覽觀光街。

歙縣斗山街是歷史上商賈居住之地，深院高墻，古樸豪華，所作改建規劃以保留原有風貌為主，對新建筑實行嚴格控制，同時對古街作必要整修，也已成為觀光游覽的要地。

可見，將古村鎮的保護與開發相結合，同時將交通條件較好地區古村落開發的主要方向面向游覽觀光業，是古村鎮保護性規劃的出路。傳統建筑文化作為一種文化資源，只有在旅游活動中才能更大限度地發揮其宣傳教育價值。旅游開發并不妨礙保護，有效的管理才是加強保護的根本途徑。

2002年6月，湖南湘西龍山縣里耶古城1號井內出土了秦代簡牘三萬余枚，這是繼湖南長沙走馬樓古井中發現三國吳簡之后，又一次關于古代簡牘的重大發現。里耶古城地處湘西入蜀之孔道。在這樣一座偏僻小城的古井中發現了當時棄入的官文書，是第一手的歷史文獻資料。目前，這批考古簡牘資料正在整理之中，其詳細內容我們尚未全部了解。但是，從中國歷史發展的大趨勢上來說，秦是一個極其重要的王朝，它涉及中國歷史上許多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問題，在中國歷史上有承前啟后的作用。里耶古城的發現及其古井中出土的秦代文書檔案簡牘的學術價值，是無可爭議的事實。從古籍整理和出版的角度來看，其學術價值是不言而喻的，應當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20世紀以來，中國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傳統的古籍校勘和版本的研究；另一個便是考古發現的簡帛文書和古籍的整理研究。我在這篇小文中主要談第二個方面。在中國歷史上已有兩次考古發現重要古籍的事例，即西漢魯恭王壞孔子宅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以及西晉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在河南汲縣古冢發現竹簡本《竹書紀年》，這兩次重要的考古發現引起了中國學術史上今古文之爭和古史的大辯論。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考古發現的古籍與當時學術史乃至政治史的研究都有十分重大的關系，此種情形，一直延續到近現代。

20世紀初中國學術界有四大發現：一是殷墟甲骨文的發現；二是敦煌藏經洞的寫經和古文書的發現；三是敦煌、新疆漢晉簡牘文書的發現；四是北京明清內閣大庫檔案的發現。前三項都與考古有關。這四大發現的學術價值都是當之無愧的。殷墟甲骨文的發現及其以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殷墟的考古發掘，整個改寫了商代的歷史。敦煌藏經洞寫經和古文書的發現，內容豐富，從宗教到歷史文化和社會生活，無所不包，在國際學術界成為顯學。敦煌和新疆（樓蘭）漢晉屯戍簡牘檔案的發現，為我們提供了漢代開通西域和設立河西四郡的新史料。北京明清內閣大庫檔案的搶救，雖然不屬于考古發現的范圍，但是它對明清史研究的史料價值，確實是無可比擬的。30年代，中瑞（典）合作的西北科學考察團，又在河西走廊北端的居延發現了近一萬枚漢代屯戍簡牘，這是繼20世紀初敦煌、樓蘭漢晉屯戍簡牘發現后新增添的考古發現的古代簡牘文書檔案資料。

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的考古學突飛猛進，在古代簡帛文書檔案和古籍的發現方面，成績斐然。其中最重要的發現如甘肅武威磨嘴子《儀禮》簡；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尉繚子》、《晏子》、《六韜》等古籍；甘肅武威旱灘坡漢墓出土的醫藥簡；河北定縣40號漢墓出土的《論語》；長沙馬王堆3號墓出土的帛書本《老子》、《周易》、《戰國策》和醫書、星占、相馬、陰陽五行、導引，以及駐軍、城坊地圖等；甘肅額濟納河漢代甲渠侯官、甲渠第四燧和肩水金關出土的近二萬枚漢代屯戍簡牘；湖北云夢睡虎地11號秦墓出土的《編年記》和法律文書；安徽阜陽又古堆1號漢墓出土的《倉頡篇》、《詩經》、《周易》和其它古籍；青海通縣上孫家寨115號墓出土的漢代軍事簡；甘肅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出土的屯戍簡牘1217枚；四川青川戰國墓出土《更修田律》、《秦讞書》、《脈書》、《引書》、《日書》和歷譜等；甘肅天水放馬灘秦墓出土的《日書》等竹簡460枚；湖北荊門包山楚墓出土的448枚卜筮、司法文書等竹簡；甘肅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兩萬余枚漢代屯戍簡牘；江蘇連云港東海縣尹灣漢墓出土東海郡上計、吏員、長吏等名籍，兵車器集簿，以及占卜、歷譜和神烏賦等簡牘；湖北江陵王家臺秦墓出土《效律》、《日書》和易占等竹簡；湖北荊州郭店楚墓出土不同的三種寫本的《老子》，還有《禮記》、《荀子》、《孔子家語》、《韓詩外傳》、《說苑》，以及有關“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等簡牘；湖南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的發現，轟動一時，簡牘總數已超過十萬枚，其內容主要是官府的文書檔案，包括各種名籍、簿籍、券書和司法文書。

20世紀以來考古新發現的古代簡帛文書和古籍，就其整理和研究的現狀來說，數量最大的是漢唐以來河西和西域發現的有關屯戍的文書檔案；20世紀末又在內地的遺址和墓中發現秦漢至三國吳時期的官府文書檔案，數量之大出乎意料。然而就學術成果而言，卻遠遠不如所發現之古籍的整理研究，造成這種不平衡的學術研究狀況是有其歷史上所形成的根源的，即古代簡帛古籍的發現多集中在經部和子部上，數量有限，而傳統古籍整理有雄厚基礎，在這兩項具有優勢的條件下，對新發現的簡帛古籍的整理研究在學術界能夠比較容易地取得成果。相反，官方邊疆屯戍和地方行政的文書檔案，從數量上遠遠超過古籍寫本的發現，整理和研究的速度也大大落后于古籍寫本的研究。這是目前客觀的實際情況。

我們將就秦漢以來考古發現的官方邊疆屯戍和地方政府行政文書檔案簡牘的整理和研究作一回顧。邊疆和地方政府行政文書檔案是研究歷史的第一手材料，它不同于經歷史學家用其自己的歷史觀來編纂的史料，其學術價值是極可寶貴的。因此，對我國古代這些最具有原始史料價值的簡牘的整理和研究，則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它們集中在新疆、甘肅、內蒙古、湖南和湖北各地。

新疆的漢文書檔案主要是指尼雅、樓蘭的漢晉簡牘文書和吐魯番、高昌的唐代紙文書。前者見斯坦因、黃文弼的考古報告，后者以解放后出土的為大宗，已出版《吐魯番出土文書》。阿斯他那墓地的正式考古報告，也已由國家文物局指定專家，并直接撥經費編寫。

甘肅的河西走廊地處中原與西域之間的交通孔道上。自漢武帝開通西域以來，即為“絲綢之路”的必經之道。漢武帝為保證通西域的河西走廊的安全，又開辟了斷匈奴與羌人聯絡的居延戰線。因此，在甘肅境內所發現的漢代屯戍簡牘文書檔案的重要性，及其在中國歷史研究上的價值是無可比擬的。20世紀初斯坦因等人發現的材料，大體上可以從王國維《流沙墜簡》和張鳳《漢晉西陲木簡匯編》中得知。1930年西北科學考察團發現的居延漢簡，有勞幹的《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4冊和《居延漢簡考釋·考證之部》2冊（皆為四川南溪石印本，其后考釋之部有商務印書館排印本），1957年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居延漢簡·圖版之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于1957年出版《居延漢簡甲編》，1980年出版《居延漢簡乙編》，包括了1930年發現的居延漢簡的全部出土地點，這在居延漢簡的研究上，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1998年5月史語所出版《居延漢簡補編》，補充以前未收的簡牘，特別是利用紅外線攝影重新認清了模糊不清或表面已褪色的“空白簡”上的字跡。1930年發現的居延漢簡至此已全部整理出版完畢。1972—1982年居延發現的漢簡，發表于1990年出版的《居延新簡——甲渠侯官與第四燧》和1994年12月出版的《居延新簡——甲渠侯官》一書中，收錄破城子、第四燧和卅#燧等地出土漢簡7933枚，而同時發掘的肩水金關出土的簡牘11000多枚，至今尚未出版；尤其嚴重的是這幾個地點的正式考古發掘報告也未出版。敦煌附近漢代烽燧如馬圈灣、小方盤、酥油土和玉門花海等出土的簡牘，大部分已發表在1991年出版的《敦煌漢簡》和《敦煌漢簡釋文》中。而最為重要的是敦煌懸泉置遺址的考古發掘，從考古工作告一段落至今已10年，除發表一篇考古簡報，出版《敦煌懸泉月令詔條》和零星簡文外，正式考古報告和全部簡牘釋文圖版，尚在編校之中。至于從上個世紀初斯坦因和俄國的科茲洛夫、西北科學考察團，以及80年代內蒙古考古所在黑城陸續發掘出土的西夏和元代亦集乃路的紙文書檔案，數量很大，內容豐富，對研究西北史地和環境變遷有重要價值。俄、英所藏黑城文書提要已譯成中文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巨資影印俄藏黑城文書原件；內蒙古考古所李逸友先生在1991年出版了《黑城出土文書》。在當前開發大西北的建設中，甘肅河西走廊從漢代到元代一直存在著屯田開發和環境破壞反復作用的過程，如何利用考古學的發現和出土文書檔案的記錄，來總結河西走廊環境保護的歷史經驗，這是一個十分可貴的有現實意義的歷史考古學研究課題，從這個角度來衡量甘肅發現的古代文書檔案的整理出版工作的意義，我認為是在中國目前古籍整理工作中最有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的事情。

湖南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和湘西龍山里耶古城古井發現的秦簡，是我國內地發現的古代地方行政簡牘文書檔案的兩個寶庫。走馬樓吳簡已出版《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上、下冊）一書，包括《長沙走馬樓21號井發掘報告》和《嘉禾吏民田家莂》，這是它的第一本考古報告。湘西龍山里耶古井秦簡剛剛開始整理。前者是我國中古時期地方行政文書檔案的實錄，后者則是在中國古代歷史急劇變化的秦代地方政府施政的記錄，目前，我們尚不清楚里耶秦簡的內容，但是，它的發現無疑代表著中國歷史變革時期的最重要的史料。超級秘書網

根據上述20世紀以來，關于中國古代官府文書檔案考古發現的情況，以及它的學術價值和在古籍整理出版事業上的重要性，促使我們一定要做好它的整理出版工作。我不揣谫陋，謹提出以下幾項建議：

一、建議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以及國家文物局加強對考古發現的古代官府文書檔案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從人力組織上和經費資助上加大力度，加快整理速度，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爭取早日出版。

二、考古發現的古代簡帛文書的整理，既是考古工作，又是古籍整理工作，而主要的是考古工作。從發掘遺址和墓葬開始，便要遵循國家文物局頒發的田野考古工作規程來操作；既要重視簡帛文書的整理出版，又要重視簡帛文書的出土遺址和墓葬的正式考古報告的出版，兩者要同步進行。

三、考古發現的古代簡帛文書的整理必須用考古學的方法，全部如實地記錄簡帛的形態及其在出土時的現場狀況，要細心觀察，記錄當時所有的真實現象。因為我們要探求出土簡冊編聯的原狀，以便恢復已散亂了的簡帛的原來內容，這項工作是整個考古發現古代簡帛文書整理的基礎。

四、考古發現的古代文書簡帛的整理必須充分利用現代科學技術的成果，譬如利用紅外線識讀簡帛上已淡化或消失的文字。應確定在今后凡發表古代簡帛文書釋文時，必須要經過紅外線識讀，否則，這項古代簡帛文書的整理出版便是不合格的。

五、考古發現的古代文書簡帛的學術著作產權屬于集體所有。任何個人（包括單位領導人）無權將這批文化遺產據為己有。特別是與此項科研（包括田野考古和簡帛整理）有關的人員都應當是著作法權的所有者，不允許利用職權強行占有整理研究成果的違法行為。

20世紀以來考古發現的中國古代官方文書檔案和古籍寫本，是研究我國古代社會歷史和文化遺產的瑰寶，從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角度來說，它也是世界文化遺產的精品。因此，我們應該也必須做好這項具有國際學術意義的整理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