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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寧路遺址調查研究簡述

關于集寧路古城遺址的考古調查和發掘，大致有7次。1957年7月，內蒙古文物工作組對集寧路古城進行了一次調查：“古城墻遺址位于村北，還很明顯，土筑，分內外兩城。……南北長約1000米，東西寬約940米。內城位于外城的東北方，外城北墻的東部和東墻的北部與內城相接。……內城東西寬650米，南北長750米”［5］。1958年7月，內蒙古自治區文物工作隊在遺址西部發掘862．5平方米，清理墓葬27座，并對古城的城垣作了初步調查，認為“東墻、北墻保存較好。西面模糊不清，有大小不規則的土丘及土垅一道，即西城墻，土垅西200多米處，有一道土壕，南北與古城齊。古城南北約850米，自土壕至東城南寬785米，北寬912米。城北部正中，有方形城垣遺址一處，東西66、南北70米，南墻正中有門，門內西側立‘集寧文宣王廟學碑’為我們研究這座古城提供了珍貴資料”［6］（圖1）。1958年秋季，張馭寰對城址進行了勘查：“故城作正方形，分設里、內、外三城，各城布局整齊。里城，長寬各60米，南城中心處有門址一處。內城，東西寬630米，南北長730米，東南西北四面各開一門。外城，東西寬1000米，南北長1100米。南墻墻土流失甚多，遺址只隱隱存在，東墻東北半部與內城東墻、北墻相合為一道墻壁。四周開五門，南二門，東、西、北各一門。東門外有較大的甕城，東西寬75，南北長65米。在甕城東南角存留古井一眼。各重城墻與門址的基址猶存，尚能清楚的辨認故城形狀。城門處門道口寬平，城角、城墻中間有方形建筑址，可能是角樓望樓之類建筑”［7］（圖2）。1976年11月，在集寧路遺址西部清理出一處絲織品窖藏，出土有“集寧路達魯花赤總管府”字樣的提花綾等重要文物；1977年9月，清理出一處窖藏瓷器，出土有龍泉窯雙魚洗等一批瓷器，這兩次發掘所得見《元集寧路故城出土的窖藏絲織物及其他》［8］。1984年，烏蘭察布盟文物工作站對遺址進行了調查和試掘，發表簡報介紹了古城地理環境、城墻與遺跡和地層堆積情況，繪制了遺址平面圖，認為“古城東西長800、南北長900米，方向6°，可分為內城和外城”［9］2002－2005年，為了配合集（寧）－老（爺廟）高速公路建設，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烏蘭察布博物館、察右前旗文物管理所對集寧路古城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的搶救性考古發掘。此次發掘取得了重大成果，被評為“200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部分考古勘探和發掘成果見《發掘集寧路元代城址及第三批窖藏》，文中繪有集寧路古城遺址平面圖（圖4）。文章認為“以前認定內城的西城墻則是大城的西城墻，由北向南與南城墻連接，全城沒有內城。西城門設在西城墻的中段，與城內一條橫貫東西的大道相連，外罩圓形的甕城。東城門在東城墻的北段，與古城北部的另一條東西向大道相連，外罩方形的甕城。……城內有六縱七橫路網，九大街區和二十二小街區”［10］。

二、集寧路城址考辨

筆者認為圖1標示為“文宣王廟”的建筑遺址既不是孔廟，也不適合稱“里城”。它可能是金代集寧縣衙署，為元代集寧路總管府沿用；金代集寧縣并無內城，元代進行了改建，形成了內、外兩重城垣的格局；東門外方形建筑遺址并不具備甕城形制，在進一步的考古工作確認之前，不宜稱為“甕城”。

（一）衙署前人多認為城中偏北的大型建筑遺址是元代的孔廟，根據是此處曾經樹有元代文宣王廟學碑。但是這通石碑為民國人重新建立，不足以證明該處遺址為元代孔廟。許錫五《集寧設治與改縣之確實時期》：“錫五于民國二十一年冬，因事至正黃旗八蘇木，特至古城遺址，見元碑屹立，色如黃土，高約九尺，寬約四尺，額首撰文曰：‘集寧大王廟碑’，碑文字跡亦甚清晰。據云：‘系由土中掘出，而又建立者。’”［11］由此可知，文宣王廟學碑是民國人發掘后重新建立的。此碑現藏烏蘭察布博物館，碑身正面刻楷書正文，背面刻元朝建碑人的姓名與官職，以及民國十一年重建人的姓名：“中華民國十一年建補經理人李成何治一劬傅萬”［3］。元碑出土位置及民國人是否原址重建已無從考證，故不能作為確定遺址性質的依據。該遺址地處城中偏北，墻的四周殘存角臺遺跡，南墻東段暴露出的一小段墻體上可見兩塊大石條壘砌（圖5），整體建造堅固，防御性很強。這樣的一處建筑應是城中的最高權力機關———衙署的所在。總之，從其所處方位和建筑形制來看，它很可能是金代集寧縣的衙署，并且為元代集寧路衙署沿用。元代的文廟一般設在城市的東南隅或西南隅，如上都的文廟設在皇城東南角［12］（P63），赤峰市克什克騰旗應昌路遺址的“應昌路新建儒學記”石碑在城內東南隅，烏蘭察布市四子王旗凈州路遺址的文廟碑在城內西南隅［13］。集寧路的孔廟，應在城內東南或西南隅。

（二）內城1957年發表的《內蒙發現的元代遺存簡況》與1958年秋季張馭寰的調查（圖2）皆認為存在內、外城，前者認為外城南北長約1000米，東西寬約940米；內城東西寬650米，南北長750米。后者認為外城東西寬1000米，南北長1100米；內城東西寬630米，南北長730米。二者測量的數據差距不大。《察右前旗土城子古城調查簡報》（圖3）認為外城東西長800米、南北長900米；內城東西長575米，南北長355米。與前兩者所得數據差別較大，特別是內城南北長度。圖4認為沒有內城，東西長640米，南北長940米。金代集寧縣與元代集寧路究竟有無內城？如果有內城，則內城的形制如何？2002－2005年的考古發掘和筆者考察發現的一些現象為解決內城問題提供了重要線索。一，發掘的西門馬蹄形甕城內有元代房址，且有打破甕城城墻現象（圖6）［14］（P25）；二，西墻南段基址上也有元代房址。可知，西門甕城在元代時被廢，南段城墻也有倒塌或被拆除的現象。集寧路的貿易中轉功能固然重要，但是拆除了甕城與城墻，城市的防御功能如何保障？在本文寫作過程中，筆者從烏蘭察布博物館工作人員處得知，在遺址西北部發現了南北和東西向墻垣遺跡，但地表因20世紀50年代大范圍的深耕已無明顯遺跡。因此，筆者認為：金集寧縣無內城；元代城垣改建，原集寧縣的西門甕城與西墻南段均廢，西墻北段加以利用，與新筑的內城南墻相連，形成方形內城。內城在金集寧縣西門的東北方向，元集寧路城的東北角。城市分別向西和向南拓展，新筑西墻與南墻，形成內、外兩重城垣。此種手法，和上都城、亦集乃路城的改造手法有相似之處。綜上，《內蒙發現的元代遺存簡況》與1958年秋季張馭寰的調查（圖2）得出的內城城垣，應是金集寧縣的城垣；《察右前旗土城子古城調查簡報》（圖3）繪制的平面圖，反映了元集寧路內、外兩重城垣的格局。

（三）東門“甕城”關于東門外的建筑遺跡，張馭寰認為是甕城：“東門外有較大的甕城，東西寬75，南北長65米。在甕城東南角存留古井一眼”［7］；《察右前旗土城子古城調查簡報》稱之為“甕城式建筑”；《發掘集寧路元代城址及第三批窯藏》雖然也認為東門外是方形甕城，但是遺址平面圖上的“甕城”用虛線標出，北、東、南三條虛線相連，并無城門。此方形建筑遺址就地表現狀來看，它并不具備甕城的形制。東墻保存相對較好，但是在地表看不到明顯的甕城城墻與城門遺跡。根據張馭寰的測量，“甕城”東西寬75米，南北長65米，這樣大規格的甕城甚至比元上都的甕城還大許多。“在元上都建有甕城的皇城和外城10座城門中，凡南、北墻上的5座城門，甕城均略呈長方形，一般50米×60米左右，甕城門為南、北向直開；凡東、西墻上的5座城門，甕城均為馬蹄形，南北寬60米，東西長55米，甕城門均折向南開”［12］（P24）。同時期的草原城市應昌路城、德寧路城、亦集乃路城也都沒有筑造如此大規格的甕城，可為佐證。

三、集寧路城址的城垣與平面布局

金代集寧縣，與柔遠、豐利、威寧同為西京路撫州屬邑。集寧縣既是金與草原上的蒙古各部進行商貿往來的榷場，又是金界壕南面的一所防御性的軍事城鎮。元代統一后，統治者將集寧縣升為集寧路，應是出于經濟發展和軍事戰略的需要。隨著城市及其周邊各種農牧業、手工業，特別是商業的大規模發展，原有金代集寧縣城垣已經限制了人們的生產生活，迫使統治者對集寧路城垣進行擴建。換言之，滿足人們的貿易需要，應是集寧路城垣擴建的直接原因。根據以上考古發掘和調查所得，推測集寧路城垣的建造過程如下：一、金集寧縣城垣即圖2所繪之“內城”；二、元代廢棄或拆毀了金集寧縣西門甕城與西墻南段和南墻，西墻的西門以北部分保留為內城西墻，與新筑的南墻相連，形成較小的內城，位于整個城市東北角。三、向西、向南拓展城垣，新建西墻與南墻，形成了內、外兩重城垣。

（一）金代集寧縣平面布局1．城垣金代城垣大體如圖2所繪之“內城”，東西650米、南北750米（《內蒙發現的元代遺存簡況》）或東西630米、南北730米（《元集寧路故城與建筑遺物》）。東墻殘寬8－10米，殘高1－2米，方向6°。在東墻北端斷崖處發現有殘存的夯層，可分為10層，每層厚11厘米；西墻殘寬8－10米，方向5°；南墻數據不詳；北墻除東面一段被磨子河水沖掉，其余保存較好。從東面斷崖處觀察，夯層最薄4厘米，一般厚為6．5厘米，總厚為85厘米，土質堅硬，土色為灰黃色，砂性土和黑色砂性土，內含粗砂，夯層連接處呈弧形。城墻暴露高度85厘米，殘存寬度3．55米［9］。2．城門與馬面目前已知的城門有東門和西門。東門位于東墻偏北部，門道寬27．5米［9］；西門外建有馬蹄形甕城，甕城門折向南開。北墻共存馬面5個（據圖4），其余不詳。3．主要建筑遺存集寧縣衙署位于城北部偏西。平面呈長方形，四周有角臺，東西寬68米、南北長80米，方向5°。內有一組建筑遺跡，地表可見“工”字型大殿基址。南墻正中開有一門，寬10米［9］。

（二）元代集寧路平面布局1．城垣分為內城和外城。（1）內城平面略呈長方形，北墻和東墻均利用金代舊有城墻；西墻利用了金代西墻北段，再新筑一道南墻，以保護城中最重要的行政機構———總管府衙門（以下簡稱衙署）。西墻長355米，南墻長575米，西南角樓已被挖成一個大坑［9］。（2）外城東墻長545米，西墻不詳，南墻長800米，北墻長225米。南墻西段被土城子村民居破壞，筆者調查時即在老鄉家的室內菜窖里看到了南墻外側的夯層。東段一部被磨子河沖毀，斷崖處也發現有夯層，厚5－11厘米，土質堅硬，包含物有碳渣、細砂，殘存墻體保存較差；外城的西北角和西南角建有角樓。西北角樓東西33．8米，南北21．3米，頂部高于城墻約2米；西南角樓東西15米，南北17米，頂部高于城墻約1米［9］。2．城門與馬面（1）目前已知內城開有南門和東門。南門位于南墻西段，東門沿用金集寧縣東門。北墻共存馬面5個；西墻共存馬面3個，馬面突出墻面10－13米。其余不詳。（2）外城目前可確認南門，位于城墻正中。西墻北段130米內殘存馬面2個，馬面突出墻面7．5米［9］。其余不詳。3．主要建筑遺存內城的主要建筑為衙署，衙署周圍有一些空地，推測是“架設蒙古包之用”［7］。此外據《內蒙發現的元代遺存簡況》，內城開有北門，北門內東側有寺廟遺址：“北門內東側有小型土堆數處，其中有寺廟遺址”［5］。外城的主要建筑有市肆、居民區、金屬加工作坊以及佛寺、關羽廟、孔廟等。市肆遺址處在與西門甕城直通的大道兩側。在東西向街道的一端，還發現有欄桿基石，推測為開市、閉市之用［15］。外城西南部發現有“坩堝、膠鍋、陶模、刀鋸等成組出現，并有大型碾磨作坊所用磨石”［6］，此處應是冶鐵或鑄銅的金屬加工作坊。1961年內蒙古自治區文物工作隊發掘的第二區“在西城壕塹外，為一片略凸起之土丘，堆滿煉銅鐵之爐渣灰燼，為傾倒垃圾之處所。灰堆東北有大道通往城內，道東有古廟……再南與第一區北面相連為又一古廟遺址，除發現大批磚瓦及琉璃裝飾外，并發現一粗白瓷碗，底墨書‘文殊院’及‘海庸’字樣，應與佛教寺院有關”［6］，可知外城內還建有佛寺。遺址還出土了一塊石碑，“除孔廟碑而外，在城里還發現一塊小石碑，正文為：‘大元贈齊天護國大將軍、檢校尚書、守管淮南節度使兼山東、河北四門鎮守招討使、兼提調遍天下諸宮神煞無地分巡案官、中書門下平章政事、開府儀同三司、金紫光祿大夫、駕前都統軍兼佞侯壯北穆義勇武安英濟王崇寧護國真君致和元年立石’，石碑背面刻：‘大元國集寧路昌義坊住人公德主耿克亮施’。……可知這是為關羽立的碑，說明當時城里還有座關羽的武廟。”［16］（P359）。此碑出土地點不詳，推斷關羽廟也建于外城。此外，《烏蘭察布盟察右前旗古墓清理記》（圖1）在金集寧縣西墻西面發現一道壕塹，其年代早于金元之交。“在緊連西城壕塹處，有尚待清理的磚墓一座。從墓與壕塹關系看來，墓的埋葬在后，當屬金末或元代早期。又KM12磚墓，壓在元代灰層的下面，可知磚墓應屬金晚期到元早期，相當金元之交”［6］，這道壕塹為進一步解決集寧路遺址的城址布局提供了重要線索。

四、結語

集寧路城址布局的確定有賴于文物工作者歷年來辛勤的田野考古工作。通過對集寧路城址布局的考古學考察，借鑒前人的研究成果，結合文獻典籍的有關記載，我們可以初步得出如下認識：1．金章宗明昌三年（公元1192年），金以春市場設集寧縣，與柔遠、豐利、威寧同屬西京路撫州管轄。集寧城垣自此肇建，平面呈長方形，大致如圖2所繪之“內城”。西門筑有馬蹄形甕城，東門在東墻北段，東門外方形建筑基址并不具備甕城形制。金衛紹王大安三年（公元1211年），蒙古攻金占領集寧。2．元不晚于皇慶元年（公元1312年）升集寧縣為集寧路。集寧路的城垣擴建應當在升路之后。元代廢棄或拆毀了金集寧縣西門甕城與西墻南段和南墻，西墻的西門以北部分保留為內城西墻，與新筑的南墻相連，形成較小的內城，位于整個城市東北角。向西、向南拓展城垣，新建西墻與南墻，形成了內、外兩重城垣。3．集寧路內城中部偏西處的方形建筑遺址應是金代的集寧縣衙署，為元代集寧路總管府所沿用。衙署周圍有一些空地，可能是供貴族架設蒙古包一類的氈帳。外城的主要建筑有市肆、居民區、金屬加工作坊以及佛寺、關羽廟、孔廟等。集寧路城垣的平面布局與元上都和亦集乃路有相似之處。集寧路作為一座草原商貿城市，貿易中轉的作用十分重要，其城垣的改建充分為這一獨特的城市功能服務。

作者：趙立波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