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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融時代

崧澤文化的陶器種類多樣，主要有鼎、釜、豆、罐、杯、壺、缸等，每種器型又可分為多種形制，種類和形態的多樣化反映了飲食結構、生活品質的多樣化和層次感，同時也讓我們看到當時人們審美情趣的活潑自由與豐富多彩。其中鼎、釜作為炊器，一般以粗泥陶或夾砂陶制成，壺、杯、豆、罐則是飲食、盛儲器，一般為泥質灰陶。從距今6000誕生之后，崧澤文化便迅速在太湖流域發展，崧澤文化早期的喇叭形豆及亞腰形豆在皖西南薛家崗文化第一期便能見到，崧澤文化中期特征明顯的斂口高把豆等陶器，也擴展到了太湖地區以外的湖北東部和江蘇北部等地區，崧澤文化晚期，以扁鑿形足鼎、假腹杯形豆等為代表的外來文化，開始介入到環太湖地區的各個遺址。交流與融合成為這一時期的文化主流。

二．祭器•美術•生活

崧澤文化時期，出現一批以人首壺、鳥形、鷹首壺、獸面壺、龜、塔形壺為代表的陶器，造型各異，充滿了想象力和創造性。其造型有的取材于現實生活中的人或動物的形象，是經過精心設計而成的特殊器物。有的器物如塔形壺則應源于對某種生活中的建筑或器物的模仿，與塔形壺相似的器物還見于嘉興雀幕橋、海寧達澤廟等遺址，反映出這是一種在相當大的范圍內存在的具有象征意義的共同的信仰載體。崧澤文化陶器的裝飾手法多樣，以刻劃紋、鏤孔、漆繪最具特色。崧澤中晚期開始盛行刻劃紋，常見于罐、壺、杯、器蓋、紡輪之上，構圖繁復，富于變化，或稱為編織紋。圓和弧邊三角組合而成的鏤孔紋樣則是崧澤文化晚期的時代特征，部分陶器上還堆塑有魚、獸等形象。一些制作精美的黑陶杯、豆等陶器上涂抹有朱漆或紅彩，說明當時可能有尚紅的禮俗

三．美石•通靈•禮儀

崧澤文化出土的玉器總體數量不多，玉器種類也較簡單，除了馬家浜文化的繼續使用，新出現了條形璜、半壁形璜、環形飾、鐲、片墜、玉龍、玉鉞等器類。從功能來看，多為附著于身體的裝飾用玉，一般單體成件使用，但玉鉞的出土說明此時也出現了象征權力的玉禮器。取材上，崧澤文化玉器一改馬家浜文化時期以玉髓等美石作為原料的傳統，而主要采用了透閃石與陽起石系列的軟玉，與良渚文化玉器基本一致。在加工技術上，主要采用以解玉砂為介質的間接加工法，線切割、鋸切割、管鉆是玉器成型的主要手段，玉器的表面拋光液相當成熟，也與良渚文化一致。崧澤文化的玉器基本為扁薄體，一般采用單體成型的片狀加工工藝，這與馬家浜文化的制作過程，有相似之處，而與后來的良渚文化玉器，首先完成柱形坯體的制作工藝有較大的區別。崧澤文化在玉材辨識和玉器加工方面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為良渚玉器的輝煌奠定了基礎。玉璜大多作為掛飾，往往是身份較高的女性的標志。馬家浜文化晚期和崧澤文化早期多見條形璜，在材質上常見瑪瑙，多以琢打成型。崧澤文化中期以后逐漸發展成薄片狀的橋形璜和半璧形璜，多以軟玉制成。玉是崧澤文化時期的一種重要的裝飾玉器，主要為耳飾，有石英和透閃石軟玉兩種材質，崧澤文化早期多見，晚期逐漸式微。此外，還有環形飾、玉鐲、玉管和隧孔珠等玉器種類，數量不多。崧澤文化的片形墜飾是崧澤文化最主要的掛飾，具有較強的文化和時代特征，可分為圓環形玉飾、圓片形玉飾、梯形玉飾、舌形玉飾、三角形玉飾等形態，大多有一小鉆孔，出土時一般位于墓主人的頭部和胸頸部。崧澤文化晚期九件龍首形玉器的展出是此次展覽的一大亮點，桐鄉普安橋的圓雕玉龍首和海寧達澤廟的浮雕玉龍首，應是龍首形玉器的早期形式；隨后發展為以圓雕刻畫龍首并用圓環象征龍身的形態，如海鹽仙壇廟的圓雕龍首玉環和余杭后頭山的圓雕龍首玉環。龍首紋玉器的出現應是崧澤晚期長江下游與東北地區紅山文化交流的結果（圖30-37)。石器作為新石器時代的主要生產工具，代表了某一地區的經濟傳統與生產力水平，也是文化特征的主要標志物之一。崧澤文化的石器種類主要有石鉞、石錛、石鑿、石犁、燕翼形石刀（耘田器）、石鐮等。崧澤文化時期，石鉞廣泛存在于長江中下游、黃河中下游等地區的同時期史前文化中，到崧澤文化的中晚期開始出現象征權力和地位的玉鉞。石犁的出現則是犁耕農業的重要標志，反應了崧澤文化的農耕水平有了很大的進步。

四．文明曙光

伴隨著崧澤時期交流、碰撞和融合時代的主旋律，本地區文明化進程明顯加快了腳步。在崧澤早中期階段，太湖以北的東山村遺址即隱現出一種王者氣象。隨葬大量玉器的高等貴族墓葬顯示出聚落內外部部的分化已經相當明顯。隨著崧澤晚期稻作農業成為主要的經濟部門，太湖平原區域的沼澤腹地被迅速開發。為適應沼澤平原的環境，筑土堆墩成為平原區崧澤聚落的顯著特征。與此適應，仙壇廟、普安橋等聚落內部結構顯示出由早期的集體生活向個體家庭經濟模式的轉化，促進了私有制的產生和貧富分化。進而成為良渚文化的祭壇和高臺大型建筑的濫觴。

作者：劉斌陳明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