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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夷中(837—?)，字坦之，河南中都(沁陽)人，晚唐時著名的現實主義詩人。其出身貧寒，備嘗艱辛。咸通十二年(871)中進士。由于時局動亂，他在長安滯留很久，才補得華陰尉。到任時，除琴書外，身無他物。［1］聶夷中的詩作，風格冷峻而內容深刻，在晚唐頹靡的詩風中獨樹一幟。然歷來人們多專注其詩歌的批判現實主義精神、深刻豐富的思想內容，贊美其刺時諷世時所表現出來的鋒芒畢露的斗爭精神，對其詩歌的藝術特色等往往是一筆帶過，或言之不詳。實際上，聶夷中的詩歌既有著豐富深刻的思想內容，也有極其鮮明的藝術特征，使得其內容與形式達到了完美的統一。鑒于此，筆者擬就聶夷中詩歌的鮮明藝術特征作一粗淺研究，以就教于專家。

一、常采用直言敘事的春秋筆法

詩人繼承和發揚了詩經、漢樂府、魏晉以來的現實主義創作傳統和精神，以反映社會現實、關心民眾疾苦、刺時諷世為其創作的主題。辛文房《唐才子傳》云:“性儉，蓋奮身草澤，備嘗辛楚，卒多傷俗憫時之舉，哀稼穡之艱難。適值險阻，進退維谷，才足而命屯，含蓄諷刺。亦有謂。古樂府尤得體，皆警醒之辭，裨補政治，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正國風之義也。”［2］因著詩人耿直剛毅的性格特征，故在反映社會現實等方面，詩人常采用賦之鋪陳直敘的表現手法。《聞人說海北事有感》云:“故鄉歸路隔高雷，見說年來事可哀。村落日中眠虎豹，田園雨后長篙萊。海隅久已無春色，地底真成有劫灰。荊棘滿山行不得，不知當日是誰栽。”詩人生逢晚唐動亂年代，其時帝王昏庸，內則宦官專權，外則藩鎮驕橫，統治者日益腐朽，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階級矛盾異常尖銳。此詩通過賦之鋪陳直敘的筆法，形象地再現了當時統治者橫征暴斂，使得豺狼當道、田園荒蕪，黎民百姓流離失所的凄慘生活圖景，讀之令人留下深刻而難忘的印象。其《住京寄同志》云:“有京如在道，日日先雞起。不離十二街，日行一百里。役役大塊上，周朝復秦市。貴賤與賢愚，古今同一軌。白兔落天西，赤鴉飛海底。一日復一日，日日無終始。自嫌性如石，不達榮辱理。試問九十翁，吾今尚如此。”詩人采用的藏褒貶于敘事的藝術手法，正與以往史傳所采用的春秋手法相同，或者說受其影響，在對社會現實作反映時，作者常采用白描的寫作方式，既使得意旨含而不露，又增添了作品的含蓄之美。顯然，此詩即用白描手法來記述自己因應舉赴考而困守京城長安時之一貧如洗、寄人籬下、四處流浪的窘困生活處境。盡管讀著令人心酸落淚，但詩中卻無一字的議論與抒情，使得作者的強烈感情深藏不露，更有著含蓄蘊藉的詩意之美。其《古興》云:“片玉一塵輕，粒粟山丘重。唐虞貴民食，只是勤播種。前圣后圣同，今人古人共。一歲如苦饑，金玉何所用。”此詩表現了詩人重粟輕玉的民本思想。詩人認為，任何時代都要把農業生產放在重要而突出的位置，不可掉以輕心。這是因為糧食生產是關系到社會穩定、國家安危的重要基礎，是民眾生活的頭等大事。反映了詩人的政治遠見與卓識。全詩用通俗易懂的老嫗能解的家常話來表現如此重大而深刻的社會主題，言簡意賅，但卻振聾發聵，使人警醒。誠如《唐才子傳》評曰:“警省之辭，裨補政治”，可謂精當至極，非大手筆難為之也。

二、多用比興、寄托等藝術表現方式

詩人繼承和發展了自“詩經”以來的比興、寄托的藝術表現方式，使得其詩歌諷時刺世的諷喻不再那么的鋒芒畢露與咄咄逼人，顯得委婉而含蓄，從而使得詩歌的藝術性和感染力都大為增強。《燕臺二首》:“燕臺累黃金，上欲招儒雅。貴得賢士來，更下于隗者。自然樂毅徒，趨風走天下。何必馳鳳書，旁求向林野。”“燕臺高百尺，燕滅臺亦平。一種是亡國，猶得禮賢名。何似章華畔，空馀禾黍生。”面對當時朝野上下昏庸、腐敗、混亂的局面，詩人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之一，就是更新吏治，大量招納賢才。詩人通過燕昭王建黃金臺來招納天下賢才的歷史典故，意在說明，只要皇上朝廷真心實意招攬人才，人才就會紛紛而來，根本用不著做如同建造黃金臺這樣的事而大肆宣傳等表面文章，實際上是諷刺皇帝、朝廷通過所謂的科舉制度來選拔人才的虛張聲勢和虛偽。本來諷刺是相當尖銳的，但通過詠史借古諷今，就使得原本對朝廷和官吏的鋒芒畢露的揭露和批判，變得含蓄了，更使得詩歌的藝術性與感染力大為增強。《過比干墓》:“殷辛帝天下，厭為天下尊。乾綱既一斷，賢愚無二門。佞是福身本，忠作喪己源。餓虎不食子，人無骨肉恩。日影不入地，下埋冤死魂。腐骨不為土，應作石木根。余來過此鄉，下馬吊此墳。靜念君臣間，有道誰敢論。”詩人悼古而諷今，對當年忠貞愛國的人深切懷念與贊頌，揭露與批判了當時賢愚不分、忠奸不辨、是非顛倒、黑白混淆的黑暗腐敗的社會現實，尤其是把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最高統治者，“靜念君臣間，有道誰敢論”，實際上是對當朝昏君的有力鞭撻與無情諷刺，同時也借比干這個歷史人物表達了對歷代被迫害致死、含冤九泉的愛國仁人志士的深深的敬意和崇拜之情。詩人還采用“離騷”借“香草美人”來抒懷言志的創作傳統與寫作技巧。如《雜怨》:“良人昨日去，明月又不圓。別時各有淚，零落青樓前。”此詩是用“美人”比喻廣大士人不為社會與朝廷所賞識、重用的悲哀與凄苦。《空城雀》(一作孟郊詩):“一雀入官倉，所食能損幾。所慮往復頻，官倉乃害爾。魚網不在天，鳥網不在水。飲啄要自然，何必空城里。”顯然，詩人筆下的鳥雀是社會上人的比喻和象征，故其有多種象征意義在。其既可以作為像“倉中鼠”一類的“空城雀”一樣，如社會底層的小官吏，雖每次盜吃糧食有限，然“所慮往復頻”，積少成多，故“官倉乃害爾”;也可以是貧士或百姓，其居然來到本來就空無一物的空倉，盡管其所獲無多，也遭到統治者的嚴刑峻法的迫害和打擊。對其，詩人有善意的提醒與勸諫。其實詩人真正的矛頭是指向昏庸的帝王與無能的朝官的，因為他們對危害社會最大的藩鎮割據勢力、宦官專權竟然畏懼害怕，以至于社會現實腐敗而黑暗。

三、采用對比、烘托的藝術手法

運用對比、烘托的藝術手法，能使事物的原本屬性等某一方面得以放大和凸顯，使得所表現的內容更全面、更充分，反映的主題更加鮮明深刻。聶夷中的詩中常采用這種對比、烘托的表現手法。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公子家》(一作長安花，一作公子行):“種花滿西園，花發青樓道。花下一禾生，去之為惡草。”富貴人家花費大量金錢用來植樹、養花，為的是創造一個游玩與享樂的美好庭院環境，當發現花下有一株禾苗而妨礙花的生長或美觀時，便把它當做惡草一樣斷然地除掉了。詩中既是對統治者“四體不勤、五谷不分”，以致出現視莊稼為惡草之笑話的辛辣嘲諷，更是對因貧富懸殊而形成的截然不同的階級生活觀、審美觀以及由此引發的尖銳、激烈的階級矛盾與蘊涵的社會動亂的危機深刻、無情的揭露，發人深思，顯得言近旨遠而又意味深長。故胡應麟《詩藪》云:“若語淺意深，語近意遠，則最上一層，何得以此為嫌。”［3］堪稱精當之論。再如《公子行二首》之二:“花樹出墻頭，花里誰家樓。一行書不讀，身封萬戶侯。美人樓上歌，不是古涼州。”先通過“一行書不讀，身封萬戶侯”的對比，道出了不學無術者竟然被封為萬戶侯，反之，那些有真才實學者則不受賞識與重用的社會現象;再通過“美人樓上歌，不是古涼州”的歷史與現實對比，說明其古今皆然，也就暗示了封建社會腐朽沒落、最后必然滅亡的歷史命運。最典型的是《詠田家》(一作傷田家):“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谷。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二月時桑葉還未發芽，然當年的蠶絲賦稅卻要早早地繳納了;五月禾苗正在抽穗，然官家卻已逼迫農民們交納還未長出的新糧了，通過這一對比，就揭露和抨擊了“苛政猛于虎”的黑暗殘酷的社會現實，并為下面的“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的形象對比作鋪墊、張本，使得“剜肉補瘡”形象的比喻、鮮明的對比更加凸顯和深刻。其接著的“綺羅筵”與“逃亡屋”的對比、烘托，揭露出封建君王只看到達官貴人荒淫、腐朽的生活，而不顧民眾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凄苦生活處境，警告統治者貧富懸殊的社會現實中所掩藏著的尖銳而深刻的階級矛盾以及由此孕育的受壓迫者的激烈反抗和斗爭。應該說，詩人這種“草蛇灰線”的藝術技巧是相當高妙的。有人認為“我愿”句把希望寄托在帝王身上而顯得幻想成分濃了些而有所局限，這實在是皮相之見。胡震亨曾說:“晚季以五言古詩鳴者，曹鄴、劉駕、聶夷中，于潰、邵渴、蘇拯數家。其源似并出孟東野，洗剝到極凈極真，不覺成此一體。初看殊難入，細玩亦各有意在。就中鄴才穎較勝，夷中語尤關教化。”［4］聶夷中作為晚唐著名的現實主義詩人，刺時諷世是其詩歌創作的主題，故其詩歌不論是“多傷俗憫時之舉，哀稼穡之艱難”，還是對統治者窮奢極欲生活的揭露與批判，都表現其尖銳深刻、犀利冷峻的藝術風格。因此，其詩歌既有著豐富而深刻的社會思想內容，也有著鮮明而獨特的藝術特征，是內容與形式的完美結合，為唐代詩歌的發展作出了自己獨特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