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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結構,概括而言,就是社會各組成部分之間的關系網絡。它是人類社會長期發展的產物,并伴隨著人類社會的變遷而不斷發生著變化。在一個現實的社會系統中,一切社會活動都是在一定的社會結構中運行的,任何單一部分的變動都會引起社會結構的變化并且受到社會結構變遷的制約,社會結構的變革最終成為社會變遷和發展的根本標志。

從遠古到現代,人類社會經歷了漫長的發展歷程,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變化的總體特征可以簡單地概括為社會結構的日益分化,即社會系統由承擔多種功能的單一結構發展為分別承擔單一功能的多種結構。

從傳統社會邁向現代社會,即人們所說的社會現代化,不僅是經濟的高速增長,也是社會結構分化、結構變遷、結構轉型的過程,當前,中國正處在這樣一個社會轉型時期。自1978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隨著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城市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產品經濟”向“商品經濟”過渡。計劃體制逐步向市場機制轉軌,改革開放已經從經濟領域擴展到了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全方位的改革開放從根本上促使整個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變遷,反過來對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作用。

由于社會結構的變遷是在改革開放這一涵蓋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的大的社會背景下進行的,因而結構變遷是和體制轉軌同步進行,交織在一起,客觀上加大了社會變遷的復雜程度。同時,“人口多、地域廣、發展不平衡”這一中國的基本國情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國內各省、市、地區社會結構的變遷在時間先后、深度廣度等方面存在著很大的差異,特別是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擴大了結構變遷的城鄉差異。此乃當前中國社會變革的總體特征。

廣州是華南最大的中心城市,地處東南沿海,毗鄰港澳,連接海外,是我國最早的14個沿海開放城市之一。作為廣東省省會,自1978年以來,在中央政府改革開放總體方針的指導下,廣州市憑借著優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歷史文化傳統,抓住機遇,積極把握和利用政策傾斜的優勢,從實際出發,堅持改革先行一步,社會經濟發展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市場機制在社會資源的配置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傳統的社會結構體系日益分化,社會運行機制出現轉軌,社會利益得到重新調整,社會觀念發生急劇轉變,整個社會形成了相應的新的規范整合體系,奠定了新的更為復雜的社會結構網絡。

本文擬從行政一體化社會結構的分化,社會成員的分化,以及社會結構的重新整合等方面對廣州市社會結構的變遷狀況進行一定的社會學分析,以期更深入地探究結構轉型期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遷。

一、行政一體化社會結構的分化

改革開放前的廣州,其社會結構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為行政一體化結構。所謂“行政一體化結構”,簡言之,就是政府行政對社會生活具有超強的控制力量,社會生活高度行政化,缺乏相對獨立的私人空間和公共空間。在社會生活的絕大多數領域里,政府、組織和個人之間沒有分離。個人依附于單位組織,單位組織又依附于國家政府,特別是政黨之下,國家壟斷著社會資源,并以行政手段進行資源的配置,即將資源單位化,形成資源的單位所有制,由此而將個人牢牢地束縛在國家單位這一行政大一體化結構中。形成了人們通常所說的“黨政不分、政企不分、政經不分”的體制模式。在這種舊體制下,整個社會無論內外都處于封閉的體系里,只存在自上而下的命令運行,缺乏反饋系統,更缺少橫向溝通和協調,權、責、利模糊混淆,效率低下。

在政府對社會資源的絕對壟斷的前提下,個人對單位組織,單位對國家政府的關系表現出了強烈的行政性依賴。所謂行政依賴是以主動——被動的關系代替互動關系,以行政主體代替多個互動主體,其最大特點是非契約性,這種依賴并非交換雙方因占有資源的不平衡而形成的暫時均衡狀態,而是行政關系所預先規定的狀態帶有很強的先賦性,不可變更性,在行為上則突出了行政化沖動。

由于個人依賴單位的實質是兩者共同依賴于國家,因此,無論是單位組織,還是個人,其獨立都相當低。就單位組織而言,由于國家壟斷資源,單位依附國家,失去了組織的獨立性,任何單位都有一定的行政血緣關系,隸屬中央,或隸屬地方,條塊分割使單位組織嚴格受到國家的控制和管理,沒有獨立的組織目標,組織內部的權力結構、決策程序大多由上級主管部門決定,組織的利益配置獲取均受到相應部門的掌握,組織的功能活動受到國家計劃的嚴格控制,各級單位作為一個微觀組織的效率須服從于國家宏觀目標的追求。從個人來看,個人完全依附于單位組織,甚至人身所有權也屬于單位,其工資福利、工作條件、生老病死、職業調整全由單位組織統一安排,作為個人,其義務就是服從,更不允許有任何獨立性和獨立利益要求,個人被置于單位的控制網絡之中,不僅在經濟上,更在政治上、人身上被動服從依賴,完全喪失了獨立的私人生活空間。

改革開放打破了原有的社會結構體系。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計劃體制開始向市場體制轉化,社會商品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社會資源涌入市場,按照市場規律流動,以國家對資源壟斷為基礎的行政大一體化結構逐漸發生了分化,由單一結構承擔多種功能轉為多元結構發揮多種功能,政府、組織、群體和個人之間出現分離。1984年,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實行,以“分灶吃飯,權力下放”為標志的宏觀經濟管理體制改革使中央與地方、上級政府與下級政府之間的權力、利益關系發生轉變,向下傾斜;“黨政分開,政經分開”最終導致各專業部門的分化,各級政府組織和各部門組織的獨立性擴大;“政企分開,放權讓利”則削弱了行政控制,一句話,以往行政大一統的結構分化為在結構功能上相互關聯以相對獨立的體系,市場對社會資源的控制和分配能力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改革開放促成了計劃體制外的另一塊自由活動空間的形成,即完全由市場規則調節的社會經濟活動領域,產生了大批不由國家———單位體制控制的自由流動資源。體制內以計劃和行政為取向的調控方式逐漸發生了變化,體制外,組織與個人行為則完全以市場為取向,社會資源的自由流動日益破除了國家對資源的壟斷,資源依附型制度開始瓦解。與此同時,所有制結構的多元化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也進一步促使行政大一體化的結構產生分化,政府職能發生重大的轉變。過去,國家壟斷著社會資源,采取行政的方式進行調配,行政部門得以統領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運作,而今,隨著社會資源在市場中的重新配置,資源的所有權、管理權和使用權不僅僅擺脫了單一結構的束縛,而且同一種資源的所有者、管理者和使用者也不再局限在單一個體上,簡言之,社會資源的配置在結構多元的基礎上既相互關聯,又相對分離,最終導致國家壟斷,行政調配的削弱,政府以行政統領一切的職能逐漸弱化,順應此變化,政府的職能出現的萎縮的趨勢,宏觀協調成為政府部門最主要的職能,行政部門更多的是運用人力、財力、物力來協調政府、組織、個人的行為,確保社會和經濟的良性循環。

從廣州市改革開放前后社會經濟發展的對比分析,不難看出,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行政大一體化結構逐漸分化,政府職能發生了巨大轉變。1979年,廣州市列入計劃管理的工業產品有208種,均為指令性計劃,國家統配物資1980年有256種,表明在計劃體制下,政府部門對資源配置擁有絕對支配權,體現出行政大一體化結構特征。實行計劃體制改革后,指令性計劃逐步減少,指導性計劃和市場調節的范圍逐漸擴大,據統計,到1992年,指令性計劃已減為64種,而今,除人口、占用耕地等少數幾個指標實行指令性計劃管理外,直接與生產有關的已全部取消指令性計劃。國家統配物資也減少至僅有8種,屬于市場調節的部分已達90%以上。與此同時,廣州市通過價格體制改革,逐步放開價格體系,目前,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中,國家定價部分只有10%左右,生產資料價格已放開90%以上,生活資料已基本放開,行政部門對物價的控制大大放松,市場調節機制基本形成。而通過投資體制改革,增強了地方自籌資金的能力。在全民所有制固定資產財務撥款中,國家預算內資金由1979年占75%減為1993年僅占227%,自籌資金由44%提高到405%,利用外資由零上升到451%。投資體制的改革,使廣州地方政府運用經濟手段加強宏觀調控的實力大為增強。在搞活流通,培育市場體系的同時,廣州市通過金融體制改革,形成以國家銀行為主體,各類金融機構并存和分工協作的多層次、多形式的金融體系。在外貿體制改革和企業改革中,廣州市逐步改革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實行簡政放權,打破壟斷,打破分配的平均主義,轉化經營機制,組建起跨地區、跨行業、跨部門、跨所有制企業集團,試行企業股份制,初步建立了適應國際、國內市場的內外向并舉的經濟體系。上述全方位的改革措施從根本上改變了過去一切由國家政府統包統管的行政大一體化結構,行政部門的支配決定作用相對減弱,權限范圍逐漸縮小,政府通過經濟手段對市場實施的宏觀調控得到強化,基層部門的自主權大為提高,各部門橫向聯系得到加強,日益分化的結構體系正逐步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需要。〔1〕

行政大一體化結構分化帶來的另一個重要變化是社群組織得到了發展。改革開放前,在行政一體化結構之下,社會資源由政府部門通過行政手段統一配置和使用,支配社會生活的是圍繞行政體制運轉的一系列機關、團體、學校、企業、事業“單位”,即人們就業于其中的社會機構或組織。它們在現代社會中承擔著各不相同的社會功能,并具有現代社會組織的一切特點。不過,中國的單位是一種比較特殊的組織類型,是由國家直接建立起來并受其直接控制,相當于龐大的國家組織內的一個單位或一個部門。可以這樣說,整個社會就是通過單位被組織起來的,個人對單位存在著全面的依賴,單位則依附于國家,單位是個人與社會、國家聯系的中介,是社會基本的組織細胞。由于行政一體化結構的作用,任何單位與國家都存在著條條塊塊的行政血緣關系,在人事管理、企事業社會經濟活動,利益分配等各方面均受國家行政的管理控制,組織及環境的人、物、信息交流只有國家這個唯一的對象。一句話,與其說單位是普通的社會組織,不如說它是國家組織的外延物更為恰當,其結構、功能、運作均類同于黨政機關,這也就是外國學者所謂社會主義組織的“總體生存”〔2〕。在行政一體化結構的社會里,只能生成行政依附性強的單一的單位組織,而不可能造就有廣泛社會聯系,獨立性、會社性的現代社群組織。

改革開放后,行政一體化結構日益分化,傳統的單位組織體系發生了變化。權力與利益由高度集中轉為分散,并由向上傾斜轉為向下傾斜,行政控制減弱,行政組織和專業組織產生分化,組織的獨立性大為增強。由于國家集中控制和統一分配資源狀況的改變,組織逐漸擺脫了國家零部件的地位,形成具有一定獨立性的整體,其利益日趨獨立化。過去,單位組織依據所有制、行政級別和部門類型從國家獲取社會資源,而今則依據各個組織在市場經濟中的角色地位高低市場競爭能力大小而獲取資源,圍繞著能否在市場經濟中取勝;組織的目標、人員、制度、設施等都發生了相應的改變,組織行為的獨立性大大提高。

與此同時,經濟體制改革放寬了對所有制的限制,對外開放產生了許多新的所有制形式,在體制外空間,伴隨市場經濟機制的生長和發育,逐漸出現了個體、私營、外資和合資企業等不同于傳統單位的組織形式,即以功利為目標的契約形式的組織。這類組織的成員由無到有,由少至多,據1992年統計,廣州市該類組織成員人數已超過35萬人(這還不包括農村勞動者中的那一部分人),占全市社會勞動者的10%,這一類組織的出現和增加、擴大表明社群組織已由單一類型轉向多元結構,獨立性越來越強。

社群組織進一步發展的明證是改革開放以來,涌現出了大量的社團組織。改革開放前,在行政大一體化結構下,整個社會形成了高度統一、高度集權的政治經濟體制和社會格局,任何組織和個人都毫無例外地被納入了這一結構之中。改革不僅引起人們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分化,還導致了國家群體組織和個人的相對分離,行政一體化結構的分化必然帶來利益分化和組織的分化。隨著市場機制的導入和高度集權的行政體制的改革,傳統組織體系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社團組織的興起正是依賴于這樣一個大的社會背景。首先,當國家政府和單位組織之間控制和依賴的關系出現根本改變,國家逐漸將對單位的管理由直接轉為間接,政府的行政職能淡化,經濟管理職能外移,單位組織開始以主體地位擁有獨立的利益和權利,原有的行政聯結紐帶斷裂之后,怎樣建立適合于市場經濟的非行政渠道來溝通政府和單位組織的互動關系并使相對獨立的各個組織單位建立互動的橫向聯系?而對于那些新的體制外的組織要素來說,與原組織體系產生互動的范圍更是涉及幾乎所有的社會經濟活動領域,這就需要新的組織來扮演中介角色。此外,社會成員層的利益分化導致了利益群體的多元化,并進而強化了社會成員的群體觀念、群體認同和階層分化,促使人們重視群體組織的價值,通過這種“類”組織而聯合起來。而隨著經濟和社會的深入發展,個人實現社會經濟參與的內容及形式都已不再局限于單一的單位和部門參與,而是擴展到尋求更加專門特殊的渠道來滿足各種不同的多元化社會參與的要求。簡言之,體制改革和結構轉換為整個社會帶來了更寬更廣的公共空間,換句話說,就是在國家政府、單位組織和個人相分離的邊緣地帶,一種新的介乎三者之間,協調各方利益,緩和沖突矛盾,溝通相互聯系的組織形式———社團組織開始顯示出它特有的功能與作用。

社團組織的概念應是多維的,即從互益性、同類相聚性、民間性、非盈利性和組織化程度等五個維度加以界定。〔3〕它是一種類組織,即其成員因某一方面的社會關系的共同特征,如性別、職業、身份、行業、專業知識、興趣、理想等,而結合為一體,同時它又是一個中介體和網絡組織,實現非行政的縱向溝通和橫向聯系。它的建立既有自下而上的推動(多為科技、文化、體育團體),也有自上而下的推動,在現階段二元體制并存的條件下,多帶有半官方半民間的特性。

依照其主要功能,改革開放以來社團組織大體可分為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化教育、健康與衛生、社會福利與社會援助、宗教、聯誼以及公共事務等不同類型。主要形式有各類協會、行會、學會、聯會等。據不完全統計,改革開放以來,已在民政部門登記的廣州市市級社團組織超過100個,其中,經濟、科技、文教類社團的發展十分迅速。廣州是東南沿海開放城市中商品經濟較發達的商業城市,在經濟類別中,個體勞動者協會、私營企業協會、外商聯誼會、企業家協會等社團組織的作用和地位相當重要。此外,國家勞動人事制度的改革,加快了廣州人才市場的建立和完善,近一兩年,同許多大城市一樣,專業職業組織發展很快,盡管受行政部門的影響還很大,但從一定程度上說,這類社團組織正逐漸脫離單一的行政支配,日益成為溝通政府、行業、個人的中介組織。〔4〕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市場經濟的發展,社團組織將趨向功能多元化,形式多元化,自發志愿性將大大加強,社團組織所涉足的領域將由學術活動、共同志趣等擴展到政治參與、經濟互助、群體利益維護以及其他互助、互惠、社會公益、自我服務等社會、社區生活的領域,城市生活的有限空間無形中得到了拓展。

總之,行政一體化社會結構的分化,最終使社群組織由單一發展到多元,從依附性轉變為有組織的獨立性,產生了具有廣泛社會聯系、初具城市大眾社會端倪的社會性社團組織。

私人空間領域的形成是行政一體化社會結構分化的另一個典型特征。在舊體制下,個人依附單位,單位依附國家,行政主線貫穿在這三者之間,并將三者緊密聯結為一體,在這種行政一體化社會結構中,單位是主體,個人幾乎所有社會經濟活動都在單位中進行,甚至個人的人身所有權也屬于單位,沒有隱私權,也沒有獨立個性和獨立利益。國家與單位,單位與個人之間的關系具有強烈的行政色彩。由于資源的單位所有制,個人一旦進入單位,其社會經濟需求只能在單位中獲得滿足。單位代替社會為成員提供各種生活服務,并包攬一切社會事務,而個人的身份地位、角色行為均由單位預先確定,個人只能被動接受,在社會生活中,人們對單位成員的角色認定遠比社會成員的身份認定重要得多,這就是所謂角色的單位屬性。

行政一體化結構的分化導致了行政控制的削弱,個人與單位的關系開始從一種完全被動依附狀態向契約性關系轉變。同時,社群組織的發展在一定程度為個人提供了比以往更多的社會資源和更廣的自由活動空間。也就是說,個人逐漸擺脫國家、組織的強制性行政束縛,個人與社會產生了分離,私人空間領域從無到有,并日益拓展,在私人領域,個體擁有較大的自主性,并作為個性化的主體與外部環境進行直接的互動,獲取個人的社會資源,擁有獨立的利益。當然,在社會結構轉型時期,私人空間界限仍然具有相當模糊性,并時常為國家、單位、群體所侵入和干憂,而且,在許多時候,個人對群體的依賴還相當普遍,不過,這種依賴更多是自愿的,基于利益考慮,而非被動的行政依附。這實際上正是體現了轉型期的過渡性。而在私人生活領域,個人的自由度的升高表現得尤為鮮明,一個人的隱私權受到維護的認可,生活方式呈現出多樣性,私人領域的出現,促進了人的個性和能力的全面發展,進一步沖擊了社會成員單位角色。單位已不是“大而全”“小而全”的封閉性多功能組織,更不再是人們滿足需求的唯一場所和生活的全部空間。換言之,面對著廣寬的市場,個人有了更多的選擇性和更高的流動性,社會角色也由單一趨向多元。社會角色的多元化意味著角色的開放性擴大,意味著每個社會成員在不同的環境中極有可能扮演多重角色。角色叢的出現,在特定的條件下往往導致不同角色之間的沖突,并對角色行為產生一定的影響。改革開放的成就正逐漸使大多數的社會成員認同接受了市場對資源的配置,對市場體制的認同一旦化為價值準則,就會成為支配個人角色行為的規范,從某種角度而言,多重角色的出現實際是角色分化的結果,為了在市場經濟中獲取有利地位,人們在行為取向上就表現為以各不相同角色去盡可能多地占有社會資源。面對充滿沖突和矛盾的多重角色體系,需要整個社會提供更寬廣的空間來容納新角色及行為,并協助社會成員對角色進行適當的調整與協調,只有這樣,新的多元角色體系才有可能獲得社會最終的承認。由于私人空間領域出現于結構轉型時期,整個社會的價值體系的發育還很不成熟,面對著眾多角色選擇,對著轉瞬即逝的機遇,人們的價值判斷常帶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因而導致角色矛盾和沖突的產生,加重了個體心理壓力負荷。隨著社會結構的進一步變遷,價值規范和角色行為的一致性程度將會極大提高,一個更加合理合法,機制健全的私人領域終將成為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生活空間。

行政一體化社會結構的分化是改革開放的必然結果,它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不過,這一過程所產生的許多問題和困擾仍值得深入探討。

首先是行政一體化結構的變化,政府職能的轉變,特別是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直接控制的相對削弱,地方政府相對獨立性的提高以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地方保護主義,加深了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之間的利益沖突,這對于全國的整體發展,綜合國力的提高產生不利的影響,矛盾的解決有待于各方的坦誠溝通和協調。

二是在社群組織的發展過程中,存在影響組織效率的問題。

行政大一體結構的分化,導致了組織、個人的相對獨立,經濟利益成為組織最重要的目標,市場的資源配置能力促使那些直接進入市場的組織群體有機地聯結起來,獲得最佳的市場效率。然而,那些原來依附國家的單位組織,過去靠行政命令進行協作,現在,由于行政控制的削弱,單位獨立性相對增加,單位組織之間的協調合作出現了斷層,新的中介性的社團組織的發育尚欠完善,群體組織各自為政,為了自身的集團利益而產生矛盾沖突,利益分隔影響了溝通聯系的暢順,就如同一排柵欄遠看是整體,近看卻是許多相互分隔的獨立架構,在這樣的相互隔絕封閉的結構中,溝通的弱化勢必造成整體效率的低下,這就是所謂組織結構上的“柵欄效應”。如何打破利益阻隔,建立以社團組織為核心的良好的協調、溝通合作的渠道?這對于提高組織的整體效率是至關重要的。

二、社會成員的分化

社會成員的結構日益分化是改革開放以來廣州社會結構變遷的又一個顯著特征。其中,以社會成員的階層分化和屬地性分化較為明顯突出。

改革開放前,在計劃體制下,形成了與單一公有制結構相適應的單一的社會成員構成。行政一體化的體制,特別是嚴格的戶籍制度又從根本上限制了不同屬地的社會成員的社會流動,在這樣一個社會成員的同質性高、流動性低的社會里,社會成員的財富、權力、聲望仍相對重合,群體分化簡單,不存在復雜的階層分化和屬地性分化,社會成員的最大差異主要體現在城鄉二元結構之中。

新中國成立后,經歷了社會主義改造等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到1978年改革開放初期,通過一系列的政策調整,奠定了社會成員的基本構成。即以社會成員的社會身份和社會職能的一致性為前提,依據行政一體化的行政管理制度,社會成員被劃分為“干部”、“工人”、“農民”三種身份。商品糧制度區分了農民和非農民。在非農民中,“干部”由國家人事部門管理,“工人”則由國家勞動部門統一管理。不同的社會成員承擔不同的社會職能,有著界定明確的角色身份和權利義務。由于國家對社會資源的壟斷,可自由流動的資源相當少,絕大部分的社會資源由國家按預定的模式進行統一的配置,無論是群體間還是群體內部,其分化都相對簡單。社會成員的差異體現在城鄉差別上,由于社會生產力的局限和國家人事管理體制的影響,城鄉壁壘在農民和非農民之間設下了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從整體上來看,城市居民無論在經濟收入、社會地位還是社會聲望等諸多方面都普遍高于農民,二者存在著較大的差異。

資源配置的“權力本位”是計劃體制下的另一個特征。改革開放前,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里,政治的或是行政的因素始終起著支配的作用,即所謂“政治掛帥”,它導致了普遍存在并被認同的“官本位”、“權力本位”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模式,在社會資源的配置中,政治地位和權力是核心資源,決定著其他資源的配置,行政上的權力越高,其社會地位、聲望、經濟收入或財富也就越高,反過來,個人在其他社會資源的有限角逐中獲勝后,仍渴望借此提高其政治權力與地位,而政府也以更高級別的行政職位作為對那些杰出人士的獎勵和認可,因為對個人來說,擁有更高的政治權力和地位,就意味著社會身份的提升,意味著在社會階層結構中踏上了更高的臺階,意味著從此可以獲得更多的社會資源,從而獲取更大的成功。從政府角度來看,被國家認可的個人的成功無疑對社會的發展具有積極的意義,不過,由于角逐政治地位的競爭存在起點上的不平等,存在著特權階層,而在競爭過程中,又缺乏相應的公平機制來杜絕為撈取政治資本出現的不擇手段行為,這些弊病最終導致資源配置效率的降低,社會流動性低下,形成封閉性高,等級森嚴、結構單一的社會階層體系。

隨著廣州全方位改革開放的深入,所有制結構和產業結構發生了變動和調整,加劇了職業流動和分化,形成新的體制內外兩大空間,并導致了收入、權力、聲望三者產生了分離,階層結構越來越復雜,結構變化越來越快,社會成員的階層化不斷向縱深發展。

經濟體制改革打破了單一公有制,確立了多種經濟成份并存的新結構,換言之,就工人而言,按所有制劃分,可以分為國有企業工人、集體企業工人、合資合營企業工人、外資企業雇工,以及私營個體等。他們的收入、地位、聲望相互分離,參差不齊。就農民而言,由于實行以家庭聯產承包制為中心和起點的一系列改革開放政策,農村商品經濟發展迅速,產業結構多元化;與之相應,農民也開始分化,形成若干經濟利益、社會地位、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各不相同的社會階層。過去所說的農民,即農業勞動者相當于農業人口,而今農業人口僅僅表示戶籍地域的群體概念,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職業分化,所謂的農業人口已不能用簡單的農民二字來概括,它已經分化為農業勞動者、鄉鎮企業工人、農民工、雇工、農村文教科技醫療工作者、農村個體工商業者、農村私營業主、鄉鎮企業管理者、農村管理干部等。上述每個群體又可按收入(財富)、地位、聲望等差別分成若干次級群體。總的來看,農業人口真正從事農業勞動的比重明顯下降,農村其他階層群體的比重逐漸增加。據統計,截至1994年9月,廣州市戶籍總人口為6267760萬人,其中,市區總人口為3672萬人,市區農業人口676萬。預測1995年廣州市本地勞動適齡人口37269萬,市區勞動適齡人口1978萬,全市城鎮社會勞動者2734萬人。

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廣州市全市第一、二、三產業人數分別為98萬、1413萬、1343萬人,分別占全市總人數的262%、378%、359%。第一產業人數大幅減少,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就業人大幅增加,從市區來看,第三產業人數已躍居第一。預計1995年,隨著股份制、企業嫁接外資以及部分企業富余職工流入社會,國有企業職工人數可能會有所減少,而其他經濟類企業以及個體經濟組織的勞動者人數會隨之增加。同時,第三產業人數繼續攀升,在全市范圍內超過第二產業人數躍居首位。而隨著全員勞動合同制以及新的就業機制的逐步確立,社會保險救濟制度的完善,勞動者將逐漸擺脫終身在一個企業就業的狀態。失業人數將會增加(據測年末超6萬人),外來勞動力仍將繼續膨脹。所有這一切將會加劇社會職業的分化,加快收入、權力、聲望的分離。

體制改革打破了以往社會階級和階層單一結構的均衡,客觀上造就了社會階層的多元結構,這種多元結構實質上是不同的經濟地位、社會地位、社會身份、職業群體、從業單位、受教育程度等許多先賦條件和自致條件經一定組合后在社會成員身上形成的折射,體現社會資源和社會福利和市場配置中,人們認知和行為的綜合取向,據此,每一個社會成員得以在不同的社會分層體系中為自己重新分類定位。

而改革開放后階層分化的最大特點是在資源配置過程中,政治地位的影響力大大削弱,隨著行政一體化結構的分化,職業分化的加劇,行政權力不再是起支配作用的核心資源,政治地位與社會聲望、經濟勢力等發生了分離,并形成了相互影響又相對獨立的多元結構。人們已無法再象過去一樣通過提高政治地位來贏得其他社會資源,而必須依據自己對社會價值、個人能力和人生期望的判斷做出選擇,由于不可能包攬所有的資源,因而這一選擇就隱含著機會成本,也就是說,當你選擇經商以獲取更高收入,更多財富時,很可能必須以犧牲“仕途前程”、“政治地位”為代價,諸如此類。結果是,每個社會成員擁有的資源總量各不相等,擁有的資源類型也千差萬別,在新的階層體系中的位置也因人而異,成功者往往通過調整資源的類型和數量,選擇最佳組合,獲得最大效用。

從全國范圍來看,廣州地區的商品經濟比較發達,市場經濟機制也較為完善,人們普遍認識到經濟勢力的重要性,十分注重財富的累積,社會成員在市場競爭中逐漸拉開了收入或資產的檔次,據不完全統計,廣州市1994年城鄉居民人均年收入為718783元,比上一年增長4421%,扣除價格變動因素,實際增長2017%。其中,60%的居民戶收入低于平均水平,約有5%的家庭主收入低于最低生活費用標準線,10%的家庭多為富裕水平,年收入達5萬元以上,最高收入戶與困難戶兩者月人均收入相差5倍,收入與財富差距日益擴大。財富的分化對階層分化的影響較大,“金錢本位”主義有所抬頭,此外,利用政治權力撈取金錢的腐敗現象時有發生,這些新舊體制交替過程中產生的誤區已引起全社會的關注。職業聲望直接影響了社會聲望的排列次序,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差別又決定了人們的職業選擇。

改革開放后產生的階層分化是社會發展帶來的結構變遷,它打破了封閉單一的結構體系,增加了社會的流動性,加快了城市現代化的進程。

社會成員的屬地性分化是改革開放以來大量外來人口涌入廣州形成的。外來人口流動是地區間政治、經濟等差異導致的一種社會現象,是地區間經濟發展不平衡引發經濟發展緩慢地區的人口向經濟發達地區的移動。造成廣州市外來流動人口大幅增加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廣東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成就,社會經濟的發展使廣州地區在人均收入,就業機會,生活水準等多方面較內地更為優越,對外地人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吸拉力量,而內陸許多地區則由于商品經濟的欠發達,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人力資源的配置和利用率較低,對社會成員造成了一股外推力,推拉作用一經結合,導致內陸地區大量的人口流向廣東地區。而廣州市作為改革開放綜合試驗區的中心城市,吸引了大量本省其他地區和外省、市的體力腦力勞動者。

據1994年統計,廣州市外來流動人口達170萬,其中,80%左右為生產型的常住流動人口,即以經濟和謀求職業為主,以務工、務農、經商、服務業居多,其余則是消費型和中轉型。由于生產型外來人口數量多,居住時間長,直接參與廣州社會經濟生活,因而對廣州地區經濟和社會具有很大的影響作用。這些外來人口以省外人口居多,其中男性居多,年齡結構上以年輕人為主,農業人口居多。他們分布面廣,散布于全市各行各業,較為集中的有建筑、紡織、輕工、服務等行業。地域分布上,城鄉結構部及縣級市的比重較大。他們的經濟狀況可分為四類,一是有穩定職業,經濟收入足以維持生計;二是有良好職業,收入高于本地普通市民;三是職業基本上有保障,但經濟狀況屬于中下水平;四是那些居無定所,食無定點,行無定向的盲流人員,屬經濟狀況甚差的群體。其中,第三類群體的人數所占比重最高,大部分為務工、務農人員。外來勞力促進了廣州市經濟的發展,同時也導致了廣州本地人與這些外來人口的分化,即因屬地或者因戶籍地域的不同而形成的社會成員之間的分化。

早在1979年,廣州市流動人口才235萬,即使到1984年,也不過50萬人,10年后卻增加到170萬,其中,100多萬已變成常住人口,成為廣州的“事實居民”,現在在市區,每三個人中就有一位是外來人口,從這一點上說,廣州市人口的自然結構和社會結構均因外來人口的劇增而日益分化,流動性、異質性越來越高。無論是本地人還是外地人,都有強烈的自我身份認定意識,這里有心理因素的影響,有文化因素的影響,也有社會因素的影響,但歸根到底,是屬地的差異造成了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利益差別,不同群體對這種差別表現出了不同的認識和態度。一句話,屬地性分化是基于利益分化而形成的,并帶有一定城鄉差異。外來人口為廣州城市建設提供了大量的勞動力,創造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同時,也加重了廣州城市管理的負荷,對廣州市民切身的社會經濟利益產生了一定的沖擊,因為這些外來勞動力有權分享廣州市改革開放帶來的社會經濟利益,這是符合社會和經濟原則的。至于利益如何分配?卻是相當復雜的問題。現今,人們爭論最多的是什么樣分配原則是適當的?市場平等抑或是社會公平?從廣州市各階層利益分化的情況來看,本地人的利益分配大體上是依據市場平等的原則進行的,也就是說,各類勞動主體和投資主體在市場上地位平等,公平競爭,人們進入市場基本不受社會歧視或享有特權。換言之,決定個人獲取社會資源和福利多少的主要是個人的努力和機會選擇等自致因素,而不是出身、地位,身份等先賦因素。但外地勞工與本地市民相比,卻存在著市場上的不平等性,這種不平等源自戶籍屬地的差異,由于外地勞工沒有廣州戶口,因而,他們絕大多數人屬于“打工階層”,廣州本地人所享有的住房、醫療、配偶調動,子女入學等地方性社會福利,他們均無法平等分享,同時,由于存在屬地性社會歧視,導致部分外地勞工連一些基本的勞工福利與保障都無法享有;而在郊縣農村地區,對外來人口的歧視也很普遍,在鄉鎮企業里,外來勞工很少能夠入股分紅,農村一些集體性的福利無權享受,在一些地區,即使外地男青年正與本地女青年結婚并在當地定居,他仍沒有分田分地、承包經營、集資入股的權利。這些不平等使外來勞工的許多行為帶有短期性和抵觸性,加大了勞工管理工作的難度,外來勞工的增加加劇了勞動力市場的競爭,使原本存在的本地人與外地人的鴻溝更加擴大,屬地性利益分化日益加深。

在現階段,屬地差別是先賦條件的差別,而它引起的社會歧視和利益分化同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市場平等原則極不相融,從根本上說,屬地性分化是阻礙市場發育和社會發展的,但客觀上來看,它的存在也是社會變遷過程、社會結構分化結構沖突的產物,要消除它,不僅需要一定的時間,更要來自政府、社會、個人多方面的相互理解的協調。只有消除它,才能全面實現高效率的市場平等原則,并逐步達成更高層次的社會公平。

三、社會結構的整合

群體生活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特征,群體生活的維系離不開社會整合,即社會的凝聚力量,它協調著整個社會關系,使社會、群體、個人之間配合默契,使社會生活得以有條不紊地運作、發展。不同的社會,具有不同的整合基礎,在一個結構變遷的社會,社會整合的基礎也在發生著變化,并帶有轉型階段所特有的多元性、過渡性。

改革開放前,在行政大一體化結構的影響下,社會、組織、個人幾乎沒有分離,國家政府的意志超越于社會生活之上,以行政命令的手段壟斷和支配著社會資源,行政整合是社會結構整合的基礎。在以行政整合為基礎的社會中,各級行政官員,在其職權所轄的社會生活領域中發揮的作用相當大,其地位可謂舉足輕重。當個人、群體、國家之間發生沖突時,行政官員往往扮演著仲裁者的角色,以行政手段平息和緩解各種社會沖突,當國家對社會資源的壟斷和支配表現為資源的單位所有制時,各級單位的行政官員則直接負責管理、組織、協調這些資源具體的配置和使用,充當著社會資源,特別是物質資源流動調配的組織者,從而確保了國家對社會資源的充分控制,并促成資源在社會、組織、個人之間的有序流動。在社會思想領域,行政官員擔當著思想權威的角色,依照一定的準則來審視評判人們的思想觀念,并給予相應行政褒貶,反之亦然。因為在通常的情況下,行政的權威與意識形態是密切相聯,互補互賴、相輔相承的,即所謂的“黨政不分、黨政一家”,行政官員的雙重權威及其行為取向互為一致的權威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社會控制的能力,提高了行政整合的力度。

另一方面,社會整合的持久和牢固依賴于社會價值觀念、信仰準則倫理道德等社會規范體系的內化,改革開放前,在社會生活當中,政治意識形態已經泛化并上升為整個社會的價值體系和信仰體系,內化為社會成員的行為模式,人們自覺地按照意識形態的準則約束和規范思想和言行,以此來評判是非曲直。政治意識形態的純潔性不僅僅是被社會成員所認同的價值信仰,而且在社會生活中,人們還在切切實實地履行著它,實踐著它,并以此為核心建立起了一整套完整的獎懲制度使它真正成為社會凝聚力量的核心。

總而言之,改革開放前,行政整合和意識形態的整合共同構成了社會結構整合的最重要的基礎。

改革開放后,經濟體制改革的日益深入導致了行政一體化結構的分化,國家政府、社群組織和個人產生了分離,它們在廣闊的社會空間中各自占據了一席之地。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的轉軌形成了體制內外兩個領域。體制內,以計劃和行政為取向的調控不再起主導作用,以市場為主,計劃為輔的經濟調節位居越來越重要的地位;體制外是完全由市場規則調節的社會經濟活動領域,充滿了大量自由流動的資源,群體與個人的行為均以市場為取向,二元體制的并存體現了變革當中的社會結構的特征,它對原有的與行政一體化結構相適應,以行政整合和政治意識形態整合為基礎的社會整合產生了巨大的沖擊力。

由于行政一體化結構的分化,二元體制的并存,社會流動的增加,階層分化的加劇,社會資源配置的多元化,社會價值和規范體系,由單一變為多樣,社會成員因社會階層、群體組織、職業屬性、利益所得等種種差異,形成了各不相同的社會價值和規范。也就是說,行政的和意識形態的整合作用雖然還存在,但已不是唯一重要的整合基礎,在行政整合和意識形態整合日漸弱化的過程中,出現了與社會結構分化相應的多元化整合力量,現階段,突出表現為行政整合向法律整合的過渡,政治意識形態向文化整合的過渡。

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與市場機制相適應的有關法律制度,包括各種法規、法令、條例、規劃命令、判例,以及相應的執行機構等爭相出臺,并日益完善。自1979年末至1995年初據不完全統計,改革開放以來,廣東省相繼頒布了162項地方性法規,從內容上看屬于經濟方面有50余項,社會方面的有36項,屬治安管理方面的約有13項,政權建設方面有13項,民族華僑方面的有5項,教育科學衛生方面約14項。其中,廣州市制定報批的共有30余項,這些統計數據充分顯示改革開放以來廣東省廣州市地方立法及實施十分活躍日趨成熟。法律制度已不單是國家制定認可并強制執行的社會規范,而且是市場經濟中各類游戲規則操作的基本依據。〔5〕在新舊交替的轉型社會中,常常出現游戲規則的不確定性,導致社會行為的失范和混亂,產生許多社會問題干擾市場機制的正常運行,降低市場經濟的效率。合乎市場原理的游戲規則只有通過法律化才能獲得保障確認,得到公平執行。在一個由人治轉向法治的社會中,社會成員按照一定的法律制度進出市場,市場律法規范著人們的行為,協調著社會沖突,過去那種行政官員充任核心權威的行為整合,正逐漸被以具有相應法律權利與義務的法人及其代表為核心體系的法律整合所替代,“司法公正”“法律平等”“依法行事”等基本法制觀念日益深入人心。

改革開放的深入打破了社會生活單一的行政色彩,高分化、高流動、高異質性的現代社會呈現多元復雜的結構,以往單純的政治意識動態的整合已經不能完全適應社會結構的變遷,一種新的,具有更大包容性的多元文化整合正在形成。社會道德和倫理價值構成了這種文化整合的核心內容,其突出特點表現為兼容并蓄性,既重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又重視現代西方文化的吸納,既包涵價值行為道德,也包涵工具行為道德。

社會道德和倫理價值是人類社會生活的文化沉淀,作為社會內在的規范體系,從古至今就是社會得以凝聚整合的重要源泉。無論是從社會的角度還是從個人的角度來看,道德倫理的形成都要經歷漫長的歷史過程,而一旦形成,便具有一定的牢固性,持久性,因而對社會對個人具有很強的約束力。作為一種內化了的規范體系。它有著廣泛深遠的社會共識,因此,無論是道德自律,還是道德他律,人們普遍易于接受這樣的整合形式,道德整合的作用成效也十分明顯。基于此,無論是政府組織還是民間個人,都把道德倫理看作整合的重要內容,十分重視道德倫理在社會整合過程中的作用。

在改革開放前,由于意識形態整合力量超越性,道德體系也被賦予了濃厚的政治色彩,滲透了政治意識形態的特點,道德整合緊緊依附于意識形態的整合之中,成為現實意識形態的整合的具體手段和輔助形式,在社會生活中,唯有共產主義情操和道德才是合乎社會標準的,這種以利他性,犧牲性為本質的道德體系顯然是受價值理性行為所支配的價值行為道德,它以追求社會終極價值和理想為目的,而不計較行為的功利代價。反之,受以追求功利后果和自我利益為目的的工具理性行為支配的道德則稱為工具行為道德。在一個倡導意識形態的純潔性超越一切的社會里,價值理性是社會行為的基礎,人們普遍追求政治上的高度純潔,圍繞著這一價值理性行為建立起來的價值行為道德,諸如“先人后己”、“公而忘私”等信條準則成為維系社會整合凝聚基礎。而追求功利后果和自我利益的工具理性行為及價值觀念被視為“自私自利”,是違背社會道德的。

改革開放后,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日趨完善,在社會生活中,政治意識形態整合作用日益淡化,社會道德及倫理價值的整合作用越加重要。而在道德整合中,不但原有的價值理性道德體系有了新的擴展,而且,與新的市場經濟機制相適應的工具理性行為的道德規范也逐漸顯露出其重要的現實作用。

改革開放的深入引起了社會結構的劇烈變遷,過去以單一政治意識形態為中心的價值理性道德也增添了新的內容,一方面,國家政府大力倡導建設以利他性、犧牲性為本質的社會主義道德文化,純潔黨風,提高共產黨員的道德情操,另一方面,則大力發掘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水準。近來廣東省委宣傳部相繼編輯出版的《新三字經》和《新增廣賢文》,可說是道德文化教育的普及讀本,它們以傳統文化和新時期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結合為特點,嘗試和重建社會道德,并運用政府傳媒推介宣傳,獲得了全國性的社會效應。

市場經濟的發展,使得以功利為目的的工具理性行為成為社會生活中極其普遍的行為,但在由政府倡導的各種道德教育中,卻存在著對工具理性行為道德的忽視,這主要是由于長期以來整個社會對工具理性行為的否定導致的慣性后果,開放帶來了社會結構變遷,新的工具理性行為日益普遍,但與之相應的新行為規范體系的建立和完善卻相對滯后,在許多場合中,價值理性道德被當作普遍準則應用于工具理性行為領域,導致了道德范疇和行為領域的矛盾對立,甚至在工具理性行為領域中出現了無道德狀態,國家政府對市場經濟條件下道德建設和道德整合的這種不完善正開始加以關注,一些專家學者更已著手研究和探索工具行為道德的建構和完善,提出這一道德的基礎認同的三個基點“自利”、“無害”、“守約”。〔6〕

價值行為道德和工具行為道德的并存反映了改革開放后社會結構多元化的特點,體現了當今社會人們行為的多樣性和道德的多元性,不同的道德規范在各自的行為領域發揮著整合作用。

道德整合的另一特點是在繼承中華民族傳統文化道德的同時,部分西方社會的倫理道德和價值規范日漸成為社會成員的行為準則,這一點在世俗民間社會,特別是在改革開放先行一步的東南沿海開放地區表現得尤其明顯。

以廣州為例,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日益完善,商品經濟的逐步發展,那些以商品文化的商品意識為核心的西方倫理道德,社會價值開始漸漸為普通民眾所認同,而廣州由于毗鄰港澳,聯接海外,大眾傳媒的直擊和輻射更強化了西方文化的影響作用,最早被人們接受的是那些與經濟生活密切相關的道德價值,“金錢意識”、“競爭意識”、“時間觀念”、“效率觀念”、“自利原則”、“交換原則”等。這些西方文化所特有的工具理性道德,促進了市場經濟的發育和運行。隨著全方位改革開放的深入,人們對西方倫理道德和文化價值的各個不同層面有了更深入的認識,當然,由于每一個社會成員在社會經濟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差異,其認識可謂見仁見智。但有一點可以確定,即來自西方社會的道德倫理、價值判斷的沖擊力是相當大的,它已不再局限于經濟生活領域,而是逐步擴展到政治和文化領域,特別對人們的日常生活方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不可否認,西方社會倫理道德體系中既包含價值性道德,也包含工具理性道德,它導入中國則以工具理性道德為先,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它會否對社會成員的深層文化結構產生影響?西方社會的價值行為道德會否在結構轉型的中國社會的道德整合中占據一席之地?在市場經濟大發展的今天,如何建構完整的道德整合體系?在西方學者所謂的M型社會里,市場、政府和社會組織與個人之間以溝通、協調、合作為互動形式,社會整合建立在有約束的私利原則和有補償的社會交換原則之上。M型社會會否在中國出現?等等。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的探討有助于我們建立一個更為健全的社會整合結構,這一結構,能夠緩解社會沖突,兼顧群體之間、個人之間,群體與個人之間的利益,維護社會的穩定一致,促進社會的全面發展。

近年來,由于社會結構變遷的加劇,政府和民間的社會道德文化的構建已開始能相互融合滲透,呈現出多元一體的趨勢。人們正是在這種新舊交替的多元結構中,遵循整個社會結構變遷的軌跡方向,依據各自在社會結構當中的角色地位、個性特點,承舊納新,通過不斷的修正和揚棄,重新塑造社會大眾所認同的倫理道德和社會價值體系,最終實現道德整合,文化整合和社會整合。

注:

1〕本文統計數字參閱《1995年廣州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廣東統計年鑒》1990～1994、《廣州統計年鑒》1990～1994,《中國統計年鑒》1990～1993等有關章節。

〔2〕吳曉剛:《從行政性依賴到利益性依賴———改革以來個人與單位之間勞動關系的變遷》,載《社會學》1995年第1期。

〔3〕王穎、折曉葉、孫炳耀:《社會中間層》,中國發展出版社1993年版,第26頁。

〔4〕參閱廣東省民政廳內部資料。

〔5〕參閱《廣東省地方法規匯編》1979～1995.1,陳兆中、程信和:《改革開放的軌跡———廣東省十年地方立法》,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蔡禾:《市場經濟下的道德建設》,載《廣州日報》1995年11月17日。

參考文獻

1陸學藝.21世紀中國的社會結構.社會學研究,1995(2)

2李培林.新時期階級階層結構和利益格局的變化.中國社會科學,1995(3)

3李培林.中國社會結構轉型對資源配置方式的影響.中國社會科學,1995(1)

4陸學藝,李培林主編.中國社會發展報告.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

5李若建.從黃金海岸到黃土高坡———改革開放中的沿海與內陸.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5

6威廉·大內.M型社會.黃宏義譯,香港長河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