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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是探索中國共產黨執政規律的偉大開拓者。他從執政任務、執政能力、執政監督等方面對共產黨執政規律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對新時期加強黨的建設和提高黨的執政能力仍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英文摘要】MaoTsetungisagreatforerunnertoprobeintothegoverningrulesfollowedbyCPC.Byattachingmuchimportanceonthemissionofgoverning,thecapabilityofgoverningandthesupervisionofgoverning,thisarticleaddressesMaoTsetung''''susefulreflectiononthegoverningrulesfollwedbycommunistparty.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執政規律/有益探索

MaoTsetung/CommunistPartyofChina/governingrules/usefulrefection

【正文】

中圖分類號：A8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2529(2003)06-0017-05

中國共產黨十分注重對執政規律的探索。1945年7月，當黃炎培先生向提出共產黨執政后如何跳出歷史“周期率”時，執政規律就已開始成為領袖人物經常思考的重大課題。新中國建立后，隨著共產黨執政地位的確立和鞏固，探索得以全面展開。本文主要從執政任務、執政能力、執政監督等方面談談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的有益探索。

一、在執政任務上的探索

發展既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根本任務，也是中國共產黨得以長期執政的必要條件。講發展，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任何一個政黨要取得執政資格，鞏固執政地位，獲得執政的物質基礎，都必須代表特定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正確解決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發展生產力的具體任務和具體方法。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宗旨和使命，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務，決定并要求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必須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高度重視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開拓促進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發展的新途徑。對這一規律性的認識的形成，的有益探索功不可沒。

正如石仲泉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之源——兼談“西柏坡精神”》一文中所言：“西柏坡精神是這兩條偉大道路的交匯處和銜接點。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有中國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在西柏坡即將走完；同時始于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又從這里開始，是最初的原始源頭。”[1]在西柏坡時期對共產黨執政后的任務就作了理論探索和戰略構想。

西柏坡時期，對于新中國共產黨的執政任務的戰略構想涵蓋了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但其總體思路是以經濟的發展來帶動中國的整個發展，政治的發展、文化的發展是服務于經濟的發展或伴隨它而發生的。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開的具有歷史意義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強調：“從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務須避免盲目地亂抓亂碰，把中心任務忘記了。”“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黨的組織工作，政權機關的工作，工會的工作，其他各種民眾團體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肅反工作，通訊社報紙廣播電臺的工作，都是圍繞著生產建設這一個中心工作并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的。”[2](P1428)此時，不僅非常重視醫療戰爭創傷，還對未來的新中國在新民主主義社會時期的經濟發展進行較為深入的理論探索。

關于新民主主義社會時期經濟發展的目標。早在1945年黨的七大所作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一文中就首次提出了“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目標。西柏坡時期，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明確指出，“在革命勝利以后，迅速恢復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2](P1437)明白無誤地把“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確定為新中國在新民主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目標。這一目標符合世界各國發展的一般規律，是新中國逐步發展、走向世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由之路。

關于新民主主義社會時期經濟發展的主要內容。認為，新民主主義社會時期經濟發展的主要內容包含了“工業化”和“農業社會化”。西柏坡時期，恢復和發展工業生產，一直是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他在1948年5月明確指出：“我們現在已經有了許多大中小城市和廣大的工礦交通企業，如果各有關領導機關忽視或放松這一方面的工作，我們就要犯錯誤。”[2](P1333)新中國建立前夕，他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再度強調：“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必須有步驟地解決國家工業化問題。”[2](P1477)。

同時，又認為，中國新民主主義社會時期的經濟的發展離不開“農業社會化”。它包含兩個方面的內涵：在制度方面，就是完成，消滅封建制度，打破中國農業原來分散的自給自足狀態，使中國的農業向著集體化方向發展，取得發展農業生產的必要條件。在技術方面，就是必須改良農業技術，主要是采用現代化工業才能提供的現代機械工具和現代技術，也即“農業社會化”和國家的“工業化”協調發展。“農業社會化的步驟，必須和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強大的工業的發展相適應。”[2](P1477)

關于新民主主義社會時期經濟發展的途徑。認為，五種經濟成分必須同時存在。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私人資本主義、個體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這些就是人民共和國的幾種主要的經濟成分，這些就構成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2](P1433)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將本著“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原則，來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其中，必須以國營經濟為主體。在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指出，“關于恢復和發展生產的問題，必須確定：第一是國營工業的生產”[2](P1428)。其次，重視科學的組織和管理。指出，要使企業的經營生產獲得發展，必須對企業實行有效的組織和管理，設立廠長負責制下面的管理委員會。由于經濟建設對于即將走出革命戰爭年代的中國共產黨人是一個全新的課題，特別強調要學習：“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么人）學經濟工作。拜他們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2](P1481)

隨著新中國的成立，共產黨執掌政權，在西柏坡時期產生的經濟發展的戰略構想付諸實踐，并在實踐中不斷發展，從而指引著新民主主義社會經濟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走向了偉大勝利。

1956年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基本確立以后，中國共產黨面臨著全新的實踐考驗，即共產黨能否履行好自己的執政使命，完成自己的執政任務。對此作了探索。

列寧在《論黃金在目前和社會主義完全勝利后的作用》一文中指出，無產階級奪取和鞏固政權以后，“對于一個真正的革命者來說，最大的危險，甚至也許是唯一的危險，就是夸大革命作用，忘記了恰當地和有效地運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條件。真正的革命者如果開始把‘革命’寫成大寫，把‘革命’幾乎奉為神明，喪失理智，不能極其冷靜極其清醒地考慮、權衡和驗證在什么時候、什么情況下、什么活動領域要善于改用改良主義的行動，那他們就最容易為此而碰得頭破血流。”列寧在他逝世前夕，還以政治遺囑的形式，提出了改革國家機關的主張。遺憾的是，他的這些思想和主張還沒有被黨和人民理解接受和實施就逝世了。列寧的后繼者斯大林領導蘇聯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但由于受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影響，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沒有矛盾、“完全適應”，并把剛剛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和模式看成是盡善盡美的，長期諱言和拒絕改革，致使體制僵化，越采越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堅持和發展了對立統一規律，認為這是宇宙的根本規律。他強調社會主義社會還有矛盾，批評了蘇聯學術界長期居統治地位的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無沖突論”的形而上學觀點，這就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打開了改革的閘門。他還堅持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不同意斯大林的“完全適應”的觀點，提出了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觀點。從而為后來的改革作出了最初的理論論證。還糾正了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說的商品生產只限于生產資料的觀點，明確指出商品生產的活動不限于個人消費品，有些生產資料也是屬于商品的，如農業生產資料。吸取蘇聯模式的教訓，明確提出走“中國工業化的道路”。他從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發展關系的分析中闡明了適合我國國情的經濟建設理論、方針和政策。其要點是：建立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提出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發展工業和農業同時并舉，發展重工業和輕工業同時并舉；按照農、輕、重的次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確保整個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實踐證明，關于中國工業化道路的理論原則、方針、政策是正確的，一旦違反了它，就會使經濟建設出現混亂，遭受損失，回過頭來還必須按此進行調整，回到正確的道路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