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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上崗

要認識美國社會的管理，不能不說說其管理精英包括政治人物的產生過程。

美國的政治體制采取分權方式，因而其政治人物的產生也采取自下而上的競爭。從公立學校的董事會成員、工會頭頭，到議員和總統，均采取所謂競選方式。由候選人直接訴諸選民，竭力表現自己，經過與對手辯論，最后靠爭取到的選票說話。這當中自然有各種其他因素，包括金錢、黨內大佬或資深干部的支持，還有機遇等等，都在起作用，而候選人本人的某些素質同樣是重要的，人們不大可能選擇一個既不會演說，又沒有人緣，即席反應能力很差的人進入政界。

觀察其政治精英的培養過程，可以發現從年輕時便存在的競爭。如大學的學生會主席不是什么重要的位置，這只是一項公益事業的組織者，可以在大學董事會里擔任董事，畢業以后通常還得自己找工作，或繼續深造，不會就此獲得什么終身職位。但這是一個重要的鍛煉機會，一般會由于這一經歷而成為兩黨的基層組織爭奪的對象，是將來從政的階梯。

我觀察過其大學學生會主席和院系分會主席的競選。一般全部由學生自己決定，校方不予干涉。候選人通過自薦或者團體推薦方式產生，有時候連學生會委員如公關、學習、生活等委員也由競選產生。通常在決選之前要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候選人競爭一個位置，在此之前，也有可能經歷初選，有的校學生會主席候選人已在院系擔任過主席，或者曾是中學的學生會主席。

學生會的競選摹仿美國政治競選的方式，事先公開貼出競選辯論會的通知，歡迎所有學生和關心者參加。辯論時，也有一個中立的主持人，給每位候選人同等發言的時間。還有類似記者或提問人這樣的角色，向每位候選人發問。候選人各抒己見，表達自己為什么競爭主席或委員的位置，一旦當選，將為學生做點什么，自己有哪些特長，過去作出過什么貢獻，等等，一切都搞得很像那么回事。

學生會主席和委員由于是競選產生的，一般都有較強的組織和公關能力，也熱心為集體服務。在美國大學校園里常可看到完全由學生會自行組織的各種活動，這些學生干部表現出很強的組織和協調能力。例如，杜克大學籃球隊在全國大學聯賽決賽的這一天，學校的大屏幕電視搬到了中心草坪上，讓全體學生來觀看。賽前，學生會的主席、公關和體育委員等干部先在閉路電視上亮相，每人作一段精彩而簡短的即興演說。主席指出，我們杜克大學隊有可能在今晚奪得冠軍，但也可能失敗。他像籃球行家一樣分析了杜克隊與另一決賽隊之間的特長和缺點，希望同學們無論勝負，均保持冷靜，注意維護中心草坪的秩序。女公關委員和其他委員也都發表了頗具特色的演說，完全像政治家那樣既幽默又有鼓動性，并要求大家注意公眾形象。整個活動全部由學生會組織，校方無一人參加。最后杜克隊還是輸了。但由于組織得好，學生觀眾將留下的塑料紙、飲料瓶等一一裝好，放入附近的垃圾箱，然后默默地離開草坪。可謂悄然轍退，沒有因為遺憾而造成破壞，草坪又恢復了其寧靜與整潔。學生會的這種高效率的自我組織能力顯然與其體制上通過競爭選出有人緣和號召力的干部分不開。

學生會是如此，其他級別的公共人物更是如此。如公立學校屬于公共事業，其經費取自納稅人，因而董事也屬于公共人物。公立中小學的董事常由競選產生，由愿意出任者自薦或他人推薦開展競選。而地方和聯邦的議員、地方檢察官、首席法官、縣長、市長、州長也以同樣的方式競選產生。我在住宅區附近的街上常看到各類公共職位候選人的大幅照片和自我介紹，以及"懇請選我"之類的標語。由于美國政治的分權性質，地方公共職位只由地方選民決定，聯邦政府無能為力，即使是在位總統，除了跑到地方上為本黨候選人拉票以外，也不能直接干預地方選舉結果。所以地方選舉常常也出現激烈爭奪的白熱化狀態，經歷激烈的初選，候選人之間的電視辯論，各種籌款和拉票的集會等等。而成功當選為聯邦議員或黨內總統提名候選人者，大多已積累了競選地方公職的豐富經歷。

這種通向權力之路，便決定了美國政治人物的特點大多善于表演，注意公眾形象，一般都能說會道，善于應變，公共演講和辯論頗有吸引力。而且他們在公開場合故意顯露自己不用講稿即席演說的才能，連黨代表大會的中心發言明明事先有個稿子，也要將稿子打在特殊的屏幕上，這個屏幕從觀眾席上看起來是塊透明的玻璃，不惹人注目，但發言人則可看清每個字，講演時好像沒有講稿。

由于競選的需要，美國的公共人物，特別是總統、州長和各級議員，大多為律師或文科大學畢業。我所見到的數位總統和多名州長、參議員和眾議員，幾乎都是講演的能手，說起話來滔滔不絕。他們的專業大多為法律、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管理等文科，即使曾經讀過理工科，在從事管理工作以后，也大多讀過管理學的學位。這種情況不僅在美國，在西方國家乃至今日的俄羅斯和東歐國家，都較普遍。

權力精英的培養

美國權力精英的培養與其競爭方式緊密聯系。在哈佛政府學院的一次公開演講會上，我聽過一位共和黨的上層人物講他的政治經歷，其中特別讓我感興趣的是，他說不但自己是個政治動物，而且把他的兒子也感染了。兒子從五六歲起便經常跟他進出各種政治集會，和他討論政治問題，結識政界名流。在這種氛圍下，兒子雖然還沒有成年，但也生就了很敏銳的政治眼光和公關能力。

美國人很務實，培養人才也講究實用。一般要求未來的政界人物從小便培養政治素質，像如何與人打招呼，拉關系，搞公關，協調不同意見，練習生動吸引人的即席演說。小學或中學的英文課不只是寫作文，而且都有"公共演說"這門課，要求學生簡潔、準確、生動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善于簡明扼要地總結別人的見解，并學會公開的辯論，遵守辯論的規則，不強辭奪理或違反基本的思維邏輯。許多孩子在這些方面的訓練從少年即開始了。

到了大學，一些名校特別注重培養所謂領導型人才。哈佛等著名的常春藤大學被稱為所謂領袖人物的搖籃。特別是哈佛，其入學錄取條件非常苛刻，不僅要求錄取的學生基本能力考試的分數在全美國名列前茅，而且必須有從事公共服務的經歷，比如擔任過學生會主席或分會主席，有多少小時以上社區服務的經驗，等等。哈佛的管理者認為，本校要培養的不僅是品學兼優的人才，而且是政界和學術界的領袖人物。哈佛迄今出了6位美國總統和5位外國總統，34位諾貝爾獎獲得者，還有金大中、阿基諾等世界政治名人在哈佛做過訪問研究。因此，它并不歡迎只會死讀書而不善于協調公共關系和領導別人一道工作的片面人才。我看過哈佛法學院的部分學生履歷，大多在讀本科的大學擔任過學生會主席或委員，或者在公益團體中從事過較長時間的志愿工作。所以法學院的學生才有如此強的組織能力，數十個團體都自治得井井有條，連一些少數民族的學生，如韓國人、華人團體都開展很有生氣的正常活動。至于猶太人協會，由于這一民族在法學界和商界的顯赫地位，更是生機勃勃，其成員的成績和組織能力在法學院的學生團體中首屈一指。

在肯尼迪總統被暗殺以后，其家族和政界一些要人在哈佛專門設立了以其名字命名的政府學院。該院的主要任務是培養高級政治管理人才，而不只是政治學的專門研究人才，因為比該院歷史長久得多的政治學系在培養政治學博士方面更具優勢。政府學院的強項是政治學碩士科目，學生大多來自美國和世界各國具有一定政府領導經驗的人才。用兩年時間，除了學習一些必要的課程以外，還進行廣泛的政治交流和公關實踐。因此，盡管這些研究生的學術研究能力并不太強，但也能寫出像樣的論文和演說稿。更重要的是，他們參加各種各樣的政治集會、講演和公開交流活動，以及各類捐款等公益事業。總統大選以前，各黨派的候選人便早早來到政府學院擺開桌子，向學生宣讀候選人的政見和業績，開始爭取同情和支持者。政府學院的學生也踴躍參加此類活動，因為這是他們的本行。世界各國的政界領袖，在出訪美國時，經常安排到哈佛講演，政府學院大多為主辦人。學院還定期舉辦政治問題研討會和電影觀摩等活動，把政治當作一門學問和專業認真地研究。

政府學院主樓的設計也很獨特，一進門的大廳是正方形的會場，一個不大的主席臺，上方有活動電影屏幕。上面五層樓的每層都是開放式的走廊，環繞大廳而建，放置了一些椅子，觀眾可以從二樓一直圍坐到五樓，看到下面的主席臺。每次政治演講觀眾都可以自由前來，并當場提問。我便在此大廳里聽了多位國家總統或總理的演說。其中最特殊的便是巴勒斯坦領導人阿拉法特。出于安全的考慮，聽阿拉法特的演講要事先登記哈佛證件號碼，由于申請者太多，還要經過抽簽決定。觀眾進大廳時經過嚴格的安全檢查。由于這是阿拉法特第一次在美國發表演說，接待得也很隆重。他將事先寫好的講稿放在一邊，說我還是即興演說吧，然后便講起了自己維持中東和平的決心。觀眾提問時在麥克風前排成了長隊，無所不問，情緒十分熱烈。

哈佛的許多演說都是這種方式，講者不用稿子即興而談，滔滔不絕，饒有風趣，聽眾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知無不言。通常主講人的即席回答最能體現出其真實觀點、個人風格、反應和管理能力，因而受到媒體和公眾的高度重視。我所見過的各類政治人物，包括美國政要和歐洲亞洲國家的總統、總理，大多應答如流，妙趣橫生，主動地控制住場面，有一種統攝力和感染力。而來自政府學院和其他院系對政治感興趣的學生學者則有很多機會與政界人物接觸交流，了解政治信息，直接受到政治的熏陶。

政府學院學生還要花一定的時間到政府和公共機關實習，如擔任官員秘書或助理，或參加公益志愿工作，以便將學到的東西付諸實踐，在干中學習。畢業以后，外國學生一般回國從政，美國公民則大多安排在政府和公共事業單位從事政治工作，也有給政黨競選班子服務，或者到企業任管理工作的。美國大學的相當一些政治系或政府系即以這種學習與公共活動相結合的方式培養政治管理人才。與此相比，商學院則主要培養工商業管理人才。兩者在管理學方面有類似的內容，只是側重點有所不同而已。

當然，政治精英并非只有一種培養方式，著名政治人物也不都是政府系畢業。而且通向最高政治權力還要有財力等多種因素的配合。但美國大學把政治當作一門學問去研究，按照實際的需要和規律培養合格的政治和公關人才，社會也注意創造各種機會使這些人才得到鍛煉，脫穎而出。

為了培養學生的公共演說能力，大學采用了各種現代化的手段。法學院是個典型，由于律師需要極佳的口才，盡管學生在中學和大學本科已經有了相當的口才訓練，但在法學院的三年學習中，仍然需要再提高一步。在法學院的重點課程，特別是一年級的基礎課上，教師輪流安排學生當場回答問題，有時候課堂就是一場小型辯論會，學生的課堂表現是其成績的一部分。此外，學生還要上專門的演講口才課，利用電視錄像將每個學生的口頭辯論錄下來，自己拷貝一份。教師組成演講輔導組，針對每個學生辯論時的問題，比如姿勢是否合適優雅，表達是否簡煉準確，是否過于繁冗或失于細節，修飾是否恰當，有沒有說服力和感染力，等等，一一提出意見，以便學生改正。教師和學生一起反復觀看錄像，及時指出問題。有時候還要請專職律師一起來輔導，最后口才課的考試也由教師和律師的聯合教學組一起來打分，以反映學生的真實口才。學生就業面試時的一個內容便是考察申請人的口才，以便決定是否適合做律師或其他公關性工作。這與東方傳統教育方式有所不同，因為傳統方式過多地注重知識的積累，而不注重實用技能的培養。尤其是大學理工科，幾乎不注意學生口才、公關和寫作能力的訓練，文科也著重背誦現成的知識。這種教育上的片面性顯然不利于培養擅長現代政治和管理的全面新型的領導人才。

官僚體制中的專門人才

美國官僚體制聚積了專門人才，這些人大多都有某些領域的專業訓練和相當的從政經驗，這顯然有助于官僚較有效率地完成政府職能。

實際上，美國官僚體制經歷了從分贓制到功績制的轉變。所謂分贓制，即是選舉中取勝的政黨把公職作為戰利品分給該黨的支持者，這種制度在19世紀盛行了達半個世紀之久。這種任人唯親的官僚制度，只考慮政黨關系，不重視才能和品德，致使無能之輩充斥政府，官員腐敗。直到1883年國會通過了文官制度法，才結束了分贓制的歷史，開創了通過公開競爭考試擇優錄用行政官員的現代"功績制"文官制度。

這個以英國文官制度為藍本的現代官僚體制有三個基本要點：（1）通過公開競爭的考試選拔公職人員，并且從低級公務員開始。（2）相對的公職保障，凡通過文官考試而錄用的人員，不得因為政治原因即政黨關系而被革除公職。（3）文職人員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禁止"強制任何人采取政治活動"，即不得強迫公職人員向政黨或其候選人捐助競選費或為之競選。這一制度的優點是廣開才路，提高了行政官員的質量，又由于職業相對穩定，形成了業務嫻熟、富有經驗的文官隊伍，有利于在政府更迭時保持工作的正常運轉。其缺點則是產生了官僚主義、文牘主義和本位主義，改革較難，也使各機構難于將不稱職的人員除名、降職或停職。

就我的直觀觀察，美國官僚的辦事效率不如激烈競爭的工商界，表現出一定的官僚主義和繁文縟節，但總的來說也不算很差。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接待我們一行十余名中國學者參觀訪問時，安排了與國務院等政府部門的座談會，事先排好了時間，有的活動就在午餐后不久。這些部門的接待都很準時，按時來人，按時開始和結束，沒有誤時或拖延的現象。接待官員大多對自己的業務比較熟悉，講起來頭頭是道，與我們討論問題時也自如流暢，看不出打官腔或漫不經心的樣子。

例如美國國務院中國科的官員只有七八個人，是通過了公務員考試后任用的專業人才，大多懂中文，了解中國事務，與美國學術界中國問題專家的關系密切。我們專門與其中的一位官員在國務院的一個會議廳討論了約兩個小時，就中美關系的現狀和前景坦率地交換了意見。這位官員全無講稿，與我們無拘束地交談。我提的一個問題是美國政府如何看待一些人提出的所謂"圍堵中國"論。他回答道，克林頓政府明確反對這一理論，主張與中國建設性的對話。至于新聞界和國會一些人以此理論來影響人們，他們有言論自由，我們也無法壓制。但從理論上說，圍堵論的立論基礎和結論都是錯誤的。他還給我們講了中國科的運作情況，包括遇到重大問題如何與我國政府有關部門溝通。這樣一位國務院官員看起來很熟悉業務，辦事干煉機智，而且表達清晰精煉，應付自如，沒有給人塘塞敷衍的感覺。

其他一些政府機構的官員大多如此。如新聞署接待我們的女官員也懂得中文，介紹了該署的工作，特別是中文版《交流》雜志的出版情況，他們請中國翻譯家幫助翻譯此雜志，并在亞洲就地印刷。她隨口介紹了新聞署致力于美中學術和信息交流的項目，有哪些基金會支持中美兩國的學者交流等，同樣顯得熱情誠懇，熟悉業務，表達清楚老煉。

美國政府官員盡管收入一般比企業要低一些，但有公眾威望、職業保障和公共福利，所以仍吸引了一批專業人士為其服務。他們經過文官專業考試，通常依所申請的政府工作類型來決定考試科目，筆試和面試正規嚴格，一般不徇私情。考取以后，便在有關部門較長期地工作，除非違犯紀律和職業道德，一般不予辭退。這樣，他們便在官僚體制中正常升級，對業務較熟悉。當然，在同一個部門任職時間太長，容易形成某種惰性，缺乏革新進取心。為了克服這一缺點，美國政府部門的負責官員往往不從同一部門長期任職的職業技術官僚中提拔，而是大學名教授、其他部門的負責人或總統競選班子中的重要人物。例如國務卿這一職位近年常由著名的國際關系問題專家教授或是總統競選班子負責人擔任。基辛格和布熱津斯基都是名牌大學的名教授，其著作和社會影響在任職前和辭職后始終存在，黑格準將和克里斯托弗都是總統核心圈內人，奧爾布萊特也是國際關系教授，同時又是政界的活躍人物，與總統一家關系甚密。我曾聽過克里斯托弗的演說，他給我的印象是不茍言笑，比較刻板，回答問題時也較少風趣。他是一家著名律師事務所的頭頭，曾大力幫助克林頓競選。這樣的人大概只適合擔任任命的官員，而不大可能通過競選上臺。

聯邦或州政府部門的負責首長采取任期制，一般與總統或州長共進退，有的甚至比他們換得還勤，以便保持政府機構的活力。而大多數職業技術官僚則是終身任職，以便保持政府業務上的連續性，防止政府正常職能受到競選和變更領導人的影響，以此維持政府的變革與連續性的統一。但專職行政技術官僚一般至多升至行政部門的副職，不大可能爬到正職的高位，這樣可以避免長期在一個機關任職造成的眾多人事牽扯，成為機關官僚的老油子。行政正職一般從競選班子骨干、大學教授、私營部門的管理者中遴選，這些人因為不在該機關長期任職，可以避免機關官僚人事關系的牽扯，同時又由于與當選的總統或州長的特殊關系，較容易貫徹其意圖，以克服或防止技術官僚對當選首長的抗拒力。當然，這些人在進入私營部門以前，一般也有過機關工作的經驗。所以，機關工作人員要想升至正職的位置，一般必須離開機關相當一段時間，到私營部門或大學、研究院去顯示自己的才能，發生相當的社會影響和知名度，或者與未來的執政者有一定的工作或私人關系。這種行政官員的制度設計盡管不算完美，但可以避免機關官僚的某些通病，讓有一定創造力的優秀專門人才擔任行政部門的負責人，并且在數年以內予以更換。這種任命官員的任期制與技術官僚的終身制相結合的方式還是比較明智的。

美國政府中的任命官員文化程度較高，大多畢業于名牌大學，有的還具有碩士或博士學位。他們中有的是自己專業領域的知名學者，如國際關系或法學權威，有的不一定在取得學位后繼續自己的專業研究，而是到私營部門或公共團體從基層干起，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在政界的關系密切。他們在負責官員任期結束后，一般回到私營部門，或者繼續自己的專業研究，或者自己開公司，或者擔任公益團體的理事以致董事長，一般不可能終身在政府任職。如基辛格辭去國務卿職位后開了一個國際性的咨詢公司，為各國政要和大公司提供國際關系和安全問題的權威咨詢，生意興隆。負責官員多樣化的退路可有效地防止職業官僚的弊端，他們可以比較客觀公正地處理政務，該實行行政改革時也能大膽認真地改，不致于保守求穩，畏首畏尾，不思進取。

美國許多教授或專家擔任相應的行政職務，這已經形成了一種制度。如哈佛大學的一些名教授常常到政府任職兩年，到期時由其自身選擇是留在政府還是回校。所擔任的職務也與自身的專業有關，如國際關系教授到國務院或聯邦情報機構任職，法學教授擔任政府法律顧問或法官。現任費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傅高義教授是著名的日本和中國問題研究專家，精通日文和中文，他曾在聯邦政府機構任職兩年，后選擇回哈佛擔任該研究中心主任，卸去政府公職。可見美國一些學界名人也會在政府或司法系統的官員與教授之間變動。一些政府官員或高級管理者也由于自身的學術威望和社會影響而在辭職后擔任教授，這也給大學帶來了某些特殊的活力，使得教授成分多樣化了。

前麻薩諸塞州的州長、總統候選人杜卡基斯在競選中輸給了布什以后，其妻曾一度酗酒消沉。他本人則經受了政治失敗的考驗，不再連任州長以后，到大學擔任政治學教授，被各個學校請去演說，一直講到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他以自己多年從政的經驗生動地講授政治學，討論西方政治的各方面問題，成了深受學生歡迎的大學教授。現任美國最高法院的一位大法官曾是哈佛大學法學院的教授，在任教以前則擔任過聯邦巡回法院的法官十余年，由于學術和執法上的威望而應聘到哈佛法學院任教。他在任大法官以后，仍經常回哈佛法學院參加重要的學術和政治活動，如主持重要會議，與師生討論問題，發表公開演講，主持學生辯論會的決賽并擔任模擬法庭法官，以及其他公益活動。我曾聽過他生動地講述最高法院的工作情形和自己判案的體會。

教授的這種流動使之不僅僅是書齋里的學者，而且與現實的社會和政治保持聯系，其中一些人不乏重要的政府工作經驗。這種交流也加強了政府官員的專業水準，更加理性地處理政務，也增強了政府的活力。因為長期在機關工作容易導致惰性和對下情缺乏敏感，由直接接近學生和研究社會的教授輪流擔任政府職位，可以注入創新的因素。美國一些文科教授的社會名望和地位由于這些重要的社會和政治經歷而得到提高。學界與政界的這種交流對于教育和政治都有益處。

美國的大學不僅是教學中心和人才中心，也是政治和文化活動的中心。除了職業球隊以外，好的球隊和田徑人才幾乎都集中在大學，大學球場成了體育迷經常光顧的地方，因為幾乎所有重要的比賽都安排于此。而大學對于政治又特別敏感，集中了有影響的教授專家，是思想交流之地，思潮發生之源。大學也是政黨爭奪后繼人的對象。所以所有的總統或州長候選人都要到大學去拉票，三番五次地發表演說，可以說，無法熱烙大學講壇的候選人幾乎沒有希望當選。兩黨都在學生干部中物色積極分子，以便為本黨注入新血和創造力。而美國反對越南戰爭及其他反映民意的進步活動，無不首先發源于大學。這也是大學教授特別是文科教授與政治聯系較緊密的一個原因。當然，這種聯系并不表示課堂上只為某個政黨服務或講授一家之言，而是指教授對于政治的影響力較大，他們主要通過擔任政府顧問或輪流任職，并通過課堂、文章和公開講演而對社會和政治發生影響，令政治家不能小視自己。

非政府公益組織的活動

美國是現代化的市民社會，政府對于社會的作用并非無處不在，因為還有其他一些利益團體或公益團體反過來影響政府的行為。這些利益團體在美國的政治決策中充當了一定的角色，盡管不是直接的作用。

許多宗教團體只能管自己的事務，不得干預政治，但由于其社區聯絡員的角色，實際上也在從事社會的組織工作。例如黑人宗教團體曾經在爭取黑人權利的斗爭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直至今天，道德多數派等宗教領袖人物經常在電視上傳經布道，傳播其宗教和道德觀念，影響了很多人。而黑人在1995年秋百萬人向華盛頓進軍的游行活動也是由宗教領袖所發起，由于其影響力巨大，涉及眾多黑人的權利問題，以致克林頓總統也要出面予以支持，在華盛頓的集會現場對著眾多的黑人群眾發表熱情洋溢的講話。

教會辦的私立學校培養人才，發揮了直接的社會功能。教會的另一個作用是所謂慈善事業，即救濟窮人和急需幫助者。每年圣誕節前，一個叫做"救世軍"的大型教會組織便派人在商場門前，穿著特定標志的大紅棉袍（看起來與圣誕老人的服裝有點相似），敲著鈴鐺向行人募捐，旁邊放一個特制的小桶。參加的都是志愿者，有社會各界人士，也有大學生。該組織每年在圣誕期間就能募得數千萬美元，這些錢用于救濟窮人，包括那些無家可歸者，并在圣誕節向窮人提供免費的飯食。其他如發生天災人禍，因急危病癥或器官移植需要大筆醫療費用，因家境貧寒而上不起大學的，也可以向一些慈善機構或基金會申請贊助。當然這種贊助能否滿足社會上的實際需要，始終是一個問題。我曾經參觀過一家宗教團體正在向社區募集大量衣物和生活用具，用于支援非洲等一些受災國家，參加者全部利用業余時間免費服務，不收取任何報酬。

此外還有大量非宗教性的志愿者團體。如奧運會在美國召開期間，大會服務者數萬人，除了正式組織者和裁判、保安以外，其余均為志愿者。他們為各國運動員做翻譯，提供幫助，維持會場秩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并不索取報酬。一些社會工作者也組織起志愿者團體，用以幫助精神病患者、殘疾人、生活困難的單親家庭等等，提供必要的服務。美國青少年犯罪是一個日益惡化的社會問題，一些志愿者組織便致力于青少年的道德和文化教育，以防止更多的青少年犯罪。

許多志愿者組織與政府沒有直接關系，政府一般也不撥款贊助，但給以道義的支持。如"美國的未來首腦會議"于1997年召開，參加者包括4位現任和卸任的美國總統，一位第一夫人，數十位州長，會議聲援一個跨美國的志愿者組織的成立，其召集人則是美國德高望重的退役將軍，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鮑威爾。他被認為是美國總統職位的有力競爭者之一，退休后出版的《我的美國之旅》銷量相當好。由于他的黑人血統和不平凡的軍旅生涯及社會威望，一些人認為他是緩和美國種族矛盾的一個關鍵人物。他在擔任這一大型志愿者組織的總召集人以后說，這比領導一支軍隊困難得多，但他決心應付這一新的挑戰，把青少年的教育事業真正做好。該組織先在十來個大城市建立志愿者網絡，以教育、輔導和幫助青年人正確解決各類問題，克服如吸毒、少女懷孕、青少年犯罪等等社會現象。一些連鎖店或大公司也參加了這一活動，如希爾斯公司便在自己的各個銷售網點成立了青年志愿者組織，讓其成員認領一位青少年，在業余時間關心、照顧和影響他們，提供免費幫助。鮑威爾稱此項事業的積極社會作用要到十年以后才能看出來，因為這是一項需要扎實努力才能見效的事業。該組織通過這種社會性的免費互助活動來解決政府管不了的問題，實際上也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功能團體。

許多政府官員或社會名流在退出本職以后，都參加社會志愿者組織的工作，以公益事業充實自己的晚年。如擔任基金會主席或董事，利用自己的威望繼續為社會服務。而這些組織的影響力一般都比較大，其觀念和訴求顯然可以影響政府的決策取向。所以，有人把志愿者團體的組織者與政府官員和大公司管理者一樣，放入美國決策者之列，他們擁有的也是一種社會權力，因為權力不光表現在指揮軍隊和支配公共稅收等方面的決策權，也包括社會影響力。

艱難的政治旅程

美國政治運作是典型的自下而上方式，連其政黨的全國組織對于地方也沒有約束力，地方黨的頭頭由本地的黨組織競選產生，其基本政策取向也主要針對本地的事務，與黨的全國組織并無直接聯系。相反，黨的全國委員會是一個松散的組織，并無嚴密的常設機構，倒更像是圍繞總統競選這一中心任務搭起來的班子，其經費來源和候選人均得由地方支持。黨的全國委員會主席也不固定，而且政治上并無多少權力，連全國委員會本身也像是個臨時機構，圍繞總統競選來安排工作。一旦本黨候選人當選為總統，他才是黨內最有權力的人，對本黨的事務更有發言權。而在野黨的主席就更沒有多大權力。

因此，美國的一個全國性政黨更像由數十個小黨所組成的總協調委員會，這樣就使政黨容易受制于地方勢力，隨著地方形勢的變化而即時調整政治策略和口號。所以全國委員會的獨立性或指導性都不強。當然，長期形成的政黨形象依然存在，比如比較接近中下階級，大多數黑人都投的票，但同樣求助于像可口可樂公司這樣的大企業作為自己的經濟贊助人。故兩黨的政治綱領雖有一定的區別，但有時在一些重要問題上并無實質性差異。

這種政治方式決定了通向政治權力的道路主要是從基層拉選票。四年一度的總統競選也是從黨的地方組織開始。想當候選人，首先要獲得黨內提名，最后提名由全國代表大會決定，但真正的工作則是候選人在各州黨內初選中艱難的拉票活動。這種活動還伴隨著電視公開辯論，將自薦或團體推薦的候選人集中到一起，由全國大電視臺主持其辯論活動。我觀看過由8名候選人一起進行的電視辯論，由美國廣播公司著名的政治社會節目主持人臺特·科坡爾主持。8個同黨的候選人在一起輪流發表政見，展開舌戰。各人爭相發言，急于表示自己的政綱和政績都是最好的。辯論會看起來有點亂，不時也會閃出思想火花，或者來點幽默，鬧出點花絮，引得觀眾大笑。

黨內初選，特別是在野黨候選人爭取提名的初選，有時也相當激烈。通常在任的總統占有政治上的優勢，一般在黨內找不到競爭對手（偶然也有例外），但總統任期屆滿的執政黨，其初選與在野黨的并無二致。因為誰當下屆總統候選人，在黨內往往還沒有形成較一致的意見，究竟誰能獲得提名，取決于候選人在黨內得到的支持程度，這又取決于其政績、威望、影響力和競選財力。一些候選人雖有一定的沖勁，但因為年輕或政治資歷低，得到的財政支持少，往往不得不在初選不久便宣布退出競選。或者是到了初選過半以后，眼看獲勝無望，只得宣布退出。

1996年共和黨的初選便很有趣。70多歲的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多爾是個老資格的政客，在華盛頓任職多年，擁有豐富的政治關系和支持者。但他年紀大，又缺乏鮮明的個性和政治創見，是個經常妥協的人物。為了作最后一次政治拼搏，他宣布辭去參議院的職務，暫時成為職業的總統競選人。他與40多歲的現任總統克林頓顯然難以在公共形象方面競爭。共和黨內也不乏有點新政治理念和來自地方的年輕政治人物，如田納西州的州長即是一例，但他的資歷較淺，未得到黨內那么多資深人物的支持，經費也有限。所以盡管有點創新的政見，也受到一部分年輕黨員的支持，但終究敵不過財大氣粗的多爾，只好中途宣布退出初選。至于十分保守的報刊評論家布坎南，沒有什么政客支持，他自己組織了人數不多的競選班子，由于經費有限，許多事情都自己動手。他的知名度主要依靠在各大報上發表保守傾向的政治評論，有的觀點十分露骨，帶有一定的種族歧視成分，不能被多數人所接受。但他居然在幾個州的初選中獲勝，讓多爾嚇了一身冷汗。最后因比不上多爾在黨內的人緣和財力，也敗下陣來。

通常初選過程都伴隨著在各州組織政治集會、演講會和募捐活動，候選人到處陪笑臉，握手討好，自吹自擂，總是把自己的政綱說成是最好的，并到處許諾。我記得電視臺的政治諷刺小品曾經收集了候選人的競選講話，到一個州便說"我愛本州"，主持人幽默地說道："沒有他們不愛的州市"。所謂黨內民主為的是首先取得黨內的認同，然后才能聚集力量與反對黨一決雌雄。總統和州長的競選都是如此。即使像多爾這樣資深的有全國聲譽的政客，也必須跑到各州先在黨內拉票，取得支持。正像美國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的選手全部由賽前的全國運動會競爭產生一樣，全國性的政黨也是在大選前由黨內先競爭產生候選人。

在取得黨內提名以后，便集中力量進行與反對黨的候選人競爭。早在提名的黨代表大會上，黨的全國委員會已經開始了這種競爭。通常安排黨內關鍵人物作基調發言，然后是若干代表講話，突出某些口號和政綱以引起選民注意。整個黨內提名的過程都作充分的電視實況報道，以州或托管地黨組織為單位一一唱票，通常由州黨的主席宣布本州代表投票結果，有時候本州一兩位代表選舉不出名的候選人也一一宣布。最有趣的是這些地方黨的發言人在宣布投票結果之前，總要用相當精彩的語言突出本州的特點，比如贊揚本州是美國最大的州，或最小的州，有什么物產或特色，等等。然后就把那個已經獲得初選勝利的候選人稱為"下屆美國總統"（比如多爾）在本州得了多少票。因此，連冗長的唱票過程也伴隨著突出地方特色。整個代表大會上到處都是彩旗和汽球漫天飛舞，代表們站在會場上，舉著標語口號，不時地歡呼雀躍。所喊的口號都經過精心設計，喊起來齊整響亮，顯然有人在現場作統一指揮，其作用就相當于現場電視導演。整個代表大會看起來像是一場比賽后的慶祝大會，或者如同鬧劇。其目的仍然是宣傳效果，利用黨的代表大會造勢，做給全國選民看。

總統候選人在較長時間內只是兩黨競爭，近年則出現了第三黨或獨立候選人，但由于美國政治和選舉制度的特性，第三黨獲勝的可能性看起來還十分遙遠。通常兩黨候選人要舉行數次電視公開辯論，由立場中立的電視評論員主持，記者提問團發問。對每位候選人提的是同樣的問題，所用發言時間一樣長，連自由辯論的累計時間也都同等，時間控制嚴格得就像是一場國際棋賽，到時候鈴聲一響，候選人就得停止講話，以確保公平競爭。記者提出的問題有時相當尖銳，對于候選人的即興回答和應變能力是個考驗。在電視辯論上占劣勢的候選人要失去不少選票，所以辯論經常是唇槍舌劍，旗鼓相當。雙方均利用媒體為自己制造聲勢，近年的電視競選廣告費用也在不斷上升。而在職總統可以利用職務之便，制造些新聞，比如聯邦政府決定增加科技投入，擴大社會福利范圍，以此免費為自己做廣告。

近期較多發生的是所謂負面競選，即大揭對方的瘡疤，或者惡意中傷對手，以抬高自己，而不是只宣揚自身觀點和政績的正面競選。有時候候選人在初選期間即被揭發出某些隱私，包括私生活上的不檢點之處，因而受到打擊。如果所揭露的并非空穴來風，那候選人只好自認倒霉，一般就得退出競選。如果沒有多少根據，一般都會據理力爭，并且以誹謗訴訟相威脅。所以，如何壓倒對手已成為競選策略學的一個重要內容。美國就有一些專職的競選策略家或公眾形象設計家，為總統和地方選舉的候選人服務，這些人收入頗豐。設計者從競選口號，政綱表達方式，設法擊垮對手，到候選人的公共電視形象，如何應付記者提問，以及如何根據民意測驗結果適時改變口號或策略，都作了認真的研究，甚至將候選人的全部公共活動錄了像，逐一進行分析比較，及時向候選人提出改正建議。我就見識過幾位相當著名的競選策略家，他們不僅在美國成功地策劃過州長、黨內初選乃至總統大選，甚至也擔任過某些歐洲政治家的競選顧問。為了選舉的成功，社會造就了一批專門的策劃家，真可謂煞費苦心，機關算盡。

美國的這種自下而上的政治運作方式使得議會和黨內代表首先必須立足于本州，違反本州選民或黨員意愿的代表不可能獲得連任。代表雖然也受黨的全國委員會或兩院黨團的影響，但可以違背其意志行事，故議員中跨黨投票的事也時有發生，黨紀的約束力有限，不像法國或英國的議員必須聽從本黨的指示。代表的投票記錄是公開的，以便其選民予以監督，這種制度也促使代表投票時不大受黨紀約束。此類投票行為使得參眾兩院盡管有時由一黨占多數，但仍然可能投出違背該黨核心層意愿的議案。所以，美國的政黨典型地是一種松散的政治聯盟。

這種由下而上競爭和討好選民的政治體制有可能導致民粹主義盛行，即政治家向平庸的意愿看齊，社會缺乏真知灼見和真正的改革家。但有時候也可用以制止官僚的陳腐氣息，扭轉明顯違反多數人意愿的政策，為政治帶來一股新風。比如，二戰前夕的羅斯福總統以清新的政風贏得了大選，在戰爭期間與法西斯進行了不屈的斗爭，面對經濟大蕭條的困局及時推行新政，改變了美國政府的職能乃至政治方向，許多少數民族和貧窮人口從其福利政策中得到了好處。

公開競爭式的選舉制度在長期內形成了一些形式特征。比如，堅持一人一票制度，公民直接選舉本州的公職官員及議會代表，總統形式上是間接選舉，實為直接選舉。競爭任何職位通常都不止一位候選人，對于候選人的資格限制公開、簡化，不存在秘而不宣的內部規則或標準。選舉的透明度日益提高，因為選民對候選人越是了解，便越是對自己的政治選擇放心。候選人的一切都向選民敞開，甚至包括個人家庭情況、財產狀況，必須公布自己的政治主張和施政綱領，以供民眾選擇。公開辯論也是這種選舉過程的重要一環。從辯論中不僅可以看出候選人的立場、觀點和態度，還可了解其學識、個性、口才及應變能力，由此也可看出其組織和管理才能，這對于公共人物是必不可少的考慮因素。假如候選人在公共場合的講話一切都照本宣科，對競爭對手和記者答非所問，或者很不得體，那就很難說服選民心悅誠服地投他的票。為了保證最大的透明度，對一般公民屬于個人隱私的事情，到了公職候選人那里也常常被揭出，為的是取得更大的信任。例如，國會議員或總統候選人在男女關系上的秘密也可能成為媒體揭露的對象，因為選民認為，將來或現在已經擁有公職的人，如果對待家庭的起碼忠實都做不到，那將何以取信于民？

利益平衡與妥協

在當今世界上，英國人是善于平衡和妥協的典型，連資產階級的革命也以不流血的妥協方式結束，保留其王位而不給其實權，這就是所謂"光榮革命"的皆大歡喜結局。美國人在某些方面也繼承了英國的傳統。我在哈佛法學院上談判學課程時，對于西方人這種搞利益平衡和妥協的政治理念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談判學注意區別雙贏與零和這兩個不同的概念。所謂"零和"，是指這樣一種觀念，即各方可以獲得的利益總和等于零，你多得一點，我必然少得一點。所以按此邏輯看問題，在交易或競爭時，不是你輸，就是我輸，不存在雙方同時贏。而"雙贏"所代表的是新觀念，即并不認為雙方的利益總和為零，而是看作只要處理得好，完全可以雙方都得利，實現利益互補。

這種雙贏觀念在美國政治和管理中常可看到。政界人物常常要與各種利益集團打交道，針對其要求，有時候是相互對立的要求，進行某種方式的妥協和協調，取得一種各方都能接受的中間立場。美國的司法爭訟有兩種不同的立足點。一類為是非或公正的問題，原告非要陪審團或法官評出個對錯是非來；另一類是討價還價的問題，經過談判取得雙方滿意的妥協結果。有時候兩類問題在一個案子里同時出現，例如對民事侵權案，既要決定是否侵權這一是非問題，又要雙方協商賠償的數額。

法學院培養律師和法學家，專門開設了談判與調解課，讓學生根據各種實際的案例，結合錄像等生動的感性材料，學會如何與爭端的雙方打交道，找出其共同點，使之有一個商談的基礎，而不老是相互對立，找不到解決的出路。這類課程比較仔細地研究談判雙方見面時頭幾句話怎樣講更合適，如何營造尋求共同點的氛圍，當出現僵局時如何暫時冷卻、緩沖一下，等條件成熟、作出新的努力以后，再去尋找可能的解決辦法。我在哈佛法學院還看過一部介紹我國南京某法院為一對打離婚的年輕夫婦作調解的記錄片，教授還特地為此作了說明，指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中庸之道是各類成功調解的思想基礎。談判實際上就是一種使各方取得滿意結果的妥協的技巧。

基于這種雙贏觀念，美國政治與管理過程常伴隨著妥協與退讓。例如，國會在通過提案時要經過幾上幾下，常常有利益集團對議員施加影響，議員們則根據各種考慮試圖取得合適的中間立場。所以許多提案在最終通過時，往往不同于當初提議時的形式，是個妥協的產物。實際上，總統或州長候選人在競選過程中，為了得到盡可能多的選票，其立場也是個不斷尋求中間狀態的過程。當然，完全沒有個性并奢望討好所有選民的候選人也難以取勝，但力爭取得適中的立場以獲得多數支持卻是天經地義的政治手段。

同樣，當各種壓力團體為了自身利益訴諸輿論，出現對立的集團時，政治人物一般不簡單地宣稱這是一種敵對行動，而是盡可能地協調對立雙方，使之取得和平解決。如各類工會的罷工，少數民族團體的權利抗爭，甚至學校教授為了增加工資而舉行的小型罷課，都以資方、校方或其他有關方面與之談判達成妥協而告終。

從某種意義上說，現代政治就是協調不同利益，以妥協達成暫時利益平衡的藝術。因此，美國政界人物的各種協調工作正反映了現代政治的這一核心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