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農民和公民法律平等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內容提要：本文分析了中國農村"制度性歧視"存在的表現及其不合理性，闡釋了在法治社會中，尋求從"農民"到"公民"法律平等的重要性以及實現從身份到契約運動的必要性。

關鍵詞：鄉土社會農民平等權

按照一些城市市民固有的"市民偏見"和某些知識分子的"精英意識"設計，鄉土社會是個農民社會，農民就是農民，農民是自給自足的小生產者，他們自私、憨笨、無知、無序，因而很多人從心眼里是看不起農村和農民的。他們認為農民是中國現代化的障礙，農民拖了歷史的后腿，農民只能居住在農村，只能從事農業活動，世代相繼，以農為本，農村的民間習俗，土得掉牙的"民間法"已經足夠運作和滿足鄉土農村的情況，或者說農村太落后，農民并不需要多少現代法律。什么公平、平等、公正這些所謂現代的西方的東西，農民們是不感興趣的。這種論調聽后極不舒服，恰恰相反，我認為現代農村對法律的需求很高，法律在中國鄉土農村的實踐和成功必須尋求真實的平等與公正，必須是"人的解放"。

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家庭聯產承包，己走過了20年。20年來，中國大部分農村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今日的農村再也不是昔日費孝通先生筆下典型的"鄉土中國"形象，單純依靠習慣、習俗、民間法進行私了就可了事。社會的變化、市場經濟的導向和民主政治在農村的推行使農民的角色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如今，農村面臨的一系列問題，如人口外流、承包管理、家族復興、村政改革、減負改制等社會的深層次問題已經顯現，農村所昭示和暴露的這些問題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農村問題，"就農言農"已經很難改革下去。嚴肅來看，應把農村問題看成是更深刻的中國問題、法律問題。

從現代法治和普遍人權的眼光審視，中國農民存在著嚴重的身份不平等、不公正問題。翻看中國歷史，整個中國農民史實質是一部被盤剝、被奴役、被壓迫、被歧視而又不斷抗爭的血淚史，農民一直是作為被壓迫主體，沒有任何權利，是單純作為接受權力支配的客體看待的。建國前，農民在政治上被壓迫，經濟上被剝削，毫無地位可言，公民權利的主導性地位無從談起，三座大山壓得他們淪為社會的最底層。解放后，農民雖然在政治上翻身做了主人，然而農民的身份問題、貧困問題、公平問題以及政治參與問題卻遺留了下來，可以說，中國農民雖然在名義上獲得了平等的政治地位，但實際上并無民主的參政議政之實，更無工農平等的憲政之實，農民并沒有分享到太多新制度的公正待遇，相反地，工農之間、城鄉之間的差距拉得更大了。比如，1958年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籍管理登記條例》就以法律的形式限制農民進入城市，戶口制度把農民束縛在土地上，取消和剝奪了農民的遷徙自由。伴隨戶籍制度而實施的工農業產品價格上的"剪刀差"制度，使中國農民長久蒙受"取予不均"的不公平待遇，被動地承受了"個人利益服從國家利益"。其結果是導致了今天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形成了典型的的"二元結構"，二元社會結構形成后，中國公民實質被劃分成標志鮮明的兩類人：農村人口和非農人口，農業人口除了升學、參軍、招工而轉成非農人口外別無它途。在此種戶籍制度下，農民和市民之間劃出了一道"身份鴻溝"。農民們為了擺脫自己的被動地位，為了"跳農門"而絞盡腦汁、不惜一切代價，不僅如此，農與非農的背后還隱含著一系列機會與待遇的不平等，這些制度的不平等包括戶籍、糧食供給、副食品與燃料供給、住宅分配、生產資料供給、教育、就業、醫療、養老保險、勞動保護、人才、兵役、婚姻和生育等[1]。

具體分析，農民與城市居民的平等權差異表現在如下方面。

（一）經濟方面

從50年代的剪刀差到今天的改革開放實行市場經濟體制，除少數農村外，城鄉收入差距仍呈不斷擴大趨勢，收入產生差別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農民經濟方面的平等權被侵害無疑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首先，在市場經濟商品流轉過程中，農民的經濟權利沒有享受平等的待遇，許多農業新產品價格受到國家控制而被低價收購，自由交易的權利被剝奪（如煙草、棉花的統一收購）。目前，我國農業尚處于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零散農戶生產向集體化生產的轉變過程中，各地的生產力水平極不平衡。把一些完全處于黃牛耕地式的農產品推向市場，這種缺乏基本保護的競爭本身就很不公平。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僅1995年國產尿素價格比上年上漲50%，農藥上漲18%，農膜上漲31%，而農業產品價格上漲的比例卻過低[2]。然而就是在這種生產力極低的狀況下，農民還承擔著高額稅負和各種費用。在有些地方，一年辛苦換來的若干白條就是對農民經濟平等權的一種嘲諷。

農業的發展對我國農業大國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面對傳統生產力極不平衡的農業現狀，在市場競爭中應給予農民更多的保護政策。據統計，農民通過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向國家提供的積累，從1952年到1986年有5823.74億元，加上收繳的農業稅1044.38億元，兩項合計6868.12億元，約占農民所創造價值的18.5%。以后每年繼續增加，到1994年農工產品的"剪刀差"為670億元，加上農業和鄉鎮企業上交的稅收，每年直接或間接為國家提供1000億元的積累資金。[3]幾十年來，農業為國家的發展注入了大量資本，成為國有資產的投入初始人，然而得到的回報卻不成比例且年年下降。我國農業在不平等的投入、分配機制中得不到應有的發展機會，久而久之在沉重的負擔下只能勉強維持，更談不上從傳統農業轉變為現代農業。

其次，農民除了承受著不平等的競爭、高稅負、高費用外，還要面對各種不平等的消費、不平等社會保障。比如農話比市話貴，農業用電比城市用電貴。長期以來，城市居民享受了"高就業、高福利、高補貼"；國家每年為城市居民提供幾百至上千億的各類社會保障，城市職工享受退休養老保險、最低生活保障等多項社會福利，農村卻只有少量貧困人口享受一點微薄的社會救濟。面對毫無保障的老年生活，許多農村人不得不養兒防老，這更加深了農民自身的負擔，加深了農村的貧困。市場經濟，建設社會主義的本質是達到共同富裕，防止貧富兩極分化，而我們現在的一些做法卻把占大多數人口的農民推向貧困，社會發展到今天，減負和尋求真實的經濟平等已勢在必行。

（二）政治方面

作為國家主人的農民，是否在國家政治生活中享有平等的地位，是否與其它政治實體一起共同執掌人民民主國家的政權，這是衡量政治上真實平等的重要因素。在現實生活中，農民很少介入政治，這種現象很大程度應歸根于國家一些法律規定。如1953年的《選舉法》對農村與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作了不同規定，即自治州、縣為4：1；省、自治區為5：1；全國為8：1。直到1995年新《選舉法》才統一把各級人民代表選舉中的農村與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數改為4：1。從全國人大歷年的代表構成看，第一屆農民代表63人占5.14%；第二屆67人占5.46%；第三屆209人占6.87%；第四屆662人占29.4%；第五屆720人占20.9%；第六屆348人占11.7%；第七屆與工人代表合占23%；第八屆280人占9.4%；第九屆240人占8%。[4]這些事實說明：在全國人大代表各額中,農民以其占80%的人口基數僅得到了極不相稱的席位,其權力的實現,利益的保護自然也就有了一些問題，政治生活中缺少農民的聲音，以至于各種坑農、害農的事件不斷發生，農民負擔問題難以解決就可想而知了。誠然，農民由于自身因素、文化素質等原因還不能較好和較充分地行使民主權利，但作為國家民主專政的基石---農民，無論如何應得到相應的重視，應享受平等的政治地位，這是社會主義本質的要求。

與其它社會成員相比，農民雖然數量大，但卻沒有一個群眾組織，我們常聽到工會、婦聯、共青團，而農會卻早成昨日黃花，被人們遺忘，而沒有一定群眾性組織的保護，農民就更難抗衡各種不法權力的侵害。如馬克思所說,一個不能代表自己,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來保護自己階級利益的千百萬個體小農,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而且他們的代表一定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站在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由于缺乏組織,農民無從了解組織的方法和基本原則,無法利用組織來解決村落或村際的公共事務，這就導致了中國的民眾只能指望父母官"為民作主",或指望菩薩替他們作主，其平等權的呼吁與落實就有了困難。

（三）社會平等方面

二元社會結構使得農民在社會生活的權能往往處于不平等地位，被視為二等公民。在有著悠久重農傳統的國家，如今農民被稱為"鄉下人，打工崽"，其本身就充滿著歧視。在今天的城市里,凡城里人最不愿意干的活，最廉價的活、那些最跌身價的活，最危險的活、最臟的活、最累的活都是農民的?；睢Ｐ扌?、當保姆的、在建筑工地頂著日頭暴曬的，滿街叫賣的、賣菜的、刷廁所的、揀垃圾的，掏大糞的，玩命的活基本上屬于農民。農民已成為一種身份像征，而不是一種職業。憲法明確規定公民享有勞動的權利，但農民卻因其"身份"被限制就業。在一些地方，一旦經濟發展速度放慢，農民就成為就業市場排斥的對象。如1994年11月勞動部頒布的《農村勞動力跨省流動就業暫行規定》就設置了農民跨省就業的種種條件限制就業，在一些地區還用政策法規的形式來剝奪農民平等的就業和勞動權利，如上海市對其用工政策確定為"先城鎮，后農村，先本市，后外地"，青島則規定對外來勞動力的招用數量控制在市屬企業職工總數的14%以內，并規定外來勞動力一人需交納50元費用。有些農民和其它工人一樣干了多年，但卻不被承認是工人，正式工欺壓臨時工，城市臨時工欺壓農民工的現象普遍存在。他們既沒有各項勞動補貼，也沒有法定的勞動時間，繁重的體力勞動或惡劣的勞動環境嚴重影響了他們的健康，使他們過早地失去了青春和生命。國家不負責農民的"勞保"和醫療費，生產隊解體后又沒有能力辦理農民的醫療和贍養老人的福利事業，普通農民患病無錢就醫被推出醫院或傾家蕩產或坐以待斃的現象是較為平常的，有人統計，農民患者有70%因無力支付醫藥費而得不到治療，68%因同樣的原因應住院而不能。由于制度性歧視，在中國，窮人治病反而要多付錢。在死亡面前的不平等集中說明了一種結構性的荒謬與不人道。

雖然我國目前面臨國有大中型企業改革，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下崗分流等嚴峻的就業形式，但是平等就業權是國家對公民生存權平等保護在勞動權上的反映，這些針對農民就業平等問題的不平等規定，無疑是將農民劃定為"二等公民"，是一種"合法"的侵害行為或"制度性歧視"，"我們作為人而有權擁有的平等是環境平等，而不是個人平等。它們是條件平等--地位，待遇和機會的平等。"[5]摩狄曼的這句話告訴我們歧視農民工，人為地強化了城里人和鄉下人的身份色彩，實質就是對平等權的破壞。

除了就業政策向城鎮傾斜外，在教育問題上，廣大農民也很難有一個平等的說法，一樣是共和國的花朵，農村孩子卻只能在濕潮、破舊的草房中接受教育，長期以來國家每年幾百億的教育經費幾乎全部用于城市，而廣大農村則依靠農民自己的力量辦教育。從1995年起，國家財政還取消了對農村每個中學生31.5元、小學生22.5元的教育撥款，改為從農民"三提五統"中支出。農村的教師隊伍情況也令人擔憂，那些受過良好教育，具有較高教學能力的教師被安排在城市，農村則師資奇缺，不但數量難以達到要求，而且教學質量更成問題，在這種辦學條件下，農民子女仍要付出沉痛的代價去跨越更高的升學門檻，教學條件差以及農民自身的一些制約因素，使得農民子女不能入學或中途輟學。還需指出的是，由于土地資源的有限性和可變資本的短缺，農村失業現象尤其嚴重，并伴隨著農村人口的膨脹而日益明顯，只是由于農業勞動的特點使這一現象暫時隱藏起來，中國農村的隱蔽性失業已經瀕臨崩潰的邊緣，"民工潮"中在醞釀著一場新的社會危機。

市場經濟要求確認具有不同經濟利益的獨立主體的存在，要求承認企業和個人獨立的主體利益，并尊重他們的主體選擇，通過法律使其得到平等的保護，基層民主的施行，尤其是農村村民自治的完善以及農村土地承包的穩定，必將激發民眾的主體意識和平等觀念，在現代法治的推進中，農民們將日益認識到自身獨立價值和平等單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今天，當我們欣喜地迎接中國"入世"，并躊躇滿志地準備履行我們對國際社會作出的種種莊嚴承諾時，我們是否想過，我們對進城的農民將作出過何種承諾？當我們向全世界保證所有來到中國的人都能夠享受"國民待遇"的時候，我們是否想過，在我們的城市中，那些來自農村的國民還沒有真正享受到作為本國公民應有的平等待遇？各國現代化的歷史經驗證明，實現社會公平，首先得從保護弱勢群體做起。未成年人、老年人、殘疾人是弱勢群體，消費者是弱勢群體，我國已經為保護他們的權益制定了專門的法律。在我國，進城農民也是弱勢群體，可是現在還沒有保護他們的專門法律。而且，需要指出的是，有關部門迄今為止還沒有提出保護進城農民合法權益的立法計劃，我們期盼著這一現狀能得到改變。田成有，男，1965年生，云南財貿學院副院長，法學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法理學、法社會學。

[1]農業部政策法規司的郭書田將這種不平等的城鄉隔離制度,歸納為十四種制度,即戶籍制度、糧食供給制度、副食品與燃料供給制度、住宅制度、生產資料供給制度、教育制度、就業制度、醫療制度、養老保險制度、勞動保護制度、人才制度、兵役制度、婚姻制度、生育制度等十四種制度。參見郭書田、劉純彬《失衡的中國----城市化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75頁。[2]楊宜勇等：《公平與效率》，今日中國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頁[3]參見郭書田：《再論當今的中國農民問題》載《農業經濟問題》，1995第10期[4]參見《人民日報》，1999年9月15日[5][美]摩狄曼。阿德勒：《六大觀念》團結出版社，1989年版，第17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