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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絕對又是犯“眾怒”的題目，如果按“民主”方式對這個命題進行“票決”，反方的“得票率”說不定可以和伊拉克的胡森總統媲美的。但是幸虧真理和事實是不能靠用多數原則的“票決”來認定，所以還是可以討論的。

自從歐洲大陸以人類天性對“自由”的追求為武器（任何吃得再好的鳥，只要打開籠子，就會飛走，而不是留下，就是這種天性的表現）戰勝了封建地主的勢力，成功地建立了資本主義社會，并且取得了物質文明的極大發展。從此以為找到社會進步發展的道路，社會學者更是不遺余力地，通過表面的、個別甚至暫時的現象和結果，急急忙忙總結出所謂的理論，其方法有點類似期間在大陸總結出來的“階級斗爭一抓就靈”之類理論，本質上沒有太多不同，都是一種根據所代表利益集團的政治需要，先主觀建立理論框架，然後尋找、甚至人為有意培養創造出一些“典型”作為證據形成的，根本不具備真正科學理論“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水平，所以才會在實踐過程中，不斷出現問題而不能自圓其說，最後只好說成是“第二好”（有見過“第二好”的數學、物理學、電子或化學之類的自然科學嗎？）。接下來又進一步將這種“自由”的概念擴大到思想言論領域，最後成為“人權”重要組成。

其實只要認真想一想，這些東西都完全沒有超出中國文化論及的范圍。甚至可以認為，被西方自認為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都是有意無意地在運用中國古人闡明過的理論。雖然筆者的歷史和考古學知識和能力，還不足以拿出具體的真憑實據來證明上面的推論。但是用這樣的推論卻可以得出和事實吻合的結果。比如：

西方的自由理論，完全符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觀點。“由”者，行動自由也。“知”者，有了解事實真相、判斷是非的標準和能力也。這句話要表達的統治原理是，民眾可以讓他們自由行動，使其力量分散而無法和政府力量抗衡，可以輕易由父母官或法律來管理和制約，就不怕他們對統治者構成威脅。否則如果他們有了了解真相和判斷是非的能力，而一旦對某一個問題的認知有了共識，所能形成的力量，就是任何統治者都受不了的。這是“愚民政策”的理論根據和原理。而“愚民政策”在古往今來都從來沒有消失過。只是在不同時代、不同社會、不同政權有“各有巧妙不同”的方式罷了。這種方式，完全取決于民族的社會文化背景，至少在現階段跟文化的先進、落後毫無關系。比如中國人之所以沒有西方那樣的“言論自由”，就完全是因為中國文字特點所造成。

古代學者早就有“上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再）其次禁其行”的論述，讓秦始皇將其當成“天才”，并且受到啟發，實行了“焚書坑儒”，正是為了不讓可以提高民眾“知”的水平能力、和通過書本取得和皇帝不同共識的機會。

而西方接下來走的道路，根本沒有能夠突破這種準確的判斷，只不過是根據自己的文化文字特點，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變換，改成鼓勵民眾“想說什麼說什麼，想做什麼做什麼”，最後“異曲同工”地達到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目的。

有人會駁斥這種說法，說西方提倡的“言論自由”，就是克服這個問題的有效方式。這可能代表了今天大多數中國人的觀點，可實際上是一種教條的、形而上學、似是而非的說法，完全忽略了民族文化的特點對其產生的、絕對不可忽視的影響。

這個道理是明擺著的，只要想一想，一個中國小學生，僅僅掌握了兩三千個漢字，就可以閱讀文學名著或“十萬個為什麼”之類的科學常識讀物，可以輕而易舉地接受和運用前人積累的知識和經驗或教訓，具備了幾乎可以“無師自通”地“知之”的客觀條件。在這樣的客觀事實條件下，是沒有任何一個統治者或統治集團，在靠錯誤理論（目前為止的世界上，還根本沒有一個哪怕是“基本正確”的社會理論）來支撐社會的情況下，敢于直接面對有如此能力的民眾的。所以那里的歷史總是呈現“三階段”規律。政權建立初期，找一個和原來已經被實踐證明推行不下去、卻和當時現行理論對立的理論（如儒—法，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等），重新拿出來鼓吹實行。但是很快就被讀書人和民眾看出破綻，然後就“鉆空子各取所需”地一起拆政權的臺（如改革開放前工人農民出工不出力地等吃平均主義“大鍋飯”，干部則在緊跟盲從中，無所事事地盡量多吃多占。後來一“開放”，就馬上抓住“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沒有“黑貓、白貓”定義條件限制的口號“小辮子”，立刻從貪污腐敗到假冒偽劣甚至坑懵拐騙搶，無所不用其極地斂起財來）。接著就又有人出來翻出自己祖上或他人的陳芝麻爛谷子，說成是“治病良方”。因為有過不成功紀錄，當然缺乏充分說服力，只有依靠權力和勢力來推行，并采取“禁其言”的手段掩飾矛盾和缺陷。直到問題越來越大，超過社會承受的極限時，就會發生暴力革命，以改朝換代來解決矛盾，再重新開始又一輪的循環，譜就了真正有中國特色的“循環歷史”。而在西方，要想達到同樣能力、水平，起碼需要有幾萬甚至上十萬的詞匯量（據說一部比較完整的“牛津字典，收集的詞匯達數百萬之多！）。這不是大多數普通民眾可以達到的，也就是說，那種文字的本身，已經實際上“限制”了民眾“知之”的可能條件，大大減少了“禁其言”的必要性，長期下來的結果，養成了多數人不關心政治，最後將政治代之以“民調”“選舉”這樣被大大簡化了的形式，要是放到中國是不能想象的。這才是中國從來沒有能夠、將來無論誰掌權也都不可能實行西方那種“言論自由”的根源，除非自己準備分成七（甚至七十）“大塊”。

這也是西方為什麼要集中批評中國沒有“言論自由”，并千方百計不惜以種種好處威脅利誘那里開放“言論自由”，雖然他們未必知道原因，但是從實踐中，的確模到中國的“軟肋”或“命門”，成為隨時可以讓中國政府頭痛的“緊箍咒”。而且只要繼續沿用現有的社會理論，這種“緊箍咒”就可以屢試不爽地永遠用下去。更不用懷疑將來還有類似臺灣李登輝那樣的“張登輝”“王登輝”之流的過氣領導人，在“言論自由”的保護下，把自己的領土一塊塊當“人情”送出去。

其實中國是最有可能實行真正高質量水平的“民主”和“言論自由”的，因為那個文化和文字提供了最有利的客觀條件。問起政來是完全不需要有律師水平的（在美國要是不學法律的，恐怕連文件都看不懂）。今天卻反過來成為別人攻擊的目標，處境被動而尷尬，實在是中華文化的最大遺憾和悲哀！

只要認真具體想想，中國人和西方人相比，能夠知道的真正應該知道的東西，無論國際和國家大事，其實一點也不比西方人少，而中國人不知道的各種“貓膩”，西方人也不知道。比如他們對發生在自己國家的如“安然案”之類的重大經濟丑聞，或和英國共同攻打伊拉克的真實內情，就不會比中國遇到同樣問題時知道得更多。而真正比中國人知道得多的，大概就是各種“性或八卦新聞”，以及攻擊、揭露他們看不慣的對手的“黑幕”了。

特別應該強調指出的是，如果認為可以用極力鼓吹“言論自由”來摧毀極權、實行民主，其後果是極為危險的，就象當初西方用鴉片來害中國人，結果現在自己也染上，造成嚴重社會問題一樣。由于人類具有為了在自然生態環境生存所必需的，如自私、貪婪、好色（性需求）之類的天性，對只有不斷克服天性才能形成的“非自然生態環境”的社會的影響一定是負面的，所以人有不自覺向追求天性方向傾斜的趨勢。這本來是靠道德、宗教和法律不斷加以平衡或糾正，才不至于失控。現在按“市場經濟規律”運作的“言論自由”，為了追求最大的利益，當然要迎合這種對天性的自然需求，而盡量抵制任何干預的企圖，其互動影響的結果是可想而知的。事實上，把今天的所謂“言論自由”形容為“搖頭丸”是毫不夸大的。因為已經沒有人指望靠“言論自由”來解決問題，只是用來發泄情緒，尋找刺激而已，和的功用并無區別。西方可能會象在鴉片戰爭中打敗中國一樣地讓中國變色，但是西方世界也將被自己制造的“文化搖頭丸”打敗，最後一定是兩敗俱傷、同歸于盡。這是世界的損失和不幸，而我們本來是可以從中華文化中找到“解藥”的，可惜那里在不知不覺中變得似乎也有點“諱疾忌醫”，而用起和“禁其言”完全等效的方法來，根據筆者自己“以身試法”的親身體會，是一點也不比大陸遜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