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國家社會支出資本主義論文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福利國家社會支出資本主義論文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chuàng)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在社會和經濟結構的變遷、人們需求和期望的增加等因素的推動下，現代資本主義福利國家支出呈不斷上升的趨勢。高夫認為有四個主要的直接原因導致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支出不斷地增長：“相對成本的增加”、“人口變遷”、“新的而改良過的服務”、“社會需求的成長”。不斷增長的福利國家社會支出凸顯出其與資本主義積累的矛盾：一方面來說，福利國家的支出必須建立在充足的稅收來源的基礎上，稅收必然依賴于資本主義經濟的繁榮和發(fā)展，因此，福利國家以資本主義為其前提；從另一方面來說，福利國家在運作過程中會有破壞其前提的可能性，對資本主義積累過程造成壓力和阻礙。福利國家是否能夠在取之于資本的同時，又保證資本積累的持續(xù)發(fā)展，成為福利國家是否可持續(xù)運轉的關鍵。福利國家支出是否會削弱資本積累、抑制資本主義經濟的發(fā)展成為福利國家的主要爭論點。從總體上來說，新馬克思主義對于福利國家的可持續(xù)性是持懷疑態(tài)度的。在新自由主義者們看來，福利國家抑制了資本家和工人的積極性，福利國家是必然會損害資本主義積累過程的，這個結論與一些馬克思主義學派的觀點不謀而合。但是他們的基本預設是：“所有的稅都是征收自資本的稅，而所有稅收的來源都是剩余價值”，因此一個必然的結果是，福利國家的支出是建立在減少資本剩余價值、削弱資本積累能力的基礎之上。結果可想而知，福利國家與資本積累的矛盾被絕對化，如高夫所歸納的：“一方面，提高國家在社會服務于其他項目上的支出水平對維持資本的累積與再生產是必須的；在另一方面，國家的每一分成長卻會抑制資本的累積”，而高夫本人是反對這樣粗糙的觀點的。新馬克思主義對福利國家與資本主義積累之間的關系的討論顯得更為辯證。考慮到兩者關系的復雜性，奧菲部分地吸收了新自由主義的觀點。在他看來，福利國家支出的增長促進了降商品化組織形式的擴張，勢必會妨礙市場機制功能的發(fā)揮，削弱市場理性，影響到資本主義的積累過程。奧菲將福利國家干預對于經濟的消極性影響分為三個方面：國家監(jiān)督和控制所需的成本；會破壞經濟部門的適應性和革新性；國家管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價格競爭，從而會導致質量競爭方面的損害。但是同時，他又反對將經濟的停滯和衰退完全歸罪于福利國家，反對將福利國家當作資本積累受損或中斷的根本原因，福利國家至多只能算作一個起推動作用的要素。高夫在奧菲的基礎上更深入地探討了福利國家社會支出與資本主義積累之間的辯證關系。高夫并不否認福利國家支出與資本主義積累之間可能存在的矛盾，但是他認為將這種矛盾歸咎于福利國家社會支出直接取自剩余價值的解釋機制是錯誤的。高夫認為從福利國家支出取自剩余價值出發(fā)，從而引申出福利國家支出阻礙資本積累的這種觀點，“忽略了國家給付與服務回歸到資本主義或市場部門的‘回流’”，只看到福利國家從資本那里收取的稅收，而沒有看到福利國家實際上將稅收的部分又以“社會工資”或社會投資的形式回到包括資本主義經濟發(fā)展在內的社會領域中。
國家的社會支出最終投入到社會中，通過增加就業(yè)、直接或間接提高消費能力、增加投資項目等方式促進經濟的發(fā)展。因此，“如果經濟中其他條件不變時，政府開支的升高會增加總經濟需要”，福利國家社會支出的增加會相應地推動經濟需要的發(fā)展。然而，由于福利國家支出來源于社會稅收，在這種收取和回流的過程中，“較高的稅收會抵消一樣多的政府支出所會產生的效果”，即抵消政府福利國家支出所帶來的經濟推動作用，從這個層面上來說，高夫認為“福利國家的成長既不是有害的、也不是有利的”。因此，從社會總經濟需要層面上來看，福利國家從社會中收取的稅收減少了總經濟需要，但是福利國家支出和回流又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總經濟需要，兩者之間相互中和了。從再分配的層面上來看，福利國家再分配機制主要是一種“水平”的再分配，而不是“垂直”的，即其基本模式是“將工資與薪資所得階級（大致上指的是勞動階級）內的所得予以再分配，而不是從上層與中上階級予以分配下去，也更不必然是從利潤分配到工資所得上”。福利國家再分配機制并不是全部從資本剩余價值那里獲取稅收，然后再分配給勞動階級，而是主要地從勞動階級那里獲取，并主要地用于非勞動人口的撫養(yǎng)以及勞動階級內部的再分配。“透過國家來引導大部分的工資與薪資所得，使之有些回到勞工家庭、有些流向依賴人口，而有些則用來資助其他的國家支出項目，此種勞動報償的再分配，不必然會損害總產出中的利潤或剩余價值的那一部分。”因此，從福利國家再分配層面上來說，福利國家社會支出并不必然損害資本主義經濟的發(fā)展。但是，福利國家社會支出與資本主義積累之間的矛盾是確實存在的，福利國家支出與資本主義經濟的真正矛盾在于福利國家的非生產性服務。從福利國家提供的社會服務的層面上來說，高夫將社會服務區(qū)分為再生產性的和非再生產性的兩種類型。再生產性的社會服務有利于勞動力和資本的再生產，有利于社會產品的產出及經濟的增長，如國家投資的建設性項目，既能擴大經濟規(guī)模，又能提供工作崗位，這對于資本和勞動者來說都是有益的；非再生產性的社會服務是用于維持社會關系和社會和諧，是為了修復資本主義的破壞性后果，但并不能給社會創(chuàng)造新的生產力，只有投入但沒有直接的經濟上的效益產出，因此可能給資本和勞動者造成負擔。福利國家對于資本主義經濟的影響由其社會服務支出的結構決定：福利國家的投入越多用于再生產性的社會服務，對資本積累就越有利，相反，福利國家投入的非再生產性越多，則對于資本積累的削弱作用就越大。
福利國家社會支出與資本主義積累之間矛盾及其程度由社會支出的具體結構決定。福利國家社會支出的結構又由階級力量的結構決定，即由相抗衡階級的經濟與政治勢力格局決定。雖然高夫肯定了資本主義福利國家的基本傾向是滿足特定時期資本主義發(fā)展的需要、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促進資本積累進程的實現，但是這種基本傾向在某些時候會遭遇相對的反傾向。勞動階級的斗爭、對立階級力量的格局是影響福利國家社會支出結構與規(guī)模的重要因素，而這個因素在不同時期會有不同的表現，對福利國家的壓力也不同。福利國家收入取自何處、用于何處的結構都由具體的社會階級勢力結構決定，由“階級沖突的往往返返而決定的，會隨著相抗衡階級的經濟與政治勢力而改變”。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勞動階級及其政黨對福利國家的壓力越來越大，資本主義社會破壞性因素及其對于國家合法性功能的需要不斷增長，福利國家的非再生產性福利所占比例也越來越大，在這個層面上，福利國家支出對資本主義積累造成損害，并與之構成矛盾。福利國家支出與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矛盾準確來說并不是產生于福利國家本身，福利國家支出也并不是導致經濟衰退的根本原因。相反，福利國家支出本身就是為了維持和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的發(fā)展。福利國家社會支出與資本主義積累之間的矛盾及其導致經濟的衰退的根源內在于資本主義經濟結構自身。
2福利國家民主政治與資本主義的矛盾
無論在古典自由主義還是馬克思那里，民主與資本主義是兩個互不相容的原則，雖然他們是從不同的角度來闡述這種對立性。自由主義者認為平等主義和大眾民主會威脅到作為資本主義根基的自由原則，而自由原則在任何情況下都應得到保護。而馬克思認為，民主政治將為被統(tǒng)治階級提供政治權力的支撐，挑戰(zhàn)統(tǒng)治階級的支配權力，使資產階級的統(tǒng)治受到沖擊，從而會加劇社會矛盾。由于這種對立對于統(tǒng)治階級是如此不利，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并不相信這種能夠對資產階級統(tǒng)治造成威脅的民主形式會那么順利地成為現實，因此在他們看來，民主在很多時候只不過是統(tǒng)治階級用來欺騙群眾的一個幌子，統(tǒng)治階級從來不會將權力拱手讓給被統(tǒng)治階級，統(tǒng)治階級也不會建立反對自己的政治機制。奧菲認為如果把民主當作僅僅是一種欺騙的手段，那么任何關于民主政治與資本主義關系的探討就是沒有意義的。事實上，民主反對資本主義的威脅是真實存在的，民主對于被統(tǒng)治階級及社會改革的意義也是真實的。現代資本主義福利國家的出現緩解了民主與資本主義的矛盾。資本主義福利國家的形成和發(fā)揮作用就與特定形式的民主政治是分不開的，民主政治是現代福利國家的重要特征和合法性來源。福利國家又會進一步對推動民主進程，福利國家機制形成的政黨競爭、政治沖突的緩減、激進主義的逐漸消失等等要素使民主政治更加穩(wěn)固。民主與福利國家在某個時段，主要是福利國家繁榮時期，是同一個過程中相互促進的兩個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奧菲認為“大眾性政黨和政黨競爭”與“凱恩斯主義福利國家”的出現和發(fā)展，使民主與資本主義的不相容性在現代資本社會中出現了轉折。這兩個調節(jié)性原則將權威邏輯與市場邏輯結合起來，形成“民主資本主義”，這種獨特的資本主義形式能夠與民主共存。
在競爭性政黨組織形式中，競爭的原則被引入到政治領域，從階級政治轉向競爭性政治，而在福利國家范疇中，權威性原則被引入到資本主義經濟領域中，尤其是在分配領域發(fā)揮重要作用，兩種原本對立的領域互相吸收了對方的要素，相互融合。在這兩種原則的調和下出現了“混合政體”、“混合經濟”，避免了民主與資本主義之間的緊張關系。競爭性政黨組織形式通過正式的政治途徑吸收來自民眾的要求及沖突，是民主與資本主義共存的重要途徑。這種模式一度引起了資產階級的恐慌，害怕這種民主模式會顛覆資本主義社會結構，但是事實上這種恐慌是過度敏感的反應。奧菲認為大眾參與形成的政黨競爭并不一定對資本主義構成直接的威脅，相反，由于受到機會主義、寡頭政治、官僚主義等等因素的控制，在競爭性政黨組織形式下產生了三種有利于資本主義的結果，即“意識形態(tài)的非激進化、政黨成員的非活躍化、集體認同的逐漸喪失”。社會權力的分配仍然主要地由經濟權力所決定，政治權力的擴散并沒有根本上撼動這種社會權力分配原則。競爭性政黨組織形式看似給全體民眾提供一個平等的準入和競爭機制，但是其運作機制仍然是內在于資本主義經濟框架的。“目前還沒有哪個競爭性政黨制度給出一種政治權力分配方法，以改變它所產生的資本邏輯和社會經濟權力模式”，甚至“在相當長的時間里，資本積累是競爭性政黨體制的成果”。民主與資本主義共存的第二個調節(jié)原則是福利國家的產生與發(fā)展。凱恩斯主義福利國家對社會經濟采取干預主義，試圖同時滿足資本主義經濟發(fā)展與無產階級的要求，實現階級之間至少是暫時的妥協(xié)或“和解”。福利國家?guī)砹速Y本主義的繁榮與和諧局面：“一方面，它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大范圍的經濟繁榮，使所有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受益匪淺。另一方面，改變了工業(yè)和階級的沖突模式，使它們越來越告別政治激進主義，乃至革命性激進主義，而轉向以經濟為導向、以分配為中心的，越來越制度化的階級沖突。”民主要求和政治被納入資本主義的框架。但是這兩種調節(jié)資本主義與民主的原則并沒有維持太長時間就出現了問題，隨著資本主義經濟自身遭遇的危機，民主與資本主義的矛盾很快就超出了這兩種調節(jié)機制的范圍。資本主義競爭性政黨的組織形式存在著“自我限制的傾向”，存在分裂和被其他政治實踐形式所代替的危險，競爭性政黨民主形式“已經耗盡了其調和資本主義與大眾政治的能力”。奧菲認為三種主要的新的（包括新社會主義、社團主義、政治壓制）政治實踐逐漸排擠和取代了競爭性政黨制度，政黨制度的地位逐漸衰落。政黨制度調和資本主義和大眾民主政治的能力也已“耗盡”，而新出現的政治實踐卻并沒有能順利將這個任務持續(xù)下去。凱恩斯主義福利國家確實控制和解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某些問題，但不是所有問題。首先，福利國家無法同時滿足資本主義的生產與需求兩方面的問題，而一旦福利國家解決了社會宏觀需求的問題，則生產問題就變得緊迫和嚴重；一旦國家著重解決生產問題，需求問題又會被拋出。其次，凱恩斯主義福利國家改變了工人與資本的期望，抑制了他們的積極性，從而損害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fā)展。再次，凱恩斯主義福利國家使工人和資本形成福利依賴，降低了社會經濟系統(tǒng)的獨立運行能力和平衡能力。“由于外在的經濟影響和內在運作模式的悖論等兩方面的原因，凱恩斯主義福利國家在很大程度上似乎耗盡了其潛能和活力。”隨著凱恩斯主義福利國家自身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遭遇的危機，其作為調解民主與資本主義的能力也逐漸消退。事實上，很多學者，不僅僅是新自由主義者，都認為福利國家制造的問題比解決的問題還多。隨著資本與民主的調節(jié)機制的衰落，福利國家、民主與資本主義曾經一度實現的結合與共存的條件也逐漸消失，資本主義與民主重新落回對立狀態(tài)。而在此基礎上，依賴于民主政治的福利國家與資本主義之間也無可避免地顯現出其矛盾并不斷激化。對此，奧菲認為根本的原因在于“干預主義的資本主義福利國家（有著政黨競爭和代議民主的制度性框架）在履行任何國家都必須完成的基本功能（是國家的社會構成穩(wěn)定化，并維護這種構成）時，總是面臨著大量的要求和需要，在自由民主制度安排的限制性參量內，這些要求是不可能得到滿足的。發(fā)達資本主義的政治和經濟結構是不協(xié)調的。國家所要做的事情明顯是不可能做到的，除非資本的私人積累特征或政體的自由民主特征被中止”。
20世紀70、80年代新自由主義獨占鰲頭就是以中斷政體的自由民主來換取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或者也可以在另外的層面上說民主與福利國家從一致性走向了分歧，福利國家與資本主義在政治上的不相容性也暴露出來。總體而言，在新馬克思主義視域下，資本主義福利國家試圖通過政治、行政的手段來修復和維持資本主義商品形式，或者是通過福利國家的社會支出同時滿足社會需要和資本積累的要求，或者依靠民主政體實現其與資本主義的和解的努力，均陷于一種尷尬的境地。然而，福利國家又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不可避免的趨勢，因此，當代資本主義福利國家面臨的重要任務就是福利國家的重組和未來發(fā)展的問題，福利國家是否可以與資本主義真正地共存、福利國家如何建立一個可持續(xù)的良性發(fā)展模式是所有國家都面臨的重大現實問題。現達資本主義福利國家所存在的矛盾以及其重組的可能性及路徑，對于發(fā)展中國家的建設同樣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作者：舒建華單位：復旦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