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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學習時報》有一篇文章說，一些地方的農民對中央一號文件無動于衷，許多地方的農民不知道也不在意其中有什么內容。文章作者說，除了這些農村地方對國家的農村政策缺乏應有的宣傳以外，主要是因為地方領導干部一直沒有很好地落實中央的政策，使農民無法抱有希望，所以，當城里人談“三農”問題談得熱火朝天的時候，農民自己反而成了局外人。

不管那些“三農”政策是怎么來的，一開始農民聽說了肯定是很樂意的，至少這些政策畢竟和他們是有關的。但是，政策里許諾的種種好處怎么也到不了自己身邊，時間久了，他們也就懶得關心了：愛怎么著怎么著吧，反正都是你們說的。

上述分析當然有道理，但問題恐怕還應該再深究一下。農民對國家“三農”政策的冷漠，恐怕應該說是農民各方面的權利未能得到保證的結果：怎么這些政策總是從“上邊”下來的？憑什么有關農民的政策總要別人“宣傳”給我們，我們才知道？憑什么總是“上邊”叫人“落實”了，我們才知道政策好還是不好呢？

毫無疑問，即使個別涉農文件有不符合農民利益要求的環節，但一號文件以及大多數涉農政策法律文件是符合農民利益要求的，也是在一定程度的調查研究之后制定的，但問題是，如果農民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受到了應有的尊重，農村地區到處都有活躍的民主生活，以致于各級各地所有涉農政策和法律農民都有機會直接或通過代表參與制定的，那么，他們會那么漠不關心嗎？

不是嗎？在我國的政權機構里，如黨的領導機關、政府機關、司法機關都設在城里，通常里邊都沒有農民身份的人，所有的黨政機關的人幾乎都是“城里人”。在立法機關中，人大的常委會里當然沒有農民身份的人，即使是非常設機構里也很少有農民身份的人，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額為例，城市按人口每24萬人選代表1人，農村則按人口每96萬人選代表1人，而即使當選者是農民身份的人，也多是農村“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而不是占農民人口70%的低收入農民的代表，指望這些人民代表代表大多數農民不是很容易的。領導機關設在城市，掌握其中權力的人生活在城市，久而久之，難免要形成作為城市人的利益和立場，而所有涉農文件都是“城里人”制定的，指望這樣的政策制定者在多大程度上代表農民的利益恐怕也是不現實的。所以，“國家”的農村政策，實際上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城市的農村政策。農民不關心這樣的“農村政策”當然是對的：憑什么要農民關心為城市服務的農村政策呢？而指責農民對“農村政策”漠不關心，當然也是沒有道理的。

寫到這里，我必須插敘一下本人親眼所見的一個生動體現農民權利和地位的鏡頭。2004年6月13日，我參加一個有警車開道的調研組的工作，我們的車隊在浙江的一個地方，突然被一群當地農民攔住了。他們可能認為有警車開道就一定有大官在，拼死沖破警察的阻攔沖向我們乘坐的中巴車，有一個農民跑到緊隨開道警車的那輛車前邊，就跪下來，手里舉起折疊起來的一卷打印紙。那顯然是他們的“狀子”。

立即，不止一個警察上來拖走他。又有幾個各自拿著“狀子”的農民從各個方向跑過來，有農民干脆把打印好的材料扔向我們的中巴車。前邊中巴車上的人下來接受了他們的“狀子”。其實他們肯定知道，他們根本不可能對這次存在著一定風險的告狀行動抱有多大希望，他們只能是試試而已。事實上正是如此：一點作用不會有，我們這一行人都不掌握解決這些問題的權力。在古代，老爺的轎子只有很少幾頂，而且還差不多頂頂有用，而現在“轎子”實在太多了。

我坐第二輛車上，打開車窗看著這些顯然是告狀無門的憤怒的農民，忍不住淚水奪眶而出：幾千年了，中國農民表達自己利益訴求的方式沒有變，還是攔領導的轎子，還是跪下來請青天老爺做主……

不是嗎？如果城鄉關系主要表現為城市對農村的統治和索取關系，如果農民不僅在農村遇到的都是為城里和鄉下的政府服務的專橫的鄉村干部，除了“要糧（“皇糧”）、要錢（“國稅”即農業稅，外加各種多如牛毛的收費）、要地（征用農地）”以外基本上什么都不管，農村里本來屬于農民自己的公共事務也幾乎沒有他們置喙的余地；農民如果到了城市，一進城就得交上各種各樣的費，而且只能干城里人都不愿意干的臟險苦累活，不僅低人一等、備受歧視，還不能保證拿到應得的血汗錢，那么，你要農民怎么去關心城里人的農村政策？

而且，在一些地方，農民對涉及自身利益的問題不關心、不參與，農民參與機制的缺失，又進一步造成了其自身權利的喪失，進一步加劇了一些農村政權的專斷取向，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惡性循環，更導致了一些官員的腐敗，使各種各樣的惡政得以施行。正如革命導師恩格斯在《法德農民問題》一文中說的：農民作為“人口的主體的這種冷漠態度，不僅是巴黎和羅馬議會貪污腐化的最強大的支柱，而且是俄國專制制度的最強大的支柱?！蔽覈恍┺r村政權之所以出現嚴重的腐敗現象，正是他們的權力得不到農民監督和制約的結果。

城市與農村的分隔，使城里的領導者和鄉下的農民漸行漸遠，感情疏遠，情緒抵觸，不僅農民對國家的農村政策不關心，更嚴重的問題是，政權機關由于嚴重脫離農民群眾而對自己能否控制農村社會、凝聚農民也逐漸失去信心，對許多政策能否得到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的支持感到沒有把握，在制定和實施許多甚至包括與農村關系并不密切的重大政策的時候都感到力不從心?；蛟S可以說，城市里的有些領導者正在受到漠視農民權利的政策的懲罰，而且這種懲罰還將陸續相繼地降臨。

當然，還是像恩格斯在《法德農民問題》中所說的：農民的“這種冷漠態度決不是不可克服的”，只要像革命時期的共產黨人那樣真正把農民的利益看作是自己的利益，真正切實地放下城里人的架子到農村去和農民交朋友、為農民謀利益，承認、尊重和保護農民追求和實現自己各種利益的權利，通過各種各樣的制度去實現和保證農民應有的權利和利益，而不是把自己的意志強加在農民頭上，不是以幫助農民的名義行掠奪農民之實，農民不僅不會對國家的政策冷漠，而一定會成為國家最忠實的支持者。20世紀的中國歷史早已證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