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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1日至3日,由中國經濟史學會主辦、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和中國經濟史研究所聯合承辦的“中國歷史上的三農問題學術研討會”在南京師范大學隨園校區隆重召開并取得圓滿成功。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天津、江蘇、廣東等省社科院和高等院校的60余位學者出席了會議,提交學術論文53篇,內容涉及歷史上的土地制度、農業經濟、農村社會以及解決三農問題的路徑等重要學術問題,茲將主要內容綜述如次。

一、歷史上的土地賦役制度

土地制度是本次會議關注的重點之一,學者們多角度地進行了探討研究。關于家族土地。林濟《家族內部地權糾紛與官府立場———以〈盟水齋存牘〉為例》主要闡釋了晚明時期珠江三角洲地區家族內部和官府對地權合法性的理解或說法以及官府立場的意義。王志龍《近代戰爭對族田發展影響研究———以安徽為中心的考察》具體分析了太平天國時期戰爭和日本侵略戰爭條件下影響安徽族田發展的因素,從而說明在不同戰爭條件下族田可能會出現衰落或發展的不同發展態勢。

關于土地的所有與經營。慈鴻飛《村社集體所有與份地制的歷史啟示》以中、外土地制度長期發展的歷史為視角,分析總結出土地村社共有制嚴重阻礙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提出尋求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的統一形式應是目前中國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唯一正確方向,摒棄集體所有制、實行國家終極所有、農民永久使用的二元產權制度應是最佳選擇。具體到土地租佃經營,李金錚《近代冀中定縣租佃關系的實證研究》分析論證了近代北方的租佃關系更多地表現為普通農民之間的關系,租率沒有明顯變動,主佃關系也比較緩和,但認為既定租佃制度下的地租率仍有值得改進之處。邢丙彥在《20世紀30—40年代松江“典于記”地租形態變化與國家政治變動———上海市檔案館藏松江“典于記”收支賬冊研究之一》中考察了松江“典于記”地租形態在日本侵華戰爭前、中和后的變化情況,揭示了松江“典于記”地租形態的變化與國家政治的變動直接相關。張瑋《抗戰時期晉西北的地租、租率及其變動》詳細考察了抗戰時期晉西北的租佃制度及其變化,從租佃情況的復雜多樣性說明了中共二五減租政策引發問題的必然性和調適的必要性。黃正林《地權、佃權、民眾動員與減租運動———以陜甘寧邊區為中心的研究》指出,中共在陜甘寧邊區通過認可地方慣性和現狀推動了減租政策的落實,用制度約束和地方減租組織實施強制的兩手保障農民的佃權,從而使得地權向農民轉移,同時鄉村權威也由地主而變為中共所扶植起來的積極分子。岳謙厚《中共革命與米脂地主經濟》介紹了米脂地主的主要經濟關系以及革命對其影響,指出中共減租減息和減輕負擔政策在米脂的推行,使地主經濟走向沒落,盡管地主對中共的政策有一個從被動因應到主動適應的變化,但終究無法改變自己的命運。蘇少之、陳春華《20世紀50年代初期湖北省新貧農問題考察》分析了新貧農的形成、經濟狀況、內部分層以及國家的扶助措施,得出新貧農是中農化趨勢中的貧農,農民家庭貧困與否的關鍵是勞動力的有無,而不是剝削,從而認為新貧農問題的根本解決有賴于農村經濟以及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關于土地流轉。鄭學檬《政府政策導向與土地流轉———關于漢唐土地流轉形態問題的筆記》通過梳理漢至唐的土地制度及其實踐,認為在土地流轉過程中,政府政策導向是關鍵,土地流轉受到國家一系列法令的限制。龍登高《地權交易與生產要素組合1650—1950》對明清以來近300年的土地市場及其作用進行考察后指出,農戶通過地權市場將目前收益與未來收益進行調劑,實現各種要素及其收益之間自由選擇與多樣化安排,達到其融通的需要,而在各種生產要素的動態組合中,資本從各社會階層流向土地,土地通過各種交易配置到具有生產效率的勞動力手中,從而促進了農業經濟效率。接下來的3篇文章主要研究江蘇的土地流轉。金高峰《農地流轉的區域差異、成因與對策———以江蘇十三市為例》分析了當前江蘇不同地區的農地流轉因不同因素影響而出現的明顯差異,提出應當多策并舉地推進區域農地流轉,加速推動農地經營走向規模化。翟洪峰《土地征用與城市化———基于一個城郊村的實證研究》指出,何村農地非農化主要是由于城市化過程中的土地征用,只有保障失地農民權益,才能消除農村社會不穩定因素。徐元明《現行土地制度與農民權益保障機制的創新———江蘇省新農村建設中農民土地權益保護現狀調查》不但指出當前農村土地流轉過程中存在種種侵害農民土地權益的情況,而且認為忽視甚至不承認農民對于集體土地的所有權是當前我國農民土地問題的最危險傾向,也是農民土地權益長期得不到有效保障的根本性原因,應把從制度和體制上確立農民的集體土地所有權作為建立農民土地權益長效保障機制的首要前提。魏明孔則從土地制度史料的角度提供了一篇有價值的文章《清代土地契約文書的發掘整理與利用———兼評〈清代寧波契約文書輯校〉》,梳理了20世紀中期以來學術界對明清土地契約文書的整理與研究,對王萬盈編輯的《清代寧波契約文書輯校》在資料價值和輯校特色等方面作了評說,也指出書中存在的諸如缺乏圖文照片等不足。

關于歷史上的賦役制度。李治安《元和明前期的歷史過渡與南北差異的整合———以賦役為中心》考察了元明過渡時期南北方在賦役制度上的主要內容及其差異,不但闡明了“南制”和“北制”在元代的并存博弈以及“北制”的主導地位,而且指出明前期承襲元代制度頗多,南、北差異繼續處于進一步整合中。謝宏偉《國計與民生:明清江西重賦問題與地方社會的反應》梳理了明清時期南昌、袁州和瑞州三府重賦問題的產生、調整、解決及息訟的過程,理清江西重賦問題的演變與地方社會、國家政權之間的互動關系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變遷。任吉東、張利民《近代華北鄉村市場中的包稅制———以直隸省獲鹿縣為例》認為,包稅制是政府為滿足自身攫取資源的需要而實行,但是這種制度與鄉村市場傳統的抽用體系產生矛盾,引發了鄉村社會的種種危機。

二、歷史上的農業經濟

首先從宏觀方面探討農業與商品市場關系的有3篇相關論文。陳爭平和張順周《外部性因素與農業發展史的三大趨向》將外部性理論運用于三農史研究,闡明了中國農業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外部性因素作用不斷加強,既推進了農業商品化,加強了城鄉經濟聯系,又使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困難加大,農民生活和農村經濟發展受到影響。江太新和蘇金玉在提交給會議的一篇已發表文章《三農與市場———以明清經濟發展為例》中指出,與市場緊密聯系是中國地主制經濟體制下保持社會經濟再生產持續不斷進行的必要條件,三農興衰與市場興衰緊密相連,而中國傳統社會市場的發展與否關鍵在于重農政策貫徹得好壞,與抑商政策沒有根本關系。任放專門就農村市場進行了研究,他的《明清時期的農村市場》將農村市場分為集市和專業市場兩類并進行了分析,得出農村市場是明清時期市場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城市市場形成非垂直性的對應關系。

關于古代農業經濟。李恒全《井田制變革前農業耕作技術的緩慢發展》指出,井田制開始瓦解前農耕技術沒有明顯的進步,更沒有出現引起生產力發生本質變化的新因素。劉進寶《敦煌文獻與農業史研究》不但認為研究敦煌農業經濟史有其必要性,而且指出唐、五代時期敦煌地區畜牧業和種植業非常發達。劉玉峰《唐代均田農戶經濟的規劃形成及其經濟形態特征》(已發表)強調均田制下唐王朝均田農戶經濟具有超經濟特征,從而認為不宜高估。

關于農業發展和農產品商品化。葉顯恩《桑基魚塘生態農業與珠三角近代化風云》闡述了桑基魚塘生態農業出現的機緣、歷史演變的過程及其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著力說明它是精耕細作傳統農業發展的極致和轉型,是稻作文化向充滿商業精神的海洋文化的嬗變,指出珠江三角洲在近代的快速發展從源頭和實質上看實拜桑基魚塘生態農業及其蘊含的海洋文化之所賜。惠富平《民國時期華北小麥生產與農民生活》指出,民國時期華北小麥總產量的增加主要是通過擴大種植面積實現的,并且小麥的商品性生產擴大是農民把小麥作為經濟作物賣精買粗的結果,所以小麥的產量增加和商品化沒有改變農村貧困凋敝的狀況。趙德馨、瞿商《百年間中國大豆國際貿易地位的逆轉與三農問題》回顧了近百年來中國大豆進出口的發展歷史,重點闡述了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中國由世界大豆的重要生產和出口國轉為大豆進口量最多國家及其所帶來的危害,認為這主要由認識和實踐上的比較優勢理論誤區、糧食安全誤區和國民經濟發展誤區引起。朱正業《試析民國時期皖西茶業的衰落原因》認為,國內外市場的沖擊、交通條件制約、茶葉稅負繁重以及茶葉生產與加工上的弊端共同造成民國時期皖西茶業的衰落。

在對近代江南農業發展和農產品商品化的探討中,學者們的認識有很大分歧。王翔《近代農家兼業經濟的演化———以長三角地區蠶絲生產為中心的考察》(已發表)肯定農家兼業是農民適應經濟發展而作出理性選擇的結果,是農家優化資源配置、最大程度發揮生產能力的經濟模式,且一定程度上也已成為中國走向世界、走向現代化的推動力量。與其截然不同,郭愛民在《民國年間長三角地區農業勞動生產率、凈余率與鄉村經濟增長的探討》則認為,近代長三角地區的農業勞動生產率基本處于停滯狀態,農產品的商品率較高但農家的年凈余率卻呈現負數。家庭手工業是生活壓力下不得已的選擇且因無資本追加而不可能發展。關于農貸和農村物價。龔關《國民政府農村金融政策述評》指出,國民政府在建立農村金融制度、構建農村金融體系上做出了許多有益的探索,但由于農村金融政策本身的缺陷,使之并沒有達到通過構建農村金融體系、發展農村經濟以維護統治和支持持久抗戰的目的。張天政《20世紀40年代青海新式農貸及運作環境之思考》卻認為,國民政府的農貸存在一系列問題,但是新式銀行機構開始確立其在農貸市場上的地位,國家銀行的農貸努力不僅促使青海建立起一套新的農貸制度,而且在增加農牧業產量方面取得了明顯績效。王玉茹《近代中國農村物價指數變動趨勢分析》(已發表)通過編制近代中國農村的物價指數研究農村經濟發展,勾畫出近代中國農村物價變動趨勢并分析了其成因。

范金民《日本所藏清代江南社會經濟文書知見錄》對日本所藏的清代江南社會經濟文書資料做了系統詳實的介紹,同時闡述了這些文書資料對研究清代三農問題所具有的價值。鄭忠《民國鎮江城鄉經濟衰退的腹地因素分析》(已發表)從港口和腹地關系的角度闡述了因腹地縮小、農業經濟衰退對鎮江城鄉經濟衰落的影響。經盛鴻等《日偽統治下的南京郊、縣農業》梳理了日偽實施的農業掠奪政策,揭示了日本侵略給中國農村經濟和農民生活帶來的災難。

三、歷史上的農村社會

在農村社會、家族研究方面,晉文、李偉《從〈二年律令·戶律〉看漢初立戶分戶問題》(已發表)認為,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戶律》第323—324簡的律文規范的僅僅是不為戶者名田宅的行為,所打擊對象則為“不為戶,有田宅附令人名”和“為人名田宅者”兩類,而最終目的是要迫使不為戶者立戶。這也說明漢初沿襲了秦“分異令”的強制分戶。卞利《清代徽州鄉村的社會生活與民俗———以黟縣宏村汪氏宗族為中心》主要介紹了徽州鄉村社會的家庭、宗族和會社的經濟與文化生活,肯定了家長、族長、上層鄉紳等在鄉村經濟文化建設方面作出了不少貢獻,但又認為其經濟文化具有較濃的等級色彩,集中反映了當時徽州社會中不同等級和階層的經濟與政治地位。

對農村社會矛盾進行研究的論文有3篇。徐旺生《制度及文化缺陷與秦漢以來的農民起義問題———從猴群現象談起》以中國專制社會產生的機制———猴群現象以及與之相關聯的儒家式的傳宗接代的責任所引起的經常性沖突為視角,破析了農民起義的內在邏輯與外在表現形式。馬俊亞《從武松到盜跖:近代淮北農村的暴力崇拜》闡釋了淮北農村在明中后期以后由詩書禮樂之地演變為崇尚暴力的文化脊土的原因,指出對武松和盜跖的崇拜一方面反映了不能形成為一個階級的民眾希望武俠人物成為其救星的消極心態,另一方面民眾在行事時很容易按照武俠的思維來解決現實的社會糾紛,最終成為仇殺的潛在因素,導致淮北演變為徹底的土匪世界。王先明《“權紳化”走向與農民運動的興起———以湘紳權勢演變為基點的歷史考察》不僅指出清末民初湖南地域社會的權力由傳統“士紳”向“權紳”的結構性演變,而且認為在這一演變中紳權的無序擴張致使公共利益喪失,紳民矛盾加劇,最終導致“大革命”時期的農民運動以“打倒紳權”的形式展開。

吳春梅研究了農民組織,她的《近代農會功能的嬗變與法律規范的調整———以淮河流域為中心的考察》梳理了晚清民國時期政府有關農會的法規及其實施情況,指出農會自身也從注重農事改良到強調發展農民經濟、增進農民知識和改善農民生活的轉變,但認為這體現了國民黨以農會控制農村的政治意圖。

農民社會生活也有學者論及。張思《創新與進步:侯家營村的集體化時代》考察了集體化時代的侯家營村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和合作醫療、鄉村教育事業的展開、鄉村新式傳播媒介的導入以及鄉村女性地位提高方面的創新和進步,認為其極大地提高了農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有力地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和進步,對完全否定以為代表的集體化時代的評價進行反思。同樣,吳淵、李良玉《農村民辦教育時期基礎建設投入的實證研究———湖北大別山宣村小學考察》詳細分析了農民對村辦小學的投入歷史,肯定集體化對鄉村教育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故而認為國家對村辦小學體制所遺留下來的債務等負擔理應給予正視和解決。而鐘霞《停滯的鄉村———對集體化時期山東東邵疃村的經濟分析》通過考察了集體化條件下東邵疃村的收入分配方式以及收入水平,認為該村經濟水平非常低下、農民基本處于一種勉強維持生活狀態。

四、解決“三農”問題的路徑

池子華《民國時期解決“三農”問題的路徑選擇》闡述了“重農派”、“重工派”以及“走第三條道路”者各自解決流民問題的主張乃至實踐,指出他們對于解決今天“民工”潮所帶來問題的啟示。葉明勇《建國以來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歷史回顧與相關思考》回顧了建國以來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八個階段并總結了歷史上解決人口流動的經驗教訓。黃潤龍《21世紀初我國農村基層三農問題實證分析》從大量實際調查資料入手,揭示了2001年前后農村存在的農民經濟負擔重、收入增長緩慢,農民對基層政府的依賴度降低、對干部滿意度低,鄉鎮政府發展面臨很多困難等一系列問題。溫銳《農民財產權問題》認為,改革中農民的財產權受到傷害,尤其是制度的負外部效應太大,嚴重損害了農民的財產權,創新必須把保障農民的權益放在突出地位。前述慈鴻飛、徐元明等人的文章也是從保障農民權益這一首要問題出發提出土地制度改革的新思路。董志凱《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與農村合作經濟》指出,農村基礎設施的改善是新農村建設的核心,而農村公共產品的制度外供給導致農村基礎設施的投資與農民負擔相關聯,造成農民負擔過重。為了實現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改善同時又減輕農民負擔,推進新農村建設,農村基礎設施的投資必須求解于以農民社區為基礎的農村合作經濟。楊德才《三農迷局:路在何方?———從梁漱溟到舒爾茨的思考及其啟示》通過剖析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和舒爾茨的改造傳統農業思想,提出只有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場無形的手”有機結合才是根本解決當今三農問題的有效途徑。李文《再論我國20世紀80年代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寫在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追述了我國農村改革的背景和推進歷程,在反思“第一個飛躍”的基礎上,強調未來政策取向是堅持土地基本經營制度,在加速推進城市化和社會保障體系的背景下,通過產業化和土地使用權流轉實現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

從以上四個方面看,本次會議討論的內容非常豐富,但主要是圍繞“聚焦三農·以史為鑒·關注新一輪農村經濟改革”這個主題而展開。歷史與現實相結合,多學科多視角相結合,是本次研討會的突出特點,研討會的另一個特點是打破了一般研討會單純聽專家報告的慣例,每一個單元報告后都按排了討論時間,由此引發的學術討論高潮迭起。與會專家的激烈研討形成三個高潮,分別是就近代江南農家經濟的發展狀況、集體化條件下的農村經濟和農民生活以及當前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的方向而展開,應該說,經過討論,有力地推動了對這些問題的進一步深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