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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融市場的統一趨勢及其監管范圍的不斷擴展引發了銀行監管的國際協調問題。跨國銀行主要以分行或子行的形式開展國際業務，組織結構的差異同時帶來了銀行監管方面的差異。本文探討了跨國銀行監管與組織結構的關系，并對國際上關于跨國銀行監管理論的最新研究成果進行了綜述。隨著我國銀行業的全面對外開放，跨國銀行監管會越來越凸顯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跨國銀行；分行；子行；銀行監管

Abstract:Theinternationalcoordinationofbankingsupervisionisinitiatedbythecontinuousexpansionandunifiedtrendsoffinancialmarkets.Sincemultinationalbanksoperatemainlybybranchesorsubsidiaries,thedifferencesintheorganizationofbankingtendtobringaboutthedifferencesinbankingsupervision.Thisarticlereviewsthelatestresearchresultsonthemultinationalbankingsupervision,withafocuson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organizationandthesupervision.WiththeoverallopeningupofChina’sbankingindustry,multinationalbankingsupervisionisbecomingmoreandmoreimportant.

Keywords:multinationalbanks;branches;subsidiaries;bankingsupervision

跨國銀行是一種在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設立分支機構并開展銀行業務的銀行類金融機構，在全球經濟發展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加入WTO以后，跨國銀行進駐中國的數量逐年增多，世界100家大銀行絕大多數都已在中國開展業務。跨國銀行的進入和發展促進了外國資本的流入，推動了國內經濟和金融的發展，有利于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及銀行業組織管理經驗。同時，跨國銀行為追逐自身的盈利，轉嫁自身面臨的風險，參與國際間的激烈競爭，也會對國內金融業形成沖擊，對我國金融監管和安全帶來挑戰。我國已于2006年底實現了銀行業的全面對外開放，但對跨國銀行監管理論的研究還不多，本文試圖把近幾年有關該問題的最新進展做一個簡要綜述，以期拋磚引玉，促進學術界更進一步地思考。本文首先簡要介紹了跨國銀行監管與組織結構的關系，這對文獻的理解很有幫助。接下來回顧了近幾年學術界在跨國銀行監管理論方面的研究成果。

一、跨國銀行監管與組織結構的關系

有關一般的銀行監管理論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我們不打算對此展開論述。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見Dewatripont&Tirole（1993）、Benston&Kaufman（1996）、Freixas&Rochet（1997）、Bhattacharya、Boot&Thakor（1998）、Santos（2000）、Gorton&Winton（2002）等綜述性著作。跨國銀行監管的理論依據基本上與銀行監管理論是一致的，但也有特別之處，即跨國銀行面臨東道國和母國的雙重監管，而且往往還需要雙方協作共同實施方可奏效。這就涉及跨國銀行組織形式的選擇問題。

跨國銀行大量的境外業務要求其建立起能夠執行相應功能的海外分支機構，所有這些分支機構，連同跨國銀行總部，就構成了跨國銀行的組織結構。根據這些機構與母行的關系，及其在東道國經營業務的權限，從低級到高級做一個排序，大致包括以下幾種組織形式，如圖1所示。

以上四種組織形式中，只有后兩種才是跨國銀行發生實質性進入的有效組織形式，它們是各國有關跨國銀行進入的各種法律法規進行重點管制和規范的對象。關于跨國銀行監管的文獻也主要以子行和分行兩種形式來展開研究，比較全面系統的介紹可參見Houpt（1999）和Bainetal.（2003）。實證結果表明，無論是美國境內的跨國銀行，還是美國在國外的跨國銀行，分行形式遠超過子行形式。而Ball&Tschoegl（1982）、Ursacki&Vertinsky（1992）、Blandon（1999，2000）發現，銀行的規模和跨國銀行的實踐經驗對東道國有很強的影響，子行形式更合理。總之，跨國銀行組織結構的選擇主要取決于公司的策略和管制的限制。

跨國銀行的組織形式決定了負債結構，進而決定了監管結構。Calzolari&Lóránth（2005）通過一個模型，詳細分析了負債結構、保險制度對跨國銀行監管的影響。對于分行來說，在法律地位上不具有獨立的法人資格，母行與分行之間、分行與分行之間存在著連帶責任，母國監管機構承擔著主要的監管權，同時對母行和分行的存款保險負責。相反，子行是獨立于母行之外的法人，以自己的全部資產為限對自身負債負責，而母行以及其他子行只負有限責任，子行主要受東道國的法律制約，東道國的監管機構有著較為完整的監管權，并且對他的存款保險負責。正是這些方面的不同，導致了這兩種組織形式給東道國和母國的監管當局帶來了不同的監管激勵。當分行發生危機時，不能未經母行的介入而進行清算；當子行發生危機時，母行可以拒絕救助，反之則不成立（Houpe，1999；Calzolari&Lóránth，2001）。表1概括了跨國銀行組織結構與負債、監管的關系。對分行和子行干預的最大不同之處在于：1.補償存款保險的資產來源；2.監管機構對他國存款保險的責任。兩家機構的共同債務使監管機構有較高的監管激勵，而兩家機構的存款保險降低了監管激勵。

二、跨國銀行監管理論的最新進展

對跨國銀行的監管是理論界最近研究的熱門話題之一，這是一個實踐先于理論的領域，已經引起很多經濟學家的關注。Calzolari&Lóránth（2001）對此有一個一般性的介紹。其中一個核心思想就是監管應該分權還是集權，這涉及跨國銀行的組織結構、監管的國際競爭、國際合作等問題。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Acharya（2001）發現銀行資本要求的設計與銀行的產業組織結構尤其是銀行業的競爭程度有很大關系，競爭的加劇使得銀行更加冒險，可通過較高的資本要求來克服這種行為。Holthausen&Ronde（2003）考察了跨國銀行采取分行組織形式時的信息問題，并指出如果各國監管機構具有地方信息，利益的不一致使得最優的關閉決策不能實施。Acharaya（2003）考慮了兩個監管機制的設計問題，即資本要求與關閉政策，并證明一個機制（資本要求）的跨國調整只有當另外一個機制經過調整時才是合意的。缺少整體的協調容易引起容忍程度高向容忍程度低的地區的溢出效應，以致產生最差的關閉政策。Dell’Ariccia&Marquez（2003）也得到類似的結果。Dalen&Olsen（2004）研究了當跨國銀行采取子行組織形式時監管機構缺乏合作的情況，并證明獨立的監管機構降低了資本充足要求，而銀行資產質量的提高又抵消了前者的影響。Harr&Ronde（2004）研究了在分行和子行情況下最優的資本要求，其中銀行資產的選擇依賴于外生因素和跨國銀行的組織形式。Calzolari&Lóránth（2005）也在跨國銀行不同的組織形式下探討了監管機構的激勵機制問題。

Acharya（2001）指出，銀行業的產業組織結構，尤其是競爭程度影響了銀行的冒險動機，一個競爭程度高的銀行業應有更高的資本充足要求。作者首先考慮兩經濟體的“完全金融整合”，即轄內所有銀行均把業務從國內拓展至國外，歐洲貨幣聯盟（EMU）就是此種情況。作者證明，此時競爭的加劇使得系統的整合對兩經濟體銀行業的金融穩定起到破壞作用。然后考慮到兩經濟體非對稱的“部分整合”，比如只有A國部分銀行可開展國際業務，其余的銀行只能在國內經營，B國所有的銀行也都限制在國內經營。這類似于東南亞、印度等國的情形。作者證明，此時可產生國際性的溢出效應。為了減少在A國的融資成本，A國的跨國銀行就會把部分業務轉移到B國，從而加劇了B國銀行業的競爭。轉移的結果是，A國剩下的銀行比以前缺乏競爭力，無論國際銀行還是國內銀行都承擔較低的風險，而B國銀行間競爭加劇，利潤的減少迫使他們更加冒險。1988年巴塞爾協議所倡導的統一的資本充足要求，只有在完全的金融整合或者不同國家銀行業的組織結構對稱時，才是有效的。當違背這些假設時，同一標準就不可行，銀行的風險水平依賴于所在國的銀行業競爭狀況而有所不同。資本充足要求也隨著風險水平的不同而不同。結論表明，新興市場上銀行業的快速自由化帶來了金融體系的不穩定，這些國家需要在后自由化時期調整資本充足要求。Allen&Gale（2000）也對此問題有過精彩的論述。Acharya（2001）指出，銀行承擔的風險水平與中央銀行的容忍程度相關，資本充足要求應考慮到這點。

Dell’Ariccia&Marquez（2003）證明了監管者競爭所產生的資本充足要求低于統一監管下的要求。這是因為銀行監管具有外部性：較高的資本充足要求不僅使本國的銀行體系更加穩定，也通過降低外國銀行破產的概率使之獲益。獨立自主的監管者無法內部化這個正的溢出效應，所以就比統一監管情形下的要求有所降低。另外，在某種程度上，監管者關心國內銀行的股東利益，通過降低資本充足要求，使其與國外銀行相比更具競爭力。作者還探討了集權化的監管機構成立的條件，得到兩個基本結論：第一，在各國不對稱的前提下，統一的監管機構優于各自獨立監管，只有當它制定的標準高于各國獨立制定標準中的最大標準；第二，只有當各國監管者監管標準與目標差別不大時，一個集權化的監管機構才有可能成立。集權化的成本主要指靈活性的喪失，在不對稱的情況下更加突出，集權化的監管機構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不可能或者很難針對不同國家制定不同的標準。相近的國家容易達成監管聯盟，而差別較大的國家寧愿獨立自主。即使在相近的國家中，集權化的監管機構制定的標準也要高于各國獨立制定標準中的最大標準，因為監管標準的提高不利于本國銀行，為抵消這種影響，需要提高外國銀行的監管要求。金融整合的加快不但影響到對母國銀行監管的效果，而且波及這些銀行的海外業務。Dell’Ariccia&Marquez（2003）發現，對監管溢出效應和本國監管效率的影響取決于金融整合的方式。國內外銀行貸款替代性越強，溢出效應的規模就越大，集權化監管機構就越有利，從而增強了建立監管聯盟的激勵。但整合如果表現為國外借款者相對國內借款者成本的降低，效果就模棱兩可了，整合的確切方式對理解它的影響就顯得很重要。金融整合程度的變化容易影響銀行市場的競爭結構。

Holthausen&Ronde（2003）指出，巴塞爾協議無法滿足信息在銀行監管當局間的充分流動。盡管像資產負債表這樣的“硬”信息容易傳遞，監管者獲取的“軟”信息的質量卻很難保證，比如有關借款人的非正式信息、市場上有關某家金融機構的謠言等。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分析了一家跨國銀行受到不同國家監管的情況下，軟信息是如何傳遞的。模型結構如下：一家銀行通過分行在東道國經營項目。按照巴塞爾原則，它的各項活動受母國監管機構的審查。后者有權決定是否關閉銀行。兩國監管者都有涉及關閉決策的私人信息，母國監管者依據自己掌握的信息和東道國監管者所提供的信息來做決定。作者論證了只要監管者的利益不完全一致，東道國就不會揭示其掌握的全部信息，因此最優的關閉政策就不可能實施。均衡時，關閉政策必然要犯兩類錯誤之一，第I類錯誤是銀行應被關閉而繼續經營，第II類錯誤是銀行應繼續經營卻被關閉。監管者的利益越一致，就會交流更多的信息，關閉政策帶來的福利就會越大。銀行為逃避關閉，會策略性地在兩國配置投資項目。當兩國的利益相當一致時，銀行就會把投資集中在關閉政策較寬松的一個國家。當兩國利益不一致時，就會同時在兩國投資。這使得母國監管者的關閉決策要部分基于東道國傳遞的信息。當信息由于利益的沖突而失真時，關閉銀行的概率就會較低。BIS的一些研究成果強調，對跨國銀行的審慎監管需要監管者的信息交流和關閉的協調。然而該文表明，即使存在信息交流的適當渠道，如果監管者的利益有很大差異的話，當前的管制框架仍不能有效運行。Acharya（2003）對銀行資本充足要求的國際性收斂問題進行了分析，發現，最低資本充足要求和管制容忍之間缺少完整的調節，容易產生溢出效應，減少容忍程度較低地區的銀行競爭優勢。在均衡情況下，一個國家對其國內銀行的容忍，會帶來最糟糕的關閉政策：容忍程度較低的經濟體會變得更加容忍。從銀行所有者的角度看，銀行資本與管制容忍是策略替代的（strategicsubstitutes）。從管制方的角度看，它們是策略互補的（strategiccomplements）。當最優的最低資本充足要求束緊時，隨容忍程度遞增。容忍程度越高，道德風險越大，較高的最低資本充足要求才能抵消其負面影響。如果各國維持不同的關閉政策，這些結果就對制定統一的資本充足要求提出了挑戰。為探究關閉政策的分歧所帶來的后果，作者考察了一個兩經濟體模型。銀行發放貸款，并從兩國吸收存款，持有統一的資本數量，但面對母國中央銀行的容忍程度。這引起了容忍程度高向容忍程度低的國家的溢出。均衡時，一國的銀行風險影響到他國銀行的競爭和利潤。因此，容忍程度高的國家的銀行更加冒險的話，容忍程度低的國家的銀行獲益就會被破壞，這進一步降低了他們的特許權價值。溢出效應的規模隨著關閉政策的差異程度遞增。一般來說，中央銀行最大化國內銀行所有者以及外部利益相關者福利的加權平均。

管制俘獲會增加銀行所有者福利的權重，使得中央銀行更加容忍，造成對其他地區銀行價值的溢出。不同地區管制目標差異較大的話，溢出效應會使得低容忍程度地區的銀行或者低于其保留價值，或者采取過度冒險行為。為避免本國銀行的退出或降低持續經營價值的損失，中央銀行的容忍程度就會提高。均衡時，就會出現“向最差容忍的回歸”（regressiontowardtheworstforbearance），或“逐末競賽”（racetothebottom）。缺少對關閉政策的調和，更易引起逐末競賽，因為銀行在不同的成本效率水平上經營，并且管制者與本國銀行的勾結也彼此不同。前者意味著一個地區政策的外部性對其他地區的影響可能很大，后者表明這種外部性可能無法內部化，造成向最差監管的回歸。Peek&Rosengren（1997，2000）提供了國際上溢出效應的證據。Kane（1990）對美國儲貸協會的救助，Bongini、Claessens&Ferri（1999）對東亞危機時的銀行救助的描寫都反映了溢出效應。同時作者提出了克服溢出效應的兩個補救措施。一個是對管制的完整協調，包括“母國管理”（home-countrycontrol）規則。另一個是“東道國管制”（host-countryregulation）。這篇文章的思想與Dell’Ariccia&Marquez（2003）、Holthausen&Ronde（2003）有類似之處，但后兩篇文章沒有考慮不同管制政策的相互作用。

Dalen&Olsen（2004）借鑒Giammarinoetal.（1993）利用契約理論對銀行監管的分析框架，分析了跨國銀行對銀行業監管的影響，以及為適應監管，跨國銀行應采取的組織結構。當跨國銀行以子行的形式開展國際業務時，需要在幾個國家的法律框架下運營。盡管國家間達成了最低標準與監管原則的一致意見，比如歐盟條款和巴塞爾協議，仍然給一國的監管機構留下很大的自主空間。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對跨國銀行采取分權的管制辦法是否無效率并導致金融的不穩定？對采取子行形式的跨國銀行來說，分權（非合作）監管實際上是一個多委托人問題。這篇文章的一個主要結論是，缺少銀行監管的國際協調降低了資本充足要求。均衡時，監管機構有提高資產質量的動機，使得銀行破產的概率對銀行監管的分權形式不敏感。并且在國家之間出現了由監管引起的宏觀經濟沖擊的蔓延。如果跨國銀行采取分行的組織形式，母國就要對整個銀行進行審慎監管。因此，分行的組織形式把監管集中到一個監管實體（母國）上，不存在監管競爭問題。但帶來了另外一個問題，即母國偏好（home-bias），并對銀行破產的期望成本分散化。通過建模，作者得到了貸款質量、銀行利潤和總福利的比較結果。兩個市場的收益分布和銀行提高資產質量的方式決定了哪種組織結構是最佳的。由于分散化效應，對分行組織形式下的跨國銀行的合作監管會使總福利最大。與現有文獻不同，作者把分權情況下監管博弈看作是一個共同問題，推導了監管機構對跨國銀行的最優反應，并指出了監管無效的根源，解釋了跨國銀行對組織形式選擇的邏輯。

各國監管機構在對跨國銀行進行監管時，要應付如何合作與信息受限等問題。全世界曾為建立一個針對跨國銀行的監管體系做過很大的努力，但仍有許多問題值得進一步研究（BIS，1983，1992）。Harr&Ronde（2004）考察了跨國銀行的激勵問題，監管當局主要關心以下三個問題：第一，跨國銀行的損益可在內部各實體間轉移，以逃稅或躲避審查；第二，資本充足率可通過用股權購買貸款的方式人為地得到提高；第三，風險可從一個實體溢出到另一個實體上（BIS，2003）。這篇文章把對跨國銀行的資本監管集中到風險溢出的問題上，從單一監管機構的視角進行了探討。假設跨國銀行擁有所有權相同的兩個部門，面對外生和內生兩種風險。外生風險是指超出銀行控制范圍的原因致使投資失敗的可能性，文中稱之為銀行的“類型”。內生風險基于跨國銀行的資產選擇，外部不可觀測。每個部門都吸收存款，或投資于期望收益較高的謹慎資產，或投資于具有賭博性質的資產，后者當項目成功時可給銀行帶來較高的私人利益，但失敗的話卻給存款保險帶來損失。作者分析了分行體系與子行體系下的最優資本監管。資本充足要求通過增加股東破產時的損失而降低銀行的賭博動機，通常一個較低的資本充足要求就能保證分行的審慎投資，然而在壞的時期，就必須高于子行體系時的標準才能防止賭博行為。首先，假定監管機構能夠觀測到跨國銀行的類型，并選擇其組織結構和資本充足要求。當外生風險適中時，監管機構可能偏好跨國銀行采取子行體系。從福利上講，分行體系趨向占優，因為在低風險時，它可以以銀行資本的形式節約私有資金，在高風險時，節約用作存款保險的公共資金。當監管機構不能觀測到跨國銀行的外生風險時，就面對著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監管機構分別針對分行體系與子行體系設立了不同的資本充足要求，然后跨國銀行據此決定組織結構。作者指出，子行體系具有“雙重有限負債（doublelimitedliability）”的優點，即一個部門的損失不會影響到其他部門。因此，必須對分行體系的跨國銀行設置較低的資本充足要求以避免所有類型的銀行都選擇子行體系。既然雙重有限負債對高風險型更有價值，安全型的銀行就會選擇分行體系，風險型的銀行則會選擇子行體系。甄別是有成本的，因為子行體系的資本充足要求不得不提高使得風險型的銀行選擇子行體系。把分行體系的資本充足要求設置得很低使得所有類型的銀行都選擇它，在某些時候反而會提高整體福利。巴塞爾資本協議沒有考慮到跨國銀行的負債結構，文章建議應加以考慮。尤其是，分行體系的資本充足要求應該比子行體系的對銀行的整體穩健性更敏感。并且為使分行體系更有吸引力，資本充足要求應比子行體系的較低。文章最后給出一個監管機會主義行為的例子，表明監管機構有提高子行體系的資本充足要求的激勵，因為其資金成本與其他國家共同承擔。分行體系的資本充足要求也有可能提高以防止風險銀行選擇它。此外，Lóránth&Morrison（2003）構造了一個模型，其中銀行存款被保險，銀行資本存在一個外生成本。前者使銀行投資過度，后者使銀行投資不足。資本要求帶來了投資的扭曲，因為這是基于市場不完美情況下受限的最優反應。作者證明，這種資本要求使得跨國銀行的投資不足，不足程度取決于母行的風險、國際的多樣化以及跨國銀行的負債結構（分行或子行）。國際銀行的資本要求應反映這些影響。作者把得到的結論與觀察到的跨國銀行的特征聯系起來，并討論了金融蔓延的一個跨國銀行渠道的可能性。Scher&Weller（1999）指出國外銀行會“摘櫻桃（cherry-picking）”，即他們只接受東道國高質量的項目。Lóránth&Morrison（2003）表明，這只不過是受保的國外銀行對負債結構的理性反應。另外，一個有關跨國銀行的權威結論是，分行體系的多樣化降低了系統風險，因為母行被要求為失敗的機構進行清算。分行體系比單一的銀行體系不易破產，是因為跨國銀行的負債結構對分行投資選擇存在一個事前影響。這個結論與投資政策相關，而與清算無關。對母行和國外銀行制定相同的資本標準以確保商業銀行在同一水平下展開國際競爭（BlS，1997）。與之相反的是，Lóránth&Morrison（2003）指出，在相同的資本要求下，多樣化的影響使得國內銀行和跨國銀行不可能在同一水平下展開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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