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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的全面發展與人的社會交往程度密切相關，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實現也必須建立在社會交往的普遍發展的基礎上。交往作為人的存在方式是人的社會性根據，是確立現代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基礎和促使范式轉型的理論依據和邏輯基點。當前社會交往方式的主要變遷就是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而引起的人們日常交往方式的個性化、獨立化、自由化的變遷；由網絡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和對網絡的深度依賴而引起的人們日常生活的現實交往向虛擬交往的變遷。源于人的社會性質和人之生存必須外化自然之特征的思想政治教育，其發生基礎和實踐范式也必定發生變化。應認識思想政治教育者與對象之間的主體際關系、樹立育人的合力觀念和生態圈思維、構筑網絡育導體系、探尋生活化德育道路。

關鍵詞：交往變遷；思想政治教育；人的全面發展；范式發展

當代人的存在方式的虛擬延伸、價值觀念的多元主義，以及人類物質生活方式的同質化使得人的價值觀念重構問題日益成為了當今社會的一個普遍性、社會性話題。思想政治教育作為價值觀念重構的一種方式需要通過實踐的不斷反思與改良來適應乃至超越這一現實境遇。在此進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實踐與研究必須擴寬視野緊跟時代步伐，從哲學高度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實踐探究的思維層次。引入交往概念，以交往為視角探討思想政治教育的現展，能使思想政治教育這一實踐更深植于現實的人的生活世界，形成富有現實性與針對性的理論，最終促進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學發展。

一、交往與人的全面發展的統一性：思想政治教育實踐的邏輯起點

交往是指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人與人以及由人所構成的社會共同體之間借助一定的手段，互為主客體之間物質的和精神的交互過程，亦即人們之間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過程。在馬克思看來，交往是人類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人們如何交往決定人的發展。“個人怎樣表現自己的生活，他們自己就是怎樣，因此，他們是什么樣的，這同他們的生產是一致的——即和他們生產什么一致，又和他們怎樣生產一致。”[1]同時，馬克思還深刻地指出：“人的發展取決于和他直接或間接進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發展”。[2]馬克思主義的交往觀實現了邏輯與歷史和科學統一，深刻地闡明了交往與人的發展是一個相互作用的動態的、同一的歷史發展過程。

首先，交往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基礎。人的實踐活動離不開交往，交往本身作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重要根基和條件，不僅是人類生產得以進行的前提，而且也是造就人之所以成其為人的社會性品質的根本所在。隨著交往范圍的全球化、交往主體的多元化、交往內容的全面化和交往方式的現代化，都將不同程度地影響人的全面發展，使人的發展由不自由走向自由，由片面走向全面。其次，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交往的前提。任何一種社會形態下所形成的交往都緊緊依賴于一定的人的整體狀況和水平，人所掌握的能力素質和技術水平都直接影響著人類交往的水平和程度。為此，原始社會和奴隸社會不可能形成全球性的社會交往。沒有人的發展就談不上交往，交往主體不同，交往活動的表現形式也相差各異。

馬克思主義社會交往觀認為交往不僅是人們相互作用的手段，而且是人們普遍的存在方式和發展方式，人的本質的社會性既根源于交往而又在交往中得以展現確認。因此，交往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高度一致的。這一點，結合涉及人的價值觀念信仰問題的思想政治教育實踐，無疑其本身也是以人的社會交往為存在之基和源起發端的。換言之，立足與人們的普遍的、日常的、時刻發生的交往活動來認識思想政治教育。

其一，我們可以充分地把交往視為思想政治教育客觀實在的發生基礎，即現實基礎。從交往為視閾，“既往的思想政治教育本體論把思想政治教育僅僅認定為是一種社會實踐活動，而并沒有將人對客體物的對象性實踐活動和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實踐活動作明確的區分。”[3]思想政治教育作為主要發生在主體與主體之間的交往實踐活動就并不僅只是實現或達成教育目的的一種手段，交往本身對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就具有本體論意義。因而，以交往方式的變遷為研究出發點探討思想政治教育，就始終凸顯了“現實的個人”和肯定的人之為人的第一性。

其二，我們可以充分地把交往作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邏輯起點，即思維方式。思想政治教育其實也就是一種特定的交往方式，或者說是一種具有指向性的交往方式。從交往屬性來看，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性和引導性的交往；從交往類型來看，思想政治教育是精神交往；從交往過程來看，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種反思性與生成性相統一的交往。把思想政治教育實踐行為視為教育者與受教育者之間的交往行為，就可以通過反思現當代人們交往的顯著變遷而思考當代思想政治教育所迫切面臨的一系列問題。這就將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思維范式進行了擴展，而不是總拘泥于純粹的思想政治教育自身本體構建一種試圖更為精致且科學的學科理論以便指導具體實踐。其深刻之處在于：當人們對思想政治教育之合理性、合法性與實效性眾口質疑之時，是不是亦應當反思，難道“錯”就真的是因為思想政治教育嗎？能否把所有思想道德價值觀滑坡的“罪名”都附加到思想政治教育不力的名下？

其三，我們可以充分地把交往作為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結構的解析范式，即新型方法。思想政治教育定位是“國家（主體）→（中介）→受教育者（客體）”的過程，而不是狹義的“教育者（主體）→受教育者（客體）”的過程。因而系統化認識思想政治教育對于切實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實效非常重要。按照交往目的的層次遞進，可以直接將思想政治教育系統分為思想政治教育外圍交往、思想政治教育指向交往、思想政治教育內容交往。這就有利于促進實踐的科學分工和有機通力合作，達成學科化的話語，確實增強思想政治教育的規范性和科學性。在實際運作當中，也有利于區分思想政治教育組織管理與思想政治教育具體過程，真正使其成為一門科學。

思想政治教育與人的交往方式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甚至任何教育行為本身都是一種師生間交往行為。這一點，不僅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認同，西方學者也一致認同，例如杜威認為：“社會生活不僅和交往完全相同，而且一切交往（因而也就是一切真正的社會生活）都具有教育性”。[4]雅斯貝爾斯也認為：“教育是人與人精神相契合，文化得以傳遞的活動。而人與人的交往是雙方的對話和敞亮……所謂教育，不過是人對人的主體間靈肉交流活動”。[5]思想政治教育無論是作為培養人的實踐活動，還是人之自我建構的實踐活動，其最終目的都是指向個體人的完善和整體社會化。總之，以交往方式與人的全面發展的相互關系為基點，是思想政治教育現代性轉向的重要認識論基礎，同時對指導具體實踐也具有方法論意義。

二、當代社會交往方式的變遷：思想政治教育發生的現實生態

馬克思主義交往理論認為交往作為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它與生產力一起推動社會發展，根源于社會物質基礎的社會交往方式也是個變遷發展的過程。這就給我們提供了認識和分析當代人們交往問題的方法論和認識論啟示。一方面，考察我國社會交往方式的變遷要從現實的物質生產關系中去尋找；另方面，也要從一定時代社會交往的變遷中查找具有某一個時代的新特征和新變化，從而研究相應的問題、提出相應的對策。這里，通過分析我國現階段社會變化，宏觀上當前我國最深刻的交往變遷就是交往方式的跨地域化、交往主體的獨立化、交往方式的虛擬化這三大特點，而這三個特點亦構成了當代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發生與發展的現實背景，并對其產生了深遠影響：

一是世界性普遍交往的進一步擴大對一定民族性、地域性和文化性限度內的交往方式構成“同質化”的影響。馬克思用“世界歷史”的觀點來考察人的發展問題，指出世界歷史是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伴隨著世界歷史的發展，人也必然得到相應的發展。隨著民族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人的交往也越來越不局限在一定的民族國家內部，而是轉變成為世界性的交往，即“普遍交往”。馬克思曾對由于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導致的世界交往的廣泛形成深刻地描述并指出：“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系。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6]今天，我們看到的事實是，交往的全球化已經非常突出了，交往全球化為人類生存和發展創造物質條件和技術手段，消除了不同勞動部門之間的專業性的固定，擺脫了文化的局限，建立起與各民族文化的普遍聯系，促進了具有多樣性的文化特征的人的形成。也正是因為這樣，全球化交往時代造就了人的自由個性和社會關系的豐富性。

在這種變遷里，當承認全球化交往實質上是一個充滿復雜的辨證復雜的發展過程。全球化的加劇在改善人際交往條件的同時，也帶來了人的社會性關系的物化，使人的活動的異己性、不確定性加劇。同時，全球化交往也使得以國家主權為出發點的邏輯原則受到沖擊，西方文化產品和價值觀念，其中大多包括具有對抗性的政治意識形態也在整個全球化的交往當中得以傳播，并潛移默化地動搖人們既有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準則。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整個交往的過程中，社會主義國家總體上處于弱勢。資本主義在交往上始終以一幅“指導員”的派頭希望全世界所有國家都向之“看齊”。這種深層次上“不對稱交往”中我們面臨不少挑戰。例如，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少數政客向來以所謂“主流文明”自居，所有不同于己的政治體制都是“非民主”、“非人道”的“非主流政權”，并炮制“人權”問題，以人權的優先性反對國家主權的優先性，同時，還反復宣揚一種所謂“普世價值”，用抽象的概念掩飾具體的形式和內容，極力夸大某些問題的普遍性，忽視作為一定民族、地域、文化的國家所天然的獨特性。連自然界生物存在都有多樣性，為何人類社會形態就不應該有（且不說‘有沒有’）多樣性？本質上，思想政治教育面臨的困境是部分人日益在私人領域里聲張和呼喊尊重個體的差異性和多樣性，卻在國家與國家之間否定這種差異性和多樣性。

二是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而引起的人們日常交往方式的個性化、獨立化、自我化的變遷。主要體現在：從以人的依賴為特征的共同體交往到以物的依賴為基礎的交往；從以身份為基礎的交往到以契約為基礎的交往；從重人情關系的封閉式交往到重利益關系的開放式交往。為此，人們的思想行為也表現出新的特點：人的獨立性增強，人的主體地位得以確立；人的自由、平等意識日益增強；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日趨豐富；人的需要的日益豐富及生產能力的提高。在計劃經濟時代，國家對經濟以及各種社會資源實現全面的控制，政治、經濟、意識形態三者高度疊加，國家政權對社會實行全面控制，因此社會生活也表現為趨一元化和重行政化。人們之間的交往也帶有單位人、組織人的色彩。有學者認為我們1949年以后建立的是一個總體性社會，即一種結構分化程度很低的社會，這一總體性社會的形成是通過單位制這個組織中介實現的。[7]而在隨著改革開放政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市場經濟的建立打破了沖突政治、經濟、文化領域之間的‘領域合一’狀態，出現諸領域的分離”。[8]按照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我們可以分析得出，市場經濟條件下基于分工的市場交換所造成的人們之間以物為中介的依賴關系的普遍化，構成了一種新的社會執行的生產方式，改變了計劃經濟條件下以組織和單位為依賴的交往關系。人際交往關系也成為了建立在不同分工和交換基礎上的普遍的聯系。這種關系，馬克思曾指出“是與外表上獨立的個人相對立的獨立的社會關系，也就是與這些個人本身相對立而獨立化的、他們互相間的生產關系”。[9]

在這種變遷里，表面看，公平自由競爭的市場原則似乎對于任何領域都不無促力，但公平競爭背后的原動力乃是理性的功利主義原則。我們在肯定市場的同時也應當看到推動市場發展的功利原則對人們社會生活領域的影響。其一，由于財富趨同到貧富懸殊的變化使思想政治教育發生的物質交往基礎大為不同。物質利益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條件，任何一種交往方式當中，物質交往首先是第一位的。隨著市場經濟的確立，當代思想政治教育發生的物質基礎和社會基礎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加之轉型期間國家的政策調控不當所引起的各種“非常態致富”，在導致物質基礎的極大差異同時，所激發的多元意識也消解了作為價值認同基礎的公共性。在這種情況下，解決實際問題與提高思想覺悟相比更具有實踐上的優先性。人們看不到提高覺悟的重要性，提高覺悟并不能給自身帶來絕對的收益，因此有人稱“通過政策調整來平衡利益是最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也被看作“多余無用”。其二，多元語境下形成了對思想政治教育合目的性拷問。從計劃向市場的轉變確認了多樣性價值主體的客觀存在，喚醒和強化了不同人們的主體意識。人們從過去單一的崇高的政治化價值取向朝多維化、立體化的務實的價值取向轉化。人們對自身素質和覺悟的關注遠不及對自身財富地位程度的關注，“成功”成為這一時代交往中別俱“至上性”的話語主題。一些人認為以黨和國家的意志來促使單個現實個人的思想政治覺悟的提高是“荒唐可笑”的，甚至偷換了信仰自由的概念，以思想政治教育是對思想信仰自由的干預為由扣問其合法性。其三，市場功利原則滲透到教育領域引發的一系列變化是學校思想政治教育再弱化的現實背景。市場導向和功利主義思維滲透到高等教育領域所打破了大學校園的“象牙塔”地位。市場原則不僅被運用到校際、校內之間的科研、經費、人才、師資、資源等的競爭上，而且被廣泛當作價值原則貫穿到了學科設置、專業方向和人才培養上。形式主義和浮躁之風盛行、師生關系出現異化、精神激勵日益失效，物質激勵覺到理所當然。一定程度上，教育顯得很“沉不住氣”，越來越追求“短平快”的效益模式。同時，功利原則使得高校內的科學與人文之間的沖突甚為顯現，科學主義得以高揚而人文主義慘遭低視，形成了有的人可能有知識、有技術，但未必有文化、有涵養。知識和文化是兩個不同層次的，知識與修養同樣也是兩個不同層次的。育人為本、德育為先，育人表面上很重視，實際上卻往往淪為例行公事。教育價值目標取向的過分垂青市場認同導致對人的政治道德素質的忽視，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淪為高等學校的“可形式化”的環節。學校育人的技能性與職業性傾向顯然會使得一些內涵式的教育落到整個高等教育最不受關注和最易遭忽視的境地。同時，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分工的層級化使得具備教育功能的組織只剩下學校了。學校成了“單槍匹馬”、“孤立無援”的只身力量。加之家庭作為思想政治教育的傳承性功能正在市場化的生存危機下被無形削解和逐漸弱化，家長們往往陷于“面包”問題而非過多關注子女的“德性”問題。育人職能機構的單一化與育人組織的非合力化，是當代人際交往變遷對思想政治教育形成的最為關鍵的影響所在。

三是由于互聯網和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和日益對網絡技術的過度依賴而引起的人們日常生活的現實交往向網絡空間的虛擬交往的變遷。主要體現在：從“人——人”的直面交往到“人——機——人”間接性或中介性交往；從人與人真實、坦誠的表達溝通交往方式向一切都可以掩飾、虛偽的表達溝通方式的轉變，并最終是符號交往代替了人的交往。這種交往方式也具有一些前所為有的特征：交往范圍的全球性和超時空地域性；交往主體的多元化與交往自由度的加大；交往信息的中介化、交往手段的數字化和交往方式的交互性；交往速度的快捷性和交往后果的可沉迷性等等。不同時代的媒介帶來不同時代的交往方式，“不同的媒介賦予了不同的時間和空間，不同的輪子決定了人所能擁有的不同的時間和空間，決定著人與人交往的方式”。[10]

在這種變遷里，網絡以其高科技優勢俘獲并控制了人類的生存方式，傳統以血緣、地緣和業緣為軸心的社會交往變為了無限制、跨時空、跨人際的新型交往方式，人類交往突破了時空隔制，大大降低了不同國家、民族和信仰的人們進行交流的限制，包括成本。在這種隱性人際交往模式下，人越來越難以把握，“網絡背后沒人知道你是一條狗”成了虛擬交往時代的鮮明寫照。可以不必在乎廉恥、道德、情感、地位和身份等，無須“自知之明”，既可“亂言”亦可“”，總之可直奔任何“主題”、直逼任何“目的”。在充分體驗互聯網方便快捷的同時，網絡帶來的價值沖突、責任感弱化以及網絡犯罪等等問題，也從另一個側面折射出當前網絡交往之令人堪憂的窘迫現狀。在網絡信息時代，作為以規約人、教育人為本旨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就越來越難以取得實際效果，這都亟待我們加速現有實踐范式的變革，即思想政治教育的現代性問題。

三、立足交往——分析當代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發展的視角和基點

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到社會交往的視野當中去考察，經由交往的新視域對思想政治教育進行的全新闡釋，我們獲得了以下有益啟示：

一要從跨時空文化交往活動中認識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基礎與價值所在。承認全球化、參與全球化是當代我國思想政治教育變革的重大特色，這一方面要求我們要從全球化交往的層面把握和定位思想政治教育，使之增強時代感、提升價值性、富于創造性；又要“南北合作”的背景下反思和批判任何“借口全球化之名”和“借利全球化之勢”粉飾下的霸權主義思維。在全球化交往時代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基礎，在于國家之于國家間的多樣性和差異性，更在于存在于主權國家之下的國民個體的多樣性和差異性；其價值所在于思想政治教育能夠關心人、體貼人和塑造人，更能夠充分高揚“主人翁”的姿態，增進群體幸福感和凝聚力。反對那種借口“普世的價值”、“全人類利益”來打壓和否定民族性和地域性文化觀念、政治理念的企圖，倡導國際關系的民主化，正是為個人之多樣性發展爭贏難能可貴的“空間”和“土壤”。國家政治形態的發展有如生命個體的發展一樣應當是豐富多彩的。全球化時代每個人的多樣性和差異性都應該以“人權”的名義得到尊重，同樣，每一個國家的多樣性和差異性也應該以“主權”的名義得到尊重。這個世界不存在“同樣相同的兩片樹葉”，一個世界好比一個生態系統，每一個構成系統的個體都是多元的，國家形態的存在與發展當充分考慮其具體性和特殊性。“沒有多元主義就不可能有和平，在社會中就像在生態系統之中一樣，多樣性是穩定性的基礎”。[11]拋棄國家具體性空談大談什么“普世”的民主自由實質都是反民主和反自由。

二要從人際互動的主體間性層面生成對新時期思想政治教育主客關系的新認識。從交往視角來看，思想政治教育活動是教育者與教育對象之間的一種交往活動，兩者在活動過程中以共同的活動客體為連接紐帶，結成了“主體——客體——主體”的主體際關系。交往活動是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主體際關系生成的內在根源。過去，單子式的主體性思想政治教育常常視教育者為唯一的主體，視受教育者為客體，是一種不平等的思想政治教育。而主體間性思想政治教育則把受教育者看成是與教育者一樣平等的主體，是主體——主體的關系。[12]這思想政治教育主體間性的轉向的前提是依據于世界交往的形成和經濟全球化、生活空間虛擬化等現實人類生活的新變革的。主體間性是在人與人的交往中得以體現的，因此理解主體間性必然要和交往聯系起來。于是，交往式思想政治教育正是主體間性轉向的理想模式，主體間性思想政治教育正是當代人類社會生活交往空間日益增大的必然結果。其基本內涵包括：樹立主體間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觀念，尊重受教育者應有的話語權，保障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交往中的主體實現；充實思想政治教育話語體系，涵蓋人的現實生活的全部；重視交往這個架設在思想政治教育與生活世界之間的橋梁，實現受教育者對生活世界的主體參與式回歸。正如有學者指出的：“當前思想政治教育理論中教育者與受教育者的主客范式以及后現代主體間范式存在種種缺陷，導致思想政治教育的錯位和主體性的喪失。要變革當前思想政治教育中人性的失落，應著眼于從理論根基上去尋找突破，即從哲學視域探討交往實踐的重大轉向。交往實踐觀走進思想政治教育視域，將成為現代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新趨勢”。[13]

三要從社會交往的關系對育人的潛在影響出發來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建構。開放環境下任何一種行為都難做到單方面顯效，育人活動更是如此。為此促成具有“全員、全過程、全方位”育人的同向合力對于增強教育效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要建構并形成這種育人合力就必須將思想政治教育當作一個完整的系統進行整體性培育，例如有學者借用生態學研究生命主體與其所在環境之間相互作用及關系的理論與方法來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值得說明的是，這里所說的生態環境，不是指自然環境方面的生態關系，而是指社會活動方面的大生態環境，這種環境中包括著如經濟生態、政治生態、社會心理生態、社會意識形態生態等環境。生態學方法十分注重研究一定環境中各動態有機體之間的功能關系和它們對整個生存發展（即生態）系統的調節整合機制。[14]思想政治教育生態系統是一切對思想政治教育的開展及其效果產生影響的內外部因素之間的關系及結構的總和。思想政治教育理論能夠且需要奠基于交往活動，就在于人的交往所牽涉的社會復雜生態關系能夠直接或間接影響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因而任何職業化的思想政治教育都不得不考慮整合這些生態關系以最大程度地優化教育的“系列組合”，建構起育人的同向合力。

四要從契合現代人的交往變化來推進思想政治教育實踐形態的生活化與網絡化。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簡言之就是倡導回歸生活世界本質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是指在研究教育對象生活的基礎上，將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教育對象的各種生活環節，用科學的理論指導和規范教育對象的生活，使思想政治教育與生活有機融為一體的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思想政治教育強調思想政治教育應在現實的人際交往等社會生活方式當中發展建構。從根本上，其現實背景在于現代教育已經使人高度社會化，人已經深深融入各種社會關系之中，人的社會性本質得到了充分的體現。這樣思想政治教育就必須以人的各種社會關系為出發點，改變過去脫離了學生生活多樣化的道德實踐環節，避免思想政治教育脫離生活世界而造成對學生個人日常生活世界的冷漠，克服思想政治教育“兩張皮”現象，最好也最有效的滲透面就是生活。與人的交往變化相契合的另一方面就是網絡化教實踐形態的構建。由于網絡正日益占據人們日常生活的一定位置，人們不僅生活在現實關系中，而且也生活在網絡的虛擬關系中，積極推進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的發展也成為了現時代的必然。就此論點而言，傳統觀點僅僅視網絡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種現代載體，而非一種環境。其實，網絡不僅只是一種載體，還是一種環境，更是作為現實之延伸的一種人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因而網絡思想政治教育應當奠基于這種特殊且新興的存在方式，在虛擬生活中準入一種哲學思維，即虛擬哲學思維，并借以推動思想政治教育實踐形態的發展。應當明確，網絡思想政治教育與日常“師生同場”的教育模式不同之處，就在于網絡思想政治教育更多是一種基于教育對象自身的自我教育，并使之最大化地減少虛擬狀態對現實思想政治教育已有“成效局面”的消解。教育學中稱為“E－learning”，強調學習的自行建構。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同一般網絡科學知識文化教育所不同的，就在于網絡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把網絡視為環境（潛在的影響），另一方面也視為載體（直接的作用），且網絡思想政治教育主導者更多具有一定立場、觀點的導向性，這與一般利用網絡進行文化知識建構有差異。

總之，馬克思主義交往理論對于我們認識和深化今天思想政治教育實踐，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并分析本學科研究范式發展均有著積極的啟示意義。立足交往變遷來尋思思想政治教育實踐范式，既拒絕那種把思想政治教育目標理想化、夸大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教育實踐模式，也要反對那種自我中心主義、拒斥教育的虛無主義和思想政治教育無能、無用的主觀臆斷。與此同時，多元價值主體的存在定然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應當在國家、社會的常態化可持續發展中尋找與充分滿足個體化的全面自由發展需要之間的恰當的結合點，在處理多種價值取向的取舍、平衡、協調與整合中發現。思想政治教育應當著眼于處理好多樣性與主導性，充分引導整個社會在多樣基礎上形成新的核心價值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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