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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們：

半年以來，國際金融危機愈演愈烈，迅速從局部發展到全球，從發達國家傳導到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國際金融危機使得資金融通的鏈條發生斷裂，引發流動性短缺和信貸緊縮，進而使經濟總需求下降，導致實體經濟萎縮，并進一步演變為國際經濟危機。伴隨著金融危機從國際向國內、從虛擬經濟向實體經濟、從外向型產業向其他產業的傳導，我國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放緩，農業農村經濟受到的沖擊也不斷加深。

目前，這場金融危機不僅本身尚未見底，而且對實體經濟的影響還在進一步加深，其嚴重后果還會進一步顯現。從目前情況看，金融危機對我國農業農村經濟的影響首當其沖的是農業穩定發展和農民就業增收非常困難，進而影響農民消費水平的提高，最終影響我國擴大內需方針的落實，影響經濟的平穩發展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同時也要看到，此次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農業農村經濟產生的影響是在一個全新背景下發生的，即我國與世界、我國農業與世界農業聯系越來越緊密的全球化背景，農業與國民經濟聯系越來越緊密的市場化背景，農村與城市聯系越來越緊密的統籌城鄉背景，以及區域間聯系越來越緊密的分工協作背景。這要求我們在全新的大背景下審視和思考農業農村經濟發展的突出矛盾和問題。

國際金融危機給保障我國主要農產品有效供給帶來新的挑戰，那就是農產品價格全面下行。近年來，農業生產資料價格大幅上漲，農業生產成本大幅增加，而我國糧價對國際市場跟跌不跟漲，導致農民種糧收益持續下降。近期國內農產品價格全面下滑更是對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造成新的不利影響。盡管如此，確保主要農產品有效供給仍是農業重中之重的任務。要充分注意到農業與現代金融業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之間關系的反映。一方面，農業是包括金融業在內的一切經濟活動的前提；另一方面，金融動蕩又會造成農業波動。歷史經驗表明，越是在金融動蕩給農業發展帶來不利影響的時候，越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大力發展農業，確保農產品有效供給，奠定應對金融危機的物質基礎。因此，在此次國際金融危機遠未見底的情況下，確保主要農產品有效供給是掌握主動權、有效應對金融危機的必要前提和基礎工程。

當前國內農產品價格全面下行是多種因素導致的結果。首先，國際金融危機導致的農產品需求減少是農產品價格下行的重要原因。國際農產品需求減少將繼續抑制我國農產品出口和外向型農業發展，國際能源價格劇跌導致農產品轉化能源需求的減少也將加大農產品價格下行的壓力，大量農民工回流可能減少農產品需求數量或降低需求層次，也會影響農產品價格走勢。其次，全球農產品供給增加也導致了農產品價格的下跌。2008年我國糧食生產總產、單產雙雙連續五年增加，超過歷史最高水平；油料生產實現較大恢復，扭轉了食用植物油自給率連續八年下滑的局面；生豬生產快速恢復，畜牧水產業穩定發展，“菜籃子”產品供應充足。據聯合國糧農組織最新預測，2008／09年度世界谷物產量將達到22.4億噸，增長5.3%。第三，能源價格暴跌加重了農產品價格下行的壓力。金融危機使得能源價格大幅度下跌，國際石油價格從2008年年中最高時的174美元／桶下降到年底最低時的35美元／桶，擴展了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下跌的空間，強化了人們對農產品價格下跌的預期。國際金融危機導致的農產品價格由大漲到大跌的劇烈震蕩增加了我國調控農產品供需平衡的難度。2008年上半年國際農產品市場價格大幅上漲，下半年全面大幅下降，比如大豆國際市場價格高點曾經達近1萬元／噸，近期已經跌落到3000元／噸左右，大大增加了實現農產品供求平衡的難度。

2009年我國農業工作的首要任務是既要確保主要農產品有效供給，更要保持價格穩定。確保主要農產品有效供給，產量增長很重要，但在我國農業生產形勢已經好轉并基本穩定的情況下，農產品有效供給在目前形勢下是可以確保的，而近期農民增收在擴大內需戰略中的地位更加凸顯，2009年應該將保持農產品價格基本穩定并適度回升作為重要任務。這就需要加強和改善對農業生產的調控，充分發揮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統籌處理好以下三個關系：一是確保糧食安全與增加農民收入的關系。確保農產品的有效供給并不意味著簡單地刺激生產、增加產量，而是要根據需求變化合理確定農業生產目標，把確保農產品有效供給與增加農民收入有機結合。重點是加強宏觀調控，使農產品價格保持在合理水平上，通過保障農民種糧收益來實現確保農產品有效供給的目標。二是農產品總量平衡與結構平衡的關系。在糧食連續五年增產、國際農產品供求發生了新變化的情況下，我國出現農產品全面短缺的可能性勢弱，但近年來生豬、棉花等產品的產量波動充分表明個別農產品供求失衡的威脅始終存在，國際金融危機又使農產品的消費結構出現新的變化。應未雨綢繆，增強預見性和主動性，重點防止個別產品的異常變動影響人們對農產品供求形勢和宏觀經濟的預期。三是長期政策與短期政策的關系。應在堅持加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建設、確保農業發展可持續的基本方向下，重點發揮臨時干預政策的作用，尤其要重點運用臨時收儲和進出口調控政策作為短期調節的政策工具。

二、以統籌發展為長期戰略推動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

隨著金融危機影響的逐步加深，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受到的影響越來越大。2008年下半年以來，珠三角、長三角等地出口導向的勞動密集型企業遭受嚴重沖擊，部分企業因出口訂單大量下降而減產、停產甚至倒閉，農民工失業滯留城市或返鄉回流的現象日益突出。2009年春節后，農民工外出就業數量很可能繼多年快速增加之后轉呈下降趨勢。農民就業機會的減少將直接影響收入增長，而農民增收乏力又必將影響擴大內需政策的有效實施。因此，農民轉移就業的嚴峻形勢如果不能扭轉，必將對我國農業農村經濟發展產生深刻而廣泛的影響，甚至可能加劇我國經濟的衰退。

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不穩定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透視出我國工業化、城鎮化戰略的取向矛盾，其間有著深刻的體制和制度原因。首先，區域之間產業布局不合理是導致農村勞動力大規模流動就業的直接原因。在我國工業化過程中，長期戰略始終將有限的資本、技術等要素資源投向相對效率較高的東部地區，導致了區域間經濟成長的差異。東部地區工業化份額高、中西部農業比重大的格局既已形成，構成了中西部勞動力向東部流動的初始條件。近些年，我國雖然相繼實施了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中部崛起等區域發展戰略，但從創造就業機會角度看效果不是特別明顯；雖然提出了區域間產業升級和轉移的設想，但東部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西部轉移的速度仍然滯后，這導致了農村勞動力大規模跨區域流動年復一年，周而復始。其次，過于偏重外向型經濟使得經濟增長的穩定性缺失。為促進沿海地區外向型經濟發展，我們在對外開放政策上沒有實施同時開放、同等開放的均等戰略，而是采取“東部優先”的發展戰略，從政策、資金、技術等各方面給予東部發展的先機，特別是沿海經濟發達地區，企業的外向型程度越來越高。這種非均衡發展戰略，一方面使東中西部地區間差距逐步擴大，大量中西部勞動力加速向東部流動；另一方面經濟增長的結構失衡、穩定性下降，一旦遇到外部宏觀經濟不景氣

、國際市場收縮，外向型經濟首先受到沖擊，在沿海地區就業的農民工失業現象就會凸顯。第三，偏向政府和大企業的投資取向使得經濟增長與就業彈性變動不一致。我國的投資主要是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大企業投資，大企業、重化工業投資由于技術進步和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而對勞動力有排斥效應。本應成為主要就業載體的廣大中小企業卻由于諸多政策限制而發展緩慢。第四，城鎮化發展滯后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影響也至為關鍵。農村勞動力轉移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和必然趨勢，但我國城鎮化發展的滯后使農村勞動力始終處于鐘擺式循環流動狀態，按照季節、經濟周期甚至政策周期在城鄉之間流動，而不是定居下來，已成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桎梏。戶籍制度及與其配套的城市勞動就業制度、城市偏向的社會保障制度、排他性的城市福利體制以及這些制度改革的滯后是造成當前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問題的重要制度性因素。

隨著宏觀經濟形勢進一步惡化，今后一個時期農民工失業的數量可能繼續增長，就業形勢不容樂觀。在農村勞動力轉移方面，可能有三大問題值得關注：其一，我國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可能還沒有到“劉易斯”拐點，而且不能簡單地套用國外的經濟理論來解釋我國的經濟現象。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為簡化分析而設計了一個封閉經濟的兩部門模型，討論了勞動力的單向流動及工資決定問題。在當今時代，封閉經濟已極為罕見，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也不是完全意義上的遷移，而只是臨時性的轉移，因此不宜簡單地用短期內局部地區勞動力供求狀況和工資升降情況來判斷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是否出現“劉易斯”拐點。其二，為有效地兌現“人口紅利”，需要將我國勞動力的短期優勢變為長期優勢。有研究指出，我國“人口紅利”的轉折點大約在2015年，此后隨著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人口轉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逐漸由“人口紅利”轉變為“人口負債”。長期以來，我國以低素質、低成本勞動力促進經濟增長，這只是短期優勢，而高素質的低成本勞動力才是長期優勢。在“人口紅利”轉折點到來之前，應該抓緊時機更快地提升勞動力素質特別是農村勞動力素質，更好地利用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促進經濟更快發展。其三，解決農村勞動力“候鳥式”流動問題，需要推進統籌發展，逐步實現“三大轉變”：一是經濟發展模式由偏重投資和出口向投資、出口、消費并重轉變；二是經濟由區域非均衡發展盡快向均衡發展轉變；三是城鄉二元結構逐步向一元結構轉變。這里最重要的是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剝離制約城鄉融合的二元體制機制矛盾。

三、以政府行為調整為主要手段促進農民增收

受國際金融危機持續蔓延和世界經濟增長明顯減速的影響，加上我國經濟發展中原有的深層次矛盾，目前我國經濟運行困難程度急劇增加，保持農產品價格穩定、農民持續增收的難度明顯加大。表現在農民就業形勢日趨嚴峻，農民工工資收入大幅度減少；同時農產品價格全面持續下行，農業收入也連續下降，這些都給將來一段時間的農民增收帶來了更大的困難。據國家統計局調查，2008年前三季度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為3971元，實際增長11%，比上年同期回落3.8個百分點。另據農業部2008年12月份最新調查，2008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為4528元，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影響，實際約增長6.9%，增幅低于上年大約2.6個百分點。

我國農民收入來源已經呈現多元化格局，在金融危機影響下阻礙農民增收的因素，既有經濟規律的影響，又有體制因素的制約。首先，農業增產不增收的局面極可能再現。農業收入仍是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家庭經營收入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基本穩定在50%以上，農業收入下降對農民收入影響很大。最近幾年農產品供給格局變化很大，供不應求、供求基本平衡和供大于求交織發生，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需求對農業生產的制約將再度顯現。在農產品價格持續下降的情況下，農民的農業經營收入增速下降甚至可能出現虧損。據農業部測算，2008年水稻、小麥、玉米三種主要糧食品種的畝均純收益僅為136元，比上年減少31元，棉花畝均純收益減少483元；10月份出欄1頭肥豬平均獲利23元，比1月份減少543元，養殖戶虧損面已達30.5%；蔬菜、水果的收益也大幅下降。其次，農產品需求的價格彈性小和收入彈性下降決定了農業收入增長的難度上升。農產品具有需求價格彈性小的特點，需求變化幅度小于價格變化幅度。2007年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僅為36.3%，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為43.1%。恩格爾系數下降也意味著農產品需求收入彈性下降。這就決定了農業在國民經濟中份額的下降和農民收入中農業收入重要性的相對降低。第三，農民的工資性收入很不穩定。近年來工資性收入已成為拉動農民增收的重要因素，工資性收入占農民人均純收入比重達到40%左右。但從目前情況看，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影響還在加深，農民非農就業機會的減少將直接影響農民工資性收入的增長。據農業部2008年12月份最新調查，2008年農民人均工資性收入1691元，比上年增長12，2%，增速回落3.9個百分點。第四，有利于農民穩定增收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尚未完全建立，重工輕農、重城輕鄉的體制依然存在，農民增收缺乏長效機制。從本質上講，農民收入增加固然仰仗經濟增長，受市場經濟制約，但更寄希望于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調整。目前我國已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應當是工農業相對協調發展的階段，工業反哺農業、國民收入分配向“三農”傾斜的階段。但在各地的實踐中，經濟發展倚重工業和城市的傾向以及國民收入分配重工輕農、重城輕鄉的傾向沒有得到有效的糾正，財政增收部分主要用于工業和城市，用于農業和農村的比重增加并不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