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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盜竊、詐騙、搶奪罪，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依照本法第263條的規定定罪處罰”這是我國現行刑法第269條規定，理論界稱之為轉化型搶劫犯罪，亦稱準搶劫罪，它區別于刑法第263條規定的標準搶劫罪,在行為模式上是以特定的侵犯財產的犯罪行為為前提，以基于特定目的而當場實施暴力或暴力威脅行為為轉化條件，從而將前一犯罪行為轉化成搶劫罪。因為其存在轉化前行為、轉化條件和轉化后犯罪的認定三個關健而連鎖環節，在犯罪構成上與標準犯并不完全吻合，使其在司法實踐中認定較為復雜，為準確適用刑法第269條規定，筆者在這里就轉化型搶劫犯罪認定標準問題與大家進行探討。

一、轉化型搶劫罪適用的前提條件

依照我國刑法第269條規定，作為轉化型搶劫罪，行為人必須是先“犯盜竊、詐騙、搶劫罪”這就是轉化型搶劫罪所適用的前提條件，也亦是對其轉化前行為的法定要求，那么對于作為前提條件的“盜竊、詐騙、搶劫”是否必須達到犯罪程度，對此理論界曾有過爭議，存在兩種觀點和意見。一種認為嚴格按照罪行法定原則，犯盜竊、詐騙、搶劫必須達到“數額較大”犯罪的程度，一種認為因為有轉化條件要求的暴力行為存在，做為轉化型搶劫犯罪的前提，“盜竊、詐騙、搶奪”應做擴展解釋，只要有其行為即可。理論上的爭議在司法實踐中也造成一定困惑，對此高法在*《關于審理搶劫、搶奪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在第五部分“關于轉化搶劫的認定”中指出，行為人實施盜竊、詐騙、搶奪行為，未達到“數額較大”，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情節較輕、危害不大的，一般不以犯罪論處；但具有下列情節之一的，可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的規定，以搶劫罪定罪處罰；（1）盜竊、詐騙、搶奪接近“數額較大”標準的；（2）入戶或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盜竊、詐騙、搶奪后在戶外或交通工具外實施上述行為的；（3）使用暴力致人輕微傷以上后果的；（4）使用兇器或以兇器相威脅的；（5）具有其他嚴重情節的。從而對轉化型搶劫罪適用的前提條件做出明確規定。據此我們綜合刑法規定及高法解釋可知，轉化型搶劫適用的前提條件具有兩種模式，一種是“犯盜竊、詐騙、搶奪罪”+暴力或暴力威脅行為，另一種是具有盜竊、詐騙、搶奪行為+暴力或暴力威脅行為+法定嚴重情節。從而在前提條件中將刑法規定的“犯盜竊、詐騙、搶奪罪”擴大解釋為包含具有“盜竊、詐騙、搶奪行為”應該說，這種解釋是符合立法原意的。前提行為之所以轉化為搶劫罪，是因為其行為特征類似搶劫罪，雖然與標準搶劫罪存在行為結構上差異，但同樣具有侵犯人身權利和財產權益的雙重屬性，既然對標準搶劫罪的認定并沒有要求搶劫財物達到“數額較大”的限制，與標準搶劫罪具有同樣危害程度的轉化型搶劫罪，在司法實踐中也不宜單純要求“盜竊、詐騙、搶奪”達到“數額較大”犯罪的程度。如果將“盜竊、詐騙、搶奪”未達到犯罪程度的行為排除在轉化型搶劫適用的前提范圍外，一是對于實施該行為后，用暴力或者暴力威脅行為造成輕傷以下的將不構成犯罪，二是對于未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因其對盜竊、詐騙、搶奪既使數額較大也不構成犯罪，那么對其實施該行為后，用暴力或者暴力威脅行為致人重傷以下的行為都不承擔刑事責任，而在標準搶劫罪中這兩種行為都構成犯罪，要承擔刑事責任的，就會造成兩種搶劫行為法律適用上的不統一，也不利于懲罰犯罪。故在司法實踐中應結合高法解釋的五種情節，正確理解轉化型搶劫所適用的前提行為。

二、轉化型搶劫罪中轉化條件的認定

轉化條件是指盜竊、詐騙、搶奪轉化搶劫罪所必須具備的主觀目的、客觀行為和時空條件，這是轉化型搶劫犯罪認定的關健所在，也即是區別盜竊、詐騙、搶奪行為與搶劫罪臨界點。在這里筆者就這三點與大家對轉化條件的理解與適用進行探析。

1、主觀目的。主觀目的是指犯罪嫌疑人在實施犯罪行為時所持有的主觀心理狀態。轉化型搶劫犯實施暴力或者暴力威脅行為時，其目的就是為了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所謂“窩藏贓物”是指保護已經到手的贓物不被追回，也即轉移、隱匿盜竊、詐騙、搶奪所到的公私財物的行為。所謂“抓捕”既包括司法機關依法對犯罪嫌疑人采取的拘留、逮捕等強制措施，也包括其他公民對其的抓獲、追趕、扭送等。所謂“毀滅罪證”，是指犯罪嫌疑人對了逃避刑罰，對可以證明其犯罪的各種痕跡、物品等進行銷毀的行為。如果行為人不是出于這三種目的而實施暴力或者暴力威脅行為，就不能以轉化型搶劫罪論處。如犯罪嫌疑人在實施盜竊、詐騙、搶奪過程而尚未獲取財物時，被人發現，當場使用暴力或者暴力威脅行為，從而取得其尚未獲取的財物，則其主觀目的是為了取得財物，不符合轉化型搶劫所要求的行為目的，而是可直接適用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以搶劫罪定罪處罰。

2、客觀行為。轉化型搶劫所要求的客觀行為，必須是行為人實施了“暴力或者暴力威脅行為”，在認定過程要準確把握“暴力”的度，做到有的放矢。因為在現實生活中，如果行為人因犯罪行為被發現，為了逃走、避免抓捕總會實施一定的暴力行為，如果不論暴力行為的輕重，而一概處以刑罰較重的搶劫罪，則會導致刑比罪重。在標準搶劫罪，暴力、脅迫是其取得財物的手段，相比，在轉化型搶劫中行為人實施暴力前已經有盜竊、詐騙、搶奪等取得財物的行為，其實施暴力的目的是為了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動機與主觀惡性相對較輕，對其暴力的掌握上應當有所限制，應重于標準搶劫罪的暴力要求。對于在抓捕過程中，為逃避抓捕而推推撞撞，使用拳頭等輕微暴力，未造成傷害后果，不宜以轉化型搶劫罪定罪。對于未持有兇器的語言威脅的，因為其不存在現實的危險性，也不宜以轉化型搶劫罪定罪論處。在“盜竊、詐騙、搶奪”未構成犯罪的前提下，對“暴力或者暴力威脅行為”更加嚴格掌握，明確兩點：一是使用暴力致人輕微傷以上后果的；二是使用兇器或以兇器相威脅的。使用兇器或者以兇器相威脅的，應當包括刀具、木棍、磚頭以及甚至仿真槍等有形物品，因為其存在造成當事人輕傷以上后果可能或足以導致被害人產生恐懼心理而不敢反抗。

3、時空條件。時空條件體現出前提行為與轉化條件中客觀行為的密切聯系性，要求暴力或者暴力威脅行為是“當場”實施的。這里對“當場”不能狹義理解為犯罪行為的現場和犯罪行為的當時，而應廣義理解為與犯罪行為具有時間的密切連續性和對犯罪現場空間的合理延伸性。我在網上看到一個案例犯罪嫌疑人王某和張某一天深夜發現一輛摩托車停在房子外面，犯罪嫌疑人剛轉動車鑰匙，警報響起，犯罪嫌疑人立即棄車而逃。事主張某聽到警報聲遂從家走出來，未發現其他人。正要回屋時發現車鑰匙被轉動，想偷車賊必定就在附近，于是騎著摩托車沿街尋找，就在前方不遠地方發現一個人（王某）藏在屋檐下，李某探身走過去，王某從身上拔出刀刺向李某腹部，經鑒定構成輕微傷。本案是否屬于“當場”使用暴力存在曾有爭議。因為本罪犯罪嫌疑人實施暴力的場所與其盜竊的場所不屬于同一場所，但應注意本案中一是從張某聽到警報聲出來，到發現王某時間間隔很短，二是王某隱藏在前方不遠的地方，尚在張某可以尋找和控制的范圍內，在時間上具有不間斷的連續性，并且犯罪嫌疑人尚未脫離張某可以控制范圍內，其藏身處應視為對盜竊現場的延伸。所以王某應視為當場使用暴力，雖然其前提行為是盜竊未遂，但使用兇器造成輕微傷的后果，符合轉化型搶劫罪的構成要件，構成搶劫罪。由上述案例可知要在實踐中準確理解“當場”的含義，應把握以下三點:第一，“當場”可以是實施盜竊、詐騙、搶奪的現場，既時間上是一致的，空間上是同一的，這是轉化型搶劫罪的最典型的表現形式。第二，“當場”可以是先前的盜竊、詐騙、搶奪行為實施后離開現場時即被發現和追捕過程中所延伸的空間，這是轉化型搶劫最常見的表現形式。第三，在時間上，盜竊、詐騙、搶奪行為在實施后很短的時間內，尚未逃出監視、控制的范圍，既被發覺而處于不間斷的被抓捕過程中，時間上是連續的。在這個連續的時間內，對于犯罪人所實施的為抗拒抓捕等當場實施暴力或暴力相威脅的，都應依搶劫罪論處。但是，如果抓捕過程中，因犯罪人脫離抓捕人耳目所及范圍，致使抓捕人不得不停止抓捕活動，在事后（包括在通緝過程中）被其他人發現進行抓捕，其當場實施暴力和暴力相威脅的，不能以搶劫罪論處。

以上是我對轉化型搶劫罪認定標準的一點粗淺認識，在這里大家進行探討，望能借此機會相互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