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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哲學范文第1篇

從價值論維度看，生命個體不僅是被動性概念，也是個自主性概念。受達爾文主義的環境選擇和生存競爭概念的啟發，康吉萊姆在把個體性理解為一種存在論關系范疇的同時，又賦予其價值論的意義。他指出：個體性概念和生命價值概念之間有著密切關系。“一個生命體不能被歸結為各種影響作用的交會地”，就是說，不能把生命體理解為一個純然被動的概念。恰恰相反，“有機體所依賴的那個環境是被有機體自身所建構和組織起來的”。一個與其環境深度融合的生命體具有這樣一種存在特性，即：它根據自己的需要而賦予周圍的事物以意義，而“從生物學和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意義是對與某個需求相關的價值的評估”。這種評估意味著，有需求的存在者是在建構一個不可還原的價值論參照系。根據對生命個體性概念的這種價值論解釋，康吉萊姆指出了現代生物學的一個基本缺陷：它試圖將對意義的思考驅除出它自己的領域，使自己完全服從于物理化學的科學精神，將它自己的自主性拱手相讓。實際上，生命價值在生物學中具有優先性，因此，對于以生命個體為研究對象的生物學來說，它首先應把生命體理解為一種意義的存在者，把它看作是價值秩序中的一種性狀。換言之，生命個體以其自身為中心來組織它的周圍環境。從認識論維度看，生命與概念不是對立的，而是同一的。康吉萊姆對生命個體性概念的第三種反思是從認識論上進行的：生命與概念之間具有什么樣的關系？或者說，生命研究如何可能？為了解答這一問題，康吉萊姆把目光轉向了西方哲學史———盡管他非常贊賞黑格爾的生命與概念具有同一性的思想，但他還是遠溯到了希臘時代的亞里士多德。在亞里士多德看來，生命體的本性是“靈魂”，而靈魂“同時是生命的現實、實體和它的規定、邏各斯”。康吉萊姆認為，亞里士多德用作生命原則的靈魂概念和現代分子生物學的生命概念具有類同性。

按照現代分子生物學的看法，生命具有“信息性”，生命本身就是信息，生命個體性可以被理解為“信息交換”。因此，現代分子生物學和亞里士多德的生命觀都認識到了，所有的個體生命中都存在著一個邏各斯或概念。當然，康吉萊姆在這里只是以類比的方式表明了生命與概念之間具有同一性關系，而他對這種關系的證明，是通過吸收柏格森的有關思想來完成的。按照柏格森的觀點，概念是在生物進化過程中誕生的，它本質上是一種用以擴展人類機體適應其環境的能力。在這個意義上，概念就是工具，換言之，概念認識是有用的。但與此同時，概念認識又是虛構的，它不能揭示生命的真實本質，只有直覺認識才能夠使我們真正地理解生命的本質。就此而言，概念是與生命相對立的。另一方面，就有機體都可以同化它們體外的事物以用于攝入營養和維持生存來說，它們也完全可以被看作具有“概括”這種官能。在此基礎上，康吉萊姆進一步指出，“并不是只有完善的有機體、肉眼可見的有機體才能夠概括。所有的生命體，細胞、機體組織都可以概括。在任何層級上，生存都意味著選擇和忽略。”由此來看，概念和生命就不是對立的，而是同一的。因此，如果說從環境中來吸取生存必需物是所有生命體的典型趨向，那么人類的抽象認識是對這種典型趨向的一種獨特而重大的擴充。根據生物信息和認知信息之間所存在著這種同一性，康吉萊姆得出結論說，“生命即概念”，生命是意義和概念，概念在生命之中。

二、生命現象的深層特性：疾病、健康與差錯

在闡明生命的本質是個體性這一核心旨趣之后，康吉萊姆接下來試圖揭示生命現象的深層特性。而他對生命現象的探索，是在對現代醫學中的“健康”、“疾病”、“差錯”等基本概念的哲學反思中完成的。1．疾病疾病并非對“常態”的偏離，而是病人作為一個“整體”所遭遇的痛苦。法國醫學傳統的一個根深蒂固的基本觀念是，“健康即常態”。這里，所謂“常態”是指“理想常態”，也就是一種用以定義健康狀態的“統計學的常態”。基于這一常態概念，法國醫學對疾病和健康進行了界定。疾病被定義為一種對理想常態的偏離，它表現為“正常狀態的量的變異”。就是說，病理現象被描述為一般生理現象在強度上的增大或減弱。在康吉萊姆看來，這是一種疾病的實證主義觀念；然而，實際上，疾病不能被還原為一種生理參數的量的變異。他認為，這種量的變異無疑可以成為疾病的一種指標，但只有當它反映作為整體的有機體的偏離，反映一種量的變異時，它才能被認為是病理的。例如，根據與血糖含量相互作用的其他參數，血液里同樣的葡萄糖含量對一個個體來說是病理的，但對另一個就不是。確定一種癥狀是否為病理的關鍵，在于“它在一個個體行為的不可分割的整體中所具有的內在關系”，脫離這種內在關系、孤立地談論癥狀和疾病是沒有意義的。因此說器官、組織、細胞有疾病，這種說法在醫學上是不正確的，“對所有的生命體來說……疾病只是作為整體的機體組織的疾病”。而從機體組織這個整體來看，疾病其實是生命的消極價值的存在，而消極價值是整個生命價值的一部分。在這個意義上，疾病是人類存在的一種獨特性質。正因為如此，用以確定疾病狀態的，就不是對規范和標準的偏離，而是病人所遭受的痛苦。病人的痛苦具有個體性，正如中國傳統醫學所表明的，醫生所治療的每一位病人都代表著一個不同的病例，他們都展現出了自己的特殊性。2.健康健康并不是“常態”的恢復或持續，而是生命個體對環境的適應與創造。與上述關于疾病的哲學定義相適應，在康吉萊姆看來，健康也不是指恢復到由理想常態所定義的正常狀態，相反，健康是指生命體經由容許自身變異的空間而對變化無常的環境的適應。這種適應不應該被理解為“自我保存”，“自我保存不是生命的普遍特征，而是一個衰弱與退縮生命的特征。一個健康的個體能夠面對風險。健康是創造性的，能夠在劇變中存活并且創造。”

與此相應，痊愈，作為一個從疾病到健康的概念，也不應被理解為是恢復到先前理想健康的狀態，而應理解為一種新的“個體常態”。痊愈不只是一種對先前正常狀態的回歸，它在本質上意味著一種新秩序的出現。3．差錯差錯，是生命的正常表現形式，是生命多樣性的表征，是生命適應環境的創新能力，是科學思想史的“連續”。“差錯”本來是一個病理學概念，但它一經誕生就立即引起了法國哲學家的注意。法國哲學界對于差錯的把握主要有兩條研究軸線，一條是科學認識論軸線，另一條是生命科學史軸線。但不管是哪一條研究軸線，都深受康吉萊姆差錯觀的影響，以至于福柯稱康吉萊姆為“一位關于差錯的哲學家”。那么，康吉萊姆的差錯觀究竟是什么呢？康吉萊姆首先提問道，假如某些生態學家或分子生物學家的觀點是正確的，即：生命體早已被編程，生命是嚴格地按照既定程序來展開的，那么，我們又該如何來解釋生命現象中的“差錯”？生命科學家把“差錯”歸因于遺傳錯誤，又將遺傳錯誤歸結為信息錯誤。與此不同，康吉萊姆認為，大量的錯誤是在對環境的錯誤認知過程中產生的。人類出了錯誤，是人類將自己置于錯誤的地點，與環境產生了錯誤的關系，以及在錯誤的地方接受了使自己生存、行動、繁榮的信息。然而，這是正常的。康吉萊姆堅信，為了生存，我們在出錯后適應，這應當是生命的基本形式。生命的本質中已包含著出錯的可能性，比如先天基因遺傳缺陷。不過，疾病所表現出來的生命的可錯性，正是生命的多樣性的表現，它體現了生命打破舊規范的能力。基于這種理解，康吉萊姆指出，科學認識無非是對正確信息的“迫切探尋”。這種正確信息只能部分地在基因中發現。遺傳密碼為什么以及如何被激發而起作用？結果是什么？康吉萊姆認為，這些問題只能在生命的前后具體情形中被恰當地提出并給予解答。以差錯之于生命的內在性為基礎，康吉萊姆進一步提出，包括人類在內的生命是永遠不完全在其位的生命體，是注定會“出差錯”、必定有“差錯”的生命體。概念，就是對這種偶然性的回應。而“一旦承認概念就是生命自身對于這種偶然事情的應答，那么我們就應當承認，差錯乃是造成人類思想和思想史的根源所在。”

具體地說，真與假的對立，人們對此二者的賦值，以及不同的社會和同一社會中各種機構所產生的與這種對立相聯系的權力效果，所有這一切，都不過是對生命所固有的差錯所做的延遲了的答復而已。如果說科學史是不連續的，也就是說，只能把科學史當作一系列的“修改”，那么“修改”實質上就是真與假的再分配。不幸的是，這種再分配永遠不會把終極真理透顯出來，因為在康吉萊姆這里，“差錯”并不是某種真理的遺忘或延誤，而是人類生命和物種之間所特有的維度。在康吉萊姆看來，生命在自身中包含著差錯的可能性，因此在生命的日程表上真理即是錯誤，而真與假的剖分，以及人們賦予真理以價值，是生命所能發明的最奇特的生活方式。差錯是生命史和人類歷史所固有的持久的偶然之事，由這種差錯觀出發，康吉萊姆緊密地將生物學知識同他自己的獨特的生物學史寫法結合起來了。他拒絕像進化論者那樣去“推導”生物學史，他所關注的是顯示生命與生命認識之間的關系，并在這種關系中來追尋價值和規范的蹤跡。

三、對生命科學的哲學反思

根據以上對生命本質和生命現象的哲學思考，康吉萊姆對包括生物學、醫學在內的生命科學進行了哲學反思，試圖為現代生命科學奠定新的哲學基礎。對于生物學，康吉萊姆特別關注研究對象的建立和概念的形成。顧名思義，生命科學是“關于生命的知識”，但問題是：生命如何能夠成為科學認識的對象？康吉萊姆對這個問題的思索包含如下幾個要點：第一，生命科學的研究對象并不是自在地就成為生物科學的研究對象，相反，它是被“假設”出來人為地成為生物科學的恰當對象的。通過對反應、畸形、畸形環境、細胞、內分泌和調節等概念的考察，康吉萊姆得出結論：生命概念實質上是從全部生命現象中抽離出生命體所特有的過程的產物。因此，生命與認識之間不存在根本的沖突。第二，生命固然意味著調節和自動保存，生物學當然要去探索保證這些程序得以順利運行的物理和化學機制，但是，另一方面，生命科學家不應忽視的是，這些機制同樣顯示出了生命的特殊性，例如疾病、畸形、怪胎、差錯等。因此，生物學如果忽略了生命特殊性的具體表現，那么它就不可能真正地成為關于生命體的科學。實際上，人的理解力只有承認生命的獨特性才能適用于生命，或者說，人的理解力只有在承認生命具有獨特性的前提下才可能真正地認識生命。第三，生命科學作為“科學”，它要獲取認知信息，就此而言它與其他自然科學不存在本質上的不同；然而生命科學是關于“生命”的科學，正是這一點使得生命科學不同于其他自然科學，也決定了生命科學不可能更不應成為物理學、化學等其他自然科學的殖民地。針對生物學完全被物理學和化學的精神所籠罩的現實狀況，康吉萊姆直截了當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我們對一種沉溺于物理化學科學的生物學沒有什么好期待的，這種生物學被還原為或淪落為了那些科學的附庸”。言外之意，生命科學有著不同于物理和化學的獨特的研究范式。第四，從總體上說，一種認識如何能夠成為生物學的認識？康吉萊姆給出的答案是，由于生物學研究的是生存著的和傾向于生存的個體，即那些傾向于在一個給予的環境中盡最大可能實現自己的能力的個體，生物學在根本上所要研究的，就不僅是那些可以納入分析視野的作為部分的對象，更為重要的是，還有那些價值化環境的個體性全體。針對在生物學研究中大行其道的分析方法，康吉萊姆強調對于生命現象應該持一種整體論觀點，其目的是要生物學研究恢復生命與認識之間的親緣性。正因如此，生命科學需要以一種適當的方式來編寫自身的歷史并自覺地提出專屬于自己的認識論和價值論問題。具體地說，生物學應當把自己理解為直接或間接地解決人與環境之間緊張關系的一般方法。眾所周知，現代醫學常常稱自己是一門“科學”，一門關于正常和病理的科學。針對現代醫學的這種自我意識，康吉萊姆在其1943年撰寫的博士論文《論正常與病理的若干問題》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是否存在關于正常和病理的科學？”在他看來，醫學不是一種關于正常和病理的科學，現代醫學中的“正常”和“病理”概念是有問題的。在現代醫學中，這兩個概念都是基于理想常態概念而建立起來的，所謂“正常”是指符合理想常態的狀態，而所謂“病理”是指對理想狀態的偏離。這兩個概念的問題根源于理想常態，因為后者本身就是成問題的。理想常態是指一種統計學平均值、一種抽象物，它在現代醫學中被認為是普遍適用于所有的具體個體，這就表明，它的最大問題恰恰在于它完全忽視了個體性。因此，如何基于個體性來重建正常和病理概念，是現代醫學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從他的生命個體性概念出發，康吉萊姆提出，如果現代醫學是一種科學的話，那么它也應該是一種相當不同的科學。在他看來，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病理的，這個醫學問題其實只是生命價值之本質這個一般問題的一種特殊情況。對所有的生命存在者來說，“常態只是自然選擇所維持的一般偏離形式”。他強調了生命價值與個體變異性這兩個概念之間的內在聯系：不能把不規則和反常設想為影響個體的意外，而應看作是個體的實存自身，“生命體的各種形態不被看作是參照某種先定的真實類型的存在者，而更多地被視為一些機體組織，這些組織的有效性，即它們的價值，需要參照它們可能的生命的成功。”

針對理想常態，康吉萊姆提出了他自己的常態概念，即“個體常態”，以個體常態來替性常態。個體常態不是一種統計學平均值，不能以統計學的方式被定義，它是一種新的常態，即個體組織與其環境之間的關系的一種新結構。康吉萊姆并不滿足于僅僅提出關于現代醫學的規范性觀念，他還力圖將這種觀念建立在客觀性的基礎之上。他所采取的策略是將現代醫學和現代生物學溝通起來。這里，我們以現代生物學中關于特例和變種的看法與現代醫學中關于病態和常態的看法的類同性來說明這一點。現代生物學中關于特例和變種的流行看法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它認為特例或變種因為偏離了理想常態因而是病態的，另一方面它又認為，如果變種或特例成功地存活下去的話，那么它就是正常的。這種矛盾迫使康吉萊姆去提問：一個偏離理想常態因而是異常的個體，例如一只無翅的果蠅或一位酷兒，究竟是有病的個體，還是生物學或生活方式的創新？康吉萊姆指出，如果我們放棄理想常態概念，而將生物學中的常態概念理解為生物構造、行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關系，那么生命形式的變異恰恰就是對劇變的環境的一種有彈性的、有成效的適應。相反，缺乏變異的即常態的生命形式有可能因生存條件的改變而走向滅絕。事實上，在生物界，隨著生存條件的改變，新的生命形式取代舊的生命行為而成為常態是屢見不鮮的客觀現象。同樣，現代醫學中所謂的“病態”，在一定條件下其實就是常態。在既定情境下，任何存活的生物都是常態的。既沒有常態的環境，也沒有哪種生物構造就其自身而言是常態的，而是生物與環境之間的關系界定了什么是常態。現代醫學中所謂的“病態”其實只是指不符合已經得到確認的常規，其實這種“病態”也應該被理解為常態，即理解為有機體與環境之間的關系。

四、結語

康吉萊姆的生命科學哲學以對包括生物學和醫學在內的現代生命科學的反思為其出發點。現代生命科學家認為，動植物生存于其中的生物環境不過是由物理的、化學的和機械的種種自然法則所構成的體系而已，因此它在理論上具有不變性。不僅如此，就連有機體的生物構造本身也是不變的。在康吉萊姆看來，現代生命科學的這一不變性假設，以及以它為基礎所構建起來的“理想常態”，其實都是抽象的產物，它的根本缺陷在于抹煞了生命的個體性。于是，康吉萊姆生命科學哲學的致思路徑就是，對現代生命科學的基本理念、基本概念進行批判性反思，進而立足于生命的本真狀態來切近地沉思生命本身。質言之，在康吉萊姆那里，所謂生命本質上是一種個體性。正是站在個體性的立場上，康吉萊姆達到了對生命的更為深刻的認識。各門自然科學的發展使得我們可以在細胞、分子等水平上來更為精準地科學地認知生命，但是我們決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生命只是一個科學問題。恰恰相反，在康吉萊姆看來，死亡、疾病、畸形、異常、差錯等生命現象，有著價值論與政治的問題。正是由于無見于此，現代生命科學將“差錯”錯誤地描述為某種“偏離形式”。實際上，被理解為“偏離形式”的“差錯”本質上是生命個體相對于普遍整體而言的特殊性，從個體性立場來看，它恰恰是一種常態。在康吉萊姆看來，生命既是一種維持現狀的防御性活動，更是一種創造新的斗爭活動。這就表明：其一，生物的“常態”不可能是一個靜態的、均衡的和凝固的概念，而只能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其二，生命活動有其價值屬性，因此“常態”是一個價值論概念，而決不是像現代生命科學所認為的那樣，是一個純粹的統計學意義上的概念。基于這種認識，康吉萊姆構建了其生命科學哲學的歷史認識論，強調“生命即概念”，從價值維度重構了“正常”、“病理”等范疇，要求生命科學研究從“理想常態”轉向“個體常態”，并且恢復生命與認識之間的親緣性。可以說，康吉萊姆的生命科學哲學，對于我們重新思考醫學、生物學等生命科學的理論基礎，并對它們的實際應用展開社會學和倫理學的考量，無疑有著極為重要的啟示作用。例如，如果我們把基因的變異看作是缺陷并進而夢想著去消除這種缺陷，那么很可能“在這個夢想的結尾，我們卻發現了基因警察，他們披著基因科學的外衣……夢想找到絕對的藥方，往往就意味著夢想找到比疾病本身更為惡劣的藥方。”

生命哲學范文第2篇

和馮玨的采訪約了很長時間，因為作為TOM副總裁的她有出不完的差，開不完的會。最終采訪約在了她的辦公室附近。剛升格為媽媽的馮玨身材恢復得很好，素雅、修身的連衣裙、淡淡的妝容，女強人馮玨也是IT界著名的美女。

馮玨從小生活在北大燕園，母親是文學大家宗璞，父親是中央音樂學院的教授蔡仲德。一家人都和馮友蘭生活在一起，馮玨也管外公馮友蘭叫“爺爺”。

“記憶中，爺爺一直是很平和的人。他對所有人說話的語氣都是一樣的，我甚至不記得他有任何不高興的時候。”現在回想起來，馮玨相信，爺爺的內心世界應該很豐富，也很強大。“建國后到改革開放前，他經歷了很多人生的起起伏伏，但他有一個哲學家的完整的內心世界。”

馮友蘭每天的作息都很規律。“每天早上六點半起床，天天如此。他生活節奏即使有改變，也是被迫的改變，比如過節放假了，平時來協助他寫書的助手不來了，那他當日的安排才會有一些變化。起床后會鍛煉一下身體，原來身體好的時候會出去散步、做操，慢慢地改成在院子里散步，再后來就只能在房間里走走了。早上八點半，他便進了書房，直到午飯的時間都在寫書。有時候家人會去敲門，叫他吃飯。”

馮友蘭的晚年幾乎是耳目失聰，他調侃自己“呆若木雞”。即便如此，85歲高齡的時候，他還堅持口述，完成了《中國哲學史新編》。

“爺爺有著驚人的記憶力。最后幾年，他頻頻住院，躺在病床上或者下午在家不工作的時候就開始背誦杜甫的詩。我母親也是一樣，前段時間我還試著考她，沒想到她真能把《紅樓夢》每一回的題目都背出來。”讓馮玨有些傷感的是，84歲的母親現在也有像爺爺當年那樣“耳目失聰”的趨勢，但還在堅持整理爺爺的資料，同時還要進行自己的小說創作。“遺憾的是我幫不了她。”

在輪椅上度過的幾年，馮友蘭沒有絲毫抱怨。在馮玨看來，爺爺對生活沒有任何超出常人的要求，甚至可以說沒有什么要求。“可能是因為他的內心世界很豐富，所以不在意現實生活中的那些難處。他的衣服特別簡單，永遠是那幾套，到了換季的時候，也都是我母親操持。他的心思幾乎都在學術上，生活上的事一竅不通，也不需要他操心。”

“我常給爺爺讀報，他不評論，只是安靜地聽”

馮友蘭一直會收到很多讀者來信，只要有空，馮友蘭就一定會一一口述回復，讓助手。有時候，助手沒來上班，女兒女婿又都忙，馮友蘭便會讓小馮玨來幫忙。“那時候，我大概才上小學。他很尊重我，會讓我在讀者回信的最后注明孫女馮玨。那個年代的人也很可愛，等再回信的時候，還會說問馮玨同志好。”

馮玨記憶中，爺爺從沒有引導她去讀過什么書，更不會給她講述哲學問題。對于年少的馮玨而言，那些哲學問題畢竟“過于深奧”。

飯桌上，爺爺總會和父母討論些大的話題，小時候的馮玨基本插不上話。

周末或者寒暑假助手休息的時候，馮玨就負責給爺爺讀報。“當時市面上有的報紙我們家都訂閱了，先給他念一下大標題，他愿意聽的就繼續念文章內容。但從不評論，只是安靜地聽。”馮玨告訴記者，其實爺爺也很關心周邊的世界。“我記得改革開放初期，有親戚來家里，還和他討論深圳特區的開辟；對國際局勢也一樣，上個世紀 80年代的兩伊戰爭他當時也很關注。”

作為哲學家，他有著超脫世俗的深邃與豁達，但面對家人，他也只是一個疼愛子孫的老人。他對孩子們都非常關心，只是不善于言語上的表達。馮玨記得表哥從美國打電話回來，那時候還沒有無繩電話，他住在離電話最遠的房間，當時行動已經很不方便的他每次都一步步地從房子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去接孫子的電話。

“他的內心對每一個人都抱著最真摯的情感，不管是對于家人還是對于讀者。他善良到家里來了騙子都不會轟走。”馮玨還記得她上小學的時候，家里來了個騙子，自稱是河南的親戚，希望爺爺給他些錢。“爺爺從來就不用錢的，反正是把身上有的幾塊錢全都給了他。那人拿了錢還不走，一直在我家呆著。這種欺騙的事情對于他來說特別陌生。他也不知道怎么辦。后來我回家，我們一老一小就看著那個騙子，特別有意思。”

在馮玨的成長中，從來不會因為有什么困擾而去請教爺爺，因為她知道“爺爺做的事情是特別神圣的，絕對不能去打擾他”。有時候，爺爺出去散步，小馮玨會在后面跟著，但也沒有太多的交流。“他可能散步的時候都在想學術問題吧！但一點也不會覺得他嚴肅，沒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覺。”

“生意場上更人文，像爺爺一樣尊重每一個人”

馮玨笑著回憶道：“家里的每一個角落都是書，隨手可及，除了廚房和餐廳。”但小時候，馮玨更喜歡看《格林童話》，再大一些喜歡上了狄更斯的書。

家里的氛圍特別民主，父母沒有刻意去培養馮玨在文學上的興趣，而是尊重馮玨對建筑的興趣，讓她去學了繪畫。“只是我天資實在不夠，但我現在依然覺得建筑很美。”馮玨坦言出身于書香門第卻選擇了從商，也只是因為那個年代正好是商業浪潮席卷的年代。

在從商的道路上，馮玨走得一帆風順，成為了光芒四射的成功人士，但背后卻付出了超乎常人的努力。“互聯網行業的競爭是非常激烈的，甚至很殘酷。二十幾歲的時候，我拼得很狠，早餐安排個會，上午安排三個會，午餐還有工作會，到了下午還能安排三個工作會，晚餐后還能再見一撥人……年輕的時候身體和精力都很好，也希望能去證明自己，總想著把事情做到更好。”

生命哲學范文第3篇

關鍵詞：書法藝術；計白當黑；布白；時間和空間；節奏和韻律

中圖分類號：J29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9841(2011)05－0214－02

中國書法是一種黑白藝術，書法中的布白(空白)與點畫(著墨處)形成了黑白對比融合中的書法藝術獨特的審美質素。書法藝術變幻莫測的空間與時間變化，寬窄自在的陰陽布白，加上濃、淡、干、濕、枯的用墨變化，明陰洞陽，使欣賞者感受到無盡的書法之美。書法黑白藝術的美學源頭可以追溯到老子，《老子》二十八章：“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近代書法藝術家鄧石如提出“計白以當黑”，直接而巧妙地將老子的哲學觀應用于書法實踐，抓住了書法藝術造型及布局的關鍵。《老子》十六章說：“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并作，吾以觀復。”就一幅書法作品而言，虛就是白，實就是黑。黑白互動的美感，與《老子》二章“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后相隨”闡述的道理一樣，書法中的“黑”和“白”也是相輔相成的，白之不存，黑將焉附?白紙上的黑線條、黑字形，固然值得品味，如果沒有“白”的襯托，也顯現不出它的美來。

一、布白與書法藝術的和諧之美

書法是借助于兩維書紙而展開的三維空間藝術，也就是在平面的白色紙上布置黑色的筆墨線條。人們常稱“經營布置”或簡稱“布白”，從王羲之到張旭、顏真卿，都有過“精巧布置”方面的論述。王羲之甚至把書法創作比喻為“將軍布陣”。清人笪重光《書筏》說“巧妙在于布白”，又說“黑之度量為分，白之虛靜為布”。但是，如何才為“巧”呢?“巧”的最高原則應該是整體的和諧統一，字與字之間布白，行與行之間布白，整篇總體布白，必須和諧統一。換言之，就是要達到黑之和諧，白之和諧，黑、白之和諧。書法的形式要素由黑、白共同組成，影響人們視覺效果的也是黑、白的綜合形象。只有黑或只有白不會有書法，黑、白失調也不是好的書法，難以給人以審美愉悅。

由于書體的不同，和諧有整齊和諧、錯落和諧以及整齊和諧與錯落和諧相互交織的和諧之分。楷、隸、篆書以整齊和諧為主，整齊中不失錯落。行、草書動感較強，以錯落和諧為主，錯落中不乏整齊。這是就一般情形而言，實際上，不同書家由于性情不同，書法風格也往往不同，處理和諧的方法也不盡相同。笪重光《書筏》又說：“匡廓之白，手布均齊；散亂之白，眼布均稱。”“匡廓之白”指方正的空白，一般指小的范圍，比如單個字或靜態的字體(楷、隸、篆)，其章法布白是整齊的；“散亂之白”指錯落的空白，用手去量雖不整齊，用眼去看卻勻稱、舒適。在動感較強的行、草書中多見。但不論哪種情況，都以總體和諧為基本原則。和諧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平衡和勻稱，即使是散亂錯落的空白，給人視覺上的總體感受也應當是平衡和勻稱的。總之，書法創作要立足于黑，放眼于白，通過白、黑之間點線、塊面的對比變化，以求整體上白與黑之間的平衡和諧。

二、書法黑白藝術的空靈之美

書法造型所依附的紙張雖然是平面的，是在兩維空間展開的，但人們往往盡力去追求三維的空間效果，即書法的立體效果。因此，“計白當黑”論對我們還有進一步的啟示。

阿恩海姆說過：“在紙面上畫一條直線，這條直線看上去不像是位于紙面以內，而像是懸浮在這個平面上方的空間之中。”這種視覺上的變化，使書法藝術中黑色的線條在白色空間內有了立體感，從而為書法藝術營造出更加悠遠空靈的意境。但對于一個成熟的書法藝術家來說，只憑這種原始的表現手段遠遠不夠。表現書法三維空間效果還有其他一些更重要的手段，比如線條的質量，墨色的變化，點、線、面、塊與空白空間的分割對比等等。

書法線條的立體感是書法藝術的生命。實踐表明，只有通過中鋒用筆才能得以實現。宋代米芾說：“得筆，則雖細為髭發亦圓；不得筆，則雖粗如椽亦扁。”其中所說的“圓”，指的就是線條的立體感。然而，要寫出有力度感的線條，僅中鋒用筆還是不夠的，米芾所說的“得筆”，也就是得中鋒的用筆效果，起碼包含以下幾點內容：一是線條圓滿厚實的中鋒用筆；二是提按頓挫，逆澀行筆；三是線條中融入適量蒼勁枯老的、著紙力行的枯渴筆；四是線條與線條之間的精確組合所形成的穩定重實感。

墨色的變化為書法藝術的黑白對比提供了無限的立體空問。中國書法的結體及章法，如同中國的建筑與園林藝術，突出地表現了中國人的空間意識。中國的建筑與園林藝術總是采取種種辦法，通過巧妙布置空間、組織空間、創造空間，創造出與自然融為一體的一統天地，給人帶來舒適暢快的自然的審美享受。書法藝術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就是這種處理空間的藝術。空間的縱深度取決于空白的大小，同時也與黑線的形態和色彩的深淺有一定關系。一般情況下，空白越大，縱深度越深；空白越小，縱深度越淺。平直線造成的空白整齊，縱深度也大體相等；弧曲線造成的空白不整齊，縱深度則不等。如果再加上用墨干、濕、濃、淡、枯的自然變化，創造出無數個陰面和陽面，使縱向深度和橫向深度不斷發生變化，畫面的立體感就會顯得更強烈。如枯、濕筆的穿插，前一筆枯，而相迭的后一筆濕，枯筆在視覺上顯然離觀眾遠，而濕筆則顯得近，其余濃、淡、粗、細的穿插也可如是觀，這就構成了一個立體的空間框架。因此，只有將空白與空白、空白與黑線作為一個整體來綜合考慮，安排適度，做到疏處可以走馬而不覺其空蕩，密處不使透風而不覺其堵塞，才能產生富有立體感、靈動感和空靈感的藝術審美效果。

三、書法藝術黑白共奏的時空節奏與旋律

時間性和空間性都是事物的存在形式。空間是靜止的，時間是流動的。空間是時間延續的基點，時間則是空間生存的條件。時間還具有不可逆性，即不可重復性，如同音樂的時間美特征，在不可重復流動的過程中表現出的節奏和旋律一樣，書法也表現出與此相通的節奏和旋律，因而書法藝術又被稱為無聲的音樂。在這里，空間美是書法的外在形式，時間美才是書法的內在形式，其藝術韻律是由黑線和空白共同譜奏的。

節奏原指音樂中交替出現的有規律的強弱、長短現象，書法的節奏則表現為線條輕重、疾緩等變化。由于結體及章法的需要，線條會發生長短、肥瘦以及欹正、大小等變化。與此相應，一字之內筆畫之間、字與字之間、行與行之間所形成的空白也有疏密、大小等一系列變化，再加上干、濕、濃、淡、枯等多種用墨變化，黑白對比又會呈現出強弱、明暗之別。對于一個成熟的書法家來說，這些變化不是雜亂無序的，而是有著內在的規律性。書法正是在這些有規律的對比變化中，顯示出音樂般的節奏和旋律，成為一種表現著生命力量的藝術形式。

生命哲學范文第4篇

什么是稻盛哲學？

稻盛先生曾為我的著作《答案永遠在現場》作序，我認為，在近一千字的序言中，他把自己的思想基本說明白了——所有的東西都在現場這個基礎上，一個緯度是稻盛哲學、文化、心智，一個緯度是阿米巴經營體系。

可以把稻盛哲學的總體架構比喻成一座房子，地基是“在現場”，兩根柱子是稻盛哲學和阿米巴經營。我認為，我在里面做了一個小小的工作，即要讓公司的每一個員工，專注于自己的工作，不斷地改善。在這個過程中，按稻盛先生的說法，就是能形成心性的極大的提升。

什么是稻盛哲學？如果把這個問題提給稻盛本人，根據我對他的體悟和了解，他可能會這么回答：稻盛哲學就是當一個人碰到困難和問題時，他的解決辦法。比如說，我從27歲創業，我是搞技術的，既不懂金融也不懂管理。在這個過程中，我碰到過很多看起來不可能克服的難題，我當時就一門心思地把問題解決了。在這個過程中，心理的壓力是很大的。在解決問題后，我就把這個過程及時地記錄下來，例如，在心理上是如何調整的，然后就讓員工在第二天晨讀，在這個過程中，又對其進行修改。在這個反反復復的過程中，稻盛哲學就形成了。

因此，我們今天看到的所有的稻盛和夫的書，并不是稻盛和夫今天一個八十歲的老人回首往事，然后去想這個事是如何處理的，那個事怎么處理錯了。他是邊干、邊記錄、邊修訂，然后把以前寫的東西整合起來。正是如此，在閱讀他的書時，我們都會感到親切，有一種在場感。可以說，稻盛哲學的緣起就是從實踐的地圖上克服問題的一種心理過程。

人人都是稻盛和夫

在稻盛和夫經營企業和創建兩家世界500強的過程中，他醒悟了一個很大的道理。我認為，如果中國企業家和高管能對這個道理有些許體會，就可以解決很多難題。稻盛和夫取得了很輝煌的成績，他后來反思，對于公司而言，什么是最重要的？是高管？是技術設備？是強大的資本？都不是。最重要的是，在一線崗位上，有沒有負責的分析問題、判斷問題，創造性解決問題的員工。因此，我認為，如果用一句話概括稻盛的理論，有可能是“人人都是稻盛和夫”。哪怕你級別再低，哪怕你剛參加工作，你也可能是經營者，也可能是稻盛和夫，而不是只有那些管理人員才是。中國企業有一個怪象，高管往往以為員工是愚蠢的，而沒有認識到員工都是充滿智慧的。

我認為，企業管理的重點不是做別的，而是喚醒一線員工的生命感和價值感，然后激發他們去創造。如果中國企業家和高管，在學習稻盛和夫的過程中，能夠領悟到這一點，可能就不會“頭疼”了，員工也會很開心。

很多人都在探討稻盛和夫拯救日航的奇跡。在我的著作《垂直攀登：稻盛和夫的生命智慧與經營哲學》中，我總結了14點。但我發現，稻盛和夫在拯救日航時，就是在打造一個 “活力場”——只要你進入其中，就會極大的專注，追求工作中的極致。

那么，如何去打造這個 “活力場”？我在書中有一些總結，有哲學的統一，體系制度的建設，有一整套喚醒員工生命感和價值感的方法，還要有稻盛和夫這種摸底灌頂的方式——他要激發每個人的能力。在三個月內，和三萬多名員工握手，并詢問問題應該如何解決。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他的“信”，稻盛和夫建立的氣場是一個充滿信任（自信、被信、互信）的一個場。如果你的企業也有這么一個場，還有什么做不好的？在這一點上，中國很多企業家往往會比較糾結，感覺那是日本文化，在中國價值紊亂的社會背景下，很難做到。但我不這么看，關鍵還是你自己，作為當家人，你信不信你自己的這顆心。自信不疑人，疑人不自信，你自己整天都在猜疑，想讓你的高管，你的員工不猜疑，可能嗎？因此，用簡單一句話概括，稻盛和夫拯救日航，就是構建一個活潑潑的“活力場”，讓每個員工去極大的專注，不斷地創造新的業績。

以稻盛哲學的緣起之法，形成中國企業自己的哲學

在今年的3月16日，稻盛和夫了一條微博。他說很多人老是問我為什么成功。我給他們反復說，他們也不信。你要再我問，我還是要這么說，就那么一個點——作為人，何謂正確。他說，不是作為京瓷公司，何謂正確；不是作為企業主，何謂正確；也不是作為我是經營之圣，何謂正確；而是作為人，何謂正確。因為是“作為人，何謂正確”，就有了普遍的價值，就可以跟員工哲學共有。

如果把稻盛哲學說成是這個樣子，如果說稻盛哲學的緣起之法無非是及時地記下來，是在和員工長時間互動的過程中形成的。那么，中國企業有沒有哲學？中國企業在“冰封時代”開始搞企業，一系列的難題是稻盛和夫還沒有碰到過的。這些難題一個一個都解決了，中國企業發展到現在，是一大堆人解決了很多的問題。如果把解決這些問題的心法、過程、事件記錄下來，再提煉出來給八零后、九零后，甚至將來的兩千后來傳承，同樣是“稻盛哲學”。

但很多中國企業人和中國企業家沒有意識到，哲學就在他的身邊，反過來去外求，外求的結果就是會形成很多智障。比如，有些人在傳播稻盛哲學時，往往把稻盛和夫說成神，我們要有虔誠的心理，要一句頂一萬句。但是，只是學稻盛哲學的文句是沒有用的，必須要結合企業的問題和實踐來學。

之前，一個企業家告訴我，他買了五萬塊錢的稻盛和夫的《活法》，要發給員工看，改變他們的工作態度。我說大錯特錯，你以為員工工作態度的轉變，是看了一本書就可以了？不是，他會拿著稻盛和夫的書，360度地照你，看你是不是洗腦的，光說不練。反了，稻盛哲學不是用這種方式讓人去學的。首先，要看企業家自己有沒有這種生命狀態，要以身作則地來傳承。

生命哲學范文第5篇

一、 課堂重構：“知識課堂”向“生命課堂”的回歸

我們知道，“教育活動關注的是，人的潛力如何最大限度地調動起來并加以實現，以及人的內部靈性與可能性如何充分生成，簡言之，教育是人的靈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識和認識的堆積”[2]。“教育是因為人的生命而存在，生命的生長需要才是教育的最基本的內容。”[3]因此，在課堂教學中，“知識”與“生命”的關系就應該是：知識是手段，生命發展是目的；掌握知識要為學生生命的發展服務。所以，在具體的課堂教學過程中，實現“知識課堂”向“生命課堂”的轉型，就成為實現教育向生命回歸的必然需求。

1.“知識人”轉向“生命人”的時代教育需求

傳播知識是教學過程中的最基礎的部分。然而，在科技理性和工具理性占支配地位的課堂教學過程中，形成以教師為中心、以傳播學科教材知識為中心、以學生接受知識為中心的課堂行為特征。在這種“單向度”的傳道、授業、解惑的教學過程中，學生被培養成為標準化的教育產品，成為“重結果不重過程”、“重認知不重情感”的“知識人”。“知識人”這種教育現象的出現，違背了教育是一種對人的關注、關懷與提升的生命自我完善的過程。我們知道，“一切教育改革的終極目標是為了發展個性，開發潛能，使每個人的潛能得到充分發展，實現先哲們‘各盡所能’、‘人盡其才’的目標”。[4]同樣，“教育的基本作用，在于保證人人享有他們為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和盡可能掌握自己的命運而需要的思想、判斷、感情和想像方面的自由”。[5]所以，“生命人”的出現是教育得以從理性王國回歸生活世界、回歸生命世界的必然要求。因此，“讓課堂煥發出生命的活力”，實現“知識人”向“生命人”教育目標的轉變，就成為時代教育必然要求。

2.“知識課堂”向“生命課堂”的必然轉型

我們的教育要關注生命，就要提供生命發展的良好“土壤”，實現“知識課堂”向“生命課堂”的轉型。因為，“知識課堂”的教學過程特征是以教師傳播學科知識、學生接受知識為中心。在“知識”型課堂占主體地位的課堂教學過程中，一切惟教師、惟教材、惟教案是舉，知識至上，教學過程成為“單向度”的傳播過程，完全叛離了教育的生命內涵，失缺了生命的意義。同樣，它也是一種以“經驗”、“模式”為構件的“操作性教學”，教師在課堂中最為關注的就是知識點中的重點和難點，課堂教學成了對知識的注解與記憶過程，是一種低效率的課堂教學形式。對于教師而言，“知識課堂”是其將固定的教學內容，以極其固定的教學模式傳授給學生的教學過程。在整個教育教學過程，教師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全部被抹殺。對于學生而言，在“知識課堂”中，學習主要以死記硬背和機械訓練為主，學生成為接受知識的容器和奴隸，學生的主體地位不能很好地得以彰顯。“知識課堂”剝奪了學生發展生命、創造生活的權利，使學生陷于“科技至上”的世界當中，而忽略和遺忘了有助于其需要、情感和意志發展的“生活世界”。在“知識”型課堂占主體地位的課堂教學過程中，教學的雙邊活動成為單邊活動，教學由共同體變成了單一體，學生的獨立性、主動性和創造性都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學生的需要、情感和意志都沒有得到充分的關注，師生的生命價值都沒有得到充分的體現。

相反，“生命課堂”是在師生平等的交流和溝通中，師生間來共同探討未知領域的課堂教學過程。在“生命課堂”中，知識的傳播過程充滿了生命對話和生命交流。課堂教學的過程就是生命的洗禮、激揚和喚醒的過程，就是生命價值得以生成的過程。對于教師而言，“生命課堂”是其生命價值得到根本體現的場所，是其獲得精神的滿足與愉悅的過程，進而為其尋找“教師職業的內在尊嚴和歡樂”[6]提供了人生舞臺；對于學生而言，“生命課堂”是其學習與探究知識、發展智慧與感悟自由精神、發展能力與養育人性的過程，是其生命價值、人生意義得以充分體現與提升的過程。在“生命課堂”中，教學成為了雙邊活動，師生在生命對話和生命交流的相互間來進行知識教學，在相互交流、相互溝通、相互啟發中來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生命課堂”的教學過程，成為師生之間共同探討、共同分享、共同創造的過程，成為師生之間共同經歷的一段美好的生命歷程。

二、 哲學導向：“主知主義”向“人文主義”教育哲學的過渡

“生命課堂”體現了教育哲學觀的變遷，反映了教育哲學由對客觀知識的崇尚轉到對個體生命價值的追求。“教育的終極意義并不在于窮盡真理，而在于逼近現實的存在，回歸自身。教育是‘生命的運動’，是‘心智的體操’，以人自身為目的，教育才能走出形而上學，獲得單純的高貴。”[7]

以“主知主義”為哲學導向的“知識課堂”，把傳授知識和發展人的理性作為課堂教學的最高目標。在“主知主義”教育哲學觀的指導下，“知識完全成了理性的事業，而理性則成了同人的需要、人的情感、人的意志、人的生活絕對無關的東西，它實際上已經從現實的人中抽象出來，獨立出來了。因此，傳統理性主義所理解的知識的理性化，也就是知識的非人化、知識的非社會化。”[8]這無形中導致了教育異化現象的發生：教育偏離了正確的發展軌道，迷失了自己追求的精神家園，遮蔽了自己塑造人的靈魂的真諦。“在純粹認知的和抽象邏輯的知識傳遞、講求經濟、效率、秩序的技術理性歸訓的遮蔽下，個人的自然需要、對自我和社會意義的理解與感受等等漸漸被排斥于主流的教育理論話語之外，加之政治、經濟、社會等外在于教育自身的場域邏輯的強行介入，教育為‘人’而存在，并作為個體生命自然的舒展、生命的動感和勃發的生機與活力的具體展現形式，就更加難以尋覓其蹤了。”[9]教育教學的主陣地——課堂教學，從根本上成了與人的生命活動相脫離，違背人的生長發展規律和生命活動規律的活動。同樣，由“主知主義”而導致的“科技至上”的理念，也帶來了人的異化和人性之間的冷漠。因此，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要使教育從理性世界回歸到生活世界，回歸到生命本位，課堂教學的教育哲學觀就必然要發生改變。而“人文主義”教育哲學觀就是符合“生命課堂”所需的教育哲學觀。

我們知道，教育從根本上說是一個人文過程，是一個以人文主義的教育理念為指導所進行的人文關懷的過程。人文主義教育哲學觀是以人為中心和以人自身的完善與發展為出發點和歸宿的教育哲學觀。它通過引導學生對自己生命的人文思考和人文建構來發現生命的意義、實現生命的價值、促進生命的完善與升華。“生命課堂”的教學活動，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師生之間生命相互交往的活動。而“把教學本質定為交往，是對教學過程的正本清源”。[10]教師和學生在“生命課堂”教學過程中，通過民主平等的對話，互相影響、相互促進，使得各自的生命價值得以體現和彰顯。而人文主義教育哲學觀所追求的人的全面發展的主旨，主張通過人文學科的傳授使人的發展達到更高的水平和狀態，以實現對人性的拓展，確證人的主體地位和人的力量——教育既要關愛人的生命，也要激揚人的生命，使每一個生命個體都發揮出絢麗的光彩。因此，人文主義教育哲學觀體現了師生生命發展的主體需要，反映了師生人生生命的重要組成部分的“生命課堂”主旨。

三、 生命發展：學生、教師、學校三位一體的發展

以“人文主義”教育哲學觀為指導的“生命課堂”，是一種師生之間生命相互交往的課堂教學活動，必定能很好地促進學生、教師、學校三位一體的可持續發展。

1.學生：自主發展

我們知道，現代教育重視對學生的終身學習愿望、科學探究能力、創新意識以及科學精神的培養，而這些無疑都離不開學生的自主學習和自主發展。而“生命課堂”的教學，就有利于培養學生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引導學生質疑、調查、探究；有利于促進學生在教師指導下，富有個性的學習。首先，在“生命課堂”教學中，教師通過有意識的創設學習情境，從而引導學生去認識知識、發展知識，進行知識的構建，為學生的自主發展提供了適宜的土壤和廣闊的空間。其次，在“生命課堂”教學中，學生由被動接受知識轉變為主動獲取知識，通過自己去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在養成學生思考與探索的興趣、發展自身自主學習能力的同時，也使得學生的學習策略和思考策略、科學探究能力和敢于創新的探索精神得以養成。再次，在“生命課堂”教學中，民主、平等、合作的師生關系為學生創造了一個愉悅寬松的學習環境，有利于學生在學習過程去發現、去質疑、去創造，有利于發展學生想像未來、憧憬未來、規劃未來、設計未來的能力，從而真正有效地促進學生的自主學習和自我發展。最后，“生命課堂”采用有利于學生自主發展的發展性評價機制。我們知道，發展性評價就是為了促使學生參與評價過程，包括制定評價標準，以實現評價標準的內在化，形成內在的自我評價尺度。發展性評價的采用，有利于學生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培養，有利于促成學生形成積極的自我形象。

2.教師：專業發展

從關注知識到關注生命，意味著教師的工作中心從知識的傳授轉到促進生命的發展。而要發展學生的生命，就離不開教師生命的發展，教師專業化的發展。因為“沒有教師生命質量的提升，就很難有高的教育質量；沒有教師精神的解放，就很難有學生精神的解放；沒有教師的主動發展，就很難有學生的主動發展；沒有教師的教育創造，就很難有學生的創造精神。”[11] “生命課堂”的教學活動是一種師生生命的交往活動，有利于教師生命價值的生成、專業品質的提升。首先，有利于教師觀念的更新。知識本位觀念下的教師角色是知識的傳遞者，是“以教書為主”的人，是“教書匠”。其實，“教書”只是一種手段，教師工作的對象是“人”，是具有鮮活生命的生命個體。所以，“教書”不應該是、也不可能是教師的目的，“育人”、“成全生命”才是目的。在“生命課堂”教學中，教學成為師生間生命的活動，通過教學教師的生命價值得以確立。教師超越傳統的知識傳遞者的角色，創造新型的教師職業形象和教師的角色，創造新的精神生命，重塑教師的素質。其次，有利于提高教師的教育教學能力和科研水平。在富有創造性的“生命課堂”教學中，教師逐步培養起了對教學的興趣與信心，從而產生了對教師這種職業的成就感和幸福感，為教師提升其教育科研能力奠定了基礎。同樣，當教師的職業成為一種專業，是專業就有更高的要求——教師在其職業生涯中，將成為學習者、研究者和學生學習的引導者。這種集工作的創造性、挑戰性、趣味性等為一體的職業特點，必定會促進教師的教育教學能力和科研水平的提升。最后，有利于教師生命質量和生命品質的提升。“生命課堂”的教學過程，是師生之間一種共同交往、共享經驗的過程。教學活動成為師生在特定情境和為特殊目的而進行的知識、態度、價值觀等的分享活動，成為師生之間共同經歷的一段美好的生命歷程。

3.學校：持續發展

學生可持續發展能力、合作精神和終身學習能力的培養和養成，是學校教育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在“生命課堂”的教學中，教育教學活動成為“喚醒人的生命意識，啟迪人的精神世界，構建人的生活方式，以實現人的價值生命（即人生價值）的活動”[12]。學生在師生之間民主平等的課堂教學生命交流中，逐步養成思考與探索的興趣、科學探究能力和敢于創新的探索精神，形成勇于、樂于、善于面對未來生活的能力、態度和行為，進而造就在現代社會所需的生存能力和競爭實力。

總之，個體的生命是教育的基礎，也是教育的最終目的，“生命自身的本體地位、生命的珍貴、生命的尊嚴，是學校教育應該尊重的”[13]。以“人文主義”為教育哲學觀的“生命課堂”教學過程，是師生之間通過民主平等的對話，互相影響、相互促進，使得各自的生命價值得以體現和彰顯的過程。以“人文主義”為教育哲學觀的“生命課堂”，是追尋“課堂的生命活力”、追尋“教育的生命內涵”、追尋教育是“直面人的生命、通過人的生命、為了人生命質量的提高而進行的社會活動，是以人為本的社會中最體現生命關懷的一種事業”[14]的教育本義的過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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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林建成.現代知識論對傳統理性主義的超越.社會科學，19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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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鐘啟泉.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解讀.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206-207.

[11] 葉瀾.教師的角色與教師專業化發展新探.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1.3.

[12] 郭元祥.論教育的生活意義和生活的教育意義.西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