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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師范文第1篇

關鍵詞:會計師事務所任期;獨立性;審計質量

中圖分類號:F23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0)13-0225-01

1 問題的提出

美國《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頒布后,審計任期與審計質量的關系就引起了越來越多的關注。而近年來,世界范圍內連續發生了一系列上市公司進行會計欺詐、作為公司審計師的會計師事務所出具不實審計報告的事件,嚴重損害了投資者的利益,動搖了公眾對證券市場的信心,并引發了注冊會計師職業出現嚴重的誠信危機問題。安然事件的爆發還直接導致具有近90年歷史、聲譽卓著的安達信會計公司黯然退出注冊會計師職業的世界歷史舞臺。人們在剖析和反思注冊會計師沒有發現和披露上市公司會計欺詐、從而發生審計失敗的原因時,時常提到的一個因素是,會計師事務所任期過長、引起審計質量低下。根據以上的一些現象,有些人就提出了應強制實行審計師的定期輪換制度,即每隔幾年必須更換審計某一客戶的會計師事務所。

以此又引起相關的核心問題則是:審計任期增加會損害審計質量嗎?如果會,是如何損害審計質量的 如果不會,又是為什么呢?

2 分析問題

問題的爭論點主要集中在審計任期的增加是否損害審計質量。而在影響審計質量因素中,最關鍵的一個因素就是審計師的獨立性。根據以下分析表明,審計任期增加可能會損害審計獨立性,也可能會提高審計獨立性。

2.1 審計任期增加損害審計質量

一種普遍的觀點是,隨著審計任期的增加,審計師可能會與客戶有關人員如董事長、總經理或財務總監等建立起越來越密切的關系。在給定的處罰風險下,審計師與客戶之間的密切關系可能會增加審計師對客戶的信任從而使得審計師在無意間喪失誠實公正,變得不夠謹慎。同時,審計師與客戶之間的密切關系也會增加審計師與客戶相互勾結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審計師初次接受委托時,審計師可能會比較愿意糾正前任審計師的一些疏忽或錯誤,而隨著審計任期的增加,審計師的糾錯意愿可能會下降,因為糾正自身在以往審計中的錯誤或疏忽可能會給自身信譽帶來不利影響。

Donald和Gary(1992)采用了DeAngelo(1981)對審計品質的定義。該定義中審計人員的獨立性是作者研究的重點。作者通過采用Gujarati(1978)的一套獨立性變量轉換方法,給審計品質賦予一個分值來表示審計品質的高低。獨立性越高,審計品質越高;獨立性越低,審計品質越低。在對審計品質與審計任期進行回歸模型檢驗后,作者發現,隨著審計任期的增加,會計師事務所對于一些財務健康的、審計費用占事務所審計收入比重大的客戶會越來越依賴。在與客戶發生分歧的時候,會因為害怕失去客源而約束了自身的行為。并且這種行為隨著客戶的不斷壯大,審計費用的不斷提高而越來越無法加以控制。如此以來,審計的獨立性將嚴重的受到影響,從而損害到審計品質。因此,審計品質與審計任期負相關。

劉啟亮(2006)以中國證券市場上1998年至2004年的上市公司為樣本,采用操縱性應計利潤作為審計品質的替代變量,分別對代表了管理當局盈余管理空間的操縱性應計利潤的絕對值、管理當局正向盈余管理空間的操縱性應計利潤正值和負向盈余管理空間的操縱性應計利潤負值進行分析。研究發現,在控制了其他變量的影響后,審計任期與審計品質顯著負相關,即隨著審計任期的延長,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空間越來越大,審計品質越來越差;研究還發現,以5年作為分界點,長審計任期樣本的操縱性應計利潤相較短審計任期樣本的操縱性應計利潤偏差要小,該結果說明了長審計任期樣本的審計品質要比短審計任期樣本的審計品質要高。

鑒于以上幾方面原因,我們提出審計任期越長審計獨立性就越低相關的研究假說,即:審計任期越長,審計獨立性越低。

2.2 審計任期增加會增強審計獨立性

隨著審計師任期的延長,審計次數的不斷增加,審計人員將能更深入地了解客戶的生產經營特點和交易流程、運營體系和內部控制系統、行業的市場競爭地位、所采用的會計政策等,從而更好地鑒別客戶會計報表的風險,采取有效的審計程序、搜集適當的審計證據,最終有利于提高審計質量。與此同時,審計人員的審計效率也會不斷提高,投入的審計人力可以相對減少。相反,如果審計師任期較短,就不可能充分掌握客戶的基本情況和真實的財務會計狀況,從而也就無從保證審計的質量;而且,審計師任期縮短,則意味著客戶更加頻繁地變更負責審計的會計師事務所。審計人員雖然可以和客戶的前任審計師進行溝通,但事實上前任審計師的經驗是很難直接傳授的,也是很難充分分享的。

James.N.Myers,Linda.A.Myers和Thomas.C.Omer(2003)以美國證券市場1988至2000年間的公司為樣本,使

量審計品質的替代變量,對審計品質和審計任期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該研究采用兩組數據,一組數據為審計任期長達5年以上的審計客戶樣本。另一組數據為審計任期不足5年的審計客戶樣本。作者對兩組數據采用主觀應計利潤和總應計利潤的絕對值以及它們的正負樣本值進行檢測。實證結果發現,采用絕對值樣本的數組審計任期系數顯著為負,采用正負樣本值的數組審計任期系數都顯著為主觀應計利潤或總應計利潤值的異號。

該結果說明審計任期越長都就越能糾正盈余管理的偏差,公司正向盈余管理的程度或負向盈余管理的程度都隨著審計任期的延長而減小,審計品質越來越好。因此,審計品質與審計任期成正相關的關系。

沈玉清、戚務清和曾勇(2006)針對我國和其他國家采用審計強制輪換制度的現象,對審計品質與審計任期的關系進行實證檢驗,驗證是否過長的審計任期會損害審計人員的獨立性,從而導致審計品質的降低。作者采用了利用操縱性應計利潤和非經常性損益兩個指標作為審計品質的替代變量,運用單變量檢驗以及多元回歸分析的方法,對強制輪換制度的執行效果進行檢驗。實證結果表明:按規定進行審計人員強制輪換的公司,實行輪換后盈余管理的程度更大,審計人員更加無法抑制公司進行盈余管理,審計品質變低;而對于沒有實行輪換的公司,在盈余管理的程度上并沒有顯著的變化,審計品質基本不變。比較了進行強制輪換后和沒有進行輪換的公司,作者認為,隨著審計任期的增加,審計人員的獨立性并沒有顯著的變差,而一旦更換了審計人員,審計人員的獨立性將顯著的受到影響,因此審計品質在一定的審計任期內與審計任期正相關,之后趨于穩定。

因此隨著任期的增長,審計的獨立性也就越高。

2.3 分析結果

從前述的理論分析可以看出,審計師任期對審計質量的影響是多樣化的。實際上,也缺乏很充分的有關審計師任期與審計質量間關系的實證證據。因此我們認為,不能簡單地得出審計質量和審計師任期是正相關還是負相關的結論,也不能主觀地提出延長還是縮短審計師任期的政策建議;恰當的對策應當是采取措施,以力爭發揮審計師任期長的積極作用而降低其對審計質量的消極影響。

參考文獻

[1]沈玉清,戚務清,曾勇.我國審計師強制輪換制度有效性的實證分析[J].審計研究,2006,(4):50-59.

[2]劉啟亮.事務所任期與審計質量:來自中國證券市場的經驗證據[J].審計研究,2006,(4):40-49.

審計師范文第2篇

關鍵詞： 審計師 選擇問題

一、引言

在新興資本市場上，集中的所有權結構導致大股東強控制能力，大股東能夠控制企業生產經營活動，通過關聯交易、資金占用、擔保等手段實現掏空，企業內部沒有董事會約束，外部沒有接管市場，小股東的利益容易受到侵害。這種侵害在大股東利用所控制的企業再控制下級子公司時最終控股大股東的現金流權和控制權不一致時更為嚴重。理性的小股東和潛在的投資者預期到最終控股大股東的行為可能會損害其利益，因而會選擇折價購買或不購買該公司股票，導致公司價值降低和增加融資成本，最終降低了大股東 價值。大股東（企業管理當局）有動機引進監督或保證機制來緩解問題，使投資者合理確信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保護（Jensen and Meckling，1976）。Fan 和Wong（2005）也認為，控股股東與小股東之間的問題通過董事會和接管等機制難以得到減緩，審計可以作為一種監督機制。審計師之間的聲譽不同，程度不同的企業如何選擇審計師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話題。“四大”享有國際聲譽，一般認為比國內審計師具有更高的獨立性，Teoh和Wong（1993）發現了四大比非四大提供了更高審計質量的證據。在國內，王鵬、王詠梅（2006）也發現， 中國資本市場更認同“ 四大”的審計質量。在弱的法律環境下企業一般需求低質量審計；在一個非常弱的法律環境里，選擇何種審計師甚至無關緊要（Francis et al.，2002） 。DeFond， Wong 和Li（1999）運用中國資本市場的數據實證檢驗發現，審計師獨立性增強后許多上市公司轉向聘請質量較低的審計師。然而，也有證據表明，在弱的法律環境下，審計師扮演著公司治理的角色，通過運用39個國家的樣本數據，Choi和Wong（2004）發現，相對沒有發行權益證券的公司，發行權益證券的公司要求更高的審計質量，這種增加在弱法律保護環境的國家比在強法律保護環境的國家更為明顯。本文運用A股資本市場2007年至20009年的數據對我國A股資本市場上的大股東與小股東的問題與審計師選擇的關系進行了研究。研究發現，大股東控制權比例越高，越有動機聘請的“四大”，大股東現金流權比例越高，越不傾向于聘請“四大”。本文采用了去掉自變量極端值，引入工具變量進行二步回歸，將樣本進行分組等三種穩健性檢驗，檢驗結果進一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設。本文的研究豐富了審計需求的研究。

二、文獻綜述

（ 一 ）國外文獻 Backman （1999）的研究表明，在東亞轉型經濟中，企業的沖突并不能引發對高質量審計的需求，控股股東缺乏雇用高質量審計的動機，他們甚至會雇用低質量審計以降低外部監督作用；并將這種需求不足歸因于弱的投資者法律保護，以及家族企業中以關系為基礎的交易和政治“尋租”行為。DeFond， Wong 和Li（1999）運用中國資本市場的數據發現審計師獨立性增后許多上市公司轉向聘請質量較低的審計師。李明輝（2006）以2002 年7 月1 日至2004 年6 月30 日這一期間滬深兩市179 家IPO公司為研究對象發現，建立在英美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理論對我國審計師選擇行為的解釋力并不充分。在公司規模、成長性、財務杠桿、管理層持股比例、董事會獨立性等反映公司沖突的變量中，僅公司規模與是否選擇大事務所進行審計有顯著正向關系，管理層持股與是否選擇大事務所審計則呈倒U 形關系，沒有發現成長性、財務杠桿與審計師選擇存在顯著關系的證據。然而，也有較多的國外研究文獻發現了問題與審計師選擇相關。DeFond （1992） 指出，沖突的程度決定了對審計的需求程度。沖突的程度越高，人降低成本的動力也就越強，公司對高審計質量的需求就越大。在研究了131個審計師變更的案例后，作者發現管理層持股比例、負債水平的變化與審計質量的變化相關。CHOW（1982）認為公司聘請外部審計師的動機是幫助控制公司管理層、股東和債權人之間的利益沖突，用1926年165個NYSE和OTC公司為樣本，研究發現，負債率、公司規模和債務金額與公司自愿聘任審計師的動機正相關。

（ 二 ）國內文獻 國內的一些研究也發現了問題與審計師選擇相關的證據。孫錚等（2004）研究表明，國有股、法人股及境內個人股股東促進上市公司選擇高質量審計的動力較小，境外法人股及境外個人股股東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會很積極地對上市公司進行監督，促使上市公司管理人員去選擇高質量的注冊會計師，且境外個人股股東更有獲得高質量的財務信息的要求，對上市公司管理人員的影響更大。高強等（2007）研究發現，大股東占款問題越嚴重的公司， 越傾向于選擇高質量審計師， 以發揮外部審計監督的治理作用。王艷艷等（2006）選定2001年至2003 年間上市公司的數據作為研究對象。因變量為虛擬變量，代表高質量審計需求， 各企業當年被審計的事務所是“四大”（包括原“五大”） 或非“四大”時取值為1 ，否則為0。用管理費用與總資產的比例衡量成本，選用企業股權集中度表示大股東與小投資者之間的沖突。研究發現，沖突嚴重的企業有動機選擇高質量審計，向市場傳遞信號，以吸引潛在的投資者，并且在我國對高質量審計的需求與企業的股權集中度之間呈正相關關系，且隨股權集中度的提高，審計質量需求增加會加劇，支持了審計需求的壕溝效應。另一方面，在我國，高質量審計確實能夠有效制約企業的機會主義行為，降低成本；同時市場也能夠識別企業的選擇行為，并對此作出積極反應，高質量審計能夠提高盈余的信息含量，降低成本。曾穎、葉康濤（2005） 研究了大股東持股比例、負債與獨立審計師需求間的相關性，認為成本高、負債率高的公司對高質量審計師需求更高，且第一大股東持股與獨立審計需求呈倒“U”型關系。獨立審計師選擇與股權集中度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第一大股東對公司控制力越大的公司越傾向于聘請高質量獨立審計師。王鵬、周黎安（2006）從最終控制人的角度，根據2001年至2004年的中國市場數據，研究了外部審計選擇與中國上市內部成本的關系。結果表明，控股股東的股權結構產生的成本越嚴重，上市公司越有可能選擇審計質量較高的“四大”，這種關系受到地區市場化水平、“四大”所在位置以及再融資需求的影響，即在市場化水平較高的地區、“四大”所在的地區以及上市公司有再 融資需求時，“四大”所在位以及再融資藉求的影響， 即在市場化水平較高的地區、“四大”所在的地區以及上市公司有再融資需求時，上市公司的成本和選擇“四大”的關系得到進一步加強同時，通過二階段回歸，我們發現選擇“ 四大”能提高公司績效以及降低控股股東對上市公司的資金占用。

三、研究設計

（ 一 ）研究假設 大股東控制權增加會導致大股東掏空企業的能力增加，并且與小股東之間的問題越嚴重。而更高的現金流權會導致大股東的掏空成本更高，因而會與小股東的協同效應更大，與小股東之間的問題得以減緩。Fan 和Wong（2005）認為，在新興市場上，只要審計師的行為被監督，審計師選擇就會對公司治理產生重要的影響。劉峰等（2008）通過對2001年至2005 年度上市公司審計報備資料的深入研究分析發現：審計師擋住了至少313 家公司的配股企圖，減少股市“圈錢” 約1300 億元；制止至少182 家公司虛增利潤、甩掉ST、PT 帽子的企圖；將700 多家客戶的違規行為以非標準審計意見的方式公諸于眾，體現了審計師對我國資本市場健康發展所做的鮮為人知的重大貢獻。王鵬、王詠梅（2006）也發現，中國資本市場更認同“四大”的審計質量。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大小股東之間問題嚴重程度與聘請“四大”的動機成正比

（ 二 ）模型建立本文根據假設的實際情況，設立以下模型：

AUDITORit=a0+a1Vit+a2Cit+a3SIZEit+a4LEVit+a5ROAit+a6ZFPGit+a7YEAR1+a8YEAR2+a9INDU1+a10INDU2+a11INDU3+a12INDU4+eit

其中，AUDITORit：i公司第 t 年選擇的審計師，當審計師為四大時取1，審計師為非四大時取0；Vit：i公司第t年最終大股東的控制權比例；Cit：i公司第t年最終大股東的控制權比例；SIZEit：i公司第t 年資產規模的對數；LEVit：i公司第t年長期債務占總資產的比重；ROAit i公司第t 年總資產報酬率；ZFPGit：i公司第t 年是否增發配股，如無發生則為0，發生多于1次則為1；YEAR1:當樣本公司為2007年時取1；YEAR2：當樣本公司為2008年時取1；INDU1：CSMAR庫對上市公司行業分為6類：金融0001、公用事業0002、房地產0003、綜合0004、工業0005、商業0006。本文剔出金融類上市公司，當公司位于公用事業行業時取1；INDU2：當公司為房地產行業取1；INDU3：當公司為綜合行業時取1；INDU4：當公司為工業行業時取1。

（ 三 ）樣本與數據來源本文選取了A股市場2007年至2009年上市公司的數據。上市公司2007年開始執行新的會計準則，2009年為最近可獲得的數據。數據來源于CSMAR，在剔除了金融類上市公司，當年上市的公司及數據缺失的樣本后，共得到4182個樣本。

四、實證結果分析

（ 一 ）描述性統計從（表1）的描述性統計可以看出，上市公司選擇“四大”的平均數為0.0624，即在資本市場上，平均只有6.24%的公司選擇“四大”。最終控股大股東的控制權最小為1.49%，最大為100%，平均為37.8825%。現金流權最小為0.24%，最大為100%，平均為31.5526%。從平均數來看，大股東控制權和現金流權相差并不大，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大股東通過上市公司再控制另一家上市公司的情況并不是很多。從（表2）Person 相關系數來看，審計師選擇與最終控股大股東控制權比例顯著正相關，初步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設；審計師選擇與大股東現金流權比例顯著負相關，不支持本文的假設，但結果仍有待進一步檢驗。自變量和控制變量及控制變量之間Person相關系數較小。整體而言，共線性問題并不嚴重。

（ 二 ）回歸結果模型回歸的2Log Likelihood為1268.477，Na-

gelkerke R2為40.5%。從（表3）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現金流權比例系數為-0.036，與因變量在1%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支持了現金流權比例高的企業不傾向于聘請“四大”，控制權比例系數為0.038，與因變量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支持了控制權比例越高的企業越傾向于聘請“四大”，兩個自變量的回歸結果都支持了本文提出的假設。ZFPG的系數為負，且在10%的水平上顯著相關，說明當年增發配股的企業越不傾向于聘請“四大”，從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審計師在中國資本市場起到了一定的監督作用。

（ 三 ）穩健性檢驗去掉自變量V的最大1%樣本和最小1%樣本，回歸結果與上述回歸結果相似。C的系數為-0.035，在1%的水平上顯著，V的系數為0.038，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文章簡潔，本文沒有詳細報告回歸結果。穩健性檢驗進一步支持了假設。本文選用的工具變量為公司成立年數，上市年數，資產報酬率，公司規模，收入增長率。公司規模用年末資產規模的對數表示，收入增長率為當年增加的收入除以上年收入。首先本文對V用C和上述工具變量回歸，根據回歸方程估計得到V的估計值VIN， 再用C對V和上述工具變量回歸，根據回歸方程得到C的估計值CIN，將VIN和CIN代入模型，2sls 回歸的結果如下（表4）。從上述回歸結果看，CIN系數為-0.055，在1%的水平上顯著相關，VIN系數為0.041，在1%的水平上顯著相關。說明在引入工具變量后，大股東現金流權比例仍然與因變量顯著負相關，控制權比例仍然與因變量顯著正相關，2SLS檢驗進一步支持了原假設。本文按照V〈50%，v>=50%分組進行回歸 得到表5。其中，大股東控制權比例V小于50%的樣本3136個，大于或等于50%的樣本1046個。根據（表5）顯示，在V〈50%的組中，回歸結果與總體樣本回歸結果相似。C的系數為-0.035，在1%的水平上顯著相關，V的系數為0.048，在1%的水平上顯著相關。在V〉=50%的組中，C的系數為-0.031，在5%的水平上顯著，V的系數為-0.0140，但不顯著。分組檢驗從總體上支持了本文的假設。

五、結論

本文選取了A股市場2007年至2009年A股上市公司的4182個樣本，對我國資本市場上大小股東問題與審計師選擇進行了檢驗，研究發現，大股東控制權比例越高，越有動機聘請的“四大”，大股東現金流權比例越高，越不傾向于聘請“四大”。研究支持了大小股東之間的問題嚴重程度與聘請“四大”的動機成正比的假設。多種穩健性檢驗結果進一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設。本文的檢驗發現在一定程度上也說明了審計師在我國資本市場上發揮了一定的監督作用，且這種作用已經得到市場的認可。

參考文獻：

［1］李樹華：《審計獨立性的提高與審計市場的背離》，上海三聯書店2000年版。

［2］李明輝：《成本與審計師選擇――基于中國IPO 公司的研究》，《財經研究》2006年第4 期。

［3］孫錚、曹宇：《股權結構與審計需求》，《審計研究》2004年第3 期。

［4］王艷艷、陳漢文、于李勝：《沖突與高質量審計需求―來自中國上市公司的經驗數據》，《經濟科學》2006年第2期。

［5］王鵬、黎安：《中國上市公司外部審計的選擇及其治理效應》，《中國會計評論》2006年第2期。

［6］吳溪：《我國證券市場審計師變更的若干特征分析》，《中國注冊會計》2002年第1期。

［7］曾穎、葉康濤：《股權結構成本與外部審計需求》，《會計研究》2005年第10 期。

［8］Chow ，C. ，The Demand for External Auditing : Size ，Debt， and Ownership Influences，The Accounting Review ，1982.

［9］DeFond M L.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hanges in Client Firm Agency Cost s and Auditor Switching . Auditing ，1992.

［10］DeAngelo L. Auditor Size and Audit Quality，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81.

［11］Fan ， Joseph P. H. ， and T. J . Wong ， Corporate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the Informativeness of Accounting Earnings in East Asia.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2.

審計師范文第3篇

關鍵詞：審計師聲譽；審計質量；可操縱性應計利潤

中圖分類號：F239.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08-0215-02

引言

根據國際審計準則，審計師這一概念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上的審計師是指審計師個人，在我國就是指注冊會計師，而廣義上的審計師既可以指會計師事務所，又可以指審計師（注冊會計師）個人。本文中所指的審計師是指會計師事務所。

自安然事件以來，審計師聲譽及其相關問題在國內外學術界被廣泛關注。由此，學者們圍繞審計師聲譽問題展開了一系列的相關研究，在理論上與聲譽有關的研究內容十分豐富，研究成果也比較豐碩，但由于審計失敗事件的社會影響較為深遠，所以，審計師聲譽與審計質量之間的關系一直備受社會關注。理論研究上的主流聲音是審計師聲譽與審計質量相符，但也有學者不認可這樣的結論。所以，近年來很多關于審計師聲譽與審計質量關系的實證研究被重視起來。

通過對以往研究的觀察，筆者發現理論研究的推理演繹是很嚴謹的，審計師聲譽與審計質量具有一致性的結論是合理的。在實證研究方面，由于在研究時需要根據研究目的建立研究模型，需要在建立模型時選擇一些研究變量，但所選擇的研究變量究竟能否科學合理的對因變量進行解釋，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對因變量產生影響在實證研究中并沒有充分體現出來。通過驗證發現研究變量的選擇不同，研究結論也有一定的差異。為此，筆者從另一個角度出發，采用對經驗數據進行分析的研究方法，試圖揭示出審計師聲譽與審計質量之間的關系。

一、研究設計

（一）研究樣本與數據來源

本文以2011年和2012年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財務報告數據為研究樣本，研究我國會計師事務所的聲譽與其提供的審計服務質量是否具有一致性，在審計市場上是否審計師聲譽越高其審計質量也越高。在我國證券市場上，金融行業上市公司有其特殊的監管和披露要求，其財務報表特點和其他行業上市公司相比具有相當程度的不同之處，因此，筆者在進行研究時剔除了金融行業上市公司的樣本。另外，在樣本的選取過程中，由于構建模型的需要還剔除了如下樣本：（1）ST公司樣本，（2）上市公司樣本數量少于20家的行業，（3）IPO公司樣本，（4）數據不健全的上市公司樣本。經過上述篩選后，共得到上市公司樣本數量為2 900個，本研究所有行業分類均采用大類代碼分類。財務數據來自于國泰安數據庫（CSMAR），上市公司行業類型分類標準來自于中國證監會頒布的《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2012年修訂版，會計師事務所排名信息來自于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官方網站。

（二）替代變量及估計模型的選擇

審計質量是不能直接進行計量的指標，所以在本文的研究中采用其他指標予以替代衡量。在以往研究中絕大多數學者采用可操縱性應計利潤作為審計質量的替代變量，鑒于其已被廣泛接受，并且出于數據比較分析的需要，筆者采用可操縱性應計利潤的絕對值作為審計質量的替代變量，并選用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來估計各公司的可操縱性應計利潤。審計師聲譽的衡量采用的是注冊會計師協會網站公布的會計師事務所綜合評價百家排行榜上的排名。

1.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

（三）研究思路設計

根據注冊會計師協會網站公布的2011年和2012年百強事務所排行榜，將上榜的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分組，其中國際四大為一組用BIG-4表示；年度國內所前六名為一組用TOP-6表示，年度11至20名為一組用GROUP-1表示，年度21至30名為一組用GROUP-2表示，年度31至40名為一組用GROUP-3表示，年度41至50名為一組用GROUP-4表示，年度51至100名為一組用GROUP-5表示。按組分年度計算可操縱性應計利潤的絕對值，最后以兩年共計2 900個樣本為總體按組別進行可操縱性應計利潤絕對值的描述性統計分析。其他統計分析亦采用同樣的分組方法進行。

二、數據分析

（一）研究組別樣本數量統計情況

從該表可以看出在審計市場上，高聲譽的會計師事務所成為大多數上市公司的理想選擇。這一事實反應出審計師聲譽確實有著較強的市場競爭力和可信度。

（二）研究組別可操縱性應計利潤絕對值的描述性統計

該表是針對所劃分組別進行的可操縱性應計利潤絕對值的描述性統計。從表中可以看出，各組極差變化差異較大，但需要注意的是GROUP-1中極差值較大，說明均值的穩定性和大小受到一定的影響，而研究樣本GROUP-5僅涉及到4家事務所，故此統計值表現的比較穩定且數值較小，該組數據不具有普遍性。考慮到這些因素后，可以認為統計數據顯示出可操縱性應計利潤絕對值遞減的規律性，也就是說審計質量與審計師聲譽呈現出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變化。

（三）百強事務所按組別業務收入及市場份額占有率統計情況

該表是根據中注協網站公布的百強事務所排行榜信息，按照本文分組方法進行的數據統計。由于GROUP-5包含的樣本量較大，所以其對應數值較大，但是仍然可以看出無論是在業務收入還是市場份額占有率上都反映出審計師聲譽越高其被市場認可的程度就越高，這也間接的反映出其審計質量是被市場廣泛接受的。

三、研究結論與啟示

（一）研究結論

筆者以A股市場2011年和2012年最新數據為研究樣本，研究審計師聲譽與審計質量之間關系。研究分析發現，審計師聲譽越高，其被市場接受的程度就越高，尤其是聲譽最高的國際“四大”，其審計的企業少但收入卻很高，可見市場還是認為聲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證審計質量。據此可得出結論：審計師聲譽與審計質量具有一致性的表現。但限于本文研究樣本數量和分組方法的局限性，該結論仍需進一步的研究驗證。

（二）研究啟示

審計師聲譽的研究空間還很大，本文的研究結果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來不斷地充實和完善。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聲譽將成為審計市場上越來越受關注的焦點，不斷發展的審計市場和不斷健全的審計市場機制必將為審計師聲譽和審計質量的研究提供更好的研究前景，也更有研究必要和研究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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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曹建新，顏勝利.高聲譽意味著高審計質量嗎？ [J].財會月刊，2012，（11）：63-67.

審計師范文第4篇

為了分析非審計服務對審計師獨立性的影響，本文通過調查了2010年至2012年期間倫敦證券交易所的105家英國上市公司，在參閱了大量審計師獨立性文獻，在“理論”的基礎上創建了一個回歸模型以對調查收集的數據進行分析討論。結果顯示，審計費用與非審計費用之間存在一種正相關關系，這種關系表明非審計服務可增強審計師獨立性。

一、 假設：審計和非審計費用之間存在一種正相關關系

下述是回歸模型的公式：

Ln （AF） =a + b1Ln （NAF） +b2Ln （TA） +b3TD/TA +b4CA/CL +b5ROA +b6ROE+b7Opinion +b8Big4 + e

審計費用的自然對數= a + b1非審計費用的自然對數+b2總資產的自然對數+b3債務總和與總資產的比例+b4流動資產和流動負債的比例+b5息稅前利潤和總資產的比例+b6股本回報率+b7建議+b8四大會計事務所+e其他，其中：因變量：Ln （AF）審計費用的自然對數；自變量：Ln （NAF）非審計費用的自然對數；控制變量：Ln （TA）總資產的自然對數；TD/TA債務總和與總資產的比例；CA/CL流動資產和流動負債的比例；ROA息稅前利潤和總資產的比例；ROE股本回報率；Opinion建議，已收到合格或修改過的報告的公司 （1）和其他（0）；Big 4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師 （1）和其他 （0）。

二、數據分析與討論

表1顯示的數據如下：2010年，樣本公司支付的平均審計費用是1，602，000英鎊，2011年是1，609，000英鎊，2012年是1，659，000英鎊；2010年平均非審計費用是1，273，000英鎊，2011年是1，321，000英鎊，2012年是1，309，000英鎊。該表也記錄了不同控制變量的統計數字。最近三年的股本回報率、資產收益率和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之比的平均值是基本相同的。而且，近三年的非審計費用與總費用的比值也基本保持在45%。由于所有公司都收到了不合格報告，因此決定從公式中刪除意見項。

表1 描述性統計

[Variable＼&變量＼&Audit fee＼&審計費用＼&Non-audit fee＼&非審計費用＼&ROE＼&股本回報率＼&ROA＼&資產收益率＼&CA/CL＼&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比＼&Total Asset＼&總資產＼&Big 4＼&Big4＼&NAF/（NAF+AF）＼&新賬戶形式/（新賬戶形式+賬戶形式）＼&Year ＼&年份＼&Mean＼&均值＼&Median＼&中值＼&Std. Dev＼&標準差＼&Maximum＼&最大值＼&Minimum＼&最小值＼&]

共線性指的是解釋變量之間存在的線性關系。當各個解釋變量高度線性相關時，回歸參數的精確度會受到影響。因此，在使用邏輯回歸模型之前必須測定解釋變量間的共線性程度。

表2：相關系數矩陣

[Predictor＼&預測因子＼&Constant＼&常數＼&NAF＼&新賬戶形式＼&ROE＼&股本回報率＼&ROA＼&資產收益率＼&CA/CL＼&流動資產與流動債務比＼&TA＼&總資產＼&Big 4＼&Big4＼&Coef＼&系數＼&]

注：在p值分別小于等于0.10、0.05和0.01時重要性級別分別為*，**和***。

在該表中，回歸結果顯示2011年和2012年NAF的p值分別為0.032和0.008，它們是分別小于等于0.05和小于等于0.01的正值，即使2010年0.735的NAFp值不重要。一般來說，NAF與AF極其正相關，而AF與假說一致。對于股本回報率，2011年和2012年的p值為分別小于等于0.01和0.05的正值，2010年的股本回報率不是特別顯著。流動資產和流動負債的比值和AF正相關。三年的總資產p值低于0.01，表示總資產和AF極其正相關。由于三年p值都大于0.1，資產回報率和AF及Big4和AF非正相關。對于以上數據，回歸模型結果證明非審計費用和審計費用正相關。

Solomon （1990）總結出關于審計和非審計費用之間正相關關系的四種解釋。第一，如Simunic （1984）所說，問題公司可能需要較大量的審計服務和非審計服務。第二，Palmrose （1986）認為一些非審計服務可能改變客戶的公司結構，其需要額外的審計工作且收取更多的審計費用。第三，Solomon （1990）指出，如果非審計服務缺乏市場競爭將導致審計費用增加，并且客戶將被要求獲取相關的非審計服務。第四種可能解釋了審計事務所和合伙人薪酬。根據Solomon（1990），正相關的一種解釋是公司需要更多審計或非審計服務的問題。在該解釋中，可以用于衡量公司審計費用模型的影響因素包括資產收益率、股本回報率、流動資產和流動負債的比值和總資產。股本回報率、流動資產和流動負債的比值和總資產的系數是顯著的，然而最近三年的資產收益率卻不顯著，這一結果支持了審計費用和非審計費用相關的解釋。

進一步的假設和計算支持了審計費用和非審計費用由彼此的規模決定的觀點。對于審計費用而言，更多的顧客有更多的貿易和審計的資產負債。審計員有更大的風險，但能從高質量的審計中得到更多。同樣地，對于非審計服務，這些大客戶有更復雜的業務方式，更復雜的稅務問題，更可能籌集資金，并且熱衷合并收購，因而，他們也有許多在這些情況下提供非審計服務的審計員。（Hay，D， el，等等，2006）此外，這一結果與Solomon（1990）指出的結果相似。

本文也以模型的方式分析了審計和非審計費用之間的關系，證明了NAS和審計獨立性之間的正相關關系。同樣地，在本模型分析中，由于問題公司可能需要大量的審計和非審計服務，問題公司在非審計模型中的措施包括資產收益率和目前的流動資產和流動負債比值。考慮到總債務和總資產的比率，不僅包括長期的和短期的資產，也包括有形和無形資產，過去常常通過判定公司有多少資金是由債務提供來判定公司的財務風險。在非審計費用模型中，審計變化的虛擬變量和非審計費用或自變量無關。

此外，本文有一些不同于以前研究的變量，例如，先前的研究考慮更多的因素，例如子公司數量的平方根，它能產生更多精確的數值來分析假設。上市也是現在不考慮而先前研究考慮的因素，這個因素關注的是該公司是不是上市公司，這就意味著先前的研究把不同規模、不同情形和不同類型的公司考慮在內。先前的研究也將INVERC（存貨清單數額和應收賬款分別對總資產的比率）考慮在內，應收賬款指公司銷售行為已發生但未收到的賬款，該因素非常詳細，因為它通過存貨和應收賬款占總資產的比例反映了公司的資產結構。先前的研究也將意見看作一個因素，但在本文模型中，查找的100多家英國公司均未收到不合格評價，因此不使用這些意見。此外，還使用資產收益率、總債務與總資產比和流動資產和流動負債比支持本文假設。

三、結論與建議

審計師范文第5篇

【摘要】本文搜集整理了國外的相關文獻，著重回顧與總結了審計師執業素質及其所面臨的審計風險和經濟利益等方面的因素對持續經營審計判斷質量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我國在此領域可深入研究的內容和采用的研究方法，以期對提高我國持續經營審計判斷的質量和這一領域的理論研究有所借鑒。

隨著各國關于持續經營審計準則的頒布，持續經營審計判斷質量引起了國內外審計學術界和實務界的關注。持續經營審計判斷質量是指審計師進行持續經營審計判斷的過程和最終做出的判斷結果與一定標準的相符程度。對客戶持續經營能力進行評價、判斷并最終出具審計報告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因此，在這一過程中，持續經營審計判斷的質量會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響。審計師作為持續經營審計判斷的主體，對提高持續經營審計判斷的質量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一、研究內容回顧

（一）審計師的執業素質對持續經營審計判斷質量的影響

審計師的執業素質不僅包含知識結構、經驗等可以直接觀察到的信息，還包含了記憶、技能等一些不易直接觀察、但卻對審計判斷質量起重要作用的部分。

1.知識結構

國外學者研究發現，審計師要想做出高質量的持續經營審計判斷，不僅要掌握審計領域的知識，還應掌握被審單位所屬行業的相關知識和其他一切有利于做出高質量審計判斷的知識。Biggs通過與一些審計師的面談，他發現與客戶相關的知識對審計師進行持續經營審計判斷有著重要作用，如客戶管理水平、所處行業特點以及影響客戶財務狀況的國內外事件等。Thibodeau（2003）的研究提供了有關審計業務知識管理的證據。他認為，擁有金融服務行業知識的審計師，在執行貸款信用復核時，能夠更好地評價債務人的財務生存能力。相反，專審其他行業（如，制造業）的審計師，在評價公司的財務生存能力時就有一定的局限性。研究結果還表明，貸款信用復核任務的知識能夠在審計業務和行業背景之間相互傳遞，以幫助審計師提高其持續經營審計判斷的質量。Abu-Musa（2004）在研究電子商務給傳統的審計職業提出的挑戰時認為，審計師在進行持續經營假設判斷時，僅掌握有關審計知識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掌握電子商務行業特點等方面的知識并理解電子技術的使用是如何影響審計程序的。

2.經驗

持續經營審計判斷是一項非結構化和信息高度集中的專業判斷，審計師要做出合適的審計判斷則需要大量的經驗（Ho，1994）。隨著經驗的不斷增加，審計師的持續經營判斷質量也會不斷提高。有經驗的審計師比沒有經驗的審計師在信息的利用方式和效率上的不同，導致了持續經營審計判斷質量的差異。Ho（1994）發現，當持續經營能力存在重大不確定性時，公司傾向于提供不明確或模棱兩可的信息，這更增加了持續經營審計的困難性。因此，經驗就顯得尤為重要。另外，他的研究還證明，當面臨同一個問題公司時，具有不同經驗水平的審計師，做出的持續經營審計判斷存在顯著差異。Shelton（1999）通過實驗證明，在持續經營審計判斷中，無關信息對高級審計師判斷的有效性具有稀釋效應，而對有經驗的審計經理和合伙人的判斷卻沒有影響。

3.記憶

好的記憶可以被認為是做出正確判斷的必要條件。Chow（1987）認為，由于持續經營審計判斷是一項非常復雜的任務，因此，審計師無法在執行其他任務的同時做出持續經營審計判斷，而只能將有關信息儲存在長期記憶中，當要做判斷時，再從長期記憶中搜尋相關的信息。Rau和Moser（1999）在研究中提到，高級審計師的持續經營審計判斷誤差似乎是由偏誤的記憶造成的。因此，采用一個外部記憶輔助工具有助于減少審計師對長期記憶的依賴，從而減少持續經營審計判斷中的偏誤。然而，也有學者持相反觀點，如Shedler和Manis（1986）指出現有記憶和判斷之間關系的研究還不足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判斷是基于記憶的。他們通過統計分析發現，審計師的判斷偏誤無法通過記憶得到減輕。

4.技能

技能是指人們掌握和應用專門技術的能力。對于審計師來說，要對客戶的持續經營進行審計并做出判斷就必須掌握持續經營審計的專門技能。De Angelo（1984b）以及Citron和Taffler（1992）都認為，審計師只有具備了一定的專業技能，才能發現客戶持續經營能力存在的問題，做出的審計判斷才有價值。Paul和Hooi（1993）在他們早期的研究中提到，缺乏專業技能是公司破產和審計師持續經營判斷之間弱相關性的原因。

因此，審計師除具備良好的審計知識以外，必須具備與被審單位相關的行業知識，以及諸如金融、電子商務等方面的多學科知識，才能勝任當今的持續經營審計。多種基于新手與專家的比較，證實了經驗對持續審計判斷質量的影響。相關信息在記憶中的長期貯存，或者通過審計師的大腦記憶，或者輔以外部工具的輔助記憶，對提高審計師的判斷質量至關重要。技能是審計師應具備的基本執業素質，隨著審計環境的變化，對審計師技能的要求也逐漸提高。

（二）審計風險對持續經營審計判斷質量的影響

在這一領域的研究中，許多學者認為，審計師在進行持續經營審計判斷時，會面臨來自被審計單位和第三方利益者等的壓力以及訴訟、喪失聲譽和失去客戶等風險。預期的風險因素如喪失客戶、與客戶關系惡化或是投資者訴訟等都會影響審計師出具非標審計意見。Kida（1980）和Mutchler（1984）認為，一方面，審計師如果出具非標準審計報告，將會面臨失去客戶的風險；另一方面，無法辨別出公司的持續經營問題，將會使審計師面臨第三方利益相關者的訴訟并喪失聲譽。Krishnan Jagan 和Krishnan Jayanthi（1996）以及Emiliano等（2004）都持有相類似的觀點。另外，持續經營審計判斷還與自我實現預期效應有關（Tucker等，2003）。Venuti（2004）發現，由于害怕持續經營審計意見會加速已處于困境公司的破產，降低債權人給予公司貸款的意愿，或是增加公司的訴訟，因此，審計師不得不面臨兩難選擇：是出具持續經營審計報告而面臨增加處于財務困境公司的破產風險，還是不出具這樣的報告而面臨公司利益相關者訴訟的風險。然而，有學者則持有相反的觀點，如Citron和Taffler（1992）的研究沒有發現自我實現預期效應（The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Effect）與持續經營審計判斷有關聯。

（三）經濟利益對持續經營審計判斷質量的影響

審計師對客戶進行持續經營審計，到最終出具相應的審計報告，將會面臨各種經濟利益的刺激。一些學者認為，審計師在審計過程中所面臨的最主要的經濟刺激是從審計業務中可獲得的經濟報酬等，這些經濟因素會影響審計師的持續經營審計判斷。Carcello等（2000）研究了審計師持續經營判斷是否會受到與審計師損失函數（Loss Function）相關的經濟利益因素的影響，如預期的審計費用、審計師與客戶的合作期、近期的審計訴訟、客戶的喪失等。他們認為，近期審計客戶的喪失似乎會緩解審計師出具持續經營非標準審計意見；審計費用越高，審計師披露持續經營不確定性的意愿越低。然而，也有學者并不認為審計師的持續經營審計判斷質量與審計師所面臨的經濟利益因素有關。如Louwers（1998）指出，由于審計師僅僅關注客戶的財務狀況，因此，沒有證據表明，審計師的持續經營審計判斷會受到與審計師損失函數相關的經濟因素的影響。Vanstraelen（2002）在其研究中也未發現：審計師的持續經營審計意見會受到審計師和客戶合作時間的長短、審計師任期和審計意見類型的顯著影響。另外，會計師事務所適當的經濟激勵也會激發審計師通過提高工作努力程度來改善持續經營審計判斷的質量。Wallman（1996）發現，一些會計師事務所正在建立報酬激勵機制來減少合伙人對某些客戶的依賴程度，提高他們在持續經營審計判斷中的獨立性和質量。然而，Carcello等（2000）的研究表明，真正的持續經營審計報告決策不受合伙人報酬計劃的直接影響。

二、研究方法的分析

從所收集的文獻可以發現，國外學者針對不同的研究內容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不同。

首先，由于審計師的知識、經驗、記憶和技能都屬于認知科學的領域，因此，這方面的研究多采用專家訪談法，調查問卷法或實驗研究的方法。Biggs（1993）采用專家訪談的方法，研究審計師應該擁有并使用三種知識：財務知識、事項知識和程序性知識。他通過面對面和電話等方式，對一些持續經營審計方面的專家――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的合伙人或經理進行了訪談，發現他們根據財務指標初步判斷公司存在持續經營問題后，會利用有關的事項知識和程序知識來減輕或明確他們的判斷。Ho（1994）采用實驗研究的方法，研究了有經驗和沒有經驗的審計師對同一個問題公司，做出的持續經營審計判斷的不一致性。他從四個大型會計師事務所選取了156名審計師作為實驗對象，其中114名審計師是在參加培訓課程時接受該項實驗，而另外42名有經驗的經理和合伙人是由研究者直接與其接觸。在實驗中，筆者給每個實驗對象同一案例公司，讓他們對公司的持續經營能力進行判斷。實驗結果表明，兩組審計師做出的持續經營審計判斷明顯不同，并且有經驗的審計師更偏好于做出更積極的持續經營審計判斷。另外，Rau、Moser（1999）和Thibodeau（2003）在做相關研究時，也采用了實驗研究的方法。

其次，在研究審計風險和經濟利益等方面對持續經營審計判斷質量的影響因素時，國外學者一般采用非實驗的研究方法：根據所要研究的內容提出假設，建立相關模型，從現有的數據庫或公開資料中選取一定的樣本，采用描述性統計或Logistic回歸等分析方法對這些樣本數據進行分析，找出影響因素，得出研究結果。Krishnan Jagan和Krishnan Jayanthi（1996）在研究審計師所面臨的審計風險對持續經營審計判斷質量的影響時，采用了現有統計數據分析方法。他們根據研究目的提出假設，建立了模型，選取了1986年到1988年CRSP數據庫中的1837家公司作為樣本公司，對這些樣本公司進行了描述性統計分析等。研究結果表明，訴訟風險、喪失聲譽的風險和喪失審計業務的風險是審計師所面臨的主要風險因素。Vanstraelen（1995）選取了1992-1996年間的392家破產公司、392家存在財務困境但沒有破產的公司和392家不存在財務困境也沒有破產的公司為樣本，采用了描述性統計分析和Logistic回歸等分析方法，檢驗了在一個受訴訟限制的經濟環境（比利時）中，審計師所面臨的經濟刺激與出具的持續經營審計意見之間的關系。另外，Louwers（1998）、Carcello等（2000）和Tucker等（2003）在做相關研究的時候都采用了相同的研究方法。

三、總結與建議

持續經營審計判斷質量影響因素的研究，在國外已經取得相當的成果。有關審計師方面的影響因素更是受到極大的關注。在我國，從1999年第一次頒布《獨立審計具體準則第17號――持續經營》、2003年進行修訂，到2006年《中國注冊會計師審計準則第1324號――持續經營》的出臺，持續經營審計已越來越受到國內各方的關注。但是，對影響持續經營審計判斷質量的審計師方面因素的研究卻少之又少，如王守江（1999）“對客戶持續經營能力發表意見，審計師必須具有很好的業務素質”；秦榮生（2003）“由于存在‘自我實現預測效果’，所以，審計師在出具審計報告時應謹慎措詞”等。因此，國外在此領域已有的研究成果值得借鑒，這也正是本文的初衷。

從研究內容上來看：一是審計師是持續經營審計判斷的主體，其執業素質對持續經營審計判斷質量的影響重大。因此，國內可以進一步研究各種執業素質是如何影響判斷質量的；同時，審計師應該加強各項執業素質的學習，提高自身持續經營審計判斷的能力。二是隨著審計服務的市場化，審計師進行持續經營審計時，越來越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響。因此，學者們應該通過實證研究的手段深入分析我國審計師所面臨的各種風險和經濟利益對持續經營審計判斷的影響，使得審計師能從本質上防范這些風險，從而提高他們的獨立性和判斷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