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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最重要的概念范文第1篇

偏執，或者至少相當偏執，可能是任何一位成功者的共同特點。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里?貝克爾（Gary Becker）就是一個相當偏執的人。

貝克爾的這種偏執成就了他。從學術生涯的初期，他就堅持以經濟學方法研究廣泛的人類行為，并運用經濟學原理闡釋歧視、犯罪、吸毒、教育、人口、生育、婚姻、家庭等各個領域里人們所熟悉的社會問題。美國前總統喬治?布什于2007年授予貝克爾自由勛章時也表示，貝克爾的工作讓人們明白，經濟學不只存在于理論中。

加里?貝克爾，1930年12月2日出生，在紐約布魯克林長大。童年時代就置身紐約這個金融中心，令貝克爾對股市等金融領域動態很有興趣，也常為近乎失明的父親念報紙上的經濟新聞。

貝克爾于1951年畢業于普林斯頓大學，后進入芝加哥大學攻讀研究生。年僅30歲時，就已成為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后受斯蒂格勒邀請，留駐芝加哥大學任教。

1957年，貝克爾出版了他的博士論文《歧視經濟學》，在討論歧視的度量、歧視的后果等問題后，他指出，在激烈競爭的市場中，種族歧視的企業會因自己的歧視行為而承擔更高的用工成本，從而被淘汰出局。在當時，這篇博士論文從選題、研究方法到結論，均堪稱異端。

貝克爾的理論創新從一開始就遇到巨大阻力。在為諾貝爾獎委員會撰寫的自傳中，貝克爾回憶，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他的研究不是被忽略，就是被當時的頂級經濟學家鄙視。在這些人眼中，貝克爾是經濟學家中的異類，甚至算不得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直到晚些時候，民權運動在美國如火如荼展開時，他的研究成果才受到更多關注和贊揚。

貝克爾沒有就此止步。1960年，他出版《生育率的經濟分析》，這是現代人口經濟學的奠基之作。貝克爾認為，要不要生育、生育多少個后代，也是一種經濟行為，因為父母在生兒育女時，肯定會理性地權衡各種與生育有關的收益和成本。

貝克爾還是人力資本理論的創立者之一，他是最早明確指出教育和培訓也是一種資本、可以為人們帶來回報的學者。他于1964年出版的《人力資本》一書，是人力資本理論的經典之作。1981年出版的《家庭論》則是貝克爾這一研究思路的代表作。在這本書中，貝克爾提出了“婚姻市場”模型，用來分析什么樣的人會與什么樣的人結婚。

貝克爾是一個直面現象，對真實世界有著卓越直覺的經濟學家。他之所以研究這些社會問題，是因為它們確實重要，也是為了給人們提供全新的認識，而不是替經濟學“攻城略地、開疆辟土”。如果說他真的建立了一個“經濟學帝國”的話，那也只是一種非意圖的后果。

貝克爾一直關注“重要問題”，而最重要的問題莫過于人性。在貝克爾看來，不應認為人類只能被自私的物質利益所驅動，人類的行為受著更為廣泛和豐富的價值因素影響。

事實上，很可能是對重要問題（即“人性”）的重視，而不是對經濟學“理性”范式本身的關注，才是貝克爾上述偏執傾向的最終原因。他之所以到芝加哥大學師從米爾頓?弗里德曼攻讀研究生，也是因為弗里德曼強調：經濟學不是一些聰明人玩的游戲，而是處理現實問題的有力工具。

作為芝加哥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與弗里德曼、斯蒂格勒等人一樣，貝克爾也主張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不過，從根本上看，貝克爾經濟思想最重要的內核應該是他的經濟增長理論。他一貫堅持資本的普遍性，并且認為最終決定資本積累（包括受教育程度）的是人性或“國民性”。貝克爾最終不僅成了經濟學大師，還成了著名社會學家，其深層原因正在于此。

獲得諾獎后，貝克爾把研究重心轉回“社會”。他是社會資本概念的創立者之一。他在和長期合作者凱文?墨菲合著的《社會經濟學》一書中，將社會環境因素和普通商品及服務一并納入了效用函數，分析了社會環境的改變對人們的選擇和行為的影響。這是將社會學和心理學關于人的偏好的研究成果，融合到經濟學中來的重要一步。

因為這種“以重要問題為導向”的立場，貝克爾勇于對傳統概念提出質疑。他愿意放棄新古典經濟學任何一個不符合事實的假設，哪怕是類似于“完全競爭”這樣最核心的假設。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以及隨之而來的金融危機發生后，貝克爾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坦率承認，自由市場通常是有效的，但它并不永遠都“非常有效”；當然，他同時也強調，政府則是“通常無效的”，盡管我們有時也需要它。

經濟學最重要的概念范文第2篇

[關鍵詞] 市場經濟 產權制度 改革 完善

一、產權與產權制度的經濟學分析

產權的涵義，經濟學中的產權（Property??Rights）概念，在著名的《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的解釋是“一種通過社會強制而實現的對某種經濟品的多用途進行選擇的權利。”

現代經濟學的產權理論的要點是：產權是對經濟品的權利，包括使用、獲得收益、處置的權利，經濟品的交換，即商品或生產要素的交換是一組權利的交換；產權具有排他性，同時可分離、可分割，從而可有不同的產權制度安排，同時它還受規則和國家的約束；產權制度是經濟運行的根本，產權制度決定組織的類型、形式及經濟效率高低；產權制度對技術進步產生重要影響，同時技術進步也是引起產權制度變遷的基本原因；私有產權與政府干預都是可供選擇的產權制度；通過建立在交易費用比較基礎上的產權交易，私有產權制度會產生復雜、合作效率極高的組織，如現代大企業；企業本質上是投資者、經營者、職工、債權債務人等各種利益相關者產權交易和“不完全合約”的組合及產物；企業的“不完全合約”性質及信息不對稱，使企業的委托問題成為企業制度設計的關鍵問題。

比較研究表明，制度經濟學的產權概念和馬克思所說的生產關系的概念十分接近。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說：“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樹立其上并有一定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制度經濟學的著名學者E?G?Furubotn & S?pejovich說：“產權不是指人與物之間的關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關于它們的使用所引起的人們之間相互認可的行為規范。…產權制度可以描述為，它是一系列用來確定每個人相對于稀缺資源使用時的地位的經濟和社會關系。”（見上海三聯書店R?科斯、A?阿爾欽、D?諾斯等編《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1995年）。

二、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產權制度的意義

我國要加快經濟發展，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建立與此適應的產權制度。

首先，產權制度是決定資源配置的基本制度。所以需要產權制度，是因為資源有稀缺性，必需合理有效配置資源。因此決定資源生產、使用和交易關系的產權制度就成了事關資源配置機制和效率的基本問題和必要條件。

其次，我們選擇了主要靠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市場經濟體制，因此必須建立市場經濟的產權制度。市場體制要求的產權制度和傳統計劃體制要求的產權制度不同，市場主體必須有資源交易的選擇權和決定權，否則它就不是市場主體，無法擔任資源配置的主角。

第三，改革和發展的實踐證明，按市場經濟原則確立的產權制度，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和體制改革已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是市場化的過程，就是獨立的個人和法人取得資源支配權和交易權的過程。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產權制度的特點

1.應覆蓋所有經濟資源的產權制度。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產權制度應覆蓋所有經濟價值的獲得需付出成本的經濟資源，各種形式的經濟資源都應“物有所歸”。適應經濟關系的多樣化，存在與多種產權關系相對應的財產權利的法律形式。

諸多財產權利之中，最基本的是物權和債權。物權是最基本的財產權，它是直接支配特定物、而享受其利益之權利。物權可分為所有權（自物權）與他物權，包括用益物權與擔保物權。債權指債權人請求債務人為一定給付(含作為與不作為)的權利。股東權是在股份制公司出現后產生的一種特別物權。和股東權對應的是企業財產權，盡管這種支配最終將受到全體或多數股東的股東權的約束，因而其獨立性有限。

無形資產財產權是有關商標、知識產權等無形資產的財產權利。隨著技術進步，它的價值日益提升。對一些科技型公司，知識產權已成為它最重要的戰略和組織資源。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物權制度是最基本的產權制度，不明確物為誰所有，所有者有何權利，就不可能有明確的市場經濟主體；債權亦是最基本的財產權利，對它的有效保護是市場經濟存在和發展的前提，因為它是市場交換可靠有效進行的必需前提；與現代大公司制度發展和科技進步、知識積累密切相關的公司產權和股東權、無形財產產權，已成為市場經濟產權制度中最重要的部分，但這些產權的有效性仍依賴基本物權、債權體系的完善，同時自身也要不斷完善。

2.各種產權主體地位應平等，但作用有所不同。

經濟資源是有價值、要獲得必須有成本的資源。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濟資源的產權主體，即產權的擁有者有個人、法人和國家。個人、法人和國家的產權對象可以相同，都可以是企業、不動產和貨幣，亦有不同的特點。個人產權對象包括和人身不可分的人力資本，而法人和國家只能通過一定的交易和承諾獲得人力資本的使用權。國家產權對象的獲得可源于一般的交易，亦可以源于國家根據法律的征收。法人產權對象所及的范圍寬，但它和人力資本只能有交換關系，亦不可能像國家那樣直接用強制手段獲得資源。國家和個人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獲得企業的全部產權，而企業對國家和個人只能有部分產權（如債權）。

個人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基本的產權主體，除非有法定的基于公益理由等的限制和對他人有不當的影響外（如有違反“公序良俗”的行為），必須承認和保護個人產權，即個人所有的合法財產及個人合法（或不違法）從事各種商事活動的權益。這是因為包括個人消費、個人投資和儲蓄、個人工商活動、個人作為受雇者的服務在內的個人經濟活動，是市場經濟最基本的經濟活動，而個人產權是個人進行經濟活動的前提條件；個人產權及其交易是法人產權的基礎，是現代大公司成長和發展的基礎條件，現代大公司是個人產權主體通過成本收益比較競爭選擇的結果，個人投資及其人（機構投資者）的監督和選擇是大公司持續融資繼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充分承認個人的人力資本價值及其相應權利，是科技進步和知識積累的前提，隨著競爭壓力加大、創新速度加快，人們日益認識到企業組織知識積累過程是人的“隱形知識”向“顯形知識”持續轉化的過程，這一過程的效率和結果與“人力資本”制度是否健全密切相關；在事實及法律（包括憲法）上我國都已承認的并承諾要充分保護個人財產權利，支持私有經濟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是“發展生產”和“共同富裕”。承認和尊重每個人，包括勞動者個人的產權主體地位及其產權，有利于“發展生產”和“共同富裕”，和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目標一致。

法人是法定的團體。法人的經濟活動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最重要的經濟活動，因為比較利益和規模經濟使法人組織成了商品和勞務最主要的最有優勢供應者，同時也是最主要的需求者。因此法人成了市場經濟條件下最主要產權主體。法人產權制度是與法人有關的產權制度，它離不開個人產權（如股東權、個人基于合同獲得的權利），但有別于個人產權。完備的法人產權制度是現代市場經濟產權制度中最重要的關鍵性的制度，是現代產權制度與“羅馬法”時代和資本主義初期產權制度最重要的區別所在。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法人組織，特別是大公司的產權關系十分復雜，能出現有效率的大公司，既要求個人產權制度比較完善，更要求有較健全的法人組織制度，首先是法人相關者產權關系的協調機制和較好的制度安排，這只能是市場經濟比較成熟、水平較高及市場經濟產權制度比較完備的成果；投資基金、養老基金等機構法人組織是將個人產權與資本市場及大公司產權相聯系具有公有特點的重要工具，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作用將日益重要（按德魯克（Drucker）的說法，機構投資者獲得股權是一場無聲的“社會主義革命”）；中國將通過大企業主體成長及其作用發揮的過程，完善中國的產權制度，并從而進一步促進大公司的成長。

國家，亦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影響重大的產權主體。國家產權所涉及的對象中，最重要的是國有企業及國家對企業的投資，以及國家擁有的金融資產和自然資源。在市場經濟體制下，長遠地看，國家產權的主要作用是充當經濟發展的保障和支撐。因此國家產權作為實現公共利益目標所需的公權手段，除在國家必須控制的少數領域及特定時期外，主要用于解決單靠市場機制不能解決的“市場失效”問題，一般不直接充當創造價值的主體。盡管通過國有企業，國家產權也間接參與經濟價值的創造。

市場經濟下的各種產權主體，作用不盡相同，但其地位平等。地位平等的含義是，除非國家有明確的法律限制，各主體在民事及商事活動中的經濟權利和法律地位平等，一視同仁。

3.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產權制度要不斷完善。

從歷史上看，先有物權，以后由于交換出現引出債權。隨著市場經濟體制取代封建經濟體制，出現了新的公司組織和相應的公司財產權利，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無形財產權利也日益重要。包括公司產權在內的市場經濟的產權制度，從19世紀初到20世紀上半葉，歷經百余年其基本構架已基本確立。以后由于科技進步，及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迅猛發展，產權制度在已有框架的基礎上又有進一步的發展和完善。

四、推進社會主義產權制度改革的措施與對策

1.理順不同產權和主體的關系。

首先要理順個人與法人（企業）、與國家的關系。這方面目前主要的問題是，對個人的權益，包括個人產權保護不夠。

理順個人與國家的關系，主要涉及理順個人產權與國家公權，及個人產權與國家（國有）產權兩個方面。市場經濟體制亦公認“公權優先于私權”。關鍵是必須明確界定公權和個人產權，個人產權不能對抗公權，公權亦不能無償占有個人產權。理順公權和個人產權關系，必須明確界定公權和個人產權的邊界；確定公權的存在范圍，我國的主要問題是公權力過大，政府介入了許多它不應也不必介入之事，但同時很多該做之事并無精力去做；公權只能按法定程序行使，不能隨意侵犯個人產權；當行使公權會帶來個人（及法人）的財產損失時，國家應予以補償。

理順個人產權和國有產權關系的重點，一是界定個人產權和國有產權的范圍，要根據中央已明確的對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調整的方針，適當縮小國有經濟及相應的國有產權的控制范圍，允許個人產權進入更廣泛的領域，并給予保護和尊重；二是在允許個人產權進入的領域，明確個人產權主體和國有產權主體都是平等的民事主體。目前既有國有產權主體利用其與政府的特殊關系侵犯個人產權主體的問題，亦有個人產權主體利用國有產權主體責任不清侵犯國有資產的問題。

2.通過建立合理的企業產權制度，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產權制度建設。

在產權制度建設中，要突出企業及法人的產權制度建設。首先是因為企業法人是市場經濟的主體，而我國目前又特別關注有利于企業發展的制度建設。企業產權制度健全離不開個人產權制度的健全，但其產權結構，尤其是大公司的產權結構為與其復雜的功能相適應，通常涉及很多人的產權，遠比一般的個人產權結構要復雜。突出企業及法人的產權制度建設，既有利于直接推動現代企業制度的建設，而且有利于促進個人產權制度的完善。

為搞好企業產權制度建設，還必須重視法人產權制度建設。企業不僅要與個人和企業交易、合作，還要和政府機構、大學、社會團體、職工持股機構等各種法人和團體合作，并且這種合作日益重要。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產權制度的研究是一個重大課題，只有通過不斷的改革與完善，革除那些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束縛市場經濟活力的產權制度，建立健全有利于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新型的產權制度，充分調動各種市場主體的積極性，才能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快速健康地發展。

參考文獻：

[1]孫福全宋克勤:邁向21世紀：中國企業制度選擇，中國工商出版社，1999

[2]吳宣恭:產權理論比較――與西方現代產權學派，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

[3]彭光良羅曉云:從產權理論看我國國有企業改革，技術經濟，2003，(9)

[4]劉蕾:從新制度經濟學透視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經營與管理,2004，(6)

[5]趙曉雷:現代公司產權理論與實務，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9

經濟學最重要的概念范文第3篇

[關鍵詞]社會政策經濟學社會健康保險政策養老金經濟學

TheTheoreticalFoundationsoftheEconomicsofSocialPolicyandtheEffectsofSocialPolicy

PersonnelBureau,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

[Abstracts]ProfessorRosnerusesthesetofmicroeconomicconceptsandtoolstoanalyzethecauseofsocialpolicy,theextentofsocialpolicy,theobjectivesofsocialpolicy,somepoliticalscienceaspects,andtheeffectsofsocialpolicy.Itprovidesanewparadigmfortheanalysisofsocialpolicy.WeintroducethefindingstoChinesescholars.

[KeyWords]EconomicsofSocialPolicy,SocialHealthPolicy,EconomicsofPensions

前言

社會政策一直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也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社會政策針對貧困、失業和社會供養等等問題規劃藍圖，因而能讓人們對未來充滿希望。社會政策的制度設置應當被視為對具體社會問題的回答，要理解一項社會政策制度設置的應力，我們必須理解它為什么要建立。一個國家的制度選擇要考慮它的歷史傳統、政治體系和社會結構。對于探詢在不同制度結構下，社會政策產生什么樣的后果，經濟理論是一個有用的分析手段。維也納大學經濟學系羅斯那先生（Rosner,2003）[1]的專著《社會政策經濟學》，運用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對社會政策的研究基礎進行了深入的探索，為社會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筆者將其中主要研究成果介紹給國內學者，以期拓寬我們社會政策研究的視角。

1、社會政策經濟學的基本范疇和計量方法

1.1社會政策的范圍：

社會政策范圍不僅覆蓋資助貧困人口，還包括幫助人口中的其他社會弱勢群體。從實踐上講，社會政策的內容應當包括：（1）健康保險，（2）退休人員和老年人的供養，（3）幫扶失業者，（4）有關家庭的政策，（5）貧困。這種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論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數國家現存的制度安排。

1.2社會政策的目標：

為了評價社會政策的效果，我們必須清楚所提出的社會政策計劃的原因，否則，我們無法評價社會政策的福利效果。社會政策的目標有：（1）反貧困，（2）防止意外事件（保險），（3）再分配，（4）規定有利于弱勢群體的契約結構（例如，勞動法、租金管制）。

不同的社會政策計劃，其目標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反貧困計劃不是為全體人口提供公共健康保險的主要目的，盡管反貧計劃對減少貧困有貢獻，對于貧困人口來說非常重要。基本養老金是反貧非常重要手段，但幾乎不適合防止風險的計劃，特別是對于私人退休供養。我們并不清楚建立社會保險計劃的原因，個人要面對許多風險，其中一些風險可以通過商業保險避免，如防止火災、汽車被偷等等。社會政策計劃則不涉及防止火災和汽車被偷遭受的損失。但大多數國家針對一些不測事件，建立了社會政策計劃。因此，我們將思考，為什么一些風險被納入社會保險計劃，而其他的則沒有被納入。社會保險計劃賴以設立的最重要的風險有：（1）失業，（2）疾病，（3）殘疾，（4）與退休有關的財富損失，（5）壽命超過個人資產和財富承受力，（6）照料需求。

“再分配”概念通常指從富人征收財富轉付給窮人，這個概念太狹窄，不能很好地說明社會政策計劃的范圍。我們需要區分四種再分配類型：（1）垂直的：由于不同水平的收入和財富，在個人或家庭戶之間進行的再分配。（2）水平的：在相同收入水平的群體內，根據個人或家庭戶的具體特征進行的再分配。（3）個人所處的生命周期階段：將個人或家庭戶在某個時點的錢挪到相同個人或家庭戶另一個時點上使用。（4）在不同的同批人之間的再分配：如果在某時刻出生的人必須支付給先于他出生的那些人多于（或少于）他從之后出生的人得到的，這是有利于先他出生（之后出生）的同批人的代際再分配。第一、二、四種類型是人與人之間的再分配，第三種類型是個人自身的再分配。

1.3社會政策的經濟學方法

經濟學家們用經濟學的方法分析社會政策。這種分析的基本要素是：經濟學家探討人們面對不同的選擇，將如何行動。經濟學家把社會現實看作是個人選擇的結果。但社會政策涉及到不可忽視的危險局面，在這種局面下，理性個人不可能做出連續的選擇。而且，對于一些人，理性選擇假設不適用，例如，精神有障礙的人。限制選擇的一個特別重要的例子是法律框架，尤其是社會政策的背景。

社會政策分析使用微觀經濟學的概念和技術分析工具。它假定在某些限制下，家庭戶效用最大化。這些限制包括預算限制和現存的管制。例如，最長工作時間限制。形式分析使用適當的數學，即受約束的最優化技術。如果做一般的了解，圖表分析通常足夠了。

1.4政治科學方面的問題

就社會政策來講，存在著不同的政治結構。按照個人受影響的方式進行區分，社會補助金有：（1）只針對貧困或首要針對貧困的社會援助計劃；（2）對所有那些主要通過與工資收入相關聯的支付繳費款的人員的計劃；（3）針對所有公民的計劃。如果第一種方式是社會政策的核心，減少貧困是它的主要目的。這種類型社會政策的意圖可以與自由思想相聯系，即支持窮人，把其他的事情交給市場。在第二種方式社會政策中，保護工人的收入是重要的目標。第三種類型的社會政策希望為每一個人提供最低限度的保護，同時，保護工人的收入。有人認為，社會民主思想支持這種類型的政策。20世紀90年代，這三種類型政策的區分越來越模糊。當評價不同社會政策體系的實際運行情況時，這些區分就更加模糊了。

我們同樣需要對國家作為社會政策的管理者和國家作為社會政策計劃的組織者的差異。我們也可以區分不同的社會政策的組織結構：（1）國家組織健康服務等活動。國家按照中央或地方的水平，直接提供服務。如果服務的平等性被認為是必不可少的話，國家組織活動是一種切合實際的供給方式。（2）國家為社會政策建立特別機構，使之為社會政策提供基本的框架。這些機構通常有法律限定的組織領域和活動范圍，在這種情況下，機構之間不存在針對顧客或活動領域的競爭。這些的機構通常按照職業界限來劃定。（3）國家強制公民操心自己的福利，并可能補貼付款，但把組織的機構留給市場。

2、社會政策的經濟學分析

2.1一般均衡、帕累托有效與福利經濟學定理[2]

討論社會政策計劃的效果，必須提及比較的標準，否則，不可能闡述一項計劃的引入以及它的實施范圍是否有利于或者減少福利。

前面已提過，人與人之間的收入再分配是社會政策一個重要的目標，經濟學家的任務是發現如何用最低成本實現這些目標，以及這樣的政策的效果是什么。但其它社會政策計劃怎樣呢？用保險防止不測事件和確保個人自身的再分配？人們能自我照料嗎？社會政策對市場經濟是一個有意的、必要的補充。為了理解這種背景下社會政策，我們需要探討介入市場體制的運行。第一個問題是：商品和服務只通過市場分配給個人，這種經濟的后果是什么？這是一般均衡理論所探討的。有兩個問題需要提及：（1）有均衡嗎？均衡是價格的向量。（2）如果有，這樣的均衡從社會想望的意義上講，是件好事嗎？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對社會政策特別有意義，在一些情況下，自愿合約不被社會接受，不被法院受理，如賣身為奴。在什么情況下，認識均衡在特殊意義下是件好事，這就需要引入“帕累托效率”概念。

帕累托有效分配不必是一種值得想望的分配，它可以是一種極端不平等的分配。關于“帕累托效率”，一般均衡理論的有一個強有力的定理：在某種經濟狀態下，市場均衡是帕累托有效。我們從一般市場均衡理論導出福利經濟學的兩個定理。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不可能使某人改善而不損害他人。第二定理：在稍加嚴格的條件下，通過再分配資財可以實現每一個合理的帕累托有效分配，而把其它的分配叫交給競爭的市場。第二個定理能用于社會政策的背景嗎？這有一個很大的益處，因為這樣，國家可以把它的活動限定在再分配。這個命題的基本內涵是政府征稅，以資助特殊群體。不幸的是，事情并不那么簡單，在大多數情況下，征稅和轉移支付產生大量的分配效應，因此，沒有任何分配效應的再分配是不切實可行的選擇。

2.2不確定性分析

馮紐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數：經濟學中分析不確定性問題，最重要的一個概念是預期效用函數或者叫馮紐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數。NM效用函數不是處理不確定性問題唯一的效用概念，但卻是一個最重要的概念。從數學上講，NM效用函數的優越之出在于他容易操作，并且經過適當修正，均衡分析（包括福利經濟學定理）的基本結果有效。不確定性對于社會政策具有重要意義，即使在帕累托意義上不存在外部性，一些人在不確定性得到解決后，情況變得相當糟糕——一些人可能失去工作能力，得病，或者壽命超過他們的預期和他們積累的財富資源，解決這樣問題的一種方法是保險。不測事件有關的涉及社會政策的基本問題是：為什么可以通過市場來保險來防備有些不測事件的發生，而對其他一些不測事件，則不存在市場保險，必須由社會政策來補充？

是否存在與不確定性相聯系的特定的市場失靈？從帕累托意義上講，保險市場有效運行的條件是什么？均衡有效的條件有兩個（1）事件的獨立性，（2）不存在信息不對稱，與不對稱信息相聯系，導致非帕累托最優均衡的兩個問題：一是逆向選擇（事前機會主義），另一個是道德風險（事后機會主義）。這些都是研究社會政策經濟學的重要概念。

2.3.制定社會政策的經濟原因

首先是風險分離與保險金供給不足。在不同的保險計劃中，風險分離不被社會想望，有兩個原因：一個是規范方面的原因：為什么具有不同風險的人要支付不同的保險費？二是如果出現信息不對稱，風險分離可能導致保險金供給不足。避免風險分離的一個辦法是建立社會保險。當社會保險建立后，它不可與以能夠分離風險的保險公司為競爭對手。因為保險公司會拿走風險很小的保險對象，而把風險很大的保險對象留給社會保險。這并不是說就沒有競爭，但風險分離必須被抑制，抑制的辦法是，強制保險公司為申請人提供一份合約。另一個辦法是，競爭的社會保險機構之間橫向補貼，即擁有風險很小的保險對象的社會保險機構必須給擁有風險很大的保險對象的社會保險機構提供補貼。一種風險，由于它產生惡劣后果的概率很高，市場保險公司不愿為它保險，而社會保險機構可以為它保險。社會保險是在一種制度安排內保險和再分配收入的設置。

第二個方面是經典的市場失靈觀點，即信息不對稱。由于信息不對稱，市場分配的結局是非帕累托有效，從這個意義上講，出現市場失靈。這可以不是社會政策一個重要的問題，因為它是沒有被覆蓋的風險很小的保險對象。然而，如果抑制個人所屬的群體產生成本，可以看到，在這種情況下，高風險群體被約束在市場中，那就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了。[3]

2.4社會政策的效應

不管社會政策的意圖是什么，我們必須考慮社會政策所產生的經濟效應。有時候，這種考慮會被拒絕，因為一些人認為社會政策頒布的目的是應當將經濟考慮置于一邊。但社會政策經濟學探討的是：經濟學家要做的事情不是討論一項社會政策計劃是否應當實施，而是分析社會政策應當怎樣實施，并有收效，即以最小的成本達到社會政策的想望的效果。

社會政策計劃有兩種類型的效應：一是A型分配效應（allocativeeffects）,二是D型分配效應(distributiveeffects)。這兩種分配的意思幾乎一樣。之所以做出區分，是為了分析兩種不同的問題：A型分配問題是分析社會政策計劃怎樣影響資源的使用，即在引入養老金制度后，總的儲蓄是更高了還是更低了，以及勞動供給由此受到怎樣的影響。自由地享用健康服務如何影響社會政策計劃的供給，這是總的福利問題，不考慮在不同人群之間如何分配。對D型分配后果的分析是探討既定的福利總量如何被分配。它探詢的是誰受惠和誰支付的問題。盡管在許多情況下，這兩個問題不可能被明確地區分，但為了分析的方便，必須做出區分。

2.4.1A型分配效應（Allocativeeffects）：A型分配效應最重要的原因是通過實施社會政策計劃，相對價格改變。價格變化是因為某種商品或活動變的便宜了，以及資助計劃需要繳納保險費改變其它商品或活動的相對價格。為了了解稅收或收益如何通過改變相對價格影響經濟活動，我們可以使用標準的微觀經濟學分析工具。在家庭戶理論和公司理論中，有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之分（具體分析略）。這些A型分配效應是目前許多國家社會政策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在社會政策背景下討論的最重要的A型分配效應包括：（1）勞動力需求和勞動力供給（如養老金計劃、失業保險、貧困減少等）。（2）儲蓄和消費（如養老金計劃、健康保險等）。（3）使用免費和（或）補貼價格供給的商品和服務（如健康服務、住房補貼、貧困減少等）。

2.4.2D型分配效應。分析一項社會政策計劃的收入分配的效應時，我們必須對下列問題做出判斷和假設：

（1）、比較分配的標準是什么？我們是使用“歷史上既定的分配”還是使用“理論上解釋性的分配”作為標準呢？一個現存的制度的D型分配效應的理論分析，使用理論標準更可取，不應把這條標準看成規范標準——一個公平的分配或非常不公平的分配，而是在具體假設下的奏效的分配。經濟學可以分析一項社會政策計劃產生什么樣的變化。

（2）、計算再分配的使用什么樣的計量單位？一方面使用以個人、家庭戶或家庭為計量單位的數據，會使研究的結果產生差異；另一方面的問題是數據的可得性。在一些國家，關于家庭戶的收入數據很難得到。

（3）、再分配或保險？我們不能從理論上區分一項社會政策計劃是提供保險好還是再分配收入好。有時候，把再分配計劃看作保險是一個有用的方法。因此，當探詢一項計劃的垂直再分配的問題時，我們把收入流看作是既定的；而當探詢一項計劃的水平再分配的問題時，我們把某些特征看成是既定的（如家庭規模、發生疾病的概率等等）。

（4）、繳費和補助金的歸屬，即：誰得到補助金，誰繳費？社會政策法規只從形式上規定誰必須納稅和繳費，誰接受補助金，而不決定誰實際承擔稅收負擔和誰實際得到補助金。“稅收歸屬”探討這些問題。

（5）、應用研究，使用解釋性的案例，還是使用真實數據，哪個更好？在大多數研究中，研究者更喜歡用實際數據，但研究社會政策時，使用實際數據會出現問題的。這些問題是由于在終生框架和在同批人之間的再分配中，分析收入再分配出現的。首先，研究者會需要幾十年個人化的數據，這樣的數據很難得到，因為缺乏對過去幾十年數據的系統處理，另外，還因為被分析的制度設置存在的時間不夠長。其次，在使用經驗數據的時候，研究者可能混淆社會政策計劃的效應和結構變遷的效應。例如，分析垂直再分配，研究者需要生命周期過程的收入數據，但由于不同的時間環境，收入發生變化了。由于經濟增長，對于特定的同批人來說，收入增加對分析一項社會政策計劃的垂直再分配是無關緊要的。[NextPage]

3、應用分析

在這部分，我們重點介紹社會健康保險政策和養老金政策。

3.1社會健康保險政策

3.1.1研究衛生健康政策的兩種方法

在研究衛生健康政策的文獻中，通常有兩種方法：一是精選的假設方法，另一個是社會政策方法。精選的假設方法把健康看作一種資本儲存，這種資本存量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下降，并增加健康支出。以這種方法為基礎進行的研究所使用的工具是那些標準的微觀經濟學理論。社會政策方法是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上：就衛生健康問題來說，只有在技術的可得到的情況下，才有特殊服務需求在衛生健康與其它商品消費之間沒有多少替代的可能性，這種方法不探究衛生健康效用，但是探究衛生健康服務的效用，不考慮衛生健康服務消費與其它商品之間的選擇。這種方法是大多數涉及衛生健康的社會政策立法的基礎。這兩種方法只有在事實的和規范的假設下才切合實際。精選的假設方法假定關于自己的衛生健康服務消費，人們能夠并且應當做出決策。社會政策方法則拒絕這種觀點，并假定哪有疾病，那里就有服務。我們可以把這兩種方法與事前和事后的觀點聯系起來：經濟方法采用事前的觀點，它考慮預期效用；而社會政策方法關心實際結果，采用事后的觀點。每種方法都不全面，因為一種方法忽視的重要方面往往被另一種方法包含。概括地說，精選的假設方法忽視了需求問題，而社會政策方法沒有考慮提供衛生健康服務的經濟問題。

3.1.2公共健康保險的目標：規范方面的問題

（1）貧困。讓一些收入太低買不起保險的人能夠得到健康服務。（2）維護人口健康。一項成功的政策不僅減少疾病發生率，還要提高健康水平，這是一種定位于輸出型的目標。還有一種定位于輸入型的目標，即保證良好的健康服務的供給。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人口健康并不隨著醫生和醫院床位數量的增加而提高。（3）社會健康政策要覆蓋沒有被商業保險的風險。（4）實行有利于家庭的再分配計劃。（5）實行有利于高風險人群的再分配計劃。

3.1.3A型分配效應

社會健康政策具有A型分配效應，它影響一個國家經濟資源的使用。我們要關注的問題是社會政策是否導致更高的效率或更低的效率。隨著人均GDP的增加，人均健康支出也增加，健康支出成本增加的原因歸結于（1）價格上漲。我們必須對價格上漲與質量提高做出區分，因此可以說，成本的增加不一定就是由價格上漲引起的。（2）政治和社會的因素。許多國家越來越多的人得到良好的衛生健康服務，部分歸結于政治和社會因素，即越來越多的人享受服務、健康服務延伸到都市以外、過去被認為是偏離行為現在被看作是健康問題。（3）人口演變。人口參數的變化會影響健康支出：預期壽命增加和人口構成的變化。（4）技術進步。由于技術進步，許多醫療服務變得便宜了，但同時刺激新的醫療產品的研制，增加醫學研究成本。

3.1.4D型分配效應

社會健康制度具有許多D型分配效應：人與人之間垂直的、水平的和代際的再分配，以及個人在不同生命周期階段的再分配。評價人與人之間的再分配的基礎是公平保險。評價再分配的數量，必須假設收益和成本的歸屬。我們還必須進一步假定在社會健康政策體系中沒有赤字或剩余。假設社會健康政策體系僅僅是一項以健康服務成本為標準的保險、別無其它，把分析D型再分配效應建立在這樣的假設的基礎上是明智的。健康支出還要考慮社會地位和教育等問題。

3.2養老金經濟學

3.2.1養老金制度的理論基礎：與基金制度比較，非基金制度的長處

要了解養老金制度的運行情況，我們很自然地假定人們追求效用最大化，即探討最優的儲蓄量是多少。為了方便起見，通常把養老金制度放在一個特殊的框架內，即迭代模型中來分析。假定把一個人的一生分為兩個時期，每個時期有兩代人，一個人在第一時期工作，在第二時期不工作、如果沒有公共退休制度，只能消費儲蓄金。再假定他只關心自己的消費，不打算留下遺產，進一步假定死亡的時間是確定的，那么:

maxU(c1,c2)

c1是第一階段的消費，c2是第二階段的消費。如果沒有公共養老金，他必須考慮以下限制：

c1=w-s

c2=s(1+r)

s為儲蓄，r是利息率，結果是最優儲蓄數量為s*。在封閉經濟中累計的儲蓄決定資本存量。

為了討論公共養老金引入后的效應，需要區分非基金制和基金制。在基金制下，如果繳費比率不大于人們自愿選擇的儲蓄率，那么，限制不會改變（b：對養老金制度的繳費比率）。

c1=w(1-b)-s

c2=s(1+r)+bw(1+r)

如果義務儲蓄擠出自愿儲蓄，那么最優儲蓄量s*(=s+bw)，。如果引入非基金制計劃，并且繳費比率定為β、養老金為p，那么個人面臨不同的限制，假定非基金養老金制度既沒有赤字也沒有剩余，β決定p，反之依亦然：

c1=w(1-β)-s

c2=p+s(1+r)

可以看到，如果兩個時期消費的都是正常物品的話，∂s/∂p<0，非基金制養老金計劃的引入減少了私人儲蓄。在實行PAYG（現收現付）制的國家，由于較少的資本存量，利息率更高，邊際勞動產量更小，這是引入非基金制的結果：第一代的消費增加，而后代的資本存量更少。這對福利有何意義呢？為了比較非基金制和基金制的差異，仍需要采用帕累托標準（具體分析略）。由于人口增長，實行PAYG制使所有幾代的福利更好。

通過引入非基金制確保所有幾代人更多效用的另一個假設是：什么時候通過要素W，一代人與下一代產生捐贈，W相當于勞動生產率的增加。那么如何比較兩種養老金制呢？如果繳款率不超過最優儲蓄率，那么基金制養老金計劃的引入不起什么作用。為了比較兩中制度，我們需要比較兩種收益率。假定繳款率b不變，如果（1+w+n）>1+r,或(w+n)>r，其中，w表示勞動生產率（W=1+w），n表示人口增長率（N=1+n），r表示收益率。那么PAYG制比基金制有更多的收益，因而更優。如果利息率低于人口增長率和生產率增長，那么引入PAYG制將確保帕累托改進。從長遠來看，我們不得不假定利息率不比人口增長率和生產率增長低，這就是為什么非基金制通常不是帕累托改進的原因。概括地說，將PAYG制轉為基金制通常不會產生帕累托改進。

3.2.2A型效用：勞動力供給

大多數國家的有效退休年齡在下降，分析這個問題必須假定養老金制度不改變個人財富，即這種養老金是一種公平養老金。尤其是如果一個人提前退休回推后退休，財富不變。如果有公平養老金，是什么原因刺激在某個具體年齡退休？假定一個人的效用函數分為消費和閑暇兩部分，U(ct)+V(lt)。其中，ct表示消費，lt表示閑暇。他從t=0工作到N；儲蓄率為s；繳款率為b。那么c+b+s=1。終身效用是（T為最大生命跨度，c為一年的消費）：

U(c)N+[(U(c)+v)(T-N)]=U(c)t+(T-N)v

人們最大化效用：

Max:TU(c)+(T-N)P

N,c

s.t.Tc≤N(1-b)+(T-N)PP:養老金

養老金制度是公平的，因此：

P=bN/(t-N)

預算限制減少到Tc≤N

如果沒有遺產，他消費所有工作期間所掙，養老金不影響退休時間。如果有借貸限制，情況就不同了。如果貸款的利息率明顯高于儲蓄利率，那么養老金制度會影響退休決策。C*表示工作期間最優消費量，如果C*>1-b，他不能有最優的消費，因此他在工作期間的消費是1-b，。最優化問題變為（Cr表示退休期間的消費）：

maxNU(1-b)+(T-N)[U(Cr)+v]

Cr,N

s.t.N(1-b)+(t-N)C*≤N

可以看到∂N/∂b<0。增加繳費率相當于增加養老金，降低退休年齡。但實際上幾乎沒有什么養老金制是公平制的，通常有最低退休年齡和最低繳納年限的限制，另外不同的稅收規定可以使用于工資收入和退休收入，還有對提前退休的特殊規定等。

3.2.3D型分配效用

沒有養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應的一般理論，養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應完全取決于制度是如何被解釋。許多養老金制度慎重地再分配收入，通常是低收入人群受益，但也有意外的再分配效應，主要是由于收入與生命預期的相互作用。與低收入人群相比，高收入人的預期壽命更高，因此由于生命預期的差異，有利于低收入人群的有計劃的再分配通常被削弱。而且，比較不同養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效應，必須考慮其他社會政策計劃，如社會援助、健康服務等。

影響再分配總量的三個重要方面是：（1）性別。女性預期壽命長于男性，平等對待男女的公共養老金制度，收入再分配有利于女性。（2）收入。由于高收入人群預期壽命更長，公共養老金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有利于高收入人群。（3）婚姻狀況。大多數養老金制度支付幸存者養老金，主要接受者是女性，因為女性預期壽命比男性長。如果幸存者養老金制度根據經濟狀況調查結果確定補助，那么幸存者養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有利于單身有工資收入的家庭戶，如奧地利。

3.2.4人口變遷與同批人之間的再分配

預期壽命的增加和總和生育率的下降減少勞動人口，這兩種人口學要素的變化對養老金制度產生的影響有：（1）從絕對數和占GDP上講，加重養老金負擔。（2）為了保持養老金制度收支平衡，必須增加繳款比率。（3）繳納的保險費的收益率顯著下降。（4）不同的同批人之間的再分配規模發生變化。[NextPage]

4、評論

羅斯那先生的研究成果至少給我們這么幾個印象：

第一、多學科交叉研究問題。羅斯那先生不僅使用了微觀經濟學的概念和方法作為分析社會政策的原因和效果的基礎，還在分析過程中，涉及了政治科學方面的問題，將經濟學與政治學巧妙地結合起來。另外，將人口學的變量（如預期壽命、生育率、人口增長、撫養比等概念）納入到分析中來。當然，這在西方學者中并不希奇，但對于我們研究社會政策來說，仍然是富有啟發性的。我們國內的有些學者一般比較熟悉或習慣于局限于自己的研究領域，很少或甚至不太愿意關注去他學科的研究成果，但在研究中如果需要運用相關學科知識的時候，知識結構不合理的缺陷就暴露出來。常常是研究經濟學的不熟悉社會學，研究人口學的不熟悉經濟學和社會學。錯用、誤用其他學科概念、理論和方法的現象時常發生。單一的知識結構是遠遠不能社會政策研究的，社會政策研究需要大量的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人口學、統計學等學科甚至是自然科學的知識背景，不僅如此，還需要在研究中把這些知識綜合起來，作到融會貫通，只有這樣，社會政策研究的根基才會厚實。從我們閱讀的大量的西方經濟學、社會學、人口學等社會科學的文獻來看，多學科的交叉研究已經成為學術研究和政府政策研究的一種趨勢，我們需要補課并迎頭趕上。

第二、社會政策的理論基礎。經濟學有新古典主義、后凱恩斯主義、制度經濟學和經濟學等學派，大多數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體現了新古典學派的思想，羅斯那先生的社會政策經濟學也不例外，很自然地讓人想到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克爾的研究[4]。但不管怎樣，羅斯那先生為我們研究和制定社會政策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視角。他提示我們社會政策不僅僅是對社會問題簡單的描述和提出解決的辦法，社會政策更是一門學問，需要有理論基礎。廣泛地說，在經濟學內部，不僅新古典主義，其他學派同樣能夠為社會政策提供理論基礎，其他學科的理論如社會學理論、政治學理論等也是如此。我們國內的有些學者做社會政策研究，習慣于就某種社會問題和現象提出問題、進行就事論事的分析，不太注意基礎理論的闡釋，使得政策建議顯得單薄、空泛，缺乏說服力，往往是一項社會政策研究學術論文不象學術論文，政府工作報告不象政府工作報告。象中國這樣一個國情復雜的國家，一種社會問題涉及許多方面，更有必要采用多種學科的理論、從不同的角度對社會政策的原因進行闡述，并在研究中總結出一套有效的理論。

第三、社會政策的研究范圍。一般來講，社會政策應當有其研究的范圍，不能將其外延泛化。羅斯那先生總結了發達國家的經驗，將社會政策限定在五個方面，并指出這種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論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數國家現存的制度安排。對這種限定可能會有爭論，但我們認為這種限定具有一定合理性。我們需要做的是，根據我們國家的社會結構和制度安排，中國社會政策的范圍和研究領域，在外延是否需要擴大或縮小，在內涵上是否需要增加或減少，值得進一步探討。時下，學術界和政府界關注的農村養老保險和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以及計劃生育政策等等，他們與社會政策的關系如何，都需要深入研究。

第四、社會政策的效應。羅斯那先生區分了社會政策兩中不同的效應，我們的理解是，A型分配效應主要從物的或者說是資源總量方面反映社會政策的效應，D型分配效應則反映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他的這種劃分為我們評價社會政策的實施效果提供了新的范式。他啟示我們進一步分析：除了這兩種經濟學的效應，是否還有其他效應呢？比如，社會政策的政治學效應是什么、社會學的效應是什么，這些都需要我們發揮空間思維能力，認真思考。羅斯那先生的兩中劃分對于我們建立和實施一種嶄新的社會政策評價體系和評價的手段也是很有意義的，而且評價體系和評價手段也應當是多樣化的。如果一項社會政策研究有理論基礎，恰當的方法，細致的實證分析和可行的評價體系，那是再好不過了。

第五、社會政策的適用性。羅斯那先生明確指出，他的社會政策經濟學的研究是針對發達國家的，對于東亞國家和窮國幾乎沒有涉及。西方發達國家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市場化程度、城市化水平比我們高得多，由于是一元化的社會結構，他們的社會政策主要針對城市人口的，他們沒有也不會涉及農村人口。而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城鄉差別仍就很大，二元結構還要持續很多年，我們的社會政策顯然與西方國家既有相同的地方，更多是存在很大差異。通常我們做社會政策研究時，對城市和農村問題是分別論述的。所以，我們必須考慮西方社會政策經濟學在中國的適用性。我們借鑒西方研究的最新成果，但決不能盲目地追隨，盲目的追隨會使我們失去方向。我們借鑒要善于從社會政策經濟學中體會其活躍的思想火花和開放的學術精神。我們研究和制定一項社會政策時需要考慮中國的歷史傳統、政治體系和社會結構，發現有關社會政策的制度結構的信息，從中發展出中國的社會政策經濟學。

參考文獻

[1]Rosner,PeterG..TheEconomicsofSocialPolicy[M],EdwardElgarPublishingLimited,Cheltenham,UK·Northampton,MA,USA,2003.1-21.

[2]Myles,GarethD.Publiceconomics.[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5.10.

經濟學最重要的概念范文第4篇

關鍵詞：會計 資產 定義　本質

縱觀各國會計準則及國際會計準則，雖然對財務會計要素的規定各具特色，但資產、負債、所有者權益都是公認的共有要素，其中資產要素是所有會計要素中最重要的，從在某種意義上講，其它會計要素都可認為是資產所衍生出來的。“要素與要素之間不是孤立的，而且資產在所有要素中總是占據最重要的位置。傳統會計概念認為，資產是企業可控制的一種資源，沒有資產企業就無法實行持續經營，其他要素也不能生產，負債被看成是企業的‘負資產’，而所有者權益是‘凈資產”-“資產的定義既然在一切要素定義中起決定作用，那么解決了這個主要矛盾，其他矛盾(其他要素的定義)也就迎刃而解”(葛家澍、杜興強，2003)。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的SFAC No.5中，提出了會計確認的四項標準：符合要素的定義或者叫可定義性、可計量性、相關性和可靠性，其中可定義性是進行會計確認的“門檻”，只有滿足這個標準才有可能進入會計信息系統。因此，對資產的界定是整個會計信息系統的最關鍵所在。

一、國內外關于資產定義綜述

國外學術學術界對資產定義，根據不同的認識形成了三類代表性的觀點。一是認為資產的本質是未來經濟利益。持這種觀點的主要有：1907年查爾斯E?斯普瑞格(Charlese E.Sprague)在《賬戶的原理》中指出，資產是包括以前獲得的服務，以及其它還在得到的服務的積蓄；1929年坎寧(Canning)在《會計中的經濟學》一書中認為，資產是指處于貨幣形態的未來服務，或轉換為貨幣的未來服務；1957年美國會計學會(AAA)在《公司財務報表所依據的會計和報告準則》中指出，資產是一個會計個體從事經營所需要的經濟資源，是可用于或有益于未來經營的服務潛力總量；1962年斯普路斯(Sprous)和莫尼茨(Moonitze)認為，資產是預期的未來經濟利益。這種經濟利益已經由企業通過現在或過去的交易的結果而獲得；1992年，HendrieksonandBride在《會計原理》中認為，資產是特定的主體所控制下的潛在的服務或預期服務的權益。二是認為資產的本質是財產權利。持這種觀點的主要有：1993年，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首席會計師舒爾茨(Walter，P?Schutze)發表了《什么是資產》的報告，認為資產是現金、對現金或勞務活動的要求權，以及能夠單獨出售、變現的一些項目；1996年美國的理查德A?薩繆爾森教授在《會計評論》上發表的《會計理論中的資產的概念》認為：把資產定義為財產權，就有可能更明確區分資產和費用、資產是能夠用于交換的抽象權利，資產價值是財產權利的貨幣表示。三是認為資產的本質是剩余成本(這里的剩余成本是未消耗未分攤的成本，已消耗的或已分攤的為費用)。持這種觀點的主要有：1940年威廉A?配頓(W.A.Paton)與A.C.利特爾頓(A.C.Littleton)的《公司會計準則導論》(《An Introductionto CorporateAccounting Standards》)一書中提出資產是未消逝或未耗用的成本；1977年亨德里克森(Hendrickson)在《會計理論》中指出：由于把重點放在收益的確定上，許多關于資產的正式論述就都直接或間接地把它們的性質強調為未分攤成本或結轉于未來各期的數額。

我國不少學者長期對資產定義進行理論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我國著名會計學家葛家澍《本質、定義與特征一個企業的財務報表與賬戶體系的要素》一文中認為，資產是特定企業由于交易和事項(包括資本投入或退出的產權交易)以及交易雖未執行但在法律上不可更改的契約而取得或控制，而由企業配置和運用，旨在為企業帶來未來經濟利益(未來現金凈流入)的經濟資源。在學術界討論資產定義的同時，各國及國際準則委員會也對資產進行了定義。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在《財務會計概念公告》第6號中提出：資產是可能的未來經濟利益，是特定個體從已經發生的交易或事項中所取得或加以控制的(FASB。SFAC No.6，1982)。澳大利亞對資產的定義同美國的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它強調資產是能夠“被控制的”而非被“取得的”。英國會計準則委員會于1999年公布的《財務報告原則公告》中對各種會計要素作出了明確界定，其中資產的定義為：資產是由過去的交易或事項形成的、由特定主體控制的、對未來經濟利益的權利或其他使用權(ASB，par.4.6)。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在《編制和呈報財務報表的基本框架》中對資產進行了如下定義：資產是指作為過去事項的結果而由企業控制并且可以期望向企業流入未來經濟利益的一種資源。很顯然，這些定義都體現出未來經濟利益的觀點，認為資產的本質是其所帶來的未來經濟利益。

我國會計準則制定是在充分研究國外、國際會計準則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制定的，逐步與國際趨同。財政部1992年頒布的《企業會計準則》中規定：資產是企業擁有或者控制的能以貨幣計量的經濟資源，包括各種財產、債權和其他權利。這一定義沒有體現資產的未來經濟利益觀。2001年起施行的《企業財務會計報告條例》規定：資產是指過去的交易、事項形成并由企業擁有或者控制的資源，該資源預期會給企業帶來經濟利益。這一定義強調了資產會預期給企業帶來經濟利益。財政部2006年新頒布的《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將資產定義為：企業過去的交易或事項形成的、由企業擁有或控制的、預期會給企業帶來經濟利益的經濟資源。這一定義體現了與國際的進一步趨同。

二、資產定義的相關因素分析

(一)會計外部環境 會計環境是指與會計產生、發展密切相關，并決定會計思想、會計理論、會計組織、會計法制，以及會計工作發展水平的客觀歷史條件及特殊情況(郭道揚，1992)。這里的會計外環境是指生產實踐中與會計相關的內容如社會經濟環境、科學技術環境等，它決定了會計目標、會計信息的質量特征、影響會計的程序和方法。根據唯物辯證法中關于物質世界聯系的普遍性和多樣性的原理，任何事物都受其周圍具體的、歷史的條件所制約。所謂條件是事物同其周圍事物的關系，是制約著該事物存在和發展的一切因素的總和。會計作為一個人造經濟信息系統，必須有其賴以存在和發展的條件，這些條件統稱為會計環境。E．s．亨德里克森認為，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社會和經濟變革對會計實踐和會計思想有很大影響。二十世紀六十和七十年代曾發生很多環境變動，都直接和間接地影響了會計師的工作，迫使會計界采用新的會計方法和新的會計思想(亨德里克森，1986)。李心合認為，會計環境不僅是會計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占據會計理論結構最高層次的要素。如果拋開這些會計環境因素，就等于無視財務會計“是

什么”和“能夠做什么”(李心合，1996)。資產的定義不僅要和會計環境相適應，而且它的發展還受其約束。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社會經濟環境的變遷，資產的本質、特性、存在形態都在發生變化。

(二)會計實踐和會計理論的差異這里的會計實踐是會計內部環境，它決定了會計本質、會計職能、會計程序和方法。根據哲學中認識論的相關原理，理論和實踐是相統一的，科學理論是實踐經驗的概括，是關于事物本質和規律的認識，對實踐起指導作用。筆者認為，會計理論中關于資產的定義(簡稱為“資產理論定義”)應側重理論特征，而會計實務中關于資產的定義(簡稱為“會計實務定義”)應側重實踐特征。二者的本質和內涵是相同的，而外延是有差異的，前者包含后者。在會計實務中，資產的定義一方面必須置于資產理論定義的范疇之內，體現資產的經濟、法律特征，概括資產的本質；另一方面，還必須滿足財務的要求，即“可操作性”。石本仁指出“會計對資產的處理有其獨特的方法，所以，會計上對資產的定義必須表明財務特征，否則一些現象就無法解釋(石本仁，2004)。在資產的財務特征中，一方面是要滿足會計實務中確認和計量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很重要的是資產必須能以貨幣計量和反映，這也是會計準則中會計基本假設――貨幣計量單位的基本要求。另外，實踐的主體是有意識、有實踐能力的人，由于人的知識結構、教育水平、職業道德意識的差異，勢必會影響會計實踐的效果。以資產理論定義作為指導結合會計的實踐情況來界定會計實務定義，才能達到理論和實踐的統一協調。

(三)會計目標、會計基本假設以及會計對象一方面資產作為重要的會計要素，對其定義應置于整個財務會計的框架之中進行探討，應受到比其更高層次的會計概念的約束。因為會計本身就是一個經濟信息系統，根據系統論相關原理，系統是有結構的，它是由各要素按一定秩序、一定方式或一定比例組合而成的，并且這種有機的結合使得系統保持相對穩定和各要素間協同效應的發揮；有層次性的，并且層次之間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承接的，總是較高層次對較低層次有制約和指導作用，較低層次對較高層次進行反饋和影響。因此，資產的定義必須考慮會計目標及會計基本假設。杜興強、章永奎等指出，會計要素的決定因素固然受會計目標、會計基本假設、會計對象及成本效益原則共同制約和決定，但有一點可以明確，會計要素的定義決定會計要素的確認和計量，而不能倒過來由會計要素的確認和計量結果或過程來進行會計要素的定義，否則就會犯謬誤邏輯(杜興強、章永奎等，2005)。

(四)資產的法律和經濟學特征唯物辯證法認為，事物是普遍聯系的，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約著的。會計在企業管理活動中并非孤立的，是與法律、經濟等緊密相連的，因而在考慮資產的定義時就不可能回避資產的法律、經濟特征。首先，從法律意義上講，所有權是資產的核心，一項資產的取得必須對其擁有所有權。筆者認為，會計定主體對資產的權屬規定不必像法律中那樣嚴格，因為法律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嚴謹性，它追求形式上的完備性。而會計注重經濟實質，遵循經濟實質重于法律形式的原則。必須在法律上對資產的未來權利或勞務具有要求權，那些可以由其他企業或個人任意撤銷或者政府無償撤銷的勞務不應列為資產(葛家澍，1996)。所以，能在一個企業中確認和計量資產，必須對其擁有實質上的控制權，這是一個必要非充分條件。如融資租賃，雖然承租人對資產沒有所有權，但是在租賃期內他能夠有效的控制它所帶來的經濟利益，因而應該作為承租人的一項資產。其次，從經濟學的角度看，資產是一種稀缺的資源，表現為一定時點的財富存量，由一定數量的物質資料和權利構成；它還能夠為企業帶來未來的經濟利益。效用性和稀缺性是經濟學中資產的特征，會計中核算的資產首先得具有經濟學中的資產所具備的特征。最后，雖然資產在經濟學、法律、會計學中的特征有些許差異，但是這并不能就否認它們之間的聯系，完全將其割裂是不科學的。因此，資產的定義在體現財務特征的同時，須兼顧資產的經濟、法律特征。

三、資產定義的思考

(一)資產是特定會計主體控制的、能帶來預期經濟利益的資源一是強調為特定會計主體所控制。控制是指主體既具有利用該資產獲得未來經濟利益的能力，又具有阻止其他主體獲取該資產的未來經濟利益的能力。控制一詞還能夠體現實質重于形式的原則，擁有一項資產的所有權也并不能肯定對其能夠施行實質上的控制，即對未來經濟利益排他占有。如融資租賃中的出租人，從法律上看雖擁有租賃標的的所有權，但不能獨立地享有其所帶來的未來經濟利益的權利，因而不能作為出租人的一項資產。正如吳艷鵬在《資產計量論》中所述，提出資產確認的實際控制權是有客觀基礎的。以實際控制權確認資產，是資產確認的一種科學的思想，也是資產確認的一項合理標志(吳艷鵬，1991)。筆者認為，資產和是否擁有該資產的所有權并無必然聯系，能夠為特定的會計主體實質上的控制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二是能帶來預期經濟利益的資源。持有資產的目的在于其所帶來的未來經濟利益，然而資產不是經濟利益而是未來經濟利益的載體。經濟學中強調資產是一種資源，效用性是其特征之一。具有效用的經濟資源，無論是有形，還是無形的，是單項還是整體的，都具備作為資產的必備條件。英國會計準則委員會指出，資產并不意味著財產本身，而是一種權利――資產所附著的一組權利或由資產衍生的，部分或全部未來經濟利益的權利或其他使用權。這些權利或使用權都屬于資源的范疇，這就將各種實資產、軟資產和金融資產都能包括其中。另外，稀缺性是資產的又一特征，這意味著必須支付代價才能獲得，但是這與該資源最初形成和控制是否具有代價沒有本質聯系，如通過接收捐贈所獲得的資產。此外，資產理論定義應體現出一定的概括性和前瞻性。對于自創商譽、信息技術資源、人力資源等等項目，由于其實際計量尚存在困難且不具有可操作性而不被會計實務界接受，但它們具有資產的本質特征，理論上應包括在資產范圍之內。隨著會計學技術的發展，它們在財務報表內會得到確認和反映。

經濟學最重要的概念范文第5篇

然而，兩年以后在我們情緒激昂地投資于“互聯網+”時，我們應該看看芒格這段話：“互聯網對社會是美好的，但是對于資本家來說純屬禍害，有很多都是提升效率降低利潤的。互聯網會讓每個企業少賺錢，而不是多賺錢。”

美國1950年到2003年給投資人最佳收益的股票分別是卡夫食品、雷諾煙草、新澤西標準石油、可口可樂公司。這期間，世界流行的高科技很多，比如1950年的航空、電視，1960、70年代的計算機，1980年代的生物技術，1990年到2000年的互聯網。但是從股票表現上來看，前二十找不到所謂的高技術公司。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說：“你可以用你想象的任何語言來形容人類，但唯獨不能說他們理性。”的確，人作為一個個體來說是極不理性的，這個世界并不像我們自以為知道的那樣。我們以為高科技公司是最好的投資，實際上卻不是。

在很多場合大家希望經濟學家能夠展望未來，對未來做一個預測。但實際上真的沒有很好的辦法預測未來。如果有辦法的話，我覺得這幾個方面有幫助，一個是歷史學上的前車之鑒，一個是生物學上的前車之鑒，最后一個是經濟學上的邏輯推斷。

國內，很多投資人沒有看過《非同尋常的大眾幻想和群眾性癲狂》這本書。它講述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幾次泡沫，比如南海泡沫、郁金香泡沫，而我的想法是我們現在的資本市場正在為這本書提供新的素材。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投骰子游戲，這個判斷我是不變的。“互聯網+”到底是提升還是摧毀我們的投資價值？

歷史數據顯示，不管技術進步帶來的好處有多大，最終獲得這種好處的總是消費者而不是公司的所有者。生產率的提高促進了競爭，降低了價格并且提升了勞動者的實際工資。出于對創新的熱情，投資者為參與其中支付了過高的價格。創新的收益并沒能流向單個投資者，而是流向了創新者和建立者那里，這其中包括為項目提供大筆資金的風險投資家，銷售股票的投資銀行家，資金管理者，交易經紀商。

新技術歷史上從來沒有一次為普通投資者帶來過收益，估值過高使然。我在很多場合呼吁放開發行，讓供給快速的增長，如果不這樣，泡沫膨脹的速度會超越我們的想象；放開發行可以讓投資者不會喪失一些處于生命周期更早期階段企業的投資機會，可以讓普通投資者分享一下早期投資的過程和成長故事。

歷史上來看，新技術、新經濟這個過去一再被反復使用的詞匯，不僅存上世紀50年代被用來形容當時的經濟狀況，90年代我們也一再反復使用。格雷厄姆的《聰明的投資者》一書出版于70年代，書中提到，20世紀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航空運輸股也曾令投資者興奮不已。當時最熱門的共同基金，當屬航空證券基金與飛行器的自動化基金，與其擁有的股票一樣，這些基金最終演變為一種投資災難。1971年中期，標準普爾出版的《股票指南》中，以計算、數據、電子、科學和技術等詞匯開頭的46家公司，相比1968年，價格上漲2家，價格下跌一半的是8家，23家下跌一半以上，12家退出，還有100多家公司不在了，估計跌幅更大。這些都是真實的歷史。

盡管投資泡沫對普通投資者是不折不扣的災難，但這些狂熱也不乏閃光之處。所有的科技進步都有投資者做出的貢獻。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鐵路業的繁榮對投資者來講是一場浩劫，但此后英國鐵路系統使這個國家經濟和政治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運河――鐵路――汽車――無線電――收音機――電影――電視――計算機；電能――飛機――醫藥――生物科技――互聯網，每一項創新都極大地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是投資者的狂熱更大地促進了發展。

我們要回到經濟學的邏輯上，我前面引用芒格的那句話，他說互聯網對資本家是一個災難，“科技能夠幫助你，也能毀滅你，學會區分這兩者是微觀經濟學中重要的一課，遺憾的是大多數人腦袋里都沒有這個概念。”大家很難去理解合成謬誤這個微觀經濟學上的現象。今天講的眾籌并不是一個新概念，它早就存在，就是假設整體勝過個體和局部。但是合成謬誤告訴你的是，對個體而言正確的東西并不一定對整體正確。當年學微觀經濟學時引用最多的例子就是在電影院看電影，你個子矮，在后面看不清楚，你就想站起來，站起來就能看清楚了，但是隨著一個又一個人都站起來了，那么后面站起來的人的效果就沒有前面那么好了，最后所有人都站起來，跟大家坐著是一樣的。所以堅信技術進步能帶來更高利潤的投資者和分析家忽略了這個最重要的經濟學原理。尋求和判斷合成謬誤形成的拐點是投資中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兩年前大家投資“互聯網+”領域的時候相當于你在電影院剛剛站起來的時候。兩年之后再來看，所有“互聯網+”的企業增加投入的同時不會帶來更高利潤，因為所有人都在進行互聯網投資了，相當于電影院里的所有人都站起來了。“互聯網+”到底有沒有提升我們投資者的投資價值。現在的公司不做“互聯網+”，就像電影院所有人都站起來。而你坐著就什么都看不見，但即使公司“互聯網+”了。站起來了’也未必能看的更清楚。

互聯網這段時間很火，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它的資金推手是一個龐氏結構。“在非生物的世界中，龐氏騙局是網絡化的。因此每個成功的騙局都會提高其承載能力來避免達到其斷點。”實際上資本市場就是個龐氏結構。互聯網之所以越漲越高，是由于整個社會資金量足夠大，某個板塊可以一漲再漲，就是因為作為局部，承載力不夠時，會不斷的通過提高杠桿和資金的轉移使其承載力不斷提升。某些板塊可以漲的越來越高的原因就是這樣的。當然，就像所有固定的環境一樣，空中樓閣遲早會倒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