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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文化論文范文第1篇

文化產業是在一定資源基礎上通過文化挖掘、品牌創意、優勢集聚、民俗展示、改造創新形成的業態，良好的歷史文化稟賦往往給予特定地域發展文化產業以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表里山河的三晉大地歷史文化資源稟賦異常豐富，“晉善晉美”是極為準確的概括。自然風光、人文積淀、紅色文化、藝術表現、民俗風情等為山西發展多種形態的農村文化產業模式提供了極為雄厚的發展基礎。1．特色鮮明、品格各異的自然風光提供了親近自然的絕佳選擇。南北東西差異性的自然風貌使三晉成為我國北方旅游休閑的絕佳勝境。北國雁朔風光的壯闊，塞外“風吹草低見牛羊”的遼遠，黃土高原溝壑的縱橫，黃河壺口奔騰的氣勢，加之山西北部夏季氣候的涼爽、便利的交通都使山西具備了發展觀光旅游、休閑旅游的條件。2．積淀深厚、極富魅力的人文傳統提供了認知三晉文明的廣闊課堂。華夏發源的歷史蹤跡、內陸農耕文明的開拓業績、遍布全省的宗教寺廟及其文化、不同時代產生深刻影響的各方面杰出人物、晉商文化的誠信進取精神、南北各地各具神韻的非遺制作等，都是華夏文明在三晉鑿刻的歷史痕跡，鄉村常態生活中亦處處散發出歷史文化深厚積淀的魅力。山西農村文化產業的獨特空間是認知華夏文明絕好的課堂。3．可歌可泣的奮斗歷程提供了感知我黨發展歷史的生動講堂。一百多年反壓迫求解放的艱辛歷程中，三晉兒女英勇不屈，創造了可歌可泣的非凡業績，武鄉、左權、黃崖洞等紅色遺址是最好的見證;建國以來三晉兒女戰天斗地、改造自然，大寨、西溝、右玉等創業之地仍歷歷在目。4．異彩紛呈、花樣繁多的藝術形式提供了愉悅身心、陶冶性情的寬闊大舞臺。山西的左權小花戲、河曲二人臺、孝義皮影戲、祁太秧歌、絳州鼓樂等聞名全國，享譽海外;各類民間舞蹈、鼓舞、秧歌舞、獅子舞、高蹺、旱船、背棍、鐵棍和抬閣等極具審美價值;民間繪畫、剪紙、面塑、磚雕、木雕、造像等藝術表現傳神。觀賞歲月中留存的這些瑰寶，定能幫助人們深化對中華文化神韻的理解。5．淳樸厚重、魅力無窮的民俗風情提供了休閑娛樂、回歸傳統的溫馨空間。三晉民間故事笑話、傳說典故、交往禮俗、婚俗節慶、食俗居俗等生動展示出千百年間民眾勞作生息、繁衍發展的圖景，徜徉其間品味咀嚼，其淳樸厚重的內涵令人感喟。總之，潛心挖掘資源稟賦的豐富礦藏，用足用好其文化內涵，發展山西農村文化產業的視野就會充分打開，境界起點就可不斷提高，思路辦法也會愈益豐富。

二、在推進相關要素深度融合中促進山西農村文化產業向高端邁進

(一)在深度挖掘多元融合中強化農村文化產業的文化魅力當今時代，人們已不再滿足于被動、刻板地享受一種文化消費，而是將旅游等文化產業消費看作是一種文化體驗，從中更多希望獲得的是獨特的精神感知和滿足。適應這種需求，國務院2014年3月的《關于推進文化創意和設計服務與相關產業融合發展的若干意見》指出，以文化提升旅游的內涵質量，以旅游擴大文化的傳播消費。國務院2014年8月的《關于促進旅游業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也提出，創新文化旅游產品，更加注重文化傳承創新，實現可持續發展;推動旅游服務向優質服務轉變。在某種業態中融匯多種相關元素，在向人們提供一種服務時滿足其多方面需求，同時獲取更豐厚經濟效益已成為當今文化產業發展的必然趨勢。譬如，央視在山西忻州農村拍攝電視劇《喜耕田的故事》后，村民把當地生產的小米裝在刻有“喜耕田小米”的葫蘆里去銷售，葫蘆有“福”、“祿”的美好寓意，刻上“喜耕田小米”，植入文化附加值，簡單的農產品就增值了。這給我們一個啟示:農村文化產業許多門類的發展都可以通過挖掘文化附加值提升其社會效益，進而提升經濟效益。一個鄉村休閑景點，如果只簡單陳設供游客觀賞的風物，人們往往會因其缺乏更多內容而較快離去。但如能增加演藝項目，游人為看演出就要住下，因此就產生了住宿、餐飲、消費、購物需求，與相關旅游要素的融合就延展了鄉村休閑的產業鏈，經濟效益也就隨之增加了。

(二)推進農村文化產業與農村經濟的一體化發展發展農村經濟與農村文化產業，其最終受益主體都是農民，通過發展文化產業帶動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文化產業會因此產生更廣泛的社會影響與經濟價值。對農村文化產業產品精神價值與經濟價值的雙重追求，也要求我們從提升農村經濟整體實力的角度，一體化推進兩者協調發展。山西許多地方的實踐表明，高起點謀劃、整體性開發是農村文化產業向高層次發展的明智之舉。如山西享有“中國北方第一文化巨族之宅”之譽的皇城相府在開發中秉持了“綜合創新，集成創新”的理念，融合當地歷史文化資源，一手做足做好皇城相府的文章，恢弘的古典官宦建筑、重現歷史盛況的開城儀式《迎圣駕》、非物質文化遺產八音會都展示了皇城相府厚重的文化內涵;一手打造融合多種產業要素的綜合開發，現代氣派的大型文化演出，體驗現代田園風光、采摘品嘗新鮮瓜果的相府生態園豐富了景點文化內涵，提升了景區文化品位。皇城相府由此榮獲“國家級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點”稱號，僅2014年春節假期，景區就接待游客5．54萬人次，門票收入達310．24萬元。成功的范例還有臨汾古縣，其特色文化不僅催生了各類鄉村文化產品，也帶動了當地農民致富。全縣有5000余名婦女從事手工布藝制作，成立了“錦織”土織布、“紅梅”布藝、“俏姑娘”編織等協會，僅“春媳婦”土布鞋協會就有200余名婦女聯手從事土布鞋制作，其產品銷往北京、廣州、韓國、日本等國內外城市，2011年手工藝品的營業額達到200萬元。

(三)拓展農村文化產業相關要素融合發展的廣闊空間作為一種綜合性、滲透性、關聯性極高的產業，文化產業與多個產業存在天然的耦合關系。推動農村文化產業與相關產業的融合發展，會帶動其向更高層次發展，同時也必將促進其文化價值理念向相關產業滲透，推動相關產業升級。1．推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生產性開發的融合發展。近年來山西各地強力推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生產性開發融合發展的成效，從實踐角度證實了這是發展農村文化產業的有效路徑。政策性激勵、地方社會民間的合力作用使絳州鼓樂、絳州澄泥硯、聞喜花饃、平遙推光漆器技藝、平定黑釉刻花陶瓷制作技藝、廣靈染色剪紙、洪洞走親習俗、清徐徐溝背鐵棍、老陳醋釀制技藝等非遺保護通過生產性開發得以傳承，眾多農民也因此得到了就業機會。2．推進文化展示與深度參與體驗文化的融合發展。處于現代生活緊張節奏中的人們，常希望通過鄉村風光與鄉野生活的感受暫時緩解疲憊的身心，鄉村生活因此成為許多城里人復返自然、回歸既往、寄托情感的難以抗拒的誘惑。以傳統物件、食物、場景，傳統制作等方式為人們提供傳承歷史，留存記憶的氛圍，使其通過鄉村旅游能夠望得見青山、看得見綠水、記得住“鄉愁”就成為了拓展空間，深化產業文化內涵的重要途徑。如山西孝義賈家莊村的農耕文化展覽館展示的犁、耬、耙、碌碡、紡車、風箱、水車等傳統農具讓游客觸摸到了幾千年的農耕生活中農民的生產勞作，感受到與現代生活的強烈反差，其心靈感受自然是城里人難得體驗、久久難忘的。3．推進文化展示與演藝業的融合發展。如前所述，消費者享受文化產品往往希望得到更具內涵的多方面感受，尤其是體現特定地域歷史文化、民俗風情風貌的精心制作，往往更能給農村文化產業錦上添花。山西在這方面不乏范例。號稱“民俗文化三絕”的孝義皮影、木偶、碗碗腔的展演，讓眾多游客流連;折子戲中變臉、甩發、噴火、舞長綢、梢子功、翎子功等高難度特技也讓觀眾叫絕，精心打造融合地方歷史文化的藝術精品，鄉村文化產業亦能成為人們盡情享受的民俗文化盛宴。4．推進休閑觀光旅游與耕作農業的融合發展。通過搭建親身體驗的平臺，改變游人單純旁觀者的身份，使人們通過勞作“過程”形成更豐富的感受，找尋更多樣的樂趣亦是增強農村文化產業內涵、增強吸引力的有效方式。以采摘這種鄉村休閑觀光旅游的常見項目而言，如果不是讓游人直接采摘成熟的果實，而是將土地租給他們，由農民指導其種植，使其親身體會從種到收的過程，最終品嘗親身勞作的成果，就既能滿足城里人嘗試感受新奇的心理，得到回歸自然、回歸田園的體驗，又能通過出租土地、輔導管理增加農民收入，傳統的種植農業與文化產業的對接由此就衍生出一個新的業態———體驗感受式產業。這已經是發達國家和國內許多地方發展農村文化產業成功推行的辦法了。綜上所述，密切跟蹤消費需求，準確把握市場動向，以挖掘文化內涵為先導，不斷推進農村文化產業各要素的深度融合，農村文化產業的層次才能不斷提升。

三、發揮市場與政府“兩只手”的共同作用促進農村文化產業健康發展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有效發揮政府的作用。推進農村文化產業向高層次發展也必須遵循這一原則。

(一)以市場導向引領農村文化產業向高端邁進隨著我國現代化進程的不斷加快，社會的文化消費需求將更加旺盛，農村文化產業迎來了全盛發展的大好機遇期。隨著“大眾文化”時代的到來，文化市場正逐步從追求規模的粗放式發展向追求品質的集約式發展轉型。當今社會人們的文化消費早已超越了簡單吃吃、簡單逛逛、簡單玩玩的階段，變得更注重品位、更追求多樣、更具有個性，要求有更高的文化內涵，農村文化產業也遠不是搞些“農家樂”、“采摘節”就能吸引來城市人了。在這一時代趨勢下發展農村文化產業，就必須密切關注社會需求動向，研究和有效追蹤消費者消費心理與消費習慣，準確把握市場脈搏，根據市場變化適時調整產品內容與供給方式，通過增加文化創意設計服務提升文化內涵，以文化底蘊吸引游客。

(二)有效發揮政府在推進農村文化產業向高端發展中的作用各級政府要加強其在發展農村文化產業中的統籌協調作用，充分發揮政府在產業發展中的引導、服務和監管職能，全面落實國家支持文化產業發展各項政策，為農村文化產業發展提供資金、稅收、建設用地等方面的支持。近年來，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支持文化產業發展的政策法規。如2014年3月國務院了《關于推進文化創意和設計服務與相關產業融合發展的若干意見》，8月國務院又《關于促進旅游業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明確要求提升旅游發展文化內涵，以文化提升旅游的內涵質量，以旅游擴大文化的傳播消費。基層各級政府引領地方農村文化產業發展要以準確把握黨和國家這些政策法規的實質為先導，在引導、服務、監管中大力宣傳這些主張;其次，各級政府組織要針對各地歷史文化資源條件，針對各地發展地方經濟、文化的整體布局，針對發展農村文化產業的現實需求適時制定出臺引導、支持、鼓勵其產業健康發展的地方性政策;再次，基層政府組織在實踐中要經常關注研究農村文化產業發展中遇到的現實問題與困難，通過積極的政策幫扶、有效的資金注入、優惠的貸款貼息、必要的項目補助和必要的人才培養保護，為地方農村文化產業發展排憂解難，為其持續邁向產業高端不斷注入活力。

農村文化論文范文第2篇

不少學者對農村居民公共需求意愿表達的影響因素進行了研究。主要認為：居民收入的提高對公共需求有了更高要求。廖清成（2006）通過對中部地區居民調查后發現，農村居民的公共需求表達受收入水平的影響相對較大，不同的收入水平有不同的需求表達意愿。二是受教育水平的不同會影響居民的需求表達意愿。梁爽等（2005）通過對密云水庫周邊的實地調查，并通過Logistic回歸模型對居民環保支付意愿進行分析發現，年齡、家庭年均收入以及受教育水平都會影響居民的支付意愿。三是居民的組織化程度也會影響居民的需求表達意愿。陳曉莉認為，農民進行政治參與，要想更好地實現自身利益及提高自身社會地位，農民就要聯合起來形成代表自身利益的組織。通過對相關文章的梳理，本文認為關于需求表達意愿的研究主要有兩點結論：一是隨著社會的轉型，農村公共文化需求表達意愿正迅速增加；二是家庭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等因素會影響居民的需求表達意愿。

二、研究設計

德國社會學家韋伯最早提出社會分層理論，他提出社會地位等級的三重評價標準：一是財富———經濟標準，二是威望———社會標準，三是權力———政治標準。他指出，財富是社會成員在經濟社會中的能力，可以用經濟收入來交換商品與勞務。威望是個體在他所處的社會環境中所獲得的聲譽與尊重。根據當前研究發現，我國農村居民中已出現分層的局面。從社會資本的視角來看，網絡是資源的載體，擁有網絡意味著可以可以從網絡關系中獲取實現目標的資源。社會關系網絡可以從網絡規模和網絡關系性質兩方面來展開分析。一般來說，網絡規模越大，從社會關系網絡中獲取資源的可能性就越大。而網絡關系性質不同，網絡資源動員的能力也就不同。

三、研究結果分析

為了探討農村社區居民表達自身公共文化需求意愿的影響因素，筆者從人口學變量（性別、年齡、職業、健康狀況、是否傳統）、社會地位（文化程度、收入水平）、社會關系網絡（交往人群、在交往圈中的威信）這三個方面來分析。以下是對農村社區居民表達自身公共文化需求意愿的影響因素的相關性分析。農村社區居民的職業、健康狀況、文化程度、收入水平、交往人群、在交往圈中的威信這些因素與農村社區居民表達自身公共文化需求意愿的程度存在明顯的正相關關系，即農村社區居民的職業越脫離農業、身體越健康、文化程度越高、收入水平在整個社區層級越高、與其交往的人群層級越高、在交往圈中的威信越高，他們表達自身公共文化需求的意愿就越強烈。其可能原因在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文化程度的提高、職業的多元化及信息的快速傳播，這部分居民的人際交往圈子不斷擴大，同學朋友越來越多，基于共同的愛好、共同的利益等，“農民越來越成為社會各個圈子的一部分”，其主體意識增強，敢于表達自身的真實需求。農村社區居民的年齡、思想是否傳統這兩個因素與農村社區居民表達自身公共文化需求意愿的程度存在明顯的負相關關系，即居民年齡越大、思想越傳統，這些居民表達自身公共文化需求的意愿就越不強烈。其可能原因在于，一是居民的權利意識、政治意識相對淡薄，缺乏維護公共利益和關注公共生活的熱情；二是隨著人們年齡的增長，人們就變得相對圓滑，個人主義傾向嚴重，往往怕生出事端，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說為妙，多說無益”、“槍打出頭鳥”的思想，缺乏合作意識；三是受世俗文化的影響，傳統觀念根深蒂固，某些居民存在“搭便車”心理，認為即便自己不參與公共文化供給決策，同樣可以享受公共文化帶來的好處，這就導致農村社區居民在進行需求表達時出現信息失真的情況。

四、結論與對策

其一，農村社區居民的公共文化需求表達意愿與其社會認同度（身份）有關，認同度越高，需求表達意愿越強烈。除性別外，年齡、職業、健康狀況、思想是否傳統都對農村社區居民的公共文化需求表達意愿產生影響。因此，一方面，舉辦社區文化活動，培育社區文化。通過社區宣傳欄、講座等宣傳教育方式，增強社區居民的歸屬感、認同感及凝聚力，培養社區居民的權利意識以及依法表達自身需求意愿的能力；另一方面，培育農村社區居民積極表達公共文化需求的意識。制定農村社區居民權益保障法，引導他們積極參與公共文化決策活動，改變被動消極的心態，摒除部分社區居民存在的“搭便車、隨大流”思想，逐步形成主人翁意識。

其二，農村社區居民的公共文化需求表達意愿與社會經濟地位有關，地位越高，需求表達意愿越強烈。居民的文化程度、收入水平都對農村社區居民的公共文化需求表達意愿產生影響。因此，一是要大力發展農村教育，增加受教育年限和改變受教育方式，提高農村社區居民的文化水平。二是發展鄉鎮企業，實現農村社區剩余勞動力轉移，增加居民的工資性收入，加大人力資本投資，提高居民的勞動技能，切實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

農村文化論文范文第3篇

培育新型農民主要是針對傳統農民而言，對其進行現代化改造，這不僅是中國作為一個傳統農業大國最為艱巨和偉大的歷史任務，更是農村精神文化生活建設中帶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長期性的重大任務。培育新型農民是農村精神文化生活建設的重要內容。農民是解決農村問題的關鍵力量，也是發展生產的主體。所以中國農村問題、農業問題的解決從根本上講是為了農民，主要的依靠力量也是農民，所以“三農”問題歸根到底是農民問題。農民的文化素質、技術能力及其思想政治素質的高低事關農村建設和發展的成敗。因此農村精神文化生活建設應該以培育新型農民為核心來開展相應的內容培育，主要針對農民的文化素質、科技能力和經營管理能力來設計相應的建設內容，是各項內容能夠有的放矢，解決農民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培育新型農民是農村精神文化生活建設的重要目標。以人為本是我國各項工作追求的終極價值。在農村精神文化生活建設中，因為依靠和服務的主體都是農民，因此真正做到以人為本，就是要切實做到實現農民素質的提高，促進傳統農民轉化為適應時代需要的“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農村精神文化生活建設是培育新型農民的重要途徑。我黨提出的新型農民概念是對我國農民在新時期的新要求的具體體現，如何真正實現農民向現代轉型，根本的途徑只有通過加強農村精神文化生活建設切實提高農民的各項基本素質，使之實現由內而外的轉化，真正成為“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

二、農村精神文化生活建設中在新型農民培育方面存在的問題

近年來，雖然我國不斷加大農村發展的力度，但是不可否認，我國農村物質文化生活在日益豐富的同時，而農村的精神文化生活卻相對滯后。相對滯后的農村文化已經成為我國培育新型農民的嚴重瓶頸，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農村精神文化設施落后，不能滿足新型農民的基本文化生活需求。我國長期以來在農村的文化和教育建設投入相對不足，致使農村文化基礎設施存在一系列問題：長期嚴重缺失、落后簡陋、年久失修等等，造成大多數的狀態是“名存實亡”。農村文化設施是農民文化生活的物質基礎，而農村文化設施的缺失致使農民難以正常展開文化活動，這就難免會影響農民對精神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壓縮了農民提升自身素質的空間，最終阻礙了新型農民的發展。農民受教育程度低下導致新型農民在文化素質上的低下。在我國農村由于地區的差異和歷史的原因，農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包括文盲在內占到絕大多數。這就導致絕大多數農民只能成為體力型和傳統經驗型農民，缺乏現代化大生產和現代農業所需要的勞動技能和專業素質，因此距離新型農民的“有文化”的要求相差甚遠。農村專業技能培訓機制不健全、機構不完整，致使農民缺乏技術及管理能力，這與新型農民的要求不相適應。我國農村的技能培訓方面存在很多問題：培訓機構數量少，農民數量眾多，兩者之間形成巨大差額，無法滿足農民對科技的需求。培訓內容與農民需求之間存在差距，農民需要實際操作層面的培訓，但培訓方面卻理論知識偏多，實用性差，較難掌握，致使農民不能掌握到培訓內容，得不到真正有效的培訓。培訓形式單一，只有理論授課，實踐環節缺失，致使培訓最終實用性喪失。

三、通過農村精神文化生活建設培育新型農民的對策

農村文化論文范文第4篇

1．1傳統文化逐漸流失，封建陋習普遍存在由于現代文化形式的經濟性、便利性和可獲取性，對傳統民間文化活動或節日感興趣的農民群體逐漸減少，尤其是青年群體。調查結果顯示，高達83．58%的農民感覺村里的春節不如以前熱鬧，青年群體缺乏對傳統節日習俗的關注度。獨具特色的廟會文化也在逐漸消失，廟會活動的開展頻率正在減少、農民參與度逐漸降低，也從側面反映了現如今的廟會活動缺乏特色，無法激起農民參與的熱情。除了春節、廟會等傳統文化活動的發展呈萎縮趨勢外，傳統的民間工藝技術的保護和繼承也受到很大沖擊。在問到“你村里賭博的人多嗎?”時，僅14．08%的被調查者表示本村“沒有賭博現象”。在參與賭博的群體中，數量最多的為中年男性，占46．86%;其次是中年婦女，占20．71%;再者是老年人，占14．85%。其中49．72%的農戶認為，形成賭博風氣的原因是村里的娛樂活動太少;30．03%的農戶認為，賭錢玩著刺激、有意思;20．25%的農戶認為，玩牌賭錢比較容易把大家聚在一起。調查算命等迷信現象時發現，有一半的農戶表示自己算過命，被調查者表示一般在家里有病患、子女訂婚或結婚、給新生兒起名字、家里孩子考學等情況下去算命。調查數據顯示，95%以上的農民每次花費在10元以上;其中花費超過30元的被調查者超過30%;更有甚者，個別村落的著名“大仙”、“天師”等單次收費超過100元。這說明當前農民對算命的信任度很高，且愿意在這一件事上花費金錢。

1．2婚喪嫁娶民俗衍生出新型文化產業婚喪嫁娶是家庭中的大事，對于農民來說尤其重視，現今專門服務于婚喪嫁娶的民間樂隊就是在此基礎上迅猛發展起來的一項新型文化產業。調查結果顯示，78．88%的村民表示婚喪嫁娶時會請民間樂隊來助興表演，而且隨著這一產業的發展，樂隊的表演形式也在不斷豐富，如唱戲、歌舞、相聲小品、二人轉、魔術雜技等，其中農民請的最多的是唱戲表演和歌舞表演，分別占34．37%和30．48%。在調查民間樂隊花費情況時，被調查者的支出存在差別。94．92%的被調查者表示花費超過500元，且在500～1000元和1000～1500元這兩個區間比較集中，所占比例分別為27．08%和27．93%，這一情況說明農村在婚喪嫁娶上聘請民間樂隊的投入并不小。

1．3文化基礎設施落后，硬件設備不能滿足農民文化需求電視、手機仍然是農民家中主要的文化設備，二者占67．88%的高比例;其次是影碟機，占15．53%;受農村經濟水平和農民自身收入的限制，電腦、數碼相機等相對高端的硬件設備在農村家庭中的購買率較低，電腦占11．20%，數碼相機僅占5．4%。在調查村鎮公共文化設施時發現，公共文化基礎設施的形式逐漸多樣化，如有線電視安裝、網線鋪設、廣播站、體育場地、圖書館、文化活動室或文化廣場、報欄及戶外健身器材等，但并未普及。對于村子里現有的公共文化設施，56．65%的農戶表示不能滿足村民的文化需求，在今后的文化建設中，完善硬件設施的同時還要加強設施使用情況的監督管理。

1．4農村文化隊伍年齡大、人數少、技術低，文化隊伍建設亟待提高在調查文藝隊伍建設情況時發現，文藝隊伍中人員年齡普遍偏大，隊伍的規模不大，大于20人的隊伍僅占14．23%。在文藝隊伍的專業技術方面，專業人員較少，僅占7．48%。針對農村文化隊伍建設積極性方面，被調查者年齡越小，熱情度和積極性越低，30歲以下的農民僅有21．67%表示愿意加入。綜上所述，河北省農村文化隊伍建設處于基礎階段，文化工作者專業技術不高，數量不多，年齡偏大，在今后的農村文化建設中應加強農村文化人才的建設。

2制約河北省農村文化建設的因素分析

制約河北省農村文化建設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宏觀經濟政策、個人素質等都可能影響其發展，文章在數據調查的基礎之上，從政策、農村經濟、農民素質及區域位置等方面著手，利用交叉列聯表方法，分析了以下幾方面因素對河北省農村文化建設發展的影響。

2．1政策因素由分析以往河北省出臺的文化政策可知，政府對農村文化建設工作是相當重視的。但是文化建設情況卻不是十分樂觀，政府出臺的文化政策下放到基層落實不了。原因如下:首先，從政策方面，河北省出臺的文化政策僅僅是綱領性的總體計劃，并不具體且不詳細，導致基層政府不知如何開展文化工作;其次，從政府工作人員方面，對落實農村文化工作人員編制、審批、考核等制度不明確，許多文化工作人員工作了幾十年后仍然是農民身份，客觀上打擊了農村文化工作者的積極性，嚴重制約了農村文化建設的步伐。以上兩點說明河北省文化建設相關政策及管理制度并不完善，應繼續深化、細致文化建設工作內容，具體落實文化政策，推動文化發展。

2．2經濟因素選取民間樂隊的花費情況作為列變量，且其花費為單次聘請樂隊支出額，選取農戶家庭總收入水平作為行變量，進行交叉列聯表分析，發現家庭總收入水平與聘請民間樂隊花費關系較復雜，具體見表2。由表2可知，家庭總收入水平與聘請民間樂隊花費情況的交叉列聯分析結果與本次調查預期的結果不一致。大多數農民在聘請民間樂隊上的花費處于500～1000元和1000～1500元這兩個范圍內;家庭收入水平“中等偏下”，樂隊花費超過2000元的也比較集中，且高出“中等偏上”家庭近5%。這可能是由于收入水平偏低的家庭在婚喪嫁娶場合更加注重形式，喜歡大操大辦;而相對收入水平偏高的家庭并不太在意，認為沒有必要消耗過多的金錢。

2．3區域因素河北省各地區發展狀況不同，區域因素對農村文化建設存在著影響。地理位置離城市越近，農村大學生愿意回村就業的比例越低，山區的被調查者表示，村里的大學生“相當部分回村就業”比例為10．4%，而城市郊區的只有6．9%。產生這一結果的原因可能是城市就業機會較多，就業環境遠遠優于農村，越靠近城市的村莊交通越便利，既可以滿足大學生的“鄉土情結”，又可以在城市獲得更高的就業環境;也可能是越靠近城市的村莊，經濟水平越高，在城市就業的經濟壓力比山區農村的大學生要小很多。家庭地理位置與大學生返鄉情況的關系見表3。

3對策建議

3．1地方政府應落實文化建設內容，規范相應制度地方政府應當轉變工作思路，將單純追求經濟績效的工作重心轉變為經濟文化兩手抓、經濟文化共同發展的建設內容，切實做好當地農村文化建設，不形式化，不做秀。加強農村文化建設，有利于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村文化建設在新農村建設中具有重要作用。政府落實文化建設內容，規范相應制度:一是規范資金管理制度，建設農村文化僅僅依靠政府是不行的，文化建設資金除了政府劃撥之外，還包括社會籌資，不論哪種資金都要統籌規劃、統一管理，都需要不斷總結完善資金管理制度;二是規范人員管理制度，調查發現，河北省村文化干部或文化能人的政府編制得不到落實，有的工作人員工作了幾十年仍是農民身份，這一現象極大挫傷了其對文化建設的積極性，文化隊伍中大多數人是業余村民，專業性不高、年齡還偏大;三是規范法制管理制度，應建立相應的獎懲制度，防止出現資金挪用、貪污等現象［1］。

3．2農村文化建設應關注不同地區、不同群體文化需求的差異以年齡為劃分依據，發現不同群體文化需求不同;以區域位置劃分，發現不同地區農村文化建設的程度和重點不同。基層領導應當根據這些差異區別對待，解決好不同地區、不同群體間文化建設的結構性失衡。對于青年群體做好引導工作，防止其沉迷網絡、賭博等，浪費青春。“由于經濟條件對上網消費的限制、受教育程度對網絡操作和網絡文化的理解與吸收的影響及年齡增長形成的慣例思維對新生事物的排斥等，農村老年群體正在被以網絡應用為主要特征的信息社會邊緣化”［2］。老年群體的閑暇時間更加充裕，也增加了精神層面的需求，基層單位可以針對其需求特征組織一些場面熱鬧的文化活動方式，如看戲、文藝演出等，以豐富老年群體的文化需求。不同地區也有其不同文化需求，越接近城市，其硬件設備越完善，文化建設應注重形式、內容;越接近山區，應加大文化基礎設施建設，如文化器材、網絡信號等。

農村文化論文范文第5篇

社會生態系統理論受達爾文進化論思想的影響，把人類成長的生活環境（如家庭、社區等）看成類似生物周圍的生態系統，強調人的社會生活環境對于分析和理解人類行為的重要性，特別強調人與生活周圍環境之間各系統的相互作用及其對人類行為發生的影響。該理論的基本假設是：每個人自生來就有與環境系統互動的能力，人與環境的關系是互惠的，個人的意義是環境賦予的，要理解個人，就必須將其置于其生活的環境之中；個人的問題是生活過程中的問題，對個人問題的理解和判定也必須在其生存的環境中來進行。最早提出社會生態系統理論的是著名的心理學家布朗芬布倫納。他用公式D＝f（PE）闡明人的發展是人與環境的復合函數關系，指出D（Develop－ment）即發展，P（People）即人，E（Environment）即環境，認為人的發展就是人與環境交互作用的結果，這些環境系統直接或間接地以各種方式和途徑影響著人的發展。這些環境系統從主到次分別是：微觀系統、中觀系統和宏觀系統。微觀系統是指影響個人的生理因素和人格特質因素，中觀系統是指家庭、群體等組織，宏觀系統一般指大的社會系統。三個系統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相互制約。其中個體微觀系統受到中觀系統家庭的影響比較大，同時，還受諸如社區、社區文化、制度的影響和制約。同樣微觀系統對中觀系統和宏觀系統也有一定的影響。微觀系統、中觀系統和宏觀系統構成一個大的社會生態環境共同作用于某一個體或群體，有學者將這一生態環境又做了具體歸類：即“滋養性環境和不友善環境。滋養性的環境能在適當的時刻和方式下，提供必要的資源、安全與支持給個人。不友善的環境則缺乏或扭曲了資源支持的提供，因而阻礙了個人的發展”。依此，農村女性文化貧困，并非完全是經濟原因所致，更主要是長期不友善的環境的壓迫及資源享受不公等原因所致。生態系統理論主張提供多層面、多元化的全人服務，為研究農村女性反文化貧困對策措施提供了較為廣闊的框架，本文在社會生態系統理論視閾下，從滋養性環境和不友善環境等外在影響因素，探討農村女性陷入文化貧困的成因，思考農村女性反文化貧困對策建議。

二、農村女性文化貧困內涵界定及成因的社會生態系統分析

（一）農村女性文化貧困內涵界定

聯合國開發署在《1997年人類發展報告》中正式提出“文化貧困”（human　poverty）概念。報告指出，貧困不僅僅是收入低微、經濟貧困，更深刻的是人們在壽命、健康、居住、知識、參與、個人安全和環境等方面的基本條件得不到滿足，即知識缺乏、參與不足、能力低下、素質不高、權利無法保障、健康狀況差等的“文化貧困”。世界銀行研究報告明文指出：貧困不僅表現為饑餓、寒冷、無助，遠離政治生活、絕望、沒有尊嚴同樣也是貧困。2000年聯合國開發署進一步指出，文化貧困是指人們生活中最基本的發展能力的喪失，包括文盲、營養不良、預期壽命不足、母親健康惡化、可控疾病感染，其間接衡量指標包括缺乏獲取維持基本生活能力需要的商品、服務和基礎設施（能源、衛生、教育、通信、飲用水）的途徑。我國著名社會學家陸學藝指出，文化貧困是指一些國家或地區文化滯后于時展并影響到其生存與發展的落后狀態。學者秦存強等人分析指出文化貧困的表現是：人們有一種強烈的宿命感、無助感和自卑感；他們目光短淺，沒有遠見卓識；他們視野狹窄，不能在廣泛的社會文化背景中去認識他們的困難。中國農村實事表明，女性較之男性往往更易陷于貧困，即我國農村女性文化貧困是相對于農村男性群體的事實存在。而且從本質上看，農村女性貧困并非是單純的物質貧困和經濟貧困，她們更多的是處于文化貧困狀態。農村女性文化貧困是就指這一特殊群體或個人在接受教育、個體主體性、思維方式、價值理念、行為模式以及生活樣式等方面落后于當代經濟社會發展，從而影響到自身生存與發展的落后狀態。作為占農村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村女性，她們的文化貧困不僅在家庭內部形成代際惡性傳遞，對其后代產生難以克服的消極影響，而且嚴重延緩了農村的發展進程，制約著城鎮化的進程和農業現代化的實現。文化貧困是一切貧困的總根源，消除女性文化貧困，將有利于從根本上消除物質貧困和經濟貧困，提升農村女性個人的文化素質，進而全面推進城市化進程和農業現代化的實現。

（二）農村女性文化貧困成因的社會生態系統分析

1．個體微觀系統自卑心理、依賴心理導致其主體意識缺失、社會參與不足等文化貧困。

個體微觀系統是指個體生理的、心理的以及社會的系統，三者之間相互作用，影響或決定個體的生存與發展狀態。在分析農村女性文化貧困現狀及成因時，需要深入分析微觀系統三個要素及其之間的相互關系。在許多女權主義者看來，女性生育的生理功能，是她們受剝削的根本，也是她們無法擺脫弱勢地位的癥結。因為從生理因素上看，女性較之男性，肌肉生長較為細膩，骨骼較小，力氣不足。由此限制農村女性多數只能留守農村，導致農村女性不僅經濟收入十分有限，而且生活范圍、生活內容也十分狹窄和單一，進而致使其形成消極的自我評價，自我效能感低、眼界狹窄、自卑心嚴重等心理偏差。在這樣的心理系統和生理系統的互相影響下，逐漸走向自閉，拒絕社會交往，進而逐漸被限制在農村社會公共領域之外，而農村女性這種參與公共生活不足的狀態又導致其對自身的社會價值認識不足，加重了其自卑心理。此外，農村女性自我認知生理性別意識的弱者定位，使女性人格表現出一定的依附性，她們缺乏自主、自立意識，缺乏獨立開辟事業的精神。而沒有屬于自己的獨立事業又會導致其經濟收入的有限和不足。這種物質貧困、經濟貧困致使其產生強烈的宿命感、無助感和自卑感，使其陷入視野狹窄、缺少主體意識、社會參與不足等文化貧困境地。

2．中觀系統中婚姻家庭體制的負向影響，造成農村女性知識和能力欠缺的文化貧困狀態。

家庭系統和社區系統是對農村女性生存發展狀態影響較大的中觀系統。由于傳統因素的影響，中國農村重男輕女的現象依然存在，這一現象的結果是農村女性婚前、婚后都很難獲得對家庭的土地、財產的支配權力，接受教育權也極易被剝奪。家庭因素對農村女性的影響主要表現在：

（1）農村女性的受教育機會明顯少于男性。

農村家庭受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倫理觀念的影響較深，重男輕女依然存在，導致對女性充滿了偏見和禁忌，使農村女性的受教育機會明顯少于男性，對農村女性文化貧困造成了深刻影響。中國從事傳統農業勞動的女性人口中，大多數是文盲或半文盲。調查數據顯示：“文盲和僅有小學文化程度的農村婦女占農村婦女總數的60．9％，遠遠高于城鎮婦女22．7％的水平。農村婦女中文盲、小學、初中文化比例分別為67．7％、67．0％、51．2％，均高于農村男性相應的32．3％、33．0％、48．8％的水平；高中（中專）和大專以上學歷中，農村女性所占比例分別為38．8％、27．3％，遠低于農村男性61．2％和72．7％的水平”。農村教育的男女差異，造成農村女性知識和能力的欠缺，是導致農村女性易于陷入文化貧困的主要原因。

（2）在婚姻家庭制度方面的一些約定俗成的規則使農村財產僅由男性子嗣繼承，子女隨父姓，婚嫁從夫居，對女性的經濟狀況與地位產生直接而深刻的影響。

如，一些地方的《村規民約》中明確要求已婚婦女退回承包地，或規定出嫁女的戶口所在地進而剝奪其土地分配權。同時，從夫居的家庭體制導致了女性社會網絡資源的流失和弱化，農村女性一旦陷入困境，可獲得的社會支持十分有限。

3．宏觀系統社會資源不足、文化消費有限，體制結構不合理使農村女性處于“失權”文化貧困狀態。在探討農村女性文化貧困問題過程中，應在社會生態系統理論視閾下將其放在特定的宏觀環境中分析。縱觀農村女性生活的宏觀環境，發現問題表現在：

（1）農村女性可參與分配的社會資源缺乏。

社會制度決定了社會資源在不同地區、不同區域、不同群體（如社會性別群體）和個人之間的不平等分配，從而導致了特定地區、區域、群體或個人處于貧困狀態。農村女性參與社會資源分配不平等待遇集中體現在物質資源、受教育培訓資源以及社會參與資源不足等方面。這些都表明農村女性在現實社會中無法與男性一樣享有社會資源和占有發展機會。

（2）農村女性可消費的文化資源有限。

目前大部分農村的文化設施比較落后，一些貧困地區沒有科技文化圖書閱覽室，沒有有線電視，沒有廣播影劇院等文化設施。更沒有針對農村女性特點的農業科技教育體系來對主要從事農業勞動的婦女進行全面、系統、有效的農業技術培訓。這些都嚴重影響了農村女性文化、科技技能的獲得。農村貧乏的文化基礎設施和文化氛圍造成了農村女性的文化貧困。

（3）二元分割的體制限制了農村女性的發展。

城鄉二元結構是指“在同一國家由于種種原因而導致城鄉長期分設、分治、分管，致使二者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出現明顯的差別特征”。由于二元結構制的存在，尤其是現代戶籍制度的限制，使大多數農村女性無法隨丈夫一起進城，不得不留守農村，長期生活在相對閉塞的文化環境中，沒有機會接受現代文明和先進思想，消磨了農村女性的主體意識和進取精神，致使農村女性的生存方式、生活模式得不到根本上的改變。同時，由于城鄉二元的體制分割，專門針對農村婦女發展的扶持政策相對較少，農村婦女難以得到必要的資金、技術、信息、基礎設施等資源，這些都形成了強大的阻止農村女性發展的制度。加上社會性別歧視的存在，限制了農村女性個體的發展，使之在接受教育、個體主體性、思維方式、價值理念、行為模式以及生活樣式等方面處于落后于當代經濟社會總體發展水平的文化貧困狀態。

三、社會生態系統理論視閾下農村女性反文化貧困治理途徑

（一）微觀層面：

在個體與社會的良性互動中，激發農村女性文化自覺，培養其主體意識社會生態系統理論強調人的問題來自個人與環境之間交流的失衡，強調從服務對象的生態環境探尋問題產生的原因。基于社會生態系統理論，認為人的價值理念源于生活內容的基本觀點，要改變農村女性主體意識缺失狀態，全社會應共同努力積極創造條件，為女性主體意識提升提供一個良好的社會氛圍。應通過宏觀調控手段為提升女性主體意識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切實解決事實上的男女不平等問題，使女性從實實在在的主人地位上產生主體價值；制定相應的保護政策，使女性與男性平等地開展競爭；通過各種社會化途徑幫助農村女性進行角色塑造，從而成為主體價值發展的導向與支撐。女性的主體意識是女性對自身價值認可與追求的理性起點和支撐，是激活女性追求獨立、自主，發揮主動性、創造性的內在動力。女性的解放和發展關鍵在于女性主體意識的自我覺醒，即女性的文化自覺。“文化自覺”與“文化貧困”呈正相關關系，即擁有文化自覺意識會使文化主體對自身文化狀況有一個清醒的認識，能夠了解自身的文化處境，進而促使其主動獲取和接受先進文化。反之，文化主體文化自覺意識缺乏或不足，會極大影響或制約主體文化落后狀況的改變。由于歷史以及現實等多種因素的制約，加之社會性別因素的影響，導致農村女性長期以來習慣于“別人的附庸”這一畸形社會角色。改變這種狀況的關鍵對策就是要不斷提高女性自身的認識和評價水平，集個人、家庭和社會三方面的力量，積極宣傳健康、文明、進步的女性性別意識，努力實現農村女性自身觀念的轉變，通過文化和教育的影響，培養反文化貧困主體的自我覺察、自我反思和自我審視的能力，使她們從傳統角色模式中解放出來，樹立良好的現代性別意識，使其從內心深處產生改變其命運的自覺愿望，克服自卑心理和依賴心理，進而真正幫助其從根本上實現文化脫貧。

（二）中觀層面：

改變家庭傳統觀念，倡導男女平等，發展農村教育社會生態系統理論鼓勵弱勢群體多元化社會支持體系的構建。應建立“家庭———社會”聯動互動體系。研究與事實表明，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是影響農村女性智力開發的主要障礙。家庭生活和政治公共領域的決策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多數農村家庭血緣的邏輯依然是，只有男性后代才能綿延宗族，而女孩是外姓人，“嫁出去的女人潑出去的水”。受傳統父權制思想的影響，農村女孩從小就受家庭的歧視，受教育權力被剝奪，導致女性受水平普遍較低。按照生態系統理論，實現農村女性文化脫貧，需要政府主導下全社會的共同參與和努力。

1．在全社會大力倡導男女平等，消除性別歧視。

在全社會層面開展男女平等，消除性別歧視教育，使男女平等思想深入每個家庭，讓“男女平等”理念從村民生活層面深入村民意識。在全社會營造一種尊重女性的氛圍，向農村女性和男性宣傳社會性別意識，喚起農村家庭性別平等意識。同時，在社會性別意識推廣的過程中，還需要電視、廣播等媒介積極介入，形成倡導性別平等的良好社會氛圍。

2．發展農村義務教育，消除文化貧困根源。

保障農村女性實現文化脫貧的關鍵因素之一就是大力發展農村教育。鑒于中國農村地區教育資源不均衡，教育分布不合理以及男女參與學習的性別差異等因素，應大力發展農村義務教育，重點工作：一是發展女童教育，消除“重男輕女”傳統思想的影響，并通過法律保障以及制度安排確保農村女童教育機會得到真正的實現；二是發展多樣的農村社區文化，通過潛移默化使其受到文化的熏陶；三要加強農村女性的職業技能培訓，提升其獲取經濟收入的本領。

3．通過政策法規減少父權制家庭制度對農村女性應有權力的剝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