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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二十余年發展開展,我國經濟已進入總體小康門檻,開始進入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階段,國家經濟結構的進一步調整優化,加入WTO后對外開放全面擴大,必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帶來極大機遇。進一步推進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應該著眼經濟社會發展大局,按照中央提出的“五個統籌”發展的要求,將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目標,調動一切有利因素,從開發農村勞動力需求,改善勞動力供給著手,既著眼農業一農村內部潛力挖掘,又積極培育新的轉移載體,努力拓寬農村剩余勞動力安置渠道,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路子。
對策之一:加快城市化進程
一是要堅持大中小城市并舉發展的道路。發展現有城市,擴大現有城市規模,融資便利,資金聚集容易,擴張速度快,具有規模經濟特征,能為農村勞動力進城經商務工提供極大機會,也為城市就業增加崗位。二是要特別重視小城鎮的發展。面臨如此巨大剩余勞動力數量,全部靠發展現有大中城市轉移勞動力,也是不現實的。發展小城鎮,農民融入容易,進入成本低,承擔風險能力強,是原城市體系外新增加的農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有效的載體。而且白紙好畫藍圖。只要突出特色,加強引導,小城鎮發展本身有很強體制創新、規劃創新意義。同時也便于實現城市文明梯度輻射,推動縣域經濟發展,提高農村現代文明水平,實現城鄉經濟社會和諧發展。因此小城鎮是個大戰略,是篇大文章。發展小城鎮要長遠規劃,不要急于求成、求大、求全,要集中重點發展縣城的少數中心鎮與發展鄉鎮企業、鄉鎮工業園區,推進農業產業化,發展農村第三產業和農村社會文化事業緊密結合起來。三是要對經濟結構實施戰略性調整,在推進工業化的同時,著重加快第三產業發展,擴大城市對農村勞動力的需求。大力發展第三產業不僅是加快國民經濟發展,更好滿足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需求及提高經濟發展水平的需要,而且三產業門類,內容豐富,投資少,能廣泛承接各層次勞動就業。隨著我國經濟發展,第三產業越來越成為容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主要產業。
對策之二:要繼續大力推動鄉鎮企業改革和發展
由于中國的特殊國情,全部依靠城市工業、城市三產業來解決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也是不現實的。發展鄉鎮企業是長期穩定的、有序實現大規模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必然選擇之一。發展鄉鎮企業要在新的形勢下,改善原有的發展模式。一是要向鄉鎮工業園區集中,與發展小城鎮建設相結合,促進第三產業發展,以節約土地,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改善企業發展環境。鄉鎮工業園要在原來基礎上進行長遠規劃,科學調整,有重點開發,從根本上解決原鄉鎮企業“鄉鄉開花,村村冒煙”、分布過散、浪費資源、損害環境的問題。二是重點發展農產品加工業。這樣既有利于滿足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后變化了的需求,又特別有利于延伸農業產業鏈,實現農業產業化經營,提高農業的效益,實現鄉鎮企業以與城市大工業競爭資源、不具備競爭優勢、與農業農村發展關聯不大的項目向有比較優勢、與農業農村發展關聯較大項目轉移。發達國家實踐證明,農產品加工產業尤其是食品加工業是一個有相當潛力的產業,是現代農業的重要標志。三是加快現代企業制度建設。要積極引進與現代企業發展相關的新的要素,提高企業經營管理水平和科技素質,增強企業的市場競爭力,改變鄉鎮企業產權不清、家族式經營、管理落后、技術陳舊、人才缺乏的狀況。四是要繼續堅持國家政策扶持指導。要明確相關政策鼓勵有關項目、產業、資金、技術向鄉鎮工業園轉移,重新培育鄉鎮企業發展優勢,為高效益、低成本轉移農村勞動力,創造有利的條件。
對策之三:大力發展城鄉勞務經濟
勞務經濟就是有組織向外輸出農村勞動力,以務工為手段,增加農民收入。發展勞務經濟一是要積極開拓國際、國內市場。開拓國際市場,要抓住發達國家勞務需求量大、國際經濟合作一體化發展和我國已經入世的機遇,開展境外勞務輸出,拓展輸出行業。開拓國內市場,要建立地區間勞務協作交流機制,開展多種勞務交流活動,特別是要定期交流地區間農村勞動力流動就業信息。二是要取消不必要的農村勞動力流動的限制,按市場經濟要求促進勞動力自由流動。三是要改進勞務輸出工作的組織,推進勞務輸出的產業化建設。探索建立市場化運作、規范化經營的一體化勞務輸出組織。通過以建立培訓機構為輸入系統,職業介紹機構為輸出系統的聯合運作方式,擴大勞務輸出規模,提高勞務輸出的質量。四是要充實農業勞動等部門農村勞動力就業服務管理職能,在國家勞動政策指導下,加強勞動力就業指導、信息服務、市場開拓、勞務中介組織管理、技能培訓、維護農民權益等工作,推動農村勞務經濟健康發展。
對策之四:深挖農業內部潛力
穩定農業發展,最大限度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農業內部轉移,或者是最大限度調節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外轉移規模,對于經濟社會健康協調發展有著很重要的現實意義。一是要采取最嚴厲措施,加強耕地保護,堅決制止當前亂建開發區,濫占、耕地現象,并高度重視現有水資源合理利用,維持和保護國民經濟發展和農業勞動力就業所需要的基本農業生產資料。二是加快農業結構調整。在穩定糧食生產確保糧食安全的同時,大力發展蔬菜、水果、花卉和畜牧、水產等其它產業,向農業的廣度進軍。同時積極發展外向型農業,組織農民積極保持和擴大國外農產品市場,達到通過大量出口農產品,從而最大限度實現勞動力農業就業目的。三是要積極適應市場變化,提升傳統農業。我國傳統農業講究精耕細作、物質循環、自然繁育,經過有效提升能夠滿足人民追求農產品安全、風味、特色的需要,也符合現代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方向。而且傳統農業的最大優勢就是能夠大量吸納農業勞動力,農民有一種技術、資源、經濟上的天然適應性。四是加大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力度。這也是一種利用豐富勞動力資源,增加勞動積累,改善農民生產、生活條件的有效途徑。
對策之五:不斷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
加快農村教育發展是開發利用農村勞動力資源最根本手段。健全教育體系,一是穩定九年制義務教育的基礎上擴大高中招生規模和高等教育規模。高中、高校擴招,可以有效推遲勞動力就業年齡,增加國家人力資源積累,更重要的是通過高考上大學可以一勞永逸解決了農村部分勞動力轉移問題,并使農村青年和城市子弟獲得一種制度上的就業平等;二是要大力發展農村職業教育,滿足各種產業發展對農村勞動力需要。要建立勞動預備制度,使農村初、高中畢業后不能繼續升造的學生,接受必要的職業教育。要加大改革力度,一方面引導原有中專、大專和社會有關資源積極面對社會,發展職業教育,建立完備初、中、高合理搭配職業教育體系,一方面轉變辦學觀念和辦學模式,建立學校辦學與市場需要更緊密結合機制,使學生畢業后,能夠盡快獲得就業崗位。三是積極鼓勵社會力量興辦各類短期、專業性質的勞動力就業學校,積極開發農村勞動力市場,為農村勞動力輸出提供有效教育培訓服務。
對策之六:積極推進相關改革
著名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在1954年發表其著名著作《無限勞動供給下的經濟發展》,且建立了第一個人口流動模型,這個模型在發展經濟學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該著作是按古典學派的傳統寫成的,作為古典學派的假設,并提出古典學派的問題。從斯密到馬克思的古典經濟學家都假定,或者說都認為,支付維持生活的最低工資就可以獲得無限的勞動力供給。劉易斯認為,“勞動力無限供給”作為一個有用的假設,適用于發展中國家一些人口眾多、勞動力過剩的國家,如印度、墨西哥等。在這些國家中,整個經濟分為資本主義部門和維持生計的部門,后者主要是傳統的農業部門。維持生計部門勞動邊際生產率很低或等于零甚至為負數,有大量剩余勞動力。經濟發展,來源于資本主義部門的資本積累。劉易斯假定資本主義部門只使用資本和勞動兩種要素,資本是稀缺的,勞動力的供給是無限的。
劉易斯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無限勞動力供給階段,在這個階段,資本是稀缺的,勞動無限供給,資本家的剩余不斷的轉化為投資,使資本存量持續擴大,從維持生計部門吸收剩余勞動力。當剩余勞動力消失時,維持生計部門的勞動邊際生產率就會提高,維持生計部門的勞動著收入也會相應地增加,必然會提高資本主義部門的工資水平,這時所有的生產要素都是稀缺的。2003年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比例約為14.4%,全國農業剩余勞動力約為4586.6萬。分地區看,剩余勞動力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區,其中中部地區剩余勞動力比例為15.1%,總數為1794萬;西部地區剩余勞動力比例為18.8%,總數為1947萬。東部地區剩余勞動力比例為8.9%,比西部地區低出約10個百分點,剩余勞動力總數僅為846萬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05年進行的一次全國性農村勞動力利用狀況調查(韓俊、崔傳義、范凱凱,2007)顯示農業只吸納了一半的農村勞動力,農村仍有1億多富余勞動力。根據以上數據,以劉易斯的勞動力供給學說可得知,當前中國正處于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第一個階段,目前我國剩余勞動力并未消失。
當前,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影響已經滲透到我國的實體經濟,我國的經濟增長明顯減速,其負面影響從沿海地區擴散到內地,從出口外向型企業向其他企業蔓延,惡化了宏觀經濟形勢,導致沿海及大中城市的部分企業生產經營困難,一些企業特別是出口外向型企業被迫處于停產、關閉狀態,進而影響了整個經濟的就業容納能力的擴張,導致大批涌入大城市或者沿海地區的外出勞動力難以找到就業機會,不得不返回家鄉,中國境內出現了規模空前的農民工返鄉潮。另一方面2004年春,珠三角、閔東南、浙東南等加工制造業集中地區的企業遭遇招工難問題,“民工荒”一詞開始頻頻見諸媒體。其后幾年來招工難問題在全國不同地區、不同行業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現,并不僅僅局限于東南沿海,也并非人們原先估計的那樣只是一種短期現象,很可能在今后經濟社會發展中長期存在。
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于2008年12月初完成《金融危機對就業影響最新數據調查報告》顯示,截至2008年11月底,全國10省份農民工返鄉人數總計有485萬名,占2008年9月底外出務工人員的5.4%。10省份是四川、重慶、河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廣西、甘肅等勞動力輸出大省,其中河南省11月底前提前返鄉人數達107.5萬。以上“民工荒”與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回流現象,對于擁有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中國而言,似乎是不可思議的。與劉易斯的勞動力無限供給理論判斷形成鮮明的現實悖論。
二、農民工回流的原因分析
1.金融危機背景下預期收益比較的理性選擇。美國發展經濟學家托達羅認為,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流動,是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勞動力從傳統農業中釋放出來,重新配置到城市生產部門,使城鄉生產具有明確的分工,促進了工業化也促進了城市化。托達羅的人口流動模型基本思想歸結為:(1)人口流動基本上是一種經濟現象,促使人口流動的基本力量是比較利益與成本的理性的經濟考慮,這種考慮還包含心理因素;(2)使人們做出流入城市決的,是預期的而不是現實的城鄉差異。所謂預期的收入差異包括兩個因素:一是收入水平;二是就業概率。如果城市收入為農民收入的一倍,只要城市失業率不超過50%,農村勞動力會不斷流向城市;(3)農村勞動力獲得城市工作機會的概率與城市失業率成反比; (4)人口流動率超過城市工作機會的增長率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合理的,在城鄉預期收益差距很大的條件下,情況必然如此。按照托達羅的模型,農民工向城市的流動,在城鄉預期收益差距很大的前提下基本呈現正向流動狀態。在預期收益差距縮小的情況下,這種流向則可能出現逆轉。珠三角地區出現的“民工荒”,從反面驗證了托達羅模型的合理性。全球金融危機是導致目前農民工失業增加,大量回流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在這場巨大的金融海嘯之中,珠三角、長三角地區的勞動密集型和外貿出口型企業,由于其自身對國外市場的高度依賴,加之人幣民升值,勞動力成本的提高,大面積地出現了停產、半停產、破產等情況。在從事農業生產的預期收益不斷提高(盡管提高的程度有限),外出打工的收益常年得不到改善,打工還要承擔很多潛在風險的背景下,農村剩余勞動力必將選擇風險小、收益提高、還可以享受天倫之樂的回鄉務農。
2.農業政策調整、農產品價格回升推動農民工回流。自2004年初,中央政府還決定在五年內逐步取消全部農業稅。同時,中央政府還推行基層組織的機構改革,調整鄉鎮財政制度,實行村務公開制度等,試圖以此重新激發農村的活力。特別是2006年在全國范圍內取消了農業稅,這標志著在我國延續了2600年的農業稅從此退出歷史舞臺。農業稅取消后,農民可自行支配用于交納農業稅的那部分資金,農民的生活無疑會得到一定改善。在某種程度上講,取消農業稅可以再次調動農民積極性,使農民可以更自由、自主地選擇和從事他們的增收行為。2006年全面取消農業稅后,與農村稅費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我國農民每年減負總額超過1000億元,人均減負120元左右。從2003年下半年開始,我國主要農產品價格開始走出1995年10月以來的低谷,小麥、水稻等主要糧食品種的價格持續上升,我國糧食價格出現了六年來的首次全面上漲,其中大米上漲9.4%、小麥10.6%、大豆23.6%、玉米10.10%,出現了農村勞動力大量回歸土地的局面。
3.成本收益比較下的勞動力回流。物質收益方面,據調查,珠三角地區10年內農民工的平均工資只上漲了68元,農民工參與企業分紅的比例就更小。精神收益方面,調查顯示,農民自身的文化水平的確有所提高。預期的子女能在城市獲得相對優質的教育的收益減小。原因在于,大量農民工子女無法正常入學,缺少高質量的農民工子女學校,農民工子女因此無法接受穩定并且高質量的教育。物質成本方面,城市的生活成本最近幾年大大提高,子女上學因為要交納借讀費等成本升高,醫療保健和社會保障費用也大大增加,精神成本也在不斷增加。據調查,城市務工人員受到各種不同的歧視,對于變化巨大的城市生活表現出的不適應性也在不斷增加。務工風險雖然在政府努力下有所減小,但仍然存在。在成本幾乎大于收益的情況下,農民工會做出理性的選擇―回流。
4.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約束下的勞動力回流。改革開放后,盡管我國對原有的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城鄉封閉的“二元”管理體制有所松動,并未根本改變,在就業、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等方面仍存在很大差異,進城農民與城市市民享受著不同的待遇。國家在農民工的醫療、養老、工傷保險以及工資、福利等方面存在政策上的漏洞。一些城市甚至出臺了限制使用外地民工的管理辦法,本已向農村勞動力敞開的城市就業大門出現了不同程度的關閉,同時由于戶籍制度的限制,迫使己轉移出去的農村勞動力逆向流動。
5.鄉鎮企業迅速發展引致勞動力回流。鄉鎮企業由于資本密集度較低,多屬勞動密集型企業,如農、礦產品的深加工,其就業生成能力比城市國有企業要高得多。隨著政府對于鄉鎮企業發展所需外部條件的改善:加強基礎建設、增加資金投入、引導外資投入、減輕鄉鎮企業的負擔、規范鄉鎮企業的布局、我國的鄉鎮企業無論是從規模還是從效率都取得了長足地發展。在帶動一批特色的小城鎮的興起的同時,也促進整個農村地區經濟的發展;更重要的他們的興起,吸納了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這其中就有相當部分是從發達地區回流的勞動力。
三、農民工回流的對策分析
1.加大對中小型企業的扶持力度。對于當前中小企業所面臨的資金短缺問題,要加強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建設,大力支持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的發展,引導金融機構開展小額擔保信貸業務,改善中小企業融資環境。其次還需要對中小企業實施稅收優惠政策同,降低中小企業所得稅,提高出口退稅率,各級政府采購政策也可以向中小企業傾斜。再次勞動保障部門要對受金融危機影響的中小企業進行崗位補貼、社保補貼、降低社保費率、緩繳社保費等方面的扶持。
2.支持回流農民工創業。對于掌握一技之長,有一定資金積累,有創業愿望的回流農民工,政府應積極支持他們利用家鄉資源,創辦企業。其一、對于返鄉農民工創業者在行政審批、核準、備案事項等方面給予支持;其二、對返鄉農民工創業者在項目信息、小額貸款、政策咨詢,市場信息方面給予必要的服務。
3.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擴大內需。政府要加大對關系到民生工程的投入,依托基礎設施及文教衛事業的建設。這樣既增加了農民工在本地的就業機會,又引導了農民工為家鄉建設作出了自已的貢獻。比如采取以工代捐的形式,組織回流農民工積極參與農村危房改造、農村中小學校舍、鄉鎮衛生院、文化設施等建設。這樣不僅可以消化部分勞動力,增加就業,同時也改善了農民的生活質量,有效地擴大了內需。
4.加強職業技能培訓,促進再就業。積極與外省用工量較大且經營業績好的大型企業聯系,爭取就業崗位,為返鄉農民工再就業提供服務。充分發揮再就業培訓的作用,由政府牽頭依托高級職業中學、技校等作為基地,做好返鄉農民工的勞動技能的培養工作,并保證在學習的同時,能對其給予一定地經濟補助,以提高他們的參與積極性。確定培訓內容時,重點圍繞目標企業和人力資源市場的需要,開展定單、定向式培訓,以提高農民工技能水平,為再加就業打下堅實的基礎。
5.引導扶持返鄉農民工開展農產品的深加工。目前,我國農產品的深加工行業發展的并不理想,還有許多需要改進、升級的地方。加大對農產品深加工的扶持力度,不僅能夠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值;對擴大就業需要,解決返鄉農民工的問題也具有積極地作用。需要指出的是,這些返鄉農民工雖然從事的是與農業相關的行業,仍然是農業戶口,但從產業分類的角度講,這部分農民工從事的工作,已不再屬于第一產業。
總之,只要相關職能部門進行正確引導、有效扶持;化壓力為動力,變挑戰為機會;正視此次民工回流潮的挑戰,把握住有利的機會;我國的社會經濟就能繼續向著整體平穩、高效的方向發展。
參考文獻
[1]王檢貴,丁守海.《中國究竟還有多少農業剩余勞動力》[J].中國社會科學.2005(5)
關鍵詞:速度層次 剩余勞動力 勞動力轉移
一、速度層次交流理論提出及影響因素
該理論認為交流與需求一樣是有層次的,在同一速度層次上的交流是比較容易的,也比較協調,恰如高速公路上奔馳的汽車,如果他們速度都是一樣的話,那么就不可能會撞車。同樣道理,同學之間、同事之間、同一級別同一層次的人們之間由于處于同一速度層次,共同話題多,因而就容易交流,這也是 “非正式組織”出現的主要原因。俗話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就是這個道理。相反,不同速度層次的交流就非常困難,甚至是危險的,如上下級成為好朋友的例子就很少,再如“秀才遇上兵,有理說不清”,再如我們常說的“伴君如伴虎”就是這個道理,恰如行人穿越高速公路是非常危險的。不同速度層次的人們要順利的交流,前提是高速度層次的一方要降低其速度層次或者低速度層次的一方要適時提高其速度層次,前者如“平易近人”,后者如“趨炎附勢”,這些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影響某一地區居民速度層次的主要因素在于:一是該地區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發達程度。一般來說隨著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發達程度的提高,人們速度層次總體是提高的。一般認為,城市居民的速度層次總體高于農村居民的速度層次,而發達地區的農村居民速度層次總體高于欠發達地區的農村居民的速度層次。所以我們可以得出欠發達地區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難度要大于發達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難度。二是該地區與外界交流的程度。一般認為某地區與外界交流的程度越高,其居民速度層次就越高,用俗話說就是“見過市面”、“大氣”,反之,某地區封閉程度越高,其居民速度層次就越低。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可以看到,開放程度高的地區其經濟發展速度就快,居民速度層次就高,其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就不嚴重。三是該地區居民的受教育程度。一般來說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其速度層次就越高,反之,其速度層次就越低。從現實生活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受過高等教育的農村居民幾乎不需要政府幫助其轉移,而需要政府幫助轉移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基本上都是受教育程度低的居民。
二、農村剩余勞動力存在和轉移難的原因分析
傳統發展經濟學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著二元經濟結構,即以傳統的方式進行生產、勞動生產率低下、收入微薄的農業部門和以現代的生產方式進行生產、勞動生產率高、收入高的工業部門。即發展中國家存在著兩個速度層次差異明顯的居民:農業居民速度層次低,而工業居民速度層次高。一方面,農業勞動力的增加、土地資源的稀缺和土地質量的下降,造成傳統農業部門邊際生產率低下、勞動力過剩,進而為現代工業部門的發展提供了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另一方面,隨著現代工業的資本存量的增加,工業規模的擴張和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革也需要不斷地吸納農村勞動力。因此,隨著經濟活動從傳統的農業向現代化的非農產業轉移,社會的整體生產力水平將不斷得到提高,二元經濟逐步向現代經濟轉化。在二元經濟條件下,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是促使二元經濟向現代經濟轉變的必然選擇。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知道,農村出現剩余勞動力是一種必然趨勢,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到非農產業也是理所應當的。但是在現實生活為什么會出現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難的現象呢?原因在于農業和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速度層次總體低于非農產業勞動力的速度層次,導致農村往外轉移的勞動力無法與轉移目的地居民順利融合。由于速度層次不一樣,就會發生“撞車”現象。一方面,導致被轉移居民有著背井離鄉的感覺,短期無法感覺到生活的美好,另一方面,轉移目的地居民也感覺到生活不便利,對被轉移居民的采取排擠態度。
三、速度層次交流理論在農村勞動力轉移中的應用
上面已經論述到當前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困難的原因在于被轉移居民和轉移目的地居民的速度層次不同,導致相互抵觸現象。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在于提高被轉移居民的速度層次使其與轉移目的地居民的速度層次相一致,如對被轉移居民進行一定的職業培訓、給予被轉移居民國民待遇等等。具體對策如下:
1、改革城鄉隔離的戶籍制度,全面打破和消除城鄉二元體制,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合理轉移創造良好政策環境
1958年我國開始實施二元化的戶籍管理制度,明確將居民分為農村戶口和城市戶口,并嚴格規定非經城市有關戶籍管理部門同意,農村人口不得進入城市,人為地在城鄉之間挖出了一條難以逾越的鴻溝,筑起了一道難以沖破的制度性壁壘。從理論上說,它不利于勞動力的優化配置,窒息了競爭,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由于城鄉差別、地區差別的長期存在,農業比較效益低的狀況短期內難以改變,因而農民進城的經濟利益驅動將長期存在,如果用政策限制來阻擋農村勞動力異地轉移不但難以起到良好的效果,同時也違背了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規則。而實際上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對城鄉雙方是互惠互利的。就農村來說,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可以減輕農村就業壓力,提高農民收入;就城市而言,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入并不會對城市勞動力就業構成多大威脅,因為農村勞動力的文化水平、專業技術相對較低,缺乏競爭優勢,他們大部分在城市中提供城鎮居民生活中迫切需要的家政、護理、環衛、餐飲、建筑、保安等服務,彌補了城市勞動力結構上的短缺,對促進城市經濟發展、方便城鎮居民生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從當前來看,現行的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仍然未能從根本上得到改變:有關調查表明,大部分流入城鎮的農村勞動力在現行戶籍制度約束下,無法取得同城鎮市民同等的競爭能力和平等的待遇,他們在就業、加薪、吃、住、孩子上學等方面存在許多難以逾越的困難。雖然已有相當部分勞動力已基本脫離農業,屬于轉出的剩余勞動力,為全國城鎮建設和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但他們因沒有城鎮戶籍而被認為是城市“二等公民”。因此,我們要考慮逐步取消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限制,改革現行城鄉隔離的戶籍制度,實行按實際居住地落戶的原則。同時對就業、企業注冊登記、子女入學等等阻礙城鄉要素資源自由流動的其他歧視性政策也必須改革和廢除,以徹底打破城鄉二元體制,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合理轉移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
2、改革除戶籍制度外的其他人為限制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政策因素,促使城鄉兩個不同的速度層次趨于融合
除了戶籍制度方面的限制外,還有就業制度、子女入學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限制。在就業制度方面,國家禁止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單位招收進城農民工,即使是非國有企業在招工時也有限制,對招募、使用外來民工的工廠進行罰款等行政處罰,或者在就業安排上也都要求用人單位“先市內,后市外”的原則,優先招用本市居民,未達到規定比例的用人單位,不得新招勞工,并且對許多工種禁止或限制使用民工。其次是子女入學限制,進城農民子女的入學問題往往難以得到解決,即使學校同意了,也要繳納一筆數目可觀的費用。再次是農民工的醫療保障和養老保障往往難以享受。有的城市還要求民工進城后要繳納暫住費、管理費、崗前培訓費等等,極大地提高了農民的轉換成本,特別是對于一些偏遠地區的農民來說,進城尋求就業須先支付將近千元的轉換成本是無法承擔的,他們只有望“城”興嘆了。因而,社會各界要積極鼓勵和保護農民合理就業,制定和完善有利于保護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相關政策體系,完善企業用工制度,逐步放寬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限制,保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
3、加快建立城鄉統一協調的勞動力市場,引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有效轉移和就業,為城鄉兩個不同的速度層次趨于融合做貢獻
目前全國勞動力統一市場發育程度很低,地區之間、不同所有制企業之間和城鄉之間的勞動力資源配置還受到許多非價格因素的制約,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差異很大。在構建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方面,需加快勞動力就業制度改革,提高城市勞動力市場的發育程度,要加快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實現用人單位與勞動力雙向選擇,建立和完善勞動力市場中介組織,提供信息服務,特別要建設為農民外出就業服務的職業介紹網絡,定期勞務信息,增強市場透明度,降低供需雙方的交易成本,通過這些措施的實施,可以為農村剩余勞動力營造出一個自由選擇就業、自由選擇居住地和自由流動的大環境,并降低和消除一些不必要的遷移成本。城鄉統一協調的勞動力市場主要內容如下:(1)市場主體地位要明確,通過雙向選擇實現就業。(2)社會服務、保險為市場主體提供保障條件。勞動力的合理流動以社會保障為前提,這就是要加快建立全面的社會保障制度。(3)價值規律和供求關系調節勞動力流向和組合。勞動供給者主要依 據勞動力價格信號決定就業或轉業,勞動需求者根據社會平均勞動力價格及生產經營狀況調節用人數量。(4)政府通過宏觀調控,維護市場秩序。政府要采取多渠道、多形式,建立農村勞動力就業服務組織及管理協調機構,包括信息、咨詢、職業介紹所等,為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創造外部條件。
4、提高農村勞動力的素質,增強轉移勞動力的市場競爭能力
農村勞動力素質低是制約轉移數量特別是轉移層次提高的重要因素。據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顯示,2000年中國總人口中文盲率已下降到7%左右。但農村勞動力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在農村就業人口中,文盲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7.4%,小學程度的為 31.1%,初中程度的為49.3%,高中程度的為9.7%,中專程度的為2%,大專及大專以上的為0.5%,在農村勞動力中受過專業技能培訓的僅占總數的13.6%。進入城市的民工中存在著部分文盲、半文盲,受過初中以上教育的農村勞動力不到50%。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社會的進步,特別是第三產業的崛起,社會各方面對勞動力素質的要求越來越高,從而抑制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往外轉移。由于農村勞動力的綜合素質和勞動技能低下,決定了他們即使進入城市,也很難進入技術含量高的行業工種進行工作,而只能從事低層次的工種。大量的低層次勞動力也易造成我國勞動力結構的失衡。在這主要拼技能而不是拼體力的城市勞動力市場中,農村剩余勞動力一般處于劣勢,轉移的領域越來越窄,就業空間越來越小。
為此,我們首先應進一步抓好農村九年制義務教育。我們要把基礎教育放到重要位置,政府要加大對農村基礎教育的投入,提高財政中的教育經費的比例。中央和省級人民政府要通過轉移支付,加大對貧困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的義務教育支持的力度。其次,努力普及高中教育和職業教育。隨著社會發展,城市對低層次勞動力的需求將會縮小,對技術工人、技術人才的需求將大大增加。因此在加強農村基礎教育的同時,要針對城市勞動力的需求變化,充分利用勞動、就業、教育部門的師資、技術和設施,開展多形式、多渠道的職業技能培訓,根據市場需求,有針對性的舉辦各類專業技術培訓班,做到先培訓、后上崗,切實提高外出民工的職業技能素質和競爭就業崗位的能力,為城市企業培育優秀的技術工人和技術人才,進而推進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最后,加大向農村教育投入比重,不僅有益于提高農民的素質,為產業結構的升級做好合格的勞動力儲備,而且也推遲了新增適齡人口進入勞動力待業大軍的速度和減少就業壓力。
5、完善社會保障措施,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解決后顧之憂
政府應改革城市就業制度,在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進城的就業務工、居住生活、社會保障制度等方面做出明確規定,并根據實際情況逐步建立起覆蓋全體勞動者的市場化的醫療衛生和勞動保障體系,達到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后能與城市居民受到同等的制度保障和平等待遇。要鼓勵雇傭關系長期化、穩定化,從而使企業和農民工利益都得到保障。積極倡導農村剩余勞動力走出家門,遷移到城鎮,切實解決戶口、孩子上學等問題。從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需求出發,幫助和動員農民解決醫療保險和其他保險,確保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后的健康和人身安全。
6、通過法律機制的調節來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順利轉移
法律調節是指政府通過勞動立法、社會保障和福利立法來引導和約束勞動力行為,從而創造一個有效和公平的就業環境。通過法律機制的調節來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具體應做到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要健全勞動爭議方面的法律,將現
有的各自為政的仲裁機構合并,成立仲裁局,明確它是經濟行政執法機關,賦予它應有的法律地位,內部設立若干專業性的仲裁委員會,統一管理全國和地方勞動仲裁工作。隨著勞動爭議案件的增多有必要建立專門的勞動法院或勞動法庭,專門審理勞動爭議案件。
其次,要制訂勞動力市場運行規則方面的法律,包括勞動標準法、最低工資法和社會保障法等。勞動標準法是以最低限度的勞動條件為依據,制訂最低勞動標準,以及為保證和維護這一標準在行政上采取的措施。勞動標準法的基本內容是對勞動時間的規定,如規定法定勞動時間、法定休假日以及法定勞動時間以外的補償等。最低工資法是規定向勞動者支付具有最低工資額的法律,其目的是通過最低工資保障勞動者的生活安定。社會保障制度方面的法律是勞動力市場有效運行的基本保障條件。目標是建立城鄉一體的以社會保險為主體的社會保障制度。
最后,對政府的各項就業政策加以法律化。制訂這些法規時都應特別考慮農業勞動力及其轉移問題。
Theory of Dynamic utility exchange priority
and its implication on the surplus farmers’ migration
[關鍵詞] 依托咪酯;丙泊酚;MECT;血流動力學
[中圖分類號] R749.0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5-0616(2017)09-137-03
Effects of etomidate and propofol on the hemodynamics in modified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for the elderly patients
WANG Zhijie1 ZHANG Chunping2 HUANG Xiong2
1.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Brain Hospital of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Hui'ai Hospital,Guangzhou 510370,China;2.Electric Convulsive Therapeutic Room,Brain Hospital of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Hui'ai Hospital ,Guangzhou 51037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effects of etomidate and propofol on the hemodynamics in modified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MECT) for the elderly patients. Methods One hundred elderly patients undergoing MECT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evided into etomidate group (group E,n=50)and propofol group (group P,n=50).Group E were given etomidate 0.3mg/kg for venae,and group P were given propofol 2mg/kg.MAP and HR were measured of two groups before anesthesia induction(T0),and 1(T1)、3(T2)、8(T3) and 15min(T4) after MECT. Results Compared with before the MECT,MAP of two groups increased,and HR increased at T1(P0.05).MAP and HR of group P at T2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 those at T0(P0.05). Conclution Etomidate induced anesthesia in the MECT for elderly patients shows less influence on haemodynamics,and the propofol has great influence on haemodynamics.
[Key words] Etomidate;Propofol;Mect;Hemodynamics
無抽搐電休克治療(MECT)是將電休克治療與麻醉相結合,產生鎮靜和肌肉松弛作用,避免電刺激引起的肌肉抽搐、牙關緊閉等并發癥,減少了患者的痛苦,同時也對麻醉提出了新的要求[1-2]。老年人對麻醉和MECT的耐受力差,風險較高,常引起血流動力學的明顯變化,可增加心腦血管意外的發生率。依托咪酯和丙泊酚是目前臨床上廣泛應用于無抽搐電休克治療(MECT)的靜脈。本研究觀察比較老年患者行MECT治療使用依托咪酯和丙泊酚麻醉時血流動力學的變化,探討兩種靜脈全麻藥對血流動力學的影響,為臨床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本院2012年1~7月期間接受MECT治療的老年住院患者100例,隨機分為依托咪酯組(E組)和丙泊酚組(P組)。所有患者中男53例,女47例,年齡65~75歲,ASAⅠ~Ⅱ級,患者所患疾病為:抑郁癥46例,躁狂癥23例,雙向情感障礙17例,精神分裂癥14例。其中E組50例,男29例,女21例;年齡65~75歲;抑郁癥21例,躁狂癥
注:與T0時比較,*t=2.814,#t=2.548,t=2.692,P
13例,雙相情感障礙9例,精神分裂癥7例。P組50例,男24,女26例;年齡65~75歲;抑郁癥25例,躁狂癥10例,雙相情感障礙8例,精神分裂癥7例。排除標準:患者有高血壓、糖尿病、冠心病、心力衰竭病史,術前肝腎功能異常,既往有重大麻醉手術使。按MECT常規每例患者行MECT治療6次,共600例次。兩組患者的性別比、年齡構成比及疾病分類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1.2 方法
MECT前禁食水8h,術前無用藥,進入治療室后,開放靜脈通道。麻醉誘導:根據組別分別給予依托咪酯(江蘇恩華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H32022999)0.3mg/kg或丙泊酚(英國阿斯利康制藥公司,H20030427)2mg/kg,至麻醉誘導成功后,琥珀膽堿經脈滴注。麻醉成功后,采用面罩給氧,手控呼吸。全身肌肉松弛,腱反射消失后,給予電休克治療,美國思倍通5000Q電休克治療儀,輔助呼吸,直至手術結束,患者意識恢復,自主呼吸恢復,送入觀察室。麻醉及觀察由同一組醫師完成。
1.3 觀察指標
記錄患者麻醉誘導前(T0)、通電后1分鐘(T1)、通電后3 分鐘(T2)通電后8分鐘(T3)通電后15分鐘(T4)的心電圖、平均動脈壓(MAP)、心率(HR)和血氧飽和度(SPO2)。
1.4 統計方法
采用SPSS13.0軟件包對數據進行處理,計量資料以()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百分比表示,采用χ2檢驗,P
2 結果
2.1 一般情況
通電后即刻E組2名患者出現室性早搏,4名患者出現房性早搏,P組3名患者出現室性早搏,3名患者出現房性早搏,所有出現心電圖異常的患者早搏的頻率均小于5次/min,12名出現早搏的患者最遲3min后心電圖恢復正常。SPO2均在正常范圍。
2.2 血流動力學的變化
兩組患者在T1時均出現平均動脈壓升高,心率加快(P0.05),P組患者T2時間點相比T0時MAP與HR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觀察期間兩組患者均未出現嚴重的高血壓和心動過速(見表1,表2)。
3 討論
電休克治療是臨床上治療藥物耐受抑郁癥及其他精神疾病的常用方法,其機制是采用電流刺激大腦,促使腦細胞放電,誘發癲癇發作,發生一系列變化,進而達到治療效果[3]。丙泊酚是臨床常用的物,其可縮短癲癇發作的時間,增加發作域值,并且有劑量依賴性[4-5]。而依托咪酯則降低發作閾值,對發作時間無明顯的影響。研究顯示,電休克治療時間超過25s的治療效果更為理想[6]。丙泊酚與依托咪酯均為經脈注射,優點為迅速起效,患者在30s內入睡,作用時間維持在3~5min。依托咪酯經肝臟代謝,對循環系統的影響小,較少導致心率血壓發生波動,對心搏出量、心輸出量影響也不明顯,不抑制呼吸系統[7]。丙泊酚屬于烷基酚類,具有較強的鎮靜作用,其通過導致心輸出量的改變而影響血壓波動[8]。丙泊酚廣泛用于MECT,但其抗癲癇作用影響了電休克的臨床療效[9]。
本研究中兩組患者均能安靜、順利的完成麻醉誘導及MECT治療,治療后患者均無明顯不良反應。本研究觀察了使用丙泊酚或依托咪酯誘導行MECT治療后1(T1)、3(T2)、8(T3)和15min(T4)兩組患者的平均動脈壓及心率變化。行MECT治療后1min,雖然已經使用物,且麻醉效果滿意,但兩組患者平均動脈壓、心率比誘導前顯著升高(P0.05),說明依托咪酯用于老年患者麻醉行MECT治療對患者血壓及心率基本無影響。既往有研究[10-12]比較了依托咪酯與異丙酚的應用效果,結果顯示依托咪酯血流動力學穩定性優于異丙酚。P組患者在MECT治療后3min時(T2)平均動脈壓及心率的變化與T0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綜上所述,依托咪酯及丙泊酚運用于MECT治療時各有優缺點,丙泊酚半衰期略短于依托咪酯;依托咪酯誘導老年人行MECT治療后血流動力學影響比較平穩,而丙泊酚對血流動力學影響較大。我們建議在臨床工作中,對老年患者行MECT治療時選擇依托咪酯誘導,以免血壓及心率波動太大對患者造成不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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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村剩余勞動力;馬爾可夫鏈;轉移
中圖分類號:F24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06-0099-02
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山西經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GDP總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人均GDP也得到了快速的增長,山西的經濟實力明顯增強。然而山西省農業生產條件差,科技對農業的支撐能力弱,全省糧食生產年際間波動較大,目前全省有35個國家重點扶持的貧困縣和317萬貧困人口,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滯留在有限的土地,不僅影響了農業的發展,而且進一步影響了山西國民經濟的整體發展。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為山西農村經濟發展和現代化提供了動力,加快了城市化的進程,提高了農民收入和文化素質。而當前山西現有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地區差異、農民較低的文化素質制約了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只有加快城市化進程,在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加快農村第三產業的發展,才能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得以順利轉移,并促進農村經濟快速發展。這些目標對于當前山西的實際情況而言,有很長的路要走。長期以來,山西省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如何立足現實,尋找適合山西省情的農村勞動力轉移途徑,對有效解決三農問題,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文章通過調查山西省晉南地區部分農村的外出務工人員,利用馬爾科夫鏈模型對山西省剩余勞動力2009年外出務工從事產業和外出務工從事地域做出了預測。對尋找適合山西省情的農村勞動力轉移途徑,解決山西省三農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有參考價值。
一、山西省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現狀
山西省農村勞動力就業主要以農業為主。2005―2007年,山西省農民從事農業的勞動力人數約為650萬人,約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65 %。雖然山西農村勞動力就業以農業為主,但農業勞動力所占比重有所下降,并呈持續減少狀態。
山西省外出就業的農村勞動力以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為主,大約占所有外出務工人員的75%。山西外出務工人員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是農村文化程度相對較高的人群,他們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主力軍,農村文化程度高的勞動力明顯能夠較好地實現轉移。2005―2007年,農村低文化素質人員逐年下降,高素質人才逐年增長。山西省外出就業的勞動力以中青年為主,男性居多。到2008年底,山西轉移的農村勞動力中,50歲以下的中青年勞動力所占比重達90%,其中77.1%在40歲以下。在轉移的勞動力中75.3%是男性勞動力。
山西省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地區,主要集中在縣內和市內,只有接近1/3的外出務工人員會選擇離家較遠的省外,從全國勞動力轉移平均情況看,山西省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地域局限性比較大。山西省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與全國相比,山西省剩余勞動力從事第二產業的人數比例要高于國家平均數,這與山西省是工業省份密切相關,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以采礦業、制造業為主。其次為批零貿易業、社會服務業和交通運輸業,再次是建筑業。
三、山西省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動趨勢預測實證分析
(一)數據來源和分析
文章數據來自2009年春節期間對山西省晉南地區抽樣調查問卷,樣本采集長治、臨汾、運城、晉城四個地級市的農村地區,共發放問卷200份,收回有效問卷182份。其中涉及農村流動勞動力的問卷163份,問卷有效率為81.5%。問卷對剩余勞動力的基本狀況進行了調查,包括姓名、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和支出等,根據本文需要,詳細調查了外出務工人員2007年和2008年外出打工從事的主要行業,2009年和2010年計劃外出打工從事的行業,2007年和2008年打工的地域,2009年和2010年計劃打工的地域。為下文的模型建立提供了數據基礎。
(二)馬爾科夫鏈模型介紹
馬爾科夫方法的主要研究對象是一個運行系統的狀態和狀態的轉移。應用馬爾科夫方法計算分析的目的,就是根據某些變量的現在狀態及其變化趨向,來預測它在未來某一特定期間可能出現的狀態,從而提供某種決策的依據。它的基本方法是用轉移概率矩陣進行預測和決策[1]。
(三)山西省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動趨勢預測實證分析
1.山西省農村剩余勞動力產業流動趨勢預測分析。按農民工產業流動的方向, 可以將其分為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三個類別。第一產業包括蔬菜種植、瓜果種植、糧食物種植以及其他農業類,第二產業包括建筑業、加工制造業、交通運輸業、工業技術等,第三產業包括美容美發、家政服務、酒店服務業、烹飪技術、傷病護理、商業經營銷售等[2]。通過對晉南地區農民工流動情況的調查,我獲得了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產業流動的一般傾向(見表1)。
我們可由表1 中數據得到農村勞動力產業流動的轉移矩陣:
()(式1)
具體計算過程如下:
0.04×0.07+0.66×0.06+0.30×0=0.0424
0.04×0.82+0.66×0.91+0.30×0.03=0.7054
0.04×0.11+0.66×0.03+0.30×0.76=0.2522
解得:(0.04240.70540.2522)
這個分布表明,經過一段時期后, 農村剩余勞動力選擇向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流動的概率將會趨于穩定,各產業所占比例將分別為4.24%、70.54%、25.22%。
2.山西省農村剩余勞動力地域流動趨勢預測分析。按農民工地域流動的方向,可以大致分為流向村外縣內、縣外市內、市外省內、省外四種類型。通過調研,我們獲得了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地域流動的一般傾向(見表2)。
我們可由表2 中數據得到,農村勞動力地域流動的轉移矩陣:
()(式2)
具體計算過程如下:
0.20×0.49+0.24×0.06+0.30×0.05+0.26×0.03=0.1352
0.20×0.27+0.24×0.61+0.30×0.03+0.26×0.10=0.2354
0.20×0.20+0.24×0.10+0.30×0.85+0.26×0.03=0.3268
0.20×0.04+0.24×0.23+0.30×0.07+0.26×0.84=0.3026
解得:(0.13520.23540.32680.3026)
這個分布表明,經過一段時間后,我省農村剩余勞動力選擇向村外縣內、縣外市內、市外省內、省外流動的概率將會趨于穩定,概率分別為13.52%、23.54%、32.68%、30.26%。根據我們預測的結果,可以看出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主要流動方向仍以省內工業發達城市和省外為主。
小結
農村剩余勞動力選擇向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流動所占比例將分別為4.24%、70.54%、25.22%。我省農村剩余勞動力選擇向村外縣內、縣外市內、市外省內、省外流動的概率將會趨于穩定,概率分別為13.52%、23.54%、32.68%、30.26%。通過建立模型所得出的結論基本上符合山西省剩余勞動力轉移情況,因為調查的片面性和數據的準確性,預測結果可能會有一定的偏差,但預測結果對政府制定政策有一定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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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cast on a Tendency of Surphus Rural Labor Force Shift in Shanxi province based on Markov-chain
TIAN Xin-cui, BAI Xian-sheng
(Taiy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Taiyuan 030024,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