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公共政策和財政政策關系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公共政策和財政政策關系范文第1篇

對于產業經濟而言，其發展與公共政策關系密切，二者相互影響。因此，不能忽視公共政策對社會經濟發展戰略以及方向的所產生的作用，要借助對公共政策的調整和創新，為產業經濟贏得更加優越的制度環境。

關鍵詞：

產業經濟；公共政策；影響

當前，我國經濟處于轉型和結構調整的時期，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都需要進行積極配合，推動這一進程的發展。在產業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社會關系起著不可替代的調和作用，扮演重要角色，為此，要理清產業經濟與公共政策的關系，實現二者的的和諧，在根本上推動經濟的發展。

一、對產業經濟的概述

對于產業經濟而言，其主要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在廣義上講，產業經濟涉及各個行業，從生產到流通，都可以稱之為產業。立足狹義范疇，產業經濟中，工業占據重要地位，與經濟發展關系密切，因此，很多時候產業經濟更傾向于工業部門。在產業經濟學中，研究的角度是廣義的產業，涉及國民經濟的各個行業和部門。在當前的產業經濟學中，可以將其分為三個層次，首先是以同一商品市場為單位劃分的產業，其次是以技術和工藝的相似性為根據劃分的產業，再次，是大致以經濟活動的階段為根據，將國民經濟劃分為若干大部分所形成的產業，即產業結構。產業經濟彰顯應用性，產業的目的是滿足產業分析的需求而產生的。

二、對公共政策的概述

對于公共政策而言主要是指政府發揮公共職能，推動經濟系統與人、社會的協調發展，根本目標是推動經濟社會的協調和全面發展。公共政策主要針對的是公共問題，目的是實現公共目標的達成，滿足公共利益的需要。由此可見，公共政策就是一種的決策，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是政策的一種。其次，公共政策的權威性和強制性較為突出。再次，公共政策是政治過程的體現，不斷進行優化和選擇的結果。它主要立足公共問題、公共目標和公共利益，公共政策可以以積極和消極兩種形式呈現。公共政策具有指導性的作用，能夠為決策提供依據和前提。

三、對產業經濟與公共政策關系的分析

公共政策是隨著國家的產生而發展的。是進行國家管理的一種重要手段，對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影響深遠，關系到社會的進程。公共政策涉及的范圍較廣，涉及政治、社會、經濟等諸多領域。在縱向上分析，其主要是政策、基本政策以及具體舉措等，而橫向分析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諸多領域。當前，我國經濟處于發展的關鍵和轉型的時期，要推動不同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這就促使公共政策而面臨諸多調整，因此，要立足不同的產業，對公共政策進行全面、深刻的剖析，形成具有針對性和建設性的建議，為促進各個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支持。

四、如何運用公共政策推動產業經濟的發展

(一)重視借助公共政策實現

對產業結構的規劃和調整在當前的經濟發展中，也就是在社會生產和再生產的物質投入中，各自元素比例發生變化，腦力投入比重加大，這也是產業經濟發生變化的重要方面，知識因素的比重增大。因此，在公共政策中，要注重對產業政策的調整，逐步減少第一產業對自然和勞動力的需求和依賴提升人工智能的應用和發展。重視軟產品的發展，避免利用其對傳統制造業的改變，促使傳統制造業的層次提升。要發展計算機產業，加大計算機服務，尤其是發展信息咨詢業的相關技術行業，提升高科技產業的發展速度。

(二)重視財政政策的變革

在各個產業經濟的發展中，財政政策發揮這至關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國家和地區給予的優惠財政政策，制定的相關補償制度，對產業經濟發展有著決定性的作用。在財政政策中，主要包含一些教育經費、基礎投資、產業扶持等。在這種財政政策的支持下，不同的產業會在經濟發展的大環境中，獲取其相應的財政優惠，獲取強大的資金支持，促進產業的長遠發展，與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環境相適應。

(三)發揮稅收政策杠桿作用

對不同的產業類型，國家結合宏觀調控，對稅收政策進行差異化管理。在當前的經濟發展中，國家更加重視對高校技術產業的稅收傾斜，加大對高科技產業的投資力度，增強稅收等相關優惠政策，吸引更多的投資，擴大投資領域。

(四)發揮公共政策中的金融手段的作用

對于國民經濟的發展，金融政策意義重大，尤其是對于一些新興產業，融資問題成為其發展的制約因素。對于融資方式，需要進行方式的拓展，強調多元化，拓寬融資渠道，要積極發展內源融資和財政投資，除此之外，還要積極擴展外源融資方式，尤其是銀行、證券以及外資等。

(五)積極發揮政府對產業經濟的宏觀調控作用

在經濟發展中，市場發揮了對資源的有效配置作用，發揮了基礎性的作用，但是，政府的調控也不容忽視。首先，要重視對社會分工的細化。這主要是因為諸多高科技產業需要加大技術投入，私人企業很難全面滿足需要。同時，智力因素成為影響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因此，無形資產的投入增加，加大了對企業對經濟發展前景的預測，整個社會面臨結構和利益分配到的調整。借助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實現對資源的合理配置和引導，推動市場進程，發揮其靈活性的特征，集中進行模式的確定，借助宏觀政策的調控，發揮更加有效的調控作用。

五、結束語

綜上，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產業經濟呈現新的發展方向和趨勢，各個產業面臨新的發展環境，政府部門需要重視公共政策的制定，結合產業經濟發展的實際，兼顧國情，更好地發現公共政策的作用，在根本上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張彤，李涵，宋瑞超.產業結構調整與經濟轉型下的產業現狀與展望——“2014產業經濟與公共政策雙年會”綜述[J].經濟研究，2014，06：185-188+192.

[2]龔強，李涵，張彤.經濟轉型下的產業經濟與公共政策——“2012產業經濟與公共政策論壇”綜述[J].經濟研究，2012，06：156-159.

公共政策和財政政策關系范文第2篇

關鍵詞：公共政策；城鄉居民收入；城鄉收入差距

中圖分類號：f014.4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3）09010708

一、問題提出

關于民生問題，福利經濟學已構筑了較為規范的理論框架，為政府矯正（或者減輕）有缺陷的干預提供了規則和方針[1]，但因為缺乏關于政策失靈的綜合性理論，因此無法解釋政策失靈的關鍵性因素。布羅姆利提出四種制度交易以反映社會群體不同偏好的制度安排，并將公共政策問題與制度變遷問題聯系起來，視公共經濟政策選擇為制度變遷的一種變量[2]。他的觀點將推動經濟學家在公共政策上發揮更大的作用。本文基于他的觀點，結合我國國情和長遠規劃形成較科學的政策分析的理論參照系。

近年來，我國學者研究重點轉移到收入差距等民生問題。例如，汪偉和郭新強建立了一個考慮兩類代表性家庭的兩期消費決策模型，討論了收入不平等、消費目標和中國儲蓄率的相關關系[3]；嚴善平基于20世紀90年代以來大批農村青年涌入沿海發達地區和中小城鎮的社會現象，指出了城市內不同就業群體的收入差距根源，提出了一個制度性改善建議[4]；張學志和才國偉利用廣東省成人調查數據，對居民幸福感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研究，結果發現收入是居民幸福感的經濟基礎，絕對收入對幸福感有正向作用，但對幸福感提高存在一個“拐點”，尤其考慮相對收入后，絕對收入的作用就不再顯著[5]。已有文獻雖然從不同角度和層面涉及到政府政策與收入的一些關聯問題，但都未對現階段正在實施的主要政府政策的績效進行更加全面、系統的評價，過于強調某一政策手段對于某一具體目標的影響效應，提出的政策建議可能夸大了這一手段的影響效果。本文將科學測量和橫向比較與主要民生目標有緊密聯系的政策工具向量集的邊際影響方向和大小。

二、理論框架和研究方法

假設社會上僅存在兩個利益集團i和j，那么社會福利函數表示為：

w=f（ui，uj）（1）

布羅姆利曾指出，公共政策中的難題是“如何決定相對的社會福利函數w的性質”。如圖1所示，這是一個關于集團i還是j的利益誰更為重要的問題。如果集團i的利益相對于集團j的利益更為重要，那么公共政策的目標趨向于形成犧牲集團j的利益而使集團i獲益的社會福利函數w1。假定集團i為收入水平低的人群，集團j為富人階層，如果新的經濟政策對收入水平低的人群更加重視，相對社會福利函數會從w2轉變到w1，那么收入水平低的人群生活會得到改善。

圖1不同的效用可能性邊界

關于具體公共政策的執行效果問題，布羅姆利采取的分析方法是判斷制度變遷過程中潛在的收益是否能足夠補償源于這種變遷的其他損失。以利益集團i和j為例，下式反映了變遷的會計現值：

其中，v是制度變遷的會計現值，p是時間偏好的社會比率，bit-cit和bjt-cjt分別表示利益集團i和j的t期凈收益，cj0是集團j為了執行經濟政策不得不承擔的必要投資成本。

如果政策執行效率高，則滿足下列條件：

式（3）右面的第二項是集團j因為執行政策而引起的現值凈收益。這里假定開始時刻集團j的利益經常被犧牲，所以這一項為負。利益集團i的現值凈收益（式（3）左面部分）必須能夠彌補集團j為執行政策而承擔的初始成本和現值凈損失。如果這一條件成立，我們可以判斷，經濟政策引起的制度變遷增加了社會的總體效率。

本文著重檢驗以城鄉收入水平和城鄉收入差距為目的的政策目標變量和主要公共政策實施的表征變量之間的相關性，技術上主要利用面板數據回歸下面方程：

公式（5）中因引入被解釋變量的滯后期將導致解釋變量與隨機擾動項的非觀測個體效應相關，從而造成估計的內生性。此時采用ols、隨機效應或固定效應估計方法將導致參數估計的有偏性和非一致性。為有效解決這一問題，學者建議采用廣義矩（gmm）估計方法以構建動態面板數據

型的一致估計量[6-7-8]。

廣義矩gmm主要可以分為系統gmm（system gmm）、一階差分gmm（diff-gmm）等。差分gmm估計是通過一階差分剔除不隨時間變化的個體效應，利用了差分模型中所選取的工具變量與差分擾動項正交的矩條件。先做一階差分以消去個體效應μi，可得：

三、實證設計

（一）命題設計

下面在國內外關于主要政策與收入、收入差距等主要民生指標的關聯性研究基礎上，形成可參照的主要理論觀點。

1.經濟增長

近年來，盡管我國經濟高速增長、居民收入水平顯著提高，但是由于市場機制不健全、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等，居民沒有公平地分享到經濟增長的成果。許啟發等研究發現，總體上，沿海城鎮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長最快，內陸農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長最慢；居民收入差距呈擴大趨勢，其中沿海城鎮居民收入差距擴大最快[9]。我國城市生活質量研究中心的調查報告表明，盡管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增長，gdp年均遞增9.8%，人均收入年均遞增9.2%，但是高增長沒有必然帶來生活質量主觀滿意度的提高，因此政府不應該以實現gdp高速增長為終極目標進行資源配置，需要降低生活成本，著力改善民生，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升生活質量主觀滿意度。據此提出命題1。

命題1：現階段經濟增長模式導致收入差距擴大、分配不公和消費結構不合理等社會問題。 　2.城市產業政策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我國開始推行城市改革，但農村改革相對停滯，農村和城市收入差距擴大，村民和市民享受不同的待遇和福利。有學者指出，在城市發展的同時，農村沒有保留自身的文明，還被現代都市發展引發的一些問題包圍，例如農村的垃圾、衛生等環境和飲水問題[10]。周世軍和周勤的研究還發現，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工業化的深入推進使得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得到了迅猛發展，提升了城市經濟水平，但擴大了城鄉經濟差距，城鄉經濟比率由1986年的3.64∶1提高至2008年的14.08∶1，上升了2.87倍，其原因被歸為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和繁榮，政府或企業通過提高工資、轉移支付等形式使得城鎮居民享受到較多的發展成果，從而拉大了與農村居民的收入差距[11]。據此提出命題2。

命題2：偏重于城市發展的第二產業、第三產業政策雖整體上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但不利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3.教育和人力資本發展政策

已有研究認為人力資本對收入分配存在如下四點存量效應：擴張效應、平等化效應、縮減效應和錯位效應。焦斌龍進一步指出我國目前人力資本存量對收入差距擴張效應大于平等化效應，即中國人力資本存量對收入差距拉大具有明顯的正向作用，表現在，獲得人力資本的居民收入增加，而沒有獲得人力資本的居民收入沒有多大變化，因此擴大了收入差距[12]。徐舒和朱南苗研究發現勞動者異質性潛在能力價格效應的不斷上升是引起殘差收入不平等隨時間不斷擴大的主要原因，其中，高學歷勞動者潛在能力價格相對于低學歷勞動者上漲更快，是不同受教育程度勞動者間的實際收入差異增大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13]。李俊青和韓其恒基于二元經濟的時代交疊模型的研究表明，改變我國現階段教育市場的二元結構需從根本上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和全國居民收入差距的基本政策入手[14]。基于此提出命題3。

命題3：經濟發展初期，教育政策特別是我國著重發展人力資本的政策促進了經濟增長，但因為忽視了低學歷勞動者的素質培養和未能完善收入差距調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收入差距的擴大。

4.市場化政策

賈康和孟艷認為我國居民財產和收入的快速增長正是市場經濟發揮作用的結果。陳太明基于波動和增長的福利效應兩個視角認為我國的改革開放政策是非常有效的，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是繼續有效提高居民福利水平的重要政策[15]。但鄧偉和向東進基于1999—2008年間的省級面板數據的研究發現無論采取哪種途徑，國有經濟的存在都阻礙了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和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市轉移，造成城鄉居民收入的不平等，即國有經濟比重越高，城鄉收入差距就越大，最終認為我國市場化改革的不徹底導致了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的存在，需要繼續深化市場化改革[16]。瞿晶和姚先國也堅持了這一論斷，他們認為由于個人異質性的存在，市場化改革不可避免地會提高人與人之間的收入差距，這就需要個人所得稅政策來調節這種收入差距[17]

。據此提出命題4。

命題4：作為我國改革開放政策的重點，我國目前推行的市場化改革、私有產權保護政策促進了產出增加、效率提高和居民整體收入提高，但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城鄉收入差距，增加了收入風險，需要國家政策調控。

5.對外開放政策

dixit認為如果我們不增加針對私人契約本來特征的任何制約且政府政策是靈活的，全球化會增加福利水平，原因很簡單：如果全球化增加了保險的需求，私人契約安排和允許私人保險的政府政策將被采取。一旦我們允許市場和政府的最適反應，那么福利將會增加[18-19-20]。唐東波和王潔華基于1995—2007年我國工業行業數據的實證研究結果顯示，無論是進口貿易還是出口貿易，其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顯著為正，因此認為積極參與全球化貿易有利于我國初次分配中勞動收入份額的增長[21]。但fajgelbaum等認為許多情況下貿易自由化常常會使較富裕國家的低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國家的較富裕家庭獲益[22]。據此，如果基于我國仍是低收入國家的現實情況，他們支持貿易自由化會加大我國貧富差距的觀點。包群等基于企業的微觀數據的研究結果顯示出企業出口對勞動力報酬的改善作用不明顯[23]。邵敏的研究再次證實了總體上我國工業企業的出動對其員工收入水平產生顯著負向作用，他還指出針對不同行業類型，結論有所不同，例如勞動密集型、中低技術密集型行業企業的出動對員工收入影響不顯著；資本、自然資源密集型行業企業出口對員工收入有顯著負向影響；高技術密集型行業的效應為正向，因此出口貿易對我國員工收入產生顯著正向影響的主要途徑是使出口產品向高技術密集型產品轉移[24]。基于以上分析，尚不能確定貿易開放對我國主要福利指標（收入和消費結構）的影響方向，故提出命題5。

命題5：我國偏向于出口導向的貿易模式不一定明顯增加收入，甚至有擴大收入差距的危險。

6.政府財稅政策

公共財政的收入政策以稅收政策為主，有學者指出我國目前稅收總體上的態勢良好，但結構上出現的問題導致了在財政政策中無法運用稅收政策工具進行調節，無法發揮再分配、收入調節和社會穩定功能，需要繼續優化稅收結構[25]。這一說法也被學者彭海燕的研究進一步證實，她認為盡管我國個人所得稅起到了正向且進一步加強的再分配效應，但調節效果非常有限，需要在公平視角下改革與完善我國個人所得稅制[26]。王鑫和吳斌珍基于我國2004—2007年36個大中城市面板數據，認為調高個人所得稅工薪所得免征額對消費有明顯的刺激效果，此研究為政府通過減稅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進而刺激消費提供了經驗支持，但結果還顯示出非東部地區和低收入地區的消費沒有顯著變化的客觀事實[27]。個稅調節效果甚微的結論被馬驍等[28]的研究證實。故提出可命題6。

命題6：已實施的減稅政策可以刺激居民消費，提高收入，但總體效果甚微，尤其是低收入地區效果不明顯，需要結合地區和對象特征有的放矢地制定和調整政策目標。 　（二）數據選取與指標測量方法

為了考察政府實施的主要政策表征變量對民生指標的影響作用選取了主要民生指標和表示主要政策特征的指標。總樣本涵蓋了1992—2010年30個省的面板數據。省級數據主要取自國家信息中心中國經濟信息網統計數據庫。

1.被解釋變量的指標選取方法

本文選取年鑒中易獲取的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作為反映城市收入水平（crev）和農村收入水平（nrev）的變量。收入水平指標均采用不變價（基期1991年=100）。本文選取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的比值來作為反映城鄉收入差距（cnre）的代表性指標。

2.解釋變量名稱及指標處理方法

增長政策指標（rgdp）：本文使用各地區的實際生產總值除以各地年底總人口數來測算人均實際生產總值（單位：萬元/人），它被用來衡量地區經濟增長政策實施總體狀態，其中，各地區實際生產總值是利用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不變價（基期1991年=100）對各地區現價國內生產產值平減得到。城市產業政策指標包括第二產業政策（ind1）和第三產業政策（ind2）兩個指標：第二產業增加值、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值（均為現價）體現各地第二產業、第三產業政策的實施狀況。人力資本發展政策指標（hcap）是指高等學校本、專科在校學生數占當地的年底總人口數的比值

。市場化政策指標（mark）是指非國有企業從業人員（私營企業年末從業人員數與個體年末從業人員數的加總）占整個地區年末從業人員數的比值。對外開放政策指標（open）是指進出口總額

進出口總額需要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的實際有效匯率指數換算成實際人民幣金額。占整個地區實際生產產值的比值。公共財政政策指標（fisc）是指地方財政預算收入占當地生產總值（現價）的比值。

四、經驗結果分析

（一）模型選擇方法

本文所有估計結果都是基于stata11.0運算而成，且表1中最終給出的ar檢驗和hansen檢驗結果均顯示模型設置合理。首先我們對以對數城市收入水平（crev）為解釋變量的模型進行一步差分gmm估計，sargan過度識別檢驗結果為0，表明一步差分gmm估計模型所選工具變量不是很好的工具變量。當我們再對所建模型進行兩步差分gmm估計時，回歸結果匯報了hansen過度識別檢驗和iv類型工具變量檢驗p值均為1，這表明gmm估計所選工具變量有效。且ar（1）p值為0.000（<0.1），ar（2）p值為0.169（>0.1），檢驗結果表明擾動項的差分存在一階自相關，但不存在二階自相關，則說明模型設置是合理的。滯后一期的被解釋變量對當期被解釋變量的邊際系數不僅具有統計顯著性，而且也具有明顯的經濟顯著性，這說明本文的動態面板模型選擇是合理的。因篇幅有限，其他檢驗過程不再贅述。

（二）公共政策與城市居民家庭收入的相關性分析

表1顯示，與城市居民家庭收入水平顯著正相關的政策變量包括：經濟增長（rgdp）、第二產業政策（ind1）、第三產業政策（ind2）和人力資本發展政策（hcap），這些變量的回歸結果均通過了1%水平檢驗。其中，經濟意義上影響最顯著的變量是第三產業政策（ind2），樣本數據結果顯示服務業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值每增加1個單位，城市居民家庭收入相應增加0.233個單位；其次是第二產業政策（ind1），工業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每增加1個單位，城市居民家庭收入相應增加0.195個單位；隨后是以增加人均gdp為目的的經濟增長政策（rgdp），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實際值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家庭收入水平會上升0.172個百分點；人力資本發展政策（hcap）對城市居民家庭收入有較小的影響，這一政策變量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家庭收入水平會上升0.109個百分點。

表1還顯示出對外開放政策變量（open）與城市居民家庭收入水平負相關，通過了10%水平檢驗，結果顯示對外開放政策表征變量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家庭收入水平會微弱下降0.01個百分點。因此對外開放政策對城市居民家庭收入的負向影響不僅統計意義上不顯著，而且經濟意義上也不顯著。市場化政策表征變量（mark）、公共財政政策表征變量（fisc）與城市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基本不相關，統計上沒有通過10%水平檢驗，并且系數回歸值也非常小，因此本文樣本數據結果無法證明市場化政策和公共財政政策對城市居民家庭收入的影響。

（三）公共政策與農村居民家庭收入的相關性分析

表2顯示，與農村居民家庭收入水平顯著正相關的政策變量僅包括兩個，即經濟增長（rgdp）和市場化政策（mark），回歸結果均通過了1%水平檢驗。經濟意義上影響最顯著的變量是以增加人均gdp為目的的經濟增長政策（rgdp），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實際值每增加1個百分點，農村居民家庭收入水平會上升0.231個百分點；市場化政策表征變量（mark）對農村居民家庭收入也有不小的經濟影響，這一政策表征變量每增加1個百分點，農村居民家庭收入水平會上升0.122個百分點。

表2顯示出大部分政策表征變量與農村居民家庭收入負相關。其中，經濟意義上影響最顯著的變量是城市產業政策（ind1、ind2），樣本數據結果顯示工業、服務業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值每增加1個單位，農村居民家庭收入分別大幅度減少0.321和0.432個單位；其次是人力資本發展政策（hcap），這一政策表征變量每增加1個百分點，農村居民家庭收入水平會下降0.188個百分點；公共財政政策表征變量（fisc）和對外開放政策變量（open）在統計意義上對農村居民家庭收入有非常顯著的影響，但在經濟意義上呈微弱的負向影響，這兩個政策表征變量每增加1個百分點，農村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分別小幅度下降0.066和0.019個百分點。

（四）公共政策與城鄉收入差距相關性分析

表3顯示大部分政策表征變量與城鄉收入差距有

顯的正相關關系，它們是城市產業政策（ind1、ind2）、人力資本發展政策（hcap）、公共財政政策（fisc）和對外開放政策（open）。其中，城市產業政策（ind1、ind2）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最大，樣本數據結果顯示工業、服務業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值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鄉收入差距分別擴大0.514和0.487個單位；人力資本發展政策（hcap）對城鄉收入差距也有較大的正向影響，這一政策表征變量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鄉收入差距會擴大0.299個百分點；公共財政政策（fisc）和對外開放政策（open）對城鄉收入差距有比較微弱的經濟影響，這兩個政策表征變量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鄉收入差距會小幅度擴大0.057和0.020個百分點。

表3還顯示出兩個政策變量對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有積極的影響。它們是經濟增長（rgdp）和市場化政策，回歸結果均通過了1%水平檢驗。其中，經濟意義上影響較大的變量是市場化政策表征變量（mark），這一政策表征變量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鄉收入差距會縮小0.073個百分點；以增加人均gdp為目的的經濟增長政策（rgdp）對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也有一定的積極影響，樣本數據顯示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實際值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鄉收入差距會小幅度縮小0.031個百分點。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鑒于新時期我國面臨的民生問題，本文以布羅姆利的社會福利模型作為理論參照系，重點研究已實施的公共政策與城鄉居民家庭收入、城鄉收入差距之間的關聯性。先基于已有研究總結了它們之間關聯性的基本觀點，遴選出民生政策目標變量和主要政策變量，然后基于1992—2010年30個省的面板數據，構建動態面板模型，運用廣義矩估計方法對影響不同民生目標的主要政策變量進行實證檢驗。本文結論和政策建議如下：

第一，經濟增長政策。基于經濟增長指標基本與收入水平呈正方向變化、與城鄉收入差距呈反方向的檢驗結果，我們認為以提高人均gdp為目的的增長政策與收入增長、縮小收入差距的民生目標并不矛盾，隨著大部分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城鄉收入開始呈現單邊上行的趨勢，且城鄉收入差距也呈縮小態勢。但我們也注意到，收入與經濟增長并沒有同比例變化，這暴露了一個現實問題：地方政府在追求gdp增長的同時，忽視了當地居民收入的同比例增長。

第二，城市產業政策。檢驗的結果基本符合命題2。第二產業、第三產業政策變量對城市收入水平的回歸系數均為正值，這說明隨著地區城市產業的擴張，城市居民家庭的收入明顯獲得了改善。但另一方面，第二產業、第三產業政策變量對農村居民家庭收入的回歸系數均為負值，且經濟上有顯著的負向影響，這反映了一個現實問題：如果一個地區資源向城市產業傾斜，那么一定程度上忽視了農業的發展，農村居民的家庭可支配收入一定會出現相對于城市下降的風險。由此推理，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擴張與城鄉收入差距一定存在正相關關系。檢驗結果也驗證了這一點。一方面，政府需要通過均衡發展三大產業來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和改善農民收入，應該在繼續發展工業和服務業的同時，從政策上積極引導和激勵農民采取現代化技術和管理方法發展現代農業，以增加收入。

第三，人力資本發展政策。結果顯示，人力資本的發展有利于提高城市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但是它與農村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呈負相關關系，且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本文檢驗結果從側面反映出，當前政策過于偏向城市居民的人力資本結構的改善，不僅忽視了農村居民的基礎教育，更忽視了農村主要勞動力的人力資本發展。因此，一方面我們應該繼續通過發展教育促進整個地區人力資本結構的改善；另一方面通過改善農村居民的知識結構，努力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發展新型現代農業，改善農村實際生活水平[29]。

第四，市場經濟政策。模型結果雖不能證明市場化政策與城市收入水平的相關性，但基本顯示出它與農村收入水平的正向關系，它與城鄉收入差距呈負相關關系。因此，本文的檢驗結果說明了，積極的市場化建設對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有明顯的改善作用，且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城鄉收入的差距。現階段我國應該繼續推行市場化建設，以農村為例，當前我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僵化，急需改革，以便讓農民獲得財產性收入，并通過市場機制提高土地的產出效率。

第五，對外開放政策。結果顯示對外開放政策對城鄉居民家庭收入均有微弱的負向影響，并一定程度上導

致了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顯然，壓低勞動者工資成本造成了城鄉居民從對外開放中獲得偏低的勞動報酬，尤其是壓低農村產品收購價格而片面的出口戰略是造成城鄉收入差距過大的原因之一。

第六，公共財政政策。結果顯示公共財政政策對城市居民家庭收入沒有顯著的影響，對農村居民家庭收入有微弱的負向影響，并且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因此，如果考慮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等民生政策目標，降低全社會的稅收和其他財政收費負擔將是一個明智的政策選擇。

總之，我們認為地方政府gdp應與居民家庭收入同步增長，任何造成收入偏低和收入差距擴大的經濟政策都不符合民生發展戰略。應當建立經濟增長中的民眾共享機制，實施產業均衡發展戰略，提高勞動者質量和人口素質，深化市場經濟改革，減少社會稅收和政府各項費用，大幅度提高民眾的實際收入水平，最終改善經濟增長的質量[30-31]。

參考文獻：

[1]查爾斯·沃爾夫.市場還是政府——不完善的可選事物間的抉擇（第1版）[m].陸俊，謝旭譯，重慶：重慶出版社，2007.

[2]丹尼爾·w.布羅姆利.經濟利益與經濟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論基礎（第1版）[m].陳郁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汪偉，郭新強.收入不平等與中國高儲蓄率：基于目標性消費視角的理論和實證研究[j].管理世界，2011，（9）：7-23.

[4]嚴善平.中國大城市勞動力市場的結構轉型——對2003年、2009年上海就業調查的實證分析[j].管理世界，2011，（9）：53-61. 　[5]張學志，才國偉.收入、價值觀與居民幸福感——來自廣東成人調查數據的經驗證據[j].管理世界，2011，（9）：63-71.

[6]arellano， m.， bond，s.r.some tests of specification for panel data： monte carlo evidence and an application to employment equation[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1， 58（2）： 277-297.

[7]arellano， m.，bover，o.another look at the instrumentalvariable estimation of errorcomponents models[j].journal of econometric， 1995， 68（1）： 29-52.

[8]blundell， r.， bond，s.initial conditions and moment restrictions in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s[j].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8， 87（1）： 115-143.

[9]許啟發，蔣翠俠，劉玉榮.收入增長、分配公平與貧困減少[j].統計研究，2011，（10）：27-36.

[10]李文釗，譚沂丹，毛壽龍.中國農村與發展的制度分析：以浙江省湖州市為例[j].管理世界，2011（10）：32-47.

[11]周世軍，周勤.政策偏向、收入偏移與中國城鄉收入差距擴大[j].財貿經濟，2011，（7）：29-37.

[12]焦斌龍.人力資本對居民收入差距影響的存量效應[j].中國人口科學，2011，（5）：16-25.

[13]徐舒，朱南苗.異質性要素回報、隨機沖擊與殘差收入不平等[j].經濟研究，2011，（8）：92-103.

[14]李俊青，韓其恒.教育、金融市場和中國居民的收入不平等[j].世界經濟，2011，（9）：42-62.

[15]陳太明.中國改革開放政策有效性的定量研究[j].統計研究，2011，（10）：54-59.

[16]鄧偉，向東進.轉型時期的國有經濟與城鄉收入差距[j].財貿經濟，2011，（9）：19-26.

[17]瞿晶，姚先國.城市居民收入不平等分解研究[j].統計研究，2011，（11）：50-55.

[18]dixit， a.trade and insurance with moral hazard[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87，23：（3）：201-220.

[19]dixit， a.trade and insurance with adverse selection[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89，56（2）：235-247.

[20]dixit， a.trade and insurance with imperfectly observed outcomes[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9，104：（1）：195-203.

[21]唐東波，王潔華.貿易擴張、危機與勞動收入份額下降——基于中國工業行業的實證研究[j].金融研究，2011，（9）：14-25.

[22]fajgelbaum，p.， grossman， g.m.，helpman， e.income distribution， product qualit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1， 119（4）：721-765.

[23]包群，邵敏，侯維忠.出口改善了員工收入嗎

？[j].經濟研究，2011，（9）：41-53.

[24]邵敏.我國企業出口對員工收入的影響——基于企業異質性視角的經驗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11，（7）：67-76.

[25]王立勇.我國財政政策調控有效性的定量評價[j].財貿經濟，2010，（9）：52-57.

[26]彭海燕.我國個人所得稅再分配效應及累進性的實證分析[j].財貿經濟，2011，（3）：11-17.

[27]王鑫，吳斌珍.個人所得稅起征點變化對居民消費的影響[j].世界經濟，2011，（9）：66-86.

[28]馬驍，陳建東，蒲明.我國個人所得稅的征收及調節收入差距效果的研究——以2008年四川省和安徽省城鎮住戶月度調查數據為例[j].財貿經濟，2011，（3）：18-24.

[29]陳萍，李平.勞動力市場的所有制分割與城鄉收入差距[j].財經問題研究，2012，（5）：100-107.

公共政策和財政政策關系范文第3篇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

財政、貨幣非常規政策的退出，不存在誰先誰后的問題。政策都是有慣性的，一旦實施就內在于經濟之中了，不能輕言退出。有些政策也不是想退就能退得了的。像貨幣政策，不可能一下子急剎車。就是真的需要退出非常規刺激政策，也到時需要按實際經濟運行情況來確定，財政、貨幣誰先誰后。

肖耿：退出慢行，但可加息

（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貨幣總量不應該很快收緊，但價格需要上行。資產價格通脹早已出現，央行應該盡早加息。現在的問題是，投資和消費的總量還很不夠，我們還需要可持續的宏觀政策來鼓勵有效率的投資。所以，現在就讓刺激政策回到原點，是不對的。另外，積極財政政策應該是最后退出，而目前還應該加強，而不是退出的問題。積極財政加上利率上行，能夠加大有效率投資，擴大進口能力，使經濟結構更加合理、平衡。

韓志國：二季度寬松貨幣會消失

（獨立經濟學家）

刺激政策現在就應該退出。今年一季度的GDP保守估計也在11%~12%左右，經濟已經完全恢復正常，再不退出，通脹隨時可能到來。美國才是真正的危機，而中國是假危機。現在投資過熱的苗頭已經顯現。地方政府大干快上的勁頭又上來了。5月份央行就會加息，3個月內寬松貨幣將會消失。而到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如果財政、貨幣政策變成雙穩健，就是萬幸；更擔心的是，會變成雙緊。當然，最大的可能是：貨幣從緊、財政穩健。

魏加寧：刺激政策需要轉換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刺激政策退出，目前實際上處于兩難境地：不退，可能導致通脹和資產泡沫；退，又擔心經濟二次探底。現在的刺激政策，更多的是需要轉換，應該有三層含義：貨幣真正回歸適度；財政重心轉移，也就是調整結構，積極財政不能完全壓在投資上；放松管制搞活企業。貨幣和財政政策，都應該著眼于改善供給、鼓勵民間資本投資。

李迅雷：貨幣政策退出更容易

（國泰君安總經濟師、首席經濟學家）

中國經濟目前顯然尚未到達經濟刺激政策需要退出的時候，兩會定調今年將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我認為，經濟刺激政策應該明年退出為宜，這樣空間與余地比較大。相對而言，貨幣政策退出比較容易，可以使用加息或控制信貸規模等多種方式退出。而財政政策今年已經做了預算，擬安排財政赤字10500億元人民幣，較去年還多，因此今年不容易退出。

李晶：刺激政策謹慎退出

（摩根大通董事總經理、中國證券和大宗商品主席）

為抵御經濟周期而實行的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和財政刺激應該謹慎退出。因為全球經濟還未完全復蘇，目前來看，美國失業率居高不下，消費萎靡，歐洲經濟更是麻煩不斷，債務危機已經從希臘傳遞至葡萄牙，并正向其他國家蔓延。而且中國經濟是否完全復蘇還有待確定。不過固定投資的回落表明財政政策正在退出，而且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全年都在退出。

李稻葵：貨幣政策退出或為首選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金融系主任）

對于美國、英國等西方國家而言，財政政策恐怕必須要先于貨幣政策退出，因為英美國家要通過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來維系其經濟的進程；而中國的做法可能相反，中國財政狀況相對不錯，可能先退出貨幣政策。

石建勛：刺激政策退出不宜操之過急

（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

目前，世界各國政府尋求的或是無痛退出政策，或是進一步刺激經濟政策。在中國實體經濟還沒有真正回暖，外部危機再度爆發的陰影并沒有消除的背景下，刺激政策退出不宜操之過急。我們即要繼續保持宏觀政策穩定性和連續性，同時要加強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正確處理好保增長、促就業、調結構、管理通脹預期及維護金融市場穩定等多重目標關系。

徐斌：刺激政策應該退出

公共政策和財政政策關系范文第4篇

 

一、引言

 

縣域經濟，是以縣級行政區劃為地理空間，以縣級政權為調控主體，以市場為導向，優化配置資源，具有地理特色和功能完備的區域經濟。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推進，產業升級逐步推進，產業由東部發達地區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轉移。縣域作為產業轉移的重要承接地區，縣域經濟的發展對成功承接產業轉移，實現國民經濟的優化升級具有重要意義。財政金融政策作為縣域企業融資的重要政策保證，對縣域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2006年11月，重慶市提出了“一圈兩翼”的區域發展戰略，同時也為重慶市縣域經濟的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在重慶市“一圈兩翼”的布局中，以渝中區、渝北區、榮昌縣和潼南縣四個地方作為“一小時經濟圈”的主要研究區縣，以萬州區、豐都縣和開縣三個地方為主要研究的“渝東北翼”和黔江區和彭水縣為主要研究區縣的“渝東南翼”，研究其各自財政金融政策與縣域經濟的發展對促進本地經濟增長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當下是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的關鍵階段，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這一宏偉目標，是一個高水平、高標準和發展相對平衡的小康。這些要求需要我們縣域層經濟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高度發達。縣域經濟的發展也要與時俱進，實現現代化和都市化以更好的協調整個重慶市經濟的繁榮高速發展和各地區經濟的總體增長。而這上面所提到的成功實現離不開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對區縣經濟的支持和扶持。同時縣域經濟又具有十分典型的地方特色，因此縣域經濟的又好又快發展離不開這些特色經濟的發展。所以，在發展縣域經濟時也更應當把發展本區縣特色經濟政策與財政金融政策有機結合起來。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說

 

(一)文獻回顧

 

在統籌城鄉的大背景下研究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對縣域經濟的發展，無論是國外學者還是國內學者對之研究都相對較少。且在對這方面的所有研究領域中又大多是關于財政政策對縣域經濟的關系研究，所以較之本文的一個研究內容上的創新點就是本文既研究了財政政策對縣域經濟的發展又研究了金融政策對縣域經濟的發展，更重要的是將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兩者作用對縣域經濟的發展進行研究。卓國慶(2008)認為，縣域經濟的發展應當按照公共財政取向支持發展和壯大縣域經濟。他強調按照公共財政的取向支持發展壯大縣域經濟，但未對公共金融的價值取向做闡述，而且價值取向問題是一個客觀問題，其影響是共同的，在研究各具特色的區域經濟時不具有差別研究的作用。

 

縣域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和政權建設中處于重要位置，其發展壯大有賴于高效便捷且強有力的金融支持(姬伐柯·2008)，他主要是運用公共管理學理論和公共政策理論，以及相關的縣域經濟、公共財政、貨幣政策等理論及其研究方法為指導，主要從理論上分析了我國縣域經濟發展滯后制度基礎。劉家凱、楊若召(2008)結合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兩者的共同作用研究其對縣域經濟的發展。在研究如何更好地促進縣域經濟發展，怎樣有效的促進財政政策與縣域經濟的協調發展的過程中首次將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作為一個共同作用作為研究。

 

另外在他之后，其他省份也相繼出現有關于財政金融政策與縣域經濟發展關系類文章。郭翔宇(2004)，將縣域經濟的理論思考、縣域經濟的發展的實踐探索和城鄉統籌促進縣域經濟的發展為本文的研究打下了一個很好地基礎，本文將繼續研究在統籌城鄉的大背景下來研究財政金融政策對縣域經濟發展——以重慶市為例。楊花英(2010)是以海南為例對財政金融政策對縣域經濟的發展進行了研究。他主要是通過財政金融政策與民族地區特色產業經濟相結合的發展模式來發展縣域經濟，這一點與本文的研究十分相像。前者可以作為東部發達地區財政金融政策與縣域經濟發展關系極好的素材，后者可以作為西南地區等落后地區財政金融政策與縣域經濟發展關系的一個典例，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本文在研究財政政策與縣域經濟的發展——以重慶市為例，是結合西南地區的區域特點和重慶市的具體情況進行具體的分析的。

 

(二)研究假說

 

通過對重慶市“一圈兩翼”中以渝中區、渝北區、榮昌縣和潼南縣四個地方作為“一小時經濟圈”的主要研究區縣，以萬州區、豐都縣和開縣三個地方為主要研究的“渝東北翼”和以黔江區和彭水縣為主要研究區縣的“渝東南翼”九個區縣進行實證研究。將這九個區縣當地特色經濟發展狀況與財政金融政策相結合以及其他因素的總和對GDP的影響，并從這九個區縣經濟發展與財政金融政策中總結出財政金融政策對縣域經濟發展的作用總結出并發現規律。

 

重慶作為西南片區的重點建設城市和直轄市之一，有著其十分突出的地方特色。在重慶市的38個區縣的經濟增長過程中，財政金融政策的共同作用對各區縣經濟的增長起最主要的推動作用。雖然在一些地區財政政策作用表現更明顯，在另一些地區金融政策表現更明顯，但總之財政金融的共同作用對經濟的增長起最主要作用，且影響都是同向遞增的。在探究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雙重影響下九個地區經濟的發展的狀況，并以這九個地區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對縣域經濟的規律加以借鑒并運用于重慶市其他各區縣，將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結合起來找出一條促進重慶市縣域經濟發展的特色道路。

 

三、數據來源與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自重慶市統計年鑒(2000～2011)。并從重慶市38個區縣中選取了渝中區、渝北區、榮昌縣、潼南縣、萬州區、豐都縣、開縣、黔江和彭水九個區縣，選取年限是2000～2011(因2012年各地區統計數據還未統計結束)12年各自的GDP、FIN、SAV、AGR和INV 5個經濟指標，其中部分地區的部分數據來自當地政府工作報告。本文一共選取了540(>30)個數據，因此屬于大樣本數據，符合選取數據的科學性原則。

 

(二)研究設計

 

(1)研究方法。本文采用計量經濟模型的分析研究方法，運用統計學的方法和Eviews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和處理，并從實證的角度來研究對象并總結規律。

 

(2)變量說明(單位均是億元)。1)自變量：FIN、SAV、AGR、INV。2)因變量：GDP。

 

(3)變量的處理。由于重慶市統計年鑒和地方政府報告的數據所保留位數不統一，我們在選取數據時統一保留到小數點后兩位。且在選取后的數據進行檢查時，都會保證數據的R-squared盡量無限接近于1，幾乎所有的檢驗數據結果都會在介于0.8～0.9之間，與此同時保證所選取數據的Prob(F-statistic)小于0.01.

 

四、實證研究

 

(一)經濟模型的建立

 

影響縣域經濟發展的因素很多。但本文在研究縣域經濟發展時主要是研究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對GDP的影響，同時橫向選取農業、固定資產投資作為對比變量研究財政政策、金融政策對GDP增長的方向和程度。滿足以下關系式：

 

國民生產總值等于常數量、財政、金融、農業、固定資產投資的總和

 

即：GDP=a+bFIN+cSAV+dAGR+eINV

 

兩邊同時取對數得：ln Y=b ln FIN+c ln SAV +d ln AGR +e ln INV

 

(其中Y：國民生產總值GDP，FIN：財政收入，SAV：金融存款余額，AGR：農業，收入INV：固定資產投資，a：影響GDP的所有常量的和，b：財政收入系數，c：金融存款余額系數，d：農業收入系數，f：固定資產投資系數)

 

另外，財政有收支兩個方面、金融也有收支兩個方面的內容。本論文主要從財政的收和金融的收層面進行研究分析。財政政策的作用大小在本論文中換算成經濟指標即財政收入的多少，金融政策的作用大小也是通過量化金融收入的形式來研究的。所以本文的財政金融政策的研究就轉化到財政金融等量化上的研究中去。

 

(二)數據的檢驗

 

(解釋：這些都是對這九個地區2000～2012年所取各數據的variable值的檢驗，由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其值都是有效且正確的。)

 

(三)結果分析

 

(1)圖表分析

 

1)九個區縣GDP縱向比較分析

 

圖1

 

(圖1通過對這九個區縣GDP縱向比較分析，可以看出榮昌縣、潼南縣、豐都縣、開縣、黔江區和彭水縣從2000～2011年GDP一直呈上升趨勢，但上升很緩慢。而渝中區、渝北區和萬州區這三個地方GDP的上升比較明顯，且渝中區由于地方原因在2005年突然GDOP上升。但所受金融危機的影響都不大，總體上呈上升趨勢。

 

2)九個區縣財政收入(FIN)縱向比較分析

 

圖2

 

(圖2通過對九個區縣財政收入的縱向分析，可以看出從2000～2006各地區財政收入增長緩慢，但從2007～2011，由于2006年的統籌城鄉計劃實施后這些地方財政收入得到顯著上升，其中渝北區變現更加顯著。這說明結合區縣當地的實際情況，財政政策的有力實施可以提高當地的經濟總量，且財政政策對他們的影響是一致同向正相關關系。)

 

3)九個區縣金融存款余額(SAV)縱向比較分析

 

圖3

 

(從圖3可以看出金融存款余額從2000～2007各區縣都呈上升趨勢，但到2008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而出現轉折有所下降，但2009年得到回升，且從2009～2011年一直呈上升趨勢，且金融政策對渝中區和渝北區這兩個地方影響更加明顯。)

 

(2)線性分析(以萬州區為例研究固定資產投資和農業收入對GDP的影響)

 

圖4

 

(橫軸表示財政收入、固定資產投資、金融存款余額和農業收入。縱軸表示GDP，在相同的時間年段內，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對縣域經濟的發展起著穩定的推動作用，兩者結合共同作用促進縣域經濟的增長。而固定資產投資和農業由于易受環境變化的影響，故，固定資產投資和農業對縣域經濟的增長不起決定性影響。)

 

(3)數據的代入

 

通過數據的代入，觀察規律可以看出：

 

1)當經濟指標因為突然原因而發生下降變化時，軟件EQUATION計算得出其前的系數就為負數。2)當經濟指標逐漸變少，且不斷趨近于0時，其前的系數也將變為0。3)財政政策系數a介于大于0，且介于0～1之間，前提是在環境不發生重大改變時。4)金融存款余額系數b大于0，且介于0～2之間，前提是在環境不發生重大改變時。5)農業收入系數d和固定資產投資系數e其變化是相當不穩定的。

 

由以上可以看出，財政收入系數和金融存款余額系數都在相對確定和穩定的范圍內，故其影響與經濟增長的方向是一致的，且其最主要的推動作用。而農業收入系數和固定資產投資系數都是不斷變化著的，所以農業和固定資產投資等對縣域經濟的發展影響是相對較小的。

 

五、促進縣域經濟發展的機制與模式

 

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作為調節國民經濟的重要手段，是各級政府加強宏觀調控促進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手段。按照公共財政和國家金融價值取向，運用財政政策工具和貨幣(金融)政策工具，促進縣域經濟健康發展，是縣級政府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及其制度安排中重要的內容。2006年以前，由于金融機構樹立了“以效益為目標”的經營理念，對縣域經濟的發展缺乏動力和主動性的支持并嚴重阻礙了縣域經濟的發展。2006年后，統籌城鄉戰略的提出，國家開始更加注重區域發展中的縣域經濟發展問題。

 

金融機構開始發揮其對縣域經濟發展中的主要經濟產業農業和中小民營企業以及開始重視信貸制度的完善過程同時也間接地為財政政策提供支撐和幫助。因此，縣域經濟發展應當充分借助財政政策支持來發展并壯大縣域經濟。此外，加快縣域經濟發展直接決定著縣級公共財政的建立和保障能力，雄厚的財政實力又為縣域經濟發展創造有利的經濟環境。

 

在促進縣域經濟增長的過程中，由于財政與金融(銀行)在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形成中有不同的作用，這就要求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必須配合運用。如果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各行其是，就必然會產生碰撞與摩擦，彼此抵消力量，從而減弱宏觀調控的效應和力度，也難以實現預期的調控目標，阻礙縣域經濟的發展。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運用促進縣域經濟的發展由如下機制和模式：

 

(1)松的財政政策和松的金融政策配合作用。各區縣可以通過減少稅收和擴大政府支出規模來增加社會的總需求與通過降低法定準備金率、降低利息率而擴大貨幣供給規模，從而刺激縣域經濟的增長和擴大。

 

(2)緊的財政政策和松的金融政策的配合作用。各區縣可以通過抑制社會總需求，防止經濟過旺和通貨膨脹來保持適度的經濟的增長。

 

(3)松的財政政策和緊的金融政策的配合作用。各區縣可以通過刺激需求與避免過高的通貨膨脹率，在盡可能地避免通過膨脹的同時保持經濟適度增長。

 

總之，運用穩健財政政策保證適度經濟增長，運用穩健金融政策保證適度貨幣供應既利于遏制通貨緊縮的趨勢，又可以避免通貨膨脹死灰復燃，來保持并促進縣域經濟穩定較快增長。

 

促進縣域經濟增長的模式就是將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兩者配合使用，這樣既可以克服財政政策自身的不利因素，又可以完善金融政策自身的限制因素。雖然不同的區縣經濟發展的具體機制和模式以及區域特征有所不同，但總的來說國民經濟的發展都是按照這樣一種機制和模式進行的。一方面，財政政策對縣域經濟的發展是起推動且是主要推動作用的，而且在一定范圍內，財政政策作用力度越大，國民經濟增長速度越快。另一方面，金融政策對縣域經濟的發展也是起促進作用且是主要推動作用的，在一定范圍內，金融政策實施越好，縣域經濟增長的速度也越好。此外，在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兩者的協調配合作用下，縣域經濟的發展將會更加健康、平衡、快速地。

 

六、研究結論及其展望

 

(1)研究結論。縣域經濟的快速發展有利于更好地拉動國民經濟的發展，有利于更好地實現統籌城鄉的區域計劃，有利于更好地縮短發展不平衡的差距，有利于更好地實現全面小康這一宏偉目標。在統籌城鄉的大背景下，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對縣域經濟的快速發展起著關鍵性的推動作用。而且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不僅在各自獨立的情況下對縣域經濟的發展起著促進作用，而且當兩者配合作用時對縣域經濟的增長作用更加明顯。由此可見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對縣域經濟的發展時起關鍵性作用的，且其影響是同向正比的關系。結合九個區縣各自當地自身特點和實際情況，在財政金融政策促進國民經濟增長的力度上是不同的而且其對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偏向程度也是不同的。

 

比如相對比較發達的渝北區與相對比較落后的潼南縣，它們同是一小時經濟圈的區域規劃城市，但兩者經濟的發展對財政金融政策的依賴程度卻大不同。在促進渝北區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金融政策起著最關鍵性地作用，但財政政策依然起著關鍵性作用。對潼南縣而言，則是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共同配合促進當地縣域經濟的增長。但是，不同的區縣財政金融政策對其經濟的發展影響具體程度是不同的。這一規律也同樣適用于重慶市其他28個區縣。

 

(2)研究展望。以往在縣域經濟的發展過程中，財政政策總是起著非常關鍵的作用。但是隨著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的同時又滋生了更多的經濟膨脹和持續混亂的現象，這些現象都或直接或間接地阻礙著縣域經濟的發展。所以金融政策可以幫助區縣一定程度上掃清這些障礙并促進縣域經濟的健康、平衡和快速發展。甚至在某些情境下，發揮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兩者共同的作用會更好，更快地促進縣域經濟的發展。未來社會經濟會更加高速的發展，影響國民經濟發展的因素也會越來越多，而且也會隨著社會化、信息化、市場化而更加的復雜多變。所以，了解并運用好財政政策、金融政策和財政金融政策的配合使用對縣域經濟的快速發展非常重要。只有財政政策、金融政策和財政金融政策在縣域經濟發展方面的不斷實踐和與不斷適應時代要求的理論和思想相結合，縣域經濟才會更加的發展和發達。

 

也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開辟和發展具有特色的縣域經濟發展之路來，使重慶市縣域經濟發展更加具有特色和穩定性。

公共政策和財政政策關系范文第5篇

摘要：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一直是國內外經濟學者研究的熱點，所以筆者詳細的分析了財政分權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并在最后提出財政分權中應注意的問題和促進經濟增長的方式和途徑。

關鍵詞 ：財政分權；經濟增長；影響；促進方式

從以往學者對財政分權和國家經濟增長的關系分析得知，二者的作用關系并不是簡單的正負相關，而是一種非常復雜的關系，主要體現在：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二者之前的關系是雙向的，而且其對經濟增長也有不確定性的影響因素存在。其影響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從目前的研究成果來看，財政分權本身的增長機制就存在不確定性，所以下面筆者就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的直接影響和間接影響做如下分析。

一、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的直接影響

（一）財政分權能夠影響到生產者的效率，從而影響到經濟增長

雖然同樣是財政支出，但是如果當地政府能夠比中央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更多更好的話，這種財政分權就會促進經濟增長，而且財政分權對于企業也是有影響的，例如在生產活動中的財政分權就會促進企業的資本投入，使得企業能夠得到更多的勞動，更新和改造生產技術，這些舉措都會促進經濟增長，對其產生正面的影響。

（二）人力資本是現代社會的重要因素，它能促進經濟增長和發展

國內外學者對于人力資本可以促進經濟增長這一結論都是認可的，而人力資本積累的主要方式卻來自持續教育。中央政府對我國教育的投資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如果當地政府能夠更好地參與到這份教育事業投入中來，會發揮出更大的作用。根據夏杰長等（2005）的研究發現目前地方政府在基礎教育投入中已經占到很大比例，這種結果就是中央財政分權的結果導致地方政府有了更多的教育資源和基本權力，這對促進人力資本積累是很關鍵的，也很好地促進了經濟增長。

二、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的間接影響

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的間接影響主要是指對資源分配因素的影響，最終達到經濟增長的目的。根據Qian&Weingast（1997）研究發現，財政分權主要是對權力進行下放，然后將重新歸類政府的職能和應用進行不同層次的限制和沖擊。例如，私營單位或公共部門的環境一旦發生變化，私營單位或是公共部門會做出相應的舉措來化解，這樣就會影響該企業或是部門的生產水平和社會行動，有效的刺激經濟水平增長。而且根據財政分權理論可知，財政分權進程可以促進當地經濟增長和企業競爭力，所以政府要進行一系列的放權行為，這樣才可能控制和釋放原有生產力，進而達到經濟增長的目的。

三、財政分權應注意的問題和促進方式

我們要注意，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不僅有正面的，還有負面的影響，也就是阻礙作用的可能。究竟該怎么判斷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造成正面影響還是負面影響，這就需要我們根據當地特定的經濟條件來決定的，所以說，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二者的關系并不是只有正面的，還有負面的可能，而這種結果是與當地經濟條件和所處情況緊密相關的。為了更好地使財政分權促進經濟增長，我們應從以下幾個方式進行：

首先，要調動地方政府的建設力度和積極性。在實施財政分政改革后，對當地經濟發展會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在此基礎上，地方政府應努力提高對公共資源配置的使用率，由于目前的地方經濟發展需要大量的流動人口資源，所以當地政府為了吸引這些流動人口資源會制定大量有吸引力的政策，以此來創造和優化當地的公共環境，以此來吸引投資商的資金進入，然后在資金到位的基礎上，應該進一步提高該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形成更強的吸引力，以如何的良性循環來形成該地區長期穩定的區域影響力。Zhang 和Zou（2001）提供了“政府公共支出增長效應的多級配置的理論框架，假設內生增長模型是由私人資本和公共開支三級政府的生產函數來確定”。他們認為：“我國財政分權和省級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同時指出，由中央政府利用有限資源進行投資的一些重要基礎設施項目對經濟增長起到了顯著的正向效應，促進了經濟增長”。

其次，對預算進行硬性約束。財政分權改革是在地方政府財政政策平衡性的基礎上進行的，這就要求地方政府對其財政援助不能再進行自由安排，以此來降低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并最終形成對地方預算進行約束的目的。為了更好的降低財政平衡和競爭壓力，地方政府必須要提高財政資源的使用效率，以此來降低政府對企業的財政援助和運營效率。因為政府無約束的財政援助會導致公共支出的浪費，造成財政資源效率低下，在這種情況下，是很難吸引投資商來地方投資和資金流入的。而通過對財政預算進行硬性約束以后，有助于將區域競爭市場環境打造成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為私營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Qian 和Roland（1998）模型證明：“政府權力下放微觀兩方面的影響：第一，在自由流動條件下的要素，各個地區的政府為了提高自身的吸引力和競爭力而要不斷的提高其自身的運轉效率，逐漸形成競爭效應的機制；其次是財政分權可能帶來各個地方政府之間的利益沖突，隨之產生的相互競爭關系會進一步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從而提高經濟的發展速度”。

最后，要提高公共資源的使用效率。在財政分政的實施過程中，地方政府為了能滿足當地居民對公共資源的需求，往往會投入很大一部分公共資金支出，而且由于缺乏對公共財政支出的監督和約束，使得地方公共資金的支出超標，而且由于這些支出比較隨意，使得部分公共資源的使用率非常低，這就造成了極大的浪費，所以地方政府必須要在監督和約束公共財政支出的基礎上，提高公共資源的使用效率。而要實現這個目標，就需要地方政府具有極高的信息獲取途徑：第一，要求信息的統一性。政府制定的所有政策，是為了驗證是否滿足居民需求，且和政府政策是否一致的指標，而且為了提高流動資源的使用性，政府會制定出許多針對流動人口資源的傾斜政策，由于流動資源的稀缺，導致政府更側重于對流動資源的爭奪，地方政府為了爭奪資本配置和本地公共資源，導致建筑開支居高不下，這也是造成地方財政分政中經濟比例偏高的原因。

總體而言，地方政府的競爭壓力，發展的影響公共政策的組合要素正在逐步增加，雖然這種方式自下而上的壓力不能直接形成的官員任命，但不可否認的是，為了經濟增長作為官方的績效評價標準和任命的官員通過“用腳投票”的方式來直接影響當地的經濟發展，以及自上而下的基礎前提，流動性因素從而間接地影響到地方官員的政績。

參考文獻：

[1]林毅夫，劉志強.中國的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J],北京大學學報,2000.

[2]張晏，龔六堂.分稅制改革、財政分權與中國經濟增長[J],經濟學(季刊),05年01,P75-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