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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發(fā)事件的基本屬性范文第1篇

當前，伴隨著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市場的競爭更加激烈，在影響企業(yè)生存發(fā)展的若干因素中，企業(yè)的供應鏈建設凸顯出了重要性。正如英國著名供應鏈專家Martin Christopher所說：“市場上只有供應鏈而沒有企業(yè)，21世紀的競爭不是企業(yè)和企業(yè)的競爭，而是供應鏈和供應鏈之間的競爭。”因此，積極探索能夠適應未來競爭環(huán)境的供應鏈創(chuàng)新模式，日益成為了理論界和企業(yè)高層管理人員所關注的焦點。

2 危機管理與學習型供應鏈

供應鏈是涉及供應商、制造商、分銷商、零售商和用戶的供需網絡，供應鏈上的各個結點存在著內部管理和外部環(huán)境變化的不確定性，這些不確定性極有可能帶來供應鏈上的突發(fā)事件，對各結點所具有的功能帶來極大破壞，并且隨著經濟環(huán)境不確定因素的增加，這種突發(fā)事件的發(fā)生概率激增。要有效的應對這些突發(fā)事件，筆者認為運用危機管理的理論和思想，可以在應對突發(fā)事件的過程中，降低突發(fā)事件的危害，優(yōu)化企業(yè)決策，對事件的原因、過程及后果進行分析，有效集成各方面的資源，對突發(fā)事件進行有效預警、控制和處理。在危機管理的思想下，供應鏈建設是一個不斷完善、更新、學習的過程，也即建設新型的基于危機管理思想的學習型供應鏈。

傳統的供應鏈管理基本體現了三個核心思想：合作思想、集成思想、雙贏思想。上述思想已經不能完全適應今后的商業(yè)環(huán)境更為復雜多變的市場競爭，還應該加上“危機管理”的思想，建立一種能動態(tài)、敏捷地從危機事件中學習并能對危機進行快速響應的供應鏈——學習型供應鏈[1]。有人曾提出過這樣一個公式：L<C=D。其中L代表的是學習速度，C代表的是變化速度，而D代表的是死亡。該公式表明，如果一條供應鏈的學習速度跟不上時代或環(huán)境的變化速度的話，那么等待它的就只有死亡[2]。學習型供應鏈通過對突發(fā)事件的學習，可以完善各結點及整個鏈條的應急預案建設、事故處理和事后完善環(huán)結，可以減少在不確定性環(huán)境中競爭的損失，提高供應鏈的可靠性，保證供應鏈管理目標的實現。通過學習——提升——再學習——再提升這樣一個循環(huán)往復的過程[3]，不斷提高供應鏈整體競爭能力，使供應鏈成為一個終生的學習者，如圖1所示。

3 建設思路

3.1 供應鏈危機預警建設

預警是指在突發(fā)事件實際發(fā)生之前對事件的預報、預測及提供預先處理操作的重要機制。盡管供應鏈中突發(fā)事件的發(fā)生具有突發(fā)性和偶然性，但重大事故的危機管理不只限于事故發(fā)生后的應急救援行動。危機管理是對重大事故的全過程管理，貫穿于事故發(fā)生前、中、后的各個過程，充分體現了“預防為主，常備不懈”的危機管理思想，將這種思想運用于供應鏈的建設將大大提高供應鏈的整體安全性。

首先，要做好突發(fā)事件的預防工作。指通過各種手段，盡可能地防止事故的發(fā)生，實現本質安全。對供應鏈各結點及整體進行安全文化、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監(jiān)管、安全培訓等方面的建設，通過不斷學習，相互交流，總結以往事故的教訓，吸取有價值的經驗，提高各結點的安全意識，使安全思想深入人心，使供應鏈網絡上的各結點時刻敏銳關注運作過程，及早地覺察可能發(fā)生的突發(fā)事件，為后面的處理做好準備。

其次，要做好危機預警工作。指出現危機征兆后，危機大規(guī)模爆發(fā)前的危機管理，主要是發(fā)現信息、處理信息、確認信息和信息。信息處理是危機預警的前提條件，建立學習型供應鏈可以很好地完成這一工作。從圖中可以看出，在學習型的供應鏈中，在供應鏈層面上各結點的信息是共享的，任何可能導致危機發(fā)生的信息可以在供應鏈內的個體、團體及企業(yè)不同層次的相關單位相互交流傳遞，如原材料價格的變化、生產成本的變化、市場需求的變化、顧客偏好的變化等，某一信息可能主要對某一結點產生較大影響，該結點通過對該信息進行處理，采取相應措施并信息處理報告，其它結點可根據該報告決定自身的應對措施。這個過程經多次循環(huán)后，供應鏈的學習性可以進一步加強各結點的知識和經驗的積累，從而不斷提高危機預警的及時性、科學性。

再次，做好危機預控工作。指發(fā)現和確認危機征兆后所采取的旨在迅速化解危機，避免危機擴大和升級，避免危機大規(guī)模爆發(fā)的實質性措施。這要求供應鏈上各結點必須結合各自特點，結合發(fā)生過的或可能發(fā)生的突發(fā)事件建立應急處理預案，預案要有針對性、全面性、可行性，隨著環(huán)境的變化要不斷完善更新，這樣才能在危機爆發(fā)初期消滅危機或限制危機的升級。

3.2 供應鏈危機處理建設

盡管建立的危機預警機制，降低了突發(fā)事件的發(fā)生機率，但由于供應鏈自身的高復雜性，我們不能完全阻止突發(fā)事件的發(fā)生，但我們可以做到對發(fā)生的突發(fā)事件進行正確及時處理，減少其損失。筆者認為結合危機管理的思想，這一階段需要做好三方面工作，即快速反應機制、指揮協調機制和人才儲備機制。

快速反應是學習型供應鏈的基本屬性，對于時間的合理把握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危機處理的成敗。在危機發(fā)生后由于反應遲緩，采取措施不及時導致供應鏈斷裂的事例不勝枚舉。通過不斷的學習，可以實現如彼得·圣吉的《第五項修煉》中所說的建立共同愿景、團隊學習、系統思考等方面[4]，在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中會使團隊發(fā)生潛移默化的改變，其中之一就是能夠大大提升各結點應對危機的快速反應能力。

指揮協調是指在組織中需要有強有力的領導者和領導團隊來進行具體的指揮及組織內外的協調工作，這是危機管理的基本要求，這項工作的好壞自然也決定了危機處理的結果。在供應鏈中的指揮協調不僅指某個結點也包括相鄰結點間及相關部門的協調，因為各個結點是一個利益共同體，這是供應鏈自身的特性決定的。危機管理需要一是改變原有的供應商、制造商、銷售商等各自分立、各行其是的低水平經營模式，創(chuàng)造更加緊密的功能體系，實現連續(xù)的、無縫的管理；二是打破部門、地區(qū)之間的壁壘，統籌部署，集成資源，發(fā)揮合力，協同作戰(zhàn)，提高戰(zhàn)勝危機的效率和效益。

人才儲備是上述兩項工作的基礎，指具有較高素質結構的專業(yè)人員及穩(wěn)定的人員團隊。學習型供應鏈中的各個環(huán)節(jié)通過知識的共享、學習、轉移、創(chuàng)造，不斷豐富作為組織內的知識。各個環(huán)節(jié)的人員通過吸收知識、提高技能、實現彼得·圣吉所說的改善心智模式和自我超越。學習雖然是人的學習，但最終體現為整個供應鏈能力的提升。只有擁有這些處于生產實踐前沿，掌握豐富知識、技能和實際經驗的人員才能真正有效解決危機問題，這些人是供應鏈正常運行的基本保障。建立學習型供應鏈，要明確人才隊伍的重要性，培養(yǎng)人才、儲備人才并合理利用人才。

做好上述三方面工作是供應鏈危機處理的基本保證。

3.3 供應鏈危機事后完善建設

事后完善是所有突發(fā)事件處理中必須面臨的一個問題，也是供應鏈提升競爭能力的關鍵一環(huán)。按照危機管理的思想，筆者認為學習型供應鏈危機事件善后處理主要應包括三方面：第一，供應鏈的修復重建。危機事件結束后，會對供應鏈造成一定的破壞，需要對一個或幾個結點進行修復完善甚至完全重建。在修復或重建的過程中，不能簡單的恢復原貌，必須學習吸取突發(fā)事件的經驗教訓，使自身靈活多變，增強抗干擾能力；第二，危機的總結。這是學習型供應鏈要做的重要工作，是學習循環(huán)的基礎。要明確什么類別的事件應該由哪一級部門和人員進行總結，總結要有針對性，要有指導意義，以便有更大的學習價值；第三，對相關人員和機構的獎勵與問責。一個公正公平的問責與獎勵機制即是推動突發(fā)事件應急管理的系統化、體制化、長期化的保證，也是促使學習型供應鏈學習的動力和加速學習循環(huán)的保證[5]。

4 結論

將危機管理的思想、理論和方法運用于學習型供應鏈的建設，能夠明顯提升供應鏈內各個結點及供應鏈整體的綜合競爭力，同時使供應鏈內各個結點由于原材料、價格、環(huán)境、成本等諸多因素變化可能導致的危機事件通過預警、事故處理、事故完善等環(huán)節(jié)進行科學及時處理，從而有效控制突發(fā)事件的發(fā)生、發(fā)展，使整個供應鏈成為一個高可靠性系統，使各企業(yè)在復雜多變、競爭激烈的環(huán)境中保持長遠生存和發(fā)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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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黑龍江省科學技術廳項目（GZ13D110

突發(fā)事件的基本屬性范文第2篇

關鍵詞：應急供應鏈；網絡層次分析；層次分析法；績效分析；供應鏈范式；多屬性決策；應急救援；應急需求

中圖分類號：F2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1573（2015）03-0056-06

一、引言

應急供應鏈伙伴持續(xù)關注救災區(qū)域物資需求動態(tài)變化，以便及時、準確地將救災物資配送至受災區(qū)域，一個成功的應急供應鏈不僅僅局限于傳統意義上對原材料、客戶以及現金流的關注，而且強調物資配送的敏捷性、救災物資生產的精益性。國內現有的應急供應鏈的文獻較少，主要關注應急供應鏈的定義以及運作模式等理論框架問題，對于應急供應鏈績效的測度與評價文獻更少。劉北林[1]等人于2007年提出虛擬應急供應鏈概念，并構建三階段過程模型。龔英[2]對應急供應鏈的基本特征進行分析，提出魯棒性策略。孫宇飛等[3]提出軍事應急供應鏈系統的可靠性問題，并探討采用遺傳算法對其求解的可行性。在應急供應鏈的優(yōu)化算法方面，李軍等[4]給出了一種基于該網絡流最優(yōu)解的啟發(fā)式算法。傅克俊等[5]提出供應鏈系統應急策略體系，并構建供應鏈系統應急策略模型。趙志剛等[6]提出基于約束滿意的供應鏈應急制造采購策略，應對突發(fā)應急事件風險。閆妍等[7]、朱佳翔[8]、于輝等[9]均提出應對突發(fā)事件的基于應急供應鏈的物流配送多屬性決策方法。現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應急供應鏈的理論方面，較少研究應急供應鏈的績效測度以及何種供應鏈范式應用于應急突發(fā)事件。為此，如何測度與評價應急供應鏈績效，尋找應急供應鏈的最優(yōu)范式進行救災運作顯得非常重要。筆者針對突發(fā)危機環(huán)境下，應急供應鏈決策的復雜性與動態(tài)性，構建應急供應鏈績效的網絡層次分析ANP模型，并設計相應的算例驗證該網絡層次分析模型的科學性與有效性，討論了在三種供應鏈范式中應用的效果，可以作為測度與評價應急供應鏈績效的多屬性決策工具。

二、問題描述

現有的供應鏈范式主要有精益、敏捷、精敏等三種范式，精益方法的優(yōu)點在于最大限度地消除了浪費，但局限于決策參數穩(wěn)定，不適于滿足快速配送需求的應急供應鏈。Christopher定義敏捷性為對需求變化的組織和快速反應能力[10]。Power等人認為敏捷性是一個寬泛的商業(yè)能力，包括組織結構、信息系統、物流流程，以及配送思路[11]。精益與敏捷雖然范疇不同，但可以很好地結合在供應鏈的運作上，研究表明精益性與敏捷性依賴整個供應鏈戰(zhàn)略的實施狀況，將兩者結合起來，被稱為精益敏捷性供應鏈，簡稱精敏供應鏈。van Hoek認為精敏供應鏈處于精益與敏捷兩種戰(zhàn)略結合的退耦點，以便最大程度發(fā)揮下游需求對上游物資供應的調度作用[12]，而這個退耦點是原材料流向客戶訂單的一個節(jié)點。應急供應鏈績效在于在成本、質量、交貨時間以及服務水平四個決定性要素上考量，ANP網絡層次結構分析框架包括了市場靈敏度、信息驅動器、流程整合和柔性等四個屬性，這些屬性是評價應急供應鏈績效的驅動性屬性。市場靈敏度主要由交付速度（DS）、交貨的可靠性（DR）、新產品引入（NPI）、新產品開發(fā)時間（NPDT）、生產前置時間（MLT）和顧客反應（CR）等六個指標決定。較高DR、DS、NPI和CR值或較低NPDT、MLT值，會導致應急供應鏈的更加敏捷性。信息驅動是救災供應商與救災需求方之間利用互聯網技術、電子數據交換（EDI）等技術進行需求信息共享，能導致救災供應商對救災需求區(qū)進行有效的快速反應。應急供應鏈可分為三個基本時段：應急物資制造、應急物資采購以及應急物資配送。應急供應鏈敏捷性的增大有助于應急物資采購與制造的靈活性，提升應急配送的快速反應能力。通過流程整合實現應急供應鏈合作伙伴之間的信息共享，救災需求方和救災供應商之間的協調工作，聯合產品開發(fā)以及通過其核心業(yè)務流程等實現供應鏈協同，共同解決應急物資采購、生產以及配送等方面出現的配送時間、產品成本及質量等具體問題。為此，筆者設計一個顯著改善應急供應鏈運作效率的框架，其目標是進行應急供應鏈績效測度與評價，以及選出最適用于應急供應鏈物流配送的供應鏈范式。

三、構建基于ANP的應急供應鏈績效分析模型

（一）網絡層次分析法（ANP）

網絡層次分析法（ANP）結合了反饋、決策屬性及變量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是層次分析法（AHP）的特殊形式，較之于AHP方法，它更適合在復雜環(huán)境下進行精確的建模[13]。筆者構建基于ANP的應急供應鏈績效分析多屬性決策模型，主要有以下三個原因：應急供應鏈的績效是個多屬性決策問題；在決策環(huán)境中，影響決策的因素、決策者、決策屬性之間是相互依存的；由于屬性的制定者是主觀的，使得部分屬性是定性的，其定量大小難以精確測定，通過簡單的權重得到一個綜合得分AHP方法，難以實現復雜環(huán)境下多屬性問題決策。AHP方法是ANP方法的基礎，但該方法難以確定各種變量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分層是ANP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與AHP方法不同，并不側重嚴格的分層。ANP能夠解決決策層與屬性層之間更復雜的關系。ANP由兩個耦合階段組成，第一個階段包括屬性與子屬性之間相互作用的網絡控制層次；第二階段是影響因素以及集群之間的網絡，將屬性之間的差異區(qū)分開來，以致對于每個控制層屬性可通過超級矩陣加以計算。最后，每個超級矩陣通過控制屬性以及加權結果得到賦權分值。針對應急供應鏈不同層面的相互依存性，通過專家咨詢得到由供應商、銷售商、零售商和快速配送商等成員組成的應急供應鏈網絡，應急供應管理方面專家可以憑借其知識經驗獲得網絡中各個參量的相對權重。本文的重點是構建包含三個范式的應急供應鏈理論框架，以致靈活應對緊迫的救災配送需求。假定成本、質量、服務水平以及交貨時間是決定應急供應鏈網絡層次結構框架的主要因素，運用成對比較矩陣可以得到每個決定性因素的相對權重，有助于實現應急供應鏈績效框架的構建，以致對應急供應鏈績效大小進行測度。此外，控制變量部分依賴于決策者的知識與經驗，部分可以定量描述，構建出ANP網絡模型各個層次的決策變量以及指標。ANP層次結構能夠把握各個控制層的相互依存關系，也能把握不同控制層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本文ANP網絡分析模型中的相對權重矩陣是通過Delphi法獲得，專家組成員既有政府應急管理部門專家，也有供應鏈績效以及物流配送方面的專家，有數十年應急管理與供應鏈研究的知識與經驗，經過多次反饋迭代，統計到的收斂結果再反饋給專家組成員，多輪迭代后意見趨于統一。

（二）基于ANP的應急供應鏈績效分析模型

基于ANP的應急供應鏈績效評價模型構建步驟如下：

步驟一：網絡層次分析法的框架模型構建。最上層元素屬性及分解成的子屬性。需要對構建的ANP網絡分析模型的各個層次屬性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進行定義，其最終目標是選出最適合改進應急供應鏈績效的指標。構建了四層應急供應鏈績效屬性，最終的績效分析結果在最后一層，用加權平均形式得到綜合得分。框架結構分析模型如圖1所示。

步驟二：建立指標屬性之間的成對比較矩陣。通過成對屬性之間比較，得到每個上層屬性重要程度的定量值，最終供應鏈績效大小的加權級矢量被計算出來。

步驟三：計算成對比較矩陣的相互依存度。

步驟四：根據前兩步得到的判斷矩陣進行超級矩陣的構建。

步驟五：選擇最佳變量，給出期望指數公式如下：

Dia=■■PjaADkjaAIkjaSikja （1）

其中，Pja表示行列式a上的第j維的相對重要性權重；ADkja是反映驅動元素層次相互依存度D的屬性k，維數j以及行列式a的相對重要性權重；AIkja是屬性驅動層次之間相互依存度I的行列式a的j維驅動屬性k穩(wěn)定的相對重要性權重；Sikja是應急供應鏈績效網絡a的j維驅動屬性k可選擇的供應鏈范式i的相關影響；Kja是行列式a上的j維驅動屬性的指數集；J是維數j的指數集合。借助于超級決策（Super decision）軟件，通過權重法計算出來的可選的指數，然后根據這些權重指數計算應急供應鏈績效改進行列式得分，據此對每個備選應急供應鏈進行篩選。

步驟6：應急供應鏈績效加權指數（SPWI）的計算。要計算每個備選范例的應急供應鏈績效加權指數，必須首先確定每個備選行列式。備選方案i的SPWIi是需求指數（Dia）以及應急供應鏈績效相對重要性指數（Ca）加權的結果。對其指數進行排序，得到最優(yōu)應急供應鏈范式。

四、算例分析

以評估應急供應鏈績效為例，對文中所提模型與算法進行驗證。

（一）問題背景分析

本例中應急供應鏈績效評價的背景是突發(fā)危機事件發(fā)生、政府主導的國民經濟動員物流體系模式，在不能滿足受災區(qū)域物資需求前提下，召集物資制造商進行救災物資的生產，物流配送商進行運輸配送，受災區(qū)域對物資的需求信息是動態(tài)的、時變的。假定由若干應急物資制造商、應急物資采購商以及應急物資配送商組成應急供應鏈網絡，救災信息可以適時獲得，同時假定根據專家組的Delphi法，一些定性指標可以量化并被給定。

（二）算例實現

第一步，運用網絡層次分析法，構建應急供應鏈績效評價的指標體系。指標分為目標層、因素層和指標層3個層次，將交貨時間、成本、質量、服務水平作為因素層指標，這四個因素層指標分別受到市場敏感性、流程整合、信息驅動與柔性等四個驅動因素影響，在確定指標層基礎指標時，通過應急供應鏈咨詢專家意見，刪除掉不易操作和有所重疊的因素，如交貨可靠性（DR），最終構建出應急供應鏈績效指標體系，最終納入計算的最末端指標有：市場敏感性由交付速度（DS）、新產品引入（NPI）、客戶反應（CR）等子指標組成，流程整合由核心業(yè)務流程（CPB）、需求方具體問題（CDS）、供應方具體問題（CSS）等子指標組成，信息驅動由電子數據交換（EDI）、通信方式（MOI）等子指標組成，柔性由采購柔性（SF）、制造柔性（MF）、配送柔性（DF）等子指標組成。

第二步，指標屬性之間的成對比較矩陣。運用成對比較矩陣可以得到每個決定性因素的相對權重，如表1所示。表1所示的結果表明，服務質量行列式的值為0.676，對應急供應鏈績效改進最大影響的屬性，說明應急供應鏈的管理應著重于服務質量的提升。交貨時間以及成本對應急供應鏈績效的影響指數分別為0.158和0.127，都低于服務質量的影響。這些權重的值是得到供應鏈績效專家評價并認可的，有助于實現應急供應鏈績效框架的構建，以致對應急供應鏈績效大小進行測度。這些控制變量是部分依賴于決策者的知識與經驗，部分是可以定量描述。市場敏感性的成對比較矩陣如表2所示，加權級矢量被導入到表2所示的反映市場敏感性與成本屬性的比較矩陣。此外，需要構建應急供應鏈績效群（MS，PI，ID，F）每個指標對于決定性的應急供應鏈績效層次的相對重要性。

第三步，計算成對比較矩陣的相互依存度。為了反映成對比較矩陣以及屬性之間的相互依存度，表3表示所有可選的屬性，最終得分和剩余矩陣在表4中所示。

第四步，超級矩陣的構建及分析。表4表示超級矩陣中應急供應鏈績效成本行列式屬性的相對重要性結果，由12個相互依賴的反映應急供應鏈績效屬性的成本層次結構組成，在這個超級矩陣中有12個非零列，每個非零列表示與成對比較矩陣相關的相對重要性權重，在模型中有四個超級矩陣，每個應急供應鏈績效層次的決定因素都需要去評估。表4所示的超級矩陣收斂得到長期穩(wěn)定權值，超級矩陣的權值在收斂后達到32次方，通過一個例子加以說明，表5表示收斂后的值。

第五步，運用期望指數公式，借助于超級決策（Super decision）軟件，計算出各種供應鏈范式下的績效指數。表6的第二列是基于每個維度對成本行列式的影響，根據步驟3獲得的結果，相關驅動屬性對應急供應鏈績效的影響的成對比較矩陣在第四列中。第五列是通過超級矩陣收斂得到的驅動屬性穩(wěn)定的相互依存度的權重。第六、七、八列是通過比較應急供應鏈績效每個維度的三個備選方案得到的權重。最后三列表示驅動屬性每個維度的期望指數。對于三個備選的成本行列式的計算結果列示在表6的最后一行，表明成本對這三種供應鏈范式的影響中，成本對精益供應鏈的影響指數最大，其次是精敏供應鏈，最小的是敏捷供應鏈。

第六步，應急供應鏈績效加權指數（SPWI）的計算。要計算每個備選范例的應急供應鏈績效加權指數，必須首先確定每個備選行列式。備選方案i的SPWIi是需求指數（Dia）以及應急供應鏈績效相對重要性指數（Ca）加權的結果。表7說明，在三種應急供應鏈范式中，對績效改進最大的是精敏供應鏈，其次是敏捷供應鏈范式，最差的是精益供應鏈范式。

（三）運算結果分析

筆者提出基于ANP的應急供應鏈績效分析模型有助于解決應急救援復雜環(huán)境下物資配送的多屬性多變量優(yōu)化的復雜問題。通過設計一個典型的應急供應鏈范例，說明應急供應鏈績效在三種供應鏈模式下的決策情況，并計算出影響決策的行列式的優(yōu)先權值，選出應急救援供應鏈決策運行的最優(yōu)范式。從表1可以看到，服務水平權值0.676是供應鏈范式選擇的一個重要閾值，交貨時間0.158、成本0.127以及質量0.063都是供應鏈范式選擇的一些閾值。在應急救援配送的供應鏈管理流程中，快速配送救災物資可以起到提升服務水平、減少交貨時間的作用。而相反，應急供應鏈管理中，成本與質量并未得到重視，其原因在于提高服務水平以及減少交貨時間，也必然有助于降低成本和提高質量。在應急供應鏈管理中，成本與質量的權值較低，其根本原因在于成本和質量與交貨時間、服務水平是相互依存的，例如，減少交貨時間會導致較小的浪費和產品質量的改善，反之，則造成較多浪費與質量的下滑。筆者構建的ANP網絡層次分析決策模型，以應急供應鏈績效改善的不同范式的權重指數形式作為優(yōu)先選擇的決策依據，最終計算出應急供應鏈績效的加權指數，精敏供應鏈范式的加權指數是0.349，敏捷型供應鏈范式的加權指數是0.337，精益供應鏈范式的加權指數是0.313。在應急供應鏈環(huán)境下，ANP網絡層次分析模型說明，精敏供應鏈范式的歸一化值要明顯高于精益供應鏈范式以及敏捷供應鏈范式的歸一化值，也表明單一的精益或者敏捷范式存在許多缺陷，必須對精益與敏捷范式做一個很好的組合，即在退耦點之前應該采用精益范式，而在退耦點之后則應該采用敏捷范式。此外，檢驗決策模型的一致性比率（CR）變化范圍為0.002～0.19，是在允許的范圍內。進一步檢驗ANP模型的魯棒性，探討決策者主觀分配權值對變量的影響，也表明供應鏈范式的優(yōu)先得分水平并非隨著決策者對驅動屬性分配權值的變化而明顯變化。筆者所運用的ANP模型相對于AHP模型來說要復雜的多，與應急供應鏈專家多次討論，才構建了117對成對比較矩陣，能夠進行供應鏈戰(zhàn)略選擇的決策，構建的ANP網絡層次框架可以用于突發(fā)事件中的快速救援配送，具有較好的理論價值，可以作為決策分析的工具。改進應急供應鏈績效意味著能夠對下游客戶的應急配送需求做出快速響應，并以低廉的成本運至救災或突發(fā)事件目的地。精益供應鏈的范式通過向客戶提供所需產品并最大程度地降低成本來實現利潤的最大化，精敏供應鏈范式可以在復雜供應鏈環(huán)境下，實現上游的成本效益最大化，提供給下游的高水準的服務。表7表示擬選的三個應急供應鏈績效指數，在成本、服務水平、質量、供貨時間優(yōu)先級的改變時而改變。當總體目標是減少交貨時間時，精益供應鏈的滿意度指數較之于敏捷供應鏈要低。當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和提高產品質量時，精益供應鏈績效指數高于其他兩個供應鏈范式。當提升服務水平時，精敏供應鏈滿意度指數要高于敏捷供應鏈。敏捷適合于需求不穩(wěn)定、品種多的救援等不確定環(huán)境，而精益適合于大宗、品種少的貨物運輸，精敏則是滿足下游客戶不確定性需求，可以通過定位精益與敏捷兩者之間的去耦點來整合精益與敏捷兩大供應鏈。值得一提的是，在不確定應急供應鏈環(huán)境下，應急供應鏈的績效改進不能單靠精益或者敏捷一種范式就能解決。精益生產和敏捷配送在應急供應鏈環(huán)境下并不互相排斥。

五、結論

本文的目的在于通過分析不同屬性對三個供應鏈范式的相關影響，構建一個實用的應急供應鏈績效分析的ANP模型進行多屬性決策。該模型既有定性指標又有定量指標，考慮不同層次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但并不影響各自變量，是一個多屬性、多指標以及多備選范式的集合體。此外，影響決策者進行緊急救援配送的敏感性變量有流程整合、信息驅動以及在救援配送過程中應急供應鏈所反映出來的柔性。由于應急供應鏈績效的決定性因素和大小具有系統性特征，可以集成為一種模式，準確描述各個決策性變量之間的相關度，由此，通過網絡層次分析（ANP），能夠獲得應用于具體救援配送流程中影響應急供應鏈績效的變量的大小。筆者提出一個關于應急供應鏈建模的概念框架，通過網絡層次分析法（ANP）測定應急供應鏈的三個相互依存的范式：精益供應鏈、敏捷供應鏈以及精益敏捷性，綜合評價應急供應鏈網絡的績效指數，根據ANP方法得到的綜合分值進行優(yōu)先級排序與決策，對于應急供應鏈決策者來說是非常有價值的決策根據，具有一定的實踐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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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Attribute Decision Model Performance Analysis of Emergency Supply Chain

based on the ANP

Zhu Jiaxiang1， Jiang Taotao1， Cai Jianfei1， Tian Gang2

（1. Business School ， Changzhou University， Changzhou 213164， China；

2.School of Management，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13， China）

突發(fā)事件的基本屬性范文第3篇

關鍵詞：組織傳播 新媒體 組織創(chuàng)新

組織傳播指的是組織所從事的信息活動。它包括兩方面，一是組織內傳播，二是組織外傳播，這兩方面都是組織生存和發(fā)展必不可少的保障。組織內傳播和組織外傳播兩個方面，這兩個方面都是組織生存和發(fā)展必不可少的信息溝通保障。它們的傳播具有不同的特點，二者在相互促進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制約。

一、傳播是組織的基本屬性

組織的任何活動都伴隨著信息傳播，以至于我們很難說出一種與傳播無關的組織活動。考察組織傳播，也就是考察組織本身。

（一）組織與其外部環(huán)境進行信息互動的過程，它包括信息輸入與信息輸出兩方面

1、組織的信息輸入活動：信息輸入，是組織為進行目標管理和環(huán)境應變決策而從外部廣泛收集和處理信息的活動。

2、組織的信息輸出活動：組織任何與外部有關的活動及其結果都帶有信息輸出的性質。主要有組織有目的、有計劃地開展宣傳活動。

（二）主要類型有

1、公關宣傳。組織為了與其所處社會環(huán)境建立和保持和諧關系而進行的各種宣傳活動。

2、廣告宣傳。廣告是一種以付費形式利用各種媒體進行的大面積宣傳活動，也是社會 組織尤其是企業(yè)組織廣泛采用的一種信息輸出方式。

3、組織標識系統宣傳。（CIS）組織使用統一的象征符號系統來塑造、保持或更新組織形象的活動。

（三）企業(yè)傳播的功能及類型

具體就企業(yè)而言，企業(yè)外傳播具有樹立企業(yè)形象、提高品牌忠誠度和競爭力的功能。企業(yè)文化的對外傳播是一種文化交流，是單向的文化輸出。全面準確地對外展示、傳播本企業(yè)的文化，最終在社會公眾心目中留下一個美好印象，塑造良好的企業(yè)形象，對企業(yè)發(fā)展至關重要。對外傳播的途徑有：企業(yè)文化的主動輸出式傳播；企業(yè)文化的示范傳播；企業(yè)文化的交流合作。

企業(yè)傳播按照不同的分類標準，可以劃分為不同的類型，按傳播的載體可以分為：

第一，產品傳播。即企業(yè)在生產和銷售產品的過程中傳播自己的企業(yè)文化。“一般而言，企業(yè)通常是以暢銷產品為主流載體，讓消費者在認識和使用產品的過程中接受企業(yè)文化，并由此使得企業(yè)的品牌價值得到提升。”（魏杰等，2001）

第二，人員傳播。通過企業(yè)領導者和全體員工的語言與行為等符號系統傳播本國內公司的企業(yè)文化。

第三，媒體傳播。通過各種大眾傳播媒介傳播企業(yè)文化。

二、新媒體環(huán)境下，組織傳播的方式發(fā)生了巨大改變

（一）隨著新媒體的出現和盛行，組織傳播的方式、手段也發(fā)生了巨大改變

所謂新媒體，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是平常所見到的報刊、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之外的新的媒體形態(tài)，是隨著科學技術的發(fā)展從而引入到媒體領域的技術及其傳播方式。

新媒體實際不是媒體，而是一種新的傳播介質和傳播工具。具體如傳統網絡時代的即時通訊呼叫系統（IMS）、網絡日志（BLOG）、以及社區(qū) 論壇 （ BBS ）， 以及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微博、微信、APP等。隨著新媒體技術的廣泛運用，大大改變了組織的溝通方式、傳播方式。

在突發(fā)事件的傳播過程中，以新媒體為主的大眾傳媒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盡管近年來我國媒體在突發(fā)事件報道方面有一定突破和創(chuàng)新，大眾傳媒對突發(fā)事件的報道空間不斷增大，突出表現在對空難、礦難等重大事故的報道明顯增多，災情信息的公開傳播也相當迅速及時，如對汶川地震、玉樹地震，河南、河北、陜西、山西、遼寧等地礦難，禽流感和奶粉事件等的報道。但在一些社會影響較大的突發(fā)事件的傳播報道過程中，新媒體顯示了它的強大優(yōu)勢。

尤其近年來，微博成為新媒體極具影響力的代表。

（二）微博是互聯網的革命性變化

微博出現后，企業(yè)的直觀感受是互聯網上人人都可以信息，而且信息無比豐富。微博上除了有企業(yè)和媒體的信息，還有生活者自身和傳播的信息。這些信息中既包含對企業(yè)有利的信息，也包含對企業(yè)不利的信息；既包括與企業(yè)傳播內容相關的信息，也包含對企業(yè)不利的信息；既包括與企業(yè)傳播內容相關的信息，還包括生活者自身所感受的產品、服務等方面的信息。

具體就組織傳播中的企業(yè)傳播而言，緊緊抓住“微博”這一機遇，小米以低成本的“微博營銷”而擁有廣泛的粉絲群，是成就小米迅速擴張的重要原因。

傳統企業(yè)如GE、ABB、碧浪等企業(yè)，也紛紛開通自己的微博，以鮮活的、有趣的、互動的形式吸引了大量粉絲，并且改變了他們在公眾心目中嚴肅、傳統、古板的形象。

了解新媒體溝通形態(tài)下大家普遍認為，小米在商業(yè)模式尤其是傳播手段、營銷手段上有很多“毀三觀”的做法，所以造就了它現在的成功。在小米的內部管理中，一改以往企業(yè)開會討論問題的形式，而是“不開會，甚至做出的決策都不發(fā)郵件，有什么事情就在米聊群里解決，連報銷都在米聊截個圖就可以了。”

新媒體時代，數字傳播時代充斥著風險與挑戰(zhàn)，也充滿了機遇和期待，這種變幻莫測是一種魅力。直播時代和信息海嘯的特點，使得企業(yè)作為生活服務者必須每時每記得迅速處理和分析海量的信息，發(fā)現危機，即時應對；挖掘機會（發(fā)現別人不能發(fā)現的東西，是這個行業(yè)的價值，也是做任何事的動力。——通用電氣中國區(qū)公關總監(jiān)李國威 ），動態(tài)傳播；發(fā)現可利用的資訊，支持企業(yè)的整體發(fā)展。

微博的迅速發(fā)展首先讓企業(yè)感覺到的是“微”機四伏。

“微”機首先是危機。

對中國的企業(yè)來說，2009年以后有很多企業(yè)遭遇到了微博之“痛”，一些企業(yè)開始設立專門的高管負責應對微博。但“微”機同時還是前所未有的機會。已有一些企業(yè)敏感地意識到這個人間中蘊藏的機會，但是卻發(fā)現現有的管理框架和傳播思路不能得心應手，或者根本無法應對這種變化。

三、組織需要改變現有的管理架構，充分發(fā)揮傳播的價值

對企業(yè)而言，在新媒體環(huán)境下，危機隨時可能形成，而傳播隨時要跟進，同時涉及到企業(yè)的各個部門。

面對互聯網的挑戰(zhàn)，企業(yè)必須把傳播提升到戰(zhàn)略和管理層面，改變現有的管理框架，單獨建立傳播管理部門。

傳播管理需要落實到企業(yè)的組織機制上，通過對傳播管理的重新定位，調整現有的組織架構，提高傳播管理在組織中的地位，充分發(fā)揮其帶來的價值，支持企業(yè)的整體發(fā)展。

然而對于傳統行業(yè)來說，組織創(chuàng)新面臨兩個問題。一是原來由工業(yè)文明時代引進的組織形式已經失效了，但他們沒有意識到；二是任何一個組織不管處于什么時代，隨著時間的變化，組織必然會變得官僚、渙散和僵化。這是根本沒有辦法解決的，因為一個組織是很難自我改變的。

小米創(chuàng)始人雷軍認為，相比互聯網和工業(yè)時代，我們現在所處的移動互聯網時代有很大的改變，其中最重要的體現就是速度發(fā)生了變化。第一，在互聯網時代，你還可以慢慢做一件事情，有了好產品再出去，但是如今你的產品兩三個月不被人所接受，可能就死掉了。第二，移動互聯網時代生產者和用戶之間的界限被打通了，現在有一種新的說法叫 “先進用戶引導型創(chuàng)新”。這意味著組織要更貼近用戶，不是從上往下，也不是平行關系，而是融為一體。過去的工程師都是閉門造車，小米的文化是工程師必須面對用戶，必須在微博、論壇、線下等渠道與用戶溝通。

小米把管理員工的權力從老板身上轉移到用戶身上。

移動互聯網時代必然要求企業(yè)的組織結構要扁平化，每個部門要小巧且靈活。

參考資料：

突發(fā)事件的基本屬性范文第4篇

關鍵詞：物質幫助權；災害救助；自然災害

中圖分類號：X43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9-9166（2009）02（c）-0020-02

當地震、雪災和旱澇災害發(fā)生時，公民的人身、財產權利會蒙受巨大的損失，在災難過去后生活可能陷入困境。對于這種因不可抗力引起的個人生存困難，是否應當由國家積極履行救助義務？救助的依據是什么？救助的對象、范圍和標準又如何確定？國家的救助義務對應著公民的獲得救助的權利，對前述問題的回答，實則建立在對這種權利的分析之上。這里所提到的權利，就是公民基本權利中的物質幫助權。

一、物質幫助權

（一）物質幫助權的憲法表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45條明確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國家發(fā)展為公民享受這些權利所需要的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和醫(yī)療衛(wèi)生事業(yè)。國家和社會保障殘廢軍人的生活，撫恤烈士家屬，優(yōu)待軍人家屬。國家和社會幫助安排盲、聾、啞和其他有殘疾的公民的勞動、生活和教育。憲法修正案第23條“國家建立健全同經濟發(fā)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這些憲法條文所表述的基本權利通常被稱作物質幫助權。

（二）物質幫助權的權利屬性。我國憲法條文中所表述的物質幫助權，屬于公民基本權利的范疇。根據某些學者的二元劃分理論，憲法基本權利體系由自由權和社會基本權兩大部分組成。自由權是消極的防御性的權利，包括公民權與政治自由，在權利受到侵害時，可以訴求司法救濟。人身權、財產權、自由、政治自由等都是典型的自由權。而社會基本權是一種積極權利，包括經濟權利、文化權利和社會權利，不具有可訴性，不可以被法院執(zhí)行。受教育權、勞動權以及獲得物質幫助權都屬于社會基本權的范疇[1]。社會基本權與自由權最本質的差異源自其思想基礎，社會基本權是平等價值的憲法體現，而自由權則是對自由價值的優(yōu)位選擇。承認人自身所擁有的固有尊嚴，并有權獲得實現其生命潛能的機會，能夠保持社會相當生活水準，這就是社會基本權所追求的價值目標。簡而言之，就是能夠使人像人那樣生存的權利。受教育權、勞動權，是常態(tài)下對人生存權利的保障，而在現代社會中，還存在著種種足以破壞這種生存狀態(tài)的風險，諸如失業(yè)、疾病、殘疾、衰老、災害等，要排除這些風險，單靠自我調節(jié)或私人領域的力量已經遠遠不夠，必須通過公共領域的政府干預才能實現。此時，在特殊情況下，公民需要通過提出物質請求，由國家給予幫助，從而獲得生存的權利。因此，從邏輯上看，社會基本權，無論是受教育權、勞動權還是物質幫助權，其本質都是對人生存權利的保障。而物質幫助權，在此借用某學者的觀點，可以定義為“公民在面臨威脅其生存的社會風險時，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保障和社會服務，使之維持生存并達到相當水準的權利”。

（二）物質幫助權的權利主體。物質幫助權作為一種憲法上的基本權利，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具有普遍性。物質幫助權為一國的全體公民所享有僅意味著每位公民擁有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能力，而非取得主張這一權利的現實資格。憲法條文規(guī)定物質幫助權的權利主體為年老、疾病和喪失勞動能力的公民。而不包括遭受自然災害生活陷入困頓的公民，國家沒有提供積極救助的義務。而事實上，根據前文對其權利屬性的論述，物質幫助權的權利主體，或者說享有請求國家物質幫助的現實資格的主體，并不應當局限于憲法第45條所列三種情形，而是所有生存權利受到各種無法自力調節(jié)的社會風險威脅的公民。綜合考慮憲法修正案第23條“國家建立健全同經濟發(fā)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以及近年來各層次社會保障立法的出臺和不斷完善，不難得出這一結論。

（三）物質幫助權的義務主體。有權利就有義務，與公民的物質幫助權相對應的就是國家的給付義務。國家的給付義務是憲法上的義務，一直以來，國家作為社會基本權利的義務主體，當然地承擔著提供物質幫助，保障公民基本生存權利的責任。國家的該項義務可分為行為義務和結果義務兩部分。

國家的行為義務主要有三項：制度設計、財政支持和事務管理，分別通過立法、行政、司法來完成[2]。公民的物質幫助權作為憲法上的基本權利，必須首先以國家制定法律法規(guī)規(guī)章以及政策規(guī)劃來加以確認和實現。完善的制度設計是保證公民物質幫助權的前提和起點。除制度設計外，國家還需提供必要的財政支持，履行直接的給付義務。雖然國家的直接資金供給并不是公民獲得物質幫助的唯一途徑，并且隨著社會發(fā)展，國家作為資金提供者的角色在不斷弱化，但是目前，由政府通過稅收、干預和再分配政策，向公民提供公共資金仍舊是物質幫助權賴以實現的主要形式。而完善的制度設計、有力的財政支持都離不開國家的行政管理職能，它貫穿于物質幫助權得以實現的整個過程以及各種領域中，涉及到直接的事務管理、資金管理和監(jiān)管制度等。國家承擔的結果義務，是指國家不論經濟發(fā)展水平如何，都必須保證物質幫助權的實現達到一個最基本的水平。即滿足權利主體最基本的生存權利。

（四）物質幫助權的權利客體。國家提供物質幫助的形式和標準。物質幫助權的權利客體，包括但不限于有形物，如金錢、物資、房屋。社會服務如醫(yī)療、保健，以及其他形式的利益，都可以是公民向國家請求的對象。因為社會經濟發(fā)展水平的差異，各國為本國公民提供物質幫助的標準也不盡相同。最常見的主要有最低生活標準、平均生活標準、原有生活標準三種。所采用的標準越高，相應對國家權力介入的程度要求也就越高。為了保持平衡，考慮到社會效率，這一標準決不應當高于社會平均生活水平和受幫助者的原有生活水平。

二、基于物質幫助權的災害救助

（一）概念的提出。從前文的界定，可將物質幫助權劃分為三個層次的權項：第一層次是社會救助，指公民因遭遇自然災害或意外傷害而生活困難時有從國家獲得救助的權利；第二層次是社會保險，指本來擁有勞動能力的公民因勞動能力的損失或勞動機會的缺乏而臨時或永久地不能勞動，而致生活困難時有獲得補貼的權利；第三層次是社會福利，指公民在基本生存權獲得保障的基礎上，有隨著社會經濟發(fā)展而享受各種福利設施、福利補貼和福利服務的權利。因此反觀本文開篇所提出的問題，當自然災害發(fā)生，公民的基本生存權利受到極大的威脅，國家是否應當積極履行救助的義務？答案也就顯而易見了。自然災害中公民享有從國家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屬于物質幫助權中第一層次，即最低層次的權項。這一權項所對應的，就是國家對災害的救助義務。

（二）我國災害救助制度中的問題。在我國，災害救助與社會保險、社會福利制度相比較，似乎更加缺乏有效的制度設計，不僅相應的規(guī)范殘缺、主體缺位、程序混亂，更遑論監(jiān)管機制的完善、權利救濟的薄弱。

1、救助的規(guī)范依據。目前，我國只在自然災害救助領域備有《國家自然災害救助應急預案》和民政部若干規(guī)章等較詳細的規(guī)范，其余則僅為散落于各應急單行法律、法規(guī)、規(guī)章、預案中的片言只語。而作為應急基本法的《突發(fā)事件應對法》僅在其第61條第2款進行了規(guī)定。一言以蔽之，零散雜亂、抽象欠缺操作性、位階不清。在相關社會立法的指導思想上，“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往往是問題出現以后再尋找對策，缺乏前瞻性和常規(guī)性。由此產生大量零散而缺乏協調關系的規(guī)范性文件，并且彼此間層次混亂，缺乏可操作性，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在法律層面，有關自然災害的災害救助規(guī)定基本缺位。

自然災害的災害救助，是否應當作為法律保留的事項，理論界向來爭議頗大，筆者認為，從自然災害災害救助的特殊性考慮，在條件尚未成熟的情況下，行政法規(guī)規(guī)章的存在是必要和急需的，因其可以針對現實需要作出及時的反應。但是，即使是制定低位階的行政規(guī)則，其制定主體也應當適格，有規(guī)范的制定程序和明確的適用范圍。并且，要構建科學合理并能長期適用的災害救助制度，必須依靠以憲法法律為主導的規(guī)范體系的建立。

2、救助主體。根據前文的論述，政府代表國家履行災害救助義務是責無旁貸的。受害人所在單位和其他社會組織、機構，是否也是災害救助的義務主體，就值得商榷。在現實狀況中，向受害人提供災害救助的主體，其類型是多種多樣的。政府是承擔主要責任的主體，它直接向公民提供物資、社會服務及其他利益，如就業(yè)機會等。同時，政府還作為引導者通過調動企業(yè)、個人、社會的資源來提供保障。社會上的企業(yè)、個人和各種組織提供救助的形式主要為捐贈物資、提供服務，可以說既不存在憲法的義務，也談不上普通法上的義務，更多的是一種道德性質的幫助，沒有強制性，因此是極不穩(wěn)定的。受害者所在用人單位和集體經濟組織，他們通常是在國家政策強制，或者在已辦理社會保險的情況下提供有限的救助。總的來說，在災害救助制度中，國家是第一義務主體，負有終極義務和責任。相比之下，用人單位、社會組織和個人所扮演的角色較為次要。

災害救助的義務主體是否應當多元化？傳統觀念上的國家中心責任是毋庸置疑的，政府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當將本屬自身承擔的主要責任轉嫁給第三方。筆者認為，在自然災害的災害救助中，國家之外的社會因素的介入是很有必要的，原因有二，首先，國家提供救助的程度受制于財政狀況。自然災害造成的經濟損失往往難以估量，若光倚靠國庫填補，必然造成沉重的財政負擔，并將最終轉嫁到所有公民身上。實現物質幫助權在內的社會基本權利，需要國家的能動和強力，并且要求投入大量的成本。因此國家在保障社會權實現的同時，必須警惕可能對公民自由權造成的傷害，將國家責任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內。其次，在災害救助的整個事務管理和監(jiān)管機制中，國家都居于絕對的主導地位，依賴一套自上而下的國家機構來運行。特別是公共資金的管理、分配以及監(jiān)督，長期以來都處于一種不透明且低效率的狀態(tài)，彌漫著官僚化的作風。從以上兩點的分析，得出的結論是，社會組織、企業(yè)、個人甚至是慈善機構、宗教組織，這類非國家行為體，他們在自然災害災害救助中的作用并不應當被弱化，相反，政府應當為其發(fā)揮作用提供法律、政策以及事務管理上的引導和支持。明確非國家行為體在災害救助中的多重作用，如資金供給、就業(yè)機會的創(chuàng)造、對國家機構的監(jiān)督等等。非國家行為體，除用人單位、集體經濟組織的責任可能涉及到社會立法上的義務外，其他基本上在災害救助中都不負有普通法律上的義務。因此，國家在災害救助中的義務與作為憲法層面上的義務，即便在需要社會因素介入時，也不應當被弱化。國家在整個災害救助體系中處于主導和統籌協調的地位，他和其他非國家行為體的作用不是此消彼長，國家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中心責任的承擔者。

3、法律救濟。沒有救濟就沒有權利，沒有救濟的權利就不是權利。如果沒有賦予公民相應的救濟權，災害救助就只是國家給予公民的施舍和恩惠，而不是國家義務的履行和公民正當權利的行使[3]。由于我國并沒有建立起憲法訴訟體制，憲法基本權利的實踐模式，是通過普通法律將憲法權利具體化后加以保障。侵犯基本權利的行為，一般依據普通法律的規(guī)定進行救濟。而對于沒有通過普通法律具體化的權利，則很難獲得救濟。無論是《突發(fā)事件應對法》、《國家自然災害救助緊急預案》還是民政部的若干規(guī)章，都沒有為未獲得災害救助的公民提供救濟的依據。因此，公民不僅無法獲得憲法層面上的救濟，而且也不能通過行政訴訟的方式解決。筆者認為，在自然災害中提供災害救助是國家必須履行的義務。如果政府不積極履行或者拒絕公民提供救助的合理請求，公民有權通過司法途徑來救濟自己的權利。立法者應當在法律中確認，當公民的該項權利受侵害時，可以通過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尋求救濟。通過修改《突發(fā)事件應對法》，或制定相關的行政法規(guī)、地方性法規(guī)可以保障這一權利的實現。當然，若建立起憲法訴訟制度，法院直接援用憲法條文來作為審判依據，能夠使公民的權利得到更完整的救濟，避免憲法基本權利被“虛置”的尷尬局面。

突發(fā)事件的基本屬性范文第5篇

1.當前高校學生管理過程中存在的風險類型

對于大學生而言，風險應定義為在大學學習生活期間客觀存在的影響學生包括學習、人生安全、就業(yè)等一系列既定目標簇群實現的各種不確定性事件。本文按照風險的損害對象，把大學生可能面對的風險列為以下幾類：

1.1 人身風險。人身風險是大學生生活中最普遍存在的風險表現形式。當前大學生對自身行為的控制能力存在局限性，對風險的預測與防范能力明顯不足。

1.2 心理風險。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況隨著生活環(huán)境、學習方式、人際環(huán)境的轉變而不斷變化，從而引發(fā)各種程度的心理風險，這種心理風險一旦夸大則很有可能進一步誘發(fā)人身風險的產生。

1.3 思想風險。大學生作為接受新事物最迅速、最全面、最徹底的一個群體，受到各種社會思潮與不良風氣的沖擊也是最廣泛最深遠的。在這些不良社會思潮的作用下，大學生群體可能出現思想政治立場不堅定，言語激進、功利心重、集體意識淡薄等不良表現。

1.4 學業(yè)風險。學業(yè)風險是大學生群體特有的風險表現形式。每所院校每年都有個別學生因考試未通過、在校期間受到紀律處分等原因無法按時畢業(yè)。由此產生的學業(yè)風險對大學生身心發(fā)展與求職就業(yè)造成巨大的壓力。

2.高校學生管理風險的主要特點

2.1風險具有客觀性。風險是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獨立于人的意識之外的客觀存在。高校學生管理風險無法消除，只能通過科學的風險管理方法降低其出現的概率與造成的損失。

2.2風險具有不確定性。風險的不確定是風險自身的基本屬性。由于信息不對稱等因素，高校學生管理風險往往是難以預期甚至是無法預期的。

2.3風險具有可積累性。風險能夠以路徑依賴的形式自身強化，這種強化在絕大多數情況是正強化，將加劇風險系數與損失。

2.4風險具有相對性。即風險的性質與后果因時間、空間和作用對象等因素的變化而變化。同類風險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可能有不同的發(fā)生概率與損失。

3.當前高校風險管理工作存在的主要問題

3.1大學生的風險察覺與防范意識普遍不高。當代大學生危機覺察程度普遍不高，在思想上對潛在的危險或情況的變化缺乏敏銳的嗅覺，甚至當身處危機之中時仍渾然不覺。大學生較關注人身風險、就業(yè)風險等短期可預見的風險，但對心理風險、誠信風險、學業(yè)風險等潛在風險缺乏必要的防范準備。

3.2高校風險管理的系統設置有待完善。近些年，許多高校都制定了針對各類學生群體可能出現的突發(fā)事件的應急預案，成立了應急組織，制定了相關的管理辦法。然而，此類應急措施與管理辦法多是針對校園秩序造成嚴重危害的顯性風險，但對學生就業(yè)風險、學業(yè)風險等潛在風險的管理方式較為單一，沒有形成管理此類風險的長效機制。

3.3大學生各類風險識別與控制存在一定難度。風險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不確定的事件組合。因此，不論學生個人還是校方在識別風險方面都或多或少存在一定難度。通常我們用風險系數來衡量一個風險的發(fā)生概率。學生工作的主體與客體對于風險系數相對較高的風險較容易識別。

4.進一步完善高校學生工作風險管理系統的對策

風險管理，是個人、家庭、企業(yè)或其他組織在處理他們所面臨的純粹風險時，所采用的一種科學方法。高校應當充分認識學生管理風險的客觀性、普遍性、不確定性，全面依托風險管理的理論體系，對高校學生管理中可能存在的風險進行科學系統的識別、監(jiān)測、評估與處置。提升學校與學生的風險防范與應對能力，盡可能降低因風險而引發(fā)的損失與不良影響。圖1：高校學生工作風險管理體系

4.1確定風險管理目標。建構高校學生工作風險管理系統，首先應當科學的確定大學生風險管理的目標。要充分考慮目標是否符合所在高校的發(fā)展使命，是否能確保目標是可行的，以及達到的目標所需要的軟硬件資源是否成熟等方面的因素。

4.2風險監(jiān)測與識別。對大學生管理可能存在的風險進行監(jiān)測與識別是對高校進行風險管理的基礎。一是要確定統一的風險評估指標。建立科學評估機制，發(fā)現學生的行為潛在風險，為之后的科學干預做好準備。二是建立參與面更廣、覆蓋面更大的監(jiān)控主體。要廣泛發(fā)揮高校中監(jiān)測部門的主體作用，形成網絡化、制度化的監(jiān)測體系。三是要構建大學生行為風險信息平臺。盡最大可能收集大學生異常行為信息，建立科學的行為評估方法，對潛在風險與風險積累進行評估。

4.3風險評估。風險評估是學校管理部門進行風險干預的重要依據。學校在制定風險評估體系的過程中，應考慮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相結合的方法，既要通過具體的基層工作掌握信息、了解情況，并通過工作經驗對可能產生的后果進行估量，又必須借助數理模型通過科學技術手段進行定性定量的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