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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減政策的意義和作用范文第1篇

5月1日起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的主要內容是“雙擴”

史耀斌在介紹相關情況時表示，從2016年5月1日起，我們國家將要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主要內容是“雙擴”：

一是將試點范圍擴到建筑業、房地產業、金融業和生活服務業，實現增值稅對貨物和服務的全覆蓋，試點完成后營業稅將退出歷史舞臺。

二是將所有企業新增不動產所含增值稅納入抵扣范圍，比較完整地實現規范的消費型增值稅制度。

史耀斌強調，全面推開營改增改革，是本屆政府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減稅，按照測算，2016年減稅金額將超過5000億元。全面推進這項改革有利于拉動經濟，特別是在當前許多行業、企業出現經營困難的情況下，有利于給企業增加活力，給經濟增加動力。我們把它稱之為用政府收入的“減法”，換取企業效益的“加法”和市場活力的“乘法”。

營改增政策取向是創新驅動的“信號源”

史耀斌在介紹相關情況時表示，營改增是創新驅動的“信號源”，政策取向在于突出推動服務業特別是研發等生產業發展。

史耀斌指出，營改增更有利于促進經濟的轉型升級。這次全面推開營改增的政策取向，突出了推動服務業特別是研發等生產業發展，可以有力促進產業分工優化，拉長產業鏈，帶動制造業升級。也可以說，營改增是創新驅動的“信號源”，也是經濟轉型升級的強大“助推器”。

史耀斌進一步指出，營改增通過統一稅制，貫通服務業內部和二三產業之間抵扣鏈條，從制度上消除重復征稅，使稅收的中性作用得以充分發揮。這有利于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對完善我國財稅體制有長遠意義。從當前看，這會為更多企業減輕稅負；從長遠看，必將會利國利民。

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是改革的一項目標

史耀斌在介紹相關情況時表示，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要求，全面實施營改增，要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這是改革的目標之一，也是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

四營改增的各項準備工作進展順利

汪康在介紹相關情況時表示，營改增的各項準備工作進展順利。這次營改增與以往相比，涉及到的試點企業有1100多萬戶，是原試點企業戶數的7倍還多，試點企業的稅收規模超過19000億，是原試點企業的4倍多，減稅規模5000多億元，減稅的力度也是空前的。

汪康指出，目前，各項準備工作進展順利，已完成了準備工作量的80%。為了給納稅人提供優化的辦稅服務環境，便捷的辦稅方式，國家稅務總局采取了六個方面十五項措施。宣傳培訓工作正在進行，稅務系統40多萬稅務干部的培訓已基本結束，對企業的培訓正在進行當中。我們要確保所有的企業都懂政策，會開票，能申報。確保所有企業5月1日能順利開票，6月1日能順利申報，也確保行業稅負只減不增，請廣大納稅人放心，請社會各界放心。

全面推開營改增對結構性改革和穩增長有四方面作用

史耀斌、汪康共同回答了記者關于全面推開營改增對結構性改革和穩增長的作用到底有什么影響的問題，指出全面推開營改增對結構性改革和穩增長有四方面作用：

第一，全面推進增值稅改革，實行營改增能夠發揮良好經濟效果。全面實施營改增，也就是實行“雙擴”：第一個“擴”是把所有的行業，比如房地產業、建筑業、金融業、生活服務業，全部納入營改增的范圍。第二個“擴”是把企業新增不動產所含的增值稅納入抵扣范圍。這樣兩個擴大就使增值稅變成了一個全鏈條，5月1日實施之后，在中國所有的行業、所有的企業都統一實行增值稅的稅收制度和運行機制，所以再沒有重復征稅的因素存在了。

第二，所有的企業和行業全部都實行了增值稅，而增值稅是對增值的部分進行征稅，不僅僅消除了重復征稅，充分體現了增值稅稅收中性的原則，有助于市場配置資源決定性作用充分發揮，避免企業因為稅收來扭曲自己的經濟行為，有助于經濟結構的優化。

第三，全面實行營改增是一次減稅的行為，是對所有企業和行業都實行減稅。預計全年要減稅超過5000多億元，這對企業來講是一個非常利好的消息，有助于經濟穩增長。

第四，實行全鏈條的增值稅制度，對于增值稅的政策制定，對于增值稅征收管理都有非常積極的效果，有助于簡化增值稅稅收政策和征收管理的相關安排。

從這四個作用可以看出，從穩增長來講，由于實行了減稅，促進了企業發展。從避免重復征稅來講，充分發揮稅收的中性作用，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可以推進結構優化。全面推開營改增，對經濟改革、穩增長和結構調整的積極效果必將顯現。

個人二手房交易在稅收負擔上保持基本穩定

汪康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個人二手房的稅收問題涉及千家萬戶，大家都非常關注。我們配合財政部在研究個人住房征稅問題時，也是非常審慎的。歸納起來是兩個字：穩定。有兩層意思：

一是個人二手房的交易在稅收負擔上要保持基本穩定。過去二手房營業稅的征稅政策和免稅政策這次都平移過來了，過去征營業稅5%，現在改為增值稅還是5%。過去的5%時，如果房價是100萬元的話，100萬乘5%，交5萬元的營業稅；現在如果房價還是100萬元的話，是100÷（1+5%）×5%=47600元，少交稅2400元。相當于原來營業稅負擔是5%，營改增以后的稅收負擔是4.76%。過去100萬是含稅價，現在增值稅按照不含稅價來征稅，稅基不一樣，所以個人營改增以后交易二手房稅負沒有增加，而且還略有降低。

二是這次營改增以后，個人在交易二手房，包括在辦理二手房產權證的過程中，涉及到的相關稅收問題及辦稅的流程，辦稅的場所，都保持不變。國家稅務總局經過認真的研究，個人的二手房交易，以及自然人二手房出租，仍然委托地稅部門來代征、代開發票，原來怎么申報的還是怎么申報，原來填什么表，在哪個地方辦，一切維持基本不變。

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的三方面措施

史耀斌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全面實行營改增，同時提出要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如何保證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歸納一下，我們從兩大方面來落實：

第一方面，在試點方案的設計上，首先必須保證制度的設計體現只減不增的內涵。

第二方面，政策執行方面，包括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在內所有財稅干部，幫助培訓企業的財務人員，理解好這次營改增的政策，不折不扣地全部落實到位。

第三方面，汪康補充指出，要把政策落實好，確保只減不增，還需要廣大的企業和財稅部門來協同努力。要執行好增值稅的政策，因為增值稅除了特殊規定以外，一般是憑發票抵扣稅款的，如果企業決策不好、操作不好，也有稅收風險。本應該是減稅，由于你沒有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或者你沒有很好地適應稅制改革的要求調整經營模式，你也可能稅負沒減甚至增加了。

個人住房轉讓政策沒有做任何變動

史耀斌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不動產納入進項稅抵扣范圍，可以分成兩個部分。對個人來講，住房轉讓的政策這次沒有做任何變動。對于企業來講，不動產進項稅可以抵扣的政策實施后，企業不會單純為了抵稅而購進大量不動產。

消費型增值稅制度改革將產生五個方面利好

史耀斌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消費型增值稅將產生五個方面利好。消費型增值稅對經濟、財稅改革最大的好處是消除了重復征稅，不管是動產還是不動產，不管是原材料還是半成品，都可以作為進項稅抵扣，因此，會產生五個方面利好：

有利于降低企業稅負；有利于促進結構優化；有利于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利于經濟增長；有利于財稅改革和完善稅制，為今后稅收立法邁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

營改增對建筑企業納稅地點變化的三點解釋

汪康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提出了營改增對建筑企業納稅地點變化的三點解釋：

第一，建筑業納稅地點有變化。過去建筑業在營業稅的時候是在項目所在地按3%征收，在哪兒搞項目就在哪兒交。現在增值稅是在機構所在地納稅，機構在哪里就在哪里交。

第二，在機構所在地征稅的應對措施。我們在制度上、征管上也做了一些安排，盡量使稅源保持穩定，不要有大的變化，采取的辦法是在工程所在地預征，回去以后再計算應納稅額，這樣就基本保障了原來工程所在地的利益，所以稅源是基本穩定的。

雙減政策的意義和作用范文第2篇

關鍵詞：循環經濟 碳貿易 環境保護

旨在限制發達國家溫室氣體排放量以抑制全球變暖的《京都議定書》于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京都議定書》機制短期內在給我國清潔能源產業帶來收益的同時，也在傳輸利用大氣資源有償性的市場信號。從長期看，協議有關規定不是解決溫室氣體的萬能方案，不能約束個別國家推出協議，甚至為部分工業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非合理碳貿易提供不正當激勵，我國應著眼長遠和自身環保約束，更加注重環保技改和資金投入，加快發展有利于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循環經濟發展模式。

國際碳排放貿易與各國利益分配

《京都議定書》引入了以聯合實施(JI)、排放量貿易(ET)和清潔開發機制(CDM)為核心的“京都靈活機制”，同時擬訂了“土地利用變化、造林和改善農田管理”等措施增加吸收二氧化碳量來抵消本國碳排放指標的協議框架。根據《京都議定書》“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發達國家率先承擔先減限排、多減排義務，技術能力差、經濟水平較低的發展中國家暫時沒有減排責任。《京都議定書》為發達國家和經濟轉型國家規定了具體且有法律約束力的溫室氣體減排目標，實施進程見表1。

《京都議定書》確定的聯合實施(JI)、碳排放貿易(ET)和清潔開發機制(CDM)三種域外減排機制引起國際社會積極關注。域外減排機制的核心在于，發達國家可以通過這三種機制，在本國以外取得減排的抵銷額，從而以較低成本減少排放量。碳排放貿易無疑是《京都議定書》機制的核心，域外減排機制規定了成員國一種獨特的市場交易―碳貿易。2005年2月協定生效后，二氧化碳排放作為一種商品可以在締約國之間進行自由買賣。碳貿易的實質就是向人類生存的環境補充氧氣，以對抗全球工業和其他產業從大氣中獲得氧氣、產生一氧化碳的消耗過程。市場交易中如果一國排放量低于條約規定標準，則可將剩余額度賣給完不成規定義務的國家，以沖抵后者的減排義務。

目前發展中國家并未承擔減排義務，對這些國家企業，通過減排額交易，結合CDM項目，能夠獲得發達國家提供的技術、資金和投資，進而發展本國環保技術。CDM項目合作行業范圍廣泛，涉及到電力、燃料、林業等各種可以提高能源效率或者利用可再生能源的企業。目前我國減排技術比較落后，勞動力也相對便宜，已經成為許多發達國家實現減排計劃的目標國家。《京都議定書》1-2承諾期內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是有利的，但長遠發展不確定性因素及壓力會逐步加大。《京都議定書》表面上是環境問題，實質是經濟、能源、政治問題，是環境與經濟增長方式及能源增長效率的綜合問題。發達國家通過碳密集產品和高能耗項目向我國轉移，未來數年，產業大規模轉移帶來的負面效應將制約我國循環經濟的發展目標。

自由貿易體制的碳排放貿易與環境保護相關性分析

環境作為一種生產要素，不同環境標準意味著環境要素的稟賦程度不同。H-O理論分析根據各國要素稟賦不同，一國應出口本國富裕要素生產的產品，進口本國稀缺要素生產的產品。受環境因素制約，將環境作為其中重要生產要素，同時認為環境監管不嚴、環境保護寬松的國家為環境要素富裕的國家；環境監管嚴格、環境保護高的國家為環境要素稀缺的國家。要素稟賦引入兩種要素：環境和勞動力或技術。假定符合H-O理論前提，生產兩種商品：密集使用環境要素的高污染產品；密集使用勞動力或技術的低污染產品。

環境要素稟賦的不同，影響了兩國產品競爭力。甲國的高污染產品由于環境要素富裕，獲得比較優勢，將擴大高污染產品的出口；乙國的高污染產品由于環境要素稀缺，處于比較劣勢，將減少高污染產品的出口。顯然，不考慮環境成本因素，依賴環境要素稟賦比較優勢的產業結構對于碳貿易活動本身就是不利的。實際生活中碳貿易必須考慮環境標準與成本，實施環境監管及保護，對于碳貿易影響尤其重要。

環境保護措施對貿易影響分析

實施環境監管及保護措施對各國貿易的影響，對小國而言，作為世界市場價格的接受者，由于實施環境監管及保護，生產要素從高污染產品轉向低污染產品，高污染產品生產下降，低污染產品的生產上升。對于具有比較優勢能夠進入國際市場的低污染產品，不僅有利于小國貿易可持續發展，而且有利于國內環境質量的改善。

對于大國，由于實施環境監管及保護，高污染產品生產下降，低污染產品的生產上升將導致國際高污染產品價格上升，低污染產品價格下降。大國作為世界市場價格的主導力量，其低污染產品的較低價格競爭力將引導世界范圍實施環境監管及保護，對于碳貿易具有良性作用。當然，如考慮各國消費者對污染產品的不同偏好時，發現環境良好也會通過改變各國貿易產品比較優勢進而引導該國貿易產品結構。

分析表明：環境成本作為生產成本的重要部分，通過環境標準差異來實現影響資源稟賦、技術、資本、基礎設施和宏觀政策環境的比較優勢，環境因素通過影響成本而對碳貿易產生影響，對于經濟可持續發展是有效的。

環保制約對我國參與碳排放貿易的啟示

理論上在經濟與國際貿易和資本流動密切相關制度安排下，一個經濟體的減排會對其它減排或沒有減排的經濟體產生福利影響。當邊際減排成本較高國家從邊際減排成本較低國家購買排放份額時，清潔發展機制(CDM)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減排成本。國際碳排放貿易能降低減排成本，與“地點靈活性”密切相關。“地點靈活性”在很多區域產生作用，在允許全球排放貿易時，所有國家都爭取設定有利排放上限并作為排放份額的買方或賣方參與國際市場。

我國排放技術基點低，在我國完成減排成本也比較低。我國參與碳排放市場似乎是合適的，對自身環境建設也有利。但我國參與碳排放貿易仍須慎重，如果過多介入交易市場，接受發達國家技術和資金，可能在未來談判中被發達國家制擎，要求我國承擔更多減排責任。

《京都議定書》生效后，下一輪減排談判已經開始，我國在此輪談判中利益問題將受眾多因素制約。根據《京都議定書》“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作為發展中國家沒有減排義務，為我國贏得10多年較好發展時間。研究結果擔憂后京都時代，即第三個承諾期到來時，鑒于我國碳貿易不加約束造成國際產業轉移帶來溫室氣體排放數量快速增長，發達國家要求我國參與溫室氣體減排或限排承諾的壓力將與日俱增。利用《京都議定書》1-2承諾期對發展中國家無減排義務的有利安排，我國應慎重參與國際碳貿易，在合理有效利用碳貿易帶來技術與資金轉移前提下，重點加快后期談判中碳貿易與本國環境保護協調機制的建設。

循環經濟條件下我國碳排放貿易與環境保護協調策略

合理處置市場機制與政府作為的雙效作用

《京都議定書》建立在市場規則的“靈活機制”值得我國在參與碳貿易過程的注意，政府應當在碳貿易與產業轉移中有所作為，防止陷入市場機制過分側重短期利益而陷入長期環保壓力的困境。《京都議定書》最重要的結構性創新是建立了多種以市場配置為主導的新機制。利用市場力量來決定如何及在何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即允許發達國家間通過貿易排放額度來實現減排目標，以保證最經濟的減排選擇；清潔發展機制（CDM）則從市場作用鼓勵發達國家排放者通過諸如投資于清潔能源項目等方式來參與發展中國家的排放量；允許國家之間轉讓或聯合最初規定的排放限額數量（歐盟通過排放額度聯合使用，形成單一跨國排放目標），從而調整在《京都議定書》中的目標。

構筑循環經濟發展的制度和政策環境

從全球利益角度《京都議定書》符合全人類整體發展需要，中國的國際責任和自身利益都要求盡快建立有利于循環經濟發展的制度保障和政策環境。經濟與環境問題的協調，根本上取決于社會經濟發展方式的變革。改革開放20多年，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但增長格局和其他發展中國家路徑相似，都是以資源消耗為動力、以嚴重污染為特征、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循環經濟與可持續理念證明此類模式有悖經濟規律，我們需要一個可持續的、兼顧人類全體利益的和諧發展，而非滿足一國利益的、摧毀環境為代價的、自殺式的發展。

協調社會價格體系與生產成本的約束機制

建立循環經濟面臨諸多制約，主要是價格障礙和成本障礙。循環型生產環節效益來源，一是廢棄物轉化為商品后產生的經濟效益，二是節約廢棄和排污成本。目前普遍存在原材料價格障礙和循環過程成本障礙，使循環經濟效益難以體現。因此，要加快構筑社會價格體系，政府通過有效調整資源性產品與最終產品的比價關系，完善自然資源價格形成機制，通過市場資源配置機制來引導國際技術與資金進入循環經濟產業，從而初步解決影響循環經濟的價格障礙。同時環保管理部門通過提高排污標準和制定消費環節廢棄物收費標準，以環境監管約束生產環節和消費環節廢棄成本與排污成本，初步解決循環型生產環節的成本障礙。

有效處理國際產業轉移與國家能源結構調整關系

清潔發展機制（CDM）在引導技術與資金大規模流向發展中國家有巨大潛力，短期內我國參與國際碳貿易仍有一定實踐意義。但發達國家把碳密集產品和高能耗項目向我國轉移過程中，對我國提出巨大挑戰。我國能源貧乏且結構不合理，能源技術和設備落后，能源利用效率不高。按照循環經濟我國當前重點是調整能源結構，從“兩高一低”(高投入、高排放、低產出)向“兩低一高”(低投入、低排放、高產出)轉型。循環經濟要求最大限度地將廢棄物轉化為商品，降低廢棄物的產生量和排放量，相應就減少污染治理投入和環境監管成本，起到保護環境的作用。處理碳貿易與調整能源結構的關系，必須把握循環經濟和保護環境的前提。

參考文獻：

雙減政策的意義和作用范文第3篇

關鍵詞：低碳經濟；兩型社會；現狀；設想

一、引言

近年來，能源短缺和環境污染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問題，發展以低能耗、低排放為標志的“低碳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已成為世界各國的共識。河北在經歷了過去若干年的長期經濟高速增長后，面臨著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迫切任務。近年來，中央強調“以人為本”走科學發展之路，建設和諧社會和兩型社會，其實是在中國強勁增長動力之上增加一個平衡器。對于過分依賴煤炭、工業偏重、環境容量有限、環繞京津的河北而言，要在新一輪競爭中占據有利位置，就必須把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改變唯GDP論的驅動模式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目標和戰略舉措來抓。發展低碳經濟，正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路徑和必然選擇。

二、國外發展低碳經濟的政策與實踐

（一）英國。低碳經濟的先驅英國早在2003年就率先提出了低碳經濟的概念。2005年英國建立了3，500萬英鎊的小型示范基金。2008年英國頒布了《氣候變化法案》，承諾到2050年將實現溫室氣體排放量降低60%的長期目標。2009年4月布朗政府宣布將“碳預算”納入政府預算框架，使之應用于經濟社會的各個方面，并在與低碳經濟相關的產業追加了104億英鎊的投資，英國也因此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公布“碳預算”的國家。2009年7月15日，英國政府公布了發展低碳經濟的國家戰略。

（二）歐盟。歐盟在低碳經濟發展方面整體水平較高。歐盟碳市場（EU ETS）是目前全球最先進的交易體系，該市場目前不同類別的碳價已經成為全球范圍內最具參考價值的碳交易市場價格。歐盟通過碳交易實現兩個目標：一是促進私營經濟參與低碳轉型；二是借由交易盈利為歐盟發展世界領先的碳技術籌措資金。歐盟還實施經濟與技術援助在內的項目目標式戰略，如積極支持清潔能源項目建設。2010年11月10日歐盟委員會出臺一份新的能源戰略——《能源2020》，擬在重點能源領域實施更加細化的行動計劃。

（三）美國。美國在低碳經濟發展方面也一直在暗自發力。美國政府的舉措可分為節能增效、開發新能源、應對氣候變化等多個方面，其中新能源是核心。2009年《美國復興和再投資計劃》、《美國復蘇與再投資法案》、《2009年美國綠色能源與安全保障法案》和《美國清潔能源和安全法案》的均旨在加大新能源的開發和利用。美國在新能源、低碳技術等方面的大力投入，世人有目共睹。

（四）日本。日本作為亞洲低碳經濟的倡導者，也在不斷堅定著低碳發展的步伐。2007年6月，日本內閣會議制定《21世紀環境立國戰略》，確定了綜合推進低碳社會、循環型社會和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社會建設目標。2008年5月，日本環境省全球環境研究基金項目組了《面向低碳社會的12大行動》，其中對住宅、工業、交通、能源轉換等都提出了預期減排目標，并提出了相應的技術和制度支持。同年6月，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提出了防止全球氣候變暖的政策，即著名的“福田藍圖”，這是日本低碳戰略形成的正式標志。2009年4月，《綠色經濟與社會變革》的政策草案出臺，旨在通過實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等措施，強化日本的低碳經濟。

（五）韓國。韓國2008年9月制定了《低碳綠色增長的國家戰略》，明確了2009～2050年的低碳綠色增長總目標。以此為主軸，立法機構負責描繪法律框架，2010年4月14日公布了《低碳綠色增長基本法》；行政部門制定了階段計劃，韓國環境部新設“溫室氣體綜合信息中心”，推行一項旨在到2012年前達到年均能耗下降1%～6%的計劃；科研部門發展綠色技術及其產業，外匯部門發展“旅游”等貨幣資產項目。

（六）印度。印度是CDM項目大國。印度在《京都議定書》還未生效的時候，就看好并著手CDM項目，還專門成立了一個管理CDM項目開發的部門，出臺了一系列鼓勵、支持企業和中介服務機構發展CDM項目的政策。目前，印度在利用CDM機制方面走在了發展中國家的前列。此外，印度還通過各種途徑致力于國內的減排行動，包括對煤炭征收碳稅為清潔能源提供資金支持。

（七）巴西。巴西政府以保護和合理開發利用熱帶雨林為出發點，結合農業和能源產業發展新能源替代產業。如，成立了一個跨部門委員會，該委員會由總統府牽頭、14個政府部門參加，負責研究和制定有關生物柴油生產與推廣的政策與措施。目前，全巴西境內27個州，有23個州建立了研發生物柴油的技術網絡。金融支持政策是巴西政府出手的另一項拳頭措施。國家銀行推出各種信貸優惠政策，為生物柴油企業提供融資；央行設立專項信貸資金，鼓勵農戶種植甘蔗、大豆等作物，滿足原料需求。除此之外，巴西政府還大力號召和推動國民的低碳生活方式。

三、河北低碳經濟發展現狀

河北發展低碳經濟具有明顯的優勢：

（一）地理位置優越。河北省處于我國第三經濟增長極“京津冀環渤海經濟圈”的核心腹地，同北京、天津構成了聞名遐邇的“金三角”。借勢京津輻射優勢，構建河北低碳經濟區，具有獲得國家戰略支持的良好前景。

（二）資源稟賦良好。河北省蘊藏著豐富的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等清潔可再生能源資源，是改善能源結構，發展低碳經濟的重要資源基礎。

（三）前期基礎堅實。為緩解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的矛盾，努力構建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型社會，河北自2007年開始實施“雙三十”工程以來，積極推進節能減排，大力發展循環經濟，不斷取得新突破。在發展新能源方面，河北已經投產的風電裝機規模居內蒙古和吉林之后，排名全國第三；在光伏發電領域，河北省也走在了全國前列；保定新能源產業發展迅速，并已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集群，構成了建設低碳城市的良好基礎，2010年7月國家發改委確定保定市為首批開展低碳工作的城市試點之一；以“生態科技”、“創新”為理念的曹妃甸國際生態城，目前已經進入全面開發建設階段，作為當今世界四種類型的低碳生態城市之一，曹妃甸國際生態城的建設同樣有助于低碳經濟在全省范圍內的崛起；河北在建筑節能方面也取得了積極進展，全省大部分城市新建建筑80%達標，唐山市新建建筑100%達到節能標準；在“節能減排”方面，河北也取得了階段性成果，基本實現了“十一五”規劃目標；2009年河北省經濟工作會議把加快建設唐山新能源汽車、張承千萬千瓦級風電、保定中國電谷、寧晉晶龍等新能源產業基地作為2010年重要經濟工作之一，為河北省的經濟低碳化發展確定了方向。

但是，發展低碳經濟是一項動態的、長期的系統工程，當前受到眾多因素的影響，仍面臨許多現實挑戰。一是缺乏有效激勵機制，政策支持體系還不完善，尚未形成穩定的政府投入機制和金融系統支持機制；二是正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加速發展的重要階段，對能源需求呈快速增長態勢，碳增長是剛性的，短期內跨越資源、能源瓶頸約束是主要難題；三是以煤炭等化石燃料為主的能源結構短期內難以根本改變，將是長期制約因素；四是整體科技水平落后，低碳技術研發能力有限是最大制約；五是河北工業特別是鋼鐵、裝備制造和石油化工等重化工業比重偏高，“高碳”產業特征明顯，低能耗的第三產業和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比重偏低；六是低效企業眾多，單位能耗偏高，要徹底淘汰這些落后產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尚需時日；七是高耗能的基礎設施、機器設備以及個人大件耐用消費品在河北占有大比重，短期內改造很難，從而導致高碳排放鎖定，構成潛在風險；八是人們低碳消費意識尚未普遍形成。

四、發展河北低碳經濟的設想

借鑒與參照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發展低碳經濟的政策與實踐，立足河北現狀，積極尋找適合自身的發展路徑，對河北今后實現可持續發展意義重大。

第一，明確低碳發展戰略。戰略是行動的指南，是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行動的總體安排。將低碳經濟發展作為重點納入全省總體發展規劃，制定低碳經濟的全面方案和行動路線，形成一個可操作性強的低碳經濟發展藍圖。同時，將二氧化碳減排作為約束性指標列入“十二五”規劃中，以制度形式來限制溫室氣體的排放，努力促進地方經濟發展模式的低碳轉型。

第二，細化低碳支持政策。細化政策支持是落實戰略目標的關鍵所在，有助于形成低碳經濟發展的長效機制。因此，需要省人大專門委員會、省有關經濟、環境保護和稅務等部門密切協作，探索建立適應河北省發展低碳經濟的政策制度體系，進一步加大支持力度，為低碳經濟的快速發展提供科學合理的制度支撐。

第三，開發低碳居住空間。加強建筑節能技術和標準的推廣，開發低碳住宅已勢在必行。建議引入能效標準和標識制度；提高建筑節能標準，加大標準的檢查、執行力度；鼓勵能源服務公司對既有高耗能建筑進行節能改造；推進建筑節能材料的產業化發展。

第四，構建低碳城市公共交通系統。城鎮應該大力發展公共交通系統，提高公共交通分擔率，控制私人轎車無節制增長；加快發展城市軌道交通和城際高速鐵路，形成立體化交通體系；不斷提高強制性的汽車燃油效率標準，促進汽車改善燃油效率；同時，大力發展混合燃料汽車、電動汽車等低碳排放的交通工具。

第五，積極倡導低碳生活方式，培養居民“碳中和”理念。通過對“碳中和”這一理念在日常生活中的具體分解和對低碳生活方式的大力提倡，可以使人們深刻了解到生活中習慣和細節的改變可以起到減少碳排放、促進碳中和的作用，擁有越來越重要的環保意義。每一件生活用品，大至家電小到玩具、書籍和擺設，都有無窮的改進空間，投入智慧就意味著減少每一個環節的碳排放。個人的積極行動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就可匯聚為行為減碳的威力，對減緩全球氣候變暖意義重大。

第六，先行試點示范，總結經驗逐步推廣。在低碳轉型的方向下，為了改革過程不可逆轉，同時使改革不確定性所引起的風險是可承擔的，應當堅持漸進式改革的路徑，采取“先試點，后推廣”的路徑。可以選擇一個或者幾個特定的地區或行業來先期試點，先在局部取得經驗，再逐步擴大，最后在全省范圍內推廣改革經驗。

五、結語

沒有人會反對增長，因為這是繁榮和福祉的基石，需要調整的是增長方式。置身在一個有限的世界，告別“竭澤而漁”的野蠻增長，倡導低碳轉型，發展低碳經濟，不僅是對我們過往所保持的唯經濟發展單一維度評價體系的深刻反思，也是為了邁向更為人道和可持續的增長軌道，必將成為影響未來若干年河北增長后勁的重要因素。

主要參考文獻：

[1]如明.發達國家溫室氣體減排策略[J].中國科技投資，2006.7.

雙減政策的意義和作用范文第4篇

關鍵詞：低碳旅游；優勢條件；阻礙因素；對策；江西

一. 引言

低碳旅游是低碳經濟背景下旅游業發展的新模式，要求在旅游活動中盡量減少碳足跡與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原則開發和利用旅游資源，實現資源利用的高效低耗與對環境損害最小化的全新旅游發展方式。

江西具有優良的生態環境，具備發展低碳經濟的先決條件，2009年11月江西省政府了國內首個省級低碳經濟發展白皮書《綠色崛起之路—江西省低碳經濟社會發展綱要》，其中提出要建立三大低碳產業群，旅游業為其中之一，低碳旅游對江西轉變旅游經濟增長方式及旅游可持續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二. 江西低碳旅游發展現狀

（一）旅游資源

江西的生態環境在全國一直屬于前列，生態旅游資源也是最具優勢的旅游資源，根據《江西旅游產業發展“十二五”規劃》，江西省有世界遺產4處，世界地質公園2處，國際重要濕地1處，國家5A級旅游景區2個、4A級旅游景區40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8處，國家級風景名勝區12處，國家自然遺產3處，國家自然與文化雙遺產3處，國家級森林公園43處，國家地質公園、礦山公園5處，全國水利風景區14處，國家濕地公園10處，等等，江西森林覆蓋率63%，生態效益價值達8233億元，是低碳旅游得以發展的基礎。

（二）旅游客源

近年來，江西旅游業發展迅速，產業規模不斷擴大，在旅游接待人數和旅游收入方面持續增長，“十一五”期間，旅游接待總人數由2005年的5095.1萬人次增加到2010年的1.0819億人次，年均增長16.25%；旅游總收入由2005年的320億元人民幣增加到2010年的818.32億元人民幣，年均增長20.66%。游客主要來自本省及蘇、浙、滬、湘、鄂、粵等長三角、珠三角經濟發達地區，為低碳旅游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客源條件。

（三）旅游從業人員和游客低碳意識及行為

低碳旅游在全國剛剛興起，江西旅游管理部門、旅游企業和游客對低碳旅游的認識還不夠，旅游景區建設和旅游產品開發仍然注重經濟利益，高能耗、高排放的開發方式對生態平衡造成破壞。江西旅游景區、旅游交通、酒店、賓館的運營仍然以傳統能源為主，清潔能源和碳減排技術的利用和推廣不足，這其中包括資金、技術實施條件、人才等方面的原因，節能減排任務艱巨。而據對江西游客的問卷調查顯示，60%的游客存在亂扔垃圾、浪費食物、浪費水資源的行為，70%游客對他人破壞環境行為不會立即進行制止，環保意識不強，低碳旅游產品的設計和推廣受到限制。

（四）旅游業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情況

江西旅游業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總體來講比較低，旅游業能源消耗占全省能源消耗總量不到2%，旅游業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省二氧化碳排放總量不到1%，是低能耗低碳產業。其中，旅游住宿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江西旅游業16%和12%，旅游活動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江西旅游業15%和13%，比重較小，而旅游交通中的能源消耗及二氧化碳排放量比重占江西旅游業70%左右，是旅游業能耗的主要方面，各交通工具中以汽車的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為主，其次為飛機和火車，這與使用汽車出行距離最長相關。

（五）政府旅游規劃及政策

江西堅持政府主導旅游發展戰略，已明確旅游業支柱產業地位及旅游業低碳化發展方向，建設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編制《江西省旅游生態設計規范》和《江西省旅游生態行為規范》，在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生態環境建設等方面加大了扶持力度，為低碳旅游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保障。但是江西省尚未制定低碳旅游發展規劃，未出臺低碳旅游相關的政策法規或行業標準，低碳旅游活動的規范性和合理性沒有相應的法律法規來界定，旅游業涉及的各行各業也沒有明確的生態、能耗及排放指標，碳減排程度的考核和等級的評定無從實施，這不利于低碳旅游的長遠發展。

通過以上幾點的分析，可得出，江西優秀的生態環境和旅游資源、江西近年來迅猛的旅游發展勢頭、政府對旅游業發展的重視及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建設契機均為低碳旅游發展提供了動力，但另一方面，江西旅游從業人員和游客低碳意識弱、新型能源和低碳技術利用少、缺乏低碳旅游發展規劃和政府相關政策又構成對低碳旅游發展的阻礙，只有增加動力，減少阻力，才能促使低碳旅游又快又好的發展。

三. 江西低碳旅游發展對策

低碳旅游強調在整個旅游活動過程中盡量減少碳排放量，即要求在旅游“吃、住、行、游、娛、購”六方面實施低碳管理，這就需要政府、旅游企業、旅游景區、旅游者多方的共同推進和通力合作。

（一）政府制定相關政策，做好低碳旅游引導工作

政府在低碳旅游發展中應起到引導、管理和保障的作用，（1）在江西省旅游產業“十二五”規劃的基礎上制定江西低碳旅游發展規劃，確立低碳旅游發展目標和任務，在旅游景區、旅游企業中進行節能減排任務分解，確保2015年前能耗減少20%。（2）加強低碳旅游宣傳，在旅游景區、居民小區、火車站、酒店賓館等地設置低碳旅游宣傳牌或借助江西衛視、江西旅游網、江南都市報等主要媒體開設低碳旅游專欄，倡導低碳消費，著力提高旅游從業人員和旅游者的低碳意識。（3）制定交通、住宿、餐飲、景區的碳減排標準，對碳減排量進行統計考核，并與星級賓館評定、綠色飯店評定、A級景區評定及地方政府政績評價等工作相掛鉤，促使和激勵旅游過程中的各環節節能減排，實施低碳管理。（4）制定扶持低碳旅游發展的財政、稅收、人才等方面的政策，設立低碳旅游專項基金，對低碳旅游產品開發或碳減排技術給予資金支持，并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對高能耗、高排放的旅游活動和旅游行為進行制止和懲罰。

（二）旅游者轉變消費模式，發揚節能環保美德

低碳消費是低碳旅游發展的根本動力，旅游者的低碳行為對低碳旅游的發展至關重要。旅游者在旅游過程中應摒棄奢華浪費的消費方式，轉變為注重環保、節約資源的低碳消費方式。有研究表明，旅游的愉悅感與酒店的等級沒有必然的聯系，與旅游中開支的高低也沒有必然的聯系，而節能環保行為體現了旅游者的社會責任感，從而使旅游者獲得一份精神享受，如出行選擇公共交通，不使用一次性用品，不浪費食物和水資源，不污染環境等。2010年國慶在贛州章貢區、九江武寧、萍鄉武功山、鷹潭龍虎山等地，游客騎自行車，自帶帳篷進行近郊游及野營，就是低碳旅游很好的體現。

（三）旅游企業實施低碳化運營，旅游交通是碳減排重點。

旅行社、酒店、餐館、交通公司等旅游企業是提供旅游產品的主體，只有將低碳思想融入到經營管理中去，才能促進低碳旅游產品的開發和推廣。如旅行社向旅游者推薦低碳旅游路線，餐館不提供一次性餐具，酒店客房用品一日一換改為一客一換，洗漱用品改耐用型大包裝，等等。旅游交通由于碳排放量較大是碳減排重點，主要是變私家車為公共交通，變耗能大的交通工具為耗能小的交通工具，如電動車、自行車、馬車，或開辟步行路線，減少交通帶來的碳足跡。九寨溝景區的交通模式值得借鑒，廬山景區的觀光公交也可在全省推廣。另外，旅游企業應積極運用新型能源和碳減排技術，降低能源消耗，節約資源，提高企業運營效率。

（四）建立低碳旅游示范點，分階段實施低碳旅游

低碳旅游的發展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在江西可分階段進行。建立低碳旅游示范點，是探索低碳旅游發展模式的有效途徑，對省內其它景區起示范借鑒作用。婺源被授予全國低碳旅游示范區稱號，得益于其低碳旅游發展科學有序，生態環境保護良好。廬山、井岡山、龍虎山等地也是建立低碳旅游示范點的很好選擇，一是這些景區生態環境較好，具備優先發展低碳旅游的條件，二是這些景區客流量較大，可引領全省的低碳消費。在低碳旅游示范景區，從景區規劃、建設、運營到游客接待都要盡量做到低碳化，使游客通過切身感受理解和接受低碳消費方式。通過低碳旅游示范景區的建設和推廣，為低碳旅游在江西的全面實施提供條件。

參考文獻：

[1]周娟、范星宏、王朝輝，區域旅游低碳發展的戰略路徑與策略研究—以安徽省為例[J]，華東經濟管理，2011年12月

[2]沈中印，低碳旅游發展模式與政策研究-以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為例[J]，經濟視角（下），2011年第11期

[3]吳鈾生、馬勝，低碳消費是實現低碳旅游的關鍵要素[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7期

[4]石長波、彭晶晶，低碳經濟背景下黑龍江省發展低碳旅游對策研究[J]，對外經貿，2012年第1期

[5]黃藝農、范松，基于相關利益者視角的低碳旅游發展思路探討[J]，湖南社會科學，2010年第6期。

[6]肖瑜、張祖明，大連市發展低碳旅游的對策建議[J]，北方經貿，2011年第9期

雙減政策的意義和作用范文第5篇

滕泰在《新供給主義宣言》中提出，“淡化總需求管理，從供給側推動改革”的宏觀政策主張。賈康等在《新供給：經濟學的中國創新》中將其思路表述為“構建和發展以改革為核心的新供給經濟學，主要政策主張概括為以“雙創雙化雙減”等展開的“八雙五并重”，強調以供給側發力破解中國發展中的矛盾凸顯與瓶頸以對接現代化“中國夢”。這些構成了中國版“新供給”學說的亮點，其主要理論基礎層面的研究成果則體現在已形成的一系列論文和公開出版物。

“新供給”學說提出的背景在于世界金融危機提出了對于經濟學以往成果作系統性反思的必要性，同時中國經過30余年的高速增長，過去的快速發展難度加大，面臨減速壓力而勢必轉入“新常態”。面對未來的挑戰，在經濟理論和政策領域，急需以理論創新來支持和保證正確的改革發展路徑。

新供給主義經濟學

作為“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提出者，滕泰認為是凱恩斯主義和貨幣主義交替誤導了中國。凱恩斯主義認為政府必須階段性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刺激總需求才能維持經濟增長和就業，而貨幣主義則堅信一切通脹歸根到底都是貨幣原因造成的。在兩種思想的交替指導下，在保持了30余年的高速增長后，中國經濟似乎走進了一個死循環―每當經濟增速有所下滑，決策部門往往會選擇凱恩斯主義，加大投資、放松信貸，拼命刺激“踩油門”；每當通脹有所抬頭，決策部門又會高舉貨幣主義的大旗，通過減少投資、緊縮信貸的方式拼命緊縮“踩剎車”。在“踩油門”和“踩剎車”的交替中，中國經濟越來越顛簸、經濟周期也越來越短，投資猛增、貨幣超發、產能過剩與壟斷加劇、高利貸泛濫、中小企業倒閉潮輪番上演。凱恩斯主義和貨幣主義錯誤的根源在于他們都是只看到硬幣的一面―需求，而不去分析硬幣的另一面―供給。

事實上，中國經濟的增長動力源自中國人口本身的活力、城市化進程、資本和資源的持續投入、技術的進步和制度的改進。問題是，中國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的每一輪所謂通脹都只不過是“食品通脹”，而食品通脹的根源在于糧食、蔬菜和豬肉的周期性供給波動。

“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為“供給自動創造需求”是一個理想的經濟運行機制，也可以作為新供給主義的短期經濟管理目標，然而實現這個短期目標的辦法既不是刺激總需求，也不是計劃經濟手段或傳統產業政策，而是“刺激新供給、創造新需求”。

五大財富源泉

滕泰介紹，“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自2012年底提出以來先后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伴隨著《新供給主義宣言》一同被提出的是“新供給主義經濟學”一貫主張的經濟長期潛在增長率取決于五大財富源泉，解除供給抑制，也必須從這五大財富源泉出發。

財富源泉之一是人口和勞動力。“雖然學界對中國人口紅利尚存爭論，但農村還有‘相對剩余勞動力’和‘相對人口紅利’。”滕泰說。目前中國農村人均GDP與城市人均GDP相差五倍，也就是說一個農業人口一旦在城市找到工作，其對經濟的貢獻就提高四倍。因此，只要解除人口和勞動力供給抑制，比如短期適當放松戶籍制度、促進人口自由流動，長期適當調整人口政策，中國的相對人口紅利就會進一步得到充分釋放。

財富源泉之二是土地以及附著在土地上的資源。如果中國的土地一直不能自由流轉，農業就將一直停留在小農經濟階段，而小農經濟產出效率顯然很低。如果土地可以自由流轉并適當集中，農業生產效率就會大幅提高。礦山也是一樣，如果煤礦、石油等資源是壟斷的，礦產交易市場發育不完善，其開采就會比較粗放，資源利用效率就不會高。應該說中國的資源和土地供給抑制還比較嚴重，未來產權優化和釋放資源供給還有很大空間。

財富源泉之三是資本。中國是全世界資本最多的國家，我們有3.5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居民、企業加上政府的儲蓄有100多萬億人民幣。然而，作為外匯儲備和國內儲蓄最多的國家，中國的利率水平卻是全世界最高的。美國是零利率，日本是零利率，只有中國利率高，中小企業私募債利率高達14%-15%，民間借貸成本更高。為什么在全球資本最多的國家出現了最嚴重的資本短缺和最貴的資本價格？原因就在于資本抑制和金融抑制。假定把金融抑制放開一下，逐步把中小企業資金成本從14%-15%降低到5%，有多少中小企業會煥發出生機勃勃的生命力？

財富源泉之四是技術和創新。中國還沒有形成創新型的科教體制。高中、大學培養的都是知識型人才，很多國有科研機構白白耗費了大量財政資源卻缺少真正有市場價值的創新技術。不僅強化市場導向和創新活力的教育科研創新體制改革迫在眉睫，在企業研發、金融支持、政府管理等層面解除技術和創新抑制，中國也還有很多功課要做。

財富源泉之五是制度本身。制度決定了一個國家宏觀的社會分工效率和微觀的企業生產效率，而社會分工和管理效率的提高自然帶來財富的增長。

但是，作為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提出者，滕泰說：“在整個2014年，我幾乎沒有發表關于‘新供給主義經濟學’方面的文章。當初《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宣言》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幾乎都是在批判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對學術領域乃至政府都產生了影響，以至于很多人認為進行需求管理似乎是錯誤的，在我看來這是過猶不及。其實供給側的改革是利在長遠，挖掘經濟長期增長潛力，但是不能有失偏頗，當需求不足的時候，也需振興，所以在2014年當我意識到這個問題后，就沒有再去反復批判需求了。不僅如此，在2014年‘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重點實際上已經悄然轉變，轉向降低融資成本、推動減稅降費、利用股市擴大內需。做出這樣變化的原因在于，我認為中國的貨幣政策在2013年出現了失誤，可以說2013年的‘錢荒’是造成2014年經濟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所以我們轉換角度，提出了降低企業融資成本，這也是新供給主義，因為如果融資成本太高，會影響供給，降低融資成本、降低稅費才能提高有效供給。”

認真觀察經濟數據不難發現，十以來，中國經濟在“三期疊加”壓力下不斷下行，特別是在去年三、四季度表現尤為明顯，滕泰直言：“有人把經濟下行的原因歸結為經濟體制、經濟結構的問題，可是在我看來，2013年錯誤的貨幣緊縮政策以來的實體經濟嚴重資本供給短缺以及被顯著抬高的融資成本才是主要原因。所以在2014年5月，我們從這個角度提出了新供給主義的三大穩增長主張，很快就變成了過去一年來經濟的主要脈絡。”

這穩增長的三大主張分別是，在經濟融資成本畸高的背景下，應首先旗幟鮮明地提出“解除金融抑制”的改革目標：不能讓錢最多的國家錢最貴，而應該讓資金價格真實地反映中國儲蓄和信貸需求的關系，讓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發揮主要作用。

其次，減稅是降低企業的成本、提高企業凈利潤率來刺激企業家擴大有效供給，或通過降低家庭稅負、提高居民消費能力而刺激居民消費，是市場化的、可持續的穩增長方式；而擴大政府財政投資穩增長，則負面作用越來越大。因此，建議逐步用減稅替代政府投資。

另外，新供給主義雖然更強調通過減稅、降低利率等要素成本來擴大有效供給，但是也不排斥利用市場化手段減少需求抑制的措施。比如，利用股市激活實體經濟，早有國際慣例可尋。

對于外界提出的目前“出現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背離現象”的疑惑，滕泰表示，不能把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對立起來。“要拋棄虛擬經濟的概念，我們現在談的金融和資本市場同實體經濟是相輔相成、渾然一體，而不是截然對立的，資金進入股市就是進入實體經濟。上市公司把進入股市的資金用于其他投資，資金就進入了實體經濟。股市上漲，老百姓賺錢后刺激了其消費行為，消費經濟由此轉好。再比如一家企業通過IPO市值10億元，股市上漲后其市值升值至20億元，通過銀行抵押獲得更多貸款，再用于投資。所以股市上漲影響消費、投資好轉，經濟也會相應受到影響轉好。股市可能領先于經濟也可能落后于經濟，這些都是正常現象。2015年中國經濟如果出現意外觸底回穩，主要的動力將來自于股市。”

最后，滕泰透露，他近期醞釀的新作視角為從新供給到新需求，他強調，這與之前提出的“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完全不矛盾，而是更加完善。“長期增長的源泉在于供給側，即五大財富源泉再加上放松管制和消除壟斷，這要一直堅持，但是供給側的改革利在長遠，進度沒有期望快，而且可能會遭遇較大的阻力，然而中國經濟從2014年到現在陷入了局部經濟衰退和全面通貨緊縮的邊緣，還面臨著局部金融風險，在這種情況下，要應對短期經濟下滑，既要繼續堅持新供給主義的改革政策，同時還要采取新需求理論來迅速振興中國經濟，借助股市振興經濟就算其中一個。”滕泰說。

尋求持續增長

上世紀80年代以后，先后有一些學者已在討論“供給管理”，其討論往往側重于總供給變化機制中更多樣化的政府行為，并特別注重在轉軌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框架下產業政策優化，強調在供給角度實施結構優化、增加有效供給的宏觀調控創新。

賈康、徐林、姚余棟、黃劍輝等學者在2013年第一期《財政研究》發表的論文《中國需要構建和發展以改革為核心的新供給經濟學》，可稱為新供給研究群體的一份把理論創新與改革主張體系化聯結的代表作。其后，賈康任院長的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又陸續推出一系列研究成果，他們指出，近幾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隨之而來的矛盾也逐漸凸顯，使漸進改革路徑以來的制度供給的劣勢有所暴露。分析當前經濟形勢面臨的減速壓力，從內部因素看，高速增長是后發經濟體在特定追趕時期的一種增長形態，隨著與前沿國家技術差距和其他相關要素、機制差別的縮小，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將規律性地向成熟經濟體的水平收斂，并且這一過程將跨較長時期。從外部因素看，自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爆發以來，盡管美國、歐洲、日本等經濟體采取了以寬松貨幣政策為核心的宏觀經濟政策，在局部及個別時段出現一些積極信號，但總體形勢依然復雜嚴峻。

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中國經濟必須適應中長期經濟模式的轉變和社會轉型，并學會在更具廣泛性、與國內消費和服務業聯系更大、對出口和投資依賴程度較小的增長模式中操作。然而，現實情況是，傳統意義上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已經難以適應中國經濟步入新的發展階段后的總體要求。

財政政策受“三元悖論”式的約束是個永恒命題，即減稅、增支和控制負債三項要求不能同時滿足。特別是歷經了上一次以4萬億元政府投資為代表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后，中國財政刺激的安全空間已經明顯收窄。

更重要的是，雖然中國宏觀稅負總體水平尚屬合理，但考慮各種制約因素和居民實際社會保障情況，進一步提升稅負總水平并不可行。與此同時，未來中國財政支出將迅速增加，包括用于健全養老金體系、醫療保障、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支出，以及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必要投入。另外，目前積累的大規模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已經成了一定程度的隱性財政負擔。因此，中國公共財政負擔總體而言會逐漸加重，預留財政空間和保持財政可持續性是重要的目標，需要有關部門未雨綢繆。

新背景下，雖然逆周期性質的總需求管理不乏用武之地，但尋求促進全要素生產率持續增長的供給政策，將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意義。

“新供給經濟學”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在理論框架上實現了對傳統主流經濟學理論的“破”。

首先，指出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都在理論框架里假設了供給環境，其后主要強調的只是需求端、需求側的深入分析和在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張，都存在著忽視供給端、供給側的共同問題。相比于需求側，供給側的問題更復雜、更具長期特征和“慢變量”特點，更要求結構分析與結構性對策的水準，但這并不應成為經濟學理論可長期容忍其認知框架的不對稱的理由。

其次，指出經濟學主流教科書和代表性實踐之間存在“言行不一”的問題。美國等發達市場經濟在應對危機的實踐中，首推他們跳出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來實行的一系列區別對待的結構對策和供給手段的操作。比如，美國在應對金融危機中真正解決問題的一些關鍵點上，是教科書從來沒有認識和分析過的“區別對待”的政府注資，美國調控當局一開始對雷曼兄弟公司在斟酌“救還是不救”之后，對這家150多年的老店任其，而有了這樣的一個處理后又總結經驗，再后來對從“兩房”、花旗一直到實體經濟層面的通用公司，就分別施以援手，大量公共資金對特定主體的選擇式注入，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區別對待的供給操作，并且給予經濟社會全局以決定性的影響。

第三，指出政府產業政策等供給側問題在已有經濟學研究中的薄弱和滯后。比如，在經濟發展中“看得見摸得著”的那些“產業政策”方面，從上世紀80年代亞科卡自傳所強調的重振美國之道的關鍵是“產業政策”，到克林頓主政時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奧巴馬國情咨文所提到的從油頁巖革命到3D打印機，到制造業重回美國，到區別化新移民和新興經濟等一系列的亮點和重點，都是很明顯地對應于現實重大問題的導向，以從供給端發力為特色。

其后，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群體有自己的“立”。

第一，特別強調的是經濟學基本框架需要強化供給側的分析和認知，這樣一個金融危機刺激之下的始發命題需要更加鮮明地作為當代學人“理論聯系實際”的必要環節和創新取向。在基礎理論層面強調：應以創新意識明確指出人類社會不斷發展的主要支撐因素，從長期考察可認為是有效供給對于需求的回應和引導，供給能力在不同階段上的決定性特征形成了人類社會不同發展時代的劃分。需求在這方面的原生意義，當然是不可忽視的―人有需求才有動力、才要去追求各種各樣的可用資源―但是在經濟學角度上，對于有效供給對需求引導方面的作用過去卻認識不足。從供給能力在不同階段特征上的決定性這樣一個視角，強調不同發展時代的劃分和供給能力、以及與“供給能力形成”相關的制度供給問題，具有從基礎理論層面發生而來的普適性，也特別契合于在中國和類似的發展中國家怎樣完成轉軌和實現可持續發展方面的突出問題。回應和解決這個視角上的問題，其實也包括那些發達經濟體怎樣在經歷世界經濟危機沖擊后更好地把理論服務于現實需要。在現實生活中，關鍵是在處理“生產產品滿足消費”的需求側問題的同時，解決“生產什么”和“如何生產”的供給側問題―尤其是“制度供給怎么樣”的問題。這種把需求與供給緊密聯系起來的研究，在人類經濟社會發展實踐中正在日益凸顯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二，強調正視現實而加強經濟基本理論支點的有效性和針對性。比如“非完全競爭”，應作為深入研究的前提確立起來，因為這是資源配置的真實環境，牽涉大量的供給側問題。過去經濟學所假設的“完全競爭”環境，雖帶有大量理論方面的啟示，但它畢竟可稱為一種1.0版的模型。現在討論問題，應放在非完全競爭這樣一個可以更好反映資源配置真實環境、涵蓋種種壟斷競爭問題的基點上，來升級、擴展模型和洞悉現實。需求分析主要處理總量問題，指標是均質、單一、可通約的，但供給分析要復雜得多，處理結構問題、制度構造問題等，指標是非單一、不可通約的、更多牽涉到政府―市場核心問題這種基本關系，必然在模型擴展上帶來明顯的挑戰和非比尋常的難度，但這卻是經濟學創新與發展中繞不過去的重大問題。更多的中長期問題和“慢變量”問題，也必然成為供給側研究要處理好的難題。過去經濟學研究可以用一句話打發掉的“‘一般均衡’中或‘反周期’調控中自然解決結構問題”，認為有必要升級為在非完全競爭支點上的一系列有待深入開掘的大文章。

第三，認為市場、政府、非營利組織應各有作為，這也是優化資源配置的客觀要求。在明確認同市場總體而言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我們還需要有的放矢地來討論不同的主體―最主要是市場和政府，還有“第三部門”（非政府組織、志愿者、公益團體等），它們在優化資源配置里面可以和應該如何分工、合作、互動。在不同的階段，不同的領域，分工、合作、互動的選擇與特點又必有不同。由分工、失靈到替代，再由替代走向強調“公私合作伙伴關系（PPP）”式的合作，反映了人類社會多樣化主體關系隨經濟發展、文明提升而具有的新特征、新趨勢。

第四，特別強調了制度供給應該充分地引入供給側分析而形成有機聯系的一個認知體系，即物和人這兩個視角，在供給端應該打通，各種要素的供給問題和制度供給問題應該內洽于一個體系，發展經濟學、制度經濟學、轉軌經濟學、行為經濟學等概念下的研究成果，需要加以整合融于一爐。通過這樣的“立”來回應轉軌經濟和中國現實的需求，形成的核心概念便是他們在理論的建樹和理論聯系實際的認知中，必須更加注重“理性的供給管理”。在中國要解決充滿挑戰的現代化達標歷史任務，必須藉此強調以推動制度和機制創新為切入點、以結構優化為側重點的供給端的發力。

當然，以上這些并不意味著研究中就可以忽視需求方面的認識―“需求管理”的認識在已有的經濟學理論成果中已經相對充分，希望在供給這方面更豐富地、更有針對性地提高認識框架的對稱性。這樣的認識落到中國經濟學人所處的現實中間，必然合乎邏輯地特別強調要“以改革為核心”，從供給端入手推動新一輪制度變革創新。這是有效化解矛盾累積和“滯脹”、“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和“福利陷阱”式的風險、實現中國迫切需要的方式轉變與可持續健康發展而直通“中國夢”的“關鍵一招”和“最大紅利所在”。研究者的意圖和可能貢獻，是希望促使所有可調動的正能量把重心凝聚到中國迫在眉睫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新一輪改革如何實質性推進”這一問題上，以求通過全面改革和理性的供給管理，跑贏危機因素的積累，破解中長期經濟增長、結構調整瓶頸，從而使“中國夢”的實現路徑可以越走越寬、越走越順。

“八雙、五并重”的基本主張

“新供給經濟學”的基本政策主張，是以改革統領全局之下的“八雙”和面對“兩個一百年”歷史任務的“五并重”。

“八雙”的基本要點是“雙創”，走創新型國家之路和大力鼓勵創業；“雙化”，推進新型城鎮化和促進產業優化；“雙減”，加快實施以結構性減稅為重點的稅費改革和大幅度地減少行政審批；“雙擴”，對外開放格局和新的國際競爭局面之下，擴大中國對亞非拉的開放融合，以及適度擴大在增長方面基于質量和結構效益的投資規模；“雙轉”，盡快實施我國人口政策中放開城鎮體制內“一胎化”管制的轉變，和積極促進國有資產收益和存量向社保與公共服務領域的轉置；“雙進”，在國有、非國有經濟發揮各自優勢協調發展方面，應該是共同進步，需要摒棄那種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維，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贏”為特征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經濟制度的現代化實現形式；“雙到位”，促使政府、市場發揮各自應有作用，雙到位地良性互動、互補和合作。針對這一點，賈康強調：“在這方面的分析認識需擴展到中國勢必要發展起來的第三部門，即志愿者組織、公益慈善界的非政府組織、非盈利組織，這些概念之下的一些越來越活躍的群體，應該在社會主體的互動中間發揮他們的潛力。我們非常看重國際上已經高度重視的公私合作伙伴關系―PPP模式，在此模式之下尋求共贏，應該是最基本的認識視角。”“雙配套”，盡快實施新一輪“價、稅、財”配套改革，積極地、實質性地推進金融配套改革。

在上述基本考慮中，“雙創”是發展的靈魂和先行者；“雙化”是發展的動力與升級過程的催化劑；“雙減”則代表著側重于提升供給效率、優化供給結構以更好適應和引導需求結構變化的制度基礎；“雙擴”是力求擴大供給方面在國際、國內的市場空間；“雙轉”是不失時機、與時俱進地在人口政策和國有資產配置體系兩大現實問題上順應供給結構與機制的優化需要，以支持打開新局；“雙進”是明確市場供給主體在股份制現代企業制度安排演進中的合理資本金構成與功能互補和共贏效應；“雙到位”是要在政府與市場這一核心問題上明確相關各方的合理定位；“雙配套”是對基礎品價格形成機制和財稅、金融兩大宏觀經濟政策體系，再加上行政體制，以大決心、大智慧推進新一輪勢在必行的制度變革與機制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