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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聞傳播學的視角來看,“受眾本位與傳播者本位不同,傳播者在參與傳播過程中主要根據受眾的需要來確定傳播的目的、步驟以及傳播的內容和方式,并以受眾受傳的實際狀況作為評價傳播得失的標準。在以受眾為本位的傳播關系中,受眾是傳播者服務的對象。”
二、受眾的變化,引導新聞傳播學轉向思考
新聞平民化提倡“平民視角”,由于很多媒體都沒能真正領會其含義,并在新聞平民化這個過程中,過度尋求娛樂價值和利益,因此產生了種種弊端。怎樣贏得受眾、贏得市場,這是新聞媒體在從傳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環境的時思考的問題。媒體受眾的核心,說到底,是在市場競爭中對資源的競爭內容所吸引的。新聞的內容及其發展、創新的深度決定了在競爭中是否能贏得先機。在我國新聞的深度報道,通常指的是客觀地反映重大新聞事件,及是發現的本質和核心等等。在美國和日本及西方國家,深度報道最常見的形式是解釋性報道,解釋性報道占布局和服務的50%。深度解釋社會現象,在引導輿論,促進主流價值觀等方面有很重要的作用。由于廣播傳播特性的限制,不適宜做宏大敘事的報道深度,但這并不意味著廣播不要深度報道,如果具有廣泛覆蓋優勢的廣播,去和 “報紙”等平面媒體比拼深度報道,將不具優勢,并會給聽眾造成收聽疲勞。
根據廣播媒體的平民化走勢角度來看,新聞內容的傳播其特點符合平民的,深層次的挖掘趨勢和貼近人們的生活中普及,人們的生活,為人們的其他方面來解決問題,是廣播媒體的受眾形成一種固定的重要途徑。在對廣播媒體的節目挖掘時,我們必須最大限度地關注廣播媒體特性的研究和探索,以滿足廣播聽眾的需求,避免廣播媒體和其他媒體的同質化傾向。
三、新聞的“平民化”發展要求
平民化訴求,在報道內容上主要是體現人文意識,滿足百姓的多樣化需求。從人文角度出發,新聞媒體的關懷對象顯然應該是人的價值、尊嚴和人生的意義,特別是重視對普通人生存狀態和生存環境的關注。新聞傳播學增強人文意識,既是廣播媒體追求高起點高品位的需要,也為尋求廣大聽眾更多的認同所必需。
手機,又稱移動電話,相對于固定電話,原本是可以跟隨人移動的通訊工具,隨著手機功能的不斷增加,手機可以實現上網、收發郵件、閱讀新聞、拍照、購買商品等服務,是通訊與計算機技術相融合的產物,成為網絡媒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儼然就是迷你電腦。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匡文波認為,手機媒體是借助手機進行信息傳播的工具;隨著通訊技術(例如3G)、計算機技術的發展與普及,手機就是具有通訊功能的迷你型電腦;而且手機媒體是網絡媒體的延伸。隨著科技的創新,3G等新的技術得到廣泛應用,手機的通訊功能將漸漸被淡化,新聞傳播、娛樂游戲、移動虛擬社區、信息服務等附加功能不斷增加,繼手機上網、手機游戲之后,手機小說、手機報、手機電視、手機電影等新業務都已出現。通過手機收看電視、閱讀報紙、瀏覽小說手機像一張大網,正在整合眾媒體。
二、手機媒體的特征
手機具有高度的便攜性,可以隨身攜帶,在有移動網絡覆蓋的地方隨時傳播信息,極為方便。傳統媒體的報刊、電視、廣播的用戶反饋過程相對緩慢,郵寄信件、撥打熱線,用戶反饋渠道匱乏。而在手機媒體時代,微信、微博、短信等方式可以很快的反饋用戶意見,傳播的互動性強,可以通過文字、圖片、聲音等隨時與傳播機構進行互動交流。手機媒體實現了觀眾主動收看電視節目的要求,可以隨意選擇收看時間、收看地點,甚至收看內容也可以按照自己的興趣選擇。這些手機媒體的特點直接給受眾提供了新的體驗,給受眾帶來全新的感受。
我國手機網民人數從2007年0.5億,到2011年的3.56億,到2014年的5.57億,可以看到我國手機網民每年都在增長,手機媒體越發成為網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目前手機媒體的功能多元,手機搜索、手機銀行、手機支付、手機新聞客戶端等等,手機媒體稱為新興媒體中最亮的一個焦點。
三、手機媒體的創新
截至2014年12月,我國手機網民規模達5.57億,較2013年增加5672萬人。網民中使用手機上網的人群占比由2013年的81.0%提升至85.8%。《第3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手機視頻用戶數量超過計算機網絡視頻用戶數量,成為收看網絡視頻節目的第一終端,近兩年用戶在PC端收看視頻節目的比例在持續下降,而手機端的比例則在持續上升。這也表明,手機媒體作為新興的媒體,能夠很好地給用戶提供信息服務,手機媒體正日益替代傳統媒體和計算機。手機媒體實踐對傳媒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新聞傳播學上也有創新意義。
1、內容創新:豐富了新聞產品形態
人人都有手機,都有麥克風的時代,UGC使新聞產品形態和內容極大的豐富,傳統媒體報紙可以通過手機報發送簡要的報紙圖文內容,可以通過移動互聯在手機網站上展示音視頻內容,也可以通過手機APP客戶端推送內容;廣播也增加了與受眾溝通的渠道,手機廣播APP客戶端可以隨時接受廣播信號,并且可以收聽任何網絡廣播電臺節目,還可以通過手機廣播APP、微博與節目主持人進行互動,也可以關注廣播微信公眾號;手機電視的發展,可以實現隨時隨地的觀看電視直播,也可以搜索已播出電視內容,電視傳統的線性播出方式缺點得到很好的改進。傳統的媒體都不再拘泥于傳統的新聞報道形態,打破了傳媒界原有的界限,各種傳播媒介之間的融合加強,逐漸走向深度融合,現在媒體著手建立的全媒體運營中心,充分調度各方面資源,全新聞形態產品的展現,給受眾提供了更為全面的感官體驗。
從手機網絡的2G到3G,到了如今的4G,移動互聯網的和手機媒體的發展促使接收新聞信息變得更加方便。全媒體、自媒體等傳播渠道不斷出現,專業新聞生產與用戶自制將同時并存,共同擔當起監視環境的社會責任。
2、傳播方式創新:融合多種傳播類型
手機的通訊具有人際傳播的強大功能,但隨著手機功能的增加,手機媒體也具有了大眾傳播的功能,手機傳播將人際傳播與大眾傳播、組織傳播融為一體,甚至還滲透著自我傳播。手機媒體不僅可以提供線性方式傳播,而且可以提供非線性方式的點播和下載,實現了實時性傳播和異時性傳播的共存,人們不僅可以了解正在的新聞,而且可以了解過去的新聞。
在手機媒體傳播中,信息接受者自主性、選擇性增強,受眾可以自由地選擇和發送信息,信息及時互動得以實現。受眾可以在線收看新聞、電視、電影等多媒體節目信息,也可以分享給朋友,實現人際傳播和大眾傳播的無縫對接。傳受雙方可以迅速實現互動,地位平等。互動性的增強,接入互聯網的手機十分強調互動性,能夠即時實現新聞信息的傳播和受眾的反饋,例如人民日報微博上一條消息,關注的微博用戶都可以收到,不關注的用戶也可以檢索到,并可以點評或轉發,極大地提高用戶和媒體提供者的互動性。
3、理論創新:縮小信息溝
信息溝又稱知識溝,這是由美國傳播學者蒂奇納等人提出的假設,認為隨著大眾傳播媒介向社會傳播的信息的日益增多,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人將比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人以更快的速度獲取這類信息。這樣,兩者之間的知識鴻溝呈現擴大趨勢。而此時的大眾傳播媒介為傳統的傳播媒介,閱讀報紙的文化水平限制、廣播電視的線性傳播及不易儲存性等,無疑限制了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受眾。
但隨著手機媒體的普及,降低了受眾接觸大眾傳媒的門檻,人人都可以成為自媒體,同時,多媒體信息多渠道的傳播,使受眾有了自己選擇、大量接受新聞傳媒信息的可能。這一定程度上可以縮小社會經濟地位造成的信息溝的擴大。首先,手機的技術特性促進了城鄉間信息溝的縮小。其次,手機信息的特性促進了城鄉信息溝的縮小。再次,由于目前一大部分農民擁有功能強大的山寨智能手機,使他們能夠依靠這種單一媒體就可獲得比傳統媒體容量更多的信息。
[關鍵詞]高校新聞傳播學教育研究
新聞傳播教育在我國高等教育中的地位,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突出和重要,高校新聞傳播教育為新聞傳媒業的健康發展所做出的貢獻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巨大、直接與明顯。新聞傳播事業在中國,已成為聯接新聞信息產業和以高科技為特征的傳播技術產業的橋梁,不僅有其經濟效益,而且有著重要的社會效益。我國新聞傳播事業的迅猛發展,給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研究帶來了重大的契機。
一、新聞傳播學的發展特點
1.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相互融合。傳統的新聞學研究有較強的實用性質,但理論色彩較弱。傳播學被引入新聞學界以后,許多傳播學的理論假設和研究方法已成為新聞理論研究的一部分。新聞學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學報,它包括廣播電視、網絡傳播等各種傳播媒體或形態,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的內容,以及廣告、公共關系、媒體經營的研究等等。
這種融合不僅是原來兩個學科的融合,而且與傳媒活動相關的各個學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會學、社會心理學、人類學、法學、經濟學等等,也越來越多地被運用到新聞傳播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中。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相互融合,新傳媒的研究發展迅速。
2.傳媒經營、新聞法治與職業道德成為新聞傳播學的研究熱點。近年來,中國的傳媒處于大整合的時期,各媒體不再僅僅是黨的機關報或國家的廣播電視臺,也是經濟實體和利益單元,報業和廣電業的集團化,傳媒之間的競爭內地傳媒與境外傳媒的競爭,都要求各媒體的負責人懂得傳媒經營。把受眾接受傳媒作為消費行為的研究,將傳媒娛樂視為經營策略考察也納入了傳播經營的理念之中。
隨著中國傳播業近幾年的急速膨脹,傳媒每日每時與社會發生互動,矛盾沖突的頻率上升,新聞官司增加,社會對傳媒職業道德不規范的指責增多。因此,傳媒業自身的法治建設和職業行為的規范化,越來越成為學界關注的問題。近幾年,該研究扎實而有成效,涉及新聞官司的各個方面,從各種新聞侵權現象到著作權問題,從隱性采訪到隱匿權、更正與答辯,就論證的范圍而言已經相當全面而完善。
3.輿論監督的內涵發生變遷。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廣播電視,特別是電視(包括衛星電視)的發展速度和規模空前。有的學者從行政、綜合市場、專業市場三個角度看中國電視產業的市場格局,指出中國電視產業的三人發展趨勢:政府導向讓位于市場導向;民營電視業將成為市場上的一支重要力量;電視資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時進行,形成區域性傳播中心。
目前,輿論監督成為與新聞理論、新聞法治和職業道德相關的一個重要學術課題,并涉及到了社會學、政治學和公民權利的研究等等。中國的新聞學從傳統的黨報理論轉向一般新聞學理論,其背景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環境變化,“輿論監督”的內涵發生了變遷。
二、現階段高校新聞傳播專業教育特色的研究
中國的新聞傳播教育已具備相當的規模與條件,也積累了豐富的辦學經驗。只要我們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看問題,堅持以開拓創新的精神辦實事,中國新聞傳播教育的新局面一定能夠開創。
現階段高校新聞傳播專業教育的研究當中,關于教育特色的研究最為重要。怎樣形成高校新聞傳播專業的特色呢?首先,要充分依托自己學校的特色,根據自己學校的性質地位和特點來辦專業。這樣才能把專業和學校緊緊融合在一起,充分集中和整合學校的所有學科的優勢,揚長避短,突出自己專業的特色。比如一所體育學院的新聞傳播專業,就正好從體育上做文章,努力探索體育新聞辦學的途徑,著重在培養優秀的體育新聞從業人員上突出特色。其次,要充分考慮自己學校所處地區、城市的特點,發揮地區優勢,突出地區特點,在區域文化、社會、經濟發展上做文章,緊密與當地黨政部門和新聞傳媒單位結合,辦出自己的專業特色。如一些地方民族大學的新聞傳播類專業,就可以充分發揮少數民族地區的特有優勢,在民族新聞的教學與研究中獨樹一幟,為我國少數民族地區新聞傳播事業的發展做出有特色的突出貢獻。第三,要充分調動本專業教師的積極性,發現與培育教師們有特點的教學與科研新經驗、新成果,不斷努力在新聞傳播領域的某一方面、某一項目、某一課題上,做出新的突出的研究成果,并以此為契機,不斷培育出特色。第四,突出特色,還要善于和勤于在辦學中不斷總結與積累經驗,每學期、每學年都要認真回顧一下在辦學中哪些事情是做得好的,哪些地方還有不足,師生們的反映如何,新聞傳媒界和社會的反響如何,從而去發揚和推廣好的辦學方法、模式與經驗,克服與改進不足之處。
綜上所述,我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是一項正在蓬勃發展的事業,其前景十分廣闊、光明。但同時,也面臨著十分激烈的挑戰與競爭。常有一句話叫“不進則退”,實際上現在的情況是,進步慢了,也是后退。因此,我們一定要以只爭朝夕、爭分奪秒的精神,努力發展新聞傳播教育。我們一定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不斷推進教學科研改革,為培養更多優秀的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新聞傳媒人才,不斷做出新的更大貢獻。
1.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不斷拓展最初的新聞傳播學研究僅局限于個別學者,而且是零星的、述評式的。研究者當中,業界、學界平分秋色,各擅所長。盧惠民發表在《新聞研究資料》1990年第2期上的《漫步新聞書林——1979至1988年新聞學書籍出版評述》是較早的研究文章。作者將1979年到1988年10年間我國公開和內部出版發行的近千種新聞類圖書分為新聞基礎理論等10大類,在肯定新聞史和新聞理論研究比較扎實的同時,也指出了新聞出版作品過熱、重復出版、抄襲作品冒頭等問題,并分析了原因。曹鵬也是較早涉足這一領域的學者。他先后在中華傳媒網(1997年)與《新聞出版報》(1998年)連載過“報業書話”,多達20余篇,這是國內最早系列評介新聞專業圖書的文章。此外,2000年前后他在《新聞三昧》《新聞實踐》與《新聞記者》都發表過長文,重點評介媒介經濟學專著。在整個20世紀八九十年代,由于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數量并不大,因此研究僅限于個別學者,沒有太多人關注。進入21世紀以來,研究的重要性開始顯現,相應成果也明顯增多。
陳力丹和童兵是較為系統研究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的學者。陳力丹于2002年、2003年發表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出版概述》同題文章,在對上一年度的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總體評價后,再對主要著作進行點評。自2006年起,他每年出版一本《解析中國新聞傳播學》,內容涉及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如《解析中國新聞傳播學2009》,其中有一節內容為《回歸新聞學本體——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新聞理論教材結構的變化》。自2006年開始,復旦大學出版社每年推出一部由童兵主編的《中國新聞傳播學研究最新報告》,該報告梳理和評介該年度的新聞傳播學科研究概況和成果,包括這一年的研究重點與熱點、主要研究領域、重要代表性論文及觀點、重要學術會議和公開出版的著作及教材等。這些述評既有利于梳理新聞傳播學發展的脈絡,又對讀者起到了導讀作用。近年的一些研究者不再局限于整體述評,注意從不同視角切入,分門別類、多角度進行分析,這有益于研究的深入。如王彤、陳貝貝分析了傳媒類圖書的特點,認為各出版社定位的相似性導致了傳媒類圖書市場不僅存在數量上的短缺,而且存在結構性短缺,敏銳地指出“傳媒類圖書成長期更可以體現出出版社對傳媒類圖書品質的敏感度和品位的把握度,甚至是對戰略智慧的考驗。此時,出版社對市場的細分、對目標市場的選擇和定位就顯得至關重要”。張濤甫、章永宏則指出新聞傳播學著作的出版繁榮主要表現為中低端市場的繁榮,尤其在教材出版領域呈惡性競爭之勢。韓雋通過對國外新聞傳播學教材的使用,同時比照國內同學科教材的內容、風格、定位以及總體理念,歸納了國外新聞傳播學教材的形態機理特點。劉鴻英則通過對中美兩國新聞學/傳播學權威教材內容的比較和分析,指出我國高校新聞傳播教學和教材存在的不足及改進的建議。
2.研究方法從定性研究走向定性定量研究相結合20世紀90年代之前少有的運用統計學方法進行定量分析的學術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如許欣根據文獻計量學原理,對中國大陸傳播學專著出版數量、主題內容、譯著、譯著國別、合著率、核心著者、多產出版社等進行了分析研究,力求發現中國大陸20余年來傳播學研究的一般狀況和特點,同時分析存在的問題和不足。殷琦根據計量經濟學原理對2002~2006年國內出版的譯著進行文獻檢索與統計分析,描述了譯著的總體概況,并歸納與分析了譯著的研究主題與研究方法,以期展現在此5年內我國譯著的導入情況,以及導入過程中所反映出的我國學者的研究取向與研究視野。錢玲飛、孫輝對CSSCI中新聞傳播學論文引用圖書的出版社進行統計,列出被引次數前100名的出版社,將這些出版社按綜合出版社、大學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專業出版社、教育出版社、地方和機構出版社以及其他出版社7類進行分析,得出對新聞傳播學最有學術影響力的出版社主要是綜合類出版社和大學出版社的結論;對新聞傳播學引用次數排名前10位的出版社進行分析,得出人民出版社和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圖書單本被引最多的結論。將被引次數排名前20位的出版社列為核心出版社,并對其特點進行分析。蘇新寧(2011)對CSSCI中2000~2007年新聞傳播學論文引用圖書情況進行統計,選出本學科中被引次數相對較多的197種圖書。該研究對于分析新聞傳播學圖書學術影響力很有幫助。
3.新聞傳播學說史研究與圖書出版研究互相借鑒學說史很大程度上有賴于對學術著作出版的研究,通過學說史又可以了解到代表性著作的出版,以及重要作者在學說發展史中的地位和貢獻。但圖書出版研究不同于學說史,二者價值評判標準不盡一致。最根本的一點是,學說史是以學術為本位,出版研究則是以讀者為本位。另外,出版研究具有更多元的視角,如影響出版的各項政策、閱讀心理等各種因素,出版機構與讀者研究等。新聞傳播學說史的研究目前已經較為充分,專著主要有徐培汀的《中國新聞傳播學說史》(2006),丁淦林、商娜紅的《聚焦與掃描:20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研究》(2005),謝鼎新的《中國當代新聞學研究的演變——學術環境與思路的考察》(2007),童兵的《中國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報告(1978~2008)》(2008),王怡紅、胡翼青的《中國傳播學30年(1978~2008)》(2010)等。我們從這些著作可以了解到新聞傳播學專著和教材出版的大致情況。其中徐培汀的著作不僅對新聞傳播代表作進行了比較客觀的點評,也對作者作了較為詳細的介紹。謝鼎新的著作重點在新聞學研究演變的路徑,其中關于“研究主體的構成與研究風格”類似于作者研究,用實務派和學院派對學者進行歸類,還分析了研究主體風格與地域文化的關系、新聞學研究人員構成的代際關系等。這些內容令人耳目一新,也說明從出版學角度研究學說史可以拓寬視野,使研究更加深入。
此外,書目研究較為充分,如1988年新華出版社出版、由林德海主編的《中國新聞學書目大全》,收錄了從1903年至1987年我國出版的新聞學書目1900多種。2008年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由周偉民主編的《中國新聞傳播學圖書精介》,更是收錄新聞傳播類圖書近5000種,上自1903年我國首部新聞學著作,下迄2005年百年間有關新聞傳播類圖書,主要包括專著、教材、論文集、譯作、工具書等。自1982年始歷年出版的《中國新聞年鑒》也辟有新書簡介專欄,提供上一年出版的新聞傳播類書目,并對部分重點圖書做選介。書目研究對于梳理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大有裨益。清代學者王鳴盛在其所著《十七史商榷》卷一的第一條就標明說:“目錄之學,學中第一緊要事,必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在卷七《漢書敘例》條中又重申其義說:“凡讀書最切要者,目錄之學。目錄明,方可讀書,不明終是亂讀。”
二、我國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研究不足分析
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研究成果顯著,不足也很明顯。其不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缺乏系統性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已有上百年的歷史,尤其是近10多年相關著作呈現激增局面,但該領域的圖書出版尚未被當作出版專史予以全面梳理,因此從已有的研究著作中看不出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在出版史當中的地位和作用,亦很難發現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的規律。總體上看,對圖書內容評介的多,對出版與社會文化及閱讀心理研究的少;對作者評介的多,對出版機構、編輯和讀者研究的少。在文學、社會學等領域,研究該學科出版專史的博士論文或專著已有不少,而新聞傳播學作為一級學科,圖書出版有上百年的歷史,理當有系統全面的研究著作。
2.缺乏足夠的理論支撐,研究方法單一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研究有必要引入出版傳播學、社會心理學、文化史等理論,才能把新聞傳播學圖書出版納入歷史文明進程中進行考察,重點關注出版傳播系統的整體性、出版與社會環境、傳播要素間的關聯性,并把握好圖書傳播的個性和特征,這樣的研究才能具有足夠的深度和廣度。如張仲民從文化史的視角,結合既有的中國近代書籍史研究成果,挖掘了大量清末報紙雜志中的書籍史資料,特別是廣告資料,對以前研究中注意不夠的清末出版的“衛生”書籍——主要是生理衛生書籍、生殖醫學書籍進行了考察,發現這些書籍的廣告及其內容大多將其與身體、種族和國家建立了關系,透過這種修辭策略,它們獲得了出版和應該被閱讀的合法性。此外,研究方法有待改進。雖然近年來引入了傳播統計學的方法,但仍顯得單一,尤其是業界、學界缺乏交流,結論自然片面。如對出版社、圖書和作者影響力的分析,基本上是借助CSSCI,對論文引用圖書進行統計分析,選出被引次數較多的圖書,分析其學術影響力。這種分析得出的結論雖然有一定的說服力,但要更加客觀、全面,還需要運用問卷調查、訪談法、比較研究等多種方法,以反映該領域出版的全貌,得出更加令人信服的結論。
3.概念不明,分類不清,評判標準不一新聞傳播學圖書在人文社科類圖書中,雖然占的比重不大,但相對雜亂。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還是因為新聞傳播學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加之作者學科背景復雜,又有學院派與實務派的分野,研究者的立場、視角,研究的對象以及采用的文本等具有多樣性,因此圖書的學術性與非學術性、專業與非專業、理論型與實務型之間的界限模糊不清,因此新聞傳播學圖書歸類成為一大難題。我們從歷年的《中國新聞年鑒》新書介紹欄目,以及周偉明主編的《中國新聞傳播學圖書精介》等書可以看出種類的龐雜性。沒有哪個學科面臨如此“光怪陸離”的局面。嚴格地講,《中國新聞傳播學圖書精介》收錄的近5000種圖書,相當一部分因為缺乏學術性,或過于偏重資料性和應用性,不能算作“新聞傳播學圖書”,書名冠之以“中國新聞傳播類圖書精介”較為恰當。正因為界限混亂、模糊,研究文章中有“新聞圖書”“傳媒類圖書”“新聞傳播圖書”等多種叫法,實際上這些概念是有差別的。像媒介觀察、采編心得、媒體企業或人物實錄之類作品,屬于傳媒類圖書,但不是新聞傳播學圖書。如肖克•羅斯著《默多克傳:一個王國的誕生》、袁友興著《報業風云:南方都市報經營實錄》等。有些新聞業務和媒介經營管理等方面的圖書既是傳媒類圖書,也可歸屬新聞傳播學著作,二者有交叉重合之處。如杰克•卡彭著《美聯社新聞寫作指南》、約翰•V•帕夫利克著《新聞業與新媒介》等。雖然新聞傳播學圖書歸類十分困難,但作出相對合理的界定是有必要的,否則“放進籃子都是菜”,只會加劇混亂。如果沒有區分,在價值評判上就只能執行人文社科學術出版的一致標準,而忽視新聞傳播學科及傳媒研究的特殊性。如談到新聞傳播學研究失范的問題時,“缺乏規范的注釋、引文”常為人所詬病。但如果它是偏重實務的傳媒類或新聞類圖書,沒有注釋也未嘗不可——暨大新聞學院院長、南方報業集團原董事長范以錦根據實戰經驗寫的《南方報業戰略》,深圳大學特聘教授、原《深圳日報》總編輯辜曉進通過現場采訪寫的《走進美國大報》等書,全書未見一個注釋,但都很有分量,且不失嚴謹。所以,新聞傳播類論文或圖書要根據內容和作者背景予以細分,執行不同的評判標準,否則不僅影響到圖書的價值評判,也影響到學術評判和作者評價。
三、結語
1.1充分發揮實驗室教學、科研、服務的三大功能與學術型研究生相比,專業碩士生更重視實驗課程。雖然學術型研究生也有一些類似的實驗課程,但教學效果的優劣往往不會引起教師和學生的足夠重視(重視程度甚至低于本科生),有些甚至流于形式。原因在于其更重視理論和學理性的探究,技能性的課程只是了解一下而已。專業碩士生則不同,學會技能是其就業的“看家本領”之一,因而學生和教師都格外重視。實驗室精良的設備、完善的服務、科學規范的管理為教師課堂演示、操作和學生實際模擬、操作提供了客觀條件。實事求是地說,良好的實驗教學是培養新聞傳播學專業型碩士的重要硬件之一。實驗室也是完成科研成果的重要場所。專業型研究生可以承擔或參與媒體或導師的部分課題,并在實驗室完成。教師的涉及實驗的課題也可以在實驗室完成,甚至本科生的有關傳媒的課題絕大多數也是在實驗室完成的,傳媒實驗室是學生和教師科研成果的重要出產地和科研的基本場所,為學生和教師的科研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實驗室也同樣很好地發揮了服務的功能。除了服務師生的教學科研以外,至少還包括對內和對外兩個服務。對內,專業型研究生可以在本校的新聞中心兼職做主持人、編輯、記者,通過策劃、采訪、攝像、剪輯、制作、播出等環節,展示了學校的風貌,豐富了校園文化生活,服務了學校的精神文明建設。對外,專業型研究生可以把實習崗位的部分工作轉移到實驗室來做,或是承擔的媒體的課題也拿到實驗室來完成,這既緩解了社會媒體的資源緊張狀況,又使社會媒體受益,同時也達到了服務社會的目的。
1.2專業碩士生有研究成果,增加了學生就業前自信心相對于學術型的碩士來講,專業碩士生似乎更容易在媒體找到工作。這是因為媒體固然需要學有專長的研究人員,但更需要上手快、會操作的復合型人才,且這部分人占媒體聘用人的大部,如編輯、記者等。專業型研究生在實驗室制作的作品,可以參加省里組織的“DV作品大賽”、“專題片大賽”、“圖書裝幀設計大賽”、“雜志封面大賽”、“廣告創意大賽”、“網頁制作大賽”等,獲獎作品可以作為就業求職的成果,用人單位自然愿意錄用有成果的應聘者。也就是說,在學校就實現了由“校園傳媒人”向“社會傳媒人”的轉變。專業碩士生有自己的獲獎成果,就為求職增加了自信心,增加了“命中”的可能,從而緩解了以往許多研究生由于手里沒有“過硬的成果”,面對用人單位的種種提問,倍加忐忑的尷尬狀況。
1.3倒逼了導師的實踐能力專業型研究生的實驗課一部分由校外實踐型導師來上,但大部分實驗課是由校內理論型導師和一部分非導師來上。校內導師一般理論水平較高,但媒體實踐經驗、操作技能相對缺乏,帶學術型的研究生還能湊合過關,帶專業型的研究生就明顯地表現出自己的缺陷和短板。因此導師必須適應專業碩士生的培養要求,強化技能。新聞類的實驗課要掌握電視片的拍攝、剪輯、配音、制作等全部技能。傳播類的實驗課要掌握廣告的設計和制作,圖書的裝幀設計、排版和印刷等技能,報紙、雜志的排版,雜志的封面設計,網頁的制作等相關技能,這對學術型的導師來說并非輕而易舉的事情,需要虛心學習并付出艱苦的努力才能達到。專業碩士生的培養目標倒逼理論型導師強化自己的實踐技能,使導師自身實現了理論和實踐的雙贏。
2新聞傳播學實驗室在專業碩士生培養中的實施方案
2.1實驗室的配備要實現全媒體模擬培養職業型、復合型、應用型的人才,沒有裝備精良的實驗室是難于奏效的,實驗室必須達到一定的規模和水平。一是從規模上看,實驗室要實現全媒體模擬。也就是說媒體有什么設備,實驗室也要有什么設備。媒體大體有哪些工作流程、工作環節,實驗室也需要具備同樣的工作流程、工作環節,只是程度、精準度不同而已。二是從水平上說,實驗室設備的型號、參數、配置要與現代媒體同步,至少要不低于當下媒體的水平。具備了這2個要件,學生才能把媒體的工作拿到實驗室來做,才能實現媒體與實驗室的“兼容”。實驗室的全媒體模擬,為相關高校提出了硬性要求,相關高校要高度重視,舍得投入,要像建設工科實驗室一樣建設新聞傳播學實驗室。如果仍然沿用培養學術型研究生的方法來建實驗室,專業碩士生的培養目標便無法實現。
2.2完成平時作業、結課成果和社會實踐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是對專業碩士生考查的重點,因而教師在布置平時作業和結課成果時,一般是選一些實踐性較強的題目供學生選擇,既可以是媒體或導師課題的一部分,也可以自擬題目完成一項應用性的成果,而這些都是在實驗室完成的。實驗室又為專業碩士生進行社會實踐提供了重要平臺和必備條件。學術型研究生的社會實踐往往流于形式,甚至個別研究生找個單位開個證明蒙混過關。專業型研究生的社會實踐就不能敷衍了事,必須扎扎實實做好。依托實驗室這個平臺可以很好地完成社會實踐的任務。實驗室既是學校的一部分,也是社會的一部分,專業型研究生可以在學校的新聞中心兼職,擔任主持人、編輯、記者,通過在實驗室拍攝制作節目,為校報、雜志社排版,承擔校報和雜志社的部分編輯任務,設計、校園公益廣告等社會實踐活動,使研究生親身感受校園傳媒的實際情況,增長見識,積累經驗,為進入社會媒體崗位實習打下基礎。
2.3完成畢業論文專業碩士生的畢業論文大致分為畢業設計和調研報告2類。其中畢業設計可以采取“作品+報告”的形式,如新聞學專業的可以是“新聞調查片+報告”,廣播電視學專業的可以是“專題片+報告”,廣告專業的可以是“廣告設計+報告”,編輯專業的可以是“圖書裝幀設計+報告”等,這些離開了實驗室是難于完成的[9]。調研報告可以以媒體在工作中或管理中遇到的實際問題作為選題,重點考查研究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調研報告不僅要有調研采訪,更要有相關數據資料的統計分析,這些內容也離不開實驗室。實驗室是畢業論文的出產地和加工廠。
2.4吸納社會資源,建立聯合培養基地為保障新聞傳播學實驗室在專業碩士生培養過程中的長遠發展,學校要樹立服務意識,切實加大投入,提供和保障開展實踐的條件。如實驗室與社會媒體建立聯合培養基地,為學生學習、實踐、創業等提供良好條件;吸納和使用社會資源,建立“實驗室+媒體”聯合培養基地,聯合培養專業學位碩士研究生,這是實驗室在專業碩士生培養過程中需持之以恒的長效機制[11]。另外,聯合培養基地不能僅僅停留在表面文章上,應該在掛牌之后切實發揮基地的培養作用。導師在平時作業、崗位實習以及畢業論文等多個環節要加強和社會媒體培養基地的合作,多吸納先進的社會經驗,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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