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藥發展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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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發展創新范文第1篇
中國首部《中醫藥法》已于2017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醫藥法》以保護、扶持、發展中醫藥為宗旨[1]。其最大的亮點在于將中醫藥幾十年探索、發展有益的經驗、政策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將人民群眾對于中醫藥的期盼和要求用法律形式體現出來，對中醫藥行業發展具有里程碑意義。作為風濕病的從業者，本文淺談在新形勢下如何把握機遇、迎接挑戰，進而促進中醫風濕病學的發展。
1規范風濕病的診療行為
風濕病是常見的慢性炎癥性疾病，經規范治療多能恢復正常生活。但未經規范治療危害大，輕者會出現關節痛，影響日常生活；嚴重者會導致畸形或者殘疾，甚至威脅到生命健康[2]。中醫藥治療風濕病歷史悠久，積累了豐富的防治經驗，并有明顯的療效，受到了廣大患者的歡迎[3]。然而不少“江湖游醫”抓住患者心理，以祖傳秘方、偏方進行虛假廣告宣傳，并私制療效不確切、毒副作用不清楚的藥物，患者受誘騙前往就醫，致使病情延`，造成患者健康和財產的雙重損失，同時也讓中醫蒙受不白之冤。《中醫藥法》第53～59條加大了對中醫藥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針對非法執業、違規廣告等行為制定了明確的法律責任。當然對于確有專長的民間醫生，《中醫藥法》第15條規定經人民政府中醫藥主管部門組織實踐技能和效果考核合格后，可取得中醫醫師資格。因此，一方面應當以《中醫藥法》為準繩打擊各種風濕治療的虛假廣告，維護廣大風濕患者醫療安全；另一方面要發揮中醫藥優勢，提高中醫藥服務能力。通過監督與能力提升，方可實現中醫風濕病的規范診療。
2創新風濕病的防治理論
《中醫藥法》第3條提出：“發展中醫藥事業應當遵循中醫藥發展規律，堅持繼承和創新相結合，保持和發揮中醫藥特色和優勢，運用現代科學技術，促進中醫藥理論和實踐的發展。”歷代中醫對風濕病的診療是百家爭鳴，各有長短，應汲取歷代中醫防治風濕病的精髓，參考風濕病的新進展，依據臨床研究成果，對中醫風濕病的理論與實踐進行創新和發展。
2.1痹邪理論中醫學稱風濕病為“痹病”，歷代醫家認為其基本病因是正氣虧虛，風寒濕邪乘襲發而為病。痹病由風寒濕三氣雜合而誘發，還需與五體相合，與五臟之形氣相合才會形成痹[4]。其中尤其強調“合”的重要性，不與之相合則不為痹。合于皮肉脈筋骨則分別為皮痹、肉痹、脈痹、筋痹、骨痹（五體痹），合于五臟則為心痹、肺痹、肝痹、脾痹、腎痹（五臟痹）。上述是中醫對風濕病病因病機的傳統論述，有學者提出“痹邪”致病理論[5-6]，認為臟腑虧虛，營衛之氣不和（負責防御機能），遭風寒濕等外邪入侵，兩者“相合”，形成新的病理產物――“痹邪”，此痹邪又成為致病關鍵因素；由于它是由正氣與外邪“相合”而產生，與防御因子在“形”上有著很大的相似性，不易被機體的防御因子識別，加之賦予外邪特性，無孔不入，或痹于臟腑而致五臟痹，或痹于五體而成五體痹。
從免疫學角度看，風濕病多由自身抗體介導的各種免疫復合物，沉積在組織及器官誘導免疫炎癥而致病。痹邪類似于自身抗體，外感風寒濕后，引動伏留體內的痹邪，致使津停為濕，濕聚為痰，血滯為瘀，邪郁化熱，形成內生痰、濕、瘀、熱等病理產物混雜（類似抗原抗體復合物），侵犯臟腑而致病。發于皮膚類似硬皮病，發于肌肉類似多發性肌炎，發于肌腱類似強直性脊柱炎的跟腱炎，發于血脈類似血管炎，發于骨類似骨關節炎。風濕病屬于系統性疾病，可累及內臟，如肺間質病變、肺動脈高壓、肝功能損害、蛋白尿、胰腺炎等，與中醫的五臟痹類似。可以說“痹邪”架起了中西醫溝通的橋梁，是中醫風濕病病機理論的創新，這一理論也獲得很多學者的支持[7-8]。
2.2痹邪論治
2.2.1扶正祛邪風濕病多以外感風寒濕邪為始動病因，形成的痹邪可伏留體內，每遇外邪反復發作。臨床上不少控制穩定的風濕病常因感染而復發，長期的免疫抑制劑治療又可使免疫功能下降，容易感染，導致風濕病的控制難度加大。外邪侵襲是首因，故及時解表祛邪是治療的首要任務，《傷寒雜病論》記載了系列方藥，如麻黃加術湯、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桂枝芍藥知母湯等[9]。對于深伏于內的痹邪，除祛風除痹從表而解外，尚需扶陽氣，充腠理，緩緩蒸發，通暢營衛，致風濕盡去。四神煎是代表方劑，該方重用黃芪補氣發汗，使深伏于內的痹邪隨汗而解，豐富了汗法應用[10]。此外，玉屏風散、黃芪桂枝五物湯、補中益氣湯等均為益氣扶正之品。氣虛傷陽者致陽氣虛弱，扶陽醫家鄭欽安認為陽氣不足，百病重生，代表方劑如烏頭湯、麻黃附子細辛湯等。吳生元[11]善用川烏、草烏治療風濕病，獨樹一幟。
2.2.2調理臟腑調理臟腑可祛除痹邪，一方面是因為痹邪可侵擾五臟，如狼瘡性腎炎，風濕擾腎是其重要病機，從風濕擾腎角度論治可為腎病的辨治提供新思路[12]。另一方面通過恢復臟腑功能，提高正氣抗邪能力，以改善人體免疫功能的紊亂狀態，減少風濕病的復發。此外臟腑功能的恢復促進了氣、血、津液的運行與代謝，有益于痹邪等病理產物的消除。例如，臨床上抓住口干、眼干是干燥綜合征的主要癥狀，認為肝胃郁熱是該病的重要病機，采用清胃瀉肝、撤熱存津法治療，不僅有不錯的臨床療效，而且部分患者的抗核抗體、抗SSA抗體、抗SSB抗體等能轉陰[13]。王承德[14]提出“痹必夾濕”，認為痹始于濕，病機于濕，變生于濕，治難在濕，強調治療風濕病應首重脾胃，以健脾化濕為治療大法。焦樹德[15]認為腎督陽虛是強直性脊柱炎的基本病機，根據臨床癥狀提出了以補腎祛寒治?短牢?基礎的補腎強督治法。金實[16]認為津液輸布失常是干燥綜合征的關鍵問題，提出從宣肺布津論治干燥綜合征。上述均是通過審證求因、謹查病機、明辨臟腑而祛除痹邪的。3發揮中醫的臨床優勢
3.1以循證醫學彰顯中醫臨床優勢《中醫藥法》第41條提出：“加強對常見病、多發病、慢性病和重大疑難疾病、重大傳染病的中醫藥防治，以及其他對中醫藥理論和實踐發展有重大促進作用的科學研究。”臨床療效是中醫生存和發揚光大的源動力、生命力和推動力[17]。中醫風濕要走向世界，首先要依靠有療效優勢的臨床研究，不能自我陶醉。然而歷代醫家對中醫的療效更多地基于個體診治經驗，無統一標準，嚴重影響了中醫臨床療效的評價和技術推廣。目前，中醫風濕的前瞻性、多中心、大規模的臨床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因此迫切需要加強中醫風濕病的循證醫學研究。也有學者認為中醫是辨證論治（個性化治療）不適合循證研究（標準化治療），兩者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鑒于風濕病以慢性病為主，多具有基本病機，圍繞基本病機（共同規律）是可以開展臨床療效評估的，只有將多中心的隨機對照、隊列研究等引入中醫風濕病的臨床研究中，才可能獲得療效的確切證據，才能讓醫生心里有底，提高診療的自信心，尤其是年輕醫生。
3.2借鑒精準醫學理念發揮中醫臨床優勢精準醫學是以實現精準的風險預測和精準的疾病分類、診斷及治療，制訂具有個性化的疾病預防和治療方案為目的。加強中醫藥的精準醫學研究，是推動中醫藥創新發展的重要動力[18]。為此需要借鑒精準醫學的思維開展風濕病的中醫臨床研究，以弘揚中醫藥自身的特色和優勢。如痛風急性期以濕熱證為主，為了證實我科痛風合劑的療效，我們采用多中心、隨機、雙盲對照臨床研究，結果發現其有效率為94.36%，顯控率為66.19%。從顯控率看，仍有30%的患者未達到理想的效果，傳統中醫更多地將療效不佳的原因歸咎于醫生的辨證問題上，這是片面的。現代化學藥臨床療效有異質性，中藥也應當存在類似的差異，這是被中醫臨床忽視的關鍵問題。為此我們選取痛風急性期患者以痛風合劑進行治療，開展了自身前后對照的療效觀察，以顯控率為標準分為2組，對療效影響因子進行逐步回歸分析，篩選療效的影響因素，結果發現痛風并發癥、治療前使用非甾體抗炎藥、飲酒頻率、發作頻率和紅細胞沉降率是影響療效的主要因素（文章待發）。提示臨床上對伴有上述影響因素的患者，建議采用中西醫結合治療，可提高臨床療效；或者說篩選出痛風合劑的適宜患者，減少治療的盲目性，逐步實現痛風的中醫分層治療，這即為我們基于精準醫學理念開展的新探索。
4創新抗風濕中藥的研究思路
醫院制劑是根據醫生和患者需要配制的制劑，具有較強的針對性[19]。近10年來，院內中藥制劑大幅萎縮，嚴重制約了中醫臨床療效的提高。所幸《中醫藥法》第31～32條為院內制劑指明了方向，如國家支持應用傳統工藝配制中藥制劑，僅應用傳統工藝配制的中藥制劑品種，向所在地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備案后即可配制等。風濕病屬于慢性病，需要長期服藥，研發中藥新藥周期太長，院內制劑的價值就不言而喻了。
開發抗風濕院內中藥制劑要選準方向，首先，川烏、草烏是治療風濕痹病的重要藥物，其藥性大辛大熱，可以驅下焦之陰，而復上焦之陽，臨床散寒止痛療效顯著[20]。然而它們都具有一定的毒性，這種毒性受產地、炮制、藥物配伍等影響，正是擔心其毒性，臨床醫生使用很少，即便選用劑量也很小（3～9g），可能達不到治療目的，以致這一有效的抗風濕方法遭到埋沒。烏頭湯是治療風濕寒痹的經典方劑，如能深入研究烏頭湯藥效成分、毒性成分、含量檢測、藥效劑量、中毒劑量、藥動學、藥代學及質量控制等，則有可能為臨床提供安全有效的制劑。其次，蟲類中藥（如蜈蚣、全蝎、螞蟻等）具有鉆透剔邪、搜風通絡、消腫定痛的特性，因此凡屬頑痹，必借蟲蟻之類搜剔竄透，方能使濁去凝開，經絡暢通，邪蠲正復[21]。這類藥物相對烏頭類安全性高，可以開展蟲藥小復方與改善病情抗風濕藥（DMARDs）比較研究，有可能挖掘出與DMARDs療效相當的藥物。最后，祛風濕中藥有上百種，每味中藥又含有幾十至上百種成分，因此，挖掘抗風濕中藥的小分子單體成分或有效部位意義重大。目前，中藥有效成分化合物庫已經建成，相關研究技術逐步成熟[22-23]。風濕疾病靶蛋白的研究在不斷深入，因此完全可以采用化學信息學技術，如分子對接進行中藥有效成分的篩選，然后可在細胞模型上進行高通量的驗證，進而在動物模型上開展臨床前研究[24]。若人們能成功研發出新藥，必將對風濕病的治療產生深遠的影響。
5風濕病中西醫結合的創新探索
《中醫藥法》第38條指出：“加強中西醫結合研究，促進中醫藥理論和技術方法的繼承和創新。”中西醫結合基本原則是優勢互補、取長補短，在此基礎上爭取理論上的結合[25]。DMARDs是治療類風濕關節炎（RA）的主要藥物，然而起效慢是其不足；在治療早期，如何迅速改善患者關節腫痛是RA治療中的疑難問題，常用非甾體抗炎藥或小劑量糖皮質激素，由于胃腸或心血管不良事件而受到限制[26]。另外還有少數患者雖經足量、足療程治療，甚至炎癥指標已經恢復正常，依然存在關節腫脹。臨床上我們常用加味四神煎進行治療，該方重用黃芪為君，補氣發汗，鼓動衛氣，驅邪外出，輔以遠志、石斛、牛膝、金銀花，氣足汗出，使深伏于內的邪氣隨汗而解。我們評價了加味四神煎治療RA急性活動期的臨床療效，在常規DMARDs基礎上，配合加味四神煎治療，療程1個月，結果發現加味四神煎能明顯改善RA的臨床癥狀，這就為加味四神煎聯合DMARDs治療RA活動期提供了臨床依據（文章待發）。
以系統損害為主的風濕病，如系統性紅斑狼瘡，中、重度患者常需要激素治療，糖皮質激素為腎上腺皮質所分泌，從激素的作用及副作用分析推斷其具有“純陽”之性。生理劑量下有“少火生氣”作用，在超生理量長期使用的情況下，此“純陽”之藥易“陽盛耗陰”，出?F食欲亢進、面赤身熱、心煩少寐、盜汗、舌紅、脈細數等陰虛火旺之象（激素副作用）[27]。伴隨著激素的減量，由于助陽作用力減弱，易出現腎陽虧虛之證，表現為形寒怕冷、面浮？白、肢冷便溏等癥狀。現代研究表明，長期大劑量使用激素可引起下丘腦-垂體-腎上腺（HPA）軸抑制，導致腎上腺萎縮，而在激素減量至維持期不能恢復正常水平可能是疾病易復發的重要原因[28]。因此，辨證論治應抓住腎虛這一關鍵問題，著重調整腎之陰陽平衡，以“壯水之主，以制陽光”之法干預激素副作用；“益火之源，以消陰翳”之法促進腎上腺皮質功能的恢復，以提高撤減的成功率，稱為補腎序貫療法[29]。大量的基礎研究表明，滋陰瀉火藥可減輕大劑量激素引起腎上腺皮質抑制；在激素撤減過程中，溫腎藥可促進腎上腺皮質恢復[30-32]。我們在臨床上采用補腎序貫療法為激素的安全應用起到了保駕護航的作用，這就是將HPA軸與腎虛在臨床應用上的理論融合。
中醫藥發展創新范文第2篇
【關鍵詞】集團企業資金管理狀況資金管理模式分析 創新與啟示
近年來，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發達的信息技術和有效的資源配置，使競爭進一步加劇。集團企業資金管理中存在的問題也愈加突出，提高資金管理水平已成為多數企業集團的共識，并日益成為學術界和實踐研究的焦點，探索處于國際市場的發展環境，借助發達的
信息技術，采取有效的管理方法，促使企業集團的資金管理模式符合企業的市場變化和戰略發展方向。
一、 集團企業資金管理狀況
組織層次復雜，管理鏈條過長。從宏觀上看，我國企業還面臨尚不發達、不夠健全的金融市場體系，在這種環境下難以有效地監控集團內部成員企業的經營活動。目前集團資金管理存在的主要問題有：
1、信息失真，難以為科學決策提供依據。
由于集團公司的母公司與子公司之間、子公司之間或公司內的管理部門之間信息嚴重不對稱和不集中，或者由于集團公司管理技術和手段落后，信息衰變程度嚴重，導致集團公司的高層決策者難以獲取及時、準確、完整的財務信息。信息的不透明、失真，還侵犯了政府、公司股東、債權人、公司員工等眾多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可能影響政府宏觀管理和社會監督的效果。很多集團公司的監督約束機制不健全，有些集團公司資金的流動與監督控制嚴重脫節，此外某些集團公司中，對子公司的監控約束機制不完善，造成集團公司整體資金管理混亂、資金運作效益低下，甚至導致公司資產遭到嚴重侵蝕。
2、資金運作效率低下。
集團公司資金集中管理的需要和內部多級法人子公司資金分散占用的矛盾已成為現階段集團公司財務資金管理中最突出的問題。企業內部資金整合不夠、散亂，使資金運作效率低下。
二、集團企業資金管理模式分析
集團企業資金管理模式有傳統的統收統支、撥付備用金等管理模式和現代較流行的結算中心、內部銀行和財務公司管理五種模式。
（一）統收統支模式
統收統支模式是指集團一切現金收付活動都集中在企業的財務部門，各支機構或子公司不單獨設立賬號。當集團公司把下屬公司看成本中心時，多數采用該種資金管理模式。這種模式有助于企業全局收支平衡的實現，提高資金周轉效率，便于控制，但不利于調動各層開源節流的積極性，從而影響集團企業經營的靈活性，降低了財務活動的效率。它屬于一種絕對集權的資金管理模式。
（二）撥付備用金模式
撥付備用金是指集團公司按照一定的期限統撥給所屬分支機構和子公司一定數額的現金，備其使用。待到各分支機構或子公司發生現金支出后，持有關憑證到集團公司財務部報銷以補足備用金。這種資金管理模式是集團公司對下屬子公司和事業部采用的資金管理模式，適用于生產不同產品的下屬公司和資金流量較大、但流動規律性較差的下屬公司，屬于一種資金有限集權管理模式。相對于統收統支而言，撥付備用金方式盡管依然是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但具有了一定范圍的靈活性。
（三）結算中心模式
結算中心通常是由集團為內部各子公司設立的，主要辦理內部各成員或子公司現金收付和往來結算業務的專門機構。可設立于財務部門內，也可作為獨立運行的職能機構。這種模式適用于集團所屬法人企業的資金集中管理，也適用于集團內部的項目部或非法人經營機構，甚至一些關聯企業。結算中心方式并不意味著將各子公司的全部現金集中到資金總庫，而是關于資金動員、資金流動和投資等決策過程的集中化，各子公司擁有較大經營權和決策權。
（四）內部銀行模式
內部銀行是將社會銀行的基本職能與管理方式引入企業內部管理機制而建立起來的一種內部資金管理機構，主要職責是進行企業或集團內部日常的往來結算和資金調撥、運籌。這種模式適用于具有較多責任中心的企事業單位、集團企業、中型實體性企業、事業單位和控股型總公司等，一般不推薦小企業或責任實體少的企事業單位使用。設立內部銀行是在集團內部的資金管理中引入一種模擬的銀企關系，集團與各分子公司是一種貸款管理關系。
（五）財務公司模式
財務公司是一種經營部分銀行業務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其經營范圍除抵押放款以外，還有外匯、聯合貸款、包銷債券、不動產抵押、集團企業理財及投資咨詢等業務。財務公司大多是在企業集團發展到一定水平后，作為企業集團的子公司而設立的，還負擔著集團公司的部分銀行職能和理財任務。見下圖：
財務公司是獨立的法人企業，與其他集團公司的子公司的關系是一種等價交換的市場競爭關系。另外集團對各子公司的現金控制是通過財務公司進行的，集團經營者不再直接干預子公司的現金使用和取得。這種資金管理模式適應于對集中控制要求不高的集團企業。
（ 六） 分析評價
以上五種集團資金管理模式均有其存在意義和價值，分別針對企業集團的不同發展階段和發展規模來設計，加強對集團資金的科學管理是其核心內容。但各種模式各有利弊，各集團企業需根據自身的特點和未來發展要求來考慮選擇資金管理模式。它們之間的對比分析如上表所示：
三、集團公司資金管理模式創新與啟示
目前，國外集團企業特別是跨國集團企業已普遍采用資金集中管理。國外企業集團資金管理主要有委托貸款模式、資金池模式、資金集合模式、資金管理中心模式等幾種模式形式。隨著各方環境的變化，網絡銀行的出現與發展、企業債券市場、外匯資金管理等等也將對集團公司資金管理模式的影響進一步加深。雖然國內企業集團的部分資金管理模式與國外的趨同，但兩者仍在運用廣度和深度、運行機制、政策法規限制等方面存在差異。因此有必要比較分析，借鑒國外先進經驗，促進我們的資金管理模式更成熟完善。
從國內外資金管理模式整體來看，國內的統收統支模式和撥付備用金模式有中國自己的特色，國外基本不采用；國外企業集團采用的委托貸款模式在國內作為銀行的中間業務對國內企業集團辦理，但是這種方式手續比較繁雜，因此在國內不作為企業集團主要的資金管理方法；資金集合模式在國內應用比較廣泛，但一般不單獨采用，國內集團企業往往將這種資金集合與資金結算中心結合在一起使用；資金池模式在國內剛起步；國外的資金管理中心從事的業務是國內資金結算中心內部業務部分，國內的資金結算中心與國外相比功能更為強大；財務公司在國內外都有采用，國外的財務公司比國內的更成熟、完善。國外的資金池模式要求開立虛擬性質的“現金池”總賬戶，總賬戶與子賬戶之間、各子賬戶之間均不涉及資金實物轉化，而國內的資金池則是開立實際的“現金池”賬戶，涉及資金實物轉化并且集團
總部未進行利息分攤，增加了成本。
西方國家企業集團財務公司有準確的功能和業務定位，一般是結合本集團的產業特點，以服務為宗旨配合集團的戰略來定位自己的金融運作，通過特色服務樹立自己的競爭優勢；同時，西方企業集團財務公司一直都非常注重信息化在經營管理、業務流程中的應用。多
年來，他們不斷摸索和實踐，開發各種管理信息系統和業務信息系統。與之相比，我國財務公司信息化手段的應用程度還比較低，與國內金融同業相比，也還有相當的距離。由于各集團企業在外部環境、內部資本結構、管理要求和集團控制力等方面存在著差異，由此導致企業集團出現不同的資金管理模式，但本質都是為實施科學高效的資金管理。
中醫藥發展創新范文第3篇
關鍵詞：中醫藥；創新路徑；原始創新；中國學派；全民健康高速公路
1 知識創新的兩條路徑
通過對中醫藥的知識性質、自主轉型以及未來社會形態的分析和研究，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基本的結論：即從知識的性質和社會發展的趨勢來看，中醫藥在思想、方法、效用、價值等方面是一個巨大的知識庫，蘊藏著無窮的潛力，而且其本身就是知識社會和未來健康社會“發展的一個正式構成要素”，是建設“知識共享”和“健康共享”目標的理論基礎和知識基礎。從基礎著手來規劃戰略發展，將為發揮中醫藥的創新潛力鋪墊通衢大道。
從筆者閱讀過的關于西方學者和中國人自己的著作中，筆者可以作出下面的初步綜合判斷：以知識的性質作為標準，客觀知識占統治地位的時代即將過去，應用意會知識主宰未來發展的時代正在到來。隨著知識觀的變化，人類的精神世界將進入到新的發展階段，“通識”將代替“共識”，并以此為基礎帶動和促進個性化和人性化的知識和技術的創新、普及和應用，實現人類社會的全面發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醫藥知識通過再認識的轉化，將全面實現價值再現。由此我們看到，中醫藥知識創新的戰略路徑已經清晰。
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我國執行的中醫藥知識創新路線實際上是按照將意會知識明晰化的路徑開展的，其基本特征就是以現代科學技術的理論和方法開展對中醫藥理論和技術體系的分析和“重建”。從實踐結果來看，由于現代科學技術具有與生俱來的“知識缺陷”，人們并沒有通過這條路徑取得根本性的理論和技術創新，反而產生了越來越多、越來越大的困惑。
實際上，中醫藥理論體系中的藏象、經絡、精氣神以及中藥的性氣味理論是以宇宙創生的規律為核心構建起來，并對其加以闡釋、摹擬和利用的，屬于意會知識。 而對這種知識的認識只有通過個人的努力才能貫通，外在工具只能是輔的，也只能是工具。在達到工具的極限之后，人們只能通過自身的創造性思維突破極限而獲得新認識，這個創新過程既是意會知識明晰化的過程，在更基礎的意義上也說明明晰知識實際上決定于意會知識。因此，對意會知識的認識、教育和應用是把握知識創新規律的關鍵，而對中醫藥知識體系來說，這個原理即是本體知識的顯現，通過意會而獲得關于整體的知識。
中醫藥知識的特殊之處在于處處和時時不離整體，并一直保持整體知識的性質，其創新路徑就是以意會知識為對象的整體創新。這條創新路徑與單純追求明晰化的創新不同，它以保持知識的整體性為特征和特色，知識的進步依然離不開整體原理。這是中醫藥知識最為令人不可捉摸的地方，也是其作為一種知識體系與客觀化知識涇渭分明的地方。一般來說，人們的創造性思維在達到整體的境界之后使知識向外在化的方向發展，而中醫藥知識創新則相反，一直是整體的自我保持和自我區別，從而產生了中醫藥這個龐大的整體知識體系。由于這個體系具有發展的內在規律，所以它是有選擇地吸收其它不同門類的知識進入其中，并不絕對排斥外來知識。不過這個選擇吸收的過程表現為明晰知識意會化的過程，不經過這個過程，吸收工作就無法完成。但是，一旦缺少這種創新機制，所謂“開放創新”只是一句空話，這也是多年來中醫藥知識創新的經驗和教訓。
當前，關于意會知識的創新規律只是停留在對創造性思維的研究上，人們注重的是一般關于“悟性”和“靈感”思維的特征，尚沒有從明晰化的舊習慣中解放出來，并導致了傾向于否定中醫藥創新的偏弊。舊的習慣不改變，中醫藥理論創新的任務就不可能完成，中醫藥知識創新戰略就難以實施。相反，加強對中醫藥知識之意會性質的理解、學習和實踐，才能奠定“大醫”的基礎，從而根本解決中醫藥創新發展的關鍵問題。目前我國正在大力實施“六名”戰略，在“名醫、名科、名院、名藥、名店、名廠”的培育和建設中，“名醫”戰略處于核心地位。考察歷代名醫的成長規律，對意會知識的把握和領會是基礎。當前全球正在大力發展文化創意產業，這為中醫藥現代化及其產業發展提供了新路徑，積累了新經驗。借助于意會知識的創新規律，我們就能夠正確處理中醫藥與現代科技的關系，讓中醫藥精神和形象得到真實和沒有“缺陷”的表現。
2 中國學派的崛起
從中醫藥自身的發展歷史來看，《黃帝內經》為人們樹立了一個以哲學思維建構基礎理論并容納百科知識的范例。所謂其中的哲學思維，我們可以表述為以對整體的認識為特征。在這個思維的基礎上，《黃帝內經》積極吸收當時學術的成果，包括道家思想、天道規律、陰陽學說、氣象、物候、地理等，與長期積累形成的醫學經驗相結合而成為中醫學的原典。以現代學術的眼光來看待中醫學，人們經常抱怨中醫學不進步，多少年都是守著原典不肯丟，所以要硬性地與原典割裂，實現中醫藥的現代化。但是，由于人們沒有很好地理解中醫藥不能離開原典的原因，因此也就做不到對癥下藥，至今沒有找到切實可行的措施促進其現代化。
荀子在分析當時各個學術流派時曾經指出各家的通病：“蔽于一曲而黯于大理”，即家家皆有局限，不能達到對整體的認識和把握，所以要“解蔽”。現在看來，荀子的論述依然具有現實意義。通過上述分析可以認為，當前主流知識界的最大弊端在于“知識缺陷”，無論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皆普遍存在，也可以說是科學與人文的割裂是當代社會發展的根本缺陷。針對這個缺陷，中醫藥的現代化已經轉變了方向和意義，其自身的現展成為克服“知識缺陷”的一種資源。這樣一來，中醫藥作為一種“通學”，已經具備在開放創新的基礎上促進科學與人文融合的現實功能，從而使中醫藥作為知識基礎，具有促進全球性知識創新的意義。
雖然這個目標顯得非常遙遠，但是我們看到，從理論上來看，中醫藥在科技、文化、經濟、衛生、教育、社會等領域已經具備未來學科發展與融合的基礎，通過未來社會的知識轉型，這個目標將越來越近。問題在于，雖然中醫藥作為醫學的中國學派應當沒有疑義，如果我們推而廣之，認為這將標志著中國文化醫學時代的來臨，那么這將引起學術界的廣泛質疑。作為一種學術觀點，我們在此不再深究，留待以后討論。這里只是通過一個現象來說明，即中國的現展雖然取得很大的成就，但是并沒有在理論上真正解決中國的發展道路問題，而這個問題的解決需要以中國元素為基礎的多學科參與的綜合創新，即走有中國特色的自主發展道路。當前，中國正處于一個發展的機遇期，對于機遇的表述各個不同，在此也不一一舉述。我們看到學術界對中國科技、中國經濟、中國社會、中國政治等學派的期待已經很久，而這一切都與中國的自主發展相聯系。因此，中醫藥的自主發展必將是其自主創新的基礎，而中醫藥的自主創新也必將引發學科群的創新，從而為中國的自主發展增添動力。從長遠來看，中國學派的崛起將是中醫藥知識創新的最大效應，而中國意識的增強也是中醫藥知識創新的時代機遇。
3 全民健康高速公路
2006年，科技部啟動了《中醫藥國際科技合作規劃綱要》的研究和制定工作。筆者在參加有關籌備工作的過程中，感到要在全球范圍內發揮中醫藥的作用，真正把握中醫藥的發展機遇，應當根據其自身的理論潛力，按照“大科學工程”的組織原則，設計出能夠惠及人人健康的大型研究計劃和推廣計劃，因此就萌發了構建“全民健康高速公路”的想法。這個想法的提出一方面是受到美國克林頓政府關于建設信息高速公路的啟發， 另一方面則是基于對我國新時期科技發展指導方針的領會。而綜合起來看，這個想法仍然是中醫藥思想的戰略顯現。2003年11月18～19日，香山科學會議召開了以“中醫基礎理論的構建與研究方法”為主題的第219次學術討論會，就我國中醫藥現狀、中醫藥研究方法和方向、中醫藥發展目標等問題以及造成中醫藥基礎理論研究沒能取得突破性進展的原因進行深入的討論和剖析，提出了針對性的對策和舉措。作為會議主席之一的鄧鐵濤教授以“為中醫藥之發展架設高速公路”為題作了主題評述報告。他回顧了中醫理論研究的歷史及中醫發展的坎坷歷程和取得的許多成果，分析了目前中醫藥所處的時代背景，并提出今后開展中醫藥基礎理論研究的戰略和策略。隨后，鄧老又提出以中醫藥思想為指導發展我國健康產業，建立大保健園的建議，在耄耋之年仍然保持旺盛的思想活力，使人在感慨之余看到了我國老齡化社會的樂觀前景。 基于鄧老的卓識，在這篇報告的結尾，希望能夠盡量表述清楚隱約可見的戰略發展前景，以便為確立國家中醫藥知識創新戰略提供可能的基礎路徑。
在當前我國的知識語境中，借鑒和吸收國外的成功經驗成為主流。作為一個中國傳統文化研究者，筆者深切感到在最本來的意義上，中醫藥在理論上既具有不可替代性，同時又具有開放性和包容性。在西方依然整體上處于強勢的大環境下，援外雖然說必要，但是要真正認識和講清楚中醫藥的性質，仍然需要進入自己的理論語境。本篇報告之所以以知識論作為基礎，是因為依照波蘭尼的知識學說，借助于明晰知識難以進入意會知識的語境，而作為意會知識，對中醫藥知識的把握仍然不能僅僅停留在知道其為意會知識這個階段，必須通過切身體會才能夠跨越知識本身的障礙，進入對本體知識的應用階段。這個階段的特征實際上是對精神的意會，不通過精神本身，人們不可能達到對整體或本體的知識。在這種意義上，當代科學在精神面前仍然顯得捉襟見肘，而中醫藥恰恰相反，在精神世界里極其成熟和優裕。能否理解中醫藥知識的這種性質是中醫藥知識創新戰略的第一步。
我們通過對當代社會發展的基本考察，認為建設以健康為基礎的社會是發揮中醫藥知識潛力的基礎路徑。作為知識社會的一種特殊形態，健康社會也是“另一個世界和社會”，通過價值轉型而促進社會的整體轉型。本來知識社會已經是對信息社會的發展和超越，而健康社會對知識社會的發展實際上是對知識社會的頂層設計和建設。中醫藥知識的優越之處是一方面彌補了明晰知識的“知識缺陷”，另一方面保證了人人平等參與的機制，從而為促進知識社會的發展奠定了知識和機制的基礎，也為人人享有高水平的健康奠定了基礎。
中國是中醫藥的發源地，雖然在向現代的轉型過程中抑制了中醫藥的發展，但是中醫藥的根基仍在，一旦覺悟到中醫藥在國力發展中的重要性，保障中醫藥的自主發展必然將與中國的自主發展統一起來。為了實現這個統一，我們需要設計出促進統一的方案和路徑，而全民健康高速公路則是其中的選擇之一。當前我國正在下力氣解決人民的基礎醫療保障問題，從目前的設想來看，我國還是停留在初級保健方面，對全民健康的高水平保障機制尚沒有研究。在理論上，這個問題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發達國家同樣沒有解決。責任同時也是機遇，這是中國的歷史機遇。
表述這個機遇的最好方式是競爭方式的變化和轉型。我們看到，競爭的最后決定因素仍然是內因。由于知識的內源性缺陷，西方知識界在健康方面正逐漸接近中醫藥的理論語境，但受自身歷史的制約，這種接近將是無止境的，除非其徹底實現知識轉型，達到科學與人文的統一。這樣一來，西方國家在發現自身傳統的同時將重新看待中國的傳統，而中國的首先覺醒將對未來的全球化發展起到決定性的影響，主導全球化的歷史發展進程并非不可能。可以想象，這個主導仍然是“協和萬邦”式的主導，其在理論模式上與中醫學的“心主神明”理論是一致的。而作為基礎和表現之一是中國應當負擔起對世界健康的責任，并在更基礎的層面上首先使中國人民享有更高水平的健康保障。我們只有做好了自己的工作，盡到了自己的責任，我們才能夠使我們的理論、經驗和技術與世界共享。
通過《邁向知識社會》，我們看到了信息社會的成功及其局限性，同時也看到了知識社會自身存在的問題。這些問題的出現實際上是資源的“有限共享”造成的，而要突破這一制約，在理論上應當實現真正的“無限共享”。多年來，我們在研究中醫學的基礎理論時很少看到它的社會學意義，因此無法做到中醫藥知識的社會共享。實際上，如果我們不是特別狹隘的話，可以認為不是人人自己不能先天享有，而是后天獲得性的知識在阻礙先天能力的發揮。《易經?系辭》認為“不疾而速”，這是真正意義上的“高速”。因此，我們提出全民健康高速公路的設想，就是要人們自覺發揮“看不見的手”的力量，實現健康的個性化。只有個性化的發揮，才能做到“無限共享”。
按照我國目前的發展水平和階段，全民健康高速公路的建設將是協調解決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科學與人文等諸多矛盾的現實途徑，也是中醫藥對促進中國發展的基礎性貢獻。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進而構建“全球健康高速公路”，為中國的跨越發展鋪墊實質性的路徑。在理論上我們已經具備了“跨越發展”的可能性，只是戰略思維的轉變需要一個“知識”的過程。《老子》說：“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對中醫藥知識創新戰略作為國家戰略而言，這句話具有根本性的啟示意義。
參考文獻：
中醫藥發展創新范文第4篇
〔論文摘要高等中醫藥教育國際化，既是經濟全球化大潮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組成部分，也是我國推行中醫藥國際化戰略的重要基礎。實現高等中醫藥教育國際化，關鍵在于推動中醫藥教育的標準化，促進中醫藥教育與中華民族文化傳播相結合，推動中醫藥產學研一體化發展。高等中醫藥院校擔負著培養國際化復合型高級中醫藥專門人才的重任，必須加強與國外高校的合作辦學，積極推進中醫藥科技創新，促進中醫藥學術研究與人才培養的國際交流，加速高等中醫藥教育的國際化進程。
中醫中藥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同疾病斗爭的經驗結晶，在世界醫藥學寶庫中占有獨特的地位。近年來，隨著人類回歸自然、重視天然藥物和自然療法熱潮的興起，以中醫藥為代表的傳統醫學再度引起世人矚目，推進中醫藥國際化已成為我國對外開放格局中一項重要的戰略舉措。高等中醫藥教育是實現中醫藥國際化的基礎，在推動中醫藥國際化中其自身也不可避免地踏上了國際化之路。了解我國高等中醫藥教育國際化的時代背景，把握其特點與規律，化解其矛盾與問題，提出其辦法與思路，對于加快高等中醫藥教育國際化進程具有重要意義。
一、高等中醫藥教育國際化的時代背景
(一)高等教育國際化
高等中醫藥教育國際化，是世界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有機部分。中醫藥教育，尤其是中醫藥高等教育是我國的傳統優勢學科。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建設與發展，我國已經形成了包括本專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繼續教育、遠程教育在內，層次、科類齊全的高等中醫藥教育體系。目前，全國擁有獨立設置的高等中醫藥院校44所，另有設置中醫藥專業的西醫藥院校75所，非醫藥院校、研究院所126所，在校生達30余萬人。因為高等中醫藥教育地位的特殊性，國家有關部門在制訂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戰略時，總是把中醫藥連同中國傳統文化一起作為最有條件首先走出國門的兩個領域來規劃。高等學校也完全有能力、有責任率先走上世界，實現與國際現代高等醫學教育的對話與交流，并利用國際教育資源豐富和發展自己。實際上，我國中醫藥院校從1957年起就開始招受外國留學生，此后中醫藥留學生教育規模和范圍持續、穩定擴大，目前已有10多所中醫藥院校設立了承擔留學生教育和管理的國際教育學院，招收的留學生遍及世界各地。留學生教育層次也有了很大提高，學歷教育包括博士、碩士、本科等層次，非學歷教育包括高級進修生、普通進修生和短期進修生等多種形式。近年來，隨著中醫藥在國際上影響的日益擴大，中醫藥學成為來華留學最熱門的專業，其規模已牢牢占據我國自然科學留學生教育人數之冠。同時，在走出國門方面，經過我國高等中醫藥院校和有關部門的不懈努力取得了重要進展，已經成為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顯著標志之一。
(二)中醫藥國際化
中醫藥教育國際化和中醫藥國際化是同一進程的兩種力量。它們互為基礎、互相推動，將祖國傳統醫學成功推向了世界。實際上，盡管經濟全球化是近年來才興起的潮流，但中醫藥學的對外交流與傳播，卻已經有了數千年的歷史。有史可查的范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9年，即秦始皇二十八年徐福東渡扶桑，首次將中醫藥帶出國門。從公元6世紀起，針灸學開始傳向國外，先是朝鮮、日本，17世紀后傳人歐洲，長期領先于世界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直到進人近代，現代醫學興起之后，傳統醫學的地位迅速衰落，中醫藥學也逐漸淪落為“民間醫學”甚至被譏為“偽科學”。近年來，“回歸自然”、“綠色消費”成為時尚，天然藥物在世界各國開始成為醫療保健的首要選擇，中醫中藥在世界醫藥市場中重新受到重視。特別是在預防、保健、治療人類疑難病癥方面，中醫藥越來越顯示出其獨特的優勢。中醫藥正以其科學價值和確切療效，不僅在我國醫療衛生體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且也引起了世界衛生組織的重視和各國政府的關注。在機遇面前，我國政府積極推行中醫藥國際化戰略，努力使中醫藥重新走向世界、融人各國的主流社會，并在國際醫藥保健領域取得了較大的市場份額，正在實現從傳統醫藥大國向現代中醫藥強國的跨越。實現中醫藥國際化，科技支撐、文化滲透、醫療服務、產業開發和人才培養是其五大支柱，而人才培養更是實現中醫藥國際化的重要基石。在中醫藥國際化戰略布局中，高等中醫藥院校承擔著重要的任務。一方面，他們要培養國際化復合型中醫藥人才，將其輸送到國外從事中醫藥國際化工作，同時吸引更多外國留學生來中國學習中醫藥學;另一方面，還要在各國政府推動下與國外高校合作舉辦各級各類中醫藥教育，為世界各國和地區培養本土化的高級中醫藥專門人才。通過這些有效工作，最終在世界高等中醫藥教育中取得主導地位、發揮更大作用。
二、高等中醫藥教育國際化的關鍵環節
(一)推動中醫藥教育的標準化建設
標準化是中醫藥現代化、國際化的前提，也是推動中醫藥教育國際化的迫切要求。目前，世界上約有30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展了中醫藥教育，中醫藥院校達數百所，為各國培養中醫藥人才做出了貢獻。僅在美國，就有60余所中醫學校通過了美國教育部教育評審委員會的認定，擁有在校學生上萬名;在歐盟諸國，有全日制中醫學校11所、非全日制中醫藥培訓機構近200所，每年培養中醫藥專業人才達4萬人。即使在遙遠的非洲，在我國援非醫療隊及華人中醫的努力下，也已開始接受東方傳統醫學，并不斷派出留學生到中國留學，這些國家包括利比里亞、坦桑尼亞、貝寧、利比亞等。但總體看，中醫藥教育在世界范圍內發展極不平衡，尤其標準化程度低下更成為制約其發展的瓶頸。除港臺及少數東南亞、歐美國家外，各國多數中醫藥培訓機構辦學層次混亂，人才培養目標和知識體系互通性不強，忽視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缺乏對學生中醫藥辨證思維能力的培養，中醫藥學術交流不足，中醫藥術語翻譯標準極不統一。因此，制定一套包括中醫藥名詞術語標準、中醫藥教育機構設置標準和人才培養標準在內的中醫藥教育標準體系，并逐漸實現與現代醫學教育的接軌，已經成為推進中醫藥教育國際化的當務之急。實際上，醫學教育標準化早已成為國際慣例。世界衛生組織2001年就已經了《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地區本科醫學教育質量保證指南》(GUMEWPR) ; 2002年，國際醫學教育專門委員會(IIME)頒布《全球醫學教育最基本要求》( GMER)，對指導和規范世界醫學教育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我國，教育部高等學校中醫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已經出臺《中國中醫學本科教育標準》，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科技教育司也了《中醫學專業(本科)中醫藥理論知識與技能基本標準》。借鑒這些經驗，制定出通用性的世界中醫學本科教育標準，是中醫藥教育國際化的奠基之作。2008年11月，在天津召開的首屆世界中醫藥教育大會上，我國學者公布了《世界中醫學本科(CMD)教育標準(草案)》，標志著世界中醫本科教育標準化工作邁出了重要一步。今后，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都將依照這一標準進行中醫藥教育的行業約束，規范中醫藥教育市場，保證中醫藥本科教育的基本質量和辦學水平。當前的任務，是加快“標準”在世界范圍內的推廣工作，并積極開展中醫藥教育標準的系列化工作，開展國際通用、符合中醫藥教育需求的教學大綱和基本教材編寫工作，開展各種類型、各個層次中醫教育資格認證體系的建設和教育質量評估工作，促進中醫藥教育在世界范圍的規范、健康發展。
(二)中醫藥教育與文化傳播相結合
從形態上看，中醫藥學雖然具有自然科學的一般屬性，但同時也表現出深刻的人文學科特征。中醫藥學以其東方文化的深厚底蘊，堅持個體化辨證論治、求衡性防治原則、多樣化的干預手段、天然化的用藥取向，從整體聯系的角度、功能的角度、運動變化的角度把握生命規律，已成為世界上獨具特色的醫學體系。但由于文化背景和理論體系的差異，中醫藥學與西方醫藥理論在思維方式、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很大差異。而且限于目前科技水平，對于中醫的治療效果、物質基礎、作用機理，還不能完全做出科學說明，尤其不能按照西方科學主義的觀點來解釋中醫藥概念體系及中醫學診治疾病的理論、方法和手段。加上以古漢語為基礎構成的中醫藥術語表述古樸深奧，國外的普通學生一般很難理解和領會其中蘊含的博大文化精髓。因此，要實現中醫藥教育的國際化，有必要將中醫藥知識納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傳播與推廣的大系統之中，逐漸推進世界各國和地區民眾對中醫藥知識體系的理解與認同。當前，隨著我國的迅速和平崛起，東方文化正在受到世界范圍內的廣泛重視，孔子學院等文化機構在世界遍地開花，與中醫藥一起成為盛開在世界文化園地的兩朵奇葩。中醫藥教育要與中國傳統文化漢語言教育互相造勢、互相推動，使世界各國人民在接觸中國文化的過程中了解中國古代的自然觀、認識論與方法論，進而理解中西醫學的差異，信任中醫藥診治療效，讓更多有志青年自覺自愿地選擇接受中醫藥教育、從事中醫藥推廣工作。
(三)加速中醫藥產學研一體化進程
中醫藥是我國對外開放中有望取得原始性創新突破、對世界醫學乃至科學技術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的學科。為此，國務院頒布的《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把“加強中醫藥繼承和創新，推進中醫藥現代化和國際化”作為重要內容，把“中醫藥傳承與創新發展”列為“優先主題”之一。經過多年的發展，中藥的新藥研發能力已基本形成，中藥產業已初具規模。據2006年公布的數據，我國中醫藥制造企業1 384家，產值1 234. 64億元，中醫藥企業的發明專利迅速增加，其數量已與化學藥品制造業大體相當。但總體看，我國中醫藥產業仍處于發展的初期，制藥技術落后，基礎研究和創新能力薄弱，與我國幾千年的中醫傳統和中醫藥資源大國的地位極不相符。盡管我國目前擁有各類中成藥6 000余種，每年還推出不少新藥品種，但其中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很少。在國際草藥市場中，我國中藥出口額僅占世界的3%左右，且主要以中藥材和飲片為主，中成藥出口僅占中藥出口總額的15.400。即便如此，對歐美國家，我國的中成藥只能以食物補充劑的身份上市。目前，在這一領域比較發達的國家和地區是歐洲、日本、韓國，他們在國際市場上占有90%的份額。中藥產品的安全性、有效性、穩定性和均一性是進人國際市場的必要條件。要想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可，不但要選擇適銷對路的產品，更要加強產品藥材的可控化、制劑的現代化、工藝的工程化、質量控制的科學化、安全評價的規范化、療效標準的嚴格化和產品包裝的國際化等方面的研究，使中藥產品符合國際標準，達到出口國食品及藥品管理部門的基本要求。同時，中醫藥的研發工作還要加強與現代生命科學、生物技術、西方醫學的結合，尤其要加強中醫藥科學原理和機理的研究，加強中醫藥創新藥物的研究與開發，推動中醫藥科研成果的商品化、產業化和國際化。為此，要積極推進國內外高等院校、研究機構、醫院、企業之間的聯合與合作，共建雙邊甚至多邊的中醫藥臨床研究中心、聯合實驗室、診所等，全面提升我國企業在中醫藥國際市場上的核心競爭能力，取得我國在世界高等中醫藥教育和科學研究領域應有的權威地位。
三、推進高等中醫藥教育國際化的重要舉措
(一)培養國際化復合型中醫藥人才
要解決高等中醫教育國際化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培養一大批勝任高等中醫藥國際化推廣的高水平人才，是一項基礎性的工作。教育國際化與經濟全球化是相伴相生的。那些高等教育國際化程度比較高的國家，無不重視國際化通用人才的培養。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就提出“要培養世界通用的日本人”，美國在其90年代制定的《美國200。年教育目標法》提出要通過國際交流，努力提高學生的“全球意識”、“國際化觀念”。在韓國，其“21世紀委員會”提出的教育國際化培養目標，是提高學生國際化的意識，包括提高外國語言能力，增強自主的世界公民意識，加深學生對各國多種多樣的社會、文化知識的理解，等等。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起步較晚，必須借鑒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把培養國際化復合型中醫藥高級專門人才作為推進中醫藥國際化的基礎性工作來抓。各高校在制定人才培養方案中，要努力貫徹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基本要求，努力培養中醫藥學生的國際觀念、國際意識，克服狹隘的民族主義，樹立向全球服務、向全球開放的觀點;培養中醫藥學生的國際交往能力，使其能與外國人和諧相處，尊重外國的風俗和宗教信仰，維護中國的民族尊嚴和法律權威;培養熟練的外語交際能力及對異域文化和國際知識的理解能力，使其在充分了解外國的歷史、政治、地理、風土人情等前提下將祖國傳統醫學成功推向世界。
(二)加強與國外高校的合作辦學
合作辦學是教育國際化重要形式之一。近年來，教育 部先后批準上海中醫藥大學與英國倫敦都市大學合作舉辦藥學專業本科教育項目，批準黑龍江中醫藥大學與英國利茲大學合作舉辦護理學、藥物制劑、制藥工程、生物技術等專業的本科教育項目，與俄羅斯阿穆爾國立醫學院合作舉辦中西醫臨床醫學專業本科教育項目。2007年，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按教育、醫療、科研三個類別在全國遴選首批 中醫藥國際合作基地，北京中醫藥大學國際學院、上海中醫藥大學國際教育學院等11所高校被首批命名為“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醫藥國際合作交流基地”，使其成為承擔國際合作任務，開展中醫藥醫療、教育、科研、產業和技術服務等國際合作交流的骨干機構，政府間開展高水平項目合作的平臺，以及中醫藥國際化高層次人才的孵化源地。各高等中醫藥院校也通過自己的努力，加強與各國高校在多層面的合作，不斷拓展中醫藥教育的合作空間，不僅與亞洲中醫藥發展成熟的國家和地區高校開展合作，也面向歐美地區和澳洲國家，甚至面向非洲國家開展中醫藥教育合作。其形式也從傳統的以民間、小規模的個體或團體性質的伙伴性合作為主，轉向以各國高層次的教育機構和高校為主。當前的重要任務，就是要通過高校自身的努力和國務院主管部門的推動，促使世界相關國家政府的教育和醫療衛生主管部門開放中醫藥教育市場，幫助這些國家建設中醫藥教育、考試、注冊和認證機構，通過這些具體工作促進中醫藥及中醫藥教育事業在各國的興起。
(三)推進高校的中醫藥科技創新
科技創新能力是一個國家、一所高校總體水平的重要標志。近年來獷我國高等中醫藥院校在科技創新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但與中醫藥教育國際化的要求相比還有較大差距。因此，要緊緊圍繞中醫藥發展的重大科學問題和關鍵技術，建立健全我國中醫藥科技創新體系。一方面，要重視中醫藥理論與基礎研究，在自主創新與原始創新領域尋求新突破;另一方面，要以臨床重大疑難疾病研究為切人點，推進中醫藥關鍵技術的創新突破;同時，要努力弘揚中醫藥特色和優勢，重視健康產業的發展需求，多學科集成創新推進新藥創制。為此，要努力打造一支高水平科技創新團隊，培養學術大師和科技領軍人才，積極營造科技創新文化，著力推進科教經、產學研結合，力爭在解決中醫藥關鍵問題、實現理論與技術創新、科研成果轉化等方面取得更大成績。
中醫藥發展創新范文第5篇
“目前,我國醫療衛生工作重視發展中醫藥,把握了醫學戰略前移的方向,強化了健康對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曹洪欣委員分析說,“但國內也存在著中醫藥養生保健與醫療服務體系尚不健全的現狀,肩負著防治重大疾病、慢性非傳染性疾病以及突發性疾病的艱巨任務,而且目前規范化的中醫養生保健體系尚未形成;另外,在如何發揮中醫藥對促進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以及促進社會經濟發展、擴大內需的巨大潛力方面還缺乏有效的機制和措施。”
加快中醫醫療養生體系建設
曹洪欣委員認為,應充分認識中醫理論與實踐的先進性,發揮中醫藥在重大疾病、慢性非傳染性疾病、突發流行性疾病以及養生保健方面的優勢作用。要實現這一目標,首先要完善中醫藥防治重大疾病與慢性非傳染性疾病體系,特別是加強覆蓋城鄉社區的中醫藥防治慢性病服務體系建設,真正實現慢性病防治重心下移、有效控制的目標。其次,構建中醫藥防治突發流行性傳染性疾病機制,保障中醫藥在及時有效地防治突發傳染病中發揮作用,加強傳染病醫院中醫防治能力建設,形成中西醫結合防治傳染病體系。第三,要加快中醫養生保健體系建設,統籌協調,將中醫藥養生保健納入國家疾病預防醫學體系。
曹洪欣委員表示,目前很多媒體開設了中醫養生保健專欄,這對滿足人民群眾健康需求和推動中醫知識普及具有積極作用。但是,曹洪欣委員也注意到,部分非中醫專業的人士也做起了中醫保健知識的宣傳,目前這種非專業的“科普”宣傳比比皆是,且缺乏科學性、知識性與理論指導,甚至常出現明顯的、常識性的謬誤。這種現狀不僅對指導養生保健無益,而且嚴重影響了中醫藥的聲譽。由此,曹洪欣委員認為,中醫保健知識的宣傳亟需正確與科學的方法引導與普及,否則難以真正發揮中醫藥對人民健康的促進作用。
“我建議由政府主導,在全面實施區域衛生規劃的同時,根據公共衛生和居民醫療服務的基本需要,加大中醫養生保健服務的資源配置。”曹洪欣委員認為,這對調整優化結構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具有重要意義。“中醫藥科普宣傳必須專業化,宣講者要有堅實的專業基礎知識和理論水平,并建立必要的審批程序和機制,杜絕非中醫專業人員宣傳中醫知識與理論的現象,健全中醫藥醫療養生保健服務網絡。”
推進中醫藥自主創新
目前,美國、法國等發達國家都設立了中醫藥研究專門機構,并迅速加大經費投入開展研究,陸續有產品問世。
曹洪欣委員認為,證實療效、揭示中醫藥的作用機制,離不開現代科學技術的支撐,特別是堅持有效利用現代科學技術,引進、消化、吸收后再創新,是中醫藥自主創新的重要途徑之一。因此,建設中醫藥國家實驗室是有效提高中醫藥自主創新能力、保持我國中醫藥原創優勢的戰略性選擇。
然而,目前在科技部重點支持的眾多國家實驗室、國家重點實驗室中,沒有一個屬于中醫藥領域,這樣就影響了中醫藥與其他國家實驗室的學科交叉和科技創新能力的提高。
因此,曹洪欣委員建議科技部在加強科研院所創新體系建設的同時,把中醫藥國家實驗室建設納入規劃,重點支持中醫藥國家實驗室、中醫藥國家重點實驗室建設,全面開展中醫藥防治重大疾病與慢性非傳染性疾病、突發流行性疾病以及養生保健方法的技術基礎與應用研究,保持中醫藥原創優勢與中醫醫療保健水平的國際領先地位。
發展中醫文化
中醫學起源、發展于中國,是中華民族研究人體生命過程以及維護健康、抵御疾病的醫學科學。它蘊涵著豐富的中華傳統文化,是人文與生命有機結合的、系統整體的醫學知識體系。中醫學“天人合一”的整體觀念、“形神統一”的方法論特征以及“大醫精誠”的倫理追求,是中華文化的集中體現。總之,中華傳統文化既是中醫理論形成的基礎,又是發展中醫理論的原始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