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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國外現狀
在社區為老年人提供服務方面,西方發達國家有相當豐富的經驗,社區居家養老模式已經相對成熟,同時還形成了與之相配套的體制。以美國和英國為例,美國的PACE全方位養老服務項目就是通過多科合作模式,讓老年人享受到全方位的社區居家養老服務;英國重視人本精神,通過多種形成的養老服務以及完善的監督體系,開展個案管理式養老服務,同時采取分級的方式對養老護理員進行培訓。這些對我國社區居家養老模式的建立有重要借鑒作用,同時為我國社區養老服務更好的開展、體系更加的完善提供經驗支持。
1.2 國內現狀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我國開始實行社區居家養老服務,這一養老模式歷經20多年的進步和發展已經取得一定成果,在上海、大連、廣州、寧波等多個城市分別開展了社區居家養老模式試點,且取得良好效果。盡管我國在新型養老模式建設方面有一定成績,但因制度、資源等因素影響,制約著社區居家養老模式的進一步發展,與老年人對養老的實際需求之間存在距離[2]。
2 影響社區居家養老模式下老年人生活質量的相關因素
2.1 健康狀況
有研究顯示,社區居家養老模式下老年人生活質量與其健康狀況有直接的聯系,在老年人群中通常存在關節炎、糖尿病、高血壓等慢性疾病,這些疾病都可能導致功能障礙,出現行動、腎功能、視力等方面的障礙,對老年人各方面的生活質量有直接影響。伴隨老年人疾病情況和疾病種類的加重和增多,使得其健康狀況處于下滑狀態,這也會影響著老年人的心理狀態,降低其日常生活能力以及社會參與度,加重經濟負擔,從而降低了生活質量[3]。
2.2 經濟狀況
社區居家養老模式下老年人生活質量容易受到經濟狀況影響。有研究指出,每月收入在1000元以上的老年人生活質量評分比月收入不足1000月的老年人高。據相關調查顯示,生活質量與財務滿意度之間呈正向相關關系。老年人經濟狀況越好,其社會經濟形象越佳,這可以提升其生活質量[4]。
2.3 身體活動
身體活動作為一種生活因素,不僅可以降低風險,同時對疾病發生有延緩作用,另外還可以使老化程度得以減緩。有國外學者指出,身體活動與自我效能、自我價值之間呈正向相關關系,進而使生活質量得到提升。
2.4 文化程度
老年人文化程度越高,則社區居家養老模式下老年人生活質量越高,兩者之間呈正向相關關系。通常情況下,老年人的文化水平高,其健康觀念則更加積極,對精神生活質量較為重視,可以使自己心理狀態得到良好調節,以不斷適應環境的變化,因此生活質量比較高。
2.5 社會支持
據國外報道指出,生活滿意度與社交網絡之間呈正向相關關系,老年人生活質量與社會支持之間有直接的聯系,對于老年人而言,社會網絡的建立與保持可使其負性情緒減輕,使其生活質量得到提升。在國內報道中,社區支持變量影響較小,說明我國現階段社區對老年人養老支持存在一定限制[5]。
3 社區居家養老模式下老年人護理需求
3.1 日常生活護理需求
有學者對某省1018名社區居家養老模式下老年人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在生活照料方面,老年人的需求度最高,尤其是需要長時間臥床的老年人,對社區的日常生活護理需求極高,如洗漱護理、進食護理、飲水護理等。也有研究指出,老年人對日常生活護理的需求度隨年齡增長也不斷升高。對于此,社區應對社會資源進行積極整合,為社區老年人,尤其是高齡、體弱老年人提供多種優質護理服務。從政府角度來說,應基于社區服務強化建設外部資源,如老年食堂、老年活動室等。另外,還應不斷強化照顧護理團隊的精細化和專業化以及志愿者服務的持續化和多樣化,增加社區宣傳力度,使照護資源利用效率得到提升,使老年人日常生活護理需求得到滿足。
3.2 個體化護理需求
在社區居家養老服務開展過程中,應以服務對象特點為依據,為老年人提供個體化服務,如針對空巢老人、離退休老人、喪偶老人等,應強化心理干預,給予其心理支持,為這部分老年人建立社會支持體系,使其消極情緒得以緩解。同時針對伴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如高血壓、癡呆等,應制定個體化評估方案,并形成照護計劃,深入發展臨終關懷護理,使老年人及其家屬的護理需求得到滿足。
[關鍵詞]老齡化;社區居家養老;運行機制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06.123
[中圖分類號]D669.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194(2017)06-0-02
1 社區居家養老服務及其運行機制
2010年,中國老年人(65歲以上)已經達到了1.13億人,占總人口的8%,按照聯合國的相關定義,一個國家或地區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超過7%時,便可稱之為老齡化社會。《民政部 財政部關于中央財政支持開展居家和社區養老服務改革試點工作的通知》(民函[2016]200號)提出,要重點支持試點地區居家和社區養老服務發展,通過政府扶持、社會力量運營、市齷運作,全面提升居家和社區養老綜合服務能力。
1.1 社區居家養老的內涵
社區居家養老,是指老年人在社區中享受養老服務,具體形式有社區家庭養老、社區機構養老、社區日間照料中心和社區老年人互助中心等。需要指出的是,社區居家養老與傳統的居家養老不同,它結合了社區中機構養老及老年人互助中心等形式,內涵更為豐富。
1.2 社區居家養老運行機制的構成要素
社區居家養老運行機制包括以下幾個組成部分:①社區居家養老供給機制;
②社區居家養老動員機制;③社區居家養老社會協同機制;④社區居家養老監管機制。
2 社區居家養老服務運行機制存在的問題
2.1 供給機制存在問題
政府在社區居家養老服務供給中,存在角色定位的困境。作為主要“供給主體之一”的角色和“管理者”的角色,其在社區居家養老服務供給的實踐中存在角色沖突。雖然經過簡政放權和“一站式”行政服務大廳的創新,各級政府致力于加大社會養老服務供給的努力取得了顯著成效,但在對社區居家養老服務供給其他多元主體的管理上,管理者的身份要求政府對其運營資格進行準入限制和審查,因此,在如何進行有效管理與如何加大養老服務社會供給之間存在困境。
2.2 動員機制存在問題
社區居家養老動員缺乏明確的制度規范。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的運營資格獲取,需要消防、床位、員工數量等條件滿足行政許可標準,這決定了社區居家養老服務具有投入較大、回收較慢的特性。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的動員機制主要依靠政府宣傳和民間慈善力量,但這種動員通常是偶然的,且效率較低。現行的社區居家養老服務動員機制,缺少專門的制度規范,動員機制沒有常態化。
2.3 社會協同機制存在問題
社區居家養老中多元主體之間的協同聯動水平不高,社會協同機制有待改進。各地區具體情況不同,政府“公辦”養老院在社區居家養老服務體系中占據絕大比重,近年來,各地政府在試點探索“公辦民營”及“政府購買養老服務”等形式,但無論是從規模還是實際受惠人群數量來看,都遠遠不夠。同時,其他多元主體之間,如企業和非營利組織,在社區居家養老服務協同供給的實踐中,聯動水平較低。
2.4 監管機制存在問題
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的現行檢查評估機制更多的是一種形式,不具備發現問題和及時處理問題的效果。現行的檢查評估機制主要是,每年向主管部門提交年度運營報告,其他相關主管部門對硬件設施等進行檢查,輔以主管部門的抽查。但現有檢查評估機制流于形式,大量未能達到準入標準的民間“社區居家養老機構”,以“合法運營”或“透明運營”的形式存在。原因并非是政府主管部門不具備責任感或者作風,而是客觀存在的社會養老服務需求缺口以及監管之后的責任歸屬模糊,使政府主管部門難以處理,對部門社區居家養老設施采取“不出事就是好事”的策略。
3 完善社區居家養老服務運行機制的建議
社區居家養老服務是政府和社會各界多元協同,構建社會養老服務體系的重要創新形式和組成部分。相關人員應改進現行機制的不足之處,努力完善社區居家養老服務運行機制。
3.1 強化政府“治理者”的角色
政府作為社會管理者,在社區居家養老服務這么一個深入影響社會各階層人員的領域,應該明確自身的“治理者”角色,以規范社區居家養老服務、保護廣大人民的養老權益、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為管理目標。近年來,老年人及其家屬與養老服務機構的權益糾紛日益增多,政府作為治理者,應當創造更良好的法律環境和社會氛圍,規范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的發展和運營。不是追求以供給主體的身份更多地參與社區居家養服務供給,而是追求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的健康、高速發展。
3.2 出臺特定的動員制度規范
任何一項政策的實施或者是任何一份事業的成功,都建立在人、財、物等資源高效整合的基礎上。同樣,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的健康發展也離不開對資源的整合利用,因此,這就需要有一個高效和常規的動員機制。政府通過出臺特定的社區居家養老服務動員制度規范,對政府力量、社區力量、非營利組織力量和其他民間力量進行科學動員,最大程度實現動員的精準、高效、常態化。
3.3 建立多元主體的聯動機制
社區居家養老服務中,政府與其他主體相對互動較多,其他主體之間聯動性則較差。建立社區居家養老服務中多元主體的聯動機制,不僅僅是加快“公辦民營”和“政府購買養老服務”的試點及經驗推廣,還應當探索加強非營利組織與企業的聯動,如企業以投資入股等形式,負責非營利組織名下養老服務設施的運營,并以市場的力量促進其健康發展。同理,民間團體或個人慈善力量名下的社區養老服務設施,可以通過支付報酬的形式,聘用企業幫助其進行管理,實現成本和效益控制,從而得到健康發展。
3.4 落實檢查評估機制,完善配套措施
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的出現,是完善社會養老體系的創新措施,是適應新時代的現實背景而產生的,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社會養老服務需求存在巨大缺口,客觀上造成了,大量不具備市場準入資格的“透明”社區居家養老服務設施存在,政府主管部門苦于沒有良好的處理辦法,大多是默認其存在于“灰色地帶”。另外,已獲取行政許可,具備運營資格的社區居家養老服務設施,也存在著因檢查評估流于形式,硬件設施投入逐年減少,養老服務質量下降,甚至帶來安全隱患等問題。建立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的檢查評估機制,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完善“透明”社區居家養老服務設施,重點防抓安全隱患,并給予政策照顧,還可適度降低準入門檻,將其納入監管體系;對已具備運營資格的社區居家養老服務設施,應嚴格落實周期性考核和抽查評估,且進行相應的獎懲,并建立區域內的養老服務供給設施的評分評級系統。
4 結 語
適應新時代現實背景而產生的社區居家養老服務,是完善社會養老體系的創新措施,對實現各階層人民享受更好的養老服務權益,具有重大現實意義。而要完善社區居家養老服務運行機制,應當在供給機制方面明確政府的治理者角色,在動員機制方面出臺明確具體的制度規范,在協同機制方面建立多元主體聯動機制,在監管機制方面落實檢查評估制度,并完善相關配套政策措施。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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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強化托底民生保障上深化改革
托底民生保障方面的改革,要以困難群眾根本利益為坐標,要從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入手。民政部門要按照總書記提出的“百姓富”要求,始終堅持托底思維,突出做好困難群眾的基本民生保障,讓困難群眾更充分地共享發展成果,生活得更有尊嚴。
一是加強救助制度的統籌。貫徹落實《江蘇省社會救助辦法》,健全完善綜合救助跨部門協同協作機制,加強基層社會救助“一門受理”窗口規范化建設,確保困難群眾“走進一扇門、找到一個人”,就能申請辦理各項救助。
二是進一步提高救助水平。健全社會救助標準動態調整機制,不斷完善社會救助城鄉統籌,實現最低生活保障對象精準化、標準科學化、程序規范化、制度配套化、管理信息化、城鄉一體化的目標。到2020年,城鄉低保對象審核認定準確率達到98%以上。在落實現有的低保標準增長機制的基礎上,支持有條件的地區探索低保標準與人均消費支出掛鉤,提高救助實效。到2020年,以縣(市、區)為單位全面實現城鄉低保標準一體化。
三是加快構建“救急難”長效機制。修訂《江蘇省臨時生活救助辦法》,完善臨時救助制度,覆蓋所有遭遇突發性、緊迫性、臨時性生活困難的居民家庭,實行分類型、分層次、分時限的救助標準。健全完善“救急難”工作機制和保障措施,建立“救急難”信息網絡,切實做到早發現、早介入、早救助。
四是擴大醫療救助范圍。將省定7類對象全部納入資助參合參保對象范圍,實現醫療救助對象基本醫保全覆蓋。在按照現有政策提高醫療救助比例的基礎上,加強醫保補償規定范圍外的醫療費用救助政策研究,力求從政策層面盡量緩解因病致貧返貧問題。
在完善社會福利制度上深化改革
充分發揮政府主導作用和社會力量主體作用,不斷完善適度普惠型社會福利制度,推動社會福利服務對象由特殊群體向社會公眾拓展,探索建立多元化的社會福利服務供給模式,努力提高社會福利水平。
著力完善多樣化養老服務體系。到2020年,全面建成以居家為基礎、社區為依托、機構為支撐、信息為輔助,政府托底、社會參與、覆蓋城鄉的養老服務體系。城鄉社區居家養老服務實現全覆蓋,標準化社區居家養老服務中心建成率分別達到80%、40%。全面實施經濟困難的高齡、失能等老年人補貼制度,探索建立困難、獨居空巢老人關愛互助服務制度。加快推進“醫養融合”發展,為入住老人提供便捷的醫療服務,2015年全省護理型床位達到30%以上,“十三五”末達到50%。推進養老護理員持證上崗培訓,確保養老機構護理員持證上崗率保持在70%以上。進一步發揮商業保險保障功能,擴大老年人意外傷害組合保險覆蓋面,全省平均參保率力爭達到35%以上。加快推進養老機構綜合責任保險,覆蓋全省所有養老機構及全體住養老人。
進一步提升殘疾人和困境兒童福利水平。在保障殘疾人基本物質生活需要的基礎上,為殘疾人提供扶持就業等發展利需求。在落實孤兒養育標準增長機制的基礎上,逐步構建以家庭養育為基礎、基本生活費為保障、福利機構為依托的困境兒童福利服務體系。加快兒童福利機構轉型步伐,依托兒童福利機構專業服務優勢,向社會散居孤兒等困境兒童群體提供服務,向社區有需求的家庭提供服務。
大力發展慈善和福彩事業。大力開展慈善宣傳,積極籌措資金,實施慈善救助項目,把發展慈善事業作為滿足不同群體福利需求的重要手段。推動慈善超市轉型升級,2015年底,蘇南、蘇中和蘇北地區實現街道(鄉鎮)擁有慈善超市分別達到80%、70%、50%以上。統籌推進福彩各游戲品種發展,推動銀行定投、網銀定投試點工作,努力提升彩票銷量,不斷為改善社會福利水平積累公益金。
在創新基層社會治理上深化改革
深化社會組織體制改革。加快形成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現代社會組織體制,使社會組織成為社會治理的重要主體。完善四類社會組織直接登記制度,重點培育和優先發展行業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探索行業協會“一業多會”,引入競爭機制,允許按國民經濟行業分類的小類標準設立行業協會商會;允許同一行業按產業鏈各個環節、經營方式和服務類型設立行業協會商會。推動社會組織去行政化改革,分類推進社會組織與行政機關脫鉤。加強社會組織監管,完善制度,激發社會組織活力。
改進基層社區治理方式。深入開展城鄉社區“減負增效”,建立社區工作事項準入制度,全面清理和規范社區工作臺賬等,切實使社區回歸自治本位,提高基層社會治理服務效能,到2020年,縣(市、區)、鄉鎮(街道)和社區(村)三級綜合服務平臺建設達標率分別達98%以上。積極探索街道(鄉鎮)管理體制改革,加快推進“政社互動”,到2015年底,蘇南80%、蘇中60%、蘇北50%的鄉鎮(街道)全面推行“政社互動”;2020年,“政社互動”運行機制建設覆蓋全省80%的鄉鎮。積極探索基層協商民主的廣泛性、多層性、制度化實現路徑和模式,充分發揮協商民主在社區治理中的積極作用。
構建“三社聯動”發展格局。充分發揮社區、社會組織和社會工作專業人才的基礎作用,依托社區搭建互動平臺,引導社會組織和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開展專業化和社會化的服務管理,努力形成資源共享、優勢互補、相互促進、有機聯動的良好局面。拓展“三社聯動”內容和形式,推動建立“社工+義工”服務聯系機制,倡導志愿者、黨員義工發揮自身專業優勢,積極參與社會組織和社區服務。
在完善軍民融合發展上深化改革
健全國家保障與社會化服務相結合的雙擁優撫安置工作體制機制,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領域、高效益的軍民融合深度發展格局,豐富融合形式,拓展融合范圍,提升融合層次,實現雙擁優撫安置工作與國防建設相適應、與全省經濟社會發展相協調、相兼容。
健全軍人撫恤優待制度。遵循物質保障和精神撫慰相結合的原則,依托城鄉社區搭建優撫對象服務管理平臺,加快構建民政部門牽頭組織、相關方面協調配合、社會力量有效介入、服務對象踴躍參與的新型優撫對象服務體系。完善優撫對象撫恤補助標準自然增長機制,確保撫恤優待與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相適應,不斷增進重點優撫對象光榮感、幸福感。鼓勵社會組織和個人對軍人撫恤優待事業提供捐助,營造全社會關懷、尊重優撫對象的氛圍。加強縣、鄉(鎮)烈士紀念設施規范管理,逐步將人員配備、資金保障、環境建設等納入長效管理機制。
按照“守住底線、突出重點、完善政策、引導輿論”的要求,堅決守住困難群眾基本生活底線,織密織牢社會保障安全網
全力推進社會救助體系建設。全省在冊低保對象73.5萬人,低保邊緣家庭對象23.7萬人;城鄉平均月低保標準為585元和668元;全省直接救助困難群眾就醫267萬人次,支出醫療救助資金7.86億元;全面開展“救急難”工作,救助困難群眾11.5萬戶21.5萬人(次)。救助標準、補差力度、城鄉均衡水平均達全國各省區前列。
提速發展社會養老服務業。全省共有養老機構2297家,床位37.5萬張,每千名老年人擁有機構床位數達38張;護理型床位15.1萬張,民辦(民營)機構床位19.7萬張;共建成城鄉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照料中心22356家,居家養老服務站9951個,有日間照料床位近16萬張,老年食堂11200家,基本達到居家養老服務城鄉全覆蓋。編制完成《浙江省社會福利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推動社會力量參與養老服務。追加1.05億元財政資金用于敬老院消防設施改造。
健全完善適度普惠兒童福利制度。目前全省近5萬名困境兒童納入兒童福利保障,共發放困境兒童基本生活費1.3億元(不含孤兒)。《中國兒童福利政策報告》顯示:浙江兒童政策進步指數排名全國第一,困境兒童保障標準全國最高。
大力推進現代慈善事業發展。以慈善法正式實施為契機,推進慈善信托備案,加快慈善行業組織建設,成立浙江省慈善聯合會。組織開展第五屆“浙江慈善獎”評選表彰工作,舉辦第三屆“西湖論善”和“中華慈善日”系列活動。全省福利彩票預計銷售150億元,繼續保持省內市場優勢和全國領先地位。
深入實施水庫移民創業致富工程。新增投資100萬元以上產業基地80個,移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當地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的88%。
圍繞創新社會治理大局,推進“三社聯動”發展,更好地發揮民政在社會治理創新中的積極作用
促進城鄉社區依法治理。完成2020年城鄉社區建設標準化研究,推動形成“r值共識、服務共享、文化共建、事務共治”的社區治理服務新格局。培育發展1.48萬個社區社會組織,新建1941個社區社會工作室。全省有社區工作者12.89萬人。全省首批100名優秀社區工作者納入領軍人才庫。
充分激發社會組織活力。截至2016年11月,全省經各級民政部門依法登記的社會組織46752個,每萬人擁有社會組織數8.3個,社會組織數量和每萬人數均居全國前列。2016年省本級投入省級福利彩票公益金2000余萬。
不斷提升社會工作水平。2016年全省共有20440人報考社會工作師, 6322人通過考試,報考人數和考出人數創歷史新高。全省共有社會工作師和助理社會工作師22455人;新增民辦社工機構159家;培訓社會工作人員48745人;新增社工崗位3094個。
建立健全城鄉一體的民政基本社會服務體系,全面提升社會服務水平
推進軍民融合深度發展。深入創建全國雙擁模范城(縣),全省共有16個城市榮獲全國雙擁模范城(縣)稱號,再次實現設區市“滿堂紅”,并取得歷史最好成績。加強社會化擁軍和基層雙擁規范化建設,引導社會力量參與雙擁服務。平穩推進安置改革,完成退役士兵安置工作。認真落實軍休人員兩個待遇,確保軍休經費發放到位。率先開展軍供保障管理體制改革,明確省軍供站指導職能。
健全防災減災綜合體系。2016年,全省受災人口436.9萬人次,因災造成直接經濟損失167.3億元,先后啟動預警響應3次、四級應急響應2次、三級響應2次。全省共緊急轉移安置受災群眾53.7萬人次,下撥中央和省級財政各類救災補助資金8500萬元,安排冬春救助資金5500多萬元,有效保障了受災群眾的基本生活,切實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全省共建有避災安置場所17456個,共推薦國家級綜合減災示范社區91個、省級綜合減災示范社區154個。
強化區劃地名管理。完成杭州、寧波2件縣級以上行政區劃調整的報批工作,依法辦理鄉鎮行政區劃調整變更事項。完成第二次全國地名普查工作,建立首批市縣地名文化遺產分級分類保護名錄,籌建全國首個地名文化博物館。
【關鍵詞】基層 社會管理與服務 模式
基層社會管理與服務體系建設模式分析
行政主導模式。行政主導模式強調政府在社會管理與服務方面的主導作用,從多方面利用新的管理和技術手段來實現社會管理與服務創新,這種創新主要有政府內部機制創新和管理信息技術創新兩種途徑。
第一,政府內部機制創新。內部機制創新是指改變政府內部的職能與結構,通過理順部門關系、優化組織結構、創新機制體制、強化業績導向來創新基層管理和服務模式。
推動政府內部職能的轉變。通過調整政府內部職能與結構,規范治理行為,提高管理和服務的供給效能。北京市清源街道辦事處的參與式社區治理是政府內部機制創新的典型模式,其主要特點有三:一是轉變街道辦事處職能。街道辦事處在服務項目執行過程中逐步轉變為為社區服務項目提供資金支持和監督指導,實現了由原來的直接提供服務向為社會組織服務和提供服務資源的轉變。二是推動社區服務中心從管理轉向服務。社區服務中心從行政工作下派轉變為與社區共同協作開展社區服務項目,承擔服務項目管理的設計、咨詢、監督以及項目資金使用的審計等職責,發揮溝通街道政府與社區居委會的橋梁作用,實現從管理到服務的角色轉變。三是服務項目從政府制定到以社區需求為導向設置。服務項目根據社區特點并在需求調查基礎上設置,由社區居民、社區居委會、社區服務中心、街道部門以及社會組織共同參與評選,確定社區項目。
健全內部競爭機制和績效考核。通過給政府部門以壓力,改善其服務意識,降低成本,提升效率。歐盟國家推出的適用于公共組織的通用評估框架(Common Assessment Framework,縮寫為CAF)吸納了全面質量管理、平衡計分卡和卓越績效模式等企業績效管理工具中的合理要素,并融入了公共管理的管理經驗,成為公共組織績效管理的先進工具。深圳市龍崗區2008年試點整體等效導入CAF,尤其是引入以公民為中心的導向,即以顧客群體確認的重要領域和組織能夠改進的特定服務領域為基礎,在職能轉變、運行機制、工作流程、改進管理方式和建立政府與社會平等合作關系等方面,實現事務性管理向愿景管理、從局部管理向系統管理、從人治管理向法治管理、從定性管理向定量管理的轉變。
第二,管理信息技術創新。目前管理信息技術創新主要是網格化管理和數字化管理相結合。2004年北京市東城區充分利用計算機、網絡、地理信息系統和無線通信等多種數字技術,將社區細劃為網格,形成精細化的管理單元。為每個網格整合配置網格管理員、網格助理員、網格警員、網格督導員、網格黨支部書記、網格司法工作者和網格消防員“七種力量”,并在基礎數據平臺基礎上,運用移動智能終端,結合移動互聯網技術,實現各類數據的實時采集和基礎數據的動態更新,準確掌握網格內的基礎數據、民情民意。
數字化管理實質是政務信息化系統的一部分,將電子流程管理與服務通過現代網絡技術進行集成,對政府需要及擁有的信息資源、關鍵數據進行深層次挖掘、分析、利用和管理,以提升政府行政服務能力。
協同治理模式。協同治理模式是通過更新管理理念、方法和手段,形成基層組織和社會組織相結合的社會管理與服務新格局,以此實現社會管理主體的多元化,促進基層社會管理與服務能力的提升。根據基層組織內部創新的不同層次,協同治理大致可以分為管理組織協同化和運行機制協同化。
第一,管理組織協同化。管理組織協同化側重于從組織架構方面創新基層管理與服務的組織結構,構建多元化的參與主體,實現組織目標的重新定位和不同組織之間資源的重新配置。浙江省慈溪市基層組織和社會組織協同治理就是管理組織協同化的典型。2006年4月,慈溪市率先在坎墩五塘新村創設了“村級和諧促進會”,以人際和諧為目的,以村(社區)為單位,由市鎮兩級黨委政府引導推動,當地群眾與外來建設者共同發起,把外來人口服務管理納入基層自治范疇,解決村(居)兩委會在外來人口管理上的缺位。隨后,這一社會組織的功能由融合為主向參與基層社會協同治理拓展,形成了以村(社區)黨支部為核心、村(居)民委員會為主體、村(社區)經濟合作社為支撐、和諧促進會為依托、社會各界群眾廣泛參與的基層管理與服務模式。
第二,運行機制協同化。運行機制協同化是為原來獨立的社會管理服務的政府組織(包括“條”上的職能部門和“塊”的綜合管理機構)和社會組織建立共同解決公共問題的網絡,形成資源共享、彼此依賴、合作互惠的組織結構和政府、市場、社會三者協作的機制。義烏市總工會社會化維權模式就是運行機制協同化的典型。義烏市總工會通過與新聞媒體、律師事務所、勞動部門、司法部門、兄弟市縣工會、高等院校等先后實現社會性聯合。一是發揮工會組織作為重要的政治資源、組織資源和制度資源的作用,建構工會工作體系。二是把政府管理的過程性與社會團體的互動性結合起來,形成“互聯、互動、互補”的社會管理運行機制。
社區治理模式。從行政權力和基層民主變化的取向來看,社區治理出現了形式各異的模式。
第一,議行分設模式。議行分設是按照“社區自治、議行分設”的原則,將居委會在計劃經濟時代所形成的行政、服務和自治職能歸位于自治組織,形成“議”與“行”的并立同行。其代表是深圳鹽田區社區管理體制改革。
社區服務站的經費來源主要是政府撥付的社會公益服務資金、購買社區服務的專項資金以及服務站開展低償社區服務項目的自收經費。社區居委會則履行社區自治功能,由居民依法民主選舉產生,其功能是充當政府組織、社會中介組織與居民之間的橋梁,將居民的權利要求轉達給政府組織和社會中介組織,并代表居民對政府組織、社會中介組織的行為進行監督,其經費來源于政府撥付的辦公經費、資產的收益資金及向社區募集的資金。
第二,合作模式。合作模式是行政調控機制與社區自治機制相結合、行政功能與自治功能互補、行政資源與社會資源相整合、政府力量與社會力量互動的基層社會管理與服務模式。
寧波市海曙區構建新型居家養老服務體系是合作模式的典型代表。2004年3月,該區政府出臺政策,試行為高齡、獨居的困難老人購買居家養老服務。區政府以改革職能履行方式為出發點,將擴大社會參與作為重要內容,尋求與社會組織和社區之間的合作,吸引社會資源參與養老工作。政府主要扮演服務規劃者和購買者角色,形成了“政府扶持、非營利組織運作、社會參與”的合作機制。“政府扶持”指區政府將購買服務的開支列入年度財政預算,向星光敬老協會購買居家養老服務。“非營利組織運作”指星光敬老協會負責項目運作。“社會參與”指整合和利用社會資源,一方面實施“義工銀行”的激勵機制。另一方面整合社會企業資源,將居家養老和社會企業提供的信息服務平系起來。
完善基層社會管理與服務體系的建議
各種模式的實踐經驗表明,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強化社會協同治理、增強社區治理能力等是基層社會管理與服務體系建設取得良好效果的保證。為了加強基層社會管理與服務體系建設,還需要在以下幾方面進一步下工夫。
推動社會管理與服務制度化發展。一方面,基層社會管理與服務體系建設的關鍵是社會政策的發展和完善。社會政策的本質是通過政府的再分配以縮小社會成員初次分配差距,提高全體成員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水平。必須在基層社會管理與服務體系方面進行統籌規劃,通過頂層設計勾勒出基層社會管理與服務體系建設的框架,與國家社會政策融為一體。
另一方面,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體系建設必須厘清政府、社會與市場的職能,將應當由市場、社會完成的治理功能交還給市場與社會之后,政府要加強公共服務部門建設,完善公共服務監管。其要件在于以組織方式推進政府職能轉變,以制度化的途徑完善政府的服務監管、資源支持等職能。
增強社會組織管理服務能力。著力構建政府主導、資源激勵、合作互補的新型社會組織培育和發展機制,解決基層社會管理與服務居民參與不足、多樣化社會需求難以滿足的問題。一是形成制度化、有序化的公眾參與渠道。政府應釋放社會空間,要尋求“信息相關”、“業務相關”和“需要相關”等協同的粘合因素,推動政府與社會組織在公共事務管理中的合作治理。二是推進公共服務組織體系建設。三是強化社會工作體系建設,使社會工作者能融他們所具有的社會“管理職能”和作為社會工作者的“職業行為”為一體。
明確社區服務管理目標。一方面要明確社區是基層社會管理與服務的落腳點,管理與服務體系建設要圍繞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突出問題展開。另一方面要解決好基層服務管理與社區居民需求之間的矛盾,關鍵是以“服務”來強化基層的社會網絡,加強鄰里互助、增強地區歸屬感,培養互濟互助因素,培育基于互惠主義的服務機制。
增強社會資源動員能力。一方面,政府要夯實基層組織基礎,將資源下沉到基層,讓基層真正有人力、有資源、有手段去為群眾提供服務。另一方面,要根除基于政府提供服務管理資源的依賴性,著力解決社會資源動員能力匱乏的問題,其重要的路徑就是使社區居民和社會組織自發組織起來,通過理性的集體行動破解政府公共服務資源供給不足的困境,加強社會組織的資金籌集能力,推動其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