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論述公共財政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論述公共財政范文第1篇

對于上市公司來說，最重要的財務指標是每股收益、每股凈資產和凈資產收益率。這三個指標用于判斷上市公司的收益狀況，一直受到證券市場參與各方的極大關注。證券信息機構定期公布按照這三項指標高低排序的上市公司排行榜，可見其重要性。但筆者建議在使用這三個指標時要做一定的調整，尤其是在選擇投資目標，以期尋找一個有真正投資價值的上市公司時。以下就為什麼要調整及如何調整逐一論述。

一、調整的原因：上市公司具有利潤操縱的動機與行為

每股收益、每股凈資產和凈資產收益率是否真實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關鍵在于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利潤操縱行為。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研究我國上市公司所處的會計環境和經濟環境，以論證上市公司進行利潤操縱是否具有利益驅動。

（一）、在發行市盈率受到限制時為提高發行價格而進行利潤操縱

就中國目前及未來一段時間而言，新股發行額都是“稀缺資源”。在這種情況下，上市公司要利用這難得的機會募集到更多的資金，只有盡量提高發行價格。新股發行價格受到發行市盈率的限制，一般不能超過15倍。盡管沒有明文規定，但發行市盈率若高于15倍一般很難獲得證券市場監管部門的批準。在發行市盈率為常量的情況下，要提高每股發行價格唯有在每股收益這個變量上做文章。1996年以前計算發行市盈率的公式是：“發行市盈率=每股發行價格/發行新股年度預測的每股收益”，于是1996年以前發行新股的不少公司將盈利預測高估，其中少數公司盈利預測數遠低于實際完成數。針對上述情況，證券監管部門對計算發行市盈率的公式做了修正，修正后的公式為：“發行市盈率=每股發行價格/發行新股前三年平均每股收益”。于是此后發行新股的公司多在歷史數據上做文章。有的公司把不能直接產生盈利的資產盡量剝離，以較低的費用與營業收入進行配比而使利潤增加。對于大中型企業而言，由于受發行新股額度的限制，只能從原有總資產中剝離出一部分資產折股作為發起人股，對這部分資產的盈利能力只能根據歷史數據進行模擬，模擬計算的利潤無須繳納所得稅，但卻是制定發行價格的依據，其結果自然可想而知。

（二）、為獲得配股資格而進行利潤操縱

大多數上市公司上市的目的是為了能方便地向社會公眾發行股票籌集資金，在中國大陸，股份有限公司已有數萬家，但其中只有數百家上市公司能夠以向老股東配售新股的方式籌集資本。因此許多人認為，如果失去了配股資格也就失去了公司上市的意義。

然而中國證監會對于上市公司配股資格有嚴格的要求：上市公司在配股的前三年，每年的凈資產收益率必須在10%以上，三年中不得有任何違法違規的記錄。而且凈資產收益率在10%以上，投資者往往認為該上市公司具有發展潛力。于是在政府對配股行為的行政干預，上市公司自身發展對配股資金的需求，以及投資者簡單的價值判斷對上市公司形成了壓力。在這三方面因素的影響下，凈資產收益率10%成了上市公司利潤操縱的首要目標。

于是我們就看到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凈資產收益率位于10%~11%區間的上市公司很多，而凈資產收益率位于9%~10%區間的幾乎沒有（能源、交通、基礎設施類上市公司凈資產收益率只要三年保持9%以上即可獲準配股，因而屬例外）。

（三）、為避免連續三年虧損公司股票被摘牌而進行利潤操縱

根據《股票發行與交易管理條例》的規定，上市公司如果連續三年虧損，其股票將被中止在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前已述及，公司取得發行額度且爭取上市非常不易，公司上市后又被摘牌，不僅對股東而言是莫大的損失，而且公司喪失上市資格意味著一種寶貴的稀缺資源白白浪費。上市公司往往認為股票被摘牌是對公司的最嚴厲的處罰，所以寧愿帳務處理上玩一些花樣被注冊會計師出具保留意見，也不愿意出現連續三年虧損而被判處“死刑”。

由以上分析可知，上市公司確實存在利潤操縱的動機，上市公司在年度報表審計中被出具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的事件也屢見不鮮，程度更惡劣的如“瓊民源”“紅光實業”事件，這些都證明了對上市公司出具的財務報表在使用時進行一定的調整更為必要。

二、對凈資產的調整

對凈資產進行調整，應予調整的項目其實就是上市公司易通過其進行利潤操縱之處。調整后的凈資產能使每股凈資產、凈資產收益率這兩個財務指標的決策相關性大大增強。如何對凈資產進行調整呢？參考1997年12月17日中國證監會頒布的《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內容與格式準則第二號〈年度財務報告的內容與格式〉》，可對凈資產進行以下四個項目的調整。即：三年以上應收款項、待攤費用、待處理財產凈損失和遞延資產四個項目。下面對每一項目進行逐一分析，揭示其可被利用來進行利潤操縱之處。

（一）、三年以上的應收款項

應收款項主要包括應收帳款、應收票據、預付帳款和其他應收款四個項目，但應收票據一般為短期信用票據，其呈兌期一般在一年以內，因而“三年以上的應收款項”一般只包括“三年以上的應收帳款、預付帳款和其他應收款”三個項目。

從國際慣例來看，在發達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對某一公司而言，存在三年以上的應收帳款是一種極不正常的現象，而且即使存在，也早已100%地計提“壞帳準備”，直接將其潛在的損失全部進入當期損益，因而對帳面股東權益不存在負面影響。而在我國，由于存在大量的“三角債”，以及人為利用關聯交易通過“應收帳款”項目來進行利潤操縱等情況。因而“應收帳款”在資產總額中所占比重一直居高不下，不少企業甚至大量存在三年以上帳齡的應收帳款。再者，由于我國過去的財務制度規定的壞帳的計提比例太低，造成上市公司財務報表中廣泛存在資產不實，“潛虧掛帳”現象突出。而資產的本質是可以帶來未來經濟利益的經濟資源，也就是說，資產能單獨或與企業的人力資源和其他資產相結合，直接或間接地為未來的現金凈流入做出貢獻。顯而易見，三年以上的應收帳款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很難為企業的現金凈流入作出貢獻。列做企業的一項資產容易給使用者造成誤解。

預付貨款與應收帳款的本質是相同的，都是商家相互提供的一種信用。一旦接受預付款方經營狀況惡化，缺少資金支持正常經營，那麼付款方的這筆貨物也要遙遙無期。有時，預付貨款也是關聯方之間進行資金融通的一種方式。所以，把預付貨款作為調整凈資產的一個項目是比較穩健的做法。

其他應收款項目原指企業發生的非購銷活動的應收債權，如企業發生的各種賠款、存出保證金、備用金以及應向職工收取的各種墊付款等。但在現實中，其他應收款卻沒有如此簡單。如：B公司在年度報表審計中被出具保留意見，該意見稱：“1995年二電爐廠因設備故障而停產發生的費用8194625.06元，歷史遺留的工程設備大修理支出6282661.75元，列入待攤費用和其他應收款，未計入當年損益。”上述兩項費用如在本期確認，將會使稅前利潤因此減少14477286.81元。由此可見，其他應收款在此起到了推遲確認費用的作用，失去了其原有意義。

（二）、待處理財產凈損失。待處理財產凈損失一般是指在清查財產過程中查明的各種材料、庫存商品、固定資產的盤盈和毀損。這些財產損失除少量可由過失人負責賠償，或由保險公司賠償外，其扣除殘料價值后的差額便為“待處理財產凈損失”其一般處理為：通過“營業外支出”或“管理費用”項目進入損益表，減少當期稅前利潤。所以，“待處理財產凈損失”的經濟實質是本應進入損益表沖減利潤的損失或費用項目，根本不能為企業帶來未來的經濟利益。而且，不少上市公司的資產負債表上掛帳列示巨額的“待處理財產凈損失”，有的甚至掛帳達數年之久。這種現象明顯不符合收益確認中的穩健原則，不利于投資者正確評價企業的財務狀況和盈利能力。

（三）、待攤費用和遞延資產。待攤費用和遞延資產并無實質上的重大區別，它們均為本期公司已經支出，但根據“權責發生制”和收益費用確定的“配比原則”應由本期和以后各期分別負擔的各項費用，簡言之均為“等待攤銷的費用”，只是“待攤費用”的攤銷期在一年以內。而“遞延資產”的攤銷期超過一年，因此可將之稱為“長期待攤費用”。從嚴格意義上講，待攤費用和遞延資產并不符合資產的定義，應為對于它們很難估計其是否有預期的未來收益或服務潛力，但它們似乎又同未來的經濟利益相聯系，而且在會計實務中，不少人也習慣與把已發生的成本描繪為資產。因此，成本就是資產的觀點，加之收益確定時“配比原則”的需要，使得這些遞延項目也能以“資產負債表項目”的方式進入資產負債表。

總之，遞延項目既包括含有未來經濟利益的資源，又包括很難確定其含有未來經濟利益的支出或損失，但卻以尚未耗用的未來經濟利益的面貌出現，且金額一般較大，因而只能按照配比原則在其受益期內攤銷。但在一些上市公司的會計處理中，待攤費用和遞延資產的攤銷很不規范，為上市公司推遲確認費用提供了便利。如：N公司在年度報表審計中被出具保留意見，該意見稱：“貴公司在待攤費用、遞延資產兩個科目的使用及攤銷上不夠規范，不符合有關會計制度的規定，影響了經營成果。”據檢索：公司被出具保留意見審計報告的會計年度，利潤總額為346.82萬元，僅為上年的15%，而年末待攤費用余額高達23568740.85元，年末遞延資產余額高達47207083.83元，兩項合計占流動資產年末余額的15%以上。看來，如果N公司待攤費用和遞延資產兩個科目的使用及其攤銷規范一點的話，說不定N公司在當年就會出現虧損。

以上舉出的只是些被事務所出具保留意見的例子，但這并不意味著被出具無保留意見的上市公司就沒有問題。因為被出具保留意見的畢竟只是問題被暴露的少數。所以，若進行穩健的投資，將凈資產進行以上幾個項目的調整不失為一種對投資者的保護。因為若是一個業績確實不錯的公司，上述幾個項目占凈資產的比重不會太大，調整的影響自然很小。但一些存在利潤操縱現象的公司的調整結果則會有很大差異。

三、對凈收益的調整

在上市公司存在利潤操縱的情況下，對凈收益進行調整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每股凈收益、凈資產收益率這兩個財務指標的決策相關性。剛才介紹的幾個科目多被用來推遲確認費用，下面則從收入方面對凈收益進行調整。

首先，筆者建議用主營業務收入代替凈收益來重新計算，作為每股收益及凈資產收益率的參考項目。主營業務收入指經營營業執照上注明的主營業務所取得的收入。有時，如果營業執照上注明的兼營業務量較大，且為經常性發生的收入，也可歸為主營業務收入。

一般而言，一個業績斐然或者成長性很好的企業往往是因為在其主營業務上取得了成功所致。一個企業或許可以將多余資金用于尋找新的增長點或開展多角經營。但最好也要圍繞其主業經營，即發展一些與主業相近或相似的行業，即這些行業在技術要求、工序要求、人員要求方面與主業近似。或者，新發展的業務是為了支持主業的進一步發展。如：彩電企業收購一個電子器件工廠；食品企業收購一個種植基地等。三九集團就是一個多角經營成功的例子，它經營的產品種類雖然很多，但仍集中在醫藥、生化方面。而巨人集團本是一個科技含量較高的企業，卻貿然去做房地產，它的失敗也不是偶然的。所以，我們在解讀一個財務報表時，如果一個企業的利潤不少一部分來自于非營業利潤，如：出租房屋出租土地等其他業務收入，或來自于資本市場上的炒作等。這些與企業的長遠發展并無十分明顯的相關性，很難由這樣的利潤認定其有長遠的投資價值。

至于企業按權益法或成本法計算的“投資收益”，則要根據具體情況而處理。若這部分投資收益來自被控股子公司的主營業務收入，則也可并入主營業務中進行計算，但投資收益往往來自于關聯方，這一直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的一個黑洞。所以，若上市公司的投資收益在利潤總額中所占比重較大，則也應引起投資者的注意。

主營業務的重要性也可通過現有上市公司的實際經營情況進行說明。有研究者認為我國股市中實際上已出現了5種類型的績優股，除傳統的老牌績優股外，還有高科技績優股（如東方電子、清華同方、中興通訊等）；重組績優股（如：國嘉實業、方正科技等）；享有資源優勢型的績優股（如：稀土高科、東阿阿膠等）和新上市績優股（如：中關村、清華紫光）不難發現，這些績優股之間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有十分明確的主業，其主要經營產品有的甚至可以說是家喻戶曉。眾所周知，1998是股市的一個“資產重組年”，很多企業進行了資產重組，但根據《中國證券報》的一項調查表明，98年進行了資產重組的企業，其后的業績不盡相同，業績令人滿意的重組往往是在經歷了大股東變更后，大大改善了治理結構，有的通過徹底的置換，更換了經營范圍，有的由于剝離掉劣質資產強化主業而適應路大增.......。由此可見，主營業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一個企業的生死存亡，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另外，對于房地產上市公司或上市公司控股的房地產業子公司要注意其在收入確定方法以防止提前確認收入的情況發生。房地產的開發周期往往需要幾年，按照確認營業收入的會計理論，房地產企業在預售房屋或簽定售樓合同后，按工程進度確認銷售收入和與之相對應的成本也不無道理，但有的企業卻以售樓合同金額確定為當年銷售收入，從而被出具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

經過以上調整，每股收益、每股凈資產、凈資產收益率這三個指標雖然會由于這些穩健的調整而在某些方面降低其相關性，所以，不要求也不可能要求全部上市公司方公布調整后的數據。但投資者若將其用于對企業的盈利狀況進行評價，其可靠性無疑會大大提高，比較適應我國當前股市的某些現狀。

參考書目：

論述公共財政范文第2篇

我認為，古今中外，財政就是國家財政、政府財政，因其天然具有公共屬性，所以也是公共財政，它們是同義的。但是，隨著生產力水平、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的演進，不同的國家財政又會有不同的模式（類型）。現在大家所說的“公共財政”一詞是從西方引進的，把它作為國家財政在西方發達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一種模式，突出它是一種市場型財政，卻又有著特殊的意義。

“公共財政”一詞是英文PublicFinance的直譯。《美國傳統辭典》對Finance有兩種解釋：一是指資金或其他財產的管理科學，二是指對資金、銀行業、投資和信貸的管理。一般的英漢辭典則通常把Finance譯為金融、融資或財務。因此，如果Finance一詞單獨使用，那么它的主要意思可以理解為我們通常所說的財務管理，而這種財務管理既可以發生在私人部門，如家庭、企業、銀行的資金管理：也可以發生在公共部門，主要是政府部門的資金管理。在Finance一詞前加上限定詞Public，此時的Finance就超越了“私人性”，而具有特定的“公共性”。可見，單從字面上理解，PublicFinance指的就是公共的或公共部門的財務管理。由于國家（或政府）是整個社會經濟中最為主要、對社會公眾有著最為廣泛、持久而深刻影響的公共部門，因此，用PublicFinance來代表國家（或政府）的分配行為或收支活動，是容易為人們所接受的。所以，應當把PublicFinance譯為“財政”，因為財政就是指國家（或政府）的分配行為或收支活動。我于1987年在把馬斯格雷夫（Musgrave，R．A．）的PublicFinanceInTheoryandPractice編譯為《美國財政理論與實踐》一書時，就把PublicFinance譯為“財政”。也正因如此，假如把PublicFinance直譯為“公共財政”，有的學者認為那是畫蛇添足，多此一舉。

不過，人們會問，如果PublicFinance是專指國家（或政府）的財政活動的話，那么為什么不直截了當地在Finance的前面用Government加以限定，卻偏偏要冠以Public一詞呢？據張馨同志的考證，PublicFinance一詞一直到1892年才被英國的巴斯塔布爾（Bastable，C．F．）首次用來概括“財政（學）”這一范疇。而在PublicFinance被廣泛采用的前后，財政（學）被冠以GovernmentFinance的不在少數，而且迄今為止仍然有之。這樣，如果把PublicFinance和GovernmentFinance放在一起進行比較，那么將PublicFinance譯為公共財政（學），用以特指市場型的財政，以突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國家（或政府）財政活動的公共性，不失為一個貼切的譯法，足可以接受的。

有的學者提出，自從1959年馬斯格雷夫出版了被奉為經典著作的《財政學原理：公共經濟研究》首次引入了公共經濟（PublicEconomy）的概念，特別是1964年和1965年分別以法文和英文出版的《公共經濟學基礎：國家經濟作用理論概念》和《公共經濟學》，直接以公共經濟學（PublicEconomics）為書名。自此以后，多數財政學著作把PublicFinance或GovernmentFinance改稱為公共經濟學或公共部門經濟學（PublicSectorEconomics）。而這種改名，絕不僅僅是單純意義上的名字的改換，而是研究的范圍、領域、方法、指導思想、所要說明的問題等等都有實質性的變化。照此說來，與西方國家財政學的發展現狀相比較，“公共財政”的提法多少顯得有些“滯后”了。

應該肯定，西方財政理論的研究的確在近幾十年來已經有了實質性的進展。但也應當看到，盡管公共經濟學或公共部門經濟學對政府與經濟活動之間關系的研究，已經擴展、突破了原有的內容和方法，但是，對國家（或政府）的分配行為或收支活動的分析，仍然是公共經濟學或公共部門經濟學中最具份量的組成部分，而這也正是不少財政經濟學著作相繼改名之后，卻仍有許多著作使用PublicFinance的原因，此其一。其二，“公共財政”一詞的提出和興起，是在我國歷經多年的財政經濟改革，在原有的計劃經濟條件下的財稅體制已經發生了深刻變革之后，試圖對逐步走向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財政模式及其特征進行理論概括的產物。在我國財政改革與財政理論發展的現實情況下，提出“公共財政”一詞，并將其作為國家財政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一種模式（類型），的確有助于標識我國財政職能轉化的方向，有利于財政定位，是有著特殊的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的。

近幾年來，張馨同志撰寫、出版了《公共財政論綱》等專著，發表了許多論述公共財政的文章，在財政本質與財政模式（類型）的關系問題上有了新的突破，對國家分配論的繼承與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受到了學術界與政府部門的肯定和重視。對此，我感到十分高興。我曾于1999年3月6日在《中國財經報》發表《我所理解的“公共財政”一文，正式提出“為公共財政叫好”。總之，對于“公共財政’這一提法，我是持贊成態度的。

二、公共財政與國家財政的關系

我之所以對“公共財政”范疇及其原理加以肯定，是因為它從經濟體制的角度出發，正確把握了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政模式（類型）及其涵義、特征。不過，盡管市場經濟作為一種經濟體制，并無姓“資”姓“社”之分，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這就決定了與之相適應的公共財政可以作為我國財政改革的一個主要模式；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我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這一經濟體制是以社會主義為方向并將其作為社會經濟制度基礎的，這就決定了對我國財政模式的把握不能不顧及我國的社會生產關系或經濟關系。因此，公共財政作為對發達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政模式（類型）的一種理論概括，固然不失其積極意義，但它作為我國財政改革的目標模式，卻是失之片面的。

那么，哪個概念才能正確把握我國財政改革的現狀及其目標呢？我認為，從現實的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的角度考慮，還是要強調“國家財政”一詞。一方面，國家與財政有著天然的聯系，沒有無國家的財政，也沒有任何財政可以離開國家而存在，國家財政作為一個一般范疇，可以涵蓋公共財政范疇。這樣，在總括我國財政的基本特征的同時，不至于因為強調國家財政，而忽視對構建公共財政框架的倡導；也不至于因為倡導建立公共財政，而脫離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現實。另一方面，和公共財政的提法相似，使用“國家財政”一詞，雖然看似有同義重復之虞——財政本來就是指國家的分配行為或收支活動，在財政前面加上“國家”二字是缺乏必要的，然而，使用“國家財政”一詞卻有助于反映我國財政經濟改革過程中的兩個重要事實：第一，我國的市場化改革進程主要是由政府自身主動推進的，對財政改革來說同樣如此；第二，多年以來，我國財政一直存在“兩個比重”偏低的情況，需要通過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權威對這種局面加以改觀，以“建立穩固、平衡和強大的國家財政”（總書記為《領導干部知識讀本》一書所作的批語）。由此可見，在現實情況下，使用古今中外都存在的“國家財政”這個“財政一般”范疇，還有其特定的時代內涵。

在說明了堅持“國家財政”范疇的必要性之后，這里還有必要對公共財政與國家財政之間的關系作進一步的辨析。前面已經提到，國家財政與財政是一致的，財政就是國家財政，國家財政也就是財政；而公共財政特指市場型的財政，因此，國家財政包含公共財政，公共財政是財政或國家財政的從屬概念或者說是子概念。一般說來，公共財政以彌補市場失靈為出發點，集中于從事非營利性的公共服務活動；但由于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公有制經濟居于主體地位，現實中存在著的數量巨大的國有資產和國有資本運營，以及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現實國情，導致了在公共財政之外，還必須有一塊活躍于經營性、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本財政。而公共財政與國有資本財政這兩個既互相區別又互相聯系的有機統一體，就構成了我國國家財政的現實模式，所即謂的“雙重結構（或雙元）財政”（其中以公共財政模式為主）。

“國家財政”范疇的使用，引發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如何概括計劃經濟條件下的財政模式（類型—）？張馨同志提出，人類歷史所存在的經濟體制有三種類型：自然經濟、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與之相適應，從財政活動的目的出發，國家（或政府）的財政活動可以劃分為三種類型：家計財政、公共財政和國家財政。用“家計財政”來概括自然經濟型財政的提法是否恰當，這里暫不討論；但是用“國家財政”來概括計劃型財政，我認為是欠妥的。張馨同志指出，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只是國家和政府的行政附屬物，個人只是企業或單位的行政附屬物，整個社會以國家和政府為中心形成一個大企業，企業和個人的活動只是服從于和圍繞著國家與政府的經濟計劃來開展，從而財政也只是服從于和圍繞著國家的需要而活動的，這就具有了“國家”財政的性質。應當說，張馨同志對計劃經濟中的財政活動的總體狀況的分析和判斷大體是正確的，值得商榷的是用“國家財政”來概括計劃型的財政這一做法。我認為，財政與國家之間存在密不可分的這一觀念已經是深入人心的了，再用古今中外皆有的“國家財政”這樣一個帶有“財政一般”意義的范疇來界定帶有特定含義的計劃型財政，很容易導致概念使用上的混亂和人們的誤解。比如，人們在否定計劃型財政時，就會把“國家財政”這個“財政一般”也一并否定掉了。

此外，拘泥于從財政目的的角度劃分財政類型，會在邏輯上產生這樣的問題：既然家計財政服從于領主或君主的（私人）需要，公共財政服從于公共需要，而國家財政服從于國家需要，要么，國家是公共性質的還是私人性質的？如果說國家需要是公共需要，那么國家財政與公共財政又有什么區別：如果說國家需要是私人需要，那么是國家財政好像與家計財政又沒什么兩樣。而如果這兩種說法都不成立，那么國家就該是公共性與私人性的混合體了。依據的國家觀，國家財政的確兼有公共性和私人性的成分，但是，按照同樣的邏輯，那么公共財政、家計財政又何嘗不同時具有公共性和私人性呢？而無論答案如何，都將有違按照同一標準對財政模式（類型）進行劃分的初衷。

因此，我認為，不妨根據計劃經濟下的財政大包大攬的特性，用“大一統財政”來概括計劃型財政或許會更加合適些。

三、公共財政論的引進與本土化問題

我一向主張，對待，既要堅持，又要發展。既反對“僵化論”，又反對“過時論”。對待西方的東西，必須學習、分析、吸收、借鑒。既反對“排斥論”，又反對“照搬論”。早在80年代，我就率先編譯了馬斯格雷夫的《美國財政理論與實踐》，撰寫并出版了《比較財政學》、《國際稅收導論》和《財政學原理》等著作，為引進、吸收、借鑒西方財政理論做了一些工作。我認為，從財政活動的起因、客體、目的、模式和決策等五個角度看，西方財政理論是由市場失靈論、公共產品論、公共需要論、公共財政論和公共選擇論等共同組成的。這些理論先后被引進我國，并得以論述和宣傳。但近幾年來，大家都集中到“公共財政論”這一提法上來，把公共財政論作為西方財政理論的總稱或代稱。

公共財政論是根植于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土壤之上的財政經濟學說。公共財政論的引進在我國已經有一段較長的歷史，但是，它在我國的真正崛起和本土化卻是1990年代以后的事情。之所以如此，其主要是受學說生存與發展的現實土壤決定的。

論述公共財政范文第3篇

公共財政是市場經濟的產物，是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財政類型或運行模式。同時，它又是保證市場經濟得以存在和順利運行的根本條件。在經濟體制的轉軌過程中，我國財政模式也相應地由計劃型財政轉向市場型財政，即公共財政模式，在此過程中，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之上的西方公共財政，直接構成了我國財政模式改革的借鑒對象。因此，準確地把握中西公共財政的異同，對于我國正在構建之中的公共財政來說，顯然有著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中西公共財政的相似點

我國和西方的公共財政，都是建立或基本建立在現代經濟基礎之上的，是國家或政府為市場提供公共服務的分配活動或經濟活動，它們都是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一種財政類型。因此，兩者有著相同或相似的特征和內涵。

1.彌補市場失效。市場經濟下，在市場有效的領域，必須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以達到帕累托最佳狀態。但是，在某些具有共同消費性質的領域和場合，就產生了所謂市場失效問題，其主要表現是：公共產品、外溢性、自然壟斷、風險及不確定性等現象的存在，以及社會分配不公和宏觀經濟總量失衡等。此時，大體上就要求政府通過公共財政的收支而為市場提供公共服務，從而直接彌補市場失效。

2.為市場提供一視同仁的服務。等價交換是市場活動必須遵循的基本準則，這一準則決定了政府為市場提供的服務必須是“一視同仁”而不能是“區別對待”的。市場的統一性，決定了政府作用于某個或某些市場活動主體的過程，就是影響所有的市場活動主體的過程。現實地看，財政收支對各市場活動主體有時候還是“有所差別”的，但這只是政府安排公共服務的一個手段而已，是為了保證市場與資本的正常運行，因此，從根本上看，仍是“一視同仁”的，這與“區別對待”有著本質的差別。“區別對待”的原則否定著等價交換準則，進而否定了市場經濟，它與市場經濟是不相容的。

3.不以贏利為目的。贏利性是人們參與市場活動的直接動力，之所以會產生市場失效問題，一個根本原因就在于無法保證正常的市場贏利。作為公共財政主體的政府，是以政權所有者和社會管理者身份而展開各種彌補市場失效的活動，其活動具有非贏利性。如果作為公共財政主體的政府，其活動以贏利為目的，結果必然是經濟活動政治化，從而導致整個市場經濟體系的崩潰。

4.運行法治化。市場經濟在某種程度上說就是法制經濟，財政作為政府直接進行的活動，在市場經濟下顯然必須受到法律的約束和規范，必須依法行事，從而具有法治性。財政法治化，意味著社會公眾可能通過相應的法律程序，其中主要是通過政府預算的法律權威而根本地決定、約束、規范和監督著政府的財政行為。

二、中西公共財政的不同點

導致中西公共財政差異的因素很多，有政治的、文化的因素，也有生產力、生產關系等方面因素的影響。這里主要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角度來闡釋雙方公共財政的同中之異。

1.生產關系性質的不同，導致了雙方公共財政的性質及有無雙元財政的差異。生產關系性質的不同，其中主要是生產資料所有制性質的不同，導致了我國公有制公共財政與西方的私有制公共財政的差異。西方的公共財政具有兩重性：市場經濟制度決定了它是公共財政，從而具有公共性；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又決定了它是資本主義財政，從而具有剝削性。兩者的結合，就表現為：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共財政是公共性和剝削性的統一。同理，我國的公共財政也具有兩重性：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決定了它是社會主義財政，必須為屬于全體人民所有的國有資本保值增值服務，從而具有增值性。這樣，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共財政就是公共性和增值性的同一。

進一步地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資料所有制性質的差異，還直接導致了我國的財政運行模式將是雙元（結構）財政模式，即公共財政和國有資本財政，而西方的財政運行模式只是較單一的公共財政模式。這是因為，公有制經濟是我國將要建立的市場經濟的主導經濟成分，贏利性是我國國有經濟的基本性質，這構成了同樣處于市場經濟下的我國與西方國家的一個根本區別。處于非市場領域的政治性政府，其收支活動構成公共財政，這是中西財政的一致之處；處于市場領域的經濟性政府，其收支活動構成國有資本財政，這是我國財政與西方財政的差異之處。兩者的結合，決定我國財政模式的雙元結構以及西方財政模式的單元結構。

2.生產力水平不同，導致雙方發展型公共財政與發達型公共財政的差異。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總體上是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的，這決定了我國將要建立起來的公共財政有著諸多不同于西方發達國家的特點和內容，形成了我國發展型公共財政與西方發達型公共財政的差異。在稅收收入結構上，我國將長期以流轉稅為主，而西方大體上以所得稅為主；根據理查·馬斯格雷夫和羅斯托的“發展型”公共支出增長模型分析，我國正處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公共投資在整個國家經濟總投資中占較高比重，為社會提供通訊、交通、教育、衛生等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促使經濟起飛。而西方國家的經濟大多進入成熟期，公共支出主要目標由提供社會基礎設施轉向提供教育、衛生、福利等服務，此時，用于社會保障和收入再分配方面的支出，所占比重較大。

3.市場經濟形成的路徑不同，導致雙方市場失效范圍進而公共財政的范圍不同。經濟史上，市場經濟是否定西歐封建城邦經濟的產物，它是“自發”形成的。從自然經濟轉到市場經濟，有種“自然轉變”的韻味，這使得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制度，能夠在數百年的發展過程中，逐步解決了政府與市場關系問題。而我國的市場經濟是否定計劃經濟的產物，是“人為”建成的。這是一條完全不同于西方式的構建路徑，它決定了我國市場失效的特殊性：

（1）市場失效的人為性。一般而言，市場失效是相對于市場有效而言的，只能天然形成。可是我國的市場失效，不僅包括“天然”的市場失效，還包含由政府非正常干預而產生的“人為”市場失效的內容。

（2）市場失效的初級性。我國的市場失效，不僅表現在公共產品、外溢性等實行市場經濟體制國家市場失效的共有內容上，還表現在市場發育不健全，以及由于市場經濟的人為性而導致的市場失效的特殊性上。

論述公共財政范文第4篇

[關鍵詞]預算；日常監管；部門

中圖分類號：F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78（2013）04-058-01

影響部門預算日常監管的因素屬于前進中的問題，需要在改革和發展中根據環境逐步創造條件解決，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文章不再論述。現本著“監督寓于管理，機制建設先行，漸入良性循環”的原則，提出健全完善部門預算日常監管機制的構想如下，供參考。

一、緊抓一條主線

即抓住公共財政管理。公共財政是市場經濟體制下財政改革的目標模式，各項財政改革都應在公共財政思想指導下進行，并為這個總目標服務。政府預算是公共財政賴以形成和存在的基本制度，而政府預算監督也是公共財政監督的核心和基本內容。通過建立健全部門預算日常監管機制，逐步形成預算編制、執行、決算和監督相互分離、相互制約、寓監督于預算管理全過程的預算運行機制，提高財政監督的針對性、實效性，是加強公共財政管理，促進公共財政體制建設的迫切要求。通過我省財政監督部門的工作實踐看，立足財政中心工作是財政監督部門的立身之本、發展之源，財政監督工作偏離了財政管理和改革的中心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適應公共財政體制建立的需要，充分發揮監督部門的職能作用，不斷創新服務，為部門預算工作服好務，為改革保駕護航，為管理把關盡責，是監督部門的第一要務。

二、樹立兩種理念

即“大財政”、“大監督”理念。健全完善財政監督機制，是財政監督工作明確的目標任務，健全完善部門預算日常監管機制更是重中之重，而樹立理念是機制建設的核心之一。我們認為，部門預算日常監管機制，要在“大財政”、“大監督”的理念指導下，進行相應的框架構造和制度設計。所謂“大財政”，我們認為，凡是與財政概念有直接關系的分配和再分配行為都應該屬于“大財政”范疇，“大財政”發揮作用的范圍，就是“大監督”行使職能的領域，財政工作視角延伸到哪里，財政監督就應跟進到哪里。這里所說的“大監督”，也是內外并舉的監督，是“預算-執行-決算-監督”鏈條上的監督。要通過財政監督部門的監管機制建設，把部門預算改革的目標、方針、政策貫徹落實好，圍繞事前把關、事中控制、事后檢查全過程參與，為財政政策的制定調整、為強化細化財政管理奠定扎實的基礎。樹立這兩大理念，理清了二者的關系，摒棄管理、監督“兩張皮”的錯誤認識，我們的部門預算日常監管機制建設就有了共同的維系和牢固的根基。

三、建立三項機制

即預算編制、執行和監督部門的協調運行機制；監督部門在部門預算運行中的事前、事中、事后全程參與機制；預算編制、執行和監督部門的日常溝通協調及信息反饋機制。把監督作為財政管理的必要環節和組成部分，納入制度設計和安排，建立起較為完善的預算編制、執行、監督三者緊密銜接、相互制衡的運行體系，實現監督與管理的密切融合。

（一）建立預算編制、執行和監督部門的協調運行機制

具體構想是整合預算編制部門、預算執行部門和預算監督部門，形成既相互分工、相互配合又相對獨立、相互制衡的監管互動的部門預算監管機制，明確職能分工，并制度化。其中，預算編制部門負責財政總預算和部門預算的編制；預算執行部門負責預算資金撥付和管理；監督部門負責對預算編制和執行過程的再監督。三方可根據工作情況，定期或不定期地召開碰頭會，及時研究解決問題。另外，建議在廳內相關業務處室指定監督聯絡員，將有關政策文件等信息及時傳遞到監督部門，特別在涉及相關執法檢查工作時，考慮統一編組共同參與，在管理和監督的政策層面互通有無、優勢互補，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監管融合、互相促進。

（二）建立監督部門事前、事中、事后全程參與機制

1 建立監督部門事前參與機制。對預算編制部門來說，監督部門要對預算編制的依據、范圍、標準和程序進行審核，發現不當之處，提出限期整改建議；對預算執行部門來說，監督部門要對其資金撥付進行審核，包括資金撥付審批程序和批復過程是否規范，資金撥付是否到位和及時等。

2 建立監督部門事中監控機制。重點對預算編制部門追加預算的合法性和合規性進行檢查，實現對預算執行部門的財政資金收、付、結、存情況進行全過程監督，及時查處和糾正改變資金用途、擠占挪用和滯留資金等問題。

3 建立監督部門事后專項檢查和績效監督機制。特別要在制度上充分授權監督部門對部門決算的審核權限，進一步糾正預算執行存在的問題。同時，積極探索績效監督機制建設，可選擇一個部門或一個行業或一個項目進行試點，就工作組織、制度設計、指標設置、評價標準等進行探索。

論述公共財政范文第5篇

論文摘要：在新農村和統籌城 鄉發展的背景下，政府為農村提供公共服務是政府職能的應有之義。當前，政府在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中面臨諸多困境，為跨越困境 ，政府在農村公共服務供給過程中應選擇“四位一體”路徑定位，即政府應是農村公共服務的制度公共品供給角色、主導性供給主體和投資者角色、多元化供給主體的服務者與多元化供給方式的引入者角色和農村公共服務供給的監督者角色。

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指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 ，通過擴大公共財政覆蓋農村范圍，繁榮發展農村文化，大力辦好農村教育事業，促進農村醫療衛生事業發展，健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和環境建設等。可以說，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進一步任務是完善與發展農村公共服務，這是政府職能的應有之義。作為提供農村公共服務的主導性主體，政府在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中面臨何種困境，政府在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中到底應當擔當什么角色以及如何擔當，本文圍繞這些問題展開論述。

一、文獻回顧與述評

1．國外研究

20世紀 70年代以來，國外公共管理學界對公共服務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成果頗豐。以登哈特夫婦為代表的新公共服務理論強調政府治理角色的轉變，即政府應“服務而非導航”，倡導公共服務精神，重視政府、社區、公民之間的溝通與合作。David Osborne和Ted Gaebler(1992)認為政府應該掌舵而非劃槳、授權而非服務 ，主張借鑒商業管理模式，引入市場競爭機制，最大限度地滿足消費者的服務需求。E．S．savas(2000)提出了公共服務社會化的 l0種制度安排。E—wan Felie(1997)認為政府在公共服務供給中應重視社會力量的參與。布蘭克(R．M．Blank，20O0)對公共服務問題進行了較為系統和前沿的研究，他在《公共政策何時依靠私人市場：社會服務的有效提供》一文中，對公共產品提供中存在的外部性、非對稱信息、效率問題、分配效應問題、產品質量的不可觀測性進行了系統分析，進而探討了政府及私人介入公共產品提供模式的多樣性。

傳統經濟學理論認為，由于公共產品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如果有市場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則供給，必然造成公共品供給的無效率和資源浪費，因此，許多學者認為，公共服務的供給應主要由政府提供，中央政府及各級政府從強制性的稅收收入中進行預算安排。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公共品供給的責任必然要由政府承擔，考慮到某些公共產品的特殊性，如消費者的地域集中性、信息不對稱性等因素，由私人供給可能更有效率。羅納德·科斯(1974)研究了英國早期的燈塔制度，說明燈塔的私人收費是可能的，反駁了公共產品只能由政府壟斷的傳統觀點，為人們建立起公共產品供給可以引入市場機制的信念。隨后，布坎南的俱樂部產品理論為公共產品的集團供給提供了合理分析。

總的來說，無論是公共管理學者還是經濟學家所主張公共服務市場化或社會化取向，他們的觀點均未否認政府在公共服務供給中的主導性作用，卻為政府供給公共產品效率的改善和提高提供了可資鑒用的方法或方式，如合同委托、許可經營、政府補貼等。

2．國內研究

國內許多學者(周立新，2002；林萬龍，2003；李燕凌 2004；郭建軍，2007)認為，農村公共服務處在投入不足、管理體制落后和供給結構不合理等普遍性問題狀態。劉鴻淵(2O04)認為許多縣鄉是“吃飯財政”，沒有能力提供公共產品。胡德鋅(2004)認為，公共產品的非排他勝和非競爭性使得公共產品供給中存在市場失靈和私人不愿供給，政府供給又容易造成壟斷，缺乏效率。另外，郭澤保(20o5)認為，各級政府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中責任劃分不清，越位、缺位、錯位時有發生，現行的財政體制制約了地方政府職能發揮。

林萬龍(2003)認為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主體和供給責任劃分不明確。李彬、李葆華認為，在我國現行公共體制下，各級政府間供給職責界定不清以及供給行為的任意性和強制性是造成政府供給責任缺失的主要原因。李繼力(2006)認為，造成我國農村公共物品供給失衡的政府責任原因是政府價值取向上的非農偏好、政府行為上的不合理、官員行為上的 自利和任期短期化和政府決策機制的自上而下。程又中(2005)論述了國家在當今中國農村公共服務中發揮主導作用的歷史機遇和條件。但是 ，對于政府在農村公共服務中究竟起何種具體作用或擔當什么角色，程文未作進一步的論述。

許多學者對如何改善農村公共服務或產品供給提出了有價值的建議。如：改革現行財政體制，建立公共財政體制(嘉蓉梅，2004；馬曉河 ，2004)；改革農村公共品供給制度，構建政府、企業和社會團體多元參與并共同生產和提品的農村公共服務組織體系(黃志沖，2000；李秉龍，張立承，2003；黨國英，2004)；從多元化的籌資機制、供給決策機制及供給主體三個方面建構農村公共產品的多元化供給體制來解決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難題 (劉建平，龔冬生，2005)。

總的來看，學者們對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現狀、存在問題及原因對策等研究成果豐富，為筆者研究奠定了寬厚的基礎。但是，對于政府作為提供農村公共服務的主導性主體應該如何進一步發揮其作用，政府在服務供給中面臨何種困境，政府在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中到底應當擔當什么角色以及如何擔當等問題，學者們的研究涉及不全面，有些方面不深人，如政府角色的細分，造成理論指導實踐時的“靈活空間”或“無所適從”。

二、政府供給農村公共服務的現實困境

當前，政府職能正處在由側重經濟或投資職能向彰顯公共服務職能轉換，公共治理也趨向主體多元化或多中心化。調查顯示，政府仍是當前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主導性主體①。研究表明，一國人均 GDP達到一千美元以上，公民對公共服務的需求將 日益凸顯。當前，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我國農村對公共服務的需求也 日益遞增，但農村公共服務政府供給卻存在效率低下、總量不足、結構失衡等問題，也就是說，農村公共服務政府供給面臨諸多現實困境。

l-農村公共服務或產品供給中政府公共服務職能的缺位與錯位并存

綜觀世界，歐美發達國家的政府 ，尤其是福利國家，都承擔了向社會或公民提供公共服務或產品的責任，應該說 ，這是凱恩斯主義政府干預思想留給我們的“福利”，也符合《福利國家經濟學》的著者尼古拉斯·巴爾的觀點，即國家提供公共服務(社會保障)從經濟角度而言是有效率的，可以內在地促進經濟增長和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職能基本是以“經濟職能”為中心，忽視“服務職能”，導致各級政府的核心任務是抓經濟建設和發展，而非社會建設和發展。政府主要投資于經濟領域，而非公共服務領域 ，造成公共服務領域“政府缺位”。在農村地區，政府公共物品供給總量不足，如義務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基礎設施建設等，造成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嚴重短缺。地方政府“經濟投資”觀念強，“服務投資”觀念不足，造成“有錢不愿投，沒錢無法投”的狀態 ，使得許多地方的公共服務長期滿足不了農民的公共需求。數據表明，2000年，世界衛生組織在對 191個會員國進行的醫療衛生評價中，我國排在 188位。2006年，全國的義務教育經費總量中，政府財政預算內撥款所占比重只維持在 50—60％之間。

長期以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務或產品上職責不明，地方政府的事權和財權不匹配，造成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主體錯位。根據公共產品理論或財政分權理論 ，中央政府主要負責提供全國性或基礎性的公共服務，如國防、義務教育、社會保障、大江大河的治理等，這類產品由中央政府決策和規劃的效率比較高。地方政府負責地方性公共服務或產品的提供，如農村治安、農田水利設施、農技信息服務、社區服務等。但是，農村基層的實際情況是，中央與省級政府過多地把供給農村公共產品的事權下放到縣鄉鎮等基層政府身上，如農村義務教育、農村治安、軍烈屬的優撫、農村計劃生育、環境保護等，問題是，事權下放同時沒能配以相應的財權，造成基層政府“事過多，財不足”，不能有效提供公共服務或產品，形成“政府服務職能缺位與錯位”之實。

2．農村公共服務政府供給結構失衡，效率低，供給過度與供給短缺并存

本課題組對廣東、江西和安徽三省農村公共服務現狀的調查顯示，農民認為教育、醫療、交通道路和農貿市場等公共產品很容易獲得，而農業科技服務、就業培訓、文化設施、社會治安、環境保護等公共產品很難獲得，這說明，農村的“硬性”公共品供給“過度”，而“軟性”公共品的供給“短缺”。在農村公共服務供給實踐中，地方政府為“應對”政績考核，對提供“有形的或硬性的”公共品具有很強的意愿，如道路、公共廣場、農貿市場等，但卻對供給“無形的或軟性的”公共品缺乏意愿，如農業技術服務、環境保護、農村治安、社會保障、就業培訓等。李彬和李葆華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對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決策不是基于農村實際情況、農民的真實需求和供給的成本一收益分析，而是基于顯現“政績”之需。結果是，農村公共服務政府供給的結構失衡，供給過度與供給短缺并存。

同時，我國公共服務的供給效率不高 ，供給績效較差。以醫療衛生領域為例，我國醫療衛生總費用從1980年的 143億元增加到2004年的7590億元，增加了53倍，占GDP的比重從 1980年的 3．17％提高到2004年的 5．55％，但從我國衛生投入的宏觀績效看，居民綜合健康指標卻沒有明顯的改善。以人均期望壽命衡量，從 1982年到 2003年，我國居民的平均壽命從 68歲增加到 70．8歲，22年僅增加 2．8歲，而同期基數和我國相同的斯里蘭卡增加了5歲，韓國增加了6歲。同時，我國人均醫療衛生費用大幅度提高，我國的衛生績效卻不升反降。2000年世界衛生組織衛生總體績效排名，我國排名 144位，比人均 GDP低于我們的埃及(63位)、印度尼西亞(92位)、印度(112位)、海地(138位 )還要低①。

3．政府供給的“自上而下”決策體制與農民需求表達機制缺失并存

長期以來，我國各級政府是農村公共服務供給的唯一合法主體，農村公共服務政府供給實踐的是“自上而下”的決策模式，由于我國地域廣，發展差異大，這種決策模式使公共品的供給很難適合農民的真實需求。同時，“自上而下”的農村公共服務供給決策機制不能有效地反映農民的實際需求，忽視農民的需求與偏好，可以說，農民在農村公共品供給決策中基本上沒有參與權和表達對公共服務真實意愿的話語權和渠道。農村稅費改革前農村公共品供給的決策程序是“自上而下”的上級政府主導型，這種決策程序很容易導致制度外的農村公共品供給行為，從而加重農民負擔。農村稅費改革后，雖然有些地方創造了 “一事一議”的公共品供給機制，但在現實實踐中，一方面，實行起來往往走樣；另一方面，小范圍內(如社區)才比較適用，即適用范圍有限。在大量的農村公共品供給中(如義務教育、衛生防疫、道路修建、行政管理等)農民很難有機會直接表達 自己的需求，“自上而下”的公共品供給決策機制基本沒有變化。應該說 ，這不利于擴大政府服務的公益性影響，也使得提高政府服務質量和效率的制度保證缺失。

三、政府供給農村公共服務的角色路徑

現實調查和理論研究表明，政府在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中起主導性作用。目前，政府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和規則制定者，并 日益由運動員向裁判員和規則制定者以及監督者角色轉換。同時，政府要鼓勵、支持市場和第三部門的發展。我們認為政府在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中具體應擔當四種角色：

1．農村公共服務制度公共品的供給者

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表明，制度，而非技術或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關鍵要素 ，技術或人力資本是制度作用的外化結果或表象，受制度制約和導向。許多學者認為，新農村 “新”的實質應該是“制度創新”。首要的是農村基本經濟制度創新，核心是土地制度創新。雖然農民的土地承包期限一再延長，但卻阻擋不了農村耕地減少的趨勢，也安慰不了農民土地被政府征用的痛苦與無奈，解決不了土地拋荒和經營規模小的問題。李成貴、溫銳等學者分析認為，農村土地歸農民所有或“土地歸農”是解決農村問題的根本制度創新②。

其次，政府應為農村公共品的市場化和社會化建立和完善規則。例如，美國政府通過提供制度公共品來服務農村和保護農業 ，在這方面，美國政府創立了諸多制度安排，如農業保險制度、對農業的立法管理、對農業資源的保護政策、農產品價格補貼政策、農業信貸政策等。

再次，政府應為第三部門或社會組織參與供給農村公共品提供有效的制度公共品或制度規則。改革開放 30年來，我國的社會組織發展較快，但整體而言，它們在農村公共品的供給中所起的作用卻很小 ，曾莉和李民政(2oo8)認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現行政策法規導向作用不明確”。1998年 l0月公布了《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和《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開始實行嚴格的登記注冊和業務管理制度，這種“人口”管理和“過程”監督并重的制度使得社會組織難以發展。嘲一般而言，政府應該更多進行“過程”監督，通過稅負減免或優惠、鼓勵捐贈、許可經營、政府補貼等政策來激勵和支持社會組織參與公共服務的供給。

最后，政府應加快提供公平有效的公共財政制度規則，建立起公共財政體制框架，解決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中財政“越位”和“缺位”問題。因此，政府需要進一步規范財政資金供給范圍，保障教育、社會保障、農業發展、生態保護等重點領域和項目的支出需要。同時，合理有效地界定公共財政支出范圍，即厘清哪些公共產品可以由市場供給和社會化供給，哪些可以由應由政府承擔；哪些公共品由中央、省政府財政支出，哪些由地方政府、社區或受益者承擔。并且，要建立公共財政動態調整機制，以適應組織環境變化和經濟社會發展。

2．農村公共服務的主要供給者和投資者角色

政府以公共服務供給的形式對農村進行人力資本、制度資本和物質資本投資，可以獲取國民經濟運行效率提高和降低農村務農和經營成本。研究表明，農村社會保障對農村人力資本的維持和積累從而對經濟發展有著極大的促進作用。按照尼古拉斯·巴爾的觀點推論，可以說，政府對農村公共品的供給在經濟上是有效率的，可以內在地促進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和農民的福利總水平。

政府應當是農村公共產品的主要供給者角色。公共品理論分析表明，政府天然具有供給全國性“純”公共品的效率優勢 ，如國防、大江大河治理 、環境保護等。同時，政府在許多“準”公共品的供給上也具有優勢。曾小龍(2008)認為圈，農村的“純”公共服務應該由政府免費提供，對于“準”公共服務而言 ，市場機制可以發揮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公共服務的基礎性和外溢性特征，政府在提供“準”公共服務時仍然應該發揮主導作用。一般說來，中央政府主要負擔全國性的公共服務，地方政府主要負擔地方性的公共服務。

根據公共財政理論，政府公共財政應該是農村公共服務多元供給體系的主渠道資金。在這個方面，歐盟、日本等的實踐經驗值得借鑒 。例如，為保障有效供給農村公共產品，歐盟建立了農業指導與保證基金、地區發展基金、社會基金等。地區發展基金主要為最貧困地區的大型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資金，如修建高速公路、安裝先進的通訊系統、建設能源和水輸送網、建設大型農田水利工程等；社會基金用于支持人員培訓計劃和就業計劃，以及為農業、林業勞動者或失業者獲得新的技能，特別是為青年人創造就業機會提供資金支持；20世紀 70年代以來，日本對農田基本建設項目的財政投入占整個農田基本建設投入的90％，對農業的穩定高產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政府應該如何實現其作為農村公共產品的主要供給者和投資者角色呢?我們認為，根據國外經驗和我國實際，首先，政府應該提供有效可行的制度公共品，如政府農業補貼政策、農業保險制度安排等；其次，政府應該夯實農業發展的基礎設施，如完善農村交通網絡，改善電力設施 ，修建水利工程，治理大江大河，保護農村生態環境等；再次，政府應加大對“三農的“軟性”公共品的投入，如農村治安、農業技術推廣與服務、農村社會保障等。

3．多元供給主體的服務者與多元化供給方式的引入角色

我們認為，政府應該順應公共服務多元化供給的趨勢，鼓勵和推動企業和社會組織積極參與農村公共服務的供給，營建政府與企業、社會組織和社區在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中的合作伙伴關系，提高公共服務供給的系統效率和實現政府職能的有效轉換。 那么，政府應該如何為企業和第三部門積極參與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提供有效服務呢?曾莉和李民政(2008)認為嘲，在非營利組織供給農村公共物品的過程中，政府應從政策、經濟、道德等方面予以支持，加強對非營利組織的監督管理。首先，政府可以通過制定政策，提供有效可行的制度公共品來服務其它供給主體，如稅收免除或優惠；其次，政府可以提供經濟支持來服務其它供給主體。在美國，政府是非營利組織的最大收入來源，占其預算的比例從到一半以上圈。因此，政府對社會組織提供財政支持或“服務購買”來支持社會組織的發展是通行做法。現實來看，我國的社會組織在運營資金方面存在著較大困難，特別需要政府的財政支持。因此，政府在這方面可以考慮從公共財政資金拿出一定比例的資金來支持鼓勵社會組織參與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政府可以采用合同委托政府補助、許可經營等方式，實現公共服務供給主體多元化和機制多樣化。

4．農村公共服務供給的監督者角色

在公共品供給市場化社會化的背景和趨勢中，政府依照制度規則和服務標準對政府、個體、企業和社會組織供給公共產品進行監管就顯得尤為重要。我們認為，政府的主要職責是建立標準并進行檢查和監督以及構建投訴或對話參與渠道等。例如，一些民辦幼兒園發生虐待兒童事件，這就反映出在第三部門或社會供給公共服務過程中政府監管的缺失。胡武賢(2008)認為，開放農村公共物品市場，引入市場競爭機制，是提高農村公共物品供給質量和效率的重要途徑。然而，市場的本性是追求利潤最大化。在準公共物品受益人相對固定的前提下，市場主體受利益驅動，有可能提供假冒偽劣質次價高的公共服務，如假種子、假農藥、假化肥、偽技術、高價醫藥費、基礎教育亂收費等，從而嚴重損害農民利益。

現實表明，政府監管公共服務的成本很大，但績效不高，如何才能有效監督農村公共品市場呢?我們認為，政府應該建立公共品市場準入制度，監控服務價格，規范服務質量。同時，政府應該使對企業和社會組織供給公共品的監督社會化，即引入社會力量來監督企業、個體和社會組織對農村公共服務的供給。另外，對獲得財政資金支持公共品提供的社會組織要求做到財務公開，帳目清楚，定期接受審計檢查。政府還要發揮新聞媒體對公共服務供給的監督。

參考文獻

[1] 李彬，李葆華．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與政府供給責任研究鄉鎮經濟，2006，(4)．

[2] 李繼力．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政府責任思考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06，(2)．

[3] 程又中．論國家在農村公共服務中的作用及其實現江漢論壇，2005，(12)：45—49．

[4] 劉建平，龔冬生．稅費改革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多中心體制探討中國行政管理，2005，(7)．

[5] 曾莉，李民政．非營利組織供給農村公共物品與政府行為選擇學術論壇，2008，(5)：46—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