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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貿易保護主義 區域一體化 修正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 新區域主義理論
一,序言
經濟學是一門教導人們如何利用自己手中有限的資源達到福利和效用的最大化的學科。國際貿易學的研究出發點也是出于此,其目的是為了使在國與國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的交換行為達到消除貿易壁壘,消除隔閡,能夠最大程度的發揮各種生產要素最為合理的配置以達到整個全球福利,效用的最大化,在此層面上說,全球一體化無疑是最佳的方式和最佳目的。
既然全球經濟一體化如此光明和美好,那么他的進程一定會順利和通暢,可是事實卻是恰恰相反,經濟全球化進程無比艱辛,我想用“艱辛”這個詞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吧。回首關貿總協定的成立到WTO的成立以及有關旨在消除所有壁壘的GATT多次談判,多哈回合的挫折,西雅圖回合的挫折,人們不盡要問為什么?為什么那么“美好”的進程卻在現實過程中屢屢受挫?仔細的審視當今世界的經濟格局,大力推行經濟一體化的往往是那些所謂的經濟強國,我們將其稱為核心國家;這些國家一方面在不時的為全球經濟的發展“諫言諫策”,但實際上他們才是全球經濟一體化最大的阻力,他們阻礙著一體化的進程。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不僅在向世界推銷他們的商品,而且還在向全世界輸出他們的規則,這些規則表現出來就是當前的世界經濟秩序,這些規則潛移默化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使之認為這就是全球化,這就是全球化“盛筵”來臨之前所要支付的一點點“小費”。他們一邊大肆宣揚自由化的好處,要求發展中國家打開市場,推進自由貿易;同時卻在另一方面十足的阻礙一體化的進程,例如在歐美日等發呆國家在農產品方面,在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的方面處處設限,實施歧視性的措施和報復政策,這些無論從哪個層面來講都不是經濟全球一體化的表現。
正當全球一體化遲遲沒有進展的情況下,區域一體化趨勢卻如同雨后春筍一般發展興起了。正如之前我們所學的,區域一體化到目前為止共經歷了兩次,一次是在在二戰之后,另一次是在冷戰結束以后,我們在這里所要提及的是指第二個。當1957年歐洲聯盟的前身“歐洲共同體”成立時,美國絕對沒有想到其能發展到當前這個基本包括除俄羅斯之外整個歐洲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歐盟成功的示范效應更是使得其他國家紛紛效仿,交通論文當前隨著歐盟的發展壯大,美國這個經濟霸主也感覺到了競爭的壓力,其在1994年正式成立由加拿大,墨西哥與其組成的北美自由貿易區,其實都能看出美國的這次區域一體化進程其實是出于對抗日益強大的歐盟和日本。在日本經濟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后的萎靡不振后,美日經濟同盟很大程度上已無法抵擋歐盟的競爭,這時成立的北美自由貿易區,其更大意義上是出于經濟上制衡歐盟的經濟力量。一個是歐盟——世界上一體化程度最高的區域組織,一個是北美自由貿易區——世界上經濟規模最大的區域一體化組織,針對彼此,相互之間的競爭意味尤為強烈。
在發達國家區域一體化組織的競爭中,我們可以看出整個亞太地區的地理上的重要之處,從世界地圖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亞太地區位于歐盟與北美自由貿易區的中心具有特殊的地理特點。隨著20世紀六七十年代東亞經濟的快速騰飛,先是亞洲四小龍的崛起,之后更是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整個世界都將其注意力放到了東亞地區,在存在之前的競爭的情況下,整個東亞都成為世界經濟博弈的焦點。該結論最有力的論據就是——APEC,APEC的成立其實并不是一個區域一體化組織,更大程度上說是美國挾東亞諸國僅以制衡歐盟的一個工具而已,其充其量只不過是一個松散的毫無實質作用的論壇。對應而言,亞歐峰會也是出于此目的。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經濟發展所走過的每一步都是那么不易,才有了今天為世人所看到的巨大成就。但是由于我國的特殊性(大國,經濟實力,政府的有效性等),今后我們極有可能不得不會面臨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強有力的競爭。對此,面對像美國和歐盟這樣的態勢,以及未來勢必出現的全球范圍內的區域一體化組織的競爭,我們勢必要做出應對——毋庸置疑,積極地加入區域一體化組織是我們所必須要做的,但是選擇我們的伙伴一定要從多方面來考慮,經過我們的從傳統區域一體化理論,新經濟地理學和新區域主義理論的角度分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勢在必行。
二,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建立的內在動因
我們知道,傳統的區域一體化理論是建立在瓦格爾(1950)提出的關稅理論和羅賓遜(Robson.P1984)提出的自由貿易區理論上,進而分析貿易創造效應,貿易轉移效應得出規模經濟,認為同盟越大,關稅同盟越有條件改善他們的貿易條件,同盟后,盟內國家福利將會得到改善;后來又加入小島清的協議分工理論進行補充,最后得出了區域一體化的5種形式:優惠貿易安排,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經濟同盟,完全的經濟政治一體化。可是當時間的車輪走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人們發現傳統理論已無法解釋當前的貿易經濟一體化,例如無法解釋歐共體成立后相似產品的貿易量大幅增加,這就使得人們逐漸開始追求新的思路,著眼于規模經濟和產品差異化的相互作用(Krugman 1979,Dixit&Norman1980)以及用不完全競爭及激勵積極地市場細分來解釋這類現象(Brander&Krugman 1983)而修正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則出現在這時,主要有新經濟地理學(Dixit&Stiglitze 1977)和新區域主義理論。下面就分別從中國與東盟國家兩方運用修正的區域一體化理論對形成自由貿易區的內在機理進行分析
1,從中國的角度來看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首先是基于中國自身的經濟發展的需要的,在加入WTO之后,雖然我國的貿易條件較之以前已獲得了較大的改善,但是我國人需要一個穩定的市場作為后盾,由于之前關稅的存在,使得我國的優勢產品的出口一直在這里受到很大的限制,也使得我國和東盟的貿易量一直上不來。2002年11月,中國與東盟(ASEAN)簽訂了《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決定到2010年成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而按照預計,屆時,按貿易量計算,中國——東盟自由區將會成為僅次于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的世界第三大市場,成為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區,覆蓋約17億人,整個國民生產總值約2萬億美元。這不僅是1967年東盟成立以來,亞洲國家在區域合作方面最重大的突破,也是中國近年來最為重要的國際經濟合作活動之一。
為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成立的原因,相比已經較為熟悉的傳統貿易理論,我們更加側重于從非傳統貿易理論的角度來看待。首先,按照新區域主義理論,我國與東盟的自由貿易區成立對于外界來說是一個“信號”,這種“信號”表明我國主動愿意打破貿易壁壘,開放市場,進而面向全世界,這種“信號”,對于消除所謂的“中國”句用極大的說服力,向外界表明我國鎖定國內改革的決心。其次,還可以帶來更多的國家與我國進行區域經濟合作——出現經濟一體化的“多米諾骨牌效應”,該效應是指,一種區域一體化的出現會促使下一種區域一體化的發生。這是由于貿易集團越大,他就給與屬于其外圍國家帶來的成本就越高,而且當多邊進程缺少動力的時候,多米諾式區域化就提供了進一步的動力。再次,這次一體化可以增強我國對外尤其是與歐洲和美國的談判實力,由于本區域內實行統一的關稅與統一的對外經濟政策,使得其他國家必須要承擔更多的不合作風險,從而實現了本地區整個的福利利益,獲得主導權。
2,從東盟的角度來看
從傳統貿易理論的角度出發,由于中國與東盟都屬于發展中國家,雙方的產業結構具有相似性,消除關稅與壁壘之后的貿易創造效應明顯,隨著中國這個巨大的市場的對東盟諸國的開放,這種由于市場擴大帶來的規模效應給東盟國家具有優勢的產業帶來了巨大的發展動力,經濟管理畢業論文進而促進貿易量的增強。按照小島清的協議分工理論,在競爭的基礎上達到產業的重組和規模經濟,進而為多元化需求提供差異化商品;此外還存在較大的投資創造效應,在生產要素方面的全面配置(諸如勞動力,資本),減少了不必要的成本,這一點還為進一步吸引FDI打下了更為堅實的基礎。(我們不否認FDI在當今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從非傳統角度來看,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為東盟的角度出發,有了中國這個地區性的大國,會給自身帶來更大的保險效應,這種保險效應有其在爆發貿易戰的時候表現最為明顯。按照Walley(1998))采用的一個CGE模型進而提出的結論,對于貿易戰所能帶來的福利損失,大的經濟體損失會較小,甚至會獲益,而其他國家則會遭受嚴重損失。加入貿易集團是解決這一問題的一種根本解決方式,而且與在貿易戰危險增加的時候,加入貿易集團的動力也就越強。
那么為什么是中國呢?我認為有一定的客觀必然性。首先,與韓國,日本相比,中國具有更大的經濟發展潛力,眾所周知,中國這個經濟逐漸起步,人均GDP剛過1500美元的,所具有的13億人口的巨大市場是誰也不能忽視的,其無比巨大的消費實力使得當今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想從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中分一杯羹,與日韓相比,中國的經濟發展也更具有生命力,而且按照生命周期理論來說,我國與東盟基本處于相同的發展階段,其交易成本勢必要比日本與韓國地許多。其次從文化,地里的角度,中國與東盟天然接壤,中華文化與東南亞國家的文化也是一脈相承,華人更是在整個東盟發展歷程中發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這樣相比日韓就更具有親和力,尤其在加上中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中的表現,更加使東盟諸國感到中國比日韓更加可靠。再次,按照新區域主義理論,區域一體化當中的區域跨度應該越小越好,而且最好是居于兩種不同地理特點的國家間的,這樣產業的互補性也就越強,而大陸中國和正好與海洋東盟是這種關系,在此情況下,與中國建立自由貿易區也就成為東盟自身的必然選擇。為了追逐廣闊的中國市場,為了不落在別人的后面。
三,結論
總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立是大勢趨。面對當前世界經濟發展趨勢日趨復雜,我們既不能懼怕競爭,也不能拒絕合作,中國一定要主動加入到區域一體化地浪潮中來,更好的維護我國的經濟利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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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型工業化之路——我國加工貿易的基礎,模式與利益分配研究 王懷民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2007年3月
[4]中國——東盟自由區研究 霍偉東 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 2005年5月
中國—東盟自貿區是中國對外商談的第一個自貿區,東盟作為一個整體,也是其對外商談的第一個自貿區。從2000年提出構建設想,到2010年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最終建成,這一貿易區形成了一個涵蓋11個國家、19億人口的巨大經濟體,成為歐盟與北美自由貿易區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自由貿易區,它是發展中國家間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同時自貿區的建立帶來了貿易與投資的進一步自由化,中國已然成為東盟第一大貿易伙伴,東盟則是中國第三大貿易伙伴。
對外開放度作為衡量一國或地區對外開放水平的重要指標,反映了一國或地區在引進外資、參與國際貿易的程度,是體現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特征。因此,客觀評價自由貿易區對提高外開放水平的作用,對于中國繼續建立和發展自由貿易區有著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中國對東盟自由貿易區開放度的測算
一國的對外開放度指的是該國融入國際經濟活動的程度。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日益加深,對外經濟已成為各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一國的對外開放度與其自身的經濟發展的關系也日益密切。目前,國內外關于對外開放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關于對外開放度的測度方法、指標選取、指標權重計算的研究以及對外開放程度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實證研究。
國外關于對外開放測量較有影響的是Warner(1995)建立的Sachs-Warner(SW)綜合指標體系。SW綜合指標體系包含五個指標:平均關稅稅率高于40%;非關稅壁壘平均覆蓋40%的進口額;一國實行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對主要出口國家企業進行壟斷;黑市外匯匯率超出官方匯率20%。五個指標的取值分別都是0或1,如果一國符合其中的一個指標,則該指標的取值為0。他們認為,如果一個國家這五個指標的取值全部為零,則該國為封閉經濟國家,反之則為開放經濟國家。這種指標體系的方法缺陷在于:它只能測量一個經濟是封閉還是開放,而不能測量開放程度;所選取的指標過于抽象,不能很好的量化衡量。
國內關于對外開放度的測度主要采用的是指標體系法,通過建立指標體系,并為這些指標賦權,來量化對外開放度。李(1998)認為一國的對外開放度應該從國際金融、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這三個角度來衡量,用對外貿易比率、對外金融比率和對外投資比率這三個指標來分別表示這三個方面的開放水平,同時通過主觀賦權法來給這三個指標賦權,計算出對外開放度。從這三個角度確實能較好地衡量出對外開放度,但缺陷在于沒有對這三個指標進行更具體的細分,并且主觀賦權的方法也不能很客觀的反應這三個指標的重要性。
胡智、劉志雄(2005)用因子分析法對中國經濟開放度進行測度。他們利用實際關稅率、貿易開放度、金融開放度、投資開放度和生產開放度這五個因子,計算出權重。該研究雖然克服了主觀賦權的缺陷,但在指標選取上不夠細化,并且指標的處理上不夠細致,如沒有去除匯率扭曲因素。付迪(2013)通過從對外貿易開放度、對外金融開放度、對外投資開放度三個層次建立二級指標,并通過層次分析法對中國的對外開放度進行測算。張慶君(2009)使用因子分析法測度了遼寧省的對外開放度。孫中葉、郭艷艷(2012)則通過對外貿依存度的測算來研究河南省的對外開放度。
上述文獻中大部分都是測算中國或中國的某些省份對整個世界的對外開放度,而沒有從中國對某個區域的開放度來進行測度。本文在遵循指標權重的客觀性和數據的可得性與可行性的準則上,決定根據對外開放度的定義構建相應的指標體系,然后通過因子分析法為各個指標和因子賦予客觀權重,對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對外開放度進行測算。
(一)指標的選取
要測定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的開放程度,通常涉及許多方面的指標,到目前為止仍未有一個公認的方法來科學地測量一國或地區的對外開放度。本文綜合了國內的一些對外開放度測度文獻的指標構建方法,根據對外開放度包含的范圍和數據的可得性,主要從對外經貿合作開放度、投資市場開放度和對外金融開放度這三個方面來進行指標體系構建。
1.對外經貿合作開放度。根據對外開放度的定義,一國融入國際經濟的程度表示一國的開放度,因此本文用對外經濟合作作為解釋對外開放度的一個因子。本文選用承包工程完成營業額和勞務合作完成營業額之和占購買力平價GDP比重、對外直接投資凈額占購買力平價GDP比重、商品貿易進出口總額占購買力平價GDP比重這三個指標來衡量對外經濟合作開放度。
1.亞當·斯密之前的貿易保護理論與政策
在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理論體系創立之前就存在貿易保護和自由貿易之爭。重商主義最早提出貿易保護的觀點,盡管不夠系統,但其理論的基本點:“鼓勵輸出、限制輸入,發展經濟,實現國家財富積累”已經被當時各國政府所采納。一些貿易保護的手段諸如行政管制、高額關稅、退還稅款、發放獎金和補助金、特許證等被政府廣泛使用。
16世紀后期的英國,重商主義的發展達到。從17世紀開始,一些商人、政府官員、學者先后提出自由貿易的觀點,并且在18世紀上半葉的英國發生了兩場著名論戰:一是關于放寬與法國貿易的限制是否對英國有利。主張自由貿易的和主張貿易保護的兩大派別分別創辦了各自的雜志來宣揚自己的觀點。盡管兩派在理論上各不相讓,但政府還是執行了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而主張放寬英法貿易的條款未能得到批準。二是英、法、德等國的學者圍繞國際經濟是否存在內在平衡機制所進行的論戰。以休謨為代表的學者從貨幣數量論出發,認為國際經濟中存在自動平衡和調節機制,不需要政府的干預國際經濟會自然的保持平衡,因此,他們主張貿易自由;以斯圖亞特為代表的學者則反對休謨的貨幣數量論,否定國際經濟中存在自動平衡機制,主張政府干預和貿易保護。這場爭論在理論上也是難分勝負,但在現實中各國政府(包括當時比較先進的英國)仍然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的措施。
2.亞當·斯密之后的貿易保護理論與政策
理論界一直把1776年斯密的《國富論》的出版視為自由主義理論體系創立的標志。作為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的奠基者,斯密對重商主義的國家干預觀點進行了批判,并鼎力主張對內實現自由放任、對外實行自由貿易,主張降低關稅和取消出口補貼和獎勵金,并提出了較為系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即“絕對成本說”。大衛·李嘉圖對斯密的自由貿易理論作了進一步補充和發展,提出了更為現實的“比較成本說”。絕對成本說和比較成本說構成了古典貿易理論的核心。
然而,斯密《國富論》的出版并沒有對英國和其他西方各國的政策產生立竿見影的影響。在斯密和李嘉圖完善自由貿易體系的同時,和其觀點相對立的一些經濟學家仍然始終倡導貿易保護,為此雙方不斷展開理論較量。1860年英法兩國簽定了《科布登—謝瓦利埃條約》,隨后,英國又和其他國家簽署了降低關稅的商貿條約,從而使西歐各國走上自由貿易道路。《科布登—謝瓦利埃條約》的簽定,標志自由主義政策在英國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而這距離1776年斯密《國富論》的問世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由此可見,開辟貿易自由主義政策的道路是多么艱難。
3.現代貿易保護主義理論與政策
盡管自由主義理論從提出到付諸實踐需要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但不能否認,自斯密創立自由主義體系以后,盡管也出現過李斯特和凱里為代表的貿易保護主義理論,但一直到凱恩斯的經濟理論產生,在170年的歷史中貿易自由主義始終占據了理論上風。到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人物馬歇爾時期,雖然現實中各種貿易保護的政策不斷被實施,壟斷也不斷出現,但馬歇爾在他的《經濟學原理》一書中仍然是宣揚自由主義,在稍后出版的《工業和貿易》一書中雖然涉及到壟斷問題,但他認為壟斷和競爭只是程度上的差別而無本質區別。只有到凱恩斯經濟理論的提出,才從根本上動搖了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
然而,現實卻非如此,真正貿易自由的歷史卻非常短暫。自由主義在實踐中獲勝的同時就開始遇到挑戰,因為從19世紀60、70年代開始各種壟斷組織不斷出現,并在各國逐漸取得主導地位,進而為國家壟斷奠定了基礎。同時,李斯特和凱里的貿易保護理論對德國、美國的政策產生了影響。德國率先實行貿易保護,法國和美國分別于1881和1890年重新設立了關稅法,意大利、奧地利和瑞士等國也相繼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進入20世紀以來,國際市場的競爭更加激烈,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存在生產過剩的危機,為了擺脫危機,各國互相用高關稅封閉本國市場,互相用貨幣貶值及降低工資等方法提高本國經濟競爭力,使各國內部和各國之間的矛盾日益加深,最終導致了世界大戰的全面爆發。
二戰結束后,除美國以外的各壟斷資本主義集團均遭重創,美國對歐洲、日本具備了無可匹敵的競爭優勢,美國此時開始倡導自由貿易,但到20世紀60年代末,日本、德國的經濟逐漸恢復并日益強大,大量美元外流,致使布雷頓森林體系動搖,1969年尼克松政府以保衛美元為由提出,為了保持對外軍事支出,維護冷戰盟主地位,美國的貿易收支經常保持盈余是必要的,為此,必須采取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
上述歷史表明,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在自由主義政策實施不久,保護主義的政策則開始陸續在各國出現,到20世紀開始逐漸加強,在二戰以后,盡管日益強大起來的美國開始宣揚貿易保護,但60年代以后隨著日、德等國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各國又重新舉起了貿易保護的旗幟。
4.新的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兩次石油危機使世界經濟增長緩慢,各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勢力都在不斷增強,逐漸形成了新的貿易保護主義浪潮。新的保護主義和傳統的貿易保護相比,更具有隱蔽性的特點:
(1)非關稅壁壘
傳統的貿易保護主義主要是通過限制進口來保護國內工業,其手段是構筑高關稅壁壘,跟傳統的貿易保護主義相比,新的貿易保護更側重非關稅壁壘。具體包括進口限制、反傾銷和反補貼措施、自動出口限制、報關手續干擾、技術和衛生標準等。一些非關稅壁壘目前已經成為各國政府干預外貿、限制進出口的主要政策措施。據統計,現在各國實行的非關稅壁壘手段上千種。有些非關稅壁壘如“技術標準法規繁多,讓出口國防不勝防,有些技術標準要求嚴格,使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很難達到。”一些發達國家順應國際經濟發展的潮流,開始使用綠色貿易壁壘進行保護。
(2)集團化和區域化
隨著國際經濟競爭越來越激烈,一些國家紛紛結成各種各樣的經濟貿易同盟,集團化和區域化趨勢加強。集團和區域內部相互取消關稅,實現商品和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同時,對外推行貿易限制政策。很多集團和區域組織建立的初衷就是為了對付外來競爭,保護成員國的經濟利益。因此,集團和區域化組織具有天然的排外性和貿易保護性。以歐盟為例,從1958年來歐盟不斷排斥成員外的貿易,導致內部相互進口的比重不斷上升:1958年為33.8%,1971年為51.0%,1985年為57.0%,1992年為58.9%,1998年為63.2%,2000年為79.2%。
(3)在自由化掩蓋下的貿易保護
為了實現本國的貿易利益最大化,各國政府紛紛借助于各種非關稅壁壘和其他名義來實現貿易保護,更有甚者高舉自由化的旗幟來達到貿易保護的目的。例如,近幾年歐盟各國借環保為名而頻繁使用的綠色壁壘,一些國家借各種經濟一體化組織實現的各種保護措施等等。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世界經濟的發展趨勢是越來越開放,各種貿易組織如GATT和WTO一輪一輪談判不斷地降低關稅,東京回合后,歐共體平均關稅為6.0%,日本為5.4%,美國為4.9%,烏拉圭回合后,發達國家的平均關稅又進一步降到4%,但非關稅壁壘不斷加強,到烏拉圭回合后,非關稅壁壘已達2700多種,并且借助于GATT的免除條款、利用公平貿易的借口,逐步走向雙邊和歧視性貿易,形成了一整套系統的保護制度和機制,限制的范圍已擴展到勞務和高技術領域,出現了許多經濟集團搞集體貿易保護政策的情況。在自由化的旗幟掩蓋下的各種貿易保護具有很強的隱蔽性、矛盾性和欺騙性,因此也被稱謂“超級保護主義”。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國,美國舉雙手贊成貿易自由化和積極參與GATT和WTO的談判,同時又不斷地帶頭實施各種貿易保護。1984年美國國會通過《貿易與關稅法案》,而1988年經里根總統簽署,正式成為美國法律的《1988年綜合貿易與競爭力法案》也有著濃厚的保護主義色彩,而且近年來保護主義議案不斷增加。美國的所謂''''301''''、超級''''301''''等條款,都是貿易保護的典型代表。
二、貿易保護的規律性和發展趨勢
1.貿易保護的規律性
(1)它經常出現在這些時候:當一國經濟比較落后或面臨經濟危機的時候;當一國原有的優勢面臨威脅或即將失去的時候;爆發戰爭期間。(2)貿易保護和自由貿易基本是交替進行的,而且自由主義的歷史非常短暫。19世紀40年代之前西方工業國都在實行貿易保護措施,1846年英國廢除谷物法以后到19世紀70年代各國主要實行自由貿易政策;19世紀70年代各國又開始實行貿易保護政策,二戰以后至60年代末實施自由貿易;70年代以后新的貿易主義政策又被各國逐漸采用。(3)誰變成強國誰就率先打破貿易保護而提出自由貿易。19世紀40年代的自由貿易政策由當時的強國英國率先提出和實施;20世紀40年代自由貿易政策由當時強大的美國率先提出和實施。(4)世界經濟處于增長和繁榮階段易實施自由貿易政策,而世界經濟面臨或處于蕭條階段易實施貿易保護措施。(5)理論上自由主義占據霸主的地位時間較長,在現實中真正的貿易自由發生卻很短暫。自由主義更多時候是宣傳的口號,可用一句形象的話來表達:自由貿易只是高高舉起的旗幟,但在這面旗幟下沒有更多的國家跟從。
2.貿易保護的發展趨勢
(1)在未來很長的時間里貿易保護仍然是各國貿易政策的支撐點。不僅包括發展中國家,一些發達國家之間由于競爭的激烈會不斷實施貿易保護。(2)保護的手段時而透明、極端化(關稅、政治、軍事等手段),時而隱蔽化(各種非關稅壁壘)。(3)新的保護手段不斷應勢而生(各種技術和綠色壁壘)。(4)整體保護增強(更多貿易組織會不斷出現)。
關鍵詞:絲綢之路經濟帶;自由貿易區;實施策略
中圖分類號: F752.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1069(2016)32-88-2
0 引言
“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構想的提出,為以陜西省西安市為中心的城市發展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視角。積極主動地建設以西安為中心的自由貿易區成為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擴大內陸沿邊開放”的必然要求。
1 西安建立“絲綢之路經濟帶”自由貿易區的必要性
1.1 西安具有優越的地理區位優勢
西安作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起點城市建設自由貿易區,可以憑借地理區位和國家相關政策的優勢輻射周邊地區關中城市群及“西三角”經濟帶的發展,使西安成為絲綢之路經濟帶上的重要樞紐,對于西安國際化大都市的建設能提供重要的支撐和保障作用。西安會加大對外開放的力度,可以為西安帶來高端裝備及戰略性新興產業,充分發揮關中地區的比較優勢,也可以與中亞、中歐地區開展貿易,互通有無。西安自由貿易區可以構建開放型的經濟發展模式,為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的發展提供有力支持。
1.2 西安作為中國西部重鎮,絲路起點城市,具有極為重要的戰略地位
建立西安自由貿易區,將會打通中國東中西部貿易通道,提高生產要素的利用效率,為絲路經濟帶建設提供戰略支撐點,促進內陸開放步伐,發揮對絲路經濟帶沿線國家和地區的輻射和集聚效應,促進國際跨區域合作,特別是與中亞五國及中歐地區的有機聯系。利于形成合作共贏的新經濟體系,有效降低國際區域合作的成本。
1.3 西安國際內陸港的建設和發展為自由貿易區的建設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
西安內陸港的建成可以起到以點帶線,以線帶面的作用。實現絲路經濟帶若干城市群與環渤海經濟帶、長三角經濟帶、珠三角經濟帶的有機協調發展。設立絲路經濟帶西安自由貿易區,發揮西安綜合保稅區和出口加工區的優勢,在此基礎上逐步擴大貿易園區范圍、輻射關中城市群,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旅游業、裝備制造業、現代服務業等新型產業。
2 西安建立“絲綢之路經濟帶”自由貿易區的條件分析及功能定位
2.1 西安建立自由貿易區的條件分析
西安作為陜西省會,西北地區最大城市,是絲綢之路的起點,世界級旅游城市,區位條件優越。有現代化立體化的現代交通網絡,西安咸陽國際機場是我國六大空港之一,西安市我國西部地區最大的鐵路樞紐,是歐亞大陸橋的重要節點。高度發達的現代交通網絡的建成,西安與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以及我國中部、西南、西部腹地的聯系更加便捷,西安的區位優勢更加突出。西安區域經濟中心地位明顯。在內陸型城市中,西安設立陸港型綜合保稅區,財政、土地、稅收等各方面的優惠政策明顯。西安國際港務區的地理位置優越, 2015年第一季度,西安GDP總值超過甘肅、寧夏、青海、新疆四省區的經濟總和,經濟實力強大。西安綜合保稅區具有較低的集裝箱裝卸費用,國際中轉總量比重逐年提升。西安市所在的陜西省礦產資源豐富,陜北能源基地為西安自由貿易區的建設提供能源支持。西安綜合保稅區地理位置優越,與西安咸陽國際機場比鄰,距離西安行政中心、海關兩個特殊監管區域距離較近,口岸功能完善,為自由貿易區的建設提供了條件。
2.2 西安內陸自貿區的功能定位與發展方向
國內正在建設的自貿區各有特色,上海自貿區定位為國家級自由貿易試驗區;廣東自貿區更加注重粵港澳合作,帶動珠三角經濟發展,為推進海上絲綢之路服務;天津自貿區面向東北亞市場,為京津冀一體化服務;福建自貿區重點在于突出海峽兩岸合作,形成閩臺經濟一體化。總體來看,上海、廣東、天津、福建自貿區屬于沿海型自貿區,西安要建設的自貿區屬于內陸型自貿區,定位應不同于其他已經批準設立的自貿區。西安自由貿易區應該準確定位,著力打造“絲綢之路經濟帶”內陸型自由貿易試驗園區,帶動陜西關中城市群發展,引領西北五省區及陜成渝西部金三角經濟帶經濟發展,輻射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城市與地區互聯互通、協調發展。西安建設的自由貿易園區,應結合自身優勢打造區域金融中心、商貿中心、科研中心、物流中心,將注重功能整合,結合區域比較優勢和要素稟賦,與競爭對手適當錯位發展,避免惡性競爭和重復建設,促進西部地區經濟社會的可持續協調發展。特別是針對中亞五國與東歐國家積極有效地開展對外合作,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形成差異化發展策略。
3 西安“絲綢之路經濟帶”自由貿易區的實施策略
3.1 貿易、投資領域的制度創新
借鑒上海、廣東、天津、福建四個自貿區的經驗,西安在貿易、投資領域應進行制度創新,制定西安自由貿易區的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政策,逐步放開對國內外投資者在西安的投資限制,廣泛吸引外資。應對外商投資項目由核準制變為注冊制,方便外商投資,降低投資準入門檻,為外商投資提供便利。西安自由貿易區應逐步減少和取消對于外商投資者的資質要求、股權比例、業務范圍等方面的準入限制。制定先進區,后報關的相關政策,增加貿易和物流企業的數量和層次。西安自Q區應重點發展絲路經濟帶核心城市轉口貿易、國際配送、國際采購、增值加工等主體業務,大力發展金融、會展、休閑、信息等現代服務業,形成體系完整、改革力度大的自由貿易區投資、貿易體系結構。
3.2 以“絲路經濟帶”為依托,提升西安開放水平
繼上海成立自貿區后,廣東、天津、福建自貿區建設相繼獲批,西安“絲綢之路經濟帶自由貿易區”應有區域性特色。西安的競爭力體現在西安擁有區位優勢,應盡量爭取政策支持,獲取改革紅利。以絲路經濟帶為依托,西安地處中國版圖的中心位置,聯通東西、輻射南北的重要交通樞紐,在交通、信息、物流、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都較為完善。西安高校眾多,研究實力雄厚,五大主導產業高新技術產業、裝備制造業、旅游業、現代服務業、文化旅游產業可與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城市豐富的能源資源、相關產業形成有效的補充,可以做到產業互融。西安口岸平臺齊備是西安的一個重大優勢。西安市不沿邊、不靠海,但有西安國際港務區這個全國最大的內陸港,還擁有兩個功能齊全的綜合保稅區和一個出口加工區,在海關特殊監管和對外開放政策創新方面有一定的基礎和經驗,有能力有條件為絲路沿線對外開放提供便捷的口岸物流服務,建設西安絲綢之路經濟帶自由貿易試驗區,可以進一步提升西安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的輻射、帶動、服務、支撐作用,使之成為聯通歐亞、承東啟西的樞紐,進而達到以點連線、以線帶面的效應,實現絲綢之路經濟帶涉及的8個城市群之間,以及絲綢之路經濟帶與長江經濟帶、沿海經濟帶之間的互融互通、協同發展。”建設西安絲綢之路經濟帶自由貿易試驗區將為構建開放型經濟新格局、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提供更為有力的支撐可有效提升西安開放水平。為絲路經濟帶自貿區的建設提供物質基礎和條件。
3.3 轉變政府職能條件下的制度創新
建設自由貿易區,政府職能的轉變顯得尤為重要。要建設西安自由貿易區,要專注于政府職能轉變。按照自貿區理念,建設自貿區需要按照要求改造政府職能。政府要在市場準入方面進一步放開,貿易要向“境內關外”的目標努力,做好事后監管。要求政府必須是一個有限政府、責任政府,政府在相關領域既要管得少又要管的到位,政府應是效能政府、服務型政府,要為市場主體提供高效、優質的服務。同時,西安市政府應效仿上海等地,加強自身的改革和流程再造,優化對于市場和企業的服務。西安市政府還應在培育社會信用體系、完善信息共享、綜合執法制度、鼓勵社會力量參與市場監管等方面制定一系列的規章制度并嚴格遵守,將其作為事中事后監管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進行研究和如破。
參 考 文 獻
[1] 馮宗憲.國外自由貿易園區發展的態勢及我國的對策[J].經濟縱橫,2015,10.
[2] 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西安自貿區可行性分析及政策建議[J].西部財會,2016,4.
國內4個自貿試驗區建設經驗
在重慶等7個自貿試驗區獲批之前,我國的自貿試驗區有4個,分別是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中國(天津)自由貿易試驗區、中國(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它們相對成熟的政策與配套值得重慶借鑒。
上海自貿試驗區
3年多來,上海自貿試驗區始終抓住5個關鍵點探索創新。
一是參照與國際通行規則相一致的市場準入方式,建立健全以負面清單管理為核心的投資管理制度。負面清單3年多縮減36%,90%的行業對外資實現了準入前國民待遇,超過90%的外資企業通過備案方式設立,外資企業新設立數為前20年的總和。
二是對標國際便利化程度和效率最高的自貿區,建立完善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的貿易監管體系。進出境時間較全關區平均水平分別縮短78.5%和31.9%,通過“單一窗口”辦理的船舶申報達99%,口岸貨物申報超過80%,互聯網申報僅需1―2分鐘。
三是著眼于形成符合市場經濟的全過程政府監管體系,建立健全行政許可和行政執法相對分離的事中事后監管制度。初步形成了信息查詢、協同監管、聯合懲戒、行刑銜接、社會監督、數據分析和雙告知、雙隨機的“6+2”功能框架,實現了部門間協同監管和分類監管。
四是著力推動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探索適應經濟全球化環境中有效防范風險的金融開放創新。自貿試驗區累計開立自由貿易賬戶6.4萬個,累計辦理跨境結算約10.5萬億元,業務涉及118個國家和地區,沒有發生金融風險事件。
五是以轉變政府職能為關鍵,深入推進政府自身改革,實施浦東新區地方一級政府管理體制整體創新。落實國家和上海市要求,全部取消64項地方設定的行政審批事項,改革審批制度,優化政府服務,企業辦理相關證照由原先26個工作日減少到9個工作日。
天津自貿試驗區
適當放開政策限制。依據天津實體經濟優勢的特點,在政策上進一步放寬,適當放開政策限制,制訂調整負面清單。
創新金融租賃。將互聯網金融作為金融創新的重要組成部分加以發展,使現有金融w系結構更具活力,更加服務于實體經濟,也更加為中小微企業解決融資難的困境。
重視服務行業。注重引進技術含量高、帶動作用強的項目來推動產業向高端化發展,又注重能夠發展民生的服務行業。
廣東自貿試驗區
改善投資環境和產業機構。加強自貿試驗區內的基礎設施建設;政府職能由主導型向服務型轉變。
堅持技術創新道路,全面推進產業結構升級,加大研發資金的投入力度,大力發展教育事業,為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提供人才支持。
福建自貿試驗區
構建閩臺協同經貿圈。協同發展包括內生協同發展模式和外生協同發展模式,以投資、貿易為主導,以金融領域合作為突破,全面對接臺灣自由經濟示范區“六海一空一區”,逐步實現信息共享,推進投資、貿易、金融等自由化進程,共建海峽兩岸一體化自由貿易區的經濟協同發展模式。
承接臺灣高端產業轉移。采取直接復制推廣、逐步復制推廣、建章立制后復制推廣等三個層次甄別、消化和吸收,與臺灣自由經濟示范區對接合作,建立一個與國際高標準開放體制接軌和相容的高效管理體制。
國外自貿區建設經驗
與國際先進自貿區建設相比,我國自貿試驗區建設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對此,本刊特梳理出新加坡自貿區和美國紐約港自由貿易園區的發展經驗。
新加坡自貿區
實行雙層自貿區市場管理模式。依據新加坡《自由貿易區法》和《自由貿易區條例》,新加坡自貿區主要是由本國中央政府和自貿區內特定企業分別進行管理,即中央政府進行引領規劃,區內特定公司從事日常經營,是典型的雙層級自貿區管理模式。
專設國際商業法庭處理國際商事糾紛。2015年1月5日,新加坡國際商業法庭正式成立,專門處理包含自貿區在內的本國涉外商事糾紛,具有專業、高效、公平公正的特點,國際商業法庭設置于新加坡高院體系之中,是新加坡最高等級司法審判機關的一部分,其判決具有最高效力,可最大程度保障判決結果得到他國承認和認可。
較為完善的外資市場監管制度。新加坡自貿區對外自由開放的局面離不開本國較為完善的事中事后監管制度。2004 年《新加坡競爭法》正式頒布,通過該法減緩了市場開放對本國內部市場的沖擊,維護了本國對外交易市場安全,對于有序市場競爭也有一定促進作用。
區內賦稅優惠制度。新加坡自貿區內實行統一企業所得稅政策,除合伙企業與個人獨資企業外,區內繳納企業所得稅的義務人包括按照新加坡法律依法成立的國內公司、在新加坡依法注冊登記的外資公司,以及雖不在新加坡注冊登記但依照新加坡屬地管轄原則有來自于新加坡應納稅款的域外公司。在區內稅率方面,自2010年起,新加坡自貿區內采取百分之十七的公司稅率,所有區內企業可享有前三十萬元應稅所得部分豁免優惠待遇。
自貿區大金融監管模式。目前,新加坡自貿區金融監管事宜主要是由新加坡金融監管局負責,其具有央行金融調控與金融監管兩大職責。2008 年世界金融危機后,為加強管理和控制風險,新加坡進一步擴大了金融監管局的職權范圍,除屬于央行職責的貨幣發行權力外,新加坡金融監管局同時對本國銀行、證券、保險業等全部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進行統一規范管理。大金融監管模式具有集中、高效、統一的特點,有利于提升自貿區內的金融監管效率。
美國紐約港自由貿易園區
明確主要服務功能。紐約港自貿區屬于一個綜合性的自由貿易園區,伴隨著自由貿易園區數量的不斷增加,紐約港也在與時俱進,持續明確其服務功能。比如,紐約港主要采用圍網等方式將片區分隔封閉,擔任貨物中轉、區內自由貿易交換的功能。另外,紐約港自貿區在區外專門劃分若干區域,主要經營包括手表、汽車、制藥以及飲料等進出口加工制造業務。
創新體制機制。紐約港自貿區大部分園區分布于新澤西州,但園區的管理者并不是單獨由新澤西政府進行負責,而是由地跨兩州的紐約―新澤西港務局全權負責。紐約―新澤西港務局在法律上獨立于兩州存在,配備自己的警察執法力量,其統一的跨州機構確保了整個大紐約地區港務業務的流暢運行,為紐約港自貿區的發展奠定了政治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