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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資范文第1篇

隨著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土地清理整頓等因素引起的利用外資“調整期”的臨近結束，外商直接投資擺脫了2005年持續負增長的局面，進入緩慢的增長期。今年1～5月我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達到229.89億美元，同比增長2.78%，預計今年外商直接投資高速增長的可能性不大。

從國際環境來看：

首先，從全球經濟形勢看，2006年世界經濟增長的基本態勢不會改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06年世界經濟增長4.3%。在經濟保持較高增長水平的大背景下，全球資本市場日趨活躍、投資便利化的政策不斷制定和實施等因素，將推動跨國直接投資繼續回升。

其次，由于當前全球經濟處于擴張期且仍將保持穩定增長，今后國際直接投資的恢復性增長態勢仍將繼續。盡管從中期來看，可能會受主要工業國家經濟增長減速、石油和原材料價格波動、全球恐怖活動等風險因素的影響而轉弱，但是，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下，國際直接投資將成為世界經濟長期的活躍因素，在世界經濟中發揮重要作用。

第三，在經濟全球化加速過程中，國際資本流動出現了明顯的特征，流入發達國家的資本有所減少，流向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俄羅斯、印度和越南等）的比例有所上升。面對激烈的全球市場競爭，跨國公司通過產業轉移降低成本、提升核心競爭力的動力仍在，空間依然較大。數據顯示，2005年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直接投資增長49.0%，比重上升到43.2%。說明新一輪直接投資增長的主要特點是流向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尤其是并購投資增長將快于全球平均水平。這些背景對于我國吸收跨國投資無疑會成為利好因素。

第四、國際競爭更加激烈。為了吸引更多的跨國投資，近年來，各國政府不斷加大引資的政策和措施力度。不僅僅是發展中國家的對外開放不斷加深，發達國家也紛紛出臺更具吸引力的措施，特別是周邊發展中國家，紛紛出臺更為優惠的政策來吸引發達國家的投資，對我國吸引外資構成壓力。另一方面，投資領域的保護主義有所抬頭，主要表現為一些國家(既包括發達國家，也包括發展中國家)加大了對本國能源產業和重要經濟部門的保護，為外資市場準入設置障礙。一些發達國家也開始采取措施減緩本國產業的對外轉移，或鼓勵跨國公司回到母國投資，以求留住就業和增加本國的就業，尤其是在服務業和高新技術領域。

從國內形勢來看：

首先，2006年是我國“十一五”規劃的開局之年，我國經濟將保持平穩較快發展，市場前景較好，產業基礎不斷增強，國際競爭力不斷提高，勞動力、基礎設施等比較優勢仍較明顯，為我國利用外資繼續保持較大規模和質量提高創造了基礎條件。據專家預測，2006年國內經濟增長總體上仍然會保持8～9%左右的速度；同時在溫和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作用下，投資需求雖然可能低于2005年水平，但仍有可能實現15～20%的增長速度。2006年國內經濟將保持較快增長，繼續為外商投資中國提供良好的條件。

第二，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平穩快速發展，對外開放水平正不斷提高；國內基礎設施建設日趨完善，國民收入水平穩步提升，市場規模不斷擴大，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新的投資機會不斷涌現。當前及今后一個相當長時期，我國市場對外資的吸引力實際上是“可持續”的，且有不斷提升之勢。

第三，隨著中國加入WTO后過渡期的臨近結束，目前仍然保留著一些市場準入限制的領域，尤其是服務貿易領域的對外開放將會進一步擴大，將為跨國公司，特別是金融保險、商業和運輸服務等領域的跨國公司提供更多的投資機會。

第四，我國“十一五”規劃已經把區域平衡發展列為重點方針。在長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區勞動力和土地成本提高的背景下，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中部崛起、推進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的發展態勢，以及這些地區所具備的豐富的自然資源與廉價的土地、勞動力等優勢，為外商投資中國提供了新的商機。

第五，隨著2006年“入世”過渡期臨近結束，我國根據“入世”承諾將可能調整利用外資政策，目前外商投資企業所適用的特殊所得稅制度等優惠政策隨著國民待遇的實施可能會有些變化，一定程度上使外商擔心企業成本提高、利潤下降，影響外商投資的積極性，人民幣升值預期也給吸引外資帶來了負面影響。

第六，由于能源價格高位運行和匯率波動等為世界經濟增長帶來的風險、發達國家資本市場上升產生分流效果、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引資競爭日趨加劇等因素的影響，中國吸收跨國公司投資的外部環境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一方面，發達國家的資本能流出多少到發展中國家，還是個未知數；另一方面，在流向亞洲的國際資本中，資金投資對象不僅有中國，還有韓國、東盟各國、印度等，流向相當分散；況且，東南亞國家經過金融危機后也在調整吸引外資的政策和改善投資環境，與中國一爭高低。現在我們國家的優惠政策與周邊國家地區和其他不少國家相比，優勢并不明顯，僅靠市場規模、勞動力成本等比較優勢，難以在吸收外資的競爭中占據有利的地位。尤其現階段我國相對勞動力成本在上升，資源又短缺，在沒有相對穩定的、可靠的替代政策的情況下，應該保持吸收外資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綜上述分析以及綜合考慮我國經濟發展形勢及政策變化，以及跨國投資的流向，預計外商直接投資將出現以下趨勢：

1、長三角仍是外商投資的首選地區

長江三角洲位于我國東部沿海開放城市帶和沿江產業密集帶的接合部，具有得天獨厚的江海交匯、南北居中的區位條件，是我國最具活力與競爭力的經濟區域之一。近年來，以上海為龍頭、江浙為兩翼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兩個市場，依靠改革和開放兩輪驅動，使促進經濟發展的基礎細胞被激活，推動社會進步的生產力被釋放。去年在全國利用外資增幅下降較大的情況下，長三角地區實際利用外資仍然增長了40%以上，說明外商仍然看好這個地區。

2、環渤海和中部地區將成為投資的熱點區域

以京津唐為核心的環渤海地區處于東北亞經濟圈的中心地帶，是歐亞大陸橋的東部起點之一。這一區域經濟增長率在中國三大經濟圈中連續3年居第一，經濟總量目前已占全國GDP的23%，尤其是，京津唐主要城市間在城際高速交通體系建成后將構成30分鐘經濟圈。這些地區所具備的豐富的自然資源與廉價的土地、勞動力等優勢，為外商提供了新的投資機遇。

中部地區經過改革開放20多年的發展已擁有便捷通達的水陸空交通網絡，比較雄厚的工業基礎、產業門類齊全，可承接東部沿海地區的加工貿易梯度轉移、形成了獨特的競爭優勢。尤其是國務院于今年4月的《關于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若干意見》，這一綱領性文件為促進中部六省的經濟發展提出了36條政策措施，為外商投資中部地區提供了政策保障。

3、服務業將成為吸引外資的重要領域

隨著加入WTO過渡期的結束，服務業市場將全面開放。國際服務業對華轉移“放量增長期”幾成定局。由于各國服務貿易領域的市場開放度越來越大，金融、保險、電信、流通等行業的跨國購并成為推動跨國投資的最重要力量。而傳統制造業領域，如汽車、電子、醫藥、化工等的跨國購并，也在更深程度上依賴于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發展。目前，中國服務業開放度為62%，發達國家一般是80%左右。中國服務業占GDP比重為30%，發達國家占60%至70%，香港地區接近90%。因此，中國服務業吸引外商投資的潛力很大。

4、外資在金融領域中的地位將不斷提升

隨著中國“入世”后過渡期臨近結束，目前仍保留著一些市場準入限制的領域、尤其是金融服務業的對外開放將會進一步擴大。作為服務業開放中最引人矚目的銀行業，去年12月6日起我國進一步擴大銀行業對外開放，外資金融機構經營人民幣業務擴大到汕頭和寧波，并提前開放哈爾濱、長春、蘭州、銀川、南寧5個城市。外資銀行在華業務近年來發展非常迅速，資產、存款和貸款的年增速均在30%以上。隨著對外開放戰略重點向金融等服務業的轉移，外資入股金融企業的案例將越來越多，外資持股比例將逐漸增加，外資在金融企業中的地位將不斷提高。

外商直接投資范文第2篇

關鍵詞：外國直接投資；擠出效應；擠入效應；中俄

一、引言

外商直接投資可以解決一個國家資金不足問題，近年來很多發展中國家都采取招商引資而不是借外債的策略，大量吸納國外資金發展本國經濟。伴隨著國外資金大量涌入可能會對國內投資產生擠出效應或擠入效應，擠出效應會帶來負的外部性；擠入效應會帶來正的外部性。特別是中國與俄羅斯這樣的轉型國家，在大量引進外資后是為國內的經濟帶來了正的投資效應還是負的投資效應值得引起關注與研究。本文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及俄羅斯產生的投資效應。

二、模型與方法

本文運用ManuelR.Agosin等人（2000）使用新古典理論模型構建的一個投資方程評價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投資的影響。模型建立如下：為評估FDI對國內投資的擠出效應，建立總投資模型。一國的總投資可以歸結為兩類，一類是國內投資；一類是國外投資通常將其看作為FDI：

I=Id+If（1）

在模型中近似的將國外投資看作FDI忽略國外投資超過FDI的部分。而國外直接投資不僅依賴于當期FDI還依賴于滯后項，所以可以將模型寫為：

If，t=?漬0Ft+?漬1Ft-1+?漬2Ft-2（2）

這里我們將國內投資看作合意資本存量與實際資本存量差額的函數：

Id，t=?姿（K*d，t-Kd，t）（3）

K*d，t=?準0+?準1Get+?準2yt其中?準1，?準2>0（4）

根據索羅模型t期與t-1資本存量的變化等于t-1期的投資：

Kd，t=（1-d）Kd，t-1+Id，t-1（5）

其中d為資本折舊率由（3）和（5）式得

Id，t=?準′0+?準′1Ge+?準′2y+?姿Id，t+?姿′Id，t-2（6）

其中?準′0=?準0+?姿2（1-d）2Kd，t-2

?準′1=?姿?準1

?準′2=?姿?準2

?姿′=?姿2（1-d）

將（6）式與（2）式帶入（1）式得

It=?準′0+?準′1Get+?準′2yt+?漬0Ft+?漬′1Ft-1+?漬′2Ft-2+?姿It-1+?姿′It-2（7）

?漬′1=?漬1-?姿

?漬′2=[?漬2-?姿2（1-d）]

由于本期的經濟增長預期依賴于前幾期的經濟增長，可以得到：

Get=?濁1Gt-1+?濁2Gt-2（8）

將（8）式帶入（7）式，兩邊同除以Gt得

ii，t=?琢i+?茁1fi，t+?茁2fi，t-1+?茁3fi，t-2+?茁4ii，t-1+?茁5ii，t-2+?茁6gi，t-1+?茁7gi，t-2+?著i，t

其中ii，t表示第i國在第t期國內投資占GDP的比重；fi，t表示第i國在第t期FDI占GDP的比重；gi，t表示第i國在第t期國GDP的增長率；下標i表示俄羅斯與中國。在此基礎上采用b來測度FDI對國內投資的擠出效應：

在?茁j（j=1，2）顯著的情況下，?茁j值的大小可以衡量外商直接投資在長期中是擠入還是擠出了一國的國內投資：

①?茁j=1，即長期中，FDI/PGDP每提高1個百分點，就變成IP/GDP的1個百分點的提高，說明跨國公司的投資與國內投資是平行的，不存在擠出效應。

②?茁j>1，即長期中FDI對國內投資產生了擠入效應，1個單位的FDI變成了超過1個單位的總投資，存在擠入效應。

③?茁j<1，即長期中FDI對國內投資產生了擠出效應，1個單位的FDI變成了少于1個單位的總投資，也就是說，外商直接投資替代了國內投資。此時，存在擠出效應。

在?茁j≠1的情況下，外商直接投資在東道國產生了宏觀經濟外部性，如果是擠入效應說明產生了正的外部性，如果是擠出效應則說明產生了負的外部性。

三、中國FDI對國內投資的擠出效應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由于外匯和技術的“雙缺口”所以采取了吸引外國直接投資而不是借外債的政策，同時也以豐富的資源、勞動力密集型優勢和一系列外商投資的“超國民待遇”優惠政策吸引了大批外商來華直接投資。1993年以來我國的外商投資水平一直居于亞洲前列。2002年我國外商直接投資量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FDI對我國經濟向前發展中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這一點取得了許多經濟學家的認同，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尤其是近年來在FDI大量進入我國的同時也帶了一些負面影響：①FDI一般都會流向邊際利潤較高的行業，導致中國投資消費關系失衡，也加劇了產業結構失衡的狀況。②由于跨國公司相對于國內企業擁有資本、技術優勢和所有權資產優勢，在市場競爭中往往會擠出國內一些技術創新型新興企業，從而不利于我國資本產業構成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所以在研究外商直接投資中，FDI對東道國的投資到底是有擠出效應、擠入效應還是中性效應成為我們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如果FDI的流入沒有增加一國的總投資，或在一國經濟不斷發展的過程中擠掉了一部分國內投資，那么總體上會對一國宏觀經濟負的外部性。目前，FDI占我國固定資本形成的比率已經達到了較高水平，FDI對我國資本是否存在擠出效應也引起了學者的爭論。

下面利用宏觀數據，實證上檢驗FDI對我國資本形成的擠出擠入效應。

2006年薄文廣對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效應進行了分析，得到1992年之前外商直接投資顯著的擠入了國內投資，1992年之后國外直接投資對國內投資產生了擠出效應。2008年方友林、冼國明得到的結論是國外直接投資對國內投資的擠出效應呈中性。本文運用1999年~2010年數據的實證分析得出，見表1所示。

我國FDI對國內投資（表1）存在擠出效應?茁i=4.3且顯著Chi-square=0.967。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FDI對我國的擠出效應越發明顯，因此，外商直接投資的局限性逐漸顯露。我國擠出效應上升原因為：

（1）FDI后向關聯水平降低使得擠出效應上升。外資工業在我國技術密集型不高的一般加工業中比重過高，統計數據顯示，目前在華投資的外資中大部分為加工貿易行業，影響技術的擴散和產業鏈的延伸，使后向關聯水平降低，擠出效應上升，外資賺取了中國資本可以獲得的利潤，同時擠出了國內加工貿易行業投資。并且加工貿易則出現順差2256.6億美元，其中大部分由包括歐美企業在內的外資企業獲得。

（2）FDI的市場導向為服務國外市場。在產業鏈條中，外資企業將中國作為自己的海外加工廠，將生產好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進行銷售，從而中國加工企業只獲得少數加工費，而產品設計、運儲和營銷等環節的大量利潤被包括美國企業在內的外國企業獲得，使得擠出效應上升，形成產生了生產在國內，污染在國內，利潤在國外的負投資效應。

（3）投資市場日益完善使得FDI擠出效應上升。在競爭性強和市場化程度高的產業中，外商直接投資會使國內投資的擠出效應上升，并且外資享受優惠的政策會加劇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投資的擠出效應。近年來我國市場化程度不斷深化，競爭性市場日益完善，因此也使得FDI的擠出效應有所上升。

可以看出，中國逐漸走出了依賴外資的發展路徑，同時我國政府也逐漸認識到了國外直接投資在國內的局限性，2010年四月出臺了《關于進一步做好利用外資工作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要擴大開放領域，鼓勵外資投向高端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新能源和節能環保產業。嚴格限制“兩高一資”和低水平、過剩產能擴張類項目。2010年堪稱境外企業在華投資經營的新元年。過去近30年用“市場換技術”而給予外企“超國民待遇”的時代正式終結。外國直接投資也逐步走出“優惠中”與國內投資一同進入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這正體現了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大趨勢。

四、俄羅斯FDI對國內擠出效應分析

近年來俄羅斯外商直接固定資產投資占國內總固定資產投資的比例逐年遞增，從數據（俄羅斯聯邦國家統計數據，2010年）可以看出，俄羅斯外商投資比重逐漸擠占了國內的投資比重，同時合資投資所占比重與1995年比有了大幅的增加，外資投資由2000年的1.5%上升到2009年的6.0%，年均增長比重達到了0.5%，2000年~2005年增長最為迅速，年增長率達到1.34%左右。可以看出俄羅斯的國外投資增長迅速，也體現了投資環境與以往相比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善。

隨著外資所占比重的不斷增加，外資邊際效用遞減效應逐漸體現，俄羅斯國內的擠出效應也日漸明顯。Klara與Jan（2005）等人對俄羅斯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的影響進行了分析，其認為FDI所占投資比例高的公司較比重低的公司發展步伐緩慢，且溢出效應較不明顯，外商投資的局限性逐漸顯露。本文運用1999年~2010年俄羅斯的統計數據對俄羅斯國外直接投資對本國投資的擠出效應進行了分析。從表1中數據可以看出，俄羅斯的擠出效應?茁i=1.41說明俄羅斯的外商直接投資存在擠出效應，其值明顯小于4.3中國的擠出效應值，且中國的擠出效應顯著水平Chi-square=0.967>0.8932也明顯顯著于俄羅斯Chi-square=0.8932這表明俄羅斯的擠出效應弱于中國同時對外資的相對依賴程度要大于中國。其原因為：

首先對外資依賴程度較中國高是由于俄羅斯自身整體經濟不穩定、政治與社會不穩定、基礎設施不完善及市場規模小等因素。在俄投資的跨國公司80%認為與中國相比，俄羅斯市場風險較大吸引力較低。在國際資本流動的同時俄羅斯還存在大規模的資本外逃。

第二，對外資的依賴程度較中國高是由俄羅斯私有化程度較高，導致儲蓄率低、通貨膨脹侵蝕儲蓄，同時本國金融機構和資本市場不發達，從而使投資不足的矛盾特別尖銳，這就使得俄羅斯依賴于外商直接投資這種融資方式彌補本國儲蓄與投資之間的差距。

第三，對外資依賴程度較中國高是由于俄羅斯國內的投資結構特點所決定。外資的行業分布集中在原材料、資源開發產業占總外商投資的12.6%，原料加工產業中以金屬鍛造加工為主比例占到5.5%。上述部門具有較高的進入壁壘。對進入壁壘較高的行業的國內投資產生了阻礙作用，提高了對國外直接投資的依賴度。

五、結論與啟示

通過本文的實證分析發現，中國與俄羅斯經濟同屬于轉軌時期，國外直接投資對國內的投資都存在一定的擠出效應，但中國的外資對本國投資的擠出效應要高于俄羅斯且較顯著，俄羅斯對國外直接投資的依賴水平高于中國，總體來講，俄羅斯經濟的發展依賴于外資的帶動，我國國內企業應充分運用本國閑置資本，利用俄羅斯市場來帶動國內經濟的增長，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步入良性對外投資的循環中來。具體說來包括以下幾方面：

1.在貿易關系方面，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擠出效應日漸明顯，外商直接投資的局限性日益突出，國內資本不斷累積，就要求我國發展自身對外投資戰略，中俄兩國只有一江之隔，在貿易投資領域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長久以來中國對俄羅斯的直接投資一直蹣跚不前，但從2006后我國對俄直接投資有了飛速的發展，特別是在2009年間我國一躍成為俄羅斯第三大投資國，絕對投資額達到97.57億美元占俄國國內外商總投資額的11.9%，僅次于第一大投資國盧森堡2.4個百分點，中國在俄投資分布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及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中資公司主要從事進出口貿易、微電子、通訊、服裝加工、電器組裝、木材加工、農業、餐飲業等，我國對俄直接投資為我國帶來巨大效益的同時推進了鄰邦俄羅斯的經濟發展。

2.在政策方面，通過實證分析俄羅斯較中國相比外商直接投資的擠出水平相對較低，對外資的依賴程度較高。因此俄羅斯越來越重視中國的外資，特別是近年來俄政府出臺了一系列著有成效的政策改革如：2009年6月兩國元首批準《中俄投資合作規劃綱要》，這為雙方實現相互直接投資便利化提供重要的政策保障，促進與我國政府的積極合作使得外資投資環境不斷趨于良性，市場風險有所降低、對中國的引資效果越發明顯。同時俄政府大力推動中俄外資協作，2011年1月1日中俄每年將輸入原油1500萬噸期限為20年的中俄原油管道輸油合同開始履行，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副所長謝爾蓋·盧賈寧表示此次貿易投資對于俄中兩國加強合作具有重大意義，中國對俄投資日漸呈現出良好的經濟增長趨勢。

外商直接投資范文第3篇

不少學者認識到東道國開放程度會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產生重要影響。通常而言，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大小是隨著該國開放度的提高而增加的。這是因為外資比重越大，當地企業與其接觸的機會就越多，示范-模仿效應發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而且，較高的開放程度意味著國內企業本身的技術能力達到了一定的程度，可以同跨國公司在海外市場進行競爭（蔣殿春、張宇，2006）。此外，出口的擴大可以使國內企業獲得較多的利潤，從而為國內企業的技術革新和技術設備的引進提供資金來源（何潔、許羅丹，1999）。但蔣殿春和張宇（2006）還指出，如果行業中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過高，跨國公司就會對行業內的東道國企業形成強有力的沖擊，從而使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外溢效果往往不理想。

盡管上述研究從不同側面討論了對外開放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但是還沒有人詳細闡述這種影響的具體機制，相關的實證研究也缺乏理論基礎。所以，本文首先對東道國開放度影響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具體機制進行了描述，然后又以趙奇偉等人（2007）所建立的一個包含制度因素的內生增長模型為基礎，建立計量模型，就東道國開放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進行實證檢驗。最后，根據計量分析的結果做出結論，并提出政策建議。

一、東道國開放程度影響

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機制分析

在進行實證分析之前，我們有必要解釋東道國對外開放度是如何影響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實現途徑的。

1.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實現途徑

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包括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和負向的競爭效應。首先，跨國公司在東道國實施外商直接投資可以引起當地技術進步，帶來積極的技術外溢效應。張誠等人（2001）認為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主要通過以下途徑實現：第一，跨國公司采用先進技術對當地企業產生示范作用，或者通過增加競爭壓力，迫使國內競爭對手謀求提高技術水平，并引起當地企業的模仿；第二，通過跨國公司的員工流向本地企業而實現技術溢出；第三，跨國公司子公司會以供應商、顧客、合作伙伴等身份與當地企業建立起業務聯系網絡，從而通過前向聯系與后向聯系帶來技術溢出。其次，跨國公司也會擠占當地企業的市場份額，引致負的溢出效應。在進入初期，跨國公司通常會帶來激烈競爭，改變當地市場的供求狀況。在這種情況下，雖然當地企業受益于積極的溢出效應而降低平均成本曲線，但因為跨國公司擴大市場份額或將需求從當地企業轉到其他企業，從而使當地企業維持低成本所需要的生產規模無法實現，結果是企業實際生產點只能沿其平均成本曲線向上移動，其實際生產的單位成本仍很高，甚至高于跨國公司進入以前的成本(Markusen&Venables,1999)。此外，如果東道國的勞動力市場低估人才的真實價值，跨國公司的進入就會從當地企業吸引大量人才，造成負向的溢出效應。

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模型來描述外商直接投資積極的技術外溢效應和負的競爭效應（Aitken&Harrison,1999）。假定在一個完全競爭的本地市場中存在若干面臨固定生產成本的企業。由于邊際成本較低，跨國公司通常會選擇更大的生產規模，而為本地市場生產時跨國公司就將會擠占當地企業的市場份額，迫使其削減產量。如圖1所示，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使得本地企業的平均成本曲線由AC0下移至AC1，但額外的競爭迫使當地企業的產量從Q0削減至Q1。由于現在當地企業只能在一個更小的產量上平攤固定成本，所以平均成本沿AC1上移至C點，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效應是提高了當地企業的平均成本(由最初的OA′提高至OC′)。可見，如果競爭效應B′C′足夠大，則即使存在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A′B′，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溢出效應A′C′也會為負。

2.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

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可以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產生重要影響。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使得當地企業可以從全球范圍內進行融資和招募人才，當地企業就更有機會利用新技術，經由示范模仿、人員流動和產業關聯等途徑獲取積極的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同時，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使得當地企業面臨更為廣闊的全球市場，所以當地企業可以在不斷擴大生產規模中獲取規模經濟，降低生產成本，縮小內外資企業的能力差距，使得當地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獲取更為有利的位置。相反，如果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很低，當地企業就難以達到最優的生產規模，內外資企業的能力差距就會加大，限制了東道國企業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帶來的正溢出效應。

東道國開放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可以用圖1來說明。如上所述，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和負的競爭效應分別取決于A′B′和B′C′的大小，而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溢出效應則由A′C′表示。東道國的對外開放程度會影響到企業的平均成本。如果東道國的對外開放程度很高，當地企業不僅更容易獲取所需生產要素，還可以面臨更廣闊的市場，從而比封閉國家的企業更容易形成最優生產規模，在圖1中AC1必然是該期內較低的一條平均成本曲線，當地企業充分獲取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同時，由于內外資企業的競爭能力更為接近，跨國公司就難以大幅度擠占當地企業的市場份額，所以當地企業產量削減不會太多，Q0和Q1比較接近，故而競爭效應B′C′較小。這樣的話，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溢出效應就會為正，在圖形上體現為C′落入A′B′線段上。東道國的對外開放程度越高，當地企業獲取所需生產要素就越便利，企業的生產規模越趨于最優規模，正的外商直接投資凈溢出效應就會越大，C′就會越接近于B′點①。相反，在相對封閉的國家，當地企業就很難獲取所需生產要素，技術溢出效應不會使AC0下移到最低的平均成本曲線，而競爭效應則會使產量削減的幅度足夠大，結果使得C′就會落在A′點之上，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溢出效應為負。所以，外商直接投資凈溢出效應的大小取決于東道國對外開放的程度。

二、東道國開放度對外商直接投資

溢出效應影響的實證分析

趙奇偉、張誠（2007）建立了一個包含金融制度在內的內生增長模型，在模型中，金融深化程度通過影響國內研發部門的知識積累對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的途徑產生影響。我們可以把他們的理論模型進一步擴展，可以理解為包含對外開放程度等因素在內的制度變量對溢出效應的影響。所以，在他們理論模型的基礎上，我們可以構建計量模型如下：

γYit=β0+β1FDIit+β2Hit+β3θit+β4openit+β5openit×FDIit+uit，i=1、2、......31；t=1、2、......8（設1997年為時刻1）。

其中，被解釋變量γYit為我國1997～2004年31個省市中第i地區第t年的工業總產值增長率。工業總產值用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1991=100）調整為實際值，單位為億元，數據取自1997～2005年《中國統計年鑒》。

類似地，Hit為i地區第t年的人力資本存量，由各地區受教育年限的加權平均值來刻畫。具體計算時，我們把小學、初中、高中和大專及以上的受教育年限分別記為6年、9年、12年和16年，則各地人力資本存量的計算公式為：小學比重×6+初中比重×9+高中比重×12+大專及以上學歷比重×16①。所使用數據來自1998～2005年《中國勞動統計年鑒》。

θit為內外資企業的技術差距，計算方法為外資企業勞動生產率與內資企業勞動生產率之比減去1。其中，勞動生產率表示為工業增加值與就業人員的比值。在這里，外商投資工業企業工業增加值單位為億元，外企就業人數單位為萬人，兩類數據均來自《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內資企業工業增加值缺乏直接數據，由各地區工業增加值扣除掉外商投資工業企業工業增加值得到。其中，各地區工業增加值單位為億元，數據取自國家統計局網站②。

openit是對外開放度。一國的對外開放度可以用外資依存度③來表示。外資比重越大，當地企業與其接觸的機會就越多，示范-模仿效應發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開放度還可以用一國的貿易依存度來表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發展報告課題組，1995），發展對外貿易一方面可以加速世界先進科學技術的知識和人力資本在世界范圍內的傳遞，使知識和專業化人力資本能夠在貿易伙伴國內迅速積累；另一方面，由于知識傳播與人力資本的外部效應，各國之間開展貿易還可以節約一部分研究與開發費用，避免重復勞動。這些都為東道國獲取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創造了更多條件；此外，也有人綜合考慮前面兩個因素，用外資依存度和貿易依存度之和來表示對外開放度（蘭宜生，2002）。本文中選取的指標是貿易依存度，即進出口貿易總額與GDP之比來表示open，這主要是為了避免回歸分析中的多重共線性。其中，進出口總額根據各年度匯率中間價調整為人民幣計價,以和GDP單位相統一。進出口貿易總額、匯率中間價和各地區GDP數據均來自1998～2005年《中國統計年鑒》。

在把openit和FDIit作為控制變量后，我們就可以用openit×FDIit來衡量受東道國開放程度制約的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為了更準確地衡量外資的技術溢出效應，我們分別用兩個指標來刻畫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在中國經濟中的存在水平。一是用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GDP和的比值FGDP，另一個是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和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之比AFDI。所用數據均來自1998～2005年《中國統計年鑒》。我們約定，使用FGDP時的計量模型為模型1，使用AFDI時為模型2。

根據表1的回歸結果，開放度所決定的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在1997～2004年期間為負，即開放度相對于外資規模來講相對較低。這個結論可能和很多人的判斷不一致，因為他們覺得中國的對外開放度已經很高了。這需要從兩方面來解釋：第一，為了避免多重共線性，我們采用外貿依存度而不是外資依存度和外貿依存度之和來表示開放度，這顯然會低估開放度的值；第二，蘭宜生（2003）指出，盡管我國目前的名義貿易依存度已達到較高水平，但綜合考慮經濟規模、貿易形式差異、匯率和通貨膨脹率等因素的影響，我國的實際貿易依存度并不高，遠低于主要發達國家及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只略高于印度和巴西；第三，國內許多產業雖然貿易依存度很高，但沒有形成較強的前后向聯系，不能起到結構進步的“出口導向”作用。為了觀測我國對外開放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動態影響，我們分1997～2000，2001～2004年再做計量分析。如表2所示，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在1997～2000，2001～2004年兩個階段都為負，但是在第二個階段負效應更為明顯。這說明，開放度在第一個階段相對于外資規模已經較低，到了2001年，隨著外資累計規模的進一步增大，開放度相對更低了。

三、結論

根據上述理論模型及實證檢驗結果，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是決定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的重要因素。由于開放度高的國家可以為當地企業提供融資、獲取人才、以及接觸外資企業上的便利，所以開放程度高的國家或地區可以獲取正的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而開放程度低的國家或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不明顯甚至為負。

第二，我們所提及的開放程度是個相對的概念，當開放程度相對于外資規模較高時，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就為正；而當開放程度等制度因素的發展比外資規模相對滯后時，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就為負。于是，這就出現了一國或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在不同時間段上的變化。就我國的情況來看，開放程度相對于現有的外資規模一直是滯后的。因此，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在近兩年已經全部為負。

因此，一方面我們應該有選擇地進一步開放某些產業，特別是增加生產行業的開放度。另一方面，對某些外資比重過高的行業要對引資規模加以限制，保持適度的內外資比例，給內資企業以成長的空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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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蔣殿春,張宇.行業特征與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溢出效應：基于高新技術產業的經驗分析[J].世界經濟，2006,(10):21-29.

[3]蘭宜生.對外開放度與地區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J].統計研究，2002,(2):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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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張誠，張艷蕾，張健敏.跨國公司的技術溢出效應及其制約因素[J].南開經濟研究，200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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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Aitken,BrianJ.andHarrison,AnnE.DoDomesticFirmsBenefitfromDirectForeignInvestment?EvidencefromVenezuela[J].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89.No.3,June1999,pp.605-618.

外商直接投資范文第4篇

關鍵詞：直接投資 傳統產業轉移 市場導向 資源導向 全球戰略導向

傳統產業轉移導向

任何一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必然伴隨著新興產業的興起和傳統產業的逐步衰退，生產要素要從傳統產業轉移到新興產業，這其實是一個要素重新組合的過程。但由于各國出于不同的原因，傳統產業的退出都會遇到各種退出壁壘，如生產設備與人力資本的專用性和沉沒成本、政策及法律的原因。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向海外轉移尚可利用的傳統產業生產能力，既可使傳統產業在本國順利退出而不致于造成大的社會和經濟的負面影響，又可釋放出生產要素而支持新興產業的發展，獲取較高的投資收益，從而促進本國產業結構的升級。

中國具有低廉而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種類較為齊全且絕對量較大的自然資源、巨大的市場潛力，這對于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轉移產業具有較強的吸引力。例如，日本對華的邊際產業轉移，始于20世紀80年代，基本遵循小島清的邊際產業擴張理論，從紡織、日用消費品、家電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到鋼鐵、石化、造船、汽車、電氣、工程機 等資本密集型產業。美國的產業轉移基本遵循國際產品生命周期理論，主要將進入成熟期和衰退期的產業轉移出去；對華較大規模的直接投資主要起于20 世紀90年代初期，產業主要集中在采掘、通訊、汽車等資本密集型產業以及飲食、日用品等勞動密集型產業。香港、臺灣對大陸的直接投資開始于大陸的改革開放之初，基本上是紡織、玩具、鞋類、技術水平較低的電子產品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

市場導向

一般來說，采用市場導向型戰略是投資者為了規避東道國的貿易壁壘，以投資替代貿易，增加對東道國出口的目的。美國學者尼克博克（F.T.Knickerboker）的“寡占反映”理論指出，大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呈現出“追隨潮流”效應，具體表現為：一旦有一個企業向國外擴張，同行業的其他企業為了確保國內外市場地位，也竟相向國外擴張，比如，可口可樂在某國投資后不久，百事可樂就會隨后跟進，有肯德基的地方就會有麥當勞；并且，在集中程度越高的行業，這種效應越明顯。1992年以后，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不斷擴大的巨大的市場容量和誘人的廣闊的市場前景，促使世界著名的跨國公司以及許多不太著名的企業紛紛調整經營戰略，將對華經營的重點從貿易和技術轉讓轉向對華直接投資，建立生產基地；其核心目標就是謀求在中國市場獲取其應有的市場地位，以免失去這一絕佳的企業發展機會。因此，呈現出對華直接投資的熱潮以及各大跨國公司激烈爭奪中國市場的局面。僅1992-2003年，中國實際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就達4763.13億美元，是改革開放前13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19.01倍；而到2003年底，全球500強企業中有400多家在華投資。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有如此多的大型跨國公司和如此巨額的直接資本進入一國，這在世界經濟史上是罕見的。

資源導向

此種導向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是為了克服國內資源“瓶頸”的制約，增加國內已失去比較優勢或國內無法生產的產品的進口。這種投資大多流向資源較為豐富的國家。從而形成初級產品生產國與最終產品生產國的垂直型國際分工。中國擁有豐富的勞動力（一般勞動力和高技術勞動力）資源與自然資源，在這些要素上具有明顯的或潛在的比較優勢；這些比較優勢對于進行標準化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生產轉移以及著眼于自然資源的開發與進口的外國投資者，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比如，日本對華木材加工業、電氣業、機器零部件制造業的直接投資；美國對華的采掘業、化工業、飛機零部件制造業的投資；香港、臺灣對大陸家具制造業、電子制造業等投資；韓國對華服裝、家電等行業的投資都帶有明顯的資源導向的特點。

全球戰略導向

在中國入世前后，基于全球戰略的考慮，許多外商對在華投資的產業結構進行了相當深刻和廣泛的調整。在加強制造業原有項目投資與經營的同時，跨國公司一方面加強了制造業上游和下游項目的投資，即投資項目的縱向一體化，另一方面也加強了與制造業相關的服務業項目的投資，即投資項目的橫向一體化。可以看出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的戰略導向發生了重大變化，即從傳統的勞動力導向、資源導向轉向全球戰略導向。這一全球戰略導向型的對華直接投資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加大對華制造業投資力度，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目前，世界制造業正進行一場深刻的戰略性重組，許多跨國制造集團開始以降低生產成本和提升市場競爭力為最終目標，在全球范圍內進行著新一輪制造業資源的優化配置。而中國良好的制造業基礎、不斷提升的技術水平、相對完善的配套體系、巨大的市場、素質相對較高而價格相對較低的勞動力、政府積極而有力吸引外資政策，既為制造業發展提供了不竭的動力，又讓外商看到了巨大的利潤空間。在不少消費品領域，如家電業，中國已具有相當強的競爭力；而技術不斷進步、規模迅速擴大、需求強勁增長的汽車產業和電子消費類產業，將會成為中國經濟挑戰世界的又一支柱。在這些領域，外商往往采用下定單采購，或對某些制造業項目進行并購，或采用新建企業的方式，紛紛加大生產或采購力度。同時，在制造業上游，即基本原材料和零部件等項目，外商的投資力度還在加大。這類投資項目，規模大、投資額高。如目前正在進行的4個大型石化項目，就屬于此類項目。其中，德國巴斯夫公司2000年啟動的石化項目總投資26億美元、殼牌石油公司與中石油等公司的合資項目的投資額超過40億美元、拜耳公司以及英國石油公司各自在上海的投資均超過30億美元。由此可見，中國正逐步成為世界的制造業中心和跨國采購中心。

外商直接投資范文第5篇

[關健詞] 外商直接投資 外商間接投資 互補性

對外投資是指資本突破國家界限在國外的投資,按照投資主體是否擁有對投資企業的實際管理權,可以把對外投資分為對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與對外間接投資(FPI)。前者指投資者以控制企業經營管理權為核心,以獲取利潤為主要目的。后者主要是指購買外國公司的股票和其他有價證券的投資,以及中長期國際信貸。本文所指直接投資是指外商在華注冊登記的三資企業,而把股票投資和對外借款及其他外商投資作為外商間接投資。

學術上關于FDI的論著主要集中在解釋成因和討論影響兩個方面。早期的FDI理論主要從微觀或宏觀層面出發,重在解釋對外直接投資形成的原因。微觀層面如海默(1960)建立在不完全競爭基礎上的壟斷優勢理論,雷蒙德?維農(1966)建立在國際貿易理論基礎上的產品周期理論,巴克萊和卡遜(1976)等建立在科斯定理基礎之上的內部化理論,以及約翰?鄧寧(1977)建立在產業組織理論和國際貿易理論基礎上的折衷理論(OLI);宏觀層面如日本小島清(1978)的比較優勢理論。近期研究則主要集中在宏觀(即國家層面)上,主要討論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的影響(包括正面的和負面的影響),以及提出政策建議,多為實證研究。

FPI的理論主要是證券投資理論,大都從微觀層面即從投資者層面論述如何規避風險,提高投資效益,如上世紀50年代馬柯維茨的“資產組合理論”,60年代夏普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及70年代史提夫?羅斯的“資本資產套價理論(Arbitrage Pricing Theory)”等。近期也開始有宏觀即國家層面的論述。如有學者(于永達,2000)在分析FPI發展趨勢的基礎上提出“中國及其他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發展中國家應力主FPI的健康發育、有序流動及相關法規的嚴密健全, 趨利避弊。”也有人(馬全軍1996)考查FPI對東道國的影響。

關于國際投資的文獻盡管很多,但基本上都是要么從直接投資的角度,要么從間接投資的角度去論述,而對于FDI與FPI二者關系角度去論述的則鮮有也。本文擬就FDI與FPI的互補性作一論述,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一些政策建議。

一、FDI與FPI的互補性

1.從其作用來看,FDI和FPI各有所長,具有互補性。FDI對東道國的正面作用一般認為有以下幾個方面:引進資金,彌補建設資金的不足;引進先進技術(即技術溢出效應);借鑒先進的管理經驗;提高勞動生產率,帶動產業發展(主要是通過競爭及企業間的縱向或橫向聯系來帶動;提高東道國的國際競爭力。其負面的影響是外商直接投資往往會背離東道國的產業及戰略規劃。以1997年～2002年外商在華實際直接投資數據看,外商投資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占到了70%左右,且呈上升趨勢,其中制造業接近70%,而且大都投資在勞動密集型和資金密集型產業。而對國家扶持的第一產業,則不到2%,對大力發展的第三產業,則僅占22%多一點,且呈下降趨勢,從投資地域來說,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其中,2001年和2002年東部六省市(注:上海、江蘇、浙江、山東、福建、廣東)外商直接投資份額為70.72%和71.36%。而西部十省市(注: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外商直接投資份額分別為3.09%和2.69%。可見外商投資也不考慮中國的西部大開發戰略。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資還容易造成壟斷及技術依賴性等缺點。

FPI包含對外借款和證券投資,前者作用主要在于可以利用國外資金,彌補建設資金的不足,其優點是資金可以自由使用,有利于國家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戰略的實施。其缺點是造成一定的債務負擔,且其使用成本一般也比國內資金高,對國際收支平衡也有較大的影響。后者的發展則不僅有利于利用外資,而且有助于完善我國的證券市場和公司治理制度,促進經濟增長如Summers(2000)認為,證券市場的對外開放有助于降低資本成本、增加投資和提高產出。另一方面,作為發展中國家,證券市場若開放不當,又會增加其金融脆弱性,容易造成一國金融危機。

2.FDI和FPI二者互相促進。FDI對FPI的促進作用主要在于:FDI需要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大量配套設施,客觀上刺激東道國對FPI的需求;FDI有助于提高東道國的競爭力,促進東道國制度的不完善和與國際接軌的程度,使外商投資更加安全,有利于大量FPI的流入;跨國公司等FDI本身需要在國際貨幣市場上籌集大量的資金,這從實質上來說增加了國間接投資的流量。而FPI對FDI的拉動作用則在于:大量FPI的流入,有助于受資國籌集大量資金,改善本國的投資環境(如完善基礎設施建設等),提高吸引FDI的競爭力。

二、對利用外資的政策建議

1.政府要加深對國際投資的認識,轉變觀念。國際投資既有積極的作用,也有消極的作用,許多政府官員只看到其積極作用的一面,而忽視其消極作用的一面,認為吸引外資多多益善,盲目吸引,更有甚者把吸引外資的數量當作自己的政績來看待。政府應該從根本上轉變觀念,首先必須認識到引進外資只是我們發展的經濟的一種手段,而不是根本目的。因此,外資的引進必須有利于中國經濟的發展,有利于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有利于民族工業的發展和科學技術創新。同樣,對政府官員吸引外資的考核也應該以此為標準,重在引資質量,而不是單純地看其引資數量。

2.吸引FDI與FPI并舉,重點在吸引直接投資。FDI和FPI二者各有優點,也各有缺點,二者存在一定的互補性,因此,應該把二者結合起來使用。一方面,西部大開發戰略提高基礎設施,需要大量的資金,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也需要巨額資金,另一方面,我國外匯儲備充足,目前的負債率并不高,有較大的引資空間。因此,可吸收FPI來彌補建設資金的不足。

3.轉變引資措施,從稅賦減免等優惠措施向改善投資環境轉移。我國利用外資的成本是世界上最高的,主要以對外資實行稅賦減免等優惠措施來吸引外資的,使外資稅賦很低。而中國內資企業所得稅率為33%,稅賦極不平等。這造成了國內企業和外資企業的不公平競爭,使本來就弱小的國內企業在競爭上處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同時也剌激了假外資的盛行,這實質上和引進外資的根本目標(發展中國經濟的一種手段)是背道而馳的。一國吸引外資的因素很多,主要在于投資環境,包括基礎設施、人力資源、政策法規、經濟運行狀況和社會及政治狀況等軟硬環境。我國吸引外資的競爭力并不強,我國作為亞洲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東道國,主要是由于地緣、文化、和民族關系,即許多外商直接投資來源于華人。據統計,截至2003年底,我國實際利用港澳臺華商直接投資份額占52.7%;合同金額占全國的52.7%。從地域來看,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來源主要在亞洲,而在亞洲的投資來源中,中國港澳臺地區在大陸的投資占較大比重。而港澳臺的投資中,近一半投資在廣東和福建兩省,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這兩個省與港澳臺有較近的地緣及文化習俗等密不可分(其商喜歡在廣東投資,而臺商則更愿意在福建投資),而并非僅僅因為優惠政策。

4.由對外資優惠轉向對產業、地域優惠,并對某些行業的外資進行必要的限制,以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和保護民族工業的發展。由于對外資的稅賦優惠,給予外資的超國民待遇使國內企業處于不平等的競爭地位,同時也刺激了假外資的盛行。另一方面,這本身也不合理,也不利于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民族工業的發展。因此,應把對外資的優惠轉移到對產業、對地區的優惠,給予內外資同等待遇,把引資的優惠政策同國家的產業政策和宏觀發展戰略聯系起來,真正達到利用外資增強國力,發展本國經濟的目的。同時,對有關國家安全的產業,也禁止外資的涉入,如航空、通訊、軍事等。對民族工業沖擊應適當限制,對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低技術含量、或者本國已經發展得很成熟的產業要限制。

參考文獻:

[1]于永達:國際間接投資超前發展論析[J].世界經濟,2000(6),pp57

[2]馬全軍:國際間接投資:對東道國的影響[J].世界貿易,1996(7),pp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