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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學論文3000字(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視域下的宏觀調控理論論文
一、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主要內容
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是政治經濟學經典巨著《資本論》的核心理論之一,這一理論深入地闡釋了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以及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的實現條件。社會總資本是單個資本的總和。“各個單個資本的循環是互相交錯的,是互為前提、互為條件的,而且正是在這種交錯中形成社會總資本的運動。”社會總資本的運動不僅包含著保障生產消費的資本的流通,還包含著保障個人消費的一般商品流通。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以考察社會總產品的實現問題為核心,即如何實現價值補償(社會總產品的價值由商品形式轉化為貨幣形式)和實物補償(社會總產品的價值由貨幣形式轉化為物質產品和服務)的問題。
社會總資本在一定時期內執行的結果即為社會總產品。馬克思將社會總產品按用途分為生產資料部類Ⅰ和生活資料部類Ⅱ兩大部類,按價值構成分為不變資本c、可變資本v、剩余價值m三大部分。在簡單再生產條件下,要想實現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就要保證全社會生產的生產資料、消費資料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均衡發展,可用公式表述為:
I(c+v+m)=Ic+IIc
II(c+v+m)=I(v+m)+II(v+m)
實現條件I(v+m)=IIc
簡單再生產是積累的一個現實因素,是擴大再生產的物質基礎和重要組成部分,其中蘊含著擴大再生產的巨大潛力。通過上述公式可以顯而易見的推導出I(c+v+m)+II(c+v+m)=Ic+IIc+I(v+m)+II(v+m),由此可見,全社會生產的生產資料、消費資料之間的總供給、總需求只有保持數值和比例上的平衡,社會再生產才能順利開展。
馬克思認為,同樣的在擴大再生產條件下,要想實現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就要保證全社會生產的生產資料、消費資料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均衡發展,可用公式表述為:
I(c+v+m)=Ic+I(Δc)+IIc+II(Δc)
II(c+v+m)=I(v+Δv+m/x)+II(v+Δv+m/x)
實現條件I(v+m)>IIc
擴大再生產是對簡單再生產的發展與擴充,I(v+m)>IIc表明不能完全實現對生產資料部類和生活資料部類的等價交換,即擴大再生產過程中要存在多余的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通過上述公式可以顯而易見的推導出I(v+Δv+m/x)=II(c+Δc),由此可見,全社會生產的生產資料、消費資料之間的總供給、總需求只有保持數值和比例上的平衡,社會再生產才能順利開展。
二、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是宏觀調控的理論基礎
馬克思的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說明總需求與總供給平衡是社會再生產順利進行的條件。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所揭示的客觀經濟規律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也同樣適用,通過對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研究不難發現國家對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手段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由于市場調節的自發性和盲目性,難以保障社會總資本再生產過程的順利進行,需要國家進行干預和調控。
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也存在著發揮政府宏觀調控職能從而確保以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為基礎的宏觀經濟正常運行的問題。面對我國當前產能過剩、經濟結構不合理、區域發展不協調以及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的經濟問題。為保障總供給和總需求二者之間的平衡,國家進行了供給管理和需求管理,但需求管理存在著較大的局限性:難以解決長期經濟結構失衡的問題;缺乏強制性難以產生有力的調控效果;錯誤地認為市場機制可以自動解決資源配置的問題。故而要正確地處理好供給管理和需求管理二者之間的關系,從我國當下的經濟實際來看,從供給端發力迫在眉睫。
以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為基礎來分析我國宏觀經濟的發展狀況,相應地,宏觀調控方式的選擇也要依據馬克思的相關經濟理論和所處的經濟大背景以及實際進行。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就需要把計劃和市場結合起來,在尊重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發揮好政府宏觀調控的職能。實施宏觀調控要以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為主,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厘清市場和政府之間的關系;政府應該以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為基點,調整優化經濟結構。并且宏觀調控手段實現的全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不僅僅是指價值量上的機械相等,而是一種動態的平衡,一種集總量平衡、結構平衡和國際收支平衡為一體的整體平衡,才能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最終實現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以及國際收支平衡的宏觀調控目標。
三、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指導宏觀調控的現實意義
(一)強化了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科學價值
依據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所指出的要想使社會生產順利進行,就必須保證全社會的總供給和總需求實現動態平衡。參照這一政治經濟學原理,有助于加速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實現資源合理配置,進一步提高生產資料的有效供給,便于實現社會生產的協調發展。社會宏觀經濟的合理運行,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科學性與合理性,這一原理蘊含著豐富的理性邏輯演繹體系。通過這一系列的邏輯演繹體系得出要以“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共同協調社會經濟運行狀況,這種理性邏輯演繹體系有助于把復雜多變的社會經濟現象簡化為易于分析推理的公式,這對于我國宏觀調控的安排與布局都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為我國的宏觀調控提供了方法論層面的指導。形成了新時代具有中國特色、體現中國智慧的社會主義宏觀調控體制,強化了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科學價值。
(二)完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政治經濟學和當代中國經濟實際相結合的成果,同時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需要對我國宏觀調控的理論體系進行研究。通過對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研究,結合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的實踐經驗,構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觀調控理論體系。與西方國家的宏觀調控相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宏觀調控機制能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而西方卻以私有制為基礎,尋求資產階級利益的最大化,片面的追求GDP的增長。可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觀調控理論作為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延伸和發展,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是無源之水,只有把馬克思的經典經濟理論貫徹落實到我國的經濟社會實踐中來,才能實現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創新性發展,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
(三)促進了我國國民經濟平穩快速增長
新常態下,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由高速逐步轉為中高速;經濟發展方式由規模速度型逐步轉為質量高效型;經濟發展動力由依靠資源、勞動力逐步轉為創新驅動。必須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概念是對宏觀經濟政策思路的全新認知,也進一步指明了今后宏觀經濟政策的著力點以及落腳點。供給側改革盡管意味著宏觀著力點發生調整,但并不代表全盤顛覆所有經濟改革的舉措,而是一系列改革舉措更明晰、更具體的表達方式,從而有助于帶動改革紅利更快釋放出來。這些舉措既體現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普遍原則,同時也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使得市場經濟的長處以及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都得到了充分發揮。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了我國的國民經濟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消除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相結合的障礙,形成了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的良性循環。
政治經濟學畢業論文范文模板(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治經濟學探究論文
摘要:本文從供給側改革和供給學派的理論差異入手,從社會商品部類的平衡角度和社會主義經濟本質的角度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行了探究,從而得到了立足于實際,發展中高端生產力、提振科技創新的結論。以期能夠由遠及近的保證我國市場能夠繁榮穩定。
關鍵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治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F1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9082(2020)03-0-01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依舊放在解放發展社會生產力方面,深化改革以推進結構調整與產業轉型,減少低端生產或無效供給,發展振興有效的中高端產業供給能力,在維持供給結構的穩定性和靈活性的前提下,盡全力提高商品的生產能力。經由政策手段、科技創新、實業經濟等措施,以解決我國供給側現存問題。
一、供給側改革與西方供給學派的不同
1.西方供給學派的現有觀點
西方供給學派片面性的強調供給可以創造需求,意圖從單純的供給方面推動經濟政治的發展[1]。增加供給和生產動力,最終使用的手段就是減稅政策,通過振興人民儲蓄理財的積極性。西方供給學派的思路不能說完全錯誤,但是過分突出稅率在經濟中的錯誤,特別是注重供給側而對需求側市場的忽視,只能說是一種完全放任的資本主義經濟理論。例如在今天如果生產大量的機械打字機,是很少有收藏家和獵奇者之外的市場存在的[2]。
2.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我國現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立足于政府干預的基礎上,在考量社會需求的前提下,保證供給方面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完整性,從而發揮政府經濟部門在市場調控和生產資料配置上的領導作用,從而以其在周期性微調的情況下發揮長效的經濟振興作用。
二、社會總商品部類平衡角度的改革研究
社會總產品能夠分為兩類:其一為能夠進入或必須進入生產消費之中的生產資料商品,其二為進入個人消費領域的生活資料商品[3]。在商品部類的平衡性上,生產資料商品需要向生活自理商品提供生產資料,生活商品則必須向生產商品提供消費資料,其中的平衡關系是社會生產消費的基礎。舉例來說,工人需要買菜做飯來維持工作,生產出的商品換得工資來進行買菜做飯。這之間的比例是維持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在生產率不變的前提下,擴大生產需要雇傭更多的工人,從而使得工廠能夠消化更多的生產資料;但是更多的工人需要企業維持更高的人力成本,讓工人能夠消費更多的消費商品。如果生產緊縮,或是隨著科技的發展生產率大幅度躍進,就會出現供給擁塞的情況,這時的工廠倘若進行人力優化,工人失業或薪水降低,同樣也會降低消費商品的需求,造成更大規模的供給擁塞現象。為了避免這種鏈式經濟反應,需要保持平衡穩定的供給側和市場需求之間的比例關系。馬克思在社會總商品再生產理論的宗旨思想就是部類比例平衡。為了維持市場處于出清狀態,控制再生產和部類商品之間的交換關系,才能夠使經濟進入穩定發展階段[4]。
大的消費生產部類進入平衡階段,也就意味著各個細分部類也進入了合理的平衡比例,保證在各個小類之中的生產和需求達到了平衡,這樣才能夠維持整個社會簡單再生產與擴大再生產之間的正常運轉。如果某些小類出現了產品過剩,另一些小類出現了產品不足的現象,對整個社會都是一種嚴重的生產資料浪費,甚至會影響經濟的平穩運轉。
部類供需不平衡是我國當前經濟所面臨的問題,產能失衡是過去經濟飛速發展所遺留下來的合理問題。但是如鋼鐵、煤炭、石化方面產能嚴重擁塞,重工業領域產能過剩非常嚴重,因為技術問題,生產效率也較為低下。但是一些輕工業、新興產業的產能仍然不足,民生經濟無法得到足夠的生產資料,發展部分受限。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前蘇聯就面臨著國防與民生經濟的嚴重失衡,并且最終導致了社會的巨大混亂。這種最深層次的產品部類供需失衡,仍然需要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大化的警惕。
三、社會主義經濟本質角度的改革
社會主義經濟是存在計劃特征的市場經濟,是在政府部分干預下的自主經濟。當前世界,除朝鮮、香港與美國外,全部國家或地區都使用帶有政府管控調節的市場經濟進行發展。從社會主義的本質出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一步完善和調整,以最大限度的解放生產力為目標,提高生產資料的配置效率和產出結構,提升全要素的生產率,適應當前社會不斷發展的人民需求和國家福利。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進程之中,生產力的解放與發展涵蓋了多個方面。從長效角度分析,科技創新和創新驅動的生產力發展是唯一出路。小平同志曾經指出:“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無論是貨幣經濟、資本經濟或許可以得到短期的效果,但是都無法在長效上與科技經濟比擬,這才是發展生產力的根本方法;中期角度分析,促使低端生產力轉型為中高端生產力,提高生產效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從而制定創新型的產業計劃從而發展生產力是核心步驟;中短期的角度分析,由政府主導的經濟活動可以有效的防治這些年經濟發展過快所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和市場經濟問題,維護生產力的不失衡是主要任務。因此,從微小市場入手,建立完整的中高端產業鏈,淘汰低端產能,振興教育,提振創新,從宏觀經濟態勢梳理當前形勢下的微觀小循環是由近及遠的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方法。
關鍵詞:中國經濟學;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目標;發展趨勢
中圖分類號:F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09)03-0008-02
1 中國經濟學的目標
中國雖然已經初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還存在兩個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計劃經濟體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徹底觸動,深層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穩固,在具體實施中還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設一門能反映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特點和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特色的中國經濟學是有必要的。這也是中國經濟學的根本目標所在,而中國經濟學的具體目標可分為體制結構、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三個部分。
體制結構目標主要從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來分析,所有制結構和個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體系較為完善。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經濟運行目標和宏觀經濟運行目標。微觀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企業和企業制度的完善及國企改革的推進、社會主義市場機制、市場體系、社會主義市場秩序和規則較為完善。宏觀經濟運行目標是實現總供給與總需求及其相互關系的平衡、宏觀經濟調控目標順利實現、政府職能得到完善等。經濟發展的目標就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增長目標(包括經濟增長的目標和經濟增長方式等)和經濟發展目標(包括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發展與經濟結構、中國二元經濟結構、對外開放和經濟全球化的關系、科學發展觀及經濟與社會的和諧發展等)。
2 中國經濟學面臨的困境
2.1 經濟學被邊緣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團隊萎縮
在中國經濟學被邊緣化,甚至已無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馬思主義經濟理論課程已被嚴重壓縮,中國經濟學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關西方經濟學的內容,有關經濟學內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雖然打著經濟學的招牌如《勞動價值論》,卻在宣揚資產階級要素價值論的觀點。
其次,經濟學專業的研究生對經濟學的學習不感興趣,更談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們在學期間發表的經濟學論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經濟學的不到10篇。經濟學專業的教學隊伍中從事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者也日益縮小。
2.2 中國經濟學傳統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嚴重滯后于國際化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改革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仍嚴重滯后于國際上經濟學專業的新發展。首先,教學內容重復。以經濟學專業學生為例,大學本科階段學習的政治經濟學內容在高中就曾經完整的學習過,研究生階段則開設專題性課程,但在體系性、知識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沒有差異。其次,理論體系被人為割裂。一是將政治經濟學從體系中分割出來。二是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在范疇與原理上沒有科學銜接,尚未建立整體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再就是,教學方式的“封閉性”。當前中國經濟學教學缺少足夠的教學參觀或社會調查等課外活動。
2.3 經濟理論脫離經濟現實,教學方式扼殺學生的創新精神
首先,理論脫離經濟現實,難以滿足本土化的要求。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理論來源于實踐,目前,中國經濟學的教學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師選定一本教材,以教材為中心開展教學活動。國內經濟學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較長,教材內容與現實經濟問題極易產生距離與脫節;再者,由于國內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論,西方理論與中國經濟現實本身也有距離。其次,“滿堂灌式”教學,忽視教學過程,扼殺了學生的創新精神。在課堂教學中,老師不可能講清楚全部的經濟學理論,這就要求老師主要傳授學生科學合理的學習方法,提高學生自學能力和解決分析問題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記硬背和機械化訓練,則缺乏課堂交流和學習能力的培養。
2.4 理論研究缺乏規范性,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存在偏差
在過去幾十年間經濟學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當數量的重大基礎理論問題還認識模糊。這一點在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認識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為切入點開始經濟學分析?用什么作為主線將這種理論體系貫穿起來?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場經濟怎樣才能真正與社會主義、與公有制有機結合起來?對這些根本問題的認識尚缺乏基本規范,認識相當混亂。
在研究過程中,明顯地存在著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的偏差問題。學術界存在兩種片面傾向:一是排斥和輕視西方經濟學理論,對于現代西方的經濟學理論采取一種簡單否定的態度;一是把西方經濟學特別是主流經濟學當作唯一科學的經濟學理論,忽視它所具有的意識形態的成分,否定經濟學的科學意義和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作用。總起來看,后一種傾向在當前呼聲甚高。此外,中國經濟學研究中也存在諸如選題過于寬泛、研究結論草率等其它問題。
3 中國經濟學的構建
在這種背景下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將西方經濟學中意識形態理論與市場經濟理論相分離,將市場經濟理論的科學成份嵌入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之中,實現兩種經濟學說的整合不僅必要而且可行。
3.1 整合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西方經濟學均衡分析理論
勞動價值論更多關注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本源性問題,為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及其運動規律提供了理論依據。均衡分析理論更多描述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外在表現,為揭示價格與供求的內在關系及其資源優化配置規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國經濟學研究對象和任務已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資源優化配置,將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可以克服馬克思經濟學說價格變動分析的不足,賦予勞動價值論以新的時代內涵。
3.2 整合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和西方經濟學經濟人假設
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注重全社會成員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認為勞動僅僅是謀生手段,這種分析框架揭示了社會主義勞動者之間生產關系及其行為動機的本質特征,但難免帶有計劃經濟的局限。西方經濟學中關于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反映了市場經濟主體行為動機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卻“往往具有非社會性和非歷史性的傾向”。將兩種行為動機理論整合為在全社會各階級各階層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
3.3 整合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思想和西方發展經濟學
馬克思晚年時期未能構建起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廣義政治經濟學。自20 世紀50 年代以來,西方興起發展經濟學,先后經歷了從結構主義到新古典學派,再到以人為本的發展經濟理論;從宏觀模式的經濟增長理論到微觀分析的人類發展理論。這些理論均從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經濟落后國家擺脫貧窮落后、實現工業化、經濟市場化、社會化、現代化的發展規律。將西方發展經濟學的科學因素嵌入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理論,是中國選擇適合國情的科學發展戰略的需要。
3.4 整合馬克思階級分析理論和西方新制度經濟學
在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來生產方式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動力源及各勞動者階級之間以及階級成員內部潛在的利益矛盾對其的影響。而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制度經濟學則從供求關系、均衡價格的技術分析轉向了產權關系、交易費用的制度分析,從而揭示了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與社會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條件下,產權界定、國家干預以及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制度創新和制度安排對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重要作用。盡管新制度經濟學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但不妨礙我們將該學說中的科學因素嵌入經濟學階級分析理論框架中。
4 中國經濟學的發展趨勢
4.1 走向規范和實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的研究視野不斷開闊,方法不斷創新,比較成功地實現了傳統經濟學研究范式向現代經濟學研究范式的轉型,越來越走向規范化。但是,中國經濟學從總體上看還是不成熟的。基礎理論還比較薄弱,研究方法還比較落后,學科規范還不夠嚴格,中國經濟學作為一種科學體系還在形成,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規范。建立學術規范,發展學術評價,是中國經濟學進一步發展和提高的重要條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中國經濟學理論仍然落后于實踐,中國經濟學理論的發展仍受著傳統思維方式的束縛。為此,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實際。對于中國經濟學來說,當務之急是要從實際出發,搞清楚中國所面臨的究竟是什么樣的經濟問題,仔細分析問題背后的原因,找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和途徑并且揭示出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
4.2 走向開放和世界
經濟學的開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決于是否經得住實踐的檢驗,而不論源于何時,出于何人,來自何方。經濟學走向開放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堅持引進來,將外來的理論綜合到中國經濟學理論和中國實踐中去;二是堅持走出去,要加強交流和不同學科間的聯系,進行多學科理論、多元研究方法與手段的綜合運用。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學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國經濟學走向世界,必須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須立足經濟,關注技術,立足當代,面向未來,使中國經濟學的研究始終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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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公司法;公司社會責任;利益相關者;法律保障。
一、公司社會責任的起源和涵義。
公司社會責任思想最早出現在20世紀初期的美國,1916年芝加哥大學的克拉克(J.MauriceClark)在《政治經濟學論文"target="_blank">經濟學刊》上發表的《改變中的經濟責任的基礎》一文中寫到“:迄今為止,大家并沒有認識到社會責任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企業的社會責任。”這是可查實的、最早提出企業社會責任概念的文獻。然而,克拉克雖然最早提出了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但是他并沒有給出公司社會責任相應的概念或定義。直至近四十年后,鮑恩(HowardR.Bowen)才首次明確了公司社會責任的概念。鮑恩1953年的劃時代著作《商人的社會責任》被公認為標志著現代公司社會責任概念構建的開始,其將“商人的社會責任”定義為“商人具有按照社會的目標和價值觀去確定政策、作出決策和采取行動的義務。”
公司的營利性和公司的社會責任并非是絕對對立的,兩者是相輔相成的。若只強調公司的營利性,則會導致公司為了營利而不擇手段,爾虞我詐,不惜以犧牲他人利益為代價,這將導致整體社會經濟秩序的混亂和不安,最終也不利于公司的良性發展;若只強調公司的社會責任,則會令公司背上嚴重的負擔,挫傷公司生產經營的積極性,最終導致社會經濟發展的停滯不前,同時也損害了職工、消費者等與公司相關的主體的利益。因此,應當用公司“利潤最優化”取代“利潤最大化”,即公司在為股東追求利潤的同時,適當地兼顧公共利益,在滿足股東對利潤的需求時,又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達到公司的營利性和公司的社會責任兩者之間的良性相互作用。
在我國,公司的社會責任通常是指,公司不能僅僅以最大限度地為股東們營利或賺錢作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應當最大限度地增進股東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會利益,這些社會利益包括債權人利益、雇員(職工)利益、消費者利益、中小競爭者、當地社區利益、環境利益等內容。
二、有關公司社會責任立法的現狀。
我國2005年修訂的《公司法》第一次以法條的形式規定了公司的社會責任“:公司從事經營活動,必須遵守法律、行政法規,遵守社會公德、商業道德,誠實守信,接受政府和社會公眾的監督,承擔社會責任。”《公司法》采取了“應為”
模式的法律規范,強調公司“必須”承擔社會責任,這顯然與授權性、鼓勵性法律規范迥然不同。從約束規范上看,既有法律,又有道德;從約束主體上看,既有政府,又有社會公眾;從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性質和內容來看,這顯然應當理解為公司的一項硬任務、一項嚴格法律意義上的義務。《公司法》的新規定,說明公司已經逐步成為市場中最重要的主體和不可忽視的經濟力量。公司的一舉一動,將影響眾多與公司利益相關的社會利益。因此《公司法》對公司的社會責任加以規定,是符合我國當前經濟發展現狀和世界潮流的。然而,或由于立法水平的限制,或出于對減輕公司負擔、促進公司發展的考慮,《公司法》中對公司社會責任的規定也存在著不可忽視的缺陷和漏洞。
首先,《公司法》對公司社會責任的規定過于狹窄,不夠全面。《公司法》及一些相關法規對公司職工的利益保護作了較為詳盡的規定,然而它對于公司的其他利益相關者如債權人、消費者、當地居民等,公司應當如何盡社會責任以及所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的限度卻沒有作出相關的規定。以當地居民為例,公司對其所在地居民的責任主要體現在環境保護上,但是在當前的公司法中對這方面的規定卻是空白的。而在相關的環境保護法規中,也僅僅是對公司的排污標準和處罰標準作了相關的規定。在現實生活中,往往在發生了重大污染事件,致使當地居民的生命財產遭受重大損失后相關部門才對肇事公司進行查處整頓。
因此如何在事前對公司進行法律規制,防患于未然,這就顯得極為重要。
其次,《公司法》沒有明確規定公司社會責任的性質,即公司應當承擔社會責任究竟是基于法律義務的要求還是道德義務的要求。我國《公司法》強調公司具有承擔社會責任的義務,卻沒有說明義務的內容,這又給人產生一種公司的社會責任僅僅是一種道德責任的感覺。這樣的一種模糊性的規定客觀上帶來了實施的不便,因此有必要分清公司必須承擔的法律責任和其應盡的道德義務的關系。因此,明確公司的社會責任的性質,有利于公司社會責任的落實,杜絕公司以道德責任無強制執行力為由而逃避社會責任。
再次,《公司法》規定的公司社會責任可訴性不明確。
《公司法》盡管規定了公司必須承擔社會責任,但是卻沒有對公司如果不承擔社會責任時應承擔何種后果、公司的利益相關者能否以及如何要求公司承擔社會責任以保護自己的利益等問題作出明確的規定。因此,如果不對公司社會責任的可訴性問題作出規定的話,公司的社會責任制度將僅僅成為一種擺設,而無法落實到社會經濟生活中。
三、公司社會責任的實現與完善。
1.完善與公司社會責任相關的法律法規,加大執法和司法的力度。
對于公司社會責任的概念和性質,應當在公司法中作出明確的說明,并且明確例舉公司社會責任的具體內容,并通過《勞動法》、《消費者效益保護法》、《產品責任法》等相關法律法規,形成有關公司社會責任的內容體系。另一方面,勞動者和消費者等利益相關者的弱者地位決定了要切實保護勞動者權利和消費者權益就必須輔之以行政行為,加強管理論文"target="_blank">行政管理和監督。因此在執法和司法上,應當加大監管力度,防止公司濫用經濟力量,損害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合法利益。同時,加大對損害社會利益行為的處罰力度,將成為維持和貫徹公司社會責任的最后一道屏障和最有效的防線。
2.改善公司的內部治理結構,進一步完善勞動者、消費者與其他非股東利益代表在公司機構中的參與制度。
我國2002年7月1日開始實施的《上市公司治理準則》,第一次以專章的形式規定了利益相關者,并明確提出上市公司在保持公司持續發展、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的同時,應關注所在社區的福利、環境保護、公益事業等問題,重視公司的社會責任。然而,仔細研讀后卻不難發現,該項規定僅具有指導作用,對于公司卻并無真正的約束。其原因在于在當前的公司治理結構下,公司中的權力機構———股東會,決策機構———董事會往往都由股東或者代表股東利益的人組成,因此在公司的運作和決策中,都是以實現股東的利益最大化為核心和出發點的。促進公司履行社會責任,維護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應當從公司的內部著手,通過健全法律法規,完善企業的內部治理結構,使更多的利益相關方參與到公司的治理中來,使公司的經營真正能夠體現社會整體的利益,維護市場經濟的良性運行和健康發展。
3.建立披露信息機制和公司履行社會責任的激勵機制。
在我國當前的信息披露機制下,公司信息披露的范圍僅限于公司的財務和業務等信息。但是,隨著公司的壯大和發展,公司的一舉一動已經影響到越來越多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因此有必要擴大公司信息披露的范圍,如公司的債務情況、企業內員工權益的保護狀況、商品質量及消費者投訴狀況、環境污染狀況、社區關系狀況等也應當納入公司信息披露的范圍。企業以追逐利益最大化為行動綱領是無可厚非的,這是企業創新的重要激勵因素,也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根本驅動力。因此,加強公司利益與公司社會責任的一致性,是促使公司履行社會責任的根本途徑和方向。建立公司履行社會責任的激勵機制,能夠使公司的社會責任與營利性目標有效地結合在一起,成為企業發展的持久動力。
4.借鑒國際經驗,引導公司參與社會責任標準認證。
公司社會責任的推展離不開相關社會責任標準的認證活動。一般而言,這類認證是在政府的指導和監督下,由非政府組織出面建立獨立的第三方認證和審核機構,從社會、經濟、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等各個方面,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情況給予客地的評估和審核,并定期公布評估結果,使之成為權威的參考依據。社會責任標準認證客觀上形成了一種約束機制,可以促使企業更好地履行社會責任,因此政府應當引導企業參與社會責任標準的認證。以SA8000為例,SA8000是1997年8月由美國非政府組織———社會責任國際(SAI)制定的社會責任標準,是全球第一個針對企業的社會責任認定標準,其宗旨是規范企業道德行為。它把企業的非經營性、非技術性要求如人本管理、商業道德和精神文明等指標化,使關心人、理解人、尊重人、保護人有了可衡量的具體量化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