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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資源論文范文第1篇

我國研究生培養基地的正式建設始于2005年，經過近幾年的研究與實踐，北京、上海等地在這方面積累了成功的經驗，出現了一些典型案例。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上海市研究生聯合培養基地”建設，高校與企業廣泛參與，二者之間以多樣化的形式建立長期合作機制，并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并加以細化。這種運行良好的研究生培養基地有效整合了高校內外的教育資源，推進了研究生教育質量的提升，其建設成效得到了廣泛認同。在廣西，自2007年9月開始啟動研究生教育創新人才聯合培養基地建設，以桂林電子科技大學為例，截至目前為止已與區內外大型企業和科研院所聯合建立了“中電北海產業園”等4個廣西區級基地和“湖南天銀信息產業有限公司”等2個校級基地。培養基地由校企雙方共同管理，在建設過程中形成了一定的特色，在推進產學研合作和研究生培養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研究生培養基地建設尚處于探索階段，在管理體制、協作機制、雙導師制、科研成果歸屬等方面存在問題，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聯合培養研究生的合力發揮，不利于該培養模式優勢的體現。具體而言，問題集中表現在如下幾方面：管理制度不夠完善。雖然校企雙方在合作前簽訂了協議，明確了各自的責、權、利范圍，但往往忽略了后續的培養基地管理制度的細化和完善，有些培養基地并未設專門的管理機構和工作人員，校企雙方合作松散，各自的職責分工不明晰，容易出現日常管理中的真空區。協作機制亟待健全。校企雙方溝通不暢，在人力、物力投入方面各有顧慮，導致合作的深度和持久性缺乏，如在科研立項方面，學校不能面向企業的需求，而企業又追求“短平快”的項目，缺乏長遠考慮，雙方各自的優勢資源未有效整合，造成教育資源的閑置浪費。“雙導師制”未落到實處。研究生進入培養基地后，學校和企業導師應共同指導研究生開展科研工作，雙方在指導上各有側重點，這是一種理想的模式，但現實中學校與企業導師之間的交流甚少，合作指導研究生流于形式，雙方的優勢資源未能得到有效整合。科研成果歸屬有分歧。研究生聯合培養基地是產學研合作教育的典范，產學研合作衍生出一系列問題，其中很重要的一條是知識產權的歸屬問題，由于對成果的分配缺乏明確規定，容易產生利益糾紛，以致科研成果無法轉化進入市場，造成人力和物力資源的浪費。之所以會產生上述這種問題，究其原因，從根本上來說是校企雙方未能建立合理的“成本共擔，利益共享”的合作機制，合作單位雙方教育資源配置不合理、雙方優勢資源未得到有效整合及教育資源利用率低，影響著培養基地在產學研聯合培養研究生的優勢，不利于研究生培養質量的提高。

二、研究生培養基地建設評價體系的設計

研究生培養基地的創立有利于爭取到優質社會教育資源，但是否對其進行了有效的整合和利用，這需要評價體制來加以規范和約束。而建構評價體制，一套行之有效的評價體系是必不可少的。目前，國內對研究生培養基地建設評價體系的研究還較少，比較有代表性的是高興武的研究成果，即以評價基地建設、管理制度和培養成果為目標構建評價指標體系，該體系側重的是對基地建設成果的評價。在借鑒該研究的基礎上，本文嘗試運用教育資源利用效率理論做指導，從培養基地的教育投入、過程管理和產出成果三方面構建研究生培養基地評價指標體系，并貫穿如何合理配置教育資源，提高資源的利用率，探索教育過程中的投入和有效使用狀況等內容進行評價。

（一）教育資源利用效率理論簡析

教育資源是指投入到教育過程中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的總和，而效率是指資源的有效配置和使用，即投入與產值之比。教育資源利用效率這一概念移植于經濟學范疇，國內外學者對其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其中國內學者王善邁教授給出了比較具有代表性的解釋，他認為教育資源利用效率是教育資源消耗與教育直接產出成果的比較。我們可以通俗理解為教育資源投入與產出之比，前者在具體內容上表現為一定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等方面的教育資源投入，后者主要表現為人才培養、科研成果和社會服務等方面的教育成果產出。對教育資源利用效率的研究不能僅局限于效率本身的研究，而應緊密結合教育這一背景，發現教育資源利用方面存在的問題，找出教育資源利用效率低下的原因，從而挖掘教育資源利用的潛力，優化教育資源配置。

（二）評價指標設置原則

為保障指標體系構建的合理性和科學性，必須遵循以下原則：系統性。由于研究生培養基地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評價指標體系的設定必須能綜合全面反映培養基地建設的各方面，客觀地反映培養基地建設的發展狀況，將評價目標和指標加以有機聯系。科學性。評價指標的設定需客觀反映研究生培養基地的特定屬性，評價指標含義明確、簡潔明了，避免出現模棱兩可或產生歧義的評價指標。獨立性。避免評價指標間的互相重疊，即相同的指標體系出現在不同的評價環節，而應做到各個指標互為補充，避免太強的相關性，保持評價指標較高的辨識度。可操作性。根據研究生培養基地建設的發展現狀和實際發展狀態設置指標，每一條指標都是可測的，盡量考慮到數據獲得的可能性，避免評價落空。

（三）研究生培養基地評價指標體系的具體內容

依據教育資源利用效率理論，研究生培養基地評價體系的設計主要涵蓋三個方面的內容，即研究生培養基地的教育投入、過程管理、成果產出。這三方面的內容也是教育資源利用的三個環節，是一個互相聯系的有機整體。該評價體系目標指向清晰，即通過評價，提高教育資源的利用率，減少研究生培養基地建設中的資源浪費，使產學研合作達到投入產出比的最大化。

1.基于教育資源投入的評價指標。基于教育資源投入的評價應立足于研究生培養基地建設中合作單位雙方人力、物力和資金的投入量，以及雙方優勢資源的整合程度，具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合作雙方人力資源投入方面，主要關注“雙導師制”培養模式是否有效落實。進入培養基地后，研究生的學習和研究任務是在學校導師和企業導師共同指導下進行的，雙方導師應根據培養計劃，結合學生的個體實際情況，在合作過程中進行適當分工，共同把握學生的研究方向和論文開展工作，盡量與培養基地的工程實踐緊密相結合，保證培養質量。（2）雙方物力資源投入方面，重點關注實驗室資源共享程度。合作雙方需保證提供實驗場地，開放實驗設備的使用，聯合培養研究生的工程實踐能力和科技創新能力。（3）雙方財力資源投入方面，確保有足夠的經費保障培養基地的正常運行。培養基地可設研究生培養專項經費，經費的構成可從學生的學費中抽取一定比例，加上合作企業或科研院所配套一部分資金，用于培養基地的建設與管理，其中包括對培養基地的導師、管理人員的補貼，以及研究生的科研和學術交流費用。

2.基于教育資源的管理與利用的評價指標。本部分的評價觀測點應基于研究生培養基地的教育資源是否得到有效的管理和利用，換言之，也就是說合作雙方是否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來提高教育資源的利用率，減少資源的閑置與浪費，實現投入產出最大化。評價指標可從如下幾個方面設計：（1）管理機構是否健全。培養基地應設有專門的管理機構和工作人員，負責研究生培養的過程管理和質量監控，并發揮出密切校企雙方交流與合作的橋梁作用。（2）合作機制是否完善。校企雙方在簽署合作協議的基礎上，應擬定培養基地建設的規劃與目標，并對培養基地的合作運行模式做出細則規定，比如雙方各自需承擔的責權利、經費投入比例、經費和人員管理、知識產權歸屬等方面內容都應涵蓋到。（3）對投入資源的利用情況。本部分的評價偏重于可量化的硬性指標，如合作承擔的科研項目數量、共建實驗室數量、實驗設備利用率等。

教育資源論文范文第2篇

在過去二十多年間，隨著與經濟體制的轉軌，我國解決了長期存在的“短缺經濟”。與此相對照，教育領域的供求關系卻仍然十分緊張，一方面教育供給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教育財政資源的供給不能滿足教育事業迅速發展的需求，尤其是教育經費供給不足已經成為制約教育發展的主要因素，我們實際上面對著“短缺教育”的現實，許多教育問題由此而生。“短缺教育”（主要是經費短缺）的特征及其成因，尋找其解決途徑與策略，成為現階段教育戰略與政策的必要依據，也是我國教育經濟學的一個現實課題。本文試圖就“短缺教育”條件下教育資源的供給和配置中的公平與效率問題，做初步的探討。

一、“短缺教育”的發展性特征

作為一個具有超大規模教育人口的發展家，教育供給不能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教育需求，在我國將會持續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這是由現階段經濟發展水平所制約的財力供給和教育發展的客觀需求之間的現實矛盾所決定的。不過，不同時期這種短缺具有不同的階段性特征。一般而言，開始主要表現為滿足基本教育機會的資源供給短缺；之后主要是擴大和增加教育機會的資源供給短缺；再后則是接受高水平、高質量教育機會的資源供給短缺。我國現階段可以說是這三個階段的教育短缺同時存在，只有不同發展水平的地區側重點有所不同。

西部欠發達地區，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目標尚未實現，資源性短缺首先集中反映在滿足基本教育機會方面；中部中等發展程度地區，初步實現普及九年義務教育，資源性短缺轉移到鞏固“普九”成果和普及高中階段教育方面；東部發達地區，正在普及高中階段教育，資源性短缺集中在高等教育和優質基礎教育資源方面。可見，教育資源的短缺會經歷一個發展過程，在低層次教育短缺問題沒有解決時，高層次的教育短缺必然存在，除非采取逆向發展戰略，把有限的教育資源首先投向高等教育和精英型基礎教育，才可以暫時緩解高層次、高品質教育的供求矛盾。但是，從長遠看，由于缺乏扎實的基礎教育的支持，高等教育的發展必然會受到制約，最終教育的可持續發展。因此，把握“短缺教育”的發展性特征，對于處在不同發展階段的不同地區的教育資源配置，教育發展戰略重點的選擇，具有與實踐意義。

我國現階段教育資源供給的短缺，還具有過渡性的特征，既反映經濟發展成熟程度的特點，又反映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過程的特點，突出地表現為既有總量性短缺，又有財政性、體制性和結構性短缺。總量性短缺是基本的、長期起作用的因素，取決于經濟發展是否能夠為教育發展提供充足的財政資源。而財政性、體制性和結構性短缺，則是在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的暫時現象，可以通過有效的市場調節和政府的政策調控得以緩解。因此，從政策研究與戰略研究的角度，要把重點放在解決財政性、體制性和結構性短缺上。

教育資源供給的總量性短缺，是我國教育供求關系基本矛盾的反映。例如龐大的受教育人口；居民生活進入小康水平后，教育需求高移，教育消費成為生活消費的新熱點；國家確定以信息化帶動化，教育必然要實行適度超前發展戰略。這些因素使我國社會教育需求持續增長，教育規模不斷擴展，僅各類學歷教育的在校生就達到2.3億人。而由于國家財政收入和居民收入仍處于較低的水平，必然制約教育的投入水平。以1998年為例，我國人均公共教育經費為167元（折合20.2美元），生均公共教育經費為945元（折合114.4美元），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95年人均241美元，生均1273美元），這就使教育經費的供給難以滿足現有教育規模的需要，更制約了教育事業的進一步發展。這就是我國現階段教育供求關系的基本國情：由經濟發展水平所決定的教育資源的總量性短缺，是制約教育發展水平的主要因素，需要較長時間才能根本解決；而現在的問題是財政性、體制性、結構性短缺，加劇了教育資源供給的短缺程度，因此，現階段解決好財政性、體制性、結構性短缺，可以緩解總量性短缺的程度。

二、緩解財政性短缺：調整國民收入分配與財政支出結構

隨著的持續快速，我國財政性經費不斷增長，從1990至2000年，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由569億元，增加到2563億元，其中政府撥款由426億元增加到2086億元。但是，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20世紀90年代前期逐年下降，從1990年的3%下降到1995年的2.44%，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后開始回升，但直到1999年也只占2.78%，并未達到《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規定2000年財政性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4%的要求，也低于1995年公共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4.9%的世界平均水平。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實行分稅制之后，中央財政收入占財政總收入的比例從38%上升到52%，地方財政收入所占的比例由62%下降為48%，尤其是縣、鄉兩級財政十分困難，嚴重基礎教育，主要是基礎教育的發展，因此，提高財政性教育支出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是增加教育經費總量的基本途徑，需要特別予以關注。

改變財政性教育經費供給不足，從長遠說取決于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為教育發展提供堅實的財力基礎，而從財政收支而言，一方面是努力增加財政收入，提高財政收入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我國財政收入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在20世紀80年代連年下降，從80年代初的32%下降到90年代初的10.6%，直到1998年才提高到14%（預算外收入未列入），明顯偏低，影響財政對教育的支持能力。改變這種狀況，一方面要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與效益，減少較為普遍存在的生產性浪費和行政性浪費現象，盡力擴大化稅源，足額征稅，堵塞各種漏洞，提高財政收入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預算外收入納入預算內管理，也就是要做大“蛋糕”，增強政府教育投入的財力基礎。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公共財政體制，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在財政支出結構中真正體現教育優先和適度超前發展的方針。現在國家財政對于虧損的國有的直接或間接的補貼，對于生產性建設項目的投資，仍然是一個不小的數目，勢必影響國家對公共事業的投入。在公共開支中，行政管理費的增長過快，從1991年至1998年行政管理費增加了4倍，而同期預算內教育經費增加了3.4倍，在全國正在實行政府機構改革的情況下，行政管理費的增加幅度超過了教育經費的增加幅度，是很難令人理解的。

這里還沒有中央部門的行政管理費與地方政府行政管理費增加幅度的差別，也沒有分析政府行政管理費增加的項目。總之，即使在現有財政收入總量的條件下，合理地調整財政支出結構，也有可能提高教育支出在財政支出中的比例，進而提高財政性教育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為此，需要完善財政預算的審核制度，實行教育經費在財政預算中單列，增加預算的透明度和教育部門參與預算編制與審核的權力，保證財政支出真正體現國家發展的戰略意向。

三、擺脫體制性短缺：擴大政府宏觀調控下的市場參與

所謂體制性短缺，是指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辦學體制和投資體制，造成單一的辦學主體和投資主體（政府），限制了非政府渠道的資源投入，其結果一方面政府投入越來越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非政府的教育資源難以進入教育市場，加劇了教育資源短缺的程度。我國長期來沿襲計劃經濟同步的單一公辦教育體制，政府承擔了（主要是城市）公辦學校的幾乎全部經費（包括高校學生的一部分生活費用），隨著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和教育規模的擴大，有限的政府教育投入越來越不能滿足公辦教育的經費需求。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逐步發展各種形式的社會力量辦學，開始突破單一的公辦教育體制。到1999年止，全國共有民辦教育機構（不包括幼兒園）4138所，在校學生140多萬人，當年經費收入48億多元，僅占全國教育經費總收入2949億元的1.63%；社會捐資和集資辦學經費141.85億元，占教育經費總收入的4.81%，其中農民集資53億元，占1.8%；學費、雜費收入369.7億元，占教育經費總收入的12.54%.可以看出，各種非政府的教育投入正在增加，尤其是學費、雜費的收入占教育經費的比例，從1990年的2%到1999年的12.54%，有了明顯的增加。但是，與社會教育需求以及居民的支付能力相比，非政府的教育投入比例仍然偏低，現有的辦學體制和投資體制，仍然沒有為各種民間資本的投入提供寬松的環境，體制還是教育資源供給短缺勤的重要原因。

既然體制性短缺的根源是辦學主體和投資主體的過于單一，那么，改變體制性短缺的出路就在于深化教育體制改革，尤其是改革單一的公立教育和政府投資的體制，在政府宏觀調控下，加大市場參與和市場調節的力度。具體地說，政府要改變作為教育資源供給的惟一主體的角色，分別教育的公共產品、準公共產品、私人產品的不同屬性，保證公共產品的供給，退出私人產品領域的供給，調節準公共產品的供給，擴大社會參與和市場調節，充分發揮市場調節教育供求關系的作用，增加教育資源的供給，緩解教育資源的體制性短缺，實現教育供求的動態平衡。

解決教育資源的體制性短缺，政府與市場要在保證教育資源配置的公平與效率方面，發揮各自的作用。政府把保證義務教育的經費供給作為主要責任，實現基本教育機會的公平原則，同時把對非義務教育的投入，主要用于幫助處境不利的地區和人群獲得公平的教育機會，并運用多種間接調控手段，創造市場參與的法規和政策環境。在這樣的政策背景下，探討市場參與的多種途徑，擴大市場準入，從社會吸納教育資源供給，為社會增加更多的教育機會。

這里，僅就正在發展的幾種社會參與的形式作些政策性探討。

發展多種形式的民辦教育，廣泛吸納社會力量對教育的投入，這是解決體制性資源短缺的主要途徑。在我國教育供求關系緊張的條件下，民間對教育的投入有很大的潛力，民辦教育應該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但是，民辦教育的規模仍然有限，學校數和在校生數僅占公辦學校數的0.6%，即使這樣，現有的民辦學校也面臨著許多困難。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一方面國家有關民辦教育的法規和政策尚不完善，發展民辦教育的政策和制度環境還不夠完備；另一方面我國有著龐大的公立教育系統，民辦教育起步不久，基礎薄弱，在競爭中處于弱勢地位。因此，從我國的實際出發，發展民辦教育需要采取多種形式，大體包括：（1）由非政府機構和公民舉辦的民辦教育機構；（2）公辦學校改制，即校產國有，民辦機制運行，亦稱“國有民辦”；（3）公辦學校舉辦民辦二級學院或按民辦機制運行的分校；（4）由混合辦學主體舉辦的民辦學校，即一部分由公辦學校的校產入股，大部分由民間資金投入，按民辦學校機制運作（有的地方把這類學校稱之為“股份制”學校，似不準確）；（5）中外合作辦學的學校，也按照民辦機制運作。在各種非政府辦學投資中，有國有企業、派、社會團體，也有民營企業、公民個人等，而實際的經費來源主要還是來自學生繳費。因此，不能單純以投資來源作為衡量公辦教育和民辦教育的依據，也就是說公立學校可以吸納非政府的資金來源，而政府也可以資助民辦學校；民辦教育既可以由非政府機構和個人新建學校來發展，也可以利用公辦教育資源，通過改制來發展；作為非盈利性機構，公立學校與民辦學校，可以通過發展多種形式辦學，發展出各種混合型的學校。總之，辦學體制的改革，要在國家法規和政策的規范下，更多地市場機制，按照有利于增加教育資源供給，有利于擴大教育機會，有利于教育事業的發展的原則，突破現有體制的束縛，發展出符合我國國情的多種辦學體制，增強教育滿足社會多種需求的能力。

非義務教育階段的公立學校，實行教育成本由受益者分擔的原則，也是解決體制性資源短缺的改革舉措。在教育普及程度不斷提高教育規模迅速擴大的情況下，政府已經不可能承擔公立教育的全部經費供給，非義務教育階段按照教育成本的一定比例，適當收取學費，既是在教育投資上效率優先原則的體現，也符合教育公平的原則。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在高等學校實行公費生、自費生、委培生制度，對一部分計劃外的學生實行收費。20世紀90年代中期限，非義務教育階段實行收費制度，高等學校實行收費并軌，統一按教育成本的一定比例收取學費和住宿費，義務教育階段的公立學校收取少量雜費，使學雜費收入占教育總經費的比例由1990年的2%增加到1999年12.54%，成為教育經費各項收入中增長最快的一項。現在的是如何規范公立學校的收費制度，使之既能增加教育供給，又要符合家庭承受能力，并盡可能保證教育公平，這就需要以下問題。

（1）學校收費標準的確定。目前高校收費一般占成本的20%～30%，財政撥款約占50%～60%，從實際需要而言，還要適當提高收費標準。但高等學校的學費已占經常性支出的27%，從家庭支付能力看，現在教育費開支已占家庭消費支出的8%～9%，大多數工薪階層不可能承受大幅度提高學費的負擔，至于廣大農民則更缺少支付能力，近幾年農村初中輟學率的迅速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高中和高校提高收費標準的消極反應。因此，公立學校的收費標準要與多數居民的支付能力相對應。

（2）如何區別不同的收益和回報制定和調整收費標準，例如某些回報收益率高的熱門專業，可以提高收費標準，有的可以按成本收費，而有些關系國家文化發展的基礎學科等專業則可以免收學費，或設立國家獎學金。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應用收費政策，調節專業結構和供求關系。

（3）健全法規制度，規范社會捐贈和贊助行為。要設立學校基金，把社會捐贈和贊助規范化、公開化，使之與學校的招生脫鉤，并使基金的使用與運作制度化。

在市場活動中，資本運作具有重要作用。近幾年來，教育界開始注意資本的注入對緩解教育經費短缺的作用，金融界也開始把教育作為投資的一個新領域。于是，就提出了金融資本與人力（教育）資本相結合的問題。在實際運作中，主要表現為教育系統（包括學校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門）向銀行貸款，或由企業（國有企業或民營企業）貸款建設社會化教育設施，由學校租用或合作共用。這無疑能增加教育投入，緩解教育經費短缺的困難，如果應用得當，也是擴大教育資源供給的新途徑。但是，資本市場運作的主體，應該是能自主處理產權關系、自負盈虧的企業法人，學校的財產所有權屬于國家，它也不是營利性機構，它同金融機構發生的信貸關系，實際上是政府主管部門承擔著信用責任，這就有一個政府、學校與市場的關系問題。例如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為了加快普及九年義務教育，不少地方政府用借貸興建校舍，改善辦學條件。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借款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金額約五百多億元，原來打算用以后幾年的教育費附加償還貸款，如果農村實行費改稅的改革，則還款來源沒有著落；一部分高校的貸款也有還款來源問題。因此，需要探討金融資本介入教育的相關領域與政策，從目前情況看，金融借貸一般發生在：一是舉辦民辦學校；一是建設學校后勤社會化設施；一是滿足教育發展需要的教學與科研的基本建設。前兩種借款屬于企業和個人行為，應用市場運作的方式與機制處置。而教學與科研的基本建設（除少數大學城由企業貸款建設社會化設施外）多數由學校借貸，數額大，周期長，有的地方提出仿照國家建設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建設的辦法，實行政府財政貼息的長期貸款，即把還款期定為20～30年，政府財政付息，學校通過收費、創收等途徑，分期償還本金，這是一種用明天的錢辦今天的事的辦法，在目前教育事業加快發展、教育經費嚴重短缺的情況下，是否可以進行有限度的試驗。當然，學校如何運用金融資本運作，需要慎重研究，一方面要遵循國家有關金融的法規和政策，另一方面又要符合教育與學校運行的特點和。

四、調整結構性短缺：強化政府在資源配置中調節公平與效率關系的作用

在教育資源供給的短缺中，由于水平的差距，在不同地區和學校之間，存在著生存性短缺和發展性短缺這兩種類型的短缺，這可以歸納為結構性短缺。這種結構性短缺反映在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之間、教育與城市教育之間、重點學校與薄弱學校之間、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之間的明顯差距。這種差距的存在，一方面是由于和的原因而造成的發展水平和教育基礎的懸殊，例如地區之間的生均教育經費的差距，省與省差幾倍，縣與縣差幾十倍，鄉與鄉差上百倍，實際上是跨越幾個歷史階段的差距。這方面教育資源的相對短缺，有賴于經濟的協調發展，需要較長時間的努力。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的非均衡發展政策，教育投資向一部分學校傾斜，加劇了教育資源配置的不平等和結構性短缺，僅以生均成本核算為例，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的差距，高等學校為3.9倍，中學為7.3倍，小學為8.8倍；城市的“標志性學校”與農村的學校相比，差距百倍以上。在教育的實際運作中，有一小部分學校具有超過當地消費水平的“豪華”設施，而相當多的學校則缺乏基本的辦學設施，僅以實驗儀器和圖書配備為例，尚有約60%的小學和50%的中學未能達到國家規定的最低標準，相當數量的農村中小學教師不能按月發放工資，全國拖欠教師工資達一百數十億元。這種生存性短缺反映了我國教育資源配置中的結構性失衡的嚴重性，政府在保證教育資源配置公平性方面的作用，是解決結構性短缺的關鍵因素。

現階段我國教育資源配置扣的主要矛盾是：一方面教育的公平性原則要求為所有的學校和學生提供平等的機會和條件，政府應當公平地分配教育資源，保證基本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為了迎接國際競爭的挑戰，保證國家和民族長遠發展的需要，又要重點建設一批學校和學科，使之達到或接近世界先進水平，這樣，教育資源就不能完全平均分配。這里的關鍵在于公平與效率的合理的“度”的現實選擇，例如在義務教育與高等教育的關系上，政府的財政資源應當優先保證義務教育的基本條件，實現基教育的機會均等；同時，在此基礎上，政府盡可能擴大自身和社會的財力資源，最大限度地滿足社會對高等教育的需求。在農村教育與城市教育的關系上，政府的投資取向和政策選擇，首先是不擴大城鄉教育的差距，然后逐步縮小城鄉之間的差距，則需要特別增加政府對農村教育的投入，解決農村教育面臨的嚴重的生存性危機。在一般與重點的關系上，要在保證一般學校生存基本需要的前提下，重點建設若干學校和學科，通過政府與市場的相互作用，促進學校之間、學科之間的相互和相互競爭，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發揮重點投資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產生重點投資的帶動效應。在中西部地區和東部地區的關系上，既要承認區位優勢的客觀性和區域差距的長期性，不能用行政手段人為地拉平地區之間的差距；同時又要運用經濟的、政策的和行政的手段，使地區差距不再繼續擴大，并且通過實行投資和政策適當向西部傾斜的戰略，為縮小地區之間的差距創造條件。

教育資源論文范文第3篇

我國的人口控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伴隨著人口總量的嚴格控制，人口年齡結構卻發生了峰谷交替的劇烈波動，嚴重影響了我國教育資源的配置與效益。從我國人口發展的這種態勢來看，大城市平均領先于全國約25年[1,2]，且其教育資源又集中了全國的大部分，因此，對大城市的人口控制同教育資源配置的協同研究就應及早提上議事日程。過去對此問題重視不夠，缺乏系統研究[3]，使人口控制和教育資源的配置不協調。因此，在強調科教興國和可持續發展兩大戰略的今天，解決人口與教育的協同問題應予以高度重視。

一、我國各大城市與上海市在人口年齡結構上的相似性及其相位差

上海市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長率等指標，長期以來在我國大城市中均屬最低水平，1993年起戶籍人口整體出現自然負增長(-0.8‰)，率先跨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的現代人口再生產類型的行列，其人口年齡結構如圖1所示[4,5]。

附圖

圖1上海市1996年人口年齡結構金字塔示意圖

資料來源：《上海人口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研究》

北京等大城市與上海市人口年齡結構的峰谷交替具有相似性，只不過在年齡或時間上有所先后，即存在相位差。例如北京波動相位差比上海滯后約5年，人口自然負增長滯后約15年，如圖2、3、4所示。

附圖

圖2北京市1990年人口年齡結構金字塔示意圖

資料來源：《中國1990年人口普查資料》

附圖

圖3上海市1990年人口年齡結構金字塔示意圖

資料來源：《中國1990年人口普查資料》

附圖

圖4我國各大城市相對上海市出現人口自然負增長的相位差估算示意圖

我國37個大城市（指市區非農業人口大于100萬者）人口年齡結構相對于上海的相位差滯后0～10年不等，而出現人口自然負增長則滯后6～40年不等，如圖4和表1所示*

加權平均相位差24.85注：以上數據以我國人口第四次普查及各省市、自治區、直轄市人口發展的態勢為依據近似估算得到。

由以上分析可知，我國各大城市的人口年齡結構和發展態勢基本相似，但存在著相位差，上海相對于其他大城市處于領先地位。

二、上海市人口控制與教育資源配置的協同分析

上海從1993年起，撫順和沈陽從1999年起都已發生人口自然負增長，其他30多個大城市也將緊接著相繼發生類似情況，因而相應的協同不但具有緊迫性和長期性，而且更有局部性和全國整體性。因此，有關政策的研究可在上海先行試點，而后逐步推廣。

1.學齡人口數的峰谷交替對教育資源配置的重大影響

上海市人口年齡結構的峰谷交替，必然導致學齡人口數的峰谷波動。1982年前后，出生人口數出現了一個小高峰，每年出生人口數一般在15～20萬人，但近幾年出生人口數急劇減少，1995～1999年平均每年出生人口數只有6.61萬人[5,8]，形成低谷，對教育沖擊極大。這樣，1～3歲入托的人數和4～5歲入園的人數也就相應出現峰谷交替，因而原先適應15～20萬幼托人數的教育資源嚴重多余。目前上海市的小學生源急劇減少，約為10萬人左右，如圖5所示[4]。而原有教育資源卻能適應15～20萬人的生源，從而也導致了嚴重的多余。但按照上海人口規模目標的要求，15～20年之后的生源又將逐步回復到15～20萬人的等級，因此，對多余的教育資源又不該任意擱置與浪費，應予更加合理的調整和配置。

附圖

圖5上海市2000～2020年小學生源人數與可容納量預測

上海市高中教育的調整也是一個關鍵的問題，其初中畢業生人數1998年已達最高峰值21萬人，從1999年開始有一個小幅回落，2001年又將回復到較高水平，如圖6所示[4]。

附圖

圖6上海市1996～2020年初中畢業生與高中招生能力預測

上海高等教育也面臨著挑戰。由于80年代初上海人口生育的小高峰，大學學齡人口數的高峰期也將來到。而從上海市1993～1999年人口負增長的情況看，到2011～2017年，大學學齡人口數將急劇減少[8]，如不采取有效措施，相應的教育資源也將難以得到優化的配置。

2.外來勞動人口增長對人口整體素質提高提出的新要求

外來人口的穩步增長是影響上海人口總量的一個重要因素。1993年至1998年5年間，全市常住人口由1403萬增加到1464萬人，其中增加量的80%為外來人口。每年在滬務工的外來流動人口約有200萬人，90%以上是中青年，其中60%～70%的人處在相對穩定的工作和生活環境之中，已成為上海事實上的居民。外來人口子女就讀的義務教育階段平均每年級人數約達1.5萬人，在一些外來人口聚居的區域，會給教育資源的布局帶來較大的壓力[4]。

三、北京等各大城市人口控制與教育資源配置的協同分析

由于人口年齡結構上的相似性，北京等各大城市也會相繼出現上海市目前所面臨的教育資源配置的類似問題。撫順和沈陽1999年已經進入人口負增長階段，北京、大連、天津、長春和吉林5個大城市也將在7年之后緊接著步入負增長，形勢也相當嚴峻；其他如哈爾濱、南京以及鄭州等20多個大城市也將相繼出現類似情況。同時，各大城市的資源配置又互有關聯，并非完全孤立，運作得好，可以在地區上時間上互補協同，發揮更大效益；反之，相互之間會形成沖突和沖擊。因此，我們應從全國整體上高度重視教育資源的最優配置。

四、我國大城市教育資源配置的對策建議

1.建立“中國人口與教育資源信息管理系統”

盡快建立大城市的“人口與教育資源信息管理系統”，跟蹤人口控制的現狀，及時掌握學齡人口數峰谷波動的情況，探索各地生源峰谷互補的可行性，發掘教育資源優化配置的可能性，強化體制機制改革與開放的力度，提煉或制訂相應的指導性政策和法規。

2.利用各種途徑擴大和調劑生源

學齡人口數峰谷交替現象所導致的生源多余或缺乏已成為困擾各類學校生存和發展的普遍性難題。隨著我國加入WTO，國外的教育資源也可能會進入一些大城市，爭奪部分生源，導致生源結構發生變化，將對教育事業形成新的機遇和挑戰。各大城市可以利用人口年齡結構在時間上的相位差，充分發揮各地生源在峰谷上的互補效應，可以跨省市擴大和調劑生源。各類學校應相應地完善軟件設施，強化內部管理，充分提高原有教育資源的效率和效益。

3.加大師資隊伍培訓和調整的力度

各類學校應利用生源在不同城市不同時期的峰谷現象，有序地加大師資隊伍培訓、調整和提高的力度；同時，各級政府和教育部門有責任加大對基礎設施的投入，進一步改善辦學條件。各類學校應針對老中青三代教師采取不同的方法，以確保教育隊伍的全面可持續發展。

4.強化教育資源的多元化運作——部分教育資源作為非營利性產業進行特殊運作

深化體制改革，強化教育資源多元化的運作方式，可有公辦、民辦、引進外資協辦及混合辦等多種方式，各種方式中的全部或部分教育資源都可作為非營業性產業進行特殊運作。

民辦學校，在特殊運作時，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1)認清民辦學校的意義。要糾正“私立學校即貴族學校”和“私立學校即私有學校”等片面觀點；(2)民辦學校要同時按照市場經濟規律和教育發展規律進行運作，成為相對獨立的實體單位；(3)抓緊政府立法，大力加強民辦教育的法制建設；(4)政府應為民辦學校提供適當的支持、資助和監督[9,10]。

教育資源論文范文第4篇

在大數據時代，優質教育資源共享的主體包括共享的雙方，也就是資源需方和資源供方。隨著時代的發展，優質教育資源的供方不僅包括各級各類學校、教育職能部門、公益組織和科研機構等非營利機構，也可以囊括教育資源提供商，甚至個體也可以成為優質教育資源的供方。要促進優質資源的共享，就要充分發揮互聯網的共享性、平等性、開放性特點，全面拓展優質教育資源供方的來源。優質教育資源的供需雙方并非一成不變的，在大數據時代，要積極促進優質教育資源供需雙方的相互轉化，盡量做到各取所需、各盡其能，使優質教育資源的供需雙方能夠互相交叉和重疊。

二、大數據時代優質教育資源共享的運行系統

要提高優質教育資源共享的效率，促進我國高中教育的不斷發展，就必須重視優質教育資源共享的運行系統建設，要使共享的優質教育資源能夠滿足我國高中教育教學的需要，從而使優質教育資源的利用效率得到提高。

1.優質教育資源共享的建設系統

優質教育資源共享運行系統的第一個環節就是建設系統，進行優質教育資源的匯集和開發工作。建設系統要將教育資源分為非數字化教育資源和數字化教育資源兩種，對于數字化教育資源主要是直接匯集和開發，對于非數字化教育資源還要進行數字化加工和制作，使其符合媒體文件的載體和格式。建設系統還要將已有的教育資源進行匯集和整合，使其匯聚起來，能夠進行推廣、評估和歸類。

2.優質教育資源的傳送系統

傳送系統主要負責傳輸和配送優質的教育資料。例如，可以向特定的目標區域進行優質教育資源的配送，包括少數民族地區、貧困地區等等。也可以通過對口幫扶的形式，使優質教育資源的供需雙方結成對子。在大數據時代，要充分利用先進的社會計算、4G技術、三網融合、寬帶網絡等技術，提升優質教育資源的投入產出比。

3.優質教育資源的使用系統

使用系統要具備相應的硬件設備條件，使資源需方能夠順利獲取教育資源。使用系統還應該具備指導、培訓、高級檢索等功能模塊，使資源需方能夠按照自己的具體需求獲取和檢索優質教育資源。需方也可以對優質教育資源進行再加工，例如，高中學校可以對先進的教育教學理念進行二次加工，使之能夠與自身的教材版本、學情相符合。

4.優質教育資源的評估系統

教育資源論文范文第5篇

音樂風格和體裁等所具有的特性，都可以從跌宕起伏的旋律中得以捕捉和體驗到，并進而撥動學生的心弦來產生共鳴和獲取審美體驗。根據《樂記》的觀點，人的心理會受到外界影響而表現出不同情感。緩慢旋律和急促旋律分別會引發人的安樂和憂愁，莊嚴旋律和寬敞旋律分別會引發人的肅敬和慈愛。顯而易見，具有不同旋律特色的音樂對處于不同心境的學生可以起到獨特的調節心理效果。在音樂課程教學中，教師通過平時對學生的接觸和溝通，得以分析每位學生的氣質特征，進而利用與之適應的旋律來幫助學生控制平時所顯露的不利的性格因素，以便逐漸引導學生發展有利的性格因素。譬如，對于膽汁質型學生而言，可以通過播放和緩抒情的旋律來抑制其攻擊性的性格；對于抑郁質型學生而言，可以通過播放歡快明亮的旋律來引導其奮進向上的性格養成；對于粘液質型學生而言，可以通過播放激昂高亢的旋律來改變其被動拖沓的性格。

二、情感類元素

情感類元素是通過學生的日常音樂技能訓練和樂理掌握來充實自身的音樂體驗，并通過學生欣賞、共享和創作來積淀音樂素材，進而實現音樂課程教學的情感培育。

（一）體驗

音樂課程教學效果往往并不取決于學生對音樂的認知能力，而是決定于學生對音樂的體驗。而對于學習或模仿極強的學生而言，其心理品質的塑造離不開知、情、行的共同作用，其中情的作用在學生學習音樂的歷程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影響。究其學生的情感體驗而言，情是觸景生情式的感悟，是學生內在的“體驗”。在音樂課程教學中，學生的音樂體驗主要來源于身臨其境的音樂演奏和音樂演唱。不過，此處的音樂演奏和音樂演唱并非是指向傳統音樂課程“機械教學”之中的演奏和演唱，而是指向現代音樂課程“體驗教學”之中的演奏和演唱，以便通過運用各種藝術表現形式（合唱、合奏；輪唱、輪奏；齊唱、齊奏）來體驗音樂教學的心理內涵。

（二）欣賞

一般而言，欣賞是通過傾聽和其他途徑而引起內心共鳴和接受。單就音樂課程教學來說，學生通過對音樂的理解與領悟而對音樂所表露的內容予以認可，并使學生身心達到釋放和愉悅，進而獲得內心長久留存。這樣，獲得學生欣賞的音樂作品能夠促使音樂教學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時也是維系師生互動、生生互動的催化劑。僅此意義而言，欣賞可以說是音樂課程教學的一種有效方式。毋庸置疑，音樂是一門聽覺藝術，沒有高超的傾聽能力就無法領悟音樂內在真諦，也就無法體驗到音樂所呈現出來的潛在信息。因此，新音樂課程標準強調學生傾聽能力的培養，以便使得學生具有音樂審美能力。而音樂欣賞一般區分為感受和鑒賞先后兩個過程，感受一般是對于包括音高、音色等在內的音樂性元素和樂曲創作背景等在內的非音樂元素的體驗與認知，鑒賞是學生拋除樂曲背景并結合自我經驗和當時心理而予以詮釋或建構該樂曲。

（三）創作

音樂課程教學之中的創作是學生音樂積淀所爆發的結果，同時也是學生創造性思維鍛煉的結果，此處創作主要包括即興創作和運用音樂材料創作。即興創作主要包括探索音響與音樂活動、即興創作活動兩項。探索音響活動是指探索一切自然界和現實生活中所存在的聲音過程，探索音樂活動是指探索音樂屬性的教學。而通過系統的探索學習操作進而能夠自制簡易樂器也是課程探索的重要內容。即興創作活動則是學生利用已有音樂知識并基于創作之時的心態來進行音樂作品創作，是一種“率性而為”的情感表達方式，也是“心理發泄”調適方式。運用音樂材料創作是凸顯自我表達和彰顯自主性的音樂創作活動，是學生對所喜愛的音樂作品進行詮釋和建構，這不僅是學生自我內心情緒的表達，也是對現有音樂作品的“再創作”，是學生動員多重維度進行拓展的結果。

三、文化類元素

音樂是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不同民族會有不同的民族音樂，在世界文化融合的進程中，各個民族音樂又會相互借鑒與取舍，但是在民族音樂發展的過程中，唯有潛藏蘊含在音樂背后的心理因素會基本保持穩定，并通過各種音樂符號和音樂形式予以體現出來，而音樂家的心路歷程和音樂作品主題就是文化承載的體現形式。相對音樂家的心路歷程而言，音樂可以說是音樂家人生積淀和心靈流淌的載體，在音樂課程教學之中貫穿講解音樂家的創作背景和人生軌跡，可以幫助學生更好地進行跨時空的無縫交流，以便深刻領悟音樂作品信息。相對音樂作品主題而言，它區分為情緒主題（主要是基于本能反應所感受到的音樂作品所營造的情境主題）、音樂形象主題（主要是通過形象思維而產生的視覺、聽覺等充斥其間的“聯覺現象”，并對音樂作品進行本體解析的主題）、精神主題（主要是從理性高度予以提升的主題），并對音樂欣賞教學中心理教育資源的開發起了揭秘和啟示作用。

四、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