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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盡管“大眾化”如今已成為幾乎人人都耳熟能詳的一個話語,但究竟什么是“大眾化”的高等教育,并非人人都十分清楚。一般人以為“大眾化”不過意味著高等學校擴大招生,我國多數高等教育學者也都只是從規模擴大方面來討論和闡述高等教育“大眾化”。實際上,高等教育大眾化的豐富內涵遠遠不止這些。然而,正如司各特(PeterScott)所說的那樣,“與精英主義高等教育不同,我們無法把大眾化的高等教育歸結為一種單一的總體的理念。作為社會、經濟、文化和科學,同樣包括學術等一系列復雜多元的現代化進程之一,大眾化的高等教育具有多重的意義。”雖然如此,為了在討論有關問題時有一個比較清楚的共同前提,我們還是有必要對這一復雜的歷史過程在總體上進行一些概括性的描述。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馬丁•特羅(MartinTrow)曾經列舉了高等教育在大眾化過程中經歷的11個方面的變化,這些方面有很多互相聯系,相互交叉。

我們在這里可以從總體上做一些更加概括性的描述。高等教育大眾化,其首先的一個內涵就是高等教育規模的迅速發展和擴張,重要指標之一就是特羅提出的高等教育機構中的學生占適齡人口比例達到15%及以上和50%以下的水平。這一點在美英等發達國家二戰結束以后高等教育發展的統計資料中表現得十分明顯,如美國:1940年高等教育機構在學人數只有149.4萬人,占全國18-24歲適齡人口比例9.1%;到1946年,在學人數達到207.8萬人,比例為12.5%;1949年,這個人數和比例分別達到244.5萬人和15.2%,進入大眾化;此后不斷上升,1961年在學人數達到414.5萬人,占適齡人口23.6%;到1989年,這對數字達到1353.9萬人和51.4%,走出大眾化階段,進入普及水平。我國近年來高等教育在校學生人數的迅猛增加也初步顯現出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這一特征。其次,高等教育大眾化還意味著高等教育結構在很多方面的變化。數量的變化總是與結構的變化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而結構的變化往往會帶來功能的改變。在大眾化過程中,很多國家高等教育的結構與功能都發生了相應的變化。仍然以美國為例,美國的高等教育在大眾化過程中擴張最快的是兩年制學院等非大學類型(non-university-type)的高等教育機構,其社區學院也是在這一時期應運而生的,“社區學院”這個名詞就是首次出現在1947年儲曼高等教育總統咨詢委員會(TheTrumanCommission)的報告中。從1950—30—年到1970年,美國大學在學學生人數從207.9萬人增加到612.4萬人,增長了1.9倍;而非大學高等教育機構在學人數從21.7萬人增加到148.4萬人,增長了5.8倍。

相對來說,歐洲國家這兩類數字的差別沒有這么大,但非大學教育機構的擴張仍然大大超過了大學。此外,在高等教育大眾化過程中,美國等發達國家在私立大學之外還出現了新型的營利性高等教育機構,如一些公司大學(corporateuniversity),正是20世紀60年代美國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高潮時期,在傳統的學術性高等教育機構(Academy)之外出現的。這種在橫向和縱向兩個方面的結構性變化,使得高等教育在國家和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發生了一系列深刻的變化,其中最主要的變化是高等教育與社會發展的關系更加密切和直接,學術生活與社區生活也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第三,大眾化同時還意味著高等教育辦學模式與理念的一系列轉變。如果說德國洪堡(WilhelmvonHumboldt)改革引導大學從紐曼(JohnHenryNewman)頌揚的教授“普遍知識”的英國式博雅教育走上了德國式的探究知識、服務民族國家的新路的話,那么高等教育的大眾化發展則迫使大學進一步打破象牙塔的桎梏,成為一種與社會生活更加緊密、更加直接地聯系在一起的復雜的機構,一種通過提供服務維持自我存在與發展的社會單元,一種講求規模效益的美國式有償服務機構。

在這一過程中,我們看到,學科專業的應用性得到進一步加強,大學教授的知識更加實用化,高等教育機構的內部管理也出現類企業化的傾向。在與大眾化并行的市場化過程中,大學也從為少數人服務逐步轉變為面向所有人提供服務的機構,因而也就“出現了讓課程適應學生而不像過去那樣讓學生去適應課程的趨向”。這一系列理念的變化與高等教育現實的發展過程,相互聯系,互為表里,構成了高等教育大眾化歷史過程的基本方面。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高等教育大眾化和普及化,除了社會需求等重要歷史條件外,其在理念上的一個重要基礎就是教育平等的思想。大眾化在高等教育理論界引起的一個重要爭論就是關于高等教育是權利還是特權、是為少數人服務還是為多數人服務等問題的討論。一部分人認為,大學存在之意義在于探索高深學問,而這種復雜的高深學問只有少數精英才能掌握,因此,只有社會精英分子才有資格接受高等教育;另一些人則認為,高深知識的探索并不只是為了滿足少數人的好奇心,而是為了被更多的人掌握,從而對國家和社會有利,所以高等教育應當是大眾的。此外,還有不少人擔心大量平庸的學生涌入大學會在高等教育的領域導致“劣幣驅逐良幣”的貶值現象,而主張教育平等的學者則對這種觀點持堅決批判的態度。這種爭論本身就表明了教育平等的理念在高等教育大眾化過程中的重要性。

論及平等,就離不開平等與效率這一對矛盾。能夠在動態運動中保持這對矛盾的合理平衡,是一個成功高等教育體系的理念基石。怎樣的狀態就是平等與效率的合理平衡呢?這又涉及到我們在高等教育領域如何理解這種平衡關系。一方面,在人類社會歷史過程中,平等實際上從來都是有條件的,我們只能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實現相應的平等,以保障適當的效率,而這適當的效率是實現進一步平等的前提;另一方面,就目前高等教育發展的實際情況看,即使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也不可能完全提供全面普及高等教育所需的經費,那些在校生占適齡人口比例超過50%的國家和地區,實際上也都實行的是精英與大眾兼顧并行的高等教育理念。在高等教育成本不斷提高的現實情況下,目前還沒有哪個國家有足夠的財力去承諾提供真正全面普及的高等教育。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大眾化高等教育所表征的仍然是相對平等的教育理念,并且這種平等的相對性自然會在高等教育的相關政策、體系結構、發展方向、辦學模式、管理方式及其遵循的教育哲學等方面體現出來。就高等教育體系結構而言,像研究型大學這樣的精英型高等教育機構會繼續存在和發展,而擴張最多的主要是學制較短、學位較低、職業訓練色彩較濃的初級學院,因為這種結構能夠有效地兼顧社會對各種層次人才的需求,從而保障高等教育的效率。因此,大眾化并不必然意味著高等教育的非學術化甚至平庸化,也不代表任何人都可以在自己選擇的時間以自己確定的方式實現自己享受高等教育的基本人權。也就是說,進入大學之前的選擇機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還會繼續作為必要措施合理地存在,不管這種選擇機制采用什么樣的具體方式來實踐其篩選的功能。什么人可以上大學,以及上什么樣的大學,實際上仍然處于社會控制之下,而非完全的個人自由選擇,大眾化只是這種控制與選擇在更加民主的基礎上達成了新的平衡。

二

前文所述教育平等的相對性同時表明,盡管高等教育的大眾化過程同時伴隨市場化,但在“政府當局——學術壟斷組織——市場”這一高等教育三角協作關系中,政府的作用并未完全削弱。市場化與私有化顯然并不是一回事,市場化僅僅意味著高等教育運作與調控機制變得更加靈活多樣,而政府仍然是教育市場最大的買主,同時,政府還是教育領域公平與效率的重要調控者,所以,在高等教育大眾化過程中,政府仍然扮演著主角,它依然可以規劃本國或本地區高等教育的未來發展,并確定其高等教育的發展方向。美國高等教育體系的市場化特征最為明顯,這是普遍得到公認的。然而,美國政府,特別是其各州政府,實際上仍然保持著對高等教育強有力的調控作用。舉例來說,《加州高等教育總體規劃》(AMasterPlanforHigherEducationinCalifornia,1960-1975)就十分突出地體現了這一點。這個總體規劃是1959年由加州大學校長科爾(ClarkKerr)等人組成的一個調查小組(surveyteam)完成,1960年加州議會通過立法予以實施的,其時正值美國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的高潮時期,這個規劃成為當時加州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指導性文件,直到現在也仍然具有很大影響。在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美國聯邦政府通過各種財政預算和資助計劃等手段,實際上也有效地實現了對全國高等教育發展的調控作用,并且這種調控作用有日漸增強的趨勢。

政府在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作用日漸增強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與市場的自發調節作用相比,政府自覺的積極調控一般來說能夠獲得更大的效率。實際上,在“政府當局——學術壟斷組織——市場”這個高等教育三角協作關系中,學術組織是高等教育提供者,作為產品供應方,它往往傾向于通過壟斷高等教育而獲得最大利益,而市場和政府往往分別代表著公平和效率的訴求,它們從兩個方面共同形成了對學術組織壟斷權力進行解構的力量。在高等教育大眾化過程中,我們也同時看到學術組織壟斷權力的削弱、政府和市場作用的加強,這是一個高等教育世俗化、民間化的過程,是文化權力下移的社會變遷過程。與前一個歷史過程中公立高等教育迅速發展對傳統大學貴族性的拆解相比,民族國家政府在上一個歷史過程中發揮了主要作用,而在當前這一個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市場發揮著更大的作用,然而政府亦并非無所作為。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主要是政府的自覺調控和市場的自發調節,在通過不同的機制影響和支配著一個國家和地區高等教育的發展規模、水平、速度和層次、結構、布局、類型。在大眾化發展階段,高等教育市場的迅速擴大和高等教育規模的急速擴張,必然會在不同高等教育機構之間形成激烈的市場競爭和利益沖突,如果不能把這種競爭和沖突控制在一定程度以內,那就很容易造成高等教育資源配置的重疊、浪費和發展效率的降低。

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的自覺調控作用顯得特別重要。在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過程中,政府的自覺調控作用主要可以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全面調查與研究分析本國或本地區高等教育需求與供應能力的具體狀況,明確高等教育發展的目的性和可能性,增強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的自覺性。市場機制遵循的是一種物競天擇的自然生態邏輯,每個產品供應者和購買者都有自己的目的,并在相互制衡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在總體上我們卻很難說其中有什么明確的自覺性和目的性。人和人類社會的發展總是具有一定目的性的,這種目的性要在個人、集體和社會總體等不同層次上通過不同形式表達出來。在當前的歷史發展階段,政府是體現社會總體目的性的一個最強有力的主體。要很好地實現自身這一重要的社會功能,政府就應當對本國或本地區高等教育發展狀況與趨勢進行全面的調查研究。二是有關高等教育發展和相關勞務市場的信息和指導性意見,必要時制訂相關政策,引導高等教育市場的發展。在大眾化發展階段,市場在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發揮著較過去更大的作用,但政府卻在直接發揮自身調控功能以外,還可以通過市場來間接地干預和引導高等教育的發展。這種干預的有效手段之一就是通過政府或委托民間權威機構高等教育發展和勞務市場信息,同時也可以發表指導性意見,引導高等教育消費、高等院校發展和社會有關部門制訂人力資源配置計劃等。如果這些指導性信息不足以抑制利益競爭造成的盲目性和無序性,政府還可以通過立法和行政手段,制訂相關政策,特別是關于政府對高等教育的投資政策,來直接干預高等教育市場發展。三是直接制訂本國或本地區高等教育發展的總體規劃,根據實際情況確定高等教育發展的規模、水平、速度和層次、結構、布局、類型。在高等教育迅速增長的大眾化發展階段,政府這一職能的有效發揮尤其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它能夠最直接地保障本國或本地區高等教育發展的自覺性和目的性,防止盲目發展造成一些今后可能難以徹底解決的問題。在這一方面,《加州高等教育總體規劃》堪稱典范。

在《高等教育體系》這一名著中,克拉克將美國高等教育體系的運作與發展歸類在市場化這一極的端點上,可見市場在美國高等教育發展中的作用是最為典型的,但是仍然產生了加州這樣的總體發展規劃,并且這個規劃對加州乃至全美高等教育發展都產生了很重要的影響,由此亦可見政府作用之重要而不可或缺。在這個總體規劃中,調查小組對加州高等教育從結構、功能、類型、布局、協調、供需,到學位與課程、教職員選備、學生入學與質量保證、教育財政投入和學生教育成本,以及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其他方面的延伸,等等,都做出了全面而具體的規劃。這個規劃確立了加州高等教育機構的三個等級層次及其功能角色分配的總體架構,譬如:明確了加州大學和州立學院(1972年獲準更名加州州立大學,但明確其職能不變)之間的層次和分工,從而避免了盲目攀比帶來的高等教育資源重復配置與浪費,提高了本地區高等教育發展的效率。在高等教育發展進入起飛階段的初期,這種總體規劃的制定尤其具有特別的成效和意義。

三

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也進入了大眾化階段,但到目前為止,很多基本的問題尚未明確,其中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就是理念與結構問題,它牽涉到一系列不可回避的具體問題,如: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的基本指導思想是什么?我們要建立一個什么樣的高等教育體系?等等。中國需要什么樣的高等教育體系?這首先要看高等教育在當前我國經濟與社會文化發展過程中應該和能夠發揮的最重要的社會功能是什么。就我們國家發展現狀而言,高等教育面臨著兩大歷史任務:一是盡快提高國家創新體系的發展水平,直接促進國家高科技發展,提高我們在知識經濟時代的國際競爭能力;二是逐步地全面提高中華民族成員的文化水平和基本素質,為中華民族跟上時展步伐,進而實現民族偉大復興進行不懈的努力。這兩大歷史任務決定了我們的高等教育理念應當是精英和大眾并舉的,我們和世界上一些發達國家在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階段一樣,也要引入市場調節機制,同時政府積極干預,自覺地走精英型大學重質量提高,而大眾化高等教育在保障質量的前提下進行規模擴張的道路。不同的高等教育機構也應當有不同的分工。尖端的科研精英人才主要靠那些研究型的大學,以及借用國外走在相關學科前沿的那些科研與教學機構來培養;實用型人才則主要靠大眾化高等教育機構來培養。社會對尖端科研人才的需要主要是重在質而不是重在量,而對實用型人才的需求則主要受勞務市場的影響,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其專業結構與數量的問題十分重要。這也決定了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應當在保障質量的基礎上,突出提高研究型大學的質量、擴張大眾化院校的規模的指導思想。

因此,近年來我國高等教育發展中本科和研究生招生規模迅速擴張而專科層次卻相對停滯甚至萎縮的狀況應當盡快改變。這里涉及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是專科層次的高等教育學制較短,短期內可能對我國就業形式造成一定的壓力,然而,從根本上講,符合社會需求的合理人才結構才是延緩就業壓力最有效的手段,簡單地延長年限卻有可能在另一層次上帶來更大的就業壓力和更難解決的就業問題。在國家財力允許的條件下,可以考慮從高起點起步,擴張本科招生規模,但不同類型的高等教育機構承擔培養不同類型人才的基本指導思想必須確立,否則必將造成本來就十分緊張的高等教育資源的重復配置和浪費,進而還會給我國社會發展帶來消極的影響。如何實現“提高研究型,擴張大眾型”的發展戰略呢?除了引進市場調節機制外,政府積極的干預,特別是科學的統籌規劃非常重要。在大眾化發展初期,政府尤其應當盡快組織專家,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對全國和不同地區高等教育的發展規模、水平、速度和層次、結構、布局、類型等作出一個科學細致的總體規劃,用以宏觀指導我國高等教育在大眾化發展階段實現“提高研究型,擴張大眾型”的戰略。規劃既要參考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同時更要研究分析我國教育與社會的現有基礎和實際發展狀況,適應我國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需要。在此基礎上,政府應當采取一些切合實際的政策,具體地實施規劃體現的宏觀戰略。

譬如:可以通過制定相關政策法規,在高等教育發展中引入市場機制,吸引民間教育投資,適當發展一些主要提供專科層次職業培訓的民辦大學。一方面,專科層次的教育質量保證相對比較容易一些,只要政府加強評估監督,在數量擴張過程中一般不太容易出現質量失控的問題;另一方面,民辦大學靈活的辦學機制也比較容易適應市場變動不居的特點,因而非常適合于通過高等職業教育培養適合勞務市場需求的實用型人才。在高等教育資源不足的情況下,民辦大學的發展可以起重要的補充作用。此外,與西方一些發達國家不同的是,我們的民辦大學起步晚,基礎差,一時很難建立像哈佛、牛津那樣的精英學府,其當前的主要發展空間也是在大眾化層次的高等職業教育領域,我國目前辦得比較成功的幾所民辦大學也主要提供的是社會急需的高等職業教育。再譬如:規劃還應考慮利用有限的高等教育經費,國家在積極建設清華、北大這樣的高水平大學的同時,也要積極扶持地方院校,支持分布在北京、上海等這些中心城市以外的已經具有一定辦學水平的部屬院校的發展。對清華、北大,要將經費投入落實到國家需要發展的重要學科,并且要進行評估,見到效益。

在其他中心城市,也要適當支持發展一些水平較高的大學,同時,鼓勵地方財政和吸引民間資本建設好本地區不同層次的高等教育機構,特別是發展專科層次的高等院校和社區學院。這樣做可以使高等教育發展直接面對當地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需求,同時又可以減少學生往返學校和家庭的交通費用,降低學生的教育成本。與此同時,還要通過規劃確定不同層次高等教育機構的分工,劃定其各自發展方向,遏制惡性的教育市場競爭,控制因高等教育資源重復配置和局部過度配置造成的浪費,促進我國高等教育體系的功能分化,建成一批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學和高質量的大眾化高等教育機構。總之,高等教育大眾化并非僅僅意味著簡單的規模擴張,其中蘊含著深刻的教育理念的變化和教育結構的變遷。市場化也不是放任自流,政府的積極宏觀調控在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過程中具有特別重要的作用。在大眾化發展開始階段,確定明晰的發展理念,制定科學的總體規劃,是一項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我們要通過市場調節和政府積極干預,在高等教育領域保持適當的公平和效率平衡,從而實現高等教育投入的效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