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校研究與大學治理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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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院校研究的職能而言，美國院校研究主要經歷了建校研究、辦學質量和管理效益改進的自我研究、院校戰略規劃研究幾個發展階段。每一時期的院校研究的主要職能都與美國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面臨的突出問題有很大的關系。院校研究也從單一到多元、從定位模糊到逐漸定位清晰。
1．建校研究
這主要體現在美國宗教改革、殖民地和共和國時代這一段時期。1701年馬瑟父子(Mather，Increase&Cotton)創建耶魯學院的建校研究被看做北美最早的院校研究¨。耶魯學院誕生于北美康涅狄格州的紐黑文，它是由從馬薩諸塞州清教徒中分離出來的公理會教友建立的，目的在于重現歐洲的文明j。曾任哈佛學院校長的英克里斯•馬瑟(IncreaseMather)通過說服東印度公司官員伊利胡•耶魯(ElihuYale)捐贈550英鎊用于支持新建學院耶魯學院，其子科頓•馬瑟(CottonMather)任學院院長。馬瑟父子還就學院的管理模式進行了研究，最終確定放棄哈佛學院“兩套班子”管理模式，即董事會(governingboard)與評議會(corporation)，而選擇了英國大學“一套班子”的管理模式，即校務委員會制(YaleCorporation)。這一做法被院校研究者考雷(w．M．Cowley)和泰特羅(w．L．Tetlow)稱為北美最早的院校研究類型。此后以促進單個學校的建校為目的，以調查研究的方法決定學校創建發展的定位、辦學規章制度和經費來源等問題的院校研究被看成了一種建校研究。
2．以提高辦學質量和管理效益為目的的院校研究
這主要包括美國建國后小型學院建立發展時期、工業化大學轉型發展時期和高等教育大眾化時期。這一時期美國高等教育主要面臨著辦學經費問題、學校獨立法人地位問題，如1819年達特茅斯學院案(In1819，DartmouthCollegeCase)；校園安全與學生騷動問題、辦學模式問題、課程改革問題，如1828年《耶魯報告》(TheYaleRepoa)等。針對高校在發展中存在的以上問題，院校研究主要圍繞高校辦學質量和效益等問題展開了，在方法論上也突出以統計和調查為主要手段的實證性研究方法。如哈佛大學前校長埃利奧特(CharlesW．Eliot)運用統計的方法，開辟了重視以證據為基礎的科學管理研究模式，其在哈佛4O年里所做的年度報告被認為是美國院校史上的重要文獻⋯。如果說這是單個學院通過院校研究以提高本校辦學質量和效益的一種被動的院校研究行為，那么，在政府和各類基金會推動下以提高辦學質量和效益為目的的學校調查運動是美國院校研究從消極被動走向了積極主動過程。其中有影響的人物和組織有：庫克(M．L．Cooke)、普里切特(HenryS．Pricheter)、弗萊克斯納(AbrahamFlexner)和卡耐基基金會(TheAndrewCarnegieFound~ion)等。1909年，庫克受卡耐基基金會委托，對美國八所著名大學進行了管理效率問題調查，使大學效益問題成為關注熱點。同樣受委托調查北美155所醫學院的弗萊克斯納的報告《美國加拿大的醫學教育》(CanadianmedicaleducationAmerican)成為改變美國高等職業教育的里程碑。而隨后的美國聯邦政府和州政府推行的公立高校自我調查和全國高校普查行動，不僅使高校質量調查制度化和經常化，而且催生了院校研究機構在大學組織中的誕生，如伊利諾伊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明尼蘇達大學、密歇根大學等在這一時期開始建立專門研究機構來研究自身問題¨]。自此，關注研究高校自身管理和經營效益問題成為美國院校研究的一個長期課題。這一時期院校研究還帶有一種教育質量評估的作用，如弗萊克斯納的調查導致7O所質量不合格的醫學院關閉。
3．院校戰略研究及院校研究職能的專業化、多元化
這主要集中在二戰后高等教育大眾化、普及化發展的歷史時期。二戰后是美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又一黃金時期，也是美國高校管理模式轉型的時期。院校研究在這一時期正式走上了以專門研究機構為依托的發展階段，專門的院校研究機構逐漸在規模較大的學院得以建立。時至今日，美國每所研究型高校都有專門的院校研究機構，雖然“哈佛大學在2007年才設置了獨立的院校研究機構，但是此前，院校研究的職責主要由哈佛大學預算辦公室的專門人員負責”】。美國院校研究的普及化、專業化，以及研究機構關注內容和職責的多元化成為這一時期發展趨勢，各研究型高校在繼續關注學校管理質量和效益的同時，開始關注院校研究工作本身的規范性建設和院校研究者的培養以及院校研究自身的發展問題，并于1966年成立了院校研究協會(AssociationforInstitutionalResearch)，創立了院校研究會刊等。在高校資源競爭和國家安全考慮的助推下，高校管理者開始重視學校發展中的戰略管理與規劃，尋求學校發展的國際國內競爭優勢。這也使得美國院校研究將研究重心轉向了院校戰略規劃研究，即戰略規劃、預測、管理設計等方面的研究¨。如今，美國院校研究無論從規模、職能，還是從研究的范式和規范性等方面都成為了其他國家學習的榜樣，使得美國院校研究和美國高等教育一起走向了成功。那么，在這一發展歷程中，是什么因素促使美國能夠最先開展院校研究呢?
二、美國院校研究形成的邏輯及影響因素
通過以上簡要梳理，我們發現，在董事會制治理模式下，美國院校研究職能的轉換是與美國高校各個歷史時期面臨的突出的問題密切相關的。宗教改革、殖民地時代和共和國時期最突出的問題就是如何通過建立大學以恢復歐洲文明，如何確定大學的目標、規模、管理制度、財政支持等問題。因此，怎樣成功建立像歐洲那樣的大學是這一時期建校者面臨的主要困惑。隨著這些問題的明確和大學的成功創立，以建校為目的的院校研究就完成了歷史使命。其他發展時期的院校研究也基本都是圍繞學校當時面臨的突出問題開展研究，不再贅述。由此可見，美國院校研究從一開始就是以問題解決為指向的，起于學校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止于問題的妥善解決。主觀上，院校研究者沒有將形成理論作為研究的目標，但是客觀上，院校研究卻助推了美國院校研究理淪的產生、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理論的發展和高校管理信息數據庫的創建等，如弗萊克斯納調查北美醫學院之后撰寫的《美國加拿大的醫學教育》、1828年的《耶魯報告》等。雖然美國院校研究職能一直在變，但以問題解決為指向的院校研究價值觀卻基本沒有變。因此可以說，美國院校研究發展的邏輯實際上是在美國大學治理結構的特有環境下，在實踐中探索完善研究規范、形成研究范式、確定研究范圍、成立研究機構、明確研究者素質要求等內容的實踐發展過程。而這一發展邏輯的影響因素主要有以下幾點：
1．實用主義哲學觀
羅杰•蓋格認為，“三百年來的美國高等教育，從哈佛大學立校迄今，可以用以下字眼描述：教什么科目，學生經驗是什么，學府結構又是什么。脫有知識經過學府及教授過濾，以作為課程的教材內容，所學應有所用”。盡管美國早期高等教育是在教會的影響下誕生的，但是作為登上新美洲大陸的早期美國移民，他們需要創新求生，需要拓展邊疆和冒險開辟。這促使他們在理念上最終拋棄了歐洲理性主義的傳統價值觀，欣然接受了達爾文(CharlesR．Darwin)的“適者生存”的進化主義價值觀，并在美國產業革命的過程中轉換成了美國人的實用主義哲學價值觀。這種價值觀對美國高等教育的影響就是他們始終把質量和效益放在辦學的第一位，注重將其他領域里成熟的經驗、理念和方法運用到高校管理領域中來，如泰勒的科學管理論、公司治理理論等，使得實用主義哲學成為美國院校研究的價值觀和哲學基礎。
2．現代大學傳統
現代大學往往以中世紀歐洲大學為鼻祖。大學的興起與很多因素有關，而城市的興起和各類自治聯盟的形成，以及城市行會制度等都對大學的興起產生了重要影響。大學在與世俗王權和教會權力博弈的過程中獲得了一些自治的權力。大學特許狀既是大學營業許可證，也是約束大學內外各種權力不正當干涉大學治理的法律依據J。大學自治、教授治校、學術自由可以說是歐洲中世紀大學留下來的文化傳統。美國高等教育繼承了歐洲大學的大學自治和學術自由的傳統精神。在學院中，以企業家為主體的學院董事會掌管校務，校長是學院的改革家，教授為實現他們的學術理想孜孜以求J。而大學的自治權和獨立法人地位保證了大學可以根據自身面臨的環境變化作出決策，進而保證了院校研究存在的可能性和研究成果的應用性。
3．市場導向的資源配置模式和大學管理模式
在整個美國歷史上不存在一個集權的高等教育管理部門。教育既不是依賴于國家，也不是依賴于教會，而是依賴于強大的市場。市場在給美國大學發展自主性提供廣闊空間的同時，也成為對抗政治權力不利干涉的有效力量。它保證了美國高等教育不會像歐洲大學那樣只能按照教育部指定的方向發展，因為政府有限的財政撥款使得政府對大學的干涉范圍十分有限。當然，依賴市場獲取資源，也意味著美國大學一直處于激烈的競爭環境中，它必須是思維敏捷的行動者，必須努力爭取生源，必須知曉自己競爭對手的動向。只要外部環境一發生變化，決策者就必須迅速做出調整，以保證贏得投資、捐贈及其他資源收入。這意味著美國大學的管理者和經營者必須具有企業家精神，以保證大學決策者更加注重管理和決策的科學有效性。因此，從市場的風險和校長的責任而言，院校研究者是校長和董事會科學決策不可或缺的智囊團。
4．大學的治理結構
美國大學治理結構實行的是一種獨立法人實體下的董事會制大學治理模式。與歐洲大學主要受教育部或教師行會控制不同，美國大學主要受外部董事會(boardsoftrustees)、理事會(regents)或者類似的實體機構臨督。董事會在學校中的地位與公司董事會在公司中的地位相似，其主要職責是選拔、監督、評估校長，支持校長完成學校規劃目標、監督學科點、發展和關心院校的有形與無形資產等。同時董事會還有籌款和保護大學政治獨立等職責，在這一點上，公立、私立學校董事會的職責略有不同。公立大學的董事會除前幾項外，主要負責保護大學的政治獨立性，其成員也主要由州長任命。而私立大學董事會的職責除前幾項職責外主要是籌款，其成員由董事會本身任命產生。大學憲章是大學的內部法律規則，具有對所有成員普遍的約束力。校長在向董事會負責的同時擁有相當大的自治權，負責學校各項事務。校長不是一味地遵循或者執行董事會的決策，是能夠獲得董事會的理解和尊重，并在董事會的支持下實現自己的大學愿景。董事會制大學治理結構和校長的自治權充分保證了院校研究能夠有所作為。當然，對美國院校研究發展產生影響的因素遠不止以上幾點，還包括社會政治環境、民眾的民主參與意識等因素。但是，作為與高校管理和運行密切相關的諸多因素，大學治理結構顯然是影響美國院校研究發展的最關鍵因素。治理結構決定著大學決策權力的分配和實施方式，市場導向的美國大學治理結構的形成過程正是促使美國院校研究產生發展的最主要的原因。那么，市場導向的大學治理結構又是怎樣影響院校研究發展的呢?院校研究的發展對美國大學治理結構又有什么影響?下面將從對美國大學治理結構形成的梳理中分析二者的邏輯關系。
三、美國大學治理結構的形成與院校研究之間的關系
美國大學治理結構的形成往往追溯到殖民地時期。殖民地時期的九所學院(哈佛學院、威廉瑪麗學院、耶魯學院、費城學院、新澤西學院、國王學院、羅德島學院、皇后學院、達特茅斯學院)既是美國高等教育歷史的開始，也是美國當代大學治理結構形成的奠基時期。最早的三所大學：哈佛學院、威廉瑪麗學院和耶魯學院都由教會機構演變而來，且都與教會有關，但卻都不受教會或者其他單一政治力量的控制，而是借鑒了英國和蘇格蘭大學的董事會制管理模式。殖民地時期的董事會由牧師和地方法官、州長等人員組成，校長是董事會中唯一的教師代表，由董事會任命并只對董事會負責。相比歐洲大學，美國大學的校長從殖民地時期開始就享有很大的自主管理權限，負責學校的各項事務。董事會服從于州議會，州議會通過制訂學院章程影響殖民地學院的內部治理結構。如哈佛大學1650年由州議會頒布了學院章程，規定學院院務委員會的法人團體資格、管理權限、行權程序等。董事會職責當時主要定位在負責財務和校長任命與監督，雖然其職責范嘲從一開始就是有爭議的，但是大學的自治權是授予莆事會的，政府并不直接干涉大學的內部治理。l8l9年達特茅斯學院案是州政府對州高等學校財政資助和治理的一個轉折點。在達特茅斯學院案之前，州政府曾給予達特茅斯學院以經費資助，并想借財政資助和董事任命權達到對其控制的目的。但是，聯邦最高法院否定了州高級法院對達特茅斯學院屬于公立學院的裁決結果，并最終支持了達特茅斯學院，制止了州政府的這一嘗試。自此以后，州議會僅保留了對公立大學的治理權。在工業化大學轉型發展時期，州政府通過在全州范圍內建立治理型董事會，通過制訂高等教育法律法規，甚至還通過免除高等教育機構的法定自治權，以謀求對公立高等教育機構的更多控制權。這一趨勢一直延續到20世紀80年代。事實上，二戰以后通過院校認證、法律法規、績效資金和績效預算計劃等方式，政府和社會中介力量對高等教育治理的干涉越來越多。目前，州政府對高等教育機構的治理形式主要有：統一的全州高等教育機構治理系統和與單個高等教育機構相對應的獨立的治理型董事會兩種類型。但是，無論哪一種類型，董事會制度始終都是美國大學治理結構的核心特征。通過對美國大學治理結構的簡要梳理，并且結合院校研究職能的發展歷史，筆者有以下兩點認識：
1．大學自治權只是院校研究產生的前提
早期殖民地時期的美國大學擁有很大的內部自治權力，當時沒有統一的辦學規則，任何群體都可以籌集資金，提交辦學章程后，申請自行辦學，而這就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辦學者的說服力和創造力]。這可能正是美國院校研究早期以建校研究為主要職能的根本原因。工業化時期大學治理結構開始向官僚化和科層化管理體制轉變，一些認證機構和專業協會機構在大學治理過程中扮演著半官方的角色]。這種從學院制的自由管理到科層化的發展變化，使美國大學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從課程、教師資格與專業化、學生管理到服務社區等方面的管理問題。這些問題既影響了大學管理模式的變化，也影響了院校研究職能的變化。二戰以后，美國高校承受著越來越大的外部壓力和行政干涉，學院自治權遠不及殖民地時期。隨著院校研究機構大成贏，戰略規劃和管理咨詢就成為了院校研究的主要職責。
2．校K治校權力的大小影響院校研究的產生及其職能的發揮
莢大學校長從殖民地學院時期就享有歐洲人學校長所不具有的治校特權，再加上靈活的任期規定，這使得想有所作為的校長必須有一個能夠幫助自‘效處信息，并作出科學決策的專門機構支持他，而這個機構正是像院校研究機構這樣的以學校內部管理問題為主要研究對象、以為行政管理者提供管理咨詢為主要職責的職能部門。顯然，美國大學校長的自治權力無疑有助于院校研究的產生和職能發揮。這也正是為什么歐洲大學沒有最先產生院校研究的原因之一。因此，美國的大學治理結構催生了美國的院校研究，院校研究的專業化也促使了美國大學治理結構更加趨于科學化。四、思考與啟示推崇平等的民主政治與容忍不平等的自由市場之間的永恒張力既是美國社會政治制度形成的基礎，也是美國高等教育體系和治理結構形成的社會基礎。與美國的政治體制相類似，美國高等教育在平衡這二者張力過程中最終沒有形成一個集權的高等教育管理部門。盡管美國高校管理H趨科層化、集權化，但是董事會制始終是美國大學治理結構的一大特色。院校研究之所以能在美國而不是歐洲大學首先產生并發展成熟，與美國的大學治理結構有很大的關系。盡管外部重大事件對美國高等教育的沖擊、實用主義的文化價值觀、民主的政治參與意識等是促使院校研究產生的一些因素，但美國的大學治理結構是影響美國院校研究發展的主要因素。院校研究在20世紀90年代被正式引入我國高等教育領域。在華中科技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我國著名管理學者、高等教育研究學者劉獻君教授等學者的推動下，院校研究在我國經歷了起步、對院校研究的研究、專題研究三個發展階段J。
時至今日，院校研究已在我國高等教育領域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和重視。但是，在高等教育實際發展中，院校研究的推進還存在一些不利因素。結合美國院校研究職能的發展形成過程及其與美國大學治理結構的關系，推進我國院校研究進一步發展的關鍵還在于：(1)以國家教學質量評估等形式為手段，加強對我國高校運行的外部干涉和沖擊，增加高校的危機感，并借此機會構建我國高校運行的信息數據庫；(2)推進我國大學治理結構的改革與完善，依法治教，賦予校長治校的決策權力和相應的社會責任，加快我國現代大學制度建設步伐；(3)提高利益相關者和社會民眾的民主參與意識，構建網絡平臺，充分發揮信息網絡在大學治理過程中的輿論監督作用；(4)從院校研究本身看，當前應側重于我國高校管理中的突出問題的研究，以調查和統計的方法為主要手段，推進我國高校管理的科學化水平，激發學校管理者的科學決策意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