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影響論文：宋朝科舉影響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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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于建東作者單位：湖南師范大學
國家統治階級推行的科舉取士制度，吸引了天下學子競相追逐，社會化的考試內容，完善的考試規則，錄取人數越來越多、范圍越來越廣，以及及第者社會地位的提高，使得兩宋時期士風及人們的道德生活態度均發生了重大變化。第一，宋朝科舉制度的變革反映了當時的知識階層經世致用、憂國憂民的價值取向。這雖然可稱為一種政治上的功利主義，但也對當時的讀書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唐朝，科舉考試重文學和詩賦。安史之亂以后，隨著李唐統治危機的加深，統治階級開始反思科舉考試的這種趨勢，但收效甚微。至宋初，早已存在的內憂外患使統治者迫切想得到懂得治國安邦之術、錢糧兵谷之事的人才，于是，科舉考試因現實政治的需要轉向了輕詩賦重經義。北宋名臣范仲淹在慶歷四年(1044)奏上十事疏，提出精貢舉之策首在廣興學校，讓士子皆入學，先查德行，后較文藝。范仲淹隨后實行“慶歷新政”，廢帖經、墨義，而改試“大義”，這極大地鼓舞讀書人積極思考，勇于革新，擺脫死記硬背的學風。前文已論述，趙宋統治者為適應現實統治的需要，進一步改革科舉制度，他們所認為的有用之學———經義成為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激發了讀書人研習儒家學說的熱情。熙寧年間殿試內容改為試策，考題多涉及治國方略，君臣關系等實務，這一變化無疑與讀書人經世致用考試觀念的形成有密切關系。科舉本是追名逐利之地，讀書人有志于功名，盼望一朝得中，光宗耀祖，這本是正常現象。然而，中舉只是入仕的開端，步入仕途后就必須有所堅持，這乃是心性之喜。能在官場中出污泥而不染者，在宋代也是大有人在。北宋名臣如王曾、寇準、杜衍、韓琦、范仲淹、包拯、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等，都能修身行己，他們都是由進士出身從而步入仕途，成就其經世濟民之功的。寇準敢于犯言直諫，開一時之風氣;王安石積極變法，勵精圖治。在他的影響下，士風為之一變，士大夫間砥礪之風盛行，也成就了宋仁宗慶歷之幸。宋仁宗共親試進士13次，得人最盛，神宗、哲宗時代的名臣，多是仁宗時期高中進士第的，他們并不全以富貴顯達為心，看來，淳厚的士風還是要靠居上位者涵養的。居上之人如果能以公取士，以誠待之，則讀書人必以仁義互相勸勉，盡忠盡責。朱熹的弟子李燔言:“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為職事方有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宋史•李燔傳•卷四百三十》)范仲淹所說的不為良相但為良醫，良醫時時惠及病人，不分貴賤親疏，也是一項功業。這種價值觀向下輻射，影響到了知識階層甚至普通老百姓中的更多人，使“以天下為己任”的價值觀成為當時士大夫階層的主流意識。在宋朝，中國知識分子自古以來那種以天下為己任、重視社會責任感的優良傳統得到了發揚光大。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民生立道，為去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無不反映出當時士大夫的精神，也為后世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范仲淹等一大批名臣更是親力親為，落實到實際行動上。范仲淹就親自籌劃“慶歷新政”。北宋滅亡之際，當欽宗罷免忠臣李綱，向金議和時，陳東率領太學生上書抗議，竟有數萬人參與，這無疑表明這種社會責任感在當時整個的士大夫群體中也得到了很好的貫徹。第二，宋朝科舉制考試規則的完善，反映出科舉考試的客觀性和公正性，在當時及后世均起到了限制門閥、選拔寒庶的作用，同時對社會公平意識的形成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在科舉考試中，試卷都采取彌封、謄錄，這就意味著所有的應試者均是站在同一平臺上參與競爭，試卷能反映出考生的真實水平，任何人都沒有特權，減少了營私舞弊發生的可能性。正如歐陽修所說:“竊以國家取士之制，比于前世，最號至公。蓋累圣留心，講求曲盡。以為王者無外，天下一家，故不為東西南北之人，盡聚諸路貢士，混合為一，而惟材是擇。又糊名謄錄而考之，使主司莫知為何方之人，誰氏之子，不得有所憎愛薄厚于其間。故議者謂國家科場之制，雖未復古法而便于今世。其無情知造化，至公如權衡，祖宗以來不可易之制也。”(歐陽修《文忠集•論逐路取人札子》卷一百十三)這種公正和平等一方面保證了大量寒門弟子得以通過科考進入仕途，同時也給統治者提供了一大批新鮮血液充實到統治隊伍中去。另一方面，幾乎所有的讀書人都被吸引到科考中來，人人都想通過科舉入仕，這就使封建統治者得統治基礎更加牢靠，從某種程度上說也維系了中國傳統社會的穩定。這種公正和平等的觀念也影響到了社會下層的普通民眾。北宋方臘起義打出了“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的旗幟。南宋初期爆發的鐘相、楊幺農民起義，不僅承襲了北宋以來提出的“均貧富”的經濟要求，而且更進一步提出“等貴賤”的政治口號。這個口號，所反映的就是一種平等的思想，鐘相和楊幺憑借這一影響深遠的口號，吸引了大批追隨者，甚至一些讀書人也參與其中。雖然現實中的公正和平等幾乎難以實現，但是這種意識卻是難能可貴，反映出社會下層反抗門第高低與貧富貴賤觀念的不合理。第三，宋朝科舉制度的改革使人們意識到，只要勤奮讀書，就有可能在科場中及第，改變自己居于社會下層的現狀。對于寒門庶族來說，科舉及第的意義更加重大。因為只有通過科舉考試才能獲得出仕的機會，從而改變自己和家族的社會地位，獲得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利益，這種無以復加的榮耀又鼓舞著普天下的學子對科舉考試趨之若鶩。有學者對宋朝參加科舉考試的人數作了統計:參加發解試的讀書人在北宋真宗時期為10萬，到英宗時達到42萬人左右，到了南宋末期則有可能接近百萬人［2］。由此可見，科舉考試的勸學作用之大。因此，為求科場及第，人人讀書，使宋朝統治者“右文”的政治基調也得到了很好的實施，崇文重學也成了宋朝人普遍的價值取向，勤奮讀書之風也深入到宋朝社會的各個階層，形成了勤勉向上和用功讀書的社會風氣。科舉考試充分調動了讀書人的積極性，“學而優則仕”在宋朝得到了真切的實現。南宋理學大師朱熹曾說過:“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則無為也”(朱熹《晦庵集•同安縣諭學者》卷七十四)。顯然，科舉考試與宋朝讀書向學價值觀的形成也有一定的關系。誠然，科舉制度的改革為宋朝士風的改變帶來了積極的一面，但是不可否認，為在科場謀求功名，讀書人也不乏投機取巧，謀求權貴之徒。權臣貴戚把持朝政，操控士子的仕途甚至命運。科舉之文亦卷入政治斗爭，不利于學術的發展。
宋代科舉取士對士風的負面影響
宋代科舉取士制度在為國家選舉大量可用之才、振奮社會風氣的同時，為士風帶來了很多負面影響。第一、廣大士子為求取功名，一朝得中，往往投機取巧，攀附權貴，形成奔競、朋比之不良風氣。熙寧三年(1070)開始考時務策，詔諭舉子指陳時政的得失。當時王安石正在變法，殿試策問即以此為題，投機者于是曲意迎合，果然得中。《宋史•葉組洽傳•卷三百五十四》中云:“熙寧初，策試進士，祖洽所對，專投合用是者，考官宋敏求蘇軾欲黜之，呂惠卿擢為第一。”政治改革的理念通過科舉改革得以強化，勢必助長天下學子為求得中而投機取巧，迎合權貴，奔競之風遂起應該說，北宋士林較嚴重的奔競之風養成與熙寧變法之時。一大批善于逢迎、附和新發的士大夫趨走于荊公門庭。“安石執政，士大夫伺從閣下，諛佞百端，安石喜之為賢，隨其佞媚厚薄量授官職。有日至而夜不出者，有間日而至者，有安石據廁而見之者。”(《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百二十七》)這些人被司馬光目之為“小人”，但王安石卻不以為然，“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候法行已成，即逐之，卻用老成者守之。”(《宋元學案•卷八•涑水學案》)這樣說來，諂媚之人更加無所顧忌大行競奔。崔公度“曲致誠意”，“上《熙寧稽古一法百利論》，安石大喜，用與握手解衣燕語……日夜造安石，或距廁以對，公度以不慚。一日從安石后，而執帶尾，安石愕然，公度笑曰:‘相公帶有垢，謹以袍拭去之。’客皆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百一十六》)這些人得去后，惟知迎合朝廷與王安石之所好，置百姓利益于不顧，以聚斂為能事，搞得黎庶涂炭，民怨迭起。北宋王安石的改革派與司馬光的保守派黨爭激烈，每一次策論題目的變化，明顯表明了新的政治動向。舉子應策時或支持變法，或認同守舊，新舊黨爭遂越演越烈。有學者認為，北宋滅亡舊時蔡京等“六賊”繼承論文被王安石援引上臺的小人的衣缽，弄得民不聊生，上下多困，國家元氣大喪，人才摧殘殆盡，最后亡于金源［3］。徽欽二朝年間，士大夫奔競之風已到了瘋狂的地步，他們奔走權門，巴結宦官，見風使舵，爭權奪利的本領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4］士大夫墮落無恥的丑態展露無疑，難怪當時人們說，“百物踴貴，只一味士大夫賤。”［5］而士大夫的奔競又加劇了“朋比之習”的形成。士大夫因科舉、籍貫或思想觀念相近而形成一個政治小集團，這些小集團往往有很強的排他性，政治策劃不透明，成員間往往互為關系，互相茍同，從而成為朋黨。因此，集團外的臣僚與皇帝對朋黨是深惡痛絕的，而由朋黨之間引發的不良政風稱為“朋比之習”。南宋士林不良之風較之北宋依然如故，到了南宋末期，朝政愈加腐敗，士風愈加萎靡，黃震把造成衰弊局面的原因概括為民窮、兵弱、財匱、士大夫無恥四點，“士大夫多狃于流俗，漸變初心，既欲享好官之實，又欲保好人之名，自以和平為得計”(《黃氏日抄•卷六十九》)。第二，科舉考試試題的變化間接影響了學術的正常發展，科場間接變成了政治斗爭的場地。雖然科舉考試為廣大士子提供了改變自身命運的機會，但是仍不乏權貴世家子弟把持科場，有違社會公平。宋室南渡以后，君臣將靖康之難的罪責歸于王安石，指責其得罪明教。建炎三年(1129)罷安石配享，士大夫皆反安石心經，轉而尊奉二程性理之學及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科舉之文也稍用程頤之說。秦檜當權后，又開始反程學，科舉之文有用二程學說的必黜之。每屆貢舉，秦檜皆薦其親信為知貢舉，檜的姻親族屬應貢舉者皆得高中。紹興二十四年(1154)春，秦檜之孫塤應試，知貢舉魏師遜欲以塤為省元，參詳官董德元從謄錄所中取到編號而知之，竟然很高興地對其他考官說:‘吳曹可以富貴矣!’其曲意奉承秦檜之丑陋面目，完全展現，士大夫無恥至此已極。殿試的策題是問諸生師友淵源及專門之學，塤對策力攻程氏，有‘言正心而心未嘗正，言誠意而意未嘗城，言治國平天下國家曾不經意，頑頑五節，實繁有途’之句，考官擢為第一，以媚秦檜。”如殿中侍御史湯鵬舉所說:“今科舉之法名存實亡，或先期以出題目，或臨時以取封號，或假名以入試場，或多金以結，故孤寒遠方士子不得預高中，而富貴之家子弟，常竊巍科。又況時相預差試官，以通私計。前榜省闈殿試，秦檜門客、孫兒、親舊得占甲科，而知舉、考試官皆得貴顯，天下士子歸怨國家。”《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七一》秦檜不僅操控朝臣之任免升黜，也掌握著新進士子的前途，有違社會公平。秦檜死后，進入宋孝宗時代，政治穩定，學術興盛。皇帝想收復故土，但苦于缺乏能帶兵的人才。淳熙二年(1175)御試后面諭宰相:“欲令文士能射御，武臣知詩書。”(《文獻通考•卷三十•選舉五》)以此倡導重武精神，開一代新風氣。以后道學甚盛，廣宗朝至寧宗朝，道學甚盛，因為外戚韓侂胄反對宰相趙汝愚，而汝愚又薦引朱熹為侍講，為侂胄嫉恨，遂承襲秦檜之余續，道學被指偽學，強加禁絕。乃在慶元二年(1196)二月省試時貫徹實行。《文獻通考》卷三十二載:“自韓侂胄襲秦檜故智，指道學為偽學，臺臣附之，上章論列。詔榜朝堂。而劉德秀在省闈，奏疏，至云: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請將錄語之類并行除毀。既而葉翥上言:士狃于偽學，專詭誕之說，《中庸》、《大學》之書，以文其非。有葉適《進卷》、陳傅良《待遇集》，士人傳誦其文，每用輒效。請內自太學，外自州軍學，各以月試合格前三名程文上御史臺考察。太學以月、諸路以季，其有舊習不改，則坐學官、提學司之罪。是舉也。語涉道學者皆不預選。”利用科場進行政治斗爭，如此嚴厲執行，一時號為君子者、無不斥遂，此即遺禍無窮的慶元黨禁，而參與者竟是無恥的士大夫，絲毫不顧國家的利益。宋朝有關科舉取士的一系列改革，無疑十分鮮明地反映了庶族寒門的政治需要，為社會各階層的讀書人參加科場公平競爭提供了制度保障。雖然科舉也導致了某種社會不公平，士大夫攀附權貴，奔競朋比之風大肆興起。但相校之前朝代，宋朝革新的科舉制度打破了門第偏見，為下層人士向上層流動提供了階梯，同時，重個人才學、講求治國安邦之術也為國家提供了大量人才。更為重要的是，科舉制度的種種改革也推動了社會價值觀的轉變，公正平等、經世致用、崇文重學和憂國憂民的價值取向深刻地影響了宋朝的社會，促進了社會的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