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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高農村居民收入占比及收入水平

雖然我國農村人口從1998年的66．65％下降到2010年的50．05％，但農村人口的龐大基數決定了農村居民消費對總消費的貢獻潛力，同時由低收入導致的高邊際消費傾向也使得農村居民消費對總消費的貢獻容忽視。然而，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占比卻一直下降，這將影響我國居民的總消費水平。因此，必須注重提高農村居民收入比重。我國多年來實行的農業反哺工業、重城市輕農村的非均衡發展戰略，造成了農業虧損、農村落后、農民窮苦的局面。農民增收、農業及農村發展必須依靠財政扶持和直接補貼。提高農村居民收入占比不是簡單地把城鎮居民的部分收入轉移給農村居民，而是在保證城鎮居民收入不降低的情況下擴大農村居民收入比重。目前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在收入來源中位于第二位，但是與城鎮居民相比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這就需要統籌城鄉就業，大力發展城市服務行業，促進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通過大力提高農村居民的工資性收入來提高農村居民收入水平。

(二)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居民收入水平是影響消費的最重要因素，高收入者的消費傾向和邊際消費傾向都很低，而城鎮低收入者和農民的消費傾向雖然很高但消費能力卻很弱，因此擴大消費的關鍵在于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應由國家和企業占主導向個人傾斜，降低稅負、提高勞動者報酬，保障低收入者的最低工資收入，從而提高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首先，通過降低稅負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從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來，國家稅收收入基本上保持著15％以上的增長速度，2007年達到31．06％的階段性高點，2009年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實行稅收減免、提高出口退稅率等政策，稅收收入增幅驟降至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最低點(9．77％)，但2010年又恢復到22．98％。而同期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純收入的增長率基本上都低于15％，甚至很多時候的農村居民收入增幅都在10％以下，與國家稅收收入的高增長形成鮮明對比。其次，通過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抬高社會平均工資水平，促使企業放棄粗放型、低利潤的經濟增長方式，實現產業升級。而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和促進產業升級有助于直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從已公布2010年最低工資標準的14個省市來看，最低工資平均上調幅度在20％左右，其中福建和廣東上調幅度更是達到25％。根據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對《部分城市2010年企業春季用工需求和2009年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就業情況的調查》，72％的企業預計2010年人工成本較2009年上升9％，而在2008年，預期用工成本上升的企業僅占40％。

(三)扶持中小企業，創造就業機會

我國的勞動力供給上升趨勢明顯，即使保持目前的經濟增長速度，也遠遠滿足不了就業的需要，在一段時期內，我國將面臨沉重的就業壓力。而就業率高意味著會帶來較高的購買力和消費能力，因此加大投入應該更多地關注就業增長，而不僅僅是GDP增長。中小企業和第三產業吸納了農村和城鎮的絕大部分富余勞動力，應當從稅收政策等方面予以大力扶持。按照現行劃分辦法，中小企業的數量占企業數量的99％，經濟總量占60％，上繳利稅占50％，特別是就業人數占80％。隨著中小企業的發展和新興產業的出現，中小企業在增加就業崗位安置勞動力方面將會發揮更大的作用。最近幾年中小企業生存環境有所惡化，政府應當加快壟斷行業放開力度，完善、健全市場經濟體制；通過減稅、減費，給予中小企業直接扶持；運用市場倒逼機制促使企業轉型升級。

(四)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提高社會保障水平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社會保障體系覆蓋范圍較小、層次較低，在居民預期收入不穩定而預期支出卻是剛性的情況下，預防性儲蓄率一定會居高不下。這就要求盡快完善醫療衛生、住房、教育等社會保障制度，提高社會保障的覆蓋率和保障度，為居民消費解除后顧之憂。隨著收入的快速增長和儲蓄率的逐步下降，居民消費能力將大幅上升。

(五)加大城市化西進力度，平衡城鄉收入差距

2009年我國的平均城市化率為46．6％，其中西部地區的城市化率低于40％，中部地區的城市化率也沒有超過50％。加快中西部地區的城市化進程是保持我國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戰略支點，也是縮小地區二元結構差異的重要手段。經濟學界多數人認為城鄉差距對收入差距的影響程度占到了4O—60％，因此縮小城鄉差距有助于減小收入分配差距，從而提高居民整體收入水平，而我國城鄉差距的縮小應當主要通過中西部地區的城市化來完成。

(六)控制政府投資規模，優化投資結構

世界平均投資率已從1990年的24％降至2002年的19．9％，并有逐年縮小的趨勢，而我國的投資率卻呈不斷提高之勢，2003年以來一直保持在40％以上。隨著4萬億資金的逐步投入，2009年和2010年的投資率接近50％。投資和消費是擴大內需中此消彼長的一對矛盾，長期過高的投資率意味著長期偏低的消費率。如果消費和投資沒有形成合理的比例關系，就會使投資增長失去消費需求支撐，加劇產能過剩，嚴重影響經濟健康發展。我國投資結構不盡合理，一些高耗能、高污染企業投資規模持續擴大，而對節能減排、環境保護、高新技術及公共服務投入不足，因此必須嚴格控制政府主導的保增長投資，通過稅收等經濟手段引導資源市場化配置。一是進一步加大對“三農”的投入力度，特別是繼續加強農業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促進城鄉協調發展。二是限制高能耗產業，推動節能行業發展。我國能源結構不合理，在一次能源中，碳排放量較高的煤炭占69％，核能、水電等非化石能源只占9％，低于發達國家的14％。三是加大對重型裝備制造、高新技術、新材料、新能源等戰略性產業的投入力度，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努力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四是加大對社會事業的投入力度，特別是增加公共醫療衛生、基礎教育等建設的投入，促進社會與經濟協調發展。五是加大對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的投入力度，修復已經破壞嚴重的自然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