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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基層治理范文第1篇

一、城鄉結合部農村地區發展基本概況

***鎮共有19個行政村，224個村民小組。作為青浦區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鎮區內企業多，外來人口大量導入。轄區內所有行政村的來滬常住人口均數倍于本地常住人口和本地戶籍人口。19個村戶籍常住人口32426人，但是來滬常住人口達到148323人，來滬常住人口占全部行政村總人口的82%。鎮區內企業2000余家，全鎮地區生產總值（GDP）目前約80億元人民幣。這一方面帶動了各村經濟的增長和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另一方面，大量的來滬人口導入和大量企業的進駐給村級組織的管理和服務帶來巨大和嚴峻的挑戰。

1、轄區內城鄉結合部地區村委會組織建設情況

我鎮共有19個行政村，19個行政村中符合“空殼村”條件的共有7個行政村，多數為滿足“80%以上土地已被征用或使用”及“80%以上村民農轉非”。其他不符合“空殼村”條件的行政村也存在“土地被征用或使用”及“村民農轉非”的情況，只是80%的標準還未達到。因我鎮無撤制的行政村，故我鎮不存在“城中村”現象，轄區內亦無“村改居”情況。

在村級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同時，我鎮近年來各項村級制度也日趨完善，我鎮19個行政村都有村民代表、戶代表例會制度、各村都制定了村民自治章程與村規民約。村務公開民主管理情況較好，各村都開辟專門的村務公開欄和黨務公開欄，將村里發生的重大事務、資金使用情況、村干部待遇情況、黨務情況等各項重大事項每月進行公示，鎮紀委、黨群辦公室、經管中心、社區管理辦公室等相關部門定期對村務公開和黨務公開欄進行抽查。應該說，隨著一方面村民自治意識的不斷提高，參與農村社區自治的熱情不斷高漲，另一方面上級部門對此類事項逐步納入考核范疇，定期或不定期的抽查和暗查，兩股力量共同“逼迫”著各行政村兩委班子將本村的事務公開化、透明化，將其放置于村民的監督之下。另外，每年鎮黨群辦和社管辦兩部門分別對各村的黨支部和村委會進行班子及個人的述職評議和民主測評，參加評議的人員包括了各村的村民代表、黨員代表、戶代表等，具有很強的代表性。評議結果也作為年終對各村考核的重要依據。

2、轄區內城鄉結合部地區來滬人員基本現狀

上文已經提到，我鎮19個行政村戶籍常住人口3萬多人，但是來滬常住人口達到14萬多人。由于鎮區內對房屋管理較農村相對嚴格，不允許群組及違法分割房屋情況，且鎮區內房屋的租金價格相對農村要高出許多。因此，大多數來滬人員都租住在離工作場所較近的村民家中，而本地村民也將自己宅基地房屋分割出租給多位來滬人員，甚至搭建違章房屋出租給來滬人員租住，租金價格相對便宜，但是總量相當可觀。據保守估算，每年這些來滬人員的房屋租金收入可為每個行政村的村民帶來至少50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額外收入，對于那些廠房集中、來滬人員多的行政村，這一收入可達上千萬元人民幣。作為當地政府和所在行政村，一方面我們感謝這些來滬人員對全鎮經濟發展做出的巨大貢獻。但另一方面，這些來滬人員學歷層次不高，文明素養不強，給我鎮及各行政村的管理帶來了諸多問題。尤其表現在違章搭建、計劃生育、環境治理、治安管理等方面。但是對于有房出租給他們的本地村民而言，來滬人員無疑是這些村民的“衣食父母”，每年能帶給村民們少則數千，多則數萬的房租收入。這也助長了違章搭建、動拆遷補償等工作的難度，可以預見，對這些村民在今后城鎮化建設過程中的動拆遷工作將變得十分難以開展。

3、轄區內城鄉結合部地區農村基層組織干部隊伍建設情況

我鎮歷來十分重視對農村基層干部隊伍的建設，雖然村民委員會是由各村村民民主選舉產生，但是鎮黨委政府還是通過對各村黨支部人員的考察和任用，達到了對各村黨支部和村委會兩套班子的有效管理和組織監管。

目前，我鎮農村干部隊伍主要表現出“二高一低”的特點：收入較高、年齡較大和學歷較低。

收入較高。由于我鎮經濟實力和各村經濟發展較快，各村干部收入水平較高。各村兩委班子成員的收入根據各村經濟水平和年終考核確定，再根據各村黨支部書記的薪資進行打折發放。各村黨支部書記的每年薪資為20萬—30萬元左右。村主任薪資為村黨支部書記的70%，村黨支部副書記薪資為村黨支部書記的55%，村委會副主任薪資為村黨支部書記的50%，村黨支部委員薪資為村黨支部書記的45%，村委會委員薪資為村黨支部書記的40%。

年齡偏大。目前我鎮村兩委班子平均年齡在45歲左右，但是隨著近年來村黨支部和村委會換屆和干部年輕化趨勢，越來越多的70后和80后加入到村兩委干部的隊伍中。

學歷較低。我鎮各村大多數村干部的學歷都是高中、在職大專等，較高文化學歷的非常少，這給目前和今后越來越沉重的社會管理工作帶來了一定程度的“管理脫節”，很多老方法、老經驗變得沒有以往有效。

由于目前各村的工作量持續增大，對干部隊伍的素質要求越來越高，加上我鎮各村干部年齡偏大、學歷較低的現狀。從2006年起，市、區選派了多批大學生“村官”到各村任職，至今共計選派了近20人大學生村官。由于大學生村官的“流動性”較大，鎮組織部門又從2011年開始對每個村選派了年輕干部到各村進行掛職鍛煉，確保每個村至少有一個年輕干部，有效地幫助各村緩解人才缺乏的困境。

關于婦女干部的培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二章第六條規定了“村民委員會成員中應當有婦女成員”，我鎮也大力宣傳，積極落實此項政策，目前全鎮19個行政村中有18個村都有婦女在村委會中擔任職務，各村的婦女干部也都由婦女擔任。

4、撤制和村改居

我鎮共有19個行政村，224個村民小組。在這224個村民小組中，生產組人均耕地少于0.2畝的共有87個村民小組，接近總量的40%。共有4個行政村全部生產小組人均耕地少于0.2畝，符合撤村條件。上文也已經提到，我鎮共有7個村符合 “空殼村”條件，其他不符合“空殼村”條件的行政村也存在“土地被征用或使用”及“村民農轉非”的情況，只是80%的標準還未達到。隨著城鎮化建設的持續深入推進，可以預見，我鎮在未來“十二五”期間和不遠的將來將掀起撤村和大量村改居的熱潮。

二、城鄉結合部農村地區存在問題和困難

1、轄區內城鄉結合部地區城鎮化發展面臨瓶頸

城鎮化必然帶來大量村改居和城市化基礎設施建設的全面鋪開。

我鎮屬于青浦工業重鎮，目前農業生產在我鎮經濟規模中所處的比重相當少。而且由于務農辛苦，收入也不高，我鎮本地村民中務農人口非常少。為了便于集中管理，各村都將耕地打包出租給外來人員進行種植。隨著我鎮經濟的持續發展和未來城鎮化建設進程的加快，許多村民居住區和大量耕地難以避免地會走上商業化開發的道路。由于本地村民基本已經不再務農，耕地的存在和中央18億畝的紅線會在政策上制約各行政村的撤村和村改居進程。出現城鎮化建設中“道路一面是高樓大廈，另一面是水稻農田”的情況。

城鄉結合部地區城鎮化發展面臨困境的另一大原因是動遷難度大。上文已經提到，城鎮化建設和城市基礎設施的建設必將帶來大量村民的動拆遷。而一方面隨著土地價格的持續走高和房價的快速攀升，村民對于動拆遷的補償要求也越來越高；另一方面許多村民每年把房屋出租給來滬人員，每年的收入也相當可觀，遇到動拆遷情況，他們對于政府的額外補償也會提出很高要求，這會對城市化進程帶來很大阻力。

2、轄區內城鄉結合部地區農村日常社區管理難度日益增大

雖然目前各行政村還是將經濟發展擺在村級發展首要位置，而且村干部的薪資與本村經濟相掛鉤。但是隨著來滬人員的持續增加，社會管理所帶來的難度和問題正在持續增大，集中表現在來滬人員計劃生育管理、環境衛生治理和治安管理、違章搭建等多個方面。基層干部將越來越多的工作精力投入到這些工作中去。

3、轄區內城鄉結合部地區農村基礎設施和村容村貌較差

目前，我鎮農村社區基礎設施還比較落后,社區建設缺乏硬件,特別是公共設施建設的投入不足,主要表現在道路狹窄坑洼、公交線路匱乏、商業配套較少、房屋年久失修與新建住宅區形成巨大反差等。村容村貌的臟亂差也是農村社區建設中一個長期存在較難解決的基本問題。不同于街道的社區居委會。居委會中的社區居民區，由于轄區大多封閉，小區內環境衛生由物業進行管理。小區外就是人行道、沿街商鋪和馬路，環境衛生由社區居委和街道辦事處相關部門協同負責，另外城市居民的素質也相對較高，對他們管理的難度相對較小。而我鎮各村由于大量來滬人口的導入，人員素質較低，且環境衛生由各村自行負責，這給無疑給原本就基礎設施較差的農村地區的管理“雪上加霜”，帶來了極大的困難，環境狀況和城市無法相比。

4、轄區內城鄉結合部地區干部與工作者綜合素質有待加強

首先,現任農村社區干部及工作者的年齡偏大、文化水平不高,解決社區建設各種問題的方法不活、招數不多,對社區建設中出現的新事物、新觀念缺乏應對能力。而另一方面，政府對其培訓過于形式，且培訓針對性和有效性不夠，不能很好地幫助基層干部有效地提升素質。往往是任職前普遍沒有接受系統培訓,任職后培訓形式化,培訓內容不全面,培訓方式單一。

三、相關對策建議

1、尋找農村社區管理的有效載體和創新方式

隨著農村社區管理工作的不斷深入，如何使基層“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模式向縱深發展，如有更加有效地管理好農村社區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大難題。我鎮各單位、村、居都在積極探索。2012年，我鎮楊家莊村民委員會推出的“講理堂”項目獲得了“喜迎十——2012上海社會建設十大創新項目”評選活動的第十八名，也是全區唯一進入到50強的項目。我鎮的敘中村，在去年創建“上海市自治家園”的過程中，推出了“道德坊”項目，讓村民在“道德坊”中熟悉本村事務，參與到本村社區建設、社區管理的工作中來，達到了“自治”的目的。但是，這些項目所帶來的借鑒價值畢竟有限，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目前城鄉結合部農村地區城鄉二元結構差距過大的治理難題。這要求全社會集思廣益，并借鑒國外城鄉治理的好經驗、好做法，讓城市化進程惠及更多的百姓。

2、加大對基層干部的培訓力度，營造學習氛圍

應該說，我們開展各項工作的具體操作者是基層的干部，各項工作落實的程度，執行的優劣都與基層干部的素養和能力息息相關。在目前城鎮化建設加快的過程中，更需要這支中堅力量發揮重要的作用。因此，在這兩年的工作中，我鎮黨委政府十分注重對基層干部能力的建設，每年都會開展針對村兩委班子成員、村務監督小組成員以及條線干部的各類培訓。著重培養他們對新形勢下的社區管理、民生保障、村（居）務公開以及民主管理、民主自治的各類知識。通過加大對基層干部的培訓，使他們的業務水平有了一定的提升，工作態度和大局意識也有了一定的改觀。但是從目前各級政府部門的培訓情況來和實際效果來看，培訓的效果還是有限。這也給我們今后的培訓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培訓畢竟比不上個人的主觀學習，如何營造我們幾十年來所喊的“活到老、學到老”的社會學習氛圍，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道課題。

3、破除舊觀念，服務好新時代的“新居民”

面對社會的快速發展，經濟發達地區的村民的生活方式、生活習慣正向城市居民所轉化。但是正如城鄉存在二元結構，目前的轉化也正在潛移默化地進行中，他們和居民之前始終還存在“一層窗戶紙”的距離。他們對社區管理、基層民主、社會保障的要求越來越高，因此在新形勢下如何做好農村社區的各項工作，為這些“新居民”提供有效的服務已經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道課題。對此，我們要時刻鞭策自己走在時展的前沿，破除舊觀念，使自己的理念“新起來”，符合時展的方向。

4、不斷完善各類制度和法規

目前，針對農村地區的法律法規雖然不多，但由于全國各地農村的差異很大，許多法律在實踐過程中會遇到一些問題。例如在我鎮去年村委會換屆選舉過程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三章《村民委員會的選舉》第十三條中規定了“戶籍不在本村，在本村居住一年以上，本人申請參加選舉，并且經村民會議或者村民代表會議同意參加選舉的公民”可列入參加選舉的村民。但是這一規定目前我區各鄉鎮都將外來務工人員從實際操作中排除在外。因為一旦允許他們參與選舉，那么數倍于本地村民的來滬人員勢必將“奪取”我鎮各個行政村的村委會行政職權。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來滬人員嚴格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據理力爭，并且我們無法給出拒絕其參選的正當理由，可能會發生不穩定因素，這一點希望上級有關部門根據上海地區的實際情況進行妥善研究。

另外目前以三年為一個周期進行村黨支部和村委會選舉，基層干部也紛紛建議將換屆周期延長至五年。因為目前每三年中就要進行村黨支部和村委會兩次大范圍的選舉工作在實際操作中占用了基層干部很多精力，而且以三年為周期，對于一個新當選的干部來說，今年當選，明年適應工作，后年又要選舉，會帶來極大的工作壓力，也不利于工作的開展。

應該說，隨著城鎮化建設的不斷深入，目前城鄉結合部地區正逐漸向鎮區化、城市化方向過度和發展。轉型中所表現出來的諸多問題給全社會帶來的挑戰是前所未有的，許多問題是以前我們從來沒有遇到過的，其中的許多問題還可能是中國特有的問題。這些都是對我們黨和政府在改革進入攻堅階段時期執政能力的一大考驗，希望有關部門認真研究，把這些問題處理好，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勝利打下更為扎實的基礎！

鄉村基層治理范文第2篇

據報道，河北泊頭市侯落鴨村的鄭潮軍因用鐵鎬打死村長侯志強，被判刑8年。而96名村民求情，要求釋放他。理由是，侯志強主動到鄭家尋釁滋事，鄭家是正當防衛。村民稱，該村長生前無惡不作，除了毆打、敲詐村民，還用暴力威懾村長選舉，即便是鎮上的干部也會稱他這樣的人為“霸天”。

從記者調查的情況來看，對于動輒暴力傷民的村長侯志強，當地村民的民怨不可謂不大。于此可以說，村民的，是求情，更是對于“惡霸村長”壓抑已久的憤怒的釋放。但這種民怨或說傷害，在悲劇發生之前不但沒有引起當地政府的重視，甚至每次暴力事件后報警，警方也是姍姍來遲。這樣一種治理狀態下，“村霸”的生成或許就是一種必然。說到底，孕育了“村霸”的土壤乃是現代鄉村之困的一個縮影：鄉村青壯年與精英外出，鄉村的資源輸出變化導致治理的力度下降，甚至“干部也很少來”。

作惡一方的“村霸”死在了意外的鐵鎬之下，但正如新聞中所示，這個村落的明天會如何，卻無人知曉。村長傷人，并沒有有效的基層仲裁組織予以干預調解，每個人唯恐避之不及，敢怒不敢言，且村民選舉被暴力威脅所左右，這說明基層應該建立的自治并不存在；而向上級部門反映村長的惡事，要么被拒絕，要么警方行動遲緩，說明應有的治理觸角并沒有延伸到鄉村來，這里成了“三不管”的真空地帶或說叢林地帶。因此，一個“村霸”被終結，并不代表生成“村霸”的土壤被瓦解，更不意味著應有的基層秩序的回歸。

于今，“村霸”魚肉一方的現象并不少見。且不說那些被曝光的驚人的村干部腐敗案例，于這起新聞背后的跟帖中，表示“見怪不怪”，并反問“這樣的事情還少嗎”的網友也不在少數。如此有違常理的荒誕現象居然普遍性存在，無疑是一種深層的警示。在以往談論鄉村的空心化時，我們大多還是指村中年輕人的外流，但是“村霸”的迭出卻以更殘酷的事實說明，人口空心化隨之而來的鄉村秩序坍塌正在加深。

鄉村基層治理范文第3篇

基層治理弱化導致治理層面的穩定問題

當前治理層面的問題主要是由基層政權功能的弱化乃至喪失造成的,而非基層政府的權力過大造成的,這是目前社會各界容易對基層維穩產生誤解的地方,一般認為維穩亂象乃是由基層政權的權力過大所致,其實不然,我在基層的長期調研發現,恰恰相反,正是基層政府的權力過于弱小而非過于強大,導致了治理層面穩定問題的大量發生。

進一步來看,為什么會有基層政權治理功能的弱化呢,這種弱化又是怎么樣導致不穩定因素增多的呢?這一切乃由近期以來基層治理體系的瓦解和重構造成的。農村稅費改革以來,基層治理體系發生了急劇的變化,主要表現為基層政府的權力弱化、職能上收、財政困難,公共服務職能難以落實,成為所謂的“懸浮型政權”,因而,基層社會的大量矛盾和問題無法在基層治理體系內獲得解決,而農民則要求更高層級的政府解決他們的困難和問題,形成越級上訪和其他不穩定因素,形成了治理層面的穩定問題。就筆者在基層的調研來看,治理層面的不穩定因素是當前穩定問題的主要來源。

治理型不穩定問題構成當前農村不穩定因素的主體類型,治理層面的不穩定問題要求基層政府承擔更多的責任,我們應該強化鄉村治權,而不是進一步弱化之。正可謂“基礎不牢,地動山搖”。

穩定問題從治理層面轉向行政層面

行政層面的穩定問題不是憑空產生的,不是政府制造出來的,而是由治理層面的問題轉化而來,因為基層治理體系的弱化,問題和矛盾上移,群眾要求政府承擔責任,這就迫使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對之作出反應,采取一系列應對措施,并逐步發展出一整套維穩工作方案和考核辦法。

當前,維穩工作已經成為基層政府的中心工作。縣委書記大接訪意味著以縣為主的維穩工作體制已經形成,縣委書記大接訪實現了制度化、常規化,許多地方的縣級局升格為群眾工作部,成為副處級單位,而大廳則成為縣級政府工作量最大的部門。

行政層面的穩定問題在某種意義上是在當前考核體制下產生的問題,嚴格的維穩考核機制使基層政府對穩定問題產生過敏性反應,將所有治理層面的問題均納入維穩工作的范疇內,反而不利于問題在治理層面的解決。并且鄉鎮政府采取非正常手段處理穩定問題,同時,這種維穩體制也被少數人利用,他們利用當前的體制要挾基層政府,產生了一批以獲取不合理利益為訴求的老上訪戶,基層政府疲于應付,真正合理的治理問題反而無法得到解決。

治理和行政層面的穩定問題被“泛政治化”

從農民上訪和的動機來看,以政治為直接目的的為數極少,絕大多數不穩定因素都是治理層面的問題,并在行政層面表現出來,對政治的直接沖擊幾乎不存在,當前基層社會的穩定問題以治理型不穩定為主要類型。但從客觀影響來看,如果治理層面的問題處理不當,或者處理不及時,將會產生大量的越級上訪和。就筆者的調研來看,在市縣鄉三級的不穩定因素,不管其主觀訴求,還是客觀影響,均表現為治理問題在行政層面的表現,到了省里,則會產生一些政治影響,一旦到了北京,穩定問題便脫離了治理和行政的邏輯,而進入到政治邏輯中去。

鄉村基層治理范文第4篇

【關鍵詞】村官，角色，鄉村治理

一、現狀概述

《2012中國大學生村官發展報告》顯示，從2008年中央啟動“一村一名大學生村官”計劃至今，全國累計有200多萬名高校畢業生報名應聘。2011年底，全國在崗大學生村官數量超過21萬，到2015年，中國的大學生村官數量將達到40萬人，覆蓋2/3的行政村，到2020年將達到60萬人。大學生村官計劃自實施以來，在改善農村干部隊伍結構、增強農村基層組織生機活力等方面均取得了顯著成效，也涌現出了許多在平凡崗位上做出重大貢獻的個人。但從當前各地反映的實際情況來看，大學村官在職業發展和工作適應等方面還存在不少問題。在參與相處治理過程中的角色定位模糊、職業發展受阻、工作開展困難等問題不僅影響了大學生村官自身的工作和生活，同時也嚴重制約著大學生村官計劃的發展前景和發展后勁。

二、參與鄉村治理困境分析

（一）政策支持力度不夠。大學生村官制度是一項不斷發展中的制度，除了就業壓力，政策性資源是吸引廣大村官參與其中的主要因素，但是當前對于大學生村官的主要政策集中在在崗三年的保障制度，而對于村官三年之后的職業發展沒有給予太多的關注。越來越多的大學生村官開始關心“以后怎么辦？”，“考不上公務員怎么辦？”這樣關乎自身前途的問題。大學生村官政策存在地區差異，政策變動性比較大。所以，在政策不明朗、不完善的情況下，大學生村官存在后顧之憂。他們不得不花更多的時間和精力考慮自己的前途問題，因而他們很難沉下心投身基層。

由上面的數據可以發現，在大學生村官未來發展意向表中，有64%的選擇是報考公務員，而在北京市首批大學生村官合同到期后去向表中卻只有19%的人可以進入到公務員系統中，也還有10%的人尚未就業。由此可見，大學生村官的后顧之憂并沒有被解除，尚不完善的保障制度使得村官制度的持續性受到質疑，在自身的發展得不到保障的前提下，村官參與鄉村治理的積極性會下降，將更多的精力集中到備考公務員或者跑關系上，客觀上減少了參與鄉村治理的可能。

（二）借調身份。相關調研表明，借調現象相當嚴重，基層政府“截留”大學生村官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有的“截留”是鄉鎮領導的安排，被動的截留；有的“截留”是因為基層政府人員不充足，大學生村官學習能力強，留在基層政府、又不用支付額外的工資。這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對大學生村官自身以及基層政府是有利的。但這卻違背了政策的初衷，會導致大學生村官越來越不“接地氣”，遠離鄉土，脫離群眾，根本無法實現參與鄉村治理的目標。

（三）游離鄉村“圈子”之外。中國的鄉村社會有濃厚的家族鄉土情結，實際上是由一個個圈子組成的，離中心越遠者，關系也就越疏遠，這種圈子的核心是“人情”、“面子”和“關系”。大學生村官是外在的力量嵌入于鄉村社會中，在村民看來就是“圈外人”。與土生土長的鄉村干部相比，大學生村官與村民的關系疏遠，而自身存在的“上山下鄉”短期鍛煉的觀念和村民眼中“非官、非農民”的圈外人身份，使他們更難嵌入鄉村社會關系中。無論從主觀還是客觀層面都使得大學生村官參與到鄉村治理的可能性則較低。

三、參與治理難題破解

（一）明確大學生村官的合法性。大學生村官的具體身份如何，具有哪些明確的權利，這些問題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村莊工作的開展及大學生村官價值的發揮。大學生村官是從城市的高校畢業后通過考試選拔方式產生的，他們既不是具有本村戶口的村民，又沒有在《村委會組織法》中有著明確的說明，那么在日后的村委會選舉以及其他的村委領導工作過程中，大學生村官所具有的權利和義務非常模糊，并沒有在村民心目中獲得權威的認可，這樣在群眾中的認可程度會受到影響。因此，要想真正激勵大學生村官在村莊工作中發揮更大的價值和作用，更好地推動農村發展及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需要就大學生村官的身份問題通過法律法規加以明確，為大學生村官的合法性提供法律依據，從而增強村民對大學生村官的政治信任感，同時也為大學生村官在村莊工作中掃除了相應的政策障礙，激發了大學生村官對村莊工作的積極性。

（二）加強對大學生村官的監管。由于目前的大學生村官政策規定大學生村官在村莊的工作年限是三年，但是部分村官并非愿意扎根農村亦或者前途擔憂等原因，在三年合同期滿后，很多大學生村官義會選擇回到城市。以這種過度心態對待村官這項工作，就會出現走馬觀花、工作不積極的現象，這就要求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要健全大學生村官的監管機制。做到從村官選拔篩選偏向有意愿扎根農村的大學生，從源頭上保證大學生村官的高質量高水準；加強對大學生村官日常工作的監督和考核，通過日常考核，在縣、鄉、村三級組織結構的聯合下、嚴格大學生村官日常工作的匯報，共同對大學生村官的工作績效進行評估；建立選拔制度，對考核優秀的，可推薦提拔。

（三）理順村官村民關系。大學生村官要利用好身邊的政治資源和社會關系資源，需要大學生村官善于解讀政策，善于利用資源，主動的融入到“圈子”中去，雖然沒有先天的本地人優勢，但是同時也沒有利益矛盾，因此融入群眾非難事。這種嵌入是雙向的、互動的。鄉村社會行動者同樣要適應大學生村官，嵌入大學生村官所代表的現代化社會關系，村民、村干部等同樣也是鄉村治理的重要主體，只有發揮不同主體的重要作用，才能保證鄉村治理績效的最大化。

參考文獻：

鄉村基層治理范文第5篇

    論文關鍵詞 鄉村治理 公共服務 政府主導

    在社會轉型期,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發展離不開對社會公平的關照。受制于長期的二元經濟結構,農村的發展落后于城市,在新農村建設和統籌城鄉發展中,通過為農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滿足人民擴大的公共服務需求,以縮小城鄉差距是現階段鄉村治理的重點。

    一、鄉村治理的涵義

    關于鄉村治理的涵義,張潤澤,楊華認為“鄉村治理是一種綜合治理,它把農村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諸元素都統攝進來,以更廣泛、更宏大的視野觀察農村生活,而不囿于單純民主化治理的村民自治。”賀雪峰認為,“鄉村治理是指如何對中國的鄉村進行管理,或中國鄉村如何可以自主管理,從而實現鄉村社會的有序發展。鄉村治理這個詞有兩個偏向性的所指,一是強調地方自主性,一是強調解決農村社會發展中存在問題的能力。”可以看出,鄉村治理的基本含義就是是對鄉村進行治理,以達到鄉村社會善治的目的,解決鄉村社會的問題。

    從人民公社制度解體后,我國廣大農村建立起了“鄉政村治”的治理模式,“鄉政”指的是鄉一級政權(包括鎮政權),是國家依法設在農村最基層一級的政權組織;“村治”指的是村民委員會,是農村基層的群眾性自治組織。鄉鎮政權和村民委員會的結合,形成了當前有中國特色的農村基層的一種新的政治格局或政治模式。這種鄉政村治模式一頭牽著國家,一頭牽著社會,在鄉鎮一級上既有國家行政權力對社會的嵌入,同時也體現社會的自治和民主。這一模式中,村民自治是基礎,鄉鎮政府是村民自治的指導力量。

    在治理主體問題上,學者一般都認為有多個主體參與鄉村治理。除了政府以外,社會組織、經濟組織、中介組織及其他權威機構都是鄉村治理的主體;在治理理論的框架內,各主體的積極參與、協調合作才能更好地實現治理。同時,我們也應看到,由于多個主體在鄉村治理中地位和作用沒有明確定位,多主體的治理結構可能出現責任模糊,缺乏權威等問題。實踐中,社會的加入突破了政府的單一權力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的權威,同時鑒于我國的其他治理主體發育尚不完全,力量比較弱小,獲取資源的能力和權力基礎都較為薄弱,只能部分承接政府的職責。因此,天生占有大量資源的政府,在其他主體功能不全的情況下如果將自己的責任推給市場或者社會,可能導致更大的“政府失靈”,這對鄉村治理來說是不利的。

    二、政府主體在鄉村治理中的定位

    (一)地位和職能

    現階段,政府主體的地位要高于其他主體,在鄉村治理中處于中心地位,其職責在于向農村提供公共服務,實施有效的公共管理。在治理理論普遍流行,要求政府進行職能轉變的今天,分權、放權、市場化、縮小政府規模等詞匯大行其道,好似只要政府讓出權力,良好的治理就隨之而來,但事實上,這很有可能是一廂情愿。

    首先,政府職能轉變的根本在于“還權賦能”。將權力還給社會不僅要求社會自治能力的提高,還要求政府自身能力的提高。政府職能轉變意味著政府管理權限和管理方式的轉變,一方面要界定政府的權力范圍,歸還企業、地方、社會的權力,變統治為管理,另一方面要培育社會力量的發展。因此,職能轉變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社會能力和政府能力都不足夠的時候,片面地放權給社會是不合實際的。其次,在社會轉型期,強大政府對政治穩定來說是必不可少的。現今,我國各種社會問題層出不窮,不同群體和階層的利益分化、利益沖突明顯,各種社會力量登上舞臺爭取利益,釋放政治參與熱情,只有強大政府和制度化的政治體系才能農業稅取消之后,農村發展已經進入到“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鄉村“的時代,政府的重點放在了為農民提供服務、促進農村發展上,這在客觀上需要一個有效的政府。現階段,利益矛盾錯綜復雜,社會發育尚不完全,政府在農村公共服務領域還不能“缺位”。我們在需要一個“小政府”的時候更需要一個有效的政府。

    (二)政府公共服務職能的實施和保障

    公共服務有助于經濟增長。遲福林指出,公共產品短缺反映了特定歷史階段我國經濟發展方式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我國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將直接受制于公共產品短缺,公共產品短缺使多數人的實際福利不能隨著經濟增長同步提高,制約了消費主導新格局的形成,制約了服務業主導新格局的形成,制約了人力資本主導新格局的形成。因此,為適應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客觀趨勢,應推進以公共服務為中心的政府轉型。

    各層級的政府在農村公共服務提供上存在角色差異,中央政府是宏觀制度框架的供給者,地方政府是公共服務的提供主體,鄉鎮政府是落實公共服務的主體。中央政府公共服務的輻射范圍是全國性的,主要通過重大政策和制度來實施,比如社保制度、教育醫療制度等。地方政府公共服務的輻射范圍相應縮小,主要是保障和提高地區居民的福利水平,基層鄉鎮政府則主要負責執行。保障鄉鎮政府公共服務職能的切實履行需要提供相應的財力加以保障。在基層財政沒有獨立財政的情況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需要分擔履行公共服務職能的成本,在不同政策中承擔不同責任。

    三、建立多主體的農村公共服務供給機制,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

    我國農村公共服務事務多,需求多樣,客觀需要多主體發揮各自的優勢,通過協調合作達到資源的優化配置,提高農村公共服務供給水平。政府和其他主體在公共服務的提供中應該依據各自的資源狀況、提供能力、效率以及公共服務的不同層次、內容承擔相應的供給責任。

    政府在公共服務供給中的主導作用指的是政府是公共服務的安排者、引導者,而不是直接的生產者和包攬者,其作用主要體現在:一是提供惠及全社會的公共服務,兼顧效率和公平。通過公共政策和制度的制定,對整體性的公共服務進行安排,如對教育、醫療等領域的事務安排。二是“對農村公共服務的服務標準、質量要求、收費標準、公共服務資格認證、登記制度審計制度和公眾投訴等作出制度安排。”三是提供資金支持,建立府際間責任和資金分擔機制。多主體積極參與則是動員社會力量、市場力量和群眾力量參與到公共服務中來,吸收各種社會組織、非政府組織作為公共服務的供給者,以彌補政府或者市場作為單一主體提供公共服務可能帶來的“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滿足公眾需求,提高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水平。

    在農村公共服務的供給中,政府主體和其他主體是協調合作的,政府居于核心主導地位,要切實改善農村公共服務現狀,政府應先從以下方面著手。

    1.統籌城鄉發展,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在我國公共服務供給中,呈現出明顯的非均等化,這種不均等表現為地域性差異和城鄉差異,經濟發達地區公共服務水平較高,而相較于農村地區,城市的公共服務水平也明顯好于農村地區。這種差異帶來了相對的剝奪感,也未達到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目的,不利于社會公平的實現。“統籌城鄉發展,重要的是要把新農村的各項建設建立在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的基礎之上,強化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

    2.培育社會力量的發展壯大,調動群眾參與積極性。在公共服務供給中,社會力量是政府力量的重要補充。社會組織、自治組織最貼近人民的需求,能滿足農民多樣化的需求,培育社會力量的發展壯大,有助于提高公共服務供給的質量。政府要為各種社會組織、非政府組織的發展他們的有序發展提供制度空間和政策引導,保證社會組織的規范運行。政府可通過制定規范社會組織發展的法律法規,為社會組織提供合法性,規范社會組織的發展壯大;給社會組織提供一定的資源支持,幫助社會組織的能力發展,扶持它們在公共服務中承擔更多的責任。在各種社會組織中,要特別注重農民自組織自我服務能力的培養和提升,鼓勵農民自由地進行利益表達和利益獲取,充分調動農民參與農村公共服務、參與公共生活的積極性,才是農村治理發展的前途所在。

    3.關注農民需求,提高公共服務能力。目前,農村公共服務的供給中存在重視短期公共產品的生產與服務,忽視長期產品的生產與供給,硬件多,軟件少等問題。基礎設施建設、道路交通改善等方面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容易得到滿足,而在教育、醫療、科技應用、市場信息提供等方面獲得較難,出現了供需不協調的狀況。其原因在于公共產品和服務自上而下的決策沒有同自下而上的農民需求相結合,因此政府要加強對農村公共服務需求的調查分析能力,發揮基層組織同群眾緊密相連的紐帶關系,同社會組織力量和市場力量實現信息共享,把準農民需求的脈搏,統籌安排資源配置,更好地提供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