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標準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標準范文第1篇

對比美國、德國與中國的制造業發展，高質量就業是人才與技能的競爭；

推動高質量就業，要考慮經濟轉型和勞動力市場制度安排，要將提升就業能力與提供就業機會相結合。

“更高質量的就業”要在保持就業數量的同時，注重人才培養和技能提升

結合當前全球經濟形勢和國際市場狀況，從國際的角度來看中國提出的“推動和提升更高質量的就業”很有意義。要落實這一理念，要十分重視適應高端技術產業發展的需要，重視人才的培養以及勞動力隊伍的技術與能力的提升。

可以通過美國、德國、中國在制造業方面的政策戰略對比分析，從國際角度來觀察何為“更高質量的就業”。

美國總奧巴馬通過各種場合，不止一次提出要將美國企業在境外的一些工作崗位“回流”到美國本土，從國際勞動市場中爭奪更多的就業機會。其實，將質量技能含量低的中低端制造業“回流”美國的做法顯然是不理智的，也是不可持續的，從根本上解決不了美國的實際問題。

而德國制造業可以說在各方面都具有領先優勢，他們將高端技術的核心部分留在本土生產，中低端零配件外包，然后再運到德國，在國內組裝后再出口海外。德國通過在本土不斷發展和完善制造業，不斷創新和改進產業技術，追求產品附加值，同時注重產業鏈上人才技術能力的提升，以高端技術和高技能人才優勢占據全球制造業市場主導地位，奠定了德國制造業良好的戰略基礎。這種做法對追求和實現更高質量的就業具有可持續作用，德國的做法是有借鑒意義的。

中國制造業發展迅速，前期已經積累諸多技術研發經驗，再加上內需新興經濟體的需求日益增加，已具備開發自有品牌、培育國內市場、擺脫低端制造束縛的能力。但另一方面，中國制造業長期以來在低附加值領域徘徊，要想盡快擺脫這種狀態向中國高端領域進軍，顯然對中國是個挑戰。在國際產業分工不斷細化的形勢下，中國要不斷加快產業鏈的升級和完善。在從中低端制造向中高端制造的轉型過程中，生產技術的創新和完善、人才技能的開發和提升是至關重要的前提，也是保證實現高質量就業的關鍵因素。

通過對比美國、德國和中國的情況，不難看出，這場全球性的競爭與其說是就業戰爭，還不如說是人才和技能的競爭。德國的經驗值得學習借鑒，但也要結合本國的實際國情和發展階段，對于中國來說，需要在保持就業數量的同時注重人才的培養和勞動者技能的提升，只有兩者并舉，更高質量就業、更加充分就業、更加穩定就業的目標才能得以推進和實現。

實現更高質量的就業需要考慮五個因素

當前在國際經濟復蘇緩慢、中國經濟增速趨緩對就業影響的情況下，推動實現更高質量的就業，我認為需要考慮五個方面：

第一，宏觀經濟方面。中國政府在GDP增長放緩的情況下，提出要擴大內需，刺激消費。這就要求投資有更強的針對性，更加講求效益。在能源、食品、生產性的服務業等領域的投資應有大量增加，以滿足消費市場的需求；同時，也要更加注重對科技發展、人才培養和技術提升，并加大對這些領域的投入，以適應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的需要，同時滿足人們生活質量提高的要求。這些又同就業的數量和更高的就業質量密切相關。

比如，未來中國和印度的新興經濟的增長是肯定的，而這種新型經濟體對經濟和就業增長的影響是持續的，一定會使全球的消費市場增加大量需求。人口大國對消費市場的巨大需求，又一定會推動相關資源價格的上漲。可以預測，由于消費品需求增加，消費品市場的發展空間也會擴大，隨之而來的資本投資業會增多。只有人才技能與素質得到提升，相關科學技術得以創新和發展，才能滿足這樣巨大的市場需要。

第二，勞動力市場政策方面。一是要通過制定具體的、可衡量的政策標準對工作環境和就業條件進行評估（可結合體面勞動的框架）；二是要進一步完善相關就業法律和政策，包括工作時間、職業安全與衛生、工資、勞動合同等，但同時又要注意避免過度制定法律，以免產生負效應；三是更重要的是要對現有相關法律和政策加大執行力度，提升執行的有效性。

第三，就業市場方面。一是要建立有活力的、并能不斷創造新的就業機會的就業市場；二是要注意平衡勞動維權與靈活就業之間的關系；三是要把握好制定勞動維權的法律規定的度，在保證勞動者權益的同時，避免對企業造成困擾；四是要注重解聘門檻和招聘標準之間的平衡性，以保證工作質量與就業機會的可獲得性。

第四，就業能力方面。對個人而言，要注重就業能力的提升，確保勞動者具備相應的技能，以符合用人單位的標準和要求，從而進一步提升個人的就業質量；對政府部門而言，要在職業技能培訓方面加大工作力度，為勞動者素質提升創造良好的環境。

第五，工作機會是對就業質量產生直接影響的關鍵條件。勞動力市場要不斷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否則人們一旦失業，就可能會無路可走。例如，在希臘，一個人如果不想失業，避免被雇主開除，就要尋求勞動保護。為了保證所謂的就業穩定，即使工人能力和技術與崗位不匹配，也不會被解雇。在這樣的勞動市場中，雇主不會主動地去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另一方面，雇員雖不適應或不喜歡所在的工作崗位，但市場上沒有其他機會可選擇，這樣的就業就談不上高質量。調查顯示，希臘的雇員就業滿意度不高，這當然也就影響就業質量。而在丹麥，相關的就業法律門檻較低，雇主很容易創造新的工作機會，雇員一旦失業，也比較容易找到其他工作。調查顯示，丹麥的雇員滿意度比較高，就業質量也相對較高。由此說明，從雇主角度來看，如果雇員一旦被雇用就無法解雇，即便是沒有生產任務，也要支付雇員工資，請進容易請出難，那么雇主對創造新的工作崗位就會非常謹慎。從雇員角度來講，如果雇員明知道本身無法適應崗位需要，但在市場上又很難找到適合的工作，在這種情況下也談不上就業質量。因此，是否有足夠的工作機會是對就業質量產生直接影響的一個關鍵條件。

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標準范文第2篇

論文摘要：本文分析了審計聲譽與審計質量的關系，并且結合我國審計實務分析了我國審計市場的聲譽價值及其對審計質量的影響。研究發現：審計聲譽在我國審計市場沒有經濟價值，審計師可能沒有建立高質量審計聲譽的動機。

審計聲譽與審計質量密切相關，審計師作為一個理性經濟人，在提供審計服務時，必然會把審計聲譽的經濟價值作為提供審計質量決策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

一、審計質量

WattsandZimmerman（1981）andDeAngelo(1981)給審計質量下了一個經典的定義。他們把審計過程簡單二分為發現過程和報告過程。審計質量就定義為審計師發現客戶會計信息系統中某一違約行為并且對已經發現的違約行為進行報告的聯合概率。因此，審計質量可用公式寫為：

審計質量＝P(審計師發現違約｜存在違約)×P(審計師報告違約｜審計師發現違約)

第一個概率是在違約存在時，審計師發現違約的概率，這個概率依賴于審計師的努力程度、技能、能力等等，反映了審計師的專業勝任能力。第二個概率是審計師在發現違約時，他報告違約行為的概率。這個概率反映了審計獨立性。這兩個概率都必須非0，如果有任何一個概率為0。那么審計師就沒有價值。如果審計師被預期為不會發現已經存在的違約或者不會報告任何已經發現的違約，則沒有任何理由需要聘請審計師。

從上述審計質量的公式我們可以看出，公式的右邊以發現和報告這兩個審計程序來反映了審計工作的過程，而公司的左邊以概率的形式反映了審計工作的結果，其概率的含義就是對于含有重大錯報的財務報告，審計師不會發表標準無保留審計意見的概率。因此，WattsandZimmerman（1981）andDeAngelo（1981）的定義確立了審計質量的分析標準：首先，一個重大的錯報必須被發現，其次，被發現的錯報必須對外披露。

二、審計聲譽與審計質量

聲譽常指獲得社會公眾信任和贊美的程度，通常由知名度、美譽度和信任度構成。高質量審計的聲譽則可以認為社會公眾對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質量予以信任和贊美的程度。既然審計質量可以理解為審計師發現并報告客戶財務報告錯報的概率，如果一個會計師事務所想要獲得高質量審計的聲譽，他就必須提供高質量的審計服務，比如發現并且報告更多客戶財務報告的錯報。發現更多的財務報告錯報信賴于審計師的專業勝任能力和投入的審計資源。如果想提供更好的專業勝任能力就必須聘用更為優秀的人才，更為優秀的人才也必然會要求更高的報酬，從而會增加審計成本。

在一定的專業勝任能力前提下，如果想發現更多的錯報，審計師就必須尋求更多的審計證據，而審計證據又與審計成本成正比，更多的審計證據必然要求投入更多的審計資源進行審計，如更多的審計工作人員，更長的審計工作時間等等。

此外，發現更多的財務報告錯報僅僅是審計質量的一個方面，高審計質量還要求審計師報告所發現的錯報。但是，因為公司是財務報告的提供者卻不是財務報告的消費者，而審計質量又表示審計師發現并報告所審計公司財務報告錯報的概率，因此公司對審計服務的需求并不一定是對高質量審計服務的需求，也就是說公司可能不希望審計師報告所發現的客戶財務報告中的重大錯報。

但是，在審計師由所審計公司委托的情況下，如果審計師報告了客戶財務報告中較多的錯報，也就是說審計師保持較高的獨立性，拒絕與管理者合作，這時，管理者就可能會解雇這個不合作的審計師，轉向其它更為合作的審計師，此時，審計師就會失去與此客戶相關的審計收入。

因此，審計聲譽要求審計師提高審計質量，但是更高的審計質量對應更高的成本，這種成本包括更高的審計成本以及可能失去與客戶相關的審計收入。

三、我國審計市場聲譽價值與審計質量

審計師之所以愿意承擔高質量審計的成本，是因為高質量審計的聲譽能帶來更多的收益（更多的客戶、更高的收費）以補償其成本。

在西方國家，如果審計師提供的審計質量獲得了社會公眾的信任，那么他憑借高質量審計的聲譽價值，可以拓展更多的客戶資源或者提高審計收費。如在西方審計市場，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憑借其卓越的審計聲譽，占據了審計市場上的絕大部分市場份額，并且與非國際四大相比，收取了更高的審計費用。

但是，我國高質量審計的聲譽價值可能不大。從審計收費來說，高質量的審計應當收取更多的審計費用，以體現優質優價的原則、彌補其增加的審計成本。審計的定價理論上也應遵循成本加成的原則，反映在審計收費的價格制定上則是各會計師事務所主要考慮自身的成本加上預期的利潤就初步構成了產品的價格。

但是，以我國目前的審計收費現實來說，不管是監管部門還是企業都認為審計產品是一個無差異的產品，反映在價格理念上就是對于無差異的產品適用的是統一的收費標準，因此大多數城市的監管部門都曾經為會計師事務所制定了所謂的收費標準，該標準一般以資產或資本總額等等指標為參照，而很少考慮客戶的復雜程度、審計風險等因素。

為此，筆者專門去查詢了一下部分會計師事務所公布的審計收費標準，發現各地的會計師事務所公布的審計收費標準都是沿用以前各地物價局核定的審計收費標準，歸納起來大概有二種，一種是以資產規模的一定比率作為審計收費價格，一種是以審計人員的工作小時數來核定審計費用，其中又以資產規模的一定比率作為審計收費標準的占大多數；而筆者在走訪實務中的審計人員和企業后發現，實際的審計市場競爭非常激烈，審計收費與上述規定的標準相比都打了很大折扣，并且會計師事務所與企業之間審計費用的商定往往依賴于個人的關系而不是會計師事務所供應的審計質量。

劉峰、張立民、雷科羅（2002）對中天勤會計師事務所被撤消以后的客戶流向進行分析后發現，就連大名鼎鼎的國際五大會計師事務所在中國審計市場都沒有顯著收取更高的審計費用，除了長安汽車（有B股）以外，從中天勤事務所轉向國際五大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收費水平和轉向國內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收費水平沒有顯著差異。

因此，我們似乎可以認為在目前中國審計市場中，高質量審計并不能帶來更高的審計收費，如果事務所執行更高質量的審計標準，那么對事務所來說，就意味著成本的增加和利潤的減少，所以從審計收費的角度來說，高質量審計沒有聲譽價值。

如果說高質量的審計聲譽不能體現在優質優價上，那么高質量審計的聲譽能不能有助于會計師事務所獲得更多的客戶資源呢？

從我們國家目前的情況來看，答案明顯是“不能”。李樹華（2000）研究了我國審計市場獨立性和會計師事務所市場份額的關系，發現獨立性的提高與審計市場呈現出明顯的背離關系，隨著會計師事務所獨立性的提高，其審計市場份額反而明顯減少，“獨立性高”成了會計師事務所獲取客戶資源的障礙。

審計師獨立性越高，就越有可能報告他所發現的客戶財務報告的錯報，但是審計師的委托人是所審計的公司，如果審計師保持較高的審計質量標準，拒絕與所審計公司合作，那么誰愿意委托這種審計師呢？劉峰、張立民、雷科羅（2002）對原中天勤會計師事務所的客戶流向進行分析時發現，客戶對會計師事務所的選擇與審計聲譽無關，原中天勤的客戶中有三分之二選擇了審計聲譽不高的本地事務所，而本地事務所的獨立性更容易受到影響和干預；超過三分之一的客戶選擇了原簽字會計師加盟的新事務所，即與其簽字會計師“共進退”。這說明“人脈關系”而不是事務所的聲譽，是影響上市公司事務所選擇的重要因素。

總之，從事務所開拓客戶資源來看，高質量審計的聲譽沒有價值，反而會妨礙審計師發展新的客戶。

綜上所述，在我們國家，如果審計師選擇追求高質量審計的聲譽，那么他不僅要面對審計業務利潤的減少，還要面對客戶的流失，并且審計聲譽沒有什么經濟價值，它既不能幫助它開拓新的客戶，又很難據此提高審計收費。此外，審計市場禁止廣告宣傳，高質量審計的聲譽只能通過口碑相傳這種形式建立起來，那么，就算是高質量審計的聲譽具有經濟價值，這種聲譽的形成也將是一個極其漫長的過程，但是從長期來說，我們都將死去（凱恩斯，1935），在急功近利的今天，我國審計市場誰愿意去建立這未來經濟利益遙遙不可及的審計聲譽呢？因此，國內審計市場審計質量普遍較低的現狀也就不足為奇了！

參考文獻：

1.李樹華.2000.審計獨立性的提高與審計市場的背離.上海三聯書店

2.劉峰，張立民，雷科羅.2002.我國審計市場制度安排與審計質量需求.會計研究，第12期

3.凱恩斯.1935.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徐毓桐譯）.商務印書館

在西方國家，如果審計師提供的審計質量獲得了社會公眾的信任，那么他憑借高質量審計的聲譽價值，可以拓展更多的客戶資源或者提高審計收費。如在西方審計市場，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憑借其卓越的審計聲譽，占據了審計市場上的絕大部分市場份額，并且與非國際四大相比，收取了更高的審計費用。

但是，我國高質量審計的聲譽價值可能不大。從審計收費來說，高質量的審計應當收取更多的審計費用，以體現優質優價的原則、彌補其增加的審計成本。審計的定價理論上也應遵循成本加成的原則，反映在審計收費的價格制定上則是各會計師事務所主要考慮自身的成本加上預期的利潤就初步構成了產品的價格。

但是，以我國目前的審計收費現實來說，不管是監管部門還是企業都認為審計產品是一個無差異的產品，反映在價格理念上就是對于無差異的產品適用的是統一的收費標準，因此大多數城市的監管部門都曾經為會計師事務所制定了所謂的收費標準，該標準一般以資產或資本總額等等指標為參照，而很少考慮客戶的復雜程度、審計風險等因素。

為此，筆者專門去查詢了一下部分會計師事務所公布的審計收費標準，發現各地的會計師事務所公布的審計收費標準都是沿用以前各地物價局核定的審計收費標準，歸納起來大概有二種，一種是以資產規模的一定比率作為審計收費價格，一種是以審計人員的工作小時數來核定審計費用，其中又以資產規模的一定比率作為審計收費標準的占大多數；而筆者在走訪實務中的審計人員和企業后發現，實際的審計市場競爭非常激烈，審計收費與上述規定的標準相比都打了很大折扣，并且會計師事務所與企業之間審計費用的商定往往依賴于個人的關系而不是會計師事務所供應的審計質量。

劉峰、張立民、雷科羅（2002）對中天勤會計師事務所被撤消以后的客戶流向進行分析后發現，就連大名鼎鼎的國際五大會計師事務所在中國審計市場都沒有顯著收取更高的審計費用，除了長安汽車（有B股）以外，從中天勤事務所轉向國際五大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收費水平和轉向國內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收費水平沒有顯著差異。

因此，我們似乎可以認為在目前中國審計市場中，高質量審計并不能帶來更高的審計收費，如果事務所執行更高質量的審計標準，那么對事務所來說，就意味著成本的增加和利潤的減少，所以從審計收費的角度來說，高質量審計沒有聲譽價值。

如果說高質量的審計聲譽不能體現在優質優價上，那么高質量審計的聲譽能不能有助于會計師事務所獲得更多的客戶資源呢？

從我們國家目前的情況來看，答案明顯是“不能”。李樹華（2000）研究了我國審計市場獨立性和會計師事務所市場份額的關系，發現獨立性的提高與審計市場呈現出明顯的背離關系，隨著會計師事務所獨立性的提高，其審計市場份額反而明顯減少，“獨立性高”成了會計師事務所獲取客戶資源的障礙。

審計師獨立性越高，就越有可能報告他所發現的客戶財務報告的錯報，但是審計師的委托人是所審計的公司，如果審計師保持較高的審計質量標準，拒絕與所審計公司合作，那么誰愿意委托這種審計師呢？劉峰、張立民、雷科羅（2002）對原中天勤會計師事務所的客戶流向進行分析時發現，客戶對會計師事務所的選擇與審計聲譽無關，原中天勤的客戶中有三分之二選擇了審計聲譽不高的本地事務所，而本地事務所的獨立性更容易受到影響和干預；超過三分之一的客戶選擇了原簽字會計師加盟的新事務所，即與其簽字會計師“共進退”。這說明“人脈關系”而不是事務所的聲譽，是影響上市公司事務所選擇的重要因素。

總之，從事務所開拓客戶資源來看，高質量審計的聲譽沒有價值，反而會妨礙審計師發展新的客戶。

綜上所述，在我們國家，如果審計師選擇追求高質量審計的聲譽，那么他不僅要面對審計業務利潤的減少，還要面對客戶的流失，并且審計聲譽沒有什么經濟價值，它既不能幫助它開拓新的客戶，又很難據此提高審計收費。此外，審計市場禁止廣告宣傳，高質量審計的聲譽只能通過口碑相傳這種形式建立起來，那么，就算是高質量審計的聲譽具有經濟價值，這種聲譽的形成也將是一個極其漫長的過程，但是從長期來說，我們都將死去（凱恩斯，1935），在急功近利的今天，我國審計市場誰愿意去建立這未來經濟利益遙遙不可及的審計聲譽呢？因此，國內審計市場審計質量普遍較低的現狀也就不足為奇了！

參考文獻：

1.李樹華.2000.審計獨立性的提高與審計市場的背離.上海三聯書店

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標準范文第3篇

作為改革開放的“排頭兵”，深圳如何在“十三五”時期繼續保持優勢？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在廣東代表團駐地專訪深圳市市長許勤詳解深圳發展規劃。

從“深圳速度”到“深圳質量”

“深圳標準”

《中國經濟周刊》：深圳的發展曾得益于特區優勢，如今深圳如何發揮優勢激發特區的發展活力？

許勤：深圳經濟特區因改革開放而生、因改革開放而興。改革開放是深圳的根和魂，是深圳永恒的使命。黨的十之后，離京視察第一站就來到廣東深圳，要求我們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勉勵我們堅定不移走改革開放的強國之路、富民之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總體部署，明確了改革的總目標、時間表、路線圖。作為我國第一個經濟特區和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近年來深圳經濟特區深入貫徹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和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堅持以全面深化改革破難題、增活力，以全方位開放聚資源、促發展，努力打破制約發展的“天花板”和“玻璃罩”，在國家全面深化改革和新一輪對外開放中，更好地發揮經濟特區的引領示范作用。

《中國經濟周刊》：深圳曾創造過“深圳速度”，近年來又提出了“深圳質量”“深圳標準”，請您談談這個轉變。

許勤：深圳能邁出很好的一步，實際上很重要的是非常忠實地落實總書記的要求、落實十以來的各項工作部署，很好地去按照新常態下的新規律去辦事。要以創新來實現動力轉換、以轉型推動結構優化、以質量引領速度換擋，加快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深圳經濟社會再升級、再發展，實現更高質量、更可持續的發展。像我們從發展思路上這幾年提的就是深圳速度向深圳質量轉變、打造深圳標準，它主要就是為了采集一流標準。

2010年，在深圳經濟特區成立30周年的新的歷史發展階段，我們按照中央關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著眼于深圳發展的階段性特征，積極把握發展規律、創新發展理念、破解發展難題，提出了打造“深圳質量”，把質量放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優先位置，堅持質量引領、以質取勝，全面提升經濟、社會、文化、城市、生態質量，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2012年，我們認真落實中央提出的“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結合經濟發展形勢，在“深圳質量”理念的基礎上，提出了“有質量的穩定增長和可持續的全面發展”的總要求，并將其貫徹落實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過程和各領域。

2014年，按照總書記關于“標準決定質量，只有高標準才有高質量”的要求，我們進一步提出了打造“深圳標準”的新要求，著力推進標準、質量、品牌、信譽“四位一體”建設，全面提升經濟、社會、城市、生態、文化和政府服務質量，為加快實現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轉變、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轉變“三個轉變”做出新探索。

回顧過去幾年的發展，作為經濟社會發展較快的地區，深圳較早地遇到了人口、土地、資源、能源等方面的瓶頸制約，通過堅持質量引領、創新驅動、轉型升級和綠色低碳，較早轉變了經濟發展方式，有效破解了發展瓶頸，保持了有質量的穩定增長、可持續的全面發展。

過去5年打造“深圳質量”的實踐，有力地印證了總書記關于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判斷是完全正確的，有力地佐證了“五大發展理念”的科學性、系統性和前瞻性，充分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優越性。只要我們不折不扣地落實中央的決策部署和系列重要講話精神，深入踐行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就完全可以在新常態下實現速度換擋、結構優化、動力轉換，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邁向中高端水平，實現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增長。

未來深圳的產業發展方向？

《中國經濟周刊》：深圳的經濟發展速度長期領跑全國，您認為深圳未來的產業發展方向是什么？

許勤：深圳很早以前就提出未來深圳要做什么，深圳應該做的不僅是要輸出一流的、高質量的產品，也要輸出一流的、高質量的技術，最終產品可以不是實物產品，而是技術，靠專利許可去賺錢、靠技術干股去賺錢，要走到那一步是一個產業升級的過程。

2012年、2013年當深圳的戰略新興產業已經開始呈現良好的發展勢頭的時候，我們就開始思考下一步什么產業會形成規模。我們現在定的是生命健康產業，這是個非常大的產業，服務對象包括老人、孩子、殘疾人、特殊群體等，從助聽器、輪椅，到小孩、特殊群體的專用設備。這些產品的技術附加價值都很高，而且人們以后一定會對自己的健康、對自己的身體更在意，這個產業我們已經早早布局。

《中國經濟周刊》：近年來深圳創新創業氛圍很濃，市政府如何布局高新科技產業？

許勤：深圳可以說是信息技術全球最領先的城市之一，早在幾年前深圳就確定了無人機這個重點，當時更多的是看到了未來。

另外我們非常關注航空航天產業的發展，我們跟航天中心、國家航天科技集團都進行了合作。我們要把相關技術民用化。比如宇航員的生命維持系統，那是一個絕對精密的健康醫療體系，它可以檢測到身體里任何一個小的變化，確保宇航員能夠在一種非常健康的狀況下在太空工作生活。這些檢測技術實際上在深圳很快就可以民用化，比如用于老人的心血管檢測。

還有就是我們的機器人、可穿戴設備和智能裝備，未來深圳要往電子信息產業升級這個方向走。

《中國經濟周刊》：“十三五”時期，深圳如何布局和規劃，實現新常態下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發展？

許勤：“十三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定性階段，也是深圳經濟特區加快建成現代化國際化創新型城市的關鍵時期。“十三五”時期，深圳經濟特區發展重點概括為：緊扣一個總目標（勇當“四個全面”排頭兵），聚焦一個定位（加快建設科技和產業創新中心），落實一條主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搶占一個制高點（發展信息經濟），打造一大戰略平臺（前海蛇口自貿片區）。

《中國經濟周刊》：請您詳解一下搶占一個制高點中的發展信息經濟。

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標準范文第4篇

關鍵詞：質量 質量管理 質量文化建設

在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人們已深刻地認識到企業為了在競爭中取勝，適應新形勢的發展，必須走“質量興企的道路”。其主要措施：一是質量觀念的更新；二是創造名牌；三是質量文化建設。在提高質量意識和加強質量管理的基礎上，更重要的是必須提高質量管理的有效性。

一、質量是全球企業追求的目標

適者生存，能者發展。以質量求生存，以質量求發展，已經成為時代的最強音，成為全球追求的目標，21世紀是世界質量竟爭的世紀。面對市場經濟的挑戰，專家們提出“質量要革命”的口號；學者們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是一場不用槍炮、不流血的商戰，其主要武器就是產品質量（包括服務質量）?？傊粋€以提高產品質量為中心的世界浪潮正在世界各國形成。我國近幾年內采取了許多措施，強調效益來自質量的辯證關系。1991年全國定為“質量、品種、效益年”；1992年開展了“中國質量萬里行”活動，并相繼頒布了一系列質量法規和政策，其中最主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質量振興綱要》、《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筑法》等，使我國產品質量逐步走上法制的軌道，加強了產品質量的監督管理。企業為了大力提高產品質量，努力推行TOC全面質量管理和ISO9000系列標準質量認證。質量競爭的激浪，推動各個行業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創優質、出精品、爭名牌，已成為舉國上下、各行各業的共同呼聲，也成為全球追求的共同目標。

二、堅持走“質量興企”的道路

對質量的認識和重視已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人們已深刻地認識到，現代經濟是一個開放的世界經濟，國際貿易和世界性的經濟合作，是每個國家發展經濟不可缺少的條件。為此，就要形成一個相互交換產品、資源和服務的國際市場，而質量則是進入這個國際市場的通行證，是參與市場競爭的資本。企業將以質量爭市場，以質量論英雄，因此不可避免地面臨質量的巨大挑戰。質量的作用日益重要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主要特征，人們不僅把質量看成是國際市場競爭的主要手段而且看成是威脅人類社會安全和生存環境的防御力量，把質量改進看成是合理利用社會資源、提高效率、減少廢品損失、增加社會效益的國策。企業為了在競爭中取勝，適應新形勢的發展，必須堅持走“質量興企”的道路，要注意認識和解決三個問題。

1、質量觀念的更新。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首先就是經濟活動市場化、市場競爭公平化，在競爭中優勝劣汰。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競爭日益加劇，競爭的焦點已由數量、價格競爭轉變為質量競爭，質量好壞決定了企業經營的成敗。因此，質量觀念要從單純符合標準轉換到滿足市場用戶的需求上來，樹立起“沒有市場的產品，就沒有質量”的觀念。為此，企業對于質量和質量管理的觀念及做法要有一個觀念的更新。企業必須圍繞質量制訂經營方針，正確把握生產經營航向，在提高質量管理的有效性上下功夫。因為用戶對產品質量和服務質量的要求是通過比較進行選擇的。質量不限于產品的基本性能，產品（工程）的包裝、外觀及服務都要滿足市場用戶的需求和欲望。這就要求看產品質量好壞，不能光看外部質量，還必須重視內部質量。在滿足用戶需要的使用價值的基礎上，還要注重提高服務質量。隨著科學技術進步，新產品不斷開發，企業要在競爭中爭取主動，不僅要滿足用戶現有的質量需求，還要積極挖掘用戶潛在的質量需求以滿足用戶對產品和服務更高、更新的需求。

2、創造名牌產品?？v觀當今世界，質量競爭乃至“名牌”競爭已成為經濟競爭的焦點。名牌（包括服務）就是高信譽、高市場占有率、高經濟效益的集中表現。創造名牌要堅持以質量為核心，追求精益求精，追求“零缺陷”的優質品牌。要堅持以市場為導向，以用戶的要求為導向，堅持科技領先。研制新產品，開辟新市場，推出新服務，按照“管理突破”的原則不斷進行質量改進，不斷創造第一和唯一，要始終保持現代精品的魅力，滿足不同用戶的各種需求，要堅持科學管理，要進入國際規范化管理的領地，按照國際標準建立質量體系進行產品認證；要堅持國際一流的服務質量，優質的服務是企業信譽和形象的窗口。

3、加強質量文化的建設。質量文化是指企業和社會在長期的生產經營中自然形成的涉及質量的意識，規范，道德，行動準則，法律觀念以及傳統慣例等“軟件”的總和。歐洲質量組織第三十三屆年會上，與會者認為90年代質量管理的特點之一是“全國質量管理從強調全員參加管理，強調管理者親自領導正逐步擴展到強調發展質量文化”。所以，質量文化建設的課題正受到世界各國企業和專家們的關注。世界上成功的企業無一不是以其優秀的質量文化與企業文化貫徹管理始終的。企業文化大力提升企業精神，而質量文化則強調企業質量方針，側重提高企業全體員工的質量戰略意識，質量競爭意識和質量管理技法。此外，在世界范圍內正進行著人員素質，企業行為，質量環境，質量心理等 理論與實踐研究。從質量的研究領域及實際應用性來年看，決定了質量具有科學的交叉性和綜合性等特性。

三、努力提高質量管理的有效性

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標準范文第5篇

關鍵詞：IPO公司 高質量審計 理論

1 概述

我國證券市場的發展一直備受學術界和實業界關注，而審計市場的健康發展是推動證券市場健康發展，實現資源有效配置的重要基礎。審計市場健康發展的一個前提就是存在高質量的審計需求。本文以理論為基礎，結合我國特殊的制度背景，選擇2000年到2004年以及2006年到2011年兩時段滬深兩市A股IPO公司為研究對象，分階段采用回歸模型檢驗IPO市場審計師選擇行為的影響因素，以此來考察影響我國IPO公司審計師選擇的因素，期望能合理地解釋IPO公司審計師的選擇行為，研究我國特殊制度背景和轉軌經濟市場對審計師選擇的趨勢，進一步豐富關于審計師選擇的研究。

2 研究假說

2.1 大小股東之間的沖突。大小股東之間的沖突可以通過股權集中度（CRI）來反應。股權分散時，由于中小股東存在著搭便車的動機，作為公共產品的監督，因其監督成本高昂，對于僅持有少量股份的中小股東來說，成本過高，因而股權越分散，公司的問題越嚴重?；诖?，本文提出假設：

假設1：IPO公司的股權集中度與對高質量審計師需求負相關。

2.2 最終控制人性質差異與異質審計師的選擇。對于最終控制人性質不同的企業在審計師的選擇問題上有不同的聲音，國有控股企業存在嚴重的“內部人控制”與“外部人控制”問題，內外兩種問題并存導致國有控股的公司從根本上缺乏對高質量審計師的需求?；诖耍覀兲岢黾僭O：

假設2：國有控股企業相較于非國有控股企業，更沒有動機聘請高質量的審計師。

2.3 地域因素與審計師的選擇。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業務存在明顯的地域性（余玉苗，1999），這與我國會計師事務所行業原有的掛靠體質有關。因此，當IPO公司選擇外省的審計師時，必然存在某方面的收益可以彌補該公司選擇本地事務所所帶來的收益。基于此，提出假設：

假設3： 當IPO公司選擇外省的審計師時，更傾向于選擇高質量審計師。

2.4 市場化進程與審計師的選擇。高質量的審計可以提高財務信息的可靠性，企業經由高質量審計師審計后，其對外報告的財務信息可信度也較高，因此會得到較高的收益?；诖?，提出假設：

假設4：市場化程度越高的地區，IPO公司更傾向于選擇高質量審計師。

3 研究設計

3.1 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根據我國股權分置改革選取了股改前2000年1月到2004年7月以及股改后2006年7月到2011年12月兩個時間段的中國A股滬深兩市IPO上市公司的數據為研究樣本。之所以沒有選取2005年的數據是因為在2005年到2006年6月期間，IPO市場曾被關閉。選取這兩個時間段的樣本，主要是為了進行前后的縱向對比。

3.2 變量定義 ①被解釋變量。本文選擇用事務所的規模來作為對審計質量的衡量。②解釋變量。本文的解釋變量股權集中度（CRI）、最終控制人性質（Controller）、凈資產收益率（ROE）、地域因素（ADDRESS）、市場化指數（MKT）。③控制變量。考慮到風險對IPO公司選擇事務所有影響，加上前文對債權人與股東沖突的分析，將LEV（資產負債率）作為本文的一個控制變量。

4 研究結果與分析

4.1 描述性統計結果 由下表4-1的樣本分布表可見，進行IPO的公司在股改前有61.97%是國有控股性質的公司，股改后這一比例下降程度較大，下降后僅為10.54%。從選擇會計師事務所來看，股改前選擇“十一大”會計師事務所的IPO公司占總體的21.66%，股改后選擇“十一大”事務所的IPO公司比例有所上升，為48.04%，因此我們大膽猜想有可能是因為隨著IPO發行制度的改革，證券市場化程度有所提升，證券市場的這些變化繼而映射到審計市場，導致審計市場對高質量審計師的需求有所加大。在IPO公司的行業分類這一塊，發現絕大部分的IPO公司是屬于制造業行業，股改前這一比例為61.13%，在股改后達到了70.87%。地域因素對于IPO公司選擇審計師的影響較大，在2000年-2004年和2006年-2011年兩階段樣本數據中，分別有73.24%和72.72%的IPO公司選擇了公司注冊地的審計師。

表4-2和表4-3分別列示了2000年到2004年和2006年到2011年兩個時間段解釋變量及控制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從表4-2來看，股權集中度CRI最小值為6.14，最大值為85，均值為45.3315，標準差為16.0976，說明IPO公司股權集中度的差異還比較大。凈資產收益率ROE最小值為0.08，最大值為68.71，均值為17.1171，標準差為10.04，可見各IPO公司的凈資產收益率差異情況大。

從表4-3來看，股權集中度CRI最小值為0.1，最大值為3101，均值為42.05，標準差為102.08，各IPO公司的股權集中度差異依然大。凈資產收益率差異也依然很大。市場化指數MKT的均值為9.6228，最小值為4.25，最大值為11.71，標準差為1.7643，可見IPO公司的市場化程度還比較集中。

4.2 回歸結果與分析 本文全部運用SPSS17.0軟件進行分析，線性回歸的結果如下。表4-4是股權分置改革前2000年-2004年期間所有樣本回歸結果，表4-5是股權分置改革后，2006年-2011年期間所有樣本回歸結果。

股權分置改革前樣本回歸結果如上表，從表4-4可以看出，ADDRESS與高質量審計師是顯著正相關的，這與我們的假設3吻合。市場化程度MKT與高質量審計師顯著正相關，與假設4一致。股權集中度與高質量審計師負相關，但不顯著?？傮w來說，IPO公司選擇高質量審計師的動機仍然不強。

股權分置改革后樣本回歸結果如上表，從表4-5的結果來看，IPO公司所處市場的市場化程度與高質量審計師的需求是顯著正相關的，該結果與假設4是相吻合的。地域因素ADDRESS與高質量審計師顯著正相關，這與我們的假設3是一致的，股權集中度與選擇高質量審計師負相關，也不顯著。Controller與選擇高質量審計師負相關，也不顯著。在控制變量中，資產負債率LEV與高質量審計師顯著負相關?？偟膩碚f，2006年-2011年度的樣本回歸結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以下的說法：即股權分置改革后，我們證券市場的市場化程度有所提高，且這一變化映射到了審計市場，使得審計市場上對高質量審計師的需求增加，市場能夠在一定的程度上分辨高質量審計和低質量審計，從而分辨高質量公司和低質量公司。但總體來說，我國市場上對高質量審計師的需求仍然不夠強烈，且審計市場被地域因素人為分割了，審計市場的發展仍不盡如人意。

5 主要結論

本文采用實證研究的方法，對國內外相關學者的研究及文獻進行梳理，結合我國證券市場和審計市場的特點，探討了影響我國IPO公司對審計師選擇行為的若干因素，提出相應的研究假設，以2000年1月-2004年12月及2006年9月-2011年12月滬深兩市A股市場上IPO公司作為樣本，采用多元回歸分析，得出如下主要結論：

審計市場地區分割的情況比較嚴重，本地IPO公司傾向于選擇本地的事務所來進行審計。在選擇外地的事務所進行審計時，傾向于選擇高質量會計師事務所。IPO公司所在地的市場化程度越高，審計市場競爭越激烈，對高質量審計師的需求越大，IPO公司越傾向于選擇高質量的會計師事務所。但總體來看，我國IPO市場對高質量審計師的需求仍然不強，審計的需求被扭曲了，降低成本的作用機制沒發揮應有的作用。

鑒于IPO市場審計師選擇的確定因素復雜，也許我們永遠難以獲得一個完美的解釋，Ritter（2002）的一段話也許能給我們帶來某種啟發：“沒有任何一種模型能夠對現實的反常提供一個精確的解釋，而把多種理論綜合起來卻能夠解釋出許多觀察到的模式。”試圖僅依靠理論來解釋IPO公司審計師的選擇也許就是落入了窠臼。

參考文獻：

[1]陳英蓮.最終控制人性質與審計師選擇研究[D].暨南大學，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