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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風險范文第1篇

記得七月份居民價格消費指數1.8%公布的時候，筆者就指出這是“假摔”，不是真跌。果然，8月份CPI又回到“2”時代。

物價回到“2”不僅正常，而且，從未來的趨勢看，筆者認為，物價上漲的壓力已經凸顯。第一，8月份類消費品價格，除了通訊類的價格微跌之外，其余七大類消費品的價格都上漲，特別是隨著房地產的持續回暖，未來居住類價格因房租的上漲會更加顯著；其次，8月份豬肉價格雖然同比下降18%以上，但從豬肉價格單月的表現看，豬肉價格從7月份已經開始緩慢止跌。監測數據顯示，8月份以來，全國豬肉價格呈緩慢上漲態勢，豬肉價格的回升，將對未來物價上漲形成明顯的壓力；第三，隨著穩增長一系列舉措的繼續加碼，特別是8月份以來，國家發改委加大項目審批的力度，貨幣政策將在穩健的基調下，繼續偏向寬松。預計未來4個月，隨著投資力度的加大，貨幣投放量至少將和上半年持平，全年將在9.5萬億左右，實質上屬于穩中趨松的政策；第四，歐元區推行的“無上限收購債”的措施意味著，歐洲將不惜代價通過印鈔來走出債務危機，而美國量化寬松政策隨時可能出臺，這使得國際大宗商品以及糧食價格下半年重拾升勢的概率很大。國際油價在未來一個月已經超過了8%的漲幅，而受美國干旱的影響，國家糧價對中國糧食價格的心理層面的影響不可小視；第五，考慮到下半年將深化資源價格等深層的改革，深化收入分配領域的改革，這意味著，就影響價格本身的因素而言，推動價格上漲的因素多余拉動價格下跌的因素。

與價格的上漲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實體經濟未來復蘇的態勢并不明顯：其一，8月份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PPI)同比下降3.5%，較7月份2.9%的降幅放大0.6個百分點，不僅自2012年3月以來已經連續6個月“負增長”，而且創下34個月以來的新低；其二，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的8月份中國制造業PMI為49.2%，這是自去年11月以來首度跌破50%，創9個月新低，其三，8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實際增長8.9%，也是年內的最低，而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26785億元人民幣，同比下降2.7%，而8月份的發電量僅僅微增2.7%，這一系列的數字意味著，經濟下行筑底的過程沒有完成，下行的壓力和風險依然很大。

這樣，宏觀經濟將面臨一個無法自圓其說的困境：一方面，無論是規模以上的工業增加值，還是進出口數據等而言，宏觀經濟需要一系列的刺激政策遏制下滑的態勢，另一方面，在很多行業產能過剩，去庫存化尚未完成的情況下，如果通過加大貨幣的投放來遏制經濟下滑，釋放出來的新增貨幣將無法為實體經濟所吸收，只能在地面流動，最終推高物價。實體經濟停滯，而物價又面臨上漲危險的情況下，宏觀經濟面臨的滯漲風險就會越來越大。

宏觀經濟風險范文第2篇

【摘要】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變化，政府宏觀調控產生的經濟風險已經對各大商業銀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因此文章將會就宏觀經濟風險對商業銀行風險承擔行為的影響進行分析，為我國金融環境的穩定做出有效的保障。

【關鍵詞】宏觀經濟風險 商業銀行風險承擔行為 影響探討

在我國目前的金融體系環境下，銀行是所有金融領域的主要負責人――無論是從規模、市場還是影響力等方面的主導性，還是形成全球性金融體系系y性風險的可能性來講，國內的商業銀行的任何微小變化都可能會對國民經濟或者是個人財產變化產生深刻的影響。因此，研究宏觀經濟風險對商業銀行的風險承擔行為，不僅能夠保障銀行的可持續發展，還能為維護國家的經濟安全和社會穩定提供關鍵的作用。

一、宏觀經濟風險對商業銀行風險承擔行為的影響分析

（一）宏觀經濟風險對商業銀行風險承擔行為的整體影響

在目前的經濟市場環境下，商業銀行持有的風險資產數量以及信用衍生產品的數量都會隨著宏觀經濟風險的降低而提高，也就是說，商業銀行的風險承擔行為會隨著宏觀經濟風險的降低而加強。簡言之，宏觀經濟風險降低，意味著宏觀經濟的波動變小，在這種情況下，由于宏觀經濟向好的趨勢發展，就會增加商業銀行對經濟前景的信心。為了取得更多的資金收益，會使得商業銀行自發的增加了持有風險資產和信用衍生產品的數量，因此，商業銀行風險承擔行為也隨之增加。

（二）宏觀經濟風險對商業銀行穩定性的影響

商業銀行投資組合方差會隨著宏觀經濟風險的增加而變小，這也就意味著商業銀行穩定性的增加。簡言之，宏觀經濟風險加大，市場經濟形勢就會變得不穩定，就可能會導致商業銀行損失增加，商業銀行往往都是風險行為的厭惡者，因此，為了降低發生資金損失的可能性，勢必就會減少對風險資產和信用衍生產品持有的數量，依次降低自身的風險承擔行為的可能性。隨著持有的風險資產和信用衍生產品數量的減少，商業銀行投資組合的方差也就變小了，商業銀行穩定性增加。表面上看，似乎宏觀經濟風險加大，商業銀行會變得更加不穩定才符合人們的直覺。其實，正是外部宏觀經濟風險的增加，會促使商業銀行自身作出相應的調整，以應對這種外部風險，因此，就商業銀行內部而言，相比宏觀經濟風險不大時，穩定性會增加。

（三）宏觀經濟風險對商業銀行預期收益的影響

在宏觀經濟風險增大的情況下，商業銀行為了降低風險發生的幾率，就會減少風險資產和信用衍生產品的持有數量。但是風險資產和信用衍生產品的持有數量，不僅會讓風險得到控制，還會降低銀行的預期收益，這是由于商業銀行的預期收益往往都是來自于風險資產和信用衍生產品的收益，因此可以說商業銀行的預期收益將隨著宏觀經濟風險的增大而減少。

（四）宏觀經濟風險對商業銀行預期收益的影響

商業銀行總效用水平將隨著宏觀經濟風險的增大而減少。該結論的合理性和經濟意義在于：當宏觀經濟風險增大時，作為風險厭惡者的商業銀行來說，其決策會變得保守以規避風險。即，寧愿獲得的效用少一些，也不愿意冒更大的風險，也就是說，這樣的決策主要因防風險的緣故而寧肯犧牲自己一部分的效用水平。

二、宏觀經濟風險對商業銀行風險承擔行為的影響分析結論

根據上述分析可知，商業銀行持有的風險資產數量和信用衍生產品數量都將隨著宏觀經濟風險的降低而增加，也就是說，商業銀行的風險承擔行為會隨著宏觀經濟風險的降低而增加；隨著宏觀經濟風險的增加，商業銀行投資組合的方差變小，商業銀行的穩定性增大；商業銀行的預期收益將隨著宏觀經濟風險的增大而減少；商業銀行總效用水平將隨著宏觀經濟風險的增大而減少；宏觀經濟風險越小，金融創新對商業銀行風險承擔行為影響就越明顯；宏觀經濟風險越大，金融創新對商業銀行預期總效用水平的影響就越小。

三、宏觀經濟風險背景下對商業銀行提供的建議

商業銀行要有適度創新意識。一方面我們要穩步推進金融創新，但另一方面，又要時刻保持警惕，不能產生金融創新過度的行為。總而言之，商業銀行的技術人員需要讓金融創新的程度控制在對商業銀行風險承擔行為起產生積極作用的范圍之內。對于創新，還需要加強關注的是，國家和社會公眾所需要的創新是那種合理的創新，有價值的創新，有科學依據的創新，是尊重客觀事實的創新，是一種不僅能為商業銀行自身提供收益，還能真正為國家和社會提供切實福利的創新。國家反對的自私自利性質的創新，只顧自己利益不管別人生存與否的創新。任何人都不希望再出現2007年金融危機類型的“創新”，政府和人民不需要這樣的創新，社會需要的是善良的創新。

另一方面，商業銀行要有明確的風險意識，謹慎的處理和對待企業的融資行為。不管國內的經濟形勢的好壞與否，都要按照國家規定的貸款流程來開展經濟活動，按制定好的規矩和制度辦理業務。商業銀行只有先確保資本的安全以及自身經營的合法性，才能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企業。只有按照既定的流程和規章制度操作，商業銀行的業務人員才能識別出真正需要資本幫助的企業。若是一些不法企業可以使用弄虛作假的卑劣方式獲取商業銀行的專項貸款，那么接下來就會出現第二個、第三個類似的情況不斷出現，最終傷害的是整個國家的經濟。

四、結束語

綜上所述，在理論的角度研究金融創新和宏觀經濟風險對商業銀行風險承擔行為的作用機理可以證明研究金融創新和宏觀經濟風險對商業銀行風險承擔行為的影響，結論是宏觀經濟風險的降低可以有效減少商業銀行業的經營風險，提升商業銀行對抗風險的能力，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危機的發生都有積極的價值和意義。

參考文獻：

[1]查鑒珂.商業銀行市場競爭對風險承擔行為的影響研究[D].重慶大學，2016.

[2]方鵬宇.金融創新和宏觀經濟風險對商業銀行風險承擔行為的影響研究[D].重慶大學，2014.

宏觀經濟風險范文第3篇

【關鍵詞】銀行信貸 風險管理 經濟因素

一、引言

銀行是聚集和經營風險的企業，控制好風險是商業銀行存在和發展的基本前提，因此建立健全風險管理體系是商業銀行重要的職責之一。盡管各國的銀行監管部門都相當重視銀行業的風險管理，但是美國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公司的破產，還是引起了全球各國對商業銀行的防范和抵抗金融風險能力的擔憂。2010年9月，由27個國家銀行業監管部門和中央銀行高級代表組成的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制定并通過了《巴塞爾協議Ⅲ》，對銀行風險進行更為嚴格的管理。由此可見，防范和抵抗商業銀行信貸風險是全球金融行業關注的核心課題。本文正基于此建立起其微宏觀經濟因素與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的實證模型，以確定各經濟因素對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的相關關系，以助于我國商業銀行建立科學、有效的風險控制體系，以增強商業銀行在經營中抵御風險的能力。

二、影響銀行信貸風險的因素

（一）微觀變量對銀行信貸的影響因素

1.貸款比例（LOAN）。在微觀方面，貸款比例對銀行不良貸款率的變化有著重要的代表意義。一般認為，過快的信貸擴張是比較容易產生信貸風險，但信貸量的增加相當于加大了不良貸款率的分母。因而，對于貸款比例，本文假設H1：貸款比例與銀行信貸風險呈負相關關系。

2.資產規模（SIZE）。一般而言，資產規模越大的銀行擁有更多的分支機構和網點數量，這樣在發揮各網點的地理優勢時，可以起到因地制宜、取長補短的作用，以實現風險的分散化，有效降低信貸風險。因而，本文假設H2：資產規模與銀行信貸風險呈負相關關系。

3.管理費用支出比例（OR）。銀行管理費用的大小直接體現出銀行運行效率水平的高低。如果管理費用的支出水平較高，說明企業未能有效利用企業資源，低下的管理效率水平將會增加銀行的風險。因而，本文假設H3：管理費用支出比例與銀行信貸風險呈正相關關系。

4.資本充足率（CAR）。資本充足率是指資本總額與加權風險資產總額的比例。如果資本充足率越高，說明商業銀行抵抗風險水平越強，商業銀行風險就越低。因此，本文假設H4：資本充足率與銀行信貸風險呈負相關關系。

5.凈利息收入占總資產的比例（NIC）。銀行的存貸差歷來是我國商業銀行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一般認為，凈利息收入比重越大，風險越高。因此，本文假設H5：凈利息收入占總資產的比例與銀行信貸風險呈正相關關系。

6.不良貸款率（NPL）。當前較為常見的衡量商業銀行信貸資產安全的有兩個指標：一是違約率，二是不良貸款率。本文將采用不良貸款率作為衡量商業銀行資產狀況的指標。

（二）宏觀變量對銀行信貸的影響因素

1.GDP增長率（GDPG）。一般而言，宏觀經濟越好，社會的消費水平就越高，企業就更渴望擴大投資，以提高產出水平。同時，銀行也會在預期良好的宏觀經濟條件下，擴大企業的信貸規模，增加信貸供應量。因而，本文假設H6：GDP增長率與銀行信貸風險呈負相關關系。

2.貸款利率（INR）。貸款利率是衡量資本市場信貸資金的供需狀況。一般而言，貸款利率越高，資金的供應量就會越多，而資金的需求量就會越少。本文是選取六個月至一年貸款利率水平作為衡量貸款利率的高低水平，并假設H7：貸款利率與銀行信貸風險呈負相關關系。

3.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長率（M2G）。廣義貨幣供應量是反應貨幣當局投放到貨幣市場的貨幣數量。如果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長率越大，說明市場資金投放量就越多，相對的信貸基數就越大，不良貸款率就越低。由于貨幣供應量對市場作用有一個時滯過程，因此本文作了滯后一期的處理，用M2G（-1）表示，并假設H8：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長率與銀行信貸風險呈負相關關系。

三、計量模型與數據選取

（一）計量模型設定

結合微宏觀經濟因素對商業銀行信貸資產風險的影響，建立如下模型：

NPLit=α+β1LOANit+β2SIZEit+β3ORit+β4CARit+β5NICit+ γ1GDPGt+γ2M2G（-1）t+γ3INRt+εit；（i=1，2，…，N；t=2005，2006， …，2011）

（二）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05～2011年7年期間在滬深兩市上市的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以及農村商業銀行作為研究樣本。樣本數據來源于RESSET金融研究數據庫、中經網統計數據庫。其中中國農業銀行在05～07年的資本充足率數據缺失，因此該數據為非平衡面板數據。

（三）實證檢驗

本文是利用EViews6.0軟件對模型進行實證檢驗。首先，檢查多重共線性問題，通過方差擴大因子計算公式：VIF=1/（1-R2），計算出方差擴大因子（VIF）值，如表1所示。由于各個變量的VIF值均低于10，可見，多重共線性對模型的影響很小，基本不存在多重共線性的問題。

宏觀經濟風險范文第4篇

【關鍵詞】宏觀政策調整;通貨膨脹;全球性金融危機

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席卷全球。2008年第三季度后,我國實體經濟開始遭受金融危機的沖擊。宏觀調控由治理因流動性過剩導致的通貨膨脹向“保增長,放衰變”轉變。從目前國家經濟情況看,宏觀政策的調整基本能夠適應國內外形勢變化的要求。經濟運行開始步入正軌,主要表現為:投資持續上升,消費穩定增長,內需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在逐步增強;工業增速穩速上升;金融行業運行正常,社會信心基本恢復。但危機并未結束,雖然經濟形勢好轉較快,但我國的主要出口貿易伙伴美國和歐盟復蘇非常吃力,導致我國出口貿易在短期內還難以迅速恢復。受出口下降,產能過剩,就業困難和國際貿易保護主義勢力抬頭等壓力,世界經濟走勢依然不是很明朗。

就在國內出現復蘇跡象的同時,通貨膨脹的聲音悄然在民間傳開。國內成品油價迎來再次調整。自2010年4月14日零時起,國內汽、柴油價格每噸均提高320元;當前1年期和2年期品種的收益率分別為1.4941%和1.8746%。同樣兩年的資金運作期限,如果直接投資2年期品種,按照單利計算,投資人獲得的利息為本金的3.7492%(1.8746%×2);如果分兩次投資1年期品種,第一年的利息率為1.4941%,要達到同樣3.7492%的回報,第二年投資1年期國債的收益率需要達到2.2551%,這比目前的1年期國債收益率高出了0.0076個百分點,也就是76個基點。這意味著,市場預期,1年期利率在1年后將上行76個基點。這從一個側面也反映了市場對通脹預期的升溫。

在國內經濟復蘇的背景下,持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無疑會增加未來通貨膨脹的風險,國家有必要對宏觀政策進行微調,以保證我國經濟正常穩定的復蘇。

一、通貨膨脹簡要介紹

通貨膨脹是一種貨幣現象,經濟學上把它定義為一般價格水平普遍的和顯著的上漲。一般指:在紙幣流通條件下,因貨幣供給大于貨幣實際需求,也即現實購買力大于產出供給,導致貨幣貶值,而引起的一段時間內物價持續而普遍地上漲現象。其實質是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 (供遠小于求)[1]。

通貨膨脹通常用通貨膨脹率來衡量,公式為:

其中:πt為現期的通貨膨脹率。Pt為現期物價水平,Pt-1為基期物價水平。

二、通貨膨脹的依據

1、出口下滑和產能過剩制約經濟增長,引發通貨膨脹。

受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的主要貿易伙伴美國和歐盟內需出現停滯或者不同程度的下滑,對我國外貿出口產生強烈的緊縮效應。在進出口貿易對我國GDP貢獻率已達70%的條件下,我國GDP增長率由11.5%(07年第二季度)下降到8.9%(09年第三季度),已連續7個季度持續下降。

在出口嚴重下滑和內需無法迅速提高的條件限制下,原有的被高投資和高出口掩蓋下的產能過剩已加速顯現。一些企業生產能力不能被充分利用、利潤下降,國內出口貿易開始受到影響。由于我國是一個年輕的市場經濟國家,一些經濟體制和結構不夠健全,居民收入增長幅度較低,國內需求跟不上經濟發展要求,導致出口受阻的產品無法在國內消化,對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及人民的生活和就業帶來極大的困難。但長期來看如果不進行經濟結構調整,會加劇產能過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的矛盾,最終制約我國經濟的發展速度和質量。

2、流動性過剩易引起通貨膨脹

“流動性過剩”的概念在2004年由國有商業銀行首先提出,此概念提出后一直被不斷地引用。現在學術界普遍接受的定義是指實際的貨幣存量對預計的均衡貨幣存量的正向偏離,也就是指經濟中存在過多的貨幣投放量,這些多余的資金需要尋找投資出路,于是就有了經濟過熱現象和通貨膨脹危險[2]。在宏觀經濟上,流動性過剩表現為貨幣增長率超過GDP增長率。

廣義貨幣量與GDP的比率,常作為衡量流動性過剩最常用的標準。截止到2008年底,我國的RM2與GDP的比值為160%,不僅遠高于發達國家美國的57%和俄羅斯的21%,更遠遠高于同為發展中國家印度的19%。由此可見,我國的流動性過剩已經非常嚴重。貨幣流通速度和廣義貨幣增長速度共同決定了通貨膨脹率。但從我國價格水平、貨幣供應量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長期關系來看,三者具有極強的相關性。以RM2代表廣義貨幣供應增長量,CPI代表物價水平,NGDP代表名義GDP,RGDP代表實際GDP。

資料來源:中國人民銀行、中經網1997年～2009年相關月度及季度統計數據

1998年到2002年,RM2處于下降階段,國內出現通貨緊縮,RGDP在8%左右;從2003年開始RM2開始大幅上升,連續7個月增幅超過20%,并于2003年8月到達極大值,它的上升帶動了CPI的上升,GDP的增長率也在升高;從2006年6月到2008年12月,RM2與CPI保持一致,GDP的增長率在10%左右。由此可見,RM2與CPI、NGDP、RGDP存在很強的相關性。

為確保經濟增長目標,央行通過寬松的貨幣政策不斷向市場注入流動性,廣義貨幣供給量M2同比增幅不斷提高,從09年1月的18.7%上升到9月的29.3%,增幅連續6個月超過25%。

2009年前三季度,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余額為39.0萬億元,比年初增加8.7萬億元,同比多增5.2萬億元;各項人民幣存款余額58.4萬億元,比年初增加11.7萬億元,同比多增5.2萬億元。銀行為中央政府1.18萬億投資還要提供配套貸款,貨幣供應量的增加,加大了流動的壓力。長期的流動性過剩和貨幣供給短期內大量增加使得通貨膨脹有了貨幣基礎。

同時,由于我國持續的國際收支雙順差,外匯儲備一直在增加,截至09 年上半年,國家外匯儲備余額為 21,316 億美元,同比增長 17.84%,是世界第一儲備大國。大量外匯儲備一方面增加了貨幣供給的壓力,另一方面加大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兩年多來,人民幣對美元已經升值 18%,并且有升值幅度加大的趨勢。由于人民幣的升值,國際上套利的熱錢大量流入,更進一步加大了我國的貨幣供給壓力,使我國流動性過剩問題雪上加霜。

過于巨額的流動性在短期內注入市場,如不能迅速被生產領域消化,可能造成短期內貨幣供給過剩引發通貨膨脹;即使新注入的流動性全部進入生產領域,也會引起總需求快速擴張,導致通貨膨脹。

三、通貨膨脹的可能性

但綜合多角度分析,筆者認為近期馬上發生通貨膨脹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其主要原因是貨幣的流動性(M2/GDP)在不斷上升表明國內經濟景氣度還不高。因此,貨幣的流通速度在下降,短期內貨幣擴張對經濟增長和物價水平的推動作用減弱,所以短期出現通貨膨脹的可能性不大。但隨著經濟景氣度上升,貨幣流通速度加快,是通貨膨脹的發生風險大大增加。

盡管CPI和PPI雙雙回升,但是并不會馬上就帶來通脹,只是會為明后年出現通脹埋下伏筆。現在價格同比還是下降的,環比在上升說明經濟在復蘇是好現象。也可以說,雙收窄,說明市場價格在逐步回升,通縮壓力在明顯減小。

很多學者認為,大宗商品期貨價格的大幅度上升成為推動生產資料價格上漲的最主要動力,也是未來中國物價上升的最主要動力。而對于過剩的中國金融資本而言,參與大宗商品的投機不成主流。因為全球大宗商品的主要市場部在中國,中國金融資本還沒有能力主宰全球大宗商品市場,而國內期貨市場的資金規模大約只有1000億元左右。所以,不會導致國內出現通貨膨脹。

但在低通貨膨脹率的可能下,警惕資產泡沫是必須的。過剩的資本無法被實體經濟吸收,必然向大宗商品及資本市場流動。盡管是否有資金進入股市還有爭論,但股價在2009年近一倍的漲幅和最近創業板市場的火爆登場等表現無不向世人昭示中國股市的“不差錢”。房地產方面,總所周知房地產中有大量的銀行資金,如果出現房價的大幅下跌,將直接表現為銀行壞賬迅速增加,會威脅我國的金融安全,美國的次貸危機就已經給我們提供了前車之鑒。

四、宏觀政策的經濟調整

在外需即出口持續減少的情況下,經濟增長目標唯有依靠增加消費和投資來實現。但在通貨膨脹的風險逐漸放大的情況下,應對宏觀政策組合進行適度調整。應將宏觀經濟調整的目標和重點放在能有效抑制產能過剩、充分擴大國內有效需求、切實增加居民收入以及有效帶動消費增長、充分化解通貨膨脹的風險等內容上。

一般而言,當經濟處于緊縮狀態時,積極的財政政策配合產業政策調整對經濟復蘇所發揮的作用要高于貨幣政策。但是,財政政策無法改變現有經濟結構,不利于長遠的發展。所以,有效的貨幣政策顯得尤為重要。在經濟景氣程度提高、貨幣流通速度加快時,應在保持積極財政政策和產業政策的同時,將貨幣政策轉向中性或者適度緊縮狀態,以避免國內貨幣發行過量而引發的通貨膨脹,同時防止經濟增長出現下滑[3]。

1、調整產業結構,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從需求角度看,中國經濟長期依靠出口和投資拉動,作為最終需求的消費動力不足。這種發展方式缺乏穩定性,國際市場上一旦有風吹草動,中國經濟會立刻出現波動。應當進一步擴大居民消費需求,使得經濟增長依靠消費、投資和出口協調拉動。

從生產角度看,中國經濟過于依賴第二產業特別是工業支撐增長。第三產業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近年來徘徊在40%左右,而美國的水平是80%。經濟發展主要依靠工業,必然加重資源環境壓力,是不可持續的,應當向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調帶動轉變。

從投入方式看,中國經濟過于依賴靠物資消耗推動經濟增長,自主創新能力偏弱。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大環境下,特別是國內資源和環境承載能力有限的情況下,這種方式難以為繼。應當使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科技進步、提高勞動者素質和管理創新。

2、積極調整投資方向,抑制產能過剩,擴大內需

在現有條件下,固定資產投資每增加1萬億,GDP就能增長3.3%。所以,合理增加投資是實現經濟增長的關鍵。投資對短期目標的實現確實有支撐作用,但是長期卻會進一步增加產能過剩與內需不足的矛盾。因此,在確保投資規模不減的前提下需要積極調整投資方向將投資集中于能長期有效帶動國內消費顯著增加的行業。

切實增加居民收入,帶動內需有效增長。長期以來,我國消費支出對GDP的貢獻度一直很低。主要原因在于居民整體收入水平偏低,貧富差距較大,貧困人口過多。加上中國人思想和傳統觀念的束縛,使消費一直不占主導地位。因此,為有效提高國內居民的消費能力和消費水平,進一步擴大內需以提高居民消費能力之外,還應繼續加大社會保障的力度和覆蓋范圍,以便充分降低居民謹慎性動機,減少貨幣需求,刺激國內消費。

3、優化信貸結構,調整信貸方向上

貨幣政策結合財政政策才會發揮宏觀政策的潛力。優化信貸結構,調整信貸方向,防止產能過剩加劇和通貨膨脹的抬頭。截止2009年5月,信貸迅速擴張,規模已達5.18萬億元。雖然,信貸規模高速擴張在短期內能刺激國內經濟實現較快增長,但是存在著擴大資產泡沫、影響銀行體系穩定、引致通貨膨脹、推高產能過剩等多方面隱患。目前,信貸高速增長主要與中央和地方政府項目建設有關。除對拉動GDP有短期效果外,對切實提高居民購買力,擴大社會消費的作用十分有限。而經濟結構與分配體制不合理,經濟活動的社會效益長期不能改善是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因此,加強對信貸規模和方向的控制,對私人投資部門的信貸進行引導,在信貸放賣弄進行必要的監管是非常必要的。

五、總結

通貨膨脹作為經濟增長必然的伴隨品會一直存在,過高的通貨膨脹是經濟增長過快和貨幣供應過于寬松的產物。短期內,我國經濟處于短周期的調整恢復期,難以再次出現1992年、2007年的超高增長,因而出現高通貨膨脹的可能性較小;而長期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難免會出現通貨膨脹的苗頭,但只要政府控制得當,措施及時,通貨膨脹完全可以得到控制,經濟仍將重新恢復平穩增長的趨勢。

參考文獻

[1][美]米爾頓.弗里德曼.米爾頓.弗里德曼論通貨膨脹[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07-02.

宏觀經濟風險范文第5篇

［關鍵詞］滯脹風險；宏觀政策；內生型增長

作者簡介：孫迎聯(1967―)，女，東南大學學院(南京，211102)，副教授。研究方向：政治經濟學，經濟倫理學。

相關數據顯示，當前我國宏觀經濟面臨著高通脹、經濟增速下降和高失業率的三重壓力。從經濟的近期走勢看，“物價上揚，經濟下行，失業率高企”的格局清晰可見。由此已引發關于中國可能會發生經濟滯脹的普遍性擔憂。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現象是在有效內需相對不足、經濟結構面臨調整、國際經濟形勢發生重大轉變的背景下產生的，具有一定的復雜性，現有理論難以對此進行有效解釋。因此，深入分析當前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中的滯脹因素，對正確認識我國當前宏觀經濟的實際情況，及時把握宏觀調控的方向，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一、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的滯脹特征

經濟學中，滯脹特指高通脹率、高失業率和低經濟增長率交織并存的狀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消費物價指數（CPI）自2009年11月起，由負轉正并一路上揚，到2011年7月同比漲幅已達65%，創2008年7月以來的37個月新高。從消費品大類看，2011年7月，食品類價格同比上漲幅度最大，達到148%，其中豬肉同比上漲已高達567%。生產者物價指數（PPI）自2009年12月由負轉正以來，也持續走高，到2011年7月同比上漲高達75%。實際通脹可能比數據反映的還要嚴重，因為，CPI不論如何定義，本質上都是對各種價格進行某種形式的加總。［1］我國的CPI統計中，房價的權重被嚴重低估，被嚴格控制的食品價格占了消費價格權重的1/3。如果考慮這些因素和商品與服務質量下降的成本，那么實際的CPI指數，會遠遠超出目前的數字。

伴隨物價的持續上漲，卻出現了GDP增速放緩和失業率高企的現象。我國經濟過去10年的平均增速是103%，而目前的增速不僅顯著低于10%，而且還存在下滑趨勢。2010年第四季度增長98%，2011年第一季度增長97%，第二季度增長95%。2011年6月，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為509%，環比回落11個百分點，表明當前經濟雖然繼續增長，但增速回落態勢仍在延續。如果考慮被低估的通脹因素，實際的經濟增長率將比官方公布的數字要低很多。從失業率看，目前我國官方公布的城鎮登記失業率雖為42%，但普遍認為這一數據沒有反映我國當前真實的失業率，因為它僅根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登記的“在崗職工”統計而來，既沒有涵蓋15億農村富裕勞動力，又排除了下崗職工和隱性失業等大量的城市無業人口。如果考慮這些人群，我國目前的失業率將大大超過42%。在2010年3月22日會見出席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的外方代表時透露中國的失業人口多達2億人。

種種證據表明，目前我國宏觀經濟已具有一些明顯的“滯脹” 特征，雖然就此得出滯脹的結論還為時尚早，但存在滯脹的風險是肯定的。2011年以來，為應對通脹，央行六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三次加息。目前大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已達215%的歷史高位，但物價上漲的趨勢仍在持續，經濟下行壓力卻在加大。特別是在當前歐美債務危機加劇、全球經濟增長明顯放緩的背景下，我國經濟增速可能有進一步下滑的風險。同時，勞動力成本與石油、鐵礦石、糧食等商品價格上升等諸多推動通脹的因素并未消除。因此，我國現階段存在一定的滯脹隱患。如果掉以輕心，未來一個時期，宏觀經濟的運行狀況或將進一步惡化，甚至不排除發生滯脹的可能。

二、我國宏觀經濟中的滯脹風險因素分析

我國經濟為何面臨“滯脹”風險？經濟學分析滯脹成因主要沿著總量和結構分析兩條主線展開。就總量分析而言，主要有“政府福利增加說”、“政府擴張貨幣供給說”、“供給異常說”等；［2］(139-140)從結構分析來看，有“市場不完全說”和“部門不平衡說”等。［3］(236)這些理論主要是以失業來說明經濟停滯。失業固然是經濟停滯的重要特征，但畢竟只是個別特征，不能完全說明經濟停滯。因此，不能簡單地用失業與通貨膨脹的關系去分析滯脹。更重要的是，現有的成果主要是以西方國家上世紀70年代的滯脹為樣本，并不能合理解釋我國當前的滯脹跡象。比如，近年來我國政府十分重視增加福利性財政開支，但目前我國福利性財政支出的總量偏低和結構不合理仍是不爭的事實。因此，西方國家那種因救濟充分而自愿失業的現象即便存在，也不具有普遍性，不能解釋當前我國的失業問題。再如，我國的工資增長率長期低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即使目前的“民工荒”迫使一些企業提高了工資，但工資水平并沒有超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更沒有象西方國家那種工會化的寡頭行業推動工資增長的現象。當然，從我國目前的經濟運行看，貨幣供給量確已偏多，而且也存在著市場競爭機制不健全和經濟部門之間發展失衡的問題。因此，“政府擴張貨幣供給說”、“市場完全說”和“部門不平衡說” 對我國當前的滯脹現象有一定的解釋力，但是還很不夠，貨幣供給量為何如此之多？為何有壟斷高價現象？部門間發展不協調的原因是什么?只有搞清這些問題才算完成了解釋工作。

事實上，我國當前的滯脹跡象是多重滯漲因素不斷疊加、共同作用的結果。既有“投資拉動、出口依賴”的經濟增長方式的作用，也有收入分配失衡和社會保障不力的原因，同時還與市場機制不健全、經濟政策扭曲以及世界經濟增長緩慢等因素有關。

在眾多滯脹因素中，對滯脹的產生起著基礎性作用的是“投資拉動、出口依賴”的經濟增長方式。消費、投資和凈出口通常被視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 由于近年來我國消費率一直處于較低水平并持續走低，經濟增長主要靠投資和凈出口拉動。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我國投資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從2005年的39%上升到2010年的548%，2009年投資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達到了創紀錄的952%。2005年至2007年，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對GDP的貢獻率和拉動率的年均值分別達到2103% 和233%。受金融危機影響，2008年和2009年我國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對GDP的貢獻率為負值，但2010年，我國出口又取得高增長，全年出口增長313%，達到近五年來的最高點，出口的GDP貢獻率也由負轉正，為08%。

從投資的效應看，投資越多，需求越大，越易引發通脹。這是因為：其一，投資增長會引起資本需求的驟增，導致資本品價格上漲，從而使工業產成品的價格上漲，并引發消費品價格上漲。由于一些消費品又是工業生產的原料，所以通貨膨脹螺旋產生。其二，貨幣購買是投資最終的實現手段，在投資資金來源以信用為主導方式的條件下，投資膨脹必然刺激銀行信貸的增長，從而導致貨幣供應量的擴張。為說明近期投資對通脹的拉動作用，我們選取國家統計局的2009年1月到2011年2月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inv和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的增長率，對不公布的每年1月份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進行缺失值處理，并對采集的樣本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和回歸分析。結果表明，固定資產投資和通貨膨脹具有長期均衡關系，其回歸方程為cpit=-3342506+0859966 cpit-1+0280393 cpit-2+0121422invt-2（調整后擬合優度達0962521，F統計量為 1979 ，AIC值為148， SC值為168）。由此可知，固定資產每上升1個百分點，通脹就會在第三個月上漲大約012個百分點。

另一方面，投資拉動在刺激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往往會埋下經濟回調或衰退的隱患。因為投資往往集中在某些能夠快速帶動經濟增長的產業和部門，隨著投資總量的不斷積累，會造成產能過剩和有效需求相對不足的結構性矛盾，最終將使經濟增速減緩。近年來，我國投資一直集中于“鐵、公、機”等基礎設施項目和資金密集型產業，對教育、醫療等民生工程和吸納勞動力較多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投入較少。傾斜式的投資增長不僅會直接通過相關產業的產能過剩、利潤率降低來影響經濟增長的質效，而且還會通過降低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抑制消費需求的增長使經濟增長難以為繼。同時，過度的投資已觸及到資源供給、環境質量、生態容量等經濟持續發展約束因素的上限，使我國經濟增長的瓶頸效應進一步凸顯。

其實，產能過剩問題在上世紀90年代就已出現，只是被當時發達國家制造業外移所形成的強勁外需所掩蓋。一旦外需下降，產能過剩問題又會重新顯現并威脅經濟增長。2008年第四季度我國經濟的急速下滑就是很好的例證。目前我國經濟增速放緩與后危機時期全球經濟復蘇緩慢所導致的外需不足也有很大關系。

不僅如此，過度出口必然擴大經常項目的順差，造成外匯儲備的激增，由此強化了人民幣升值的態勢。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的數據顯示，2011年8月8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就達到64305，較上個交易日驟升146個基點，創出匯改以來的新高。在人民幣不斷升值的同時，部分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卻接連下調甚至被取消，再加上美元貶值引發的原材料、燃料、能源價格的上漲以及企業用工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響，又進一步壓縮了出口的利潤空間并迫使企業裁員，從而使失業率攀升、經濟下滑。同時，激增的外貿順差在我國現行外匯政策下最終以人民幣的形式進入國內流通范圍，演變為流動性過剩，并被房地產、金融債券等具有虛擬資本性質的領域所吸收。大量資金流入房地產和資本市場必然造成資產價格的急速上漲。國內資產價格不斷上漲，又吸引大量海外游資的流入，形成資產泡沫。資產泡沫既能助長通脹，也能支撐經濟增長，一旦其破裂或縮小勢必影響經濟增速。目前我國經濟增速放緩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2009年起國家一系列調控政策擠壓了資產泡沫。然而，必須注意到，由于我國農產品價格一直低于國際水平，致使農產品又成為繼股市和樓市后游資炒作的新目標。在我國CPI 計算中，農產品占了30%，2009年以來由投機炒作引起的農產品全面漲價，自然成為我國當前CPI上漲的又一推手。

如果說“投資拉動、出口依賴”的經濟增長方式是我國經濟滯脹風險形成的基本原因，那么，導致這種經濟模式的根源――收入分配失衡，就是根本性的滯脹因素。

一方面，過大的居民收入差距導致消費需求的疲軟。世界銀行相關報告顯示，目前，中國最高收入的20%人口與最低收入的20%人口之間的平均收入之比為107:1。美國的這一比例是84:1，印度是49:1，日本是34:1。1978年我國基尼系數為018。從2000年開始,我國基尼系數就一直大大超過04的國際公認警戒線，甚至有學者估計2010年我國的基尼系數已超過05。而一般西方發達國家的基尼系數在024到036之間。根據凱恩斯理論, 收入是影響消費最主要的因素。窮人的消費傾向一般大于富人。居民收入差距過大使收入集中于消費傾向較低的富人手中，結果就是降低全社會的消費傾向，使社會消費水平下降。為說明這一問題，本文選取我國2000年至2010年的基尼系數和居民最終消費率兩個指標進行對比。

由上圖可知，居民的消費率與基尼系數呈現負相關關系。如2000年至2006年、2009年至2010年基尼系數不斷上升，消費率也不斷下降。對2000年至2010年居民消費率和基尼系數進行回歸，得到回歸方程：Y=1248797-1549106X，調整后的擬合優度達088，這說明近十年來居民消費率能被居民收入差距解釋的可信度為88%，其它隨機因素僅占12%。模型中解釋變量的個數k=1，樣本容量n=10，取α=0005，查F分布表，得到F=7279> F0005（1，10），表明該模型的線性關系在99995%的水平下是顯著成立的。可以認為，目前我國居民收入差距對居民消費率影響十分顯著，基尼系數每增加1個百分點，居民消費率就下降155個百分點。這表明當前我國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的確是制約居民消費需求增長的主要因素。

另一方面，收入分配結構的扭曲是造成我國目前消費不足的一個主要原因。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GDP雖快速增長，但勞動收入的GDP占比卻呈下降趨勢，而資本報酬和生產稅凈額占比總體上卻呈上升趨勢。1996年至2007年，勞動者報酬的GDP占比由534%下降到397%，而生產稅凈額占比由128%上升到148%，企業盈余占比由212%上升到313%。盡管2007年后，政府采取的系列措施使勞動者報酬的GDP占比有所提高，2009年這一比例增長到4665%，但還遠低于美國等發達國家66%的平均水平。由于我國居民還不是除勞動力以外的生產要素的主要擁有者，大多數企業的所有權并不由居民直接或間接(通過機構投資者和養老基金的方式) 掌握。因此，在勞動者報酬的GDP占比過低且總體呈下降趨勢的情況下，即使企業的營業盈余的GDP占比不斷提高，GDP的增長也不可能使我國居民形成收入永久性穩定增長的預期。再加上我國目前社會保障體系還很不健全，居民還不得不進行預防性儲蓄，從而導致我國居民消費需求的低迷。國家統計局數據表明，90年代以來政府的消費率總體上呈穩定態勢，最終消費率偏低是由居民消費率長期偏低引起的。

要彌補消費不足對經濟增長造成的損失，就只能依靠投資和凈出口來拉動。一方面，政府主導下投資資金主要來源于國有銀行體系，這就直接表現為銀行信貸的增長以及貨幣供應的增長。過去30年來的數據表明，由銀行信貸增長引起的貨幣供應增長速度一直明顯高于GDP的增長速度，前者的增幅往往是后者的一倍左右。另一方面，擴大出口帶來的巨額外匯儲備又成為基礎貨幣迅速膨脹的根源。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狹義貨幣供應量（M1)平均增幅在20%以上，廣義貨幣供應量(M2)的增幅則更高。［4］高速增長的貨幣投放量刺激了中國經濟的高增長，之所以能夠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維持低通脹的局面是因為從上世紀80 年代的生活和生產資料到90年代的證券、教育、醫療再到最近十年來的房地產，總有不斷實行商品化的領域來吸納超發貨幣，使物價指數保持平穩，并拉動GDP的增長。但是，當幾乎所有的領域已經實現商品化，尤其是教育、醫療費用和房價已大大超過社會承受能力，難以再找到可以吸納貨幣，拉動經濟增長的領域時，滯脹就如期而至。可以說，當前我國宏觀經濟中出現的高通脹、低增速的現象就是30年黃金發展期結束的信號。

還應看到，當前我國滯脹風險的形成還與國內、國際經濟環境密切相關：一是關鍵性經濟領域的行政壟斷所致的壟斷高價拉高社會價格總水平，壟斷行業的高工資、福利拉大行業收入差距；二是政府壓低勞動力等資源價格而形成“低價工業化”模式，造成國際貿易的持續順差、勞動報酬的GDP占比持續下降以及“土地財政”造成的畸高地價推高房價，導致房市投機行為；三是缺乏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造成勞動者報酬難以提高和財稅制度不完善造成的收入分配的“逆向調節”；四是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面保障不力或保障缺位造成居民預防性儲蓄過高，消費不足；五是股改和房改導向的偏差帶來的制度紅利導致相關投機性需求爆發；六是后危機時代，世界經濟復蘇緩慢，美國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加大了全球通脹壓力等。

正因為有上述問題才使我國目前尚處于經濟發展起步階段就發生了傳統理論認為的只有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才會發生的“產能過剩”、“有效需求不足”等現象。這既從源頭上削弱了經濟增長的動力，也是引起投資、消費、出口三架馬車失靈，從宏觀決策上滋生通脹因素的根本原因。這些問題如果不能解決，內需不足、投資拉動、產能過剩、出口依賴和流動性過剩等誘發滯脹的因素就會如影隨形，滯脹或將成為經濟的常態。

三、滯脹風險下的宏觀政策選擇

理想的經濟增長是以“內需為主、外需為輔”的投資、消費和出口共同拉動的增長。前段時期，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所造成的經濟低迷，“穩增長”被當作首要任務并已基本實現。而“擴內需、調結構、促改革”的目標并沒有實現，導致了目前我國滯脹風險因素積聚增長。因此，應該緊緊圍繞著“擴內需、調結構、促發展”的目標來選配宏觀調控的政策工具。

就貨幣政策而言，一方面，在政策工具的選擇上，應以匯率政策為主，不宜頻繁加息。因為持續加息往往會在減輕通脹壓力的同時，損害擴大內需和經濟增長的目標。況且，近期美歐債務危機加劇，全球經濟復蘇前景依然充滿陰影，這就決定了美聯儲將在較長時間內維持低利率， 國際流動性環境將依舊維持寬松局面。在此情況下，加息會強化人民幣的升值預期，遭致更多的熱錢流入。而適當加快人民幣匯率升值步伐，不僅有利于減少為沖抵外匯而被動發行基礎貨幣數量，提高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而且也通過減少出口起到了增加國內供給從而平抑物價的作用，同時又能相對低價地進口更多的商品來緩解輸入性通脹的壓力。另一方面，要加強信貸結構的調整，在重視中小企業貸款的同時，引導資金向結構調整、自主創新、節能環保方面傾斜。

在財政政策上，不僅要通過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調整稅率等方法，改變目前稅收“逆向分配”的狀況，而且要根據經濟持續發展和宏觀調控的需要，完善稅收結構。比如為房地產調控征收財產稅；為節能減排，發展低碳經濟征收資源稅、能耗稅、排放稅、碳稅等；為穩定農產品及其加工品價格而免除或適當降低農產品生產和加工單位的增值稅、營業稅、企業所得稅等，并通過實行特定領域的結構性增稅來引導產業結構的合理發展。同時，要規范政府的投資范圍，確保財政投入方向與可持續發展目標一致。在避免出現用大量資金進行固定資產投資的同時，加大對“三農”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投入力度，支持環保產業、循環和綠色經濟、服務業以及中小企業的發展，尤其要支持解決就業、教育、社會保障、醫療衛生、保障性住房建設、環境保護等涉及民生的問題。

根據我國產業結構失調的現狀，未來產業政策的重點應在于：加強農業基礎建設，推進農業產業化，創新農業的發展業態，轉變農業生產方式，降低農業生產對自然資源的依賴程度；提高工業發展的質量，開展技術改造和自主創新，實施品牌戰略，擴大中高端市場份額，加強資產重組，打造企業集團，增強工業競爭力；促進消費性、技術和知識密集型服務業與社會保障、管理和服務相關的第三產業的發展，使其成為拉動內需，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優化產業空間布局，按照地區的資源和區位優勢、經濟與產業基礎，實行差異化的產業政策，實現錯位發展，以便在全國范圍內形成分工合理、層次分明的產業結構。

在以上基礎上，還需加快制度供給層面的改革：加快要素市場建設，減少資源壟斷和要素價格的行政干預，保證農民能動態地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從根本上扭轉地方政府“以地生財”的財政模式和短期利益驅動下的政績行為；建立以凈收入分成制為基礎的工資增長機制，促進居民收入的優先增長；［5］校正要素價格的扭曲以及開放更多行業準入，控制壟斷經營的規模，對壟斷企業占用的公共資源按市場價值收費，降低其收入，縮小不同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等。

總之，從短期看，應對當下滯脹的風險關鍵在于抑制政府的投資沖動和財政需求；從長期看，中國經濟健康發展的前景則取決于依靠財政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產業政策和市場機制深化等措施來保障民生、促進社會公平、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最大限度地釋放改革的制度紅利，實現經濟的內生型增長，這就是中國經濟實現軟著陸的最佳路徑。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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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 超等．經濟學基礎［M］．武漢：武漢理工大學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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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炳炎等．當前我國經濟運行顯現的“滯漲"現象分析及其矯治方略新探［J］．經濟學家，2009（3）．

Stagflation Danger and The Choice of Macro Policy

Sun YinglianAbstract：The potential danger of Chinese economy is not only the problem of

inflation; what's worse, the problem of stagflation along with inflation, stagnation and unemployment. The relevant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danger involved in stagflation comes from the superposition of the economic increase in “investment stimulation and export dependence”, currency issue, liquidity surplus , imbalanc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external input and economical system. So the most important in our future macroeconomic policy is to inhibit the government's investment impulse and financial demand, protect people's livelihood, promote social fairness, foster new economic point of growth and realize economic endogenous grow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