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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護典型案例范文第1篇

最近，我們按照上級部門的部署，結合本職工作，在一定范圍內進行了文物管理方面的調查。我們在調查中發現，很多地方在文物法制建設方面存在或多或少的問題。其主要表現：

1、在進行城市改造、城鄉基本建設等工程中，有法不依，不按照規定履行文物調查和勘探手續。有些地方借口時間緊，工期短，項目重要，就想方沒法繞開文物行政部門，自行其事，強行上馬，其結果是造成文物的損失。我們看到，在文物保護范圍內建工廠、修道路，建設一些與文物景觀不相協調甚至危害文物安全的建筑。這種情況，在一些較重要的文物保護單位所在地更為嚴重。張家口市宣化區的長城城墻，被現代建筑搞得千瘡百孔。盧龍古城被附近的工廠肢解得支離破碎。

2、文物走私活動十分猖獗。我們在一些比較偏僻的山溝里經常聽到文物販子“光顧”的消息。近年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一些人看準了文物這塊一般人不容易涉足的領域，專門到農村去收購文物。有些人打著什么“收藏協會”的幌子從事騙人活動，有些人就干脆明目張膽走村串戶收古董。

3、盜掘古墓的行為特別普遍，且無人過問。今年秋天，我們在某縣調查，發現幾乎所有為人所知的墓群都被人盜挖。這些人將石板墓的上層石板掀開，將墓內的人骨和他們認為沒用的東西丟棄，將有用的隨葬品據為己有。

4、相關部門配合不力，文物干部力量單薄?！吨腥A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指出：“一切機關、組織和個人都有依法保護文物的義務。”這說明文物保護不只是文物部門的事，需要全社會尤其是公安、工商等部門的支持與配合，但是我們在實際工作中感到，來自相關部門的配合太少了，也太難了。

二、問題的原因

造成這種狀況，最根本的原因是文物法制建設不健全，具體來說，有以下幾方面的因素：

1、文物政策宣傳不夠。作為一部行業法律，文物相關法令在一些地方重視不夠，甚至在一些執法部門被忽視。在一些地方的普法教育活動中，被宣傳的法律除了被稱為“根本大法”的《憲法》外，往往是《土地法》、《森林法》、《水利法》等和社會生產生活緊密相關的法律，《文物保護法》常常被擱置一邊。至于報刊上的宣傳，則除了文物專業報刊外，一些綜合性報紙尤其是象《人民日報》、《經濟日報》這樣的全國性大報，往往缺乏正面的、積極的、經常的文物政策法律報道，偶有提及，多數是一些典型案例以及由此引發的法律法規性的言論。因此，除了文物專業人士外，平常百姓對文物法律的理解和知曉，往往是片斷的、零散的、不成系統的，這就在事實上（盡管我們如何不愿意）形成了法律的缺失。

2、對文物犯罪行為打擊不力。近些年來，在一些地方加大了打擊力度，但主要限于那些大案要案，而對廣大農村的司空見慣的倒賣文物、盜挖古遺址古墓葬等行為卻顯得鞭長莫及。有一個鄉鎮的文化站人員，發現有人在集市上收買文物，報告給派出所，竟沒有人前去過問。而對那些倒賣文物的販子，公安部門也只是以罰代管，罰款了事。還有一次，我們發現一伙人正在盜挖古遺址，當場對他們進行了教育，并把情況反映給當地公安局，公安人員前去調查，發現那幾個人都特別窮，就不了了之了。我們在鄉下調查，經常聽老百姓反映，有人走村串戶收買文物（古董），卻無人過問。縣城大街上，有人公然擺地攤收古董，也似乎合法化了。

最近幾年，一些地方招商引資謀劃項目，開礦辦廠，在文物保護范圍內違法施工，造成文物破壞，地方政府以保護投資人利益為名，無視文物損失，明顯偏袒違法者，也在客觀上助長了一些人的文物違法意識。

3、相關部門缺少配合。文物執法本來是文物、公安、工商、海關等部門齊抓共管的事，可是在一些地方，卻成了文物部門一家獨立執法，這就使得執法效果大打折扣。尤其是如果得不到相關部門尤其是公安部門的支持，就更顯得獨力難支。前幾年，我們都看到了某地開發商違法在文物保護范圍內施工，文物干部在得不到領導和司法部門的支持的情況下以“人墻”抗爭，這種悲哀其實不是文物部門一家的悲哀，而是我國法律的悲哀。聽說在一些地方，還存在公安部門知法犯法的情況，破獲文物走私案件收繳文物不移交給文物部門，而是自行“處理”。這就給人們帶來疑問：文物法令還能夠順暢執行嗎？

三、問題的對策

首先要加強文物保護意識，大力宣傳文物政策。這種文物保護意識不僅僅是文物部門自身的事，各級政府官員也應該懂法，提高政策水平。我們不能要求領導什么都能精通，但是起碼的部門法律應該知道，至少不做有損于文物的事?，F在最重要的是提高廣大群眾的法律意識。對于那些走村串戶收買文物的販子，不要再麻木不仁無動于衷，要形成一個無形的文物保護網絡，讓有損于文物保護的人物和行為沒有市場，而不是象現在這樣的任他們天馬行空。要讓走私分子沒有藏身之地，“老鼠過街人人喊打”，那樣才能營造牢固的文物保護氛圍。

其次，要真正彰顯法律的威力，不要形同虛設。對于那些擾亂文物市場秩序的害群之馬，要痛下殺手，殺一儆百，不給他們留下任何可乘之機。要整頓法律秩序，改變以罰代管的模式，顯示法律的尊嚴。要從上到下，形成一個嚴密的管理網絡，在每一個環節都嚴格執法。最主要的，是每一個地區，每一級執法部門，都以法律為準繩，

文物保護典型案例范文第2篇

［關鍵詞］大遺址；環境整治；文化遺產

［中圖分類號］K87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09）08-0031-03

大遺址是我國近年來根據文化遺產保護需要提出的一個重要概念,指大型的古文化遺址。這一概念以《文物保護法》第二條文物保護的分類為定義依據，《國務院關于加強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中采用的提法為大型古文化遺址。①

關于大遺址的確定，目前還沒有統一的定量標準，但有關學者的觀點在以下兩點上趨于共識，一是面積大，二是遺存豐富。趙榮認為：遺存分布范圍在3平方公里以上的遺址（具有明顯的區域特征與綜合特性）都稱大遺址。②

對如此大面積的遺址保護范圍進行環境整治，綠化十分關鍵，如何綠化不僅影響到遺址的自身安全，而且影響到遺址景觀保護、遺址展示、生態環境改善以及遺址所在區域的社會、經濟發展。特別是處在城市邊緣的大遺址，遺址綠化不僅可以有效阻止現代化建設對遺址保護的沖擊，使人們能夠在優雅的環境中體會歷史的滄桑，而且遺址保護范圍內的綠地將成為城市的氧氣庫，大大提高城市的生存環境質量，對現代城市的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

目前的大遺址保護規劃中，遺址綠化或多或少都有提及，其中不乏許多十分成功的例子，但也有許多不成功或不完善的例子,這就需要我們對大遺址綠化進行深入的思考,使以大遺址為代表的歷史文化遺產得到更好的保護和利用。

一、對漢宣帝杜陵遺址綠化的反思

杜陵遺址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距離西安城區最近的帝陵。遺址保護范圍內現存有漢宣帝陵、王皇后陵、陵廟、陵邑等重要遺址，以及陪葬坑、陪葬墓、清代祭祀碑等，總面積11.23平方公里。1982～1984年的考古調查發掘表明，杜陵是保存較為完整的西漢帝陵之一。③

由于杜陵遺址保護范圍塬高坡陡，常年干旱，農民一年只能種植一茬小麥，土地閑置、植被稀少、地表，水土流失比較嚴重。特別是每年夏耕后，的土地經太陽曝曬，一遇刮風，就造成大范圍的揚塵。惡劣的生態環境不但使當地群眾生產、生活受到嚴重影響，也使杜陵遺址的環境遭到破壞。為使杜陵遺址得到有效保護與利用，2003年經西安市人民政府批準，杜陵遺址被劃歸到曲江新區遠景規劃發展范圍之內。2000年開始，西安市雁塔區投資5000多萬元，在保護范圍內建設萬畝都市森林，目前已初具規模，建成生態林5600畝，果林5200畝，大大改善了杜陵周邊的生態環境。④

杜陵遺址萬畝都市森林作為西安市大綠工程的一部分，既改善了遺址的生態環境，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但是，由于對大遺址綠化的認識不科學，因此在遺址景觀規劃和遺址區綠化植物的選擇上出現了一些失誤。杜陵陵園被作為風景林區，甚至在陵山周圍都種植了高大的喬木。

就遺址保護來說，保證遺址安全是首要目的。無論什么措施，都應以確保遺址安全為核心，如果對遺址安全造成了威脅，都是不可行的。高大喬木是深根系作物，根系對地下遺跡造成的破壞極大，對一些埋藏較淺的遺跡來說，這很可能是毀滅性的。

從遺址景觀保護的要求看，高大的喬木種植在陵山周圍，對遺址景觀本身是一種破壞。杜陵本身具有高大宏偉、莊嚴肅穆的帝陵氣勢，而高大喬木的種植，人為降低了陵山的視覺高度，杜陵的恢弘氣勢不能得到很好凸顯，嚴重影響了遺址內涵的展示。

二、集安高句麗遺址綠化的啟示

高句麗是我國漢晉時期東北地區的一個少數民族。高句麗王國于公元前37 年在西漢玄菟郡（今遼寧、吉林境內）建國，早期定都于紇升骨城（今遼寧省桓仁境內五女山城），漢元始三年（3）遷都國內城及丸都山城（今吉林省集安境內），北魏始光四年（7）遷都平壤城。在高句麗700多年的歷史中，留下了大量的歷史文化遺跡和豐富的文物。迄今為止，集安境內共發現古代遺址32處，古代城隘址8處，古墓群75處，碑碣石刻5處，遺物出土點100多處。⑤

《吉林省集安市高句麗王城、王陵及貴族墓葬保護規劃》的綠化設計要求是：為地方植物品種，易于栽種養護，滿足基本功能要求，盡可能考慮一定的經濟性。為了方便比較研究，只選擇王陵及貴族墓葬遺址綠化為例。高句麗王陵及貴族墓葬遺址綠化的要求是：根據考古人員提供的最新發現劃定遺存分布范圍；綠化設計要符合陵區景觀的恢弘、滄桑效果，與山水環境融合；遺址可能分布范圍內一律不得種植喬木，墓域范圍內的草種應與周邊地帶有所區別；陵區周邊地段應根據場地周邊景觀，進行視線遮擋設計，種植成型喬木。⑥

高句麗王陵及貴族墓葬遺址的主要綠化植物是三葉草，綠化完成后，每年定時對可能破壞遺址景觀的較高野生植物進行清除，適當保留一些野生的低矮小草。在太王陵園還保留有塊狀的苗圃，種植一些低矮灌木。筆者曾去參觀過這些遺址，當時，保留下來的野生小草正值花季，遍地是淺紫色的小花，在綠色與淺紫色的映襯下，一座座高大的灰白色積石墓顯得莊嚴、肅穆。

高句麗遺址經過綠化，基本恢復了遺址保護范圍的歷史環境風貌，符合世界文化遺產的申報要求，在2003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布為世界文化遺產。

三、漢長安城遺址保護規劃中的新探索

漢長安城遺址位于陜西省西安市市區西北郊，1961年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⑦現狀分為漢長安城城址區、建章宮遺址區、禮制建筑遺址區三部分，總面積59.86平方公里。它是我國現存規模較大、遺跡豐富、格局明確、保存較為完整的統一王朝的都城遺址。

在漢長安城遺址保護規劃中，王建新提出了“植被控制地帶”的概念，規劃在地上遺跡本體外延100米范圍內，除道路、水體遺跡外的地下遺跡本體外延50米的范圍內，設立植被控制地帶。

植被控制地帶內的所有植被必須嚴格按照遺跡本體保護和遺址景觀保護的要求栽種。在地上夯土遺跡本體外延100米的植被控制地帶范圍內，只能栽種低矮的草本植物和灌木，植被高度不得在視覺上對這類遺跡的形狀和規模的展示造成影響。在地下遺跡本體外延50米的植被控制地帶范圍內，在采用地面植被標識展示的遺跡周邊，只能種植不同于標識植被的低矮草本植物；在采用地面非植被標識展示的地下遺跡周邊，可從內到外有規劃地種植草本植物、灌木和淺根系喬木，既不影響遺跡的展示，又可形成有層次的綠化景觀。⑧

“植被控制地帶”的提法把遺址綠化與遺址和遺址景觀保護相結合，是遺址綠化中的一個創新思路，對以后大遺址的綠化，具有很重要的啟發意義。

四、對大遺址環境整治中綠化的思考

大遺址環境整治的目的是將遺址保護范圍的自然景觀與歷史人文景觀有機協調，改善遺址的保存環境、景觀環境和生態環境。因此，大遺址綠化中要始終堅持把保證遺址和遺址景觀安全放在首位，做到與遺址歷史環境風貌相符合，與生態環境恢復保護相結合，同時適當考慮經濟效益，最終達到歷史人文景觀和生態自然景觀交相輝映的總目標。⑨

（一）綠化要保證遺址安全

大遺址綠化要與遺址和遺址景觀保護相結合，綠化展示和水土保持建設，必須在滿足有效保護的前提下進行。植被雖然能防止遺址區內水土流失，但是植被根系可能對遺址構成威脅，尤其是喬木根系比較深，可能對遺址造成嚴重危害，因此在進行綠化時必須要慎重考慮。

（二）綠化要符合遺址歷史環境風貌

大遺址綠化應與遺址展示相結合，與遺址歷史風貌相符合，不同類型的大遺址應采用不同的綠化方式。例如:古城遺址內部綠化采用以城墻、道路綠化為骨架，建筑遺址為主題，運用植物詮釋城市歷史空間格局的形式；古墓葬多利用植被營造莊嚴肅穆的環境氛圍；古人類遺址綠化則以保持其自然風貌，減少人為干預，恢復自然植被為主，最大程度地接近歷史原真性。當然，也不排除某些性質的大遺址綠化采用古代或現代園林的藝術手法，在保護的前提下，創造一個幽雅舒適的環境。

（三）綠化要改善生態環境

大遺址綠化應該與當地的生態環境恢復保護相結合，盡可能解決遺址保護范圍內生態環境破壞問題。

對于市區或城市邊緣的大遺址，可在遺址與城市建成區之間種植高大喬木，形成一個景觀隔離帶，用綠色植物屏障來削弱周圍環境對大遺址造成的不利影響，減少現代化建設對大遺址景觀環境的沖擊。在遺址區內，可采用符合遺址本體和景觀保護要求的有規劃的綠化，使區域內的生態環境得到恢復和保護，使一些原本缺乏活力的遺址重新煥發青春，成為現代生活的一部分，為城市居民提供游憩、休閑、教育等服務。

處于田野之中的大遺址，綠化應該與區域生態環境保護相結合，根據文物保護要求與生態自然資源類型制定綠化方案，提高當地的植被覆蓋率，使遺址保護范圍的生態環境逐漸趨向良性循環。

（四）綠化要考慮經濟效益

大遺址綠化應該與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相結合，在進行綠化時應考慮經濟因素，在不影響遺址安全的情況下，可以適當種植一些經濟價值較高的作物，在保護遺址的同時，促進當地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的發展，從而實現遺址保護與區域社會經濟協調發展。

五、結論

我國是聞名世界的文明古國，歷史悠久，文化璀璨，大遺址是我國幾千年文明發展史的主要載體，是中華文明的精髓，保護大遺址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大遺址由遺存及其相關環境組成，在大遺址保護過程中，遺址景觀環境保護和遺址本體保護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目前，對大遺址進行環境整治，營造符合歷史風貌的景觀環境，比較有效的方法就是對遺址區進行科學的綠化。因此，不能把大遺址綠化簡單地等同于普通景觀園林綠化，大遺址綠化應建立在詳細的考古工作和現場調查的基礎上，綠化的位置、程度和植物品種的選擇，必須以保護和展示遺址及遺址景觀環境為基本原則。并且把遺址綠化與遺址安全、遺址展示、景觀協調、生態保護相結合，才能在遺址保護范圍內形成一個內外結合、層次有序的遺址景觀生態系統，最終達到歷史人文景觀和生態自然景觀交相輝映的總目標。

[注釋]

①王征：《矚目大遺址》，《中國文物報》，2000年8月6日第3版。

②趙榮、王建新：《大遺址保護規劃的理論探索――基于陜西案例的探索》，國家文物局全國大遺址保護規劃現場研討會（2004年10月在西安召開）報告。

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杜陵陵園遺址》，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

④楊平宏、郭妍：《雁塔區投資5000萬建森林保杜陵》，《陜西日報》，2006年8月8日第1版。

⑤吉林省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館：《集安高句麗王陵》、《丸都山城》、《國內城》，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

⑥中國文物信息咨詢中心：《文物保護工程典型案例》，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

⑦劉慶柱、李毓芳：《漢長安城》，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文物保護典型案例范文第3篇

日前，本刊記者就城市工業遺存的價值和意義，以及如何讓近代工業遺存與現代社會城市功能結合等讀者關心的話題，專訪了陜西省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裴成榮。

《新西部》：毗鄰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的陜棉十一廠，已有70多年歷史，其前身為大華紗廠，這是西安乃至西北地區第一個近代化的紡織企業，建國后又成為本地區最早的大型國有企業。您認為，這樣的工業遺存，對一個城市來說，它的價值和意義何在？

裴成榮：工業遺址是工業文明的見證，是城市文明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市規模的擴大，城市建設的加速，原來位于城市邊緣區的工業區進入到城市核心區范圍。隨著城市產業結構升級的加快，城市工業不斷被驅逐到城市更邊緣地區，核心區不斷被城市現代服務業所取代，許多有價值的工業遺存面臨著被拆遷的處境，這些承載著歷史記憶的大量工業文化載體面臨著流失的局面。因此，加快工業遺址保護，就成為保護城市文脈的重要內容。

大華紗廠是陜西乃至西北地區建立最早、規模最大的民族機器紡織企業，在歷史、社會、建筑、技術和科研等諸多方面有著典型的研究、保護價值。作為西安近代工業的一個見證，保護大華紗廠遺址，就是延續西安歷史文化名城的文脈，對于保護西安歷史的完整性具有重要的文化價值。同時，大華紗廠遺址作為大明宮遺址公園的配套項目，除了填補遺址區文化商業的市場空白，完善大明宮區域的城市功能，豐富城市內涵外，更提升了城市品位，豐富了西安這座歷史文化名城的現代空間特色，對于塑造西安國際化大都市的現代文明特色將起到重要作用。

《新西部》：在大華紗廠原址推出的“大華-1935”，是“文化+旅游+城市”的“曲江模式”在西安北城的又一大手筆，這個項目對帶動城市發展和改善民生將有何影響？

裴成榮：大華紗廠已有70余年歷史，內部廠房破舊。所處的道北地區，大都是城中村和棚戶區聚集地，市民生存條件極差，環境非常惡劣。曲江在大明宮遺址公園建設過程中，將遺址保護、旅游開發與城市功能提升相結合，將大明宮遺址公園建設納入民生工程建設項目，不但徹底改變了本區域的發展環境，而且通過整體搬遷，使這里的原住民得到了很好的安置。實現了城市發展與民生改善的有機結合，創出了一條新時期我國大遺址保護與城市空間和諧共生、民生建設與城鄉統籌完美結合的大遺址保護新模式。相信“大華-1935”項目的建設，不但可以徹底改變本區域的基礎設施與交通環境，提升該區域的城市功能，而且該項目的實施，將會帶動該區域文化旅游、餐飲商貿等服務業的快速發展，從而創造大量的就業機遇，實現城市發展成果與市民共享。

《新西部》：面對大華紗廠這樣不可多得的工業遺存與歷史符號，在開發過程中，如何做到近代工業遺存與現代社會城市功能的成功結合？在這方面有哪些成功經驗可以借鑒？

裴成榮：在保護近代工業遺存，實現與現代社會城市功能的成功結合方面，上海有很多經驗值得借鑒。上海是我國重要的工業基地（也是我國重要的紡織工業基地），各類工廠應有盡有，建筑形式五花八門，即使是同一種類型的工廠，它們的建筑式樣也常常大相徑庭。從上海“新天地”項目的成功建設，到圍繞世博開始的大規模的老工業基地舊廠房的保護性改造，既促進了上海城市的有機更新改造，同時，大量的工業遺址通過文化創意改造，也得到了有效保護。如上海國棉十七廠工業遺址的華麗轉身就是紡織工業遺址改造成功的典型案例。如今，它已經轉型成為上海國際時尚中心，“北外灘”的時尚新地標。這里既有紡車鐵道鋪就的休閑走廊，也有亞洲最大的秀場，還可以近距離觀賞工業遺址的輝煌歷史，實現了城市功能與工業遺址保護的完美結合。上海的成功經驗證明，實現近代工業遺存與現代社會城市功能的成功結合，關鍵還在于改造的理念和思路要代表城市發展的方向，要有利于城市空間的和諧共生。只有將現代創意巧妙地運用到工業遺址中去，找到適合它空間特色、結構特色的實用功能，并賦予其現代文化氣息，這樣的改造才會有生命力，才會被市場接納。

《新西部》：資料顯示，原大華紗廠占地面積27.04萬平方米，建筑面積19.32萬平方米。據說，在這個項目中，將會把部分廠房改建為博物館或陳列館，用來展示近代工業文明遺存。根據記者調查得知，作為工業遺存的重要實物，大華紗廠的紡織機器已經不復存在，那些已被淘汰或者賣掉的紡織機器是否需要重新復原？

裴成榮：工業遺址作為歷史的見證，具有重要的保存價值。但由于我國人口多，土地少，城市建設用地十分緊張。在此背景下，工業遺址的保護，要適可而止，根據項目產業定位，項目設計、空間特色、結構布局等需要，確定遺存面積占比。至于是否需要復原那些已經搬走或者賣掉的紡織機器，我認為需要根據項目設計特色而定。

《新西部》：國內許多老工業基地都面臨著轉型轉產的問題，以“大華-1935”為例，“續寫文化商業傳奇”的難點在哪里？

裴成榮：對于老工業基地轉型來說，一般面臨三大難題：一是轉型方向的選擇；二是轉型的“錢”，從哪里來？三是轉型后，“人”往哪里去？從目前“大華-1935”項目看，轉型的方向、轉型的資金都已經不是問題，關鍵是“人”往哪里去。由于紡織行業是一個勞動密集型產業，企業破產后，大量的紡織工人由于技能比較單一，知識水平較低，加上年齡偏大，就業渠道十分狹窄。尤其在西安，高校林立，大量的高校畢業生，對紡織工人（不僅僅是紡織女工）的就業環境形成了雙重擠壓。因此，擴大就業崗位，強化就業技術培訓，轉變就業觀念，是這些老工業基地轉型過程中面臨的最大突出問題。

《新西部》：具體到每一個企業，由于其產業結構、歷史背景、地理位置等不盡相同，大華廠的改造和轉型與紡織城的開發是否有些雷同，如何避免出現新的重復建設？

裴成榮：表面上看，大華廠與紡織城開發的項目好像有些類似，但實際完全不同?！按笕A-1935”是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的綜合商業配套項目，目的是為了完善大明宮區域的城市功能，以豐富城市內涵、提升城市品位、營造城市亮點、優化城市服務為目標，打造以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為背景的，融合時尚、美食、文化、休閑、娛樂、購物、旅游等城市綜合消費的跨界文化商業社區。是一個在規劃引導下、通過市場化運作的大型城市有機改造項目，猶如上海的新天地，既有項目的整體策劃，也包含了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內容。起點高，定位明確，思路清晰。

而紡織城目前依托一印老廠區形成的以油畫、雕塑、陶藝、攝影、行為藝術等為主形成的文化創意產業基地，猶如北京的798藝術區，是一個自發的藝術家行為的結果。缺乏戰略性規劃的引導，沒有基礎設施建設的配套，發展處于自由狀態。可喜的是，目前紡織城已經把它作為紡織城改造內容，納入了創意產業園區的規劃，未來還將與西安高新科技產業開發區、西安曲江新區文化產業集群通過聯動發展，形成以紡織科研、文化展示、旅游紡織品制作銷售等為特色，以博物館（紡織、服裝歷史、其他藝術品類）、紡織品、陶器等創作、生產及展示等重點項目為支撐的綜合性紡織文化創意園區。但由于缺乏前期規劃，城市功能的不完善，使得該文化區的發展面臨著“二次”改造的任務。

《新西部》：曾有傳言，說大華紗廠舊址有望進入第七批全國文物保護單位？有無這種可能？如何看待？

裴成榮：我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擁有極為豐富的文化遺產。文物是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蘊含著中華民族特有的精神價值、思維方式、想象力，體現著中華民族的生命力和創造力。在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背景下,保護和利用文物資源，挖掘和發現歷史文物的市場價值，對于繼承和發揚民族優秀文化傳統，提高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與國際影響力，把文化產業培育成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文物保護典型案例范文第4篇

關鍵詞：廣西民族地區；歷史街區建筑；建筑保護與規劃設計

研究內容：

第一，通過對國家級歷史文化名鎮--恭城瑤族自治縣恭城鎮付家街牌坊、祠堂宅院和民居建筑院落的測繪與付姓氏宗族文化信息匯總，梳理與總結桂北瑤族地區姓氏宗族文化與建筑梳理特征。

第二，結合對恭城瑤族自治縣恭城鎮付家街歷史街區建筑保護與規劃設計實踐，探索廣西民族地區歷史文化街區，立足于地域民族文化，適應現代生活文化要求，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的設計方案。

一、研究目標、研究內容和擬解決的關鍵問題

（一）研究目標

1.測繪與調研，歷史建筑和姓氏宗族文化歷史文化價值評估。

2.“修舊如舊”“修新如舊”“酒瓶裝新酒”的技術與管理措施，設計以增強歷史建筑舒適性，完善街區公共服務性等，優化歷史街區物理空間，活化歷史街區文化和經濟為目標的規劃設計方案，提升并升級街區整體風貌，促進地方文化旅游發展。

（二）研究內容

1.付家街牌坊、祠堂宅院和民居建筑院落，在建筑空間與建筑裝飾文化等方面價值評估；應重視當地歷史建筑保護和傳統文化藝術的傳承，這種傳統建筑藝術反映一個時代的歷史性，建筑價值，應保持有深度的評價梳理傳統歷史文脈。

付張氏貞節坊位于付家街西南面坊建于清乾隆元年（1736年）

2.付家街付姓氏宗族文化價值分析與研究。通過對國家級歷史文化名鎮--恭城瑤族自治縣恭城鎮付家街牌坊祠堂宅院和民居建筑院落的測繪與付姓氏宗族文化信息匯總，梳理與總結桂北瑤族地區姓氏宗族文化與建筑梳理特征來研究現在付家付姓氏宗族文化價值分析與研究方向。同時又能夠在原有基礎上價值分析與規劃研究上，并與時俱進地進行充分發揮付家街姓氏宗族本身所具有傳統文化藝術價值和歷史的古鎮特征。

（1）如付張氏牌坊：付張氏貞節坊位于恭城鎮的西南面，付家街內，坊建于清乾隆元年（1736年）。周氏牌坊：位于恭城縣西南面的付家街，距離張氏牌坊約100米，一東一西，坊建于清乾?。ü?738年）。付張氏牌坊、周氏牌坊是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如周渭祠始建于明成化十四年，占地面積1600平方米，建筑面積1040平方米，中軸線主要建筑有門樓、前殿及后殿，兩邊分別有東西廂房和耳房，周渭祠具有典型的嶺南建筑特點，又具地方民族特色。1981年公布為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9年定為廣西廉政廣西廉政教育基地。

（3）根據調查，付家街傳統街巷內散布了大量的歷史建筑，以清朝民居為主，還有少量明朝民居和民國時期的建筑，整體保存質量較好。其中，明清民居多為磚木結構，以青磚、原木、青瓦為建筑材料。多為硬山屋頂，出檐較短，檐下山墻稍微出挑，墻上浮雕裝飾多精美，浮塑灰批靈動，保存了典型的本地明清民居銅鼓樓或四合院的建筑格局，具有較高的藝術欣賞價值和歷史研究價值。民國時期的民居多受海外基督教的影響，門窗多呈拱形，浮雕裝飾具有明顯的歐式風格。

3.“修舊如舊”“修新如舊”“酒瓶裝新酒”等技術策略，在地區歷史街區建筑人文、外觀、構造和材料運用等以及-些傳統文化元素的建筑的設計、改造。方案設計上使外觀形態不變，調節空間和尺度，改變功能，實行建筑對立面保護、結構保護及局部保護的措施，由于傳統內部結構不適宜當代的生活需求，從而對內部進行裝修和重新分區，對具體的細部做一些必要改造，用于M足現代人的生活需求，讓原本古老的建筑重新獲得新的生命力。

4.基于地域民族文化傳承，適應現代生活文化要求，民族地區歷史街區開發利用規劃設計方案。結合對恭城瑤族自治縣恭城鎮付家街歷史街區建筑保護與規劃設計實踐，探索廣西民族地區歷史文化街區，立足于地域民族文化，適應現代生活文化要求，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的設計方案。適當規劃歷史街區景觀設計方案，比如廣場、停車場、公共衛生等；同時街上還應該隨處可見能夠體現景觀節點，供游人觀賞和體驗。適應現代生活文化要求重新規劃民族地區歷史文化街區功能設計。如地域民族文化特色民宿、當地地域文化特征的商品、當地特色小吃等特征，使得這種地域人文情懷給予游客更深印象。

（三）擬解決的關鍵問題

1.通過對國家級歷史文化名鎮――恭城瑤族自治縣恭城鎮付家街牌坊、祠堂宅院和民居建筑院落的測繪與付姓氏宗族文化信息匯總，梳理與總結桂北瑤族地區姓氏宗族文化與建筑梳理特征。發揮恭城瑤族自治縣恭城鎮付家街文化價值分析與研究的作用，豐富文化信息匯總知識，加強文化信息匯總，梳理與總結，從而更好的推動當地遵循原真性原則、整體性原則、可持續原則、協調性原則、藝術文化原則等來規劃研究。

2.結合對恭城瑤族自治縣恭城鎮付家街歷史街區建筑保護與規劃設計，探索廣西民族地區歷史文化街區，立足于地域民族文化，適應現代生活文化要求，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的設計方案。拓寬居民民族地區歷史文化與外界文化交流，加強建筑保護與規劃設計實踐，加快現代生活文化價值，實現現代化城鎮和鄉村的規劃設計建設目標。

二、改善措施

實施具體步驟如下：

（一）實地調研

為了進一步確定該項目的可實行性：我們對付家街區傳統建筑進行實地調查，對歷史街區基本現狀進行了照片采集，結合當地環境，進行分析、形成有用的材料。

（二）材料收集

利用村級組織單位的權威性，上下聯動，調研當地人民需求與想法對后期傳統建筑如何開展起到重要性；走家串戶的形式，讓街區居民了解傳統建筑藝術保護是反映一個時代的歷史性對當地文化建設的必要性；加強推廣力度，用成功的案例進行分析恭城縣的歷史街區傳統建筑未來發展前景狀況，應如何推動當地的旅游發展造福當地人們生活。

（三）方案設計

分析付家街區傳統建筑現狀，收集材料分析，提出合理建議和規劃方案，發展當地的特色人文景觀，從而更好的實現當地的旅游發展方向，打造一個具有獨特風格的景區。

三、結語

文物保護典型案例范文第5篇

什么是遺產?

在自然演進與人類文明發展的過程中，歷史的積淀會通過某種方式留存下來，這些留存無論表現為古跡、古建、遺址遺跡，還是地質地貌、生態景觀，無疑都是后人寶貴的財富。西方國家使用“遺產”的概念來表述這些連接歷史和當代的紐帶，一方面，遺產被用來描述人類行為所締造的某種物質實體；另一方面，也用來表述這些物質實體所沿襲和承載的特定意義、價值和理念。文化和自然遺產是人類認識自己過去、現在和未來的重要媒介。它具有高度稀缺性、不可再生性和脆弱性，自然力和人類活動容易破壞它。

我國并沒有使用“遺產”概念的傳統，而是習慣于用文物、風景名勝、地質遺跡、自然保護區、國家森林公園等概念表達對這些珍貴文化和自然資源的關注。遺產概念進入我國，是從1985年我國正式加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開始的。依據公約的規定，所謂“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主要包括世界文化遺產、世界自然遺產、世界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和世界文化景觀遺產，現在還有非物質形態遺產。然而這種語詞概念的差異也恰恰反映出，相關的資源保護工作常常只注重對資源客觀表現形式的維護或者維持，而忽略了對資源所承載和蘊含的內在文化精神價值的宣揚和傳承。

人們對遺產功能的認識是一個不斷全面和深入的過程。開始人們主要是從考古角度去關注它，注重其歷史和考古功能，后來，越來越重視其作為博物館的教育功能――教育人們認識人類和自然的過去、從而領悟現在和將來人類該怎么做。還有政治功能――展示代表本民族和國家歷史積極一面的遺產，遮蔽消極一面的遺產，可以使遺產在塑造民族和國家認同方面發揮重要的政治功能。此外，還有經濟功能。文化與自然遺產可以吸引大量游客，給當地人帶來就業的機會和旅游收入，并且刺激國內和國際投資，從而促進經濟發展。與此同時，如果有一定的制度安排，可以保證旅游業收入反過來為遺產保護工作提供必要的經費支持。

一方面要保護好現存的文化與自然遺產資源，另一方面又要盡可能地發揮遺產資源的重要社會功能。在這樣一種既相互矛盾又相互統一的目標要求下，世界遺產界逐漸達成了一個被各國普遍接受的共識，即遺產資源的管理應該遵循可持續開發的原則。

異乎尋常的“遺產情結”

中國是文化和自然遺產大國，但原來并不重視遺產問題，還多有損毀。以古城而聞名世界的北京，經過建國后幾十年的發展，已經發展為一個高樓大廈林立、城市道路、地鐵、輕軌等交通設施相對完善的現代化大都市，然而在人們心中曾經留下深刻記憶的，包括古城墻、古牌樓、古建筑和文明一時的老北京胡同文化幾乎消失殆盡。為了促進北京的現代化建設，珍貴的遺產資源已經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功利意識強化，發現遺產可以作為旅游資源帶動經濟發展，各地政府官員對遺產異乎尋常地重視起來。

自2000年世界遺產委員會(WHC)開始實施《凱恩斯決定》后，各遺產大國紛紛調整思路，重新考慮世界遺產保護工作與本國國內的遺產保護工作之間的關系，并將本國相關法律保護的目標放在重點保護本國遺產名錄上來，對于世界遺產的申報逐漸采取了淡然的態度。典型如美國，自1995年以來美國幾乎就沒有遺產資源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了。

與其他遺產大國的做法相反，我國申遺的熱情卻在2000年之后極度高漲，甚至有些國內的重要文化與自然遺產地為了申報世界遺產，不惜貸款申報，展開惡性競爭。同時國內理論界在研究文化與自然遺產保護問題時，絕大部分研究者都將關注的焦點放在如何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之上，而忽視了我國境內其他彌足珍貴，但卻未獲得世界遺產身份的文化與自然遺產資源。

其實隨著《凱恩斯決議》的實施，作為已經擁有全球第三位世界遺產數量的遺產大國，在未來，我國文化與自然遺產獲準得到世界遺產名號的希望越來越渺茫，申遺成本將越來越高。同時，因為WHC要求各成員只有在窮盡本國能力尚不能滿足保護需要時，才可以申請援助。作為擁有全球第三位外匯儲備的經濟大國，我國的世界遺產保護工作得到WHC低息貸款或者資金援助的可能性也幾乎為零。如果一味將本國遺產管理和保護工作重點全部放在申報世界遺產上，無疑會受到WHC所謂“世界范圍內”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判斷標準的影響，而忽視甚至無視那些對于我國具有重要國家意義的文化與自然遺產的保護工作。

在高漲的申遺熱情同時，地方政府和旅游部門則重視短期利用遺產的經濟價值，發展旅游業。

貓鼠游戲的背后

在遺產的保護和利用過程中出現了一種現象，就是遺產地居民與旅游公司、地方政府之間分歧嚴重，玩起了貓鼠游戲，這邊要保護，那邊就破壞。比如泰山，既是自然遺產又是文化遺產，城市綠化時領導喜歡栽大樹，農民發現這是發財的道路，就把泰山上的大樹給偷偷挖過來，賣給城市綠化部門。

為什么會這樣?因為現在的遺產管理機構和旅游公司在保護利用遺產時，當地居民卻無法從中獲益，甚至出現了要強行遷趕生活在遺產保護區居民的呼聲，而這恰恰有違于遺產保護的精神，也侵犯了遺產地居民的人權和產權。這些現象的背后實際上是遺產保護和利用的制度安排出了問題，責任和權利的配合出了問題，相關利益主體之間沒有形成共識。目前我國還沒有建立_種能有效處理利益相關者權利、責任和相關制度建設及執行的制度。

目前我國相關法律法規中，并沒有有關文化與自然遺產所有權歸屬的直接規定，但是從我國相關法律如《憲法》、《物權法》、《文物保護法》等對于文物和相關自然資源所有權的規定中，可以看出我國文化與自然遺產的所有權歸屬。根據這些法律規定，我國文化與自然遺產的所有權存在國家所有、集體所有和私人所有三種類型，其中國家所有是主要類型。從遺產的產權來看，中國和歐美國家總體狀況是一樣的，僅以我國已列人世界遺產名錄的文化與自然遺產為例，國家所有、集體所有和私人所有三種類型的產權安排都有所表現。例如，廣州開平碉樓，就有很多屬于私人所有；組成麗江古城和西遞宏村的許多私宅也屬于私人所有。同時在很多遺產地，包括承德避暑山莊景區、布達拉宮、峨眉山和樂山景區都包含有大量的宗教財產，而這些宗教財產則屬于宗教團體集體所有。

目前在我國能夠得到法律認可和保護的文化與自然遺產使用意義上的產權安排

格局，基本上來自于《文物保護法》和國務院頒布的《風景名勝區條例》的相關規定。雖然這兩部法律法規所針對的僅僅是有限的部分文化與自然遺產種類，然而因為這兩種遺產資源類型的代表性和統一立法的缺位，這兩部法律對相關產權與制度安排所做的規定，即基本代表了法律法規對于遺產資源使用與管理問題規定。

不難看出，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法律法規所規定的文化與自然遺產使用與管理模式，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包攬一切權力和權利義務的“政府包攬模式”。然而，無論在現代化博物館建設和景區建設所需的巨額資金投入方面，還是在交通、食宿、信息宣傳和游客組織等提供有效服務方面，我國原有的由國家財政撥款維系的特定事業或行政單位包攬遺產資源使用和管理各項產權的“政府包攬模式”，已經遠遠無法滿足推動遺產傳承、發揮遺產廣泛社會功能的新需要。

在現實壓力下，依據我國上述文化與自然遺產產權與制度安排，在遺產資源的保護、開發利用、規劃、建設等多個方面能夠合法的全權代表國家做出決策的具體遺產資源管理單位，在擁有審批權的上級主管部門和相應人民政府的默許下，紛紛開始尋求與旅游市場主體的合作，試圖通過這種方式從旅游市場吸納資金，以填補遺產資源開發資金的不足，并且借此實現遺產資源開發傳承與旅游市場發展的雙贏。于是，遺產資源管理機構選擇以成立有限責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形式，與旅游集團聯合實施遺產保護與開發。

這實際上是一種兩權分離的思路，應該說，在吸納市場資金解決遺產開發與保護經費，促進遺產資源社會功能得以實現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很多遺產開發項目也在不同程度上出現了一些有違于遺產資源可持續開發與保護的不良現象，給具有不可再生性的遺產資源帶來不同程度的威脅和侵害。比如國家的所有權落空和失控；遺產管理區或管理機構的管理很大程度上變成了以贏利為核心和首要目的的商業性旅游經營，其經營性舉措往往與遺產保護背道而馳；沒能處理好旅游公司、遺產管理機構和所在地居民的權利和責任關系。

對遺產的另類傷害

隨著世界遺產保護理念的發展變化，人們越來越認識到，遺產資源能否得到充分的傳承，一方面取決于遺產資源的深層文化和精神內涵是否通過科學的方式得以展示和表現，使得前來參觀的人們能夠很好地感悟和領會；另一方面也取決于愿意前來參觀的人們的數量和參觀人群在不同國家和同一國家不同地域和不同階層的人們之間是否得到廣泛的分布。

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山西平遙雙林寺，是我國罕有的傳統彩繪泥塑寶庫。值得注意的是，該寺最早是由當地居民自愿捐資修建的民間寺廟，而非由宗教組織、皇家或者官方修建，并且歷史上的幾乎所有維修費用均來自于當地居民的捐資。該寺廟一直是當地居民拜佛、求子、祈福等宗教文物活動的中心，長久以來當地居民逐漸形成維護和修繕該寺的習慣，歷史上當地財資富裕的大戶幾乎都會捐資修繕該寺，以表示對于家鄉父老的感謝和回報。在“”的浩劫中，正是當地人民急中生智，將寺廟一夜之間改建為國家糧庫，并以糧庫重地任何非工作人員不得靠近為由保護寺廟，才使得這個珍貴文化遺產得以幸存。因此，足見雙林寺與當地人民文化生活的緊密聯系和它在當地人民心中的重要地位。

然而，自該寺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以來，國家將其列為文物保護單位，將寺廟及其內部的各種建筑和雕塑作為國家級文物全面保護起來，并在原寺的基礎上成立了山西平遙雙林寺彩塑藝術館。雖然當地人仍然享有免費人寺的權利，但是寺廟內的幾乎所有宗教和文化活動被全面禁止。在筆者參觀該寺廟時，它已經成為沒有任何僧侶和宗教、民俗功能，完全由政府投資維修，由文物保護部門管理的博物館，而且據筆者了解除了極個別的民俗節日外，已經很少有當地人前往寺廟拜祭和捐款修繕了。

問題在于，要想有效保護寺內的珍貴彩塑，就必須盡量禁止人們在寺內進行頻繁的宗教和民俗活動，但是這樣做無疑在某種程度上割斷了該寺與當地人民之間原本十分緊密的文化聯系，某種程度上剝奪了當地人從宗教和民俗意義上使用該寺的歷史權利，然而如果照顧了當地當代人的歷史傳承權利，繼續允許頻繁的宗教和民俗活動在寺內進行，久而久之寺內的珍貴彩塑又必然會因為缺乏有效保護，而逐漸褪色、變形、甚至毀壞。因此，在這個案例當中，當代人的利益與后代人的利益，當地人利益與當地人以外全國人民，甚至全世界人民的利益是無法兼顧的，雖然權衡利弊之后大多數人都會贊同以保護為首要原則，但是當地的當代人的文化、民俗和宗教權利卻為此而遭到犧牲卻是不容忽視的事實。

在以上這些矛盾和沖突產生時，人們往往更多習慣性地維護“大局利益”，盲目地忽略、指責、甚至否定遺產地當地居民的利益訴求。然而，依照歷史規律，遠離人類活動中心的遺產資源往往最容易被維持和流傳下來，我國現在留存下來的大量珍貴遺產資源都分布于欠發展的西部落后地區，這些地區既沒有地理優勢，又沒有其他可供利用的資源優勢，加之經濟發展又受到交通、受教育水平、氣候等各方面條件的限制，因此往往將利用僅有的自然資源視作實現脫貧的“救命稻草”。雖然，從理性的大局角度看，他們的有些行為被各類專家指稱為“殺雞取卵”，但是當人們的現實境況糟糕到基本生存和發展面臨威脅時，他的本能決定了必然先選擇求生，然后才能顧及其他。

在許多風景名勝區，我們看到很多領導的別墅或者各級政府部門的培訓中心，還有軍隊在風景名勝區占據的非軍事用途的地方。除此之外，還有政府官員利用公權，隨便對遺產加以改造的問題。如何約束或者限制特權和公權對資源的侵害，是我國遺產保護和利用中的一大挑戰。